时间：2024-01-26 14:51:56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产权改革 经济学 经济体制改革
一、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也可以说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时必须遵守的适当规则。从直观上分析，产权主要用于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归属关系。其实呢，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无限制供给资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产权问题。
清晰化以及流动性是产权的两项重要的基本特征。产权清晰化包含了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产权中所涉及的主体的“人”格化。这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是被我国法律认可和承认的人格主体。这些主体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这一特征是不适合抽象的对象的；二是产权归属必须具有独一性。“一物一主准则”在市场经济中是维持我国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准。产权制度的第二项基本特征是流动性，产权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从而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最终达到与现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的。
二、产权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
1.产权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产权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之一。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分表现了产权的复杂性，因此产权经济学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产权不是单一的某项权利，而是一组围绕人们财产所结成的权利。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改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激励是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2.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以及界定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在法律的保护下和政府部门的适当激励下，才能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产权是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第一要义。
3.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产权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求以多样化的产权主体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载体即产权多样化。同时，这也是是产权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称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项重大发明。
三、如何应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以产权经济学为第一要义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总结我国早些年间实行计划经济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在现在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我们要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全民所有制在产权制度中是模糊飘渺的，更加无从谈起所谓的激励，这就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要将产权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勇于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深化企业经济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权激励机制，最终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产权多样化
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完全是抄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宽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备明晰的产权关系，无法形成利益驱动。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优良的动力机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企业采用了股份制，通过参股、集股、控股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从而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3.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层次困扰和较难突破的体制瓶颈。经济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作为支撑点和连接点的， 而产权则是经济活动的对象以及重要纽带。运用适当的制度来界定经济主体的具体责任和相关权益叫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实现我国经济有序而且高效的运行。目前有的产权归属关系还是很模糊，这一现状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资产情况，缺少具体人员对国有资产负责。想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重视产权制度改革。
4.将产权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
每个公民都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并使其不断增值，因此我们必须将产权的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企和个体商户应运而生，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这也是产权经济学制度改革的基本内涵。
结语：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魏杰,赵超俊.构建新的财产制度[J].国有资产管理,2004,(4).
三维目标是学科教学的基本目标，也是历史有效性教学首先要考虑的基本目标。笔者认为，一堂历史课有没有效，主要的依据还是看是否实现了三维目标，即课本的基础知识是否落实？学习方法是否掌握，学生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学生的情感认识是否得到了升华？下面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为例作具体的探讨。
一、基础的落实与知识的运用
基础知识的落实主要包括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和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以下基础知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成就。为了落实基础知识，我作了以下尝试：
1．课前质疑。学生在一堂课上不可能时时刻刻集中精力，特别是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历史课本他们都能看懂，上课就容易开小差。课前指导学生预习，质疑课本，提出问题。在课堂上，当老师讲到学生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就会集中精力，从而提高学生听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课文中涉及了经济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教师可以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经济体制的含义发现农村和城市原有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解决农村和的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理解。
3．对基础知识的归纳整理。课后让学生填提纲，形成完善的知识系统。提纲的结构分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因、改革开放之策、改革开放之果和改革开放之续。通过对提纲的填写，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还有利于形成本课的知识体系。
4．对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通过实战会考和高考的相关试题，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有效检测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与能力的提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力争让学生掌握以下学习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会实践的方法和能力。为了加深学生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在讲课前，我把研究对象定格在广西玉林市，分别选取玉林新农村试点村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让附近学生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展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掌握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2．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在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时，我把学生调查到的有关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整理成三则材料，让学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用医生的诊断方法，分别为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写一份诊断书。
3．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考虑到学生对医生的诊断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让学生“会诊”，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三、认识的提高与情感的升华
简单地说，要完成情感认识的升华与知识传授相结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首先，以知识激起情感，形成学生的外部情感体验。其次，以学生情感体验为基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做出价值的判断，形成相应的价值倾向，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在情感上确信其价值的存在。最后通过情感和知识相互交融来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力争通过课堂教学，有效提高和升华学生以下的情感认识：
1．物质提高的享受。课前通过“结婚三大件”的变迁让学生充分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享受。
2．政治民主的享受。通过对农村和原因及结果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旧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背景做出的。当国际金融危机黑云压城时，中国经济在“看得见的手”的有力托举下，率先回升，且逆势攀升，四年间人均GDP翻了一番。当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些人过分夸大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意无意淡化市场化取向，忽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所谓“中国模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很多人质疑的。因此，放宽宏观经济目标的波动区间，更多地借助市场机制来提高经济体的自我调节和自主发展能力，以此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便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抉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几个大的问题要弄明白。⒈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经济活动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来进行，而公共物品、社会管理及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应该由政府来管。具体来说，则由公益性国企来承担。⒉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起辅作用。政府应该偏重于宏观管理、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诚信的建立，市场则在制度下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国企要与民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⒊政府该退出的领域应该坚决退出，该让出的领域也要坚决让出，不要与民争利，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把无限政府转变成有限政府。同样地，国企要向关键行业与核心领域集中，有些领域应该坚决退出。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先包括处理好国企与市场的关系的内容。未来的一种格局，政府的行为应该是倾向于中性的，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什么是好？便是并不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这个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的行为也严格地遵循市场规则。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实质是正确对待各种所有制的关系。就是十七大报告中讲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这个基础上，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加强监管，探寻加强监管的新形势、新手段、新机制。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社会产品再生产循环必须经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配与交换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分配形成了物质生产部门人员的收入，包括货币性收入和实物性收入，在交换领域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使得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人员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形式存在，居民获得收入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生产要素再生产出来的条件；资本家获得利润是进行投资再生产的动力；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是保证土地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利息是获得社会再生产资金的代价等等。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收入是分配与交换的重要载体，分配与交换是消费的前提，所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我国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居民主要通过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以工资形式获得货币性收入和再次分配以配给形式获得实物性收入，私人的交换形式并不发达，货币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起来，货币性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逐渐增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环节，即市场流通环节得到发展。此时，居民获得消费品的途径更多是通过价值形式的收入的支出，而居民的收入也由以货币和实物共同存在的两种形式转化为以货币为主的形式。货币性收入水平理当其冲地决定着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物性收入和货币性收入共同决定消费水平与结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性收入主要决定着消费水平与结构。
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刻画较为系统，主要都基于“消费是关于收入的函数”这个数量关系假定，即C =F (Y)，来构建消费函数的，只是其前提假定条件不尽相同。这里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但是，其所界定的现期收入、持久收入、相对收入等概念对于阐释的消费需求状况还是有一定解释力的。
二、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的实证
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定”，其中心思想是消费倾向递减，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净收入，即“绝对收入”。据此，建立模型：
C=a+bY ---------------------------------(1)
其中，C为现期消费，a为自发性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现期收入。
为了消除C与Y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回归的，对（1）式作双对数变换，来消除C对Y的非线性相关对回归的影响，有：
lnC=a+ blnY---------------------------(2)
该模型存在的是：尽管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是从长时期的统计资料来看，消费倾向不一定是下降的（库茨涅茨在1946年其所著的《1869年以来的国民产值》中，根据1869-1938年美国的收入消费资料证明：从长期看，美国人的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当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在0.84-0.89之间），这与凯恩斯的理论假设主张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和人均纯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来验证和分析中国消费需求受现期收入的影响度是怎样的。
我们根据（2）式，作回归分析结果为：
表1：城乡居民消费对现期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地区 年份 a bS.ED.W R2
城 镇 1988-1995 0.452
0.919
0.995
0.03105
0.953 (2.311)
(35.942)
1996-2003 0.569
0.908
0.998
0.008648
3.183
(3.923)
(54.675)
农 村 1988-1995 0.250
0.939
0.998
0.01644
2.543
(2.167)
(54.729)
1996-2003 1.768
0.734
0.809
0.03423
0.826
(1.727)
(5.531)
总体上，可以看出城乡消费的收入弹性都很高，现期收入对消费的解释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在1996年之后城乡消费的收入弹性均有所下降，农村大于城镇。1988-1995年城镇为0.919，农村为0.939，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现期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919%，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939%。1996-2003年，城乡居民现期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908%，下降0.0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734%，下降0.20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对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说明，自从1996年以来，城乡居民的现期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力在下降，即除了现期收入以外的其他经济变量（如制度变迁等）的解释力在上升。因此，影响目前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现期收入以及正在提高影响力的其他经济变量。
三、基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的实证分析
这是对绝对收入假定的一种修正和补充。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现期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收入与消费的影响，即所谓消费的“示范性”；还有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所谓消费的“不可逆性”。基于消费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尽管收入降低，人们也会动用储蓄(包括银行储蓄、证券投资等在内的广义储蓄)来尽量维持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相对收入等于消费者现期收入与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消费者过去的最高收入水平（除去价格因素）的比率。只要相对收入不变，那么现期储蓄与现期收入之比值也就不变，即不必减少储蓄来维持消费或增加储蓄来减少消费。根据这一假定，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函数式：
S/Y=a+bY/Y’ --------------------------------(3)
其中，S为现期储蓄，Y为现期收入；a0为相对收入的弹性系数；Y/Y’为相对收入；Y’为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用人口和价格指数等修正过的、消费者先前曾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3)式是储蓄函数形式，与其相对应的消费函数形式为：
C/Y=(1-a)-bY /Y’---------------------------------(4)
这里，b既定时，相对收入Y /Y’越大，平均消费倾向C/Y 则越小。作为反映相对收入Y /Y’的弹性系数b越大，则说明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越大。
该理论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收入中能够检验的含义相当少，进而难以明确消费预算的含义以及如何以最优的方式实现消费预期。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同收入组的数据来确定Y /Y’，即个别消费群体收入与全体消费者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来验证基于消费的“示范性”假定的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因为从（4）式来看，就某一年而言，当b既定时，Y越大（趋向于高收入组），Y/Y’越大，则C/Y越小，这符合中国以收入的不同阶层为角度的统计事实，即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平均消费倾向越小。
我们的估算是：Ci，t/Yi，t=(1-a)-bYi，t/Y’t，（t [1，19]，i [1，7]）其中Ci，t为第t期i收入阶层的人均消费性支出；Yi，t为第t期i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Y’t为第t期各阶层的平均可支配收入；t [1，19]为从1985年至2003年；i [1，7]为从最低收入阶层至最高收入阶层顺次。依据（4）式的相关回归结果为表2 所示：
表2：城镇居民消费对相对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年份 1-a
-b
R2
S.E
D.W 年份 1-a
-b
R2
S.E
D.W
1985 1.090
-0.112 0.959 0.0085 1.367
(109.385) (-11.862) 1995 1.120 -0.189 0.918 0.02643 1.148
(44.921) (-8.280)
1986 1.108
-0.130 0.868 0.01484 0.98
(52.022) ( -6.352) 1996 1.130 -0.209 0.926 0.02783 1.193
(42.998) (-8.694)
1987 1.087
-0.114 0.924
0.01226 2.074
(77.305) (-8.622) 1997 0.995 -0.162 0.918 0.02381 0.952
(46.082) (-8.253)
1988 1.091 -0.0979 0.923 0.01106 1.76
(89.648) (-8.564) 1998 0.996 -0.171 0.895 0.02971 0.802
(38.001) (-7.230)
1989 1.122
-0.150 0.960 0.01256 1.089
(83.754) (-12.012) 1999 0.987 -0.170 0.884 0.3223 0.784
(35.615) (-6.839)
1900 1.098
-0.161 0.976 0.0101 1.148
(99.781) (-15.565) 2000 0.978 -0.155 0.905 0.02759 0.813
(42.674) (-7.606)
1991 1.130
-0.176 0.947 0.01574 1.041
(62.977) (-10.412) 2001 0.982 -0.175 0.921 0.02959 0.886
(41.540) (-8.415)
1992 1.140 -0.207 0.914 0.02627 1.252
(41.530) (-8.068) 2002 0.956 -0.130 0.810 0.04306 0.963
(31.950) (-5.162)
1993 1.124
-0.198 0.931 0.02492 0.935
(47.121) (-9.051) 2003 0.950 -0.135 0.807 0.04699 0.927
(29.874) (-5.114)
1994 1.131 -0.207 0.933 0.02687 0.968
(45.79) (-9.185) --- -------------------
从表2可以看出，代入的数据基本上有着较好的回归结果：相关系数R2基本近似于1，T检验值和D.W检验值证明回归结果成立。作为反映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弹性系数b，在1997年以前基本呈现上升态势，说明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在加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增强；1997年至今较20世纪90年代相比，b值有所下降，说明消费的“示范效应”减弱，人们的消费受其他人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度在下降，居民消费受其它因素影响的力度在加大。
四、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的实证分析
该理论依然是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的补充和修正。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可预料到的、长久的、稳定的收入，即一生中可得到的收入的平均值，如工薪、房租、利息等收入）和暂时收入（非连续性、带有偶然性的收入），相应的消费也分为持久消费（有经常性质的消费支出）和暂时消费（非经常性质的消费），其核心观点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消费者的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是固定的比例关系，即Cp，t=k Yp，t其中Cp，t为持久消费；Yp，t为持久收入；k为系数，受利息率、消费偏好、财产等因素决定。据此，建立的消费函数为：
C=a+b Yp，t+ cYt，t -------------------- （5）
对（5）式作双对数变换，来消除C对Y的非线性相关对回归的影响，有：
lnC=a+ blnYp，t+ clnYt，t------------------------(6)
其中，C为消费（包括持久消费和暂时消费）；a 为常数项；b为持久收入的弹性系数；c为暂时收入的弹性系数；Yt，t为暂时收入。
该理论与前面理论不同的是：它用人们的长期收入来分析人们现期消费支出的变化。由此，产生了该理论的缺陷是：过于强调消费决策受长期收入影响，忽略了对消费支出周期性变化原因的分析。
根据这一假定，我们对中国居民的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进行估算，来检验它们对消费的影响度，以期验证：中国的居民消费是否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如果是的话，居民的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受持久收入的影响？
目前的统计资料中，找不到直接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相对应的实际统计数字。而一般的估算方法为弗里德曼的三阶移动平均值方法[1]，其公式为：
Yp，t=(Yt+Yt-1+Yt-2)/3 -----------------（7）
Yt，t=Yt –Yp，t --------------------------（8）
其中，Yp，t为t期的持久收入，Yt，t 为t期的暂时收入；Yt为t期收入，Yt-1为t-1期收入，Yt-2为t-2期收入，它们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得到的数据，分别为城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下面，我们就运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作估算，如表3所示：
表3：中国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估算
单位：元
年份 城镇估算值 农村估算值 年份 城镇估算值 农村估算值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1980 408.7 68.9 161.7 29.6 1992 1 745.8 280.8 726.3 57.7
1981 461.0 39.4 191.6 31.8 1993 2 101.5 475.9 804.7 116.9
1982 504.4 30.9 228.3 41.8 1994 2 700.1 796.1 975.5 245.5
1983 533.4 31.2 267.8 42.0 1995 3 452.2 830.8 1 240.1 337.6
1984 584.0 68.1 311.7 43.6 1996 4 206.0 632.9 1 574.9 351.2
1985 651.9 87.2 354.2 43.4 1997 4 760.7 399.6 1 864.6 225.5
1986 764.0 136.9 392.2 31.6 1998 5 141.6 283.5 2 059.4 102.6
1987 880.7 121.4 428.0 34.6 1999 5 479.8 374.2 2 154.1 56.2
1988 1 027.7 152.5 477.1 67.8 2000 5 853.0 427.0 2 208.6 44.8
1989 1 185.4 188.5 536.3 65.2 2001 6 331.2 528.4 2 276.7 89.7
1990 1 354.8 155.4 610.9 75.4 2002 6 947.5 755.3 2 365.1 110.5
1991 1 528.2 172.4 665.5 43.1 2003 7 678.2 794.0 2 488.1 134.1
利用（6）式，我们同样以1996年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为界，分别就城乡的消费需求对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作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城乡居民消费对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地区 年份 a
b
c
R2
S.E
D.W
城
镇 1985-1995
1996-2003
0.779
0.780
0.151
0.997
0.02765
1.783
(3.724)
(14.367)
(4.028)
0.973
0.810
0.08488
0.998
0.008882
3.497
(6.594)
(41.124)
(7.876)
农
村 1985-1995
1996-2003
-0.109
0.955
0.08256
0.995
0.03138
1.148
(-0.444) (17.877)
(3.037)
1.833
0.677
0.088
0.851
0.03022
1.741
(2.084)
(6.447)
(3.8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城乡消费持久收入弹性都大于暂时收入弹性，而且差距很大，这说明城乡居民的消费主要是由持久收入所决定的。从城镇看，1985-1995年期间居民持久收入每变化1%，消费变化0.78%，而1996-2003年期间的消费变化则提高到0.81%，说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受持久收入的影响增大，其相对于现期收入而言影响消费的能力在提高，这同前面关于绝对收入假定的分析结论（城镇现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在下降）是相对应的。从农村看，1996-2003年的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比1985-1996年期间有所下降，幅度为0.278个百分点；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有所提高，为0.00544个百分点；与城镇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持久收入在总收入中相对下降（表现为粮食价格的偏低），因此，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对农民现期消费的贡献度大幅下降；而农村居民因从事非农劳动而获得的暂时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相对上升，其对农民现期消费的贡献度则相应地略微提高。 另一方面，结合关于绝对收入假定的分析结果（1996年之后农村消费受现期收入影响的下降幅度度远远大于城镇），可以发现：在1996年之后，农村居民的现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度都在下降；而城镇在1996年之后，现期消费收入对消费的贡献下降，但是持久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增强，因此，可以断定：城镇居民因受体制改革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在延迟消费，而农村居民则表现为消费能力的不足。五、基于生命周期假定的实证
该是由莫迪利安尼、布伦伯格和安杜等人提出的，有时也被称为持久财产假定。该理论同持久收入假定一样都考虑到了消费受跨时预算约束的，不同的是：生命周期假定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他只是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其一生的消费，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费，它拉长了跨时预算约束的时间跨度，是终生跨时预算约束。消费者一生中各期消费支出流量的现值要等于一生中各期期望收入流量的现值，这种行为可称作“前瞻行为”。因此，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上一期的资产存量（包括储蓄、证券、固定资产投资、耐用消费品等）有关。据此，用线性模型来描述这一假定的消费函数为：
Ct= at + bt Yt+ ct-1 At-1 -----------------------------------（9）
其中，Ct为第t期消费；Yt为第t期的收入；At-1为第t-1期消费者所拥有的资产；at为第t期自发性消费；bt为第t期的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ct-1为第t-1期的资产对消费的弹性系数。
因为有关统计资料不很完全，现在还难以说出居民资产的准确数量，但是作出接近的估计还是可能的。这里，我们尝试通过国内学者估算的居民资产数量值，利用（9）式做消费对现期收入和滞后一期的居民资产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消费对现期收入和滞后一期的居民资产的回归分析结果
年份 a
b
c
R2
S.E
D.W
1980-1991
1992-2002
178.17
0.933
-0.0763
1.000
3.7558
2.530
(5.915)
(40.344) (-7.488)
2369.017 0.874
-0.127
0.977
1615.1567
1.473
(0.672) (3.692)
(-3.001)
回归结果显示：现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依然很大；上期居民资产存量对本期消费的影响不大，为负（c
六、结束语
以上结合主流学理论的实证分析定量地讨论了中国由收入因素所决定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收入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房改、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保障制度改革等）的解释力正在增强，其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体制变化导致的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破”的速度大于新的经济体制“立”的速度，原有的制度均衡形成的稳定预期被打破，新的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居民的预期尚未达到新制度的均衡点，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需求影响的负面作用较大。如图1所示：
SF
SF2
SF1
D
E1
Sf1
E0
A
B
Sf0
E
E2
Sf2
C1 C0
C0’
C2
C预期
图1：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机制
横坐标C预期代表居民个人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未来预期消费；纵坐标SF代表居民个人对从既定经济体制中获得的收益的期望值；SF1线代表传统的经济体制，对于不同居民而言，随着对从传统经济体制中获得收益的期望值越高，未来预期消费则越小，即本期消费越大。在传统的经济体制SF1下，居民个人获得收益的期望值为B点所决定的Sf0线，其与SF1相交的制度均衡点E0决定了预期的消费为C0，由于传统经济体制给居民带来收益预期的确定性与稳定性，C0也是稳定的，波动不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经济体制被打破，SF1开始向SF2移动，在新经济体制的体系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或者居民个人还没有适应新的经济体制之前，原来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收益期望值Sf0与新经济体制SF2相交于A点决定了居民未来预期消费为C0’，线段 C0 C0’代表居民未来预期消费增加值，因此，居民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减少本期消费增加储蓄。
一、经济体制改革
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我阅读了《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这本书后的想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⑴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⑵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⑶以计划分配资源、重要部门的国有制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传统模式的这三个主要内容具有形成上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关系。
解放后，我们曾面临着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贸易的条件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出发，我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的经济，不利于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重工业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抑制市场的作用，人为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因而，当时便形成了以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工资和消费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进一步还需要解决将稀缺但相对价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中的部门，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体制，与此相应产生的则是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化，以便将经济剩余集中到工业部门。
这种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信号的政策环境，不利于我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形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企业经营不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整个经济的低效率。
感想：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政策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课本上，只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一直很困惑。而在读了以上段落后，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对于过去我国实行经济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使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体制有其诸多的弊端，如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严重等等，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国的经济政策还与当时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有关。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其它工业发展的战略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我国只有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以实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并且还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使得我国不得不选择走这条所谓的“捷径”，而并没有真正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优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们从一开始走的“捷径”变成了一条“弯路”。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没有他国的经验可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证明是成功的。
首先，对于矫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个调整成本。经济改革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续性，有赖于它能够带来即时的收益和支付尽可能少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最佳的轨迹应该是使增长直线上升而避免一个J字型的增长。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维持改革过程中稳定与速度两种要求的平衡。
⑵试验推广。我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展的，而是每项改革措施都从较小范围的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其实行范围。所以，这种方式也意味着我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无论是对于自上而下自发式的改革措施，还是对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这种试验推广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过程，后者如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创建经济特区等。
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优点是:①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风险；②这种试验性的自发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③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了一个过程。
⑶非激进式改革。实行非激进式改革，首先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衔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激进式改革必然强烈地损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会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不实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状况。
感想：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虽然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价格扭曲会仍然存在，因而导致效率损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革方式却是成本最小的，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这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因为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损失，不会引起他们的抵制。相比之下，激进式改革一夜之间将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推倒，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价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纠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复，但是这种改革的成本却是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收到损失，引起他们的抵制，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
二、关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不会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进，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就会引起利益受损人的抵制，阻碍改革的进行。关于对改革阻力的认识，我主要是通过阅读樊纲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对阻力有以下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社会成员分成明显的利益集团：能够在改革中受益从而拥护改革的集团；因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从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无所谓的中间势力。这时，对改革的阻力表现为明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第二，社会上每个人都认为旧经济体制应该改革，每个人都称自己为改革派，但每个利益集团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个人都想把体制改得对自己更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个人的不同含义，结果是大家争论不休，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或发生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责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都同时构成对有效的改革的一种阻力。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对于相对阻力来说，如果受损利益集团的势力越强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而对于绝对阻力，只能用经济的发展，让人们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定会给他们带来足以弥补眼前损失的好处，消除人们心中恐惧时，人们才会相信改革，才会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对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与无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无法通过物质补偿而消除的精神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触；⑵无法彻底消除的相对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制；⑶与改革“阵痛”有关联的阻力。
除以上情况的阻力都属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对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过补偿或者赎买的方式来消除。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补偿、该补偿多少才能消除阻力，这是一个难操作的问题，因为如何衡量补偿的量是个难题。再者政府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去补偿呢？当然如果能够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会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可称之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当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够弥补改革受损者的损失，并有剩余时，这样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对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教育、劝说的方式来降低。
三、后记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财务行为 产权制度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财务行为的合理化
[关键词]经济特区；GDP含金量；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简介]周光伟（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经济、发展经济学；陈宏国（1985-），男，广东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区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一定关注。周光伟，韩彪（2012，2013）认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GDP数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唯GDP论下，从GDP含金量视角思考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区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视角创新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GDP之“金”的内涵
周光伟和韩彪（2013）认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数λ*=GDP*/GDP 。假设深圳GDP含金量系数λ*1=GDP*1/GDP1 ，全国GDP含金量系数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与全国整体相比，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率先作为。具体概述如下：
（一）率先发展市场经济
深圳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市场形成开放式的竞争格局，政府、企业、社会总体而言富有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姚小雄，2000；乐正，2010）。
（二）率先发展开放经济
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 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运用国外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乐正，2010）。
（三）率先改革发展路径
深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2010）。具体表现为：1.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经济、环境并重发展（袁易明，2004）。2.率先发展自主创新体系，已成功转型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体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体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进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农，2000；陈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市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开展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加强行政电子监察，全面试行政府绩效管理（许勤，2011）。
三、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结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质量合格之“金”
1.深圳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分产品种类、小样本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深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社会舆情看，深圳由于路桥等基础设施未到使用年限而发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矿难、食品质量不合格等事件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质量”概念，将质量安全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2.市场经济体系要求顺利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理性经济人对于产出质量（包括产出环境质量水平）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在交换的环节达到理性经济人的产出质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换。
3.产出质量技术保障能力更强。201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勤，2010）。深圳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质量技术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换顺利之“金”
1.在产品销售率指标方面，深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2.交换顺利在狭义上指全部产出实现了交换，广义上还可包括交易成本最优化标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是社会为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种代价（高培勇等，2003）。每单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说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当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时，平均每次/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的投入，从而减少了服务于货物通关而产生的相关生产投入。这样，相应的GDP统计也会减少，同时社会有效产出并没有减少。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积极效应是降低了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总体判断交易成本状况，深圳单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见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价格体现市场价值之“金”
深圳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导致价格更能体现市场价值。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发展开放经济过程中，深圳需要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加强经济联系，不得不适应其市场经济规则，同时也要在适应中逐步优化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际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值偏低。经过初步计算，深圳单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根据“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数”指标，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国（见表3）。
2.深圳基尼系数偏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市场性报酬机制，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多年超出国际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薛进军等，2008）。可见，深圳基尼系数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总体大于全国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国收入之“金”
1.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指标看，深圳以较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见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实际使用之“金”
虽然没有关于生产能力闲置、生活浪费等统计数据的直接证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断：1.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浪费所购买的商品，必然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害，于是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会更大限度地减少浪费。2.在外向型经济相对更加发达的条件下，相当部分消费者来自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减少浪费。3.产品科技水平更高，产出效用也会更高，因而产品耗用不仅带来更大使用价值满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总之，深圳实际使用状况应该优于全国，浪费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响之“金”
1.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产品都能在市场内自由流动，深圳与全国环保投资的效益应该基本一致，于是环保投资决定了环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几年，深圳占GDP1.8%的环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发达国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几年，环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深圳万元GDP能耗水平也明显比全国偏低（见表6-7）。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比如，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基于产权清晰前提的，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清晰将促使环境保护的开展。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
3.窗口效应等正面社会效应更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其窗口效应比全国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国内其他地区视野更加开阔，更具有创新思想，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非经济福利，这是对经济福利的补充和丰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与全国相比，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质量合格、交换顺利、价格体现市场价值、实际使用和正常外部影响视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负面的，即降低人际公平和本国收入视角的GDP含金量。从总体看，深圳之“特”影响下的深圳GDP含金量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特区道路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当然，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每一个视角下GDP含金量影响的证明也需要扩大数据支撑和深化逻辑分析，还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所有经济特区，以验证各经济特区的差异，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奠。
[参考文献]
[1]周光伟，韩彪.我国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义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学学报，2013（5）.
[2]乐正.一个时代与一座城市——深圳三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南方论丛，2010（3）：1-20.
[3]姚小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过程[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9）：29-34.
[4]袁易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以深圳的发展为例[J].深圳大学学报，2004（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