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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索罗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及资本积累与技术外生化的局限性，强调指出：宏观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同时，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回答了各国间为什么贫富不一、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存在差异，重新论及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以及重新阐释了转型经济的增长奇迹。本文通过论述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因，重点解释两个主要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然后，结合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增长现状，在此基础之上，论证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启示。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因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掀起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两个现实问题。第一，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下，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可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方面存在着缺陷。第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而根据以往统计资料显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面对这一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此时，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至此，“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勃然兴起。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概述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断地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思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思路［线性技术内生的增长思路［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思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内生增长思路。其中，前两种经济增长研究思路尤为重要，对我国经济增长无论在理论指导方面还是现实经济实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因此，接下来，笔者将着重介绍Romer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及Lueas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罗默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模型建立的思路是通过引入期望从发明中获利的研究人员从事的研究工作，将技术进步作用完全内生化。罗默把知识即新思想（或者创意）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当中，由于新思想与其他的普通商品截然不同，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得新思想所带来的收益是规模递增的。
罗默模型的总生产函数为 Y =Ka(ALY)1-a ，它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以及新思想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给定技术水平A，上式方程的生产函数中K和L的规模报酬不变。然而，如果新思想A也被视为生产的投入要素时，就存在了报酬递增。所以，新思想能提高经济产出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 转贴于 同时，罗默也指出了，既然新思想能够带来收益，也能够作为商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传播和转移。因此，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2.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同时，他强调了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人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 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意味着，每一个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成比例的。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收益。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或比较，对各国经济增长都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力资源极为丰富，但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以及自主研发知识发展不足［政府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鼓励创新方面政策不到位。因此，面对这种现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无疑是深刻和鲜明的。
首先，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加大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提高新知识积累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合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拓宽教育渠道，加强教育投资力度。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这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使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励海外华侨捐资办教育［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办教育［强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提高各单位教育投入。
最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行知识的传递与交换。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
总之，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薛进军.“新增长理论”述评1经济研究，2003(2)
［2］ 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关键词] 金融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内生增长
一、前言
近几个月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开始波及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这使得学术界不得不再次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知识)积累过程引入典型的增长模型，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问题，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技术进步不再受经济系统之外变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偏好、资本投资、R&D和教育等经济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因此，金融发展可通过动员更多储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资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增进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理解，本文将沿着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思路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及二者因果关系作初步的理论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
关于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创新的最早论述，首见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论证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的实现，而创新的实质则是生产要素的组合。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是来源于银行所吸收的储蓄、真实票据的贴现和抵押，而是来源于银行的信用创造，正是这种信用创造的能力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论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和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他们在吸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形成机制的解释是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做了规范性的解释。
在金融内生增长理论中，关于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方面。希克斯（Hicks)在关于金融市场效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历史性论述中指出，产业革命的发生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技术，而是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实施的投资，而这种投资需要恰当的金融安排才能实现，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连续的、长期的资金注入。因此希克斯提出了“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有必要发生金融革命”的论断，他认为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融市场有了快速发展，为技术的广泛运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史密斯（Smith)指出，当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时，一个经济只能选择那些发展期较短的技术。而只有交易市场的活动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场才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发展期较长的技术，这些技术也暗含着高投入和高产出，当这种技术的产出效果足够大时，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效率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择，从而对一国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界针对流动性风险建立金融市场出现的模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金融安排、流动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动性模型中，对高回报项目投资的流动性风险创造了对流动性、低回报项目投资的激励。随着证券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会激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非流动性、高回报项目上，如果非流动性项目有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证券市场较强的流动性就会诱发稳定的技术创新。
三、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模型
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在生产中的累积资本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沿着罗默的思路，卢卡斯进一步引进人力资本要素，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程度，但却忽视了累积资本中所体现的知识水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中的累积资本(机器设备等)体现了有形资本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的高低来源于研究开发部门所生产的新设计、新发明等；另一方面，从事教育、研究开发及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如劳动者的素质及技能等)体现了劳动者从事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水平，这种技术水平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建设。技术进步本质上就是知识资本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它包含了使劳动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使机器设备技术含量增加的R&D资本，这两个部分共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设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水平，并假定知识资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识资本水平的高低、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国家在教育、科研活动上的投入力度，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投入程度，以及个人从事在职培训、干中学的投入程度)以及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因而有
R&(t)
其中，是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是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生产效率。
在经济增长模型的数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前提下对效用函数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这里，定义跨时期消费的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用函数如下：
效用函数，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即使得全体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
其中，p为时间贴现率，表示人们对于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 α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的负值(α>0)。同时，将实物生产部门的产出分为消费C与储蓄S，即：Y＝C+S，c为边际消费倾向，且不妨假定劳动力总数即为人口总数。
因而，经济增长的最优增长路径可以由下述动态优化问题给出：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四、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中，创新投资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金融发展对通过储蓄积聚、储蓄向投资（包括创新投资）有效转化以及生产效率提高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不同的派别思路各异，但所关注的问题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增长之间的联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以及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监督和资金向有效投资者的转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产出一资本比σ为常数，这里假定资本折旧率为0，并将净投资I定义为资本存量的变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强调了储蓄率s及资本的产出效率σ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产出一资本比为常数的假定意味着资本的边际产出是常数，与经济现实不太相符，另外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忽略了金融部门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放松这些条件后,假定储蓄能够转向为投资的比例是,则
其中，是生产率；是储蓄转化为投资（创新投资）的比率；st为储蓄率。金融部门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由于R&D活动风险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的投资者不愿意从事R&D投资，而这就为金融系统的出现提供了激励。金融系统不仅可通过对R&D项目事前的评估和事中、事后的监督，避免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和创新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 提高了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资于大量R&D项目，分散了投资风险，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具体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创新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储蓄向创新投资的转化比率，而金融市场运行的成本将影响储蓄一投资转化比率，金融资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损失。金融市场的信息功能及项目筛选功能使得经济主体能很好地选择高收益投资项目，使资金投向回报率较高的项目上，从而提高了投资的生产效率，同时金融市场使得消费者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化解了流动性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储蓄率也将发生变化。可见，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以上三个参数，从而影响创新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假定其效率表现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这一转化比率的提高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门的劳动力比例μ2，以下为储蓄一投资转化方程及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方程：
从而可以把上一部分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扩展如下：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此动态优化问题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生机制。金融发展通过发挥风险管理功能，促使储蓄增加以及储蓄向技术创新投资的有效转化，从而有利于创新投资的增加。而随着创新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更新与技术的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出水平的增长。产出增长导致储蓄的进一步增加，并通过金融发展促使创新投资进一步增加，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
五、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即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被经济增长所推动。金融部门通过发挥动员储蓄资金、缓解信息不对称、分散投资风险、监控企业行为和消除流动性风险等方式，鼓励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因果关系将导致以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为特征的高度均衡与以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为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以下领域继续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经济;全球化;理论
一、法律制度设计理论综述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es， A.， and R.D. Tella （1999）. Rent，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55 194
关键词：政治制度 经济增长 理论 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84-01
当前，以 Daron Acemorglu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优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政治制度决定论已经摆脱了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正逐步朝着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以及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等规范模式发展。由于新颖和独特的研究思路，政治制度决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学术界广为流传。
一、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1.制度安排决定经济增长能力
1.1制度的两种作用。一般认为，制度会产生两种利益：首先，制度会增进长期增长。其次，制度还能使经济在面对外来冲击时进行调节，从而让经济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1.2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系统性关系。制度可能是决定经济绩效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
2.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方式
政治制度决定论以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来说，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缓解经济增长中的羁绊并增进福利。然而，在一个政治体制和产权制度存在先天不足，以至于资源的发现过程被大量耗费在无效率的活动上时，情况却有可能出现逆转。经济主体只有通过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来刺激社会投资和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发展。
3.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
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政治科斯定理的实现，其中，利益集团就影响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并决定经济增长。
3.1承诺问题。在大量的政治经济交易中，国家往往是合同方之一，这导致了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社会团体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很难有效执行。由此，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固有的承诺问题，阻碍了潜在的经济绩效的实现。
3.2社会冲突问题。控制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往往因获取自身的利益而选择错误的政策与制度。在能力弱小的国家，追求自利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因为未来预期收益的有限而游说国家甚至直接做出公共物品不足投资的决策，不会对提高经济产出能力而进行必要的投资。在能力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不倾向于设计权力分立制衡的机制，通过实施高税收政策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由此，民间的投资激励大大受损，经济增长受阻。此外，由于政治家和选民政治信仰的不同及偏差，社会往往选择符合政治家和社会团体利益但缺乏效率的政策和制度。
4.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
4.1民主制度呈现阶段性特征。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
4.2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民主程度并没有成为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会促进增长，但如果已经获得可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会遏止增长。
4.3民主制度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二、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检验方法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借助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使其论证结论更具说服力。其中涉及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使用匹配估计和倾向分值因子来放宽线性假设、工具变量法以及基于Heckman 的参数选择修正法等 。Persson 和 Tabellini 使用上述方法对制度（主要为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2.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决定论尝试在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下面以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加以说明：就选举规则的影响而言，现有的理论观点强调选举规则影响的不同方面，预测多数选举制与比例代表制相比将引致更少的福利。但实证数据分析表明，多数选举制能带来更小的政府支出规模和财政赤字。就政府形式的影响而言，大部分理论预测总统制国家比议会制国家较少受政治抽租（腐败）所困扰，政府支出规模也小的多。与理论预测不同的是，议会制国家的腐败与无效问题并不总是更严重。相反，总统制政体则因其不良的政策与更差的经济绩效相伴随。但是，总统制的影响与民主制度的质量相关。在民主制度较好的国家中，总统制对腐败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假如民主充分发达，则能限制腐败；在民主制度较差的国家中，总统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政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三、结论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制度决定论特别是政治制度决定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1.正确认识制度，积极运用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效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而无效的制度则阻碍经济增长。由此，国家应该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给，减少和消除无效制度的创生。
2.正确处理民主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们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他国经验而一味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忽视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因民主制度改革反而遭受经济衰退的历史而动摇我们进行民主制度改革的决心。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配以良好的产权制度才能发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创新；经济增长；理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实质体现在金融功能上，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能够接近问题的实质，并且与其他视角相比有更大的准确性，更客观和稳定。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渠道是复杂的。金融创新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等方式促进了金融功能的发挥，改进了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又会引起更多的金融创新，以满足经济体系本身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金融创新也给金融经济体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金融创新通过推动金融系统的发展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系统的发展也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资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两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细说起来，包括降低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资成本降低和投资效率提高，市场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金融产品，满足投融资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统功能发挥优劣的主要标准应该是需求者对金融机构和市场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满足程度。第一，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产品品种，使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向增多，从而降低了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机构在推出新产品方面的竞争而降低了手续费、佣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种金融产品间的替代性增强而降低了转换的机会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资金流转的顺畅程度和资金使用的效率。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上银行产品开始大量出现，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使得金融体系的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节约了大量的流通费用。并且使金融市场价格快速而及时地对信息作出反应，提高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力。
3、金融机构资产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信用创造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其所拥有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快速增长，这表明金融机构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本总量日益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随之增长。金融创新也通过增加资产收益和降低营运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从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
（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这里是指金融系统剔除和规避个别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市场上各种避险性创新产品和投资融资技术通过分散和转移的方法，把个别风险降到了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创新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互换等等，都有使风险在不同风险偏好的经济主体之间转换的作用。
从本质上去归并，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就是以上这两个方面。下面，我们通过AK模型来进一步论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构造是一个在劳动和可再生资本上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加总生产函数。然后，假设一个被标准化的固定劳动供给来忽略与人口增长和劳动供给有关的问题，所以加总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F（K）。而这个函数中，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递减，这一点对限制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同时被给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这两个因素之一会随着资本的增长而自动的同比例增长，而该因素的增长正好抵消了边际回报递减的效果，从而使产出能够与资本同比例增长。这些模型一般被称为AK模型。
我们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会通过哪些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在这个模型中，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t=AKt （1）
其中，Yt为总产出，A为资本边际社会生产率，Kt为资本额。
假定人口规模不变，每期的折旧率为？啄，经济中生产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资或消费，则总投资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中，市场均衡的条件为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但由于金融系统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资源，故假设有1-？准比例的储蓄在金融体系中流失，则有：
？准St=It （3）
令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稳态经济下经济增长率为：
g=A？准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统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准、资本边际生产率A及储蓄率s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几个途径：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封闭经济体内，金融处于浅层次发展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一功能，会以较高的存贷差、手续费、佣金、高额垄断利润等吸收部分资金，并且这个吸收比率较高。而金融创新会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从而使这个比率减少，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垃圾债券在刚开始产生时主要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筹集资金。
二是可以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金融创新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资本边际生产率最高的项目上去，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是金融创新还可以通过调节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体系向储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对禀赋冲击进行保险以及发展消费信贷等方式实现改变储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现实储蓄，提高了社会金融资源的可利用度。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储蓄总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还有赖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大小。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提高储蓄的收益率和缓和禀赋冲击是很重要的；而在资本充足的经济中，发展消费以使储蓄迅速向消费转化，从而扩大总需求更为重要。多功能银行卡的创新就是通过影响消费而推动经济增长的。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
二、金融创新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
金融创新在有力地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金融创新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了投机，引发了恶性经济泡沫的产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还影响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这些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衍生工具，给不确定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为什么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又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为什么金融机构为追求“三性”而进行的产品创新反而会降低其内在的稳定性？
首先，金融产品创新只能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而不能消除它。风险厌恶者通过远期、期货和期权等工具把他们不愿承担的风险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移给风险偏好者或风险中性者。然而，这只是一种“零和博弈”，只在微观层次上降低了风险，而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组合，风险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中。
其次，衍生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杠杆率很高。杠杆率简单地说就是合约总价值与参加合约所需要的费用之比。如期货交易中，可以把保证金视为保值成本，一般保证金水平为交易产品价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说，期货的杠杆率可以从5至50。期权交易中，期权费为保值成本，通过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可以得到其杠杆率也很大。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界限，传统的存贷利差缩小，使得传统银行大力开拓衍生类表外业务，当杠杆率大到一定程度时，衍生工具便由资产头寸的风险管理工具转变成了投机手段，由规避风险的交易变为最具风险的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再次，某些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如承诺、担保、承兑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贷于客户，而是给予客户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银行从中仅收取手续费收入，但实际上银行却可能承担着与其收入不相称的较大信用风险。
最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各个开放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国际游资可以在各金融市场迅速转移，并且对各国利率差额和汇率变化非常敏感。这些“热钱”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一国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一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并利用金融创新产品提供的便利条件迅速地在国家间转移，从而使金融动荡迅速波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金融创新虽然利弊并存，但其利远远大于弊，利是主要方面。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效率的提高，就不可能使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大的贡献。正确和全面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它对经济的推动力，驾驭和控制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资本，储蓄
两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是研究许多经济问题的优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个人生命分为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简明、便于数学处理，主要缺点是回避了收人预期问题。在该模型中，个人工资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资收入对个人来说是已知数，因此个人消费决策不涉及工资预期问题。而在实际经济中，在职者的消费决策都涉及未来工资的预期问题。如何预期未来工资收入对经济系统的功态有重要影响。为了反映预期的作用，需要将个人生命为多个时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叠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两期生命人模型的特点在于，在引进了教育及人力资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考虑了工资收人的预期问题，使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1 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单一产品的无限时期的经济体，并且假设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际是确定的，他们在年轻时学习，年老时退休，在中年时具有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当期的时期，上角字母t代表当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时期t的中年人人数。每一个中年人具有个孩子，并且必须投入v（固定的）的时间来养育一个孩子（这里），并且nt是对男女都适用的生育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个中年人的消费是，老年时的消费是 ，孩子的数量是 nt，并且，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对孩童教育的时间、收入投入以及储蓄率成正相关，但是却与生育率成负相关。从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有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与储蓄率无关，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无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减小储蓄率。根据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对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够强，那么遗产将是有效的；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使得遗产与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话），因为，，这里社会保障对储蓄与遗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与先前在未引进遗产有效性的模型中，社会保障的相关影响很难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来说，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地，社会保障增长率的提高将对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关于生育率，遗产的增加将提高社会保障税率，这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关于这个问题，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间发生了争论，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提高将减小税后工资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减小），这将导致生育率提高。从式（8），（9），（10），以及（11），当且仅当，时，，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条件是α在增加，因此，当且仅当对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对孩子的数量偏好ρ强时，生育率将减小社会保障税。由于社会保障税率提高将降低税后工资率，这将减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因此社会保障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伤害。
从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如果在有效遗产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导致生育率减小，那么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上升。而当遗产是无效的时候，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将减小每个孩童的养育成本，因此将提高生育率而减小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用经济增长方程式（14）做实证研究，初始值为第0期，我们将式（14）表达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能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的观察，在这里我们用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资本；我们也将逼近单位资本收入值的对数值（），使用y和y2的线性组合：，这里和（因为是y的增函数）。另外，我们近似地取。实证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系数d是正的，零，还是负的。实际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跟其他变量的因素，如政治稳定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包括在我们这个简单的模型里。因此，当初始变量为社会保障支出时。
社会保障税率τ的上升将使得式（10）中的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上升。如果对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强于毒剂孩童数量的偏好，该条件将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对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够的强那么在式（8）中，给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会保障将提升均衡经济增长路径以外的经济增长率。
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及其变量（生育率、储蓄以及教育投资）的影响稳定的依赖于对孩童数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关强度对比。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较强时，遗产成为正，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上升将通过不变的储蓄率减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率。相反，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够小并且使得遗产为无效的时候，社会保障的增加将提升生育率，减小储蓄率、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率。这些不同的预期实际效果都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
2 实证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设条件、推导过程以及模型的结论，其后在此基础上多位国外经济学者建立了实证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杀率代表社会稳定性，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会的“稳定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当降低自杀率，而自杀率应当有损于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自杀率的数据很难搜集，本文舍去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骚乱以及暗杀代表社会稳定性，我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所以关于革命和暗杀也舍去。
3.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模型中应当加入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占比变量，用以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面三个方程来模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投资形成额、从业人员初中教育以上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经济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投资形成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投资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数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人力增长，为负则相反。
若和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资本积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若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在职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
3 结论
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将经济增长、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储蓄作为内生变量，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大多数先前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社会保障和实物资本积累的关系上，好像它是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显示出社会保障通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与先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响社会保障的遗产、储蓄、教育、生育率等变量的两部门叠代经济增长模型。
参考文献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