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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通货膨胀特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要]2012年年初以来，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总体水平较低、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以及CPI与PPI持续背离等方面的特征。出现这些特征有国际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多方面的原因。新时期的通货膨胀特征可能对市场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通货膨胀特征、原因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通货膨胀形势下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通货膨胀；特征；背离；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2-0126-02
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企业生产发展和保障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重要条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把维持适度的通货膨胀作为其政策目标。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正确认识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新特征，分析新特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1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
通货膨胀反映的是物价总体水平，学界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有多种，主要指标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GDP平减指数等，其中应用最广、最受重视的是CPI和PPI。通过分析近两年我国CPI和PPI的走势可以看出，当前通货膨胀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总体价格水平不高。2012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6%，PPI均值为-19%；2013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5%，PPI均值为-22%。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完成2013年政府预定的35%的通货膨胀目标几成定局。其二，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2012年1月以来，尽管CPI始终维持在低位，最低值为17%，但低于2%的月份只有三个月；PPI方面，除了最初的两个月为正之外，其他月份都表现为同比下跌，在2012年9月，同比跌幅高达36%。其三，CPI和PPI表现出较长时间的背离。从2012年1月至今，CPI与PPI之差始终保持在32%以上，最大值达到55%，其均值高达45%。其四，CPI中食品价格上涨仍然是拉动CPI的主要力量，居住价格逐渐成为拉动CPI上涨的新的重要因素。2012年1月至今，食品价格平均拉动CPI上涨14%，对CPI上涨的贡献超过50%，而2013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对CPI的拉动均超过05%。其五，生产资料价格下跌是PPI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2012年1月至今，PPI分类指数中生活资料平均同比上涨1%，而生产资料平均同比下跌26%，其中，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下跌尤为显著。
2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通货膨胀作为价格总水平的反映，其变动既受供给和需求等实际变量波动的影响，也受货币供应等名义变量波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前通货膨胀出现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尽管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欧洲经济发展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日本经济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有所起色，但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债务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欧洲方面债务危机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日本方面“安倍经济学”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且上述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面临逐渐退出的问题，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形势尚不乐观。这对中国经济和通货膨胀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需不振，从而影响总需求，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二是受经济低迷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或处于振荡态势，输入性因素对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其二，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使中国经济总体增速趋缓。一方面，受国内刺激消费政策影响，消费增速并未有大幅下降，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四万亿”投资后遗症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内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总需求不振成为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其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从具体行业来看，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化过程仍然步履维艰，上游供给过剩，下游需求不足，导致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表现在价格水平上就是PPI持续同比负增长。
其四，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加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具体表现就是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连续上调，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上涨，表现在通货膨胀上就是服务类价格的持续上涨，这也直接导致商品篮子包含服务的CPI上涨速度快于不包含服务的PPI，从而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
其五，部分领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目前，在产能过剩行业，部分地区还存在行政力量主导的情况，为了保证就业和税收，即使产品价格下跌仍要维持生产，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失效，上游价格的下跌无法向下游传导，这也是导致CPI和PPI背离的重要原因。
3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影响
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以及CPI与PPI背离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突出特征，这两大特征对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要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会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以及消费、投资决策行为。一方面，较低的通货膨胀会影响人们花钱的意愿，影响消费增长；另一方面，PPI持续负增长导致产品出厂价格偏低，企业利润下降，影响投资的积极性。通货膨胀对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会延缓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大稳增长的压力。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看，低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在复苏前景不明、经济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在不违背调结构、促改革大方向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刺激，而不用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具体而言，可以在一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较强、项目回报有保障的领域加大投资的力度，对于一些急需资金、风险较小的行业实施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再次，CPI和PPI的背离可能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不利的局面有所恶化。一方面，上游企业出厂价格低迷；另一方面，CPI仍然温和上涨导致公众生活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员工成本上升，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上涨企业承受一定的成本压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此外，PPI持续负增长为抑制产能过剩提升了契机。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低迷是由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因此，要解决PPI负增长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着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通过降低产能解决出厂价格持续低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厂价格低的时期降低产能也可以减少企业损失。
4应对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对策
在当前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形势下，为进一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在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扩大内需，消化制造业、采掘业和加工业的较大产能；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要引导企业合理应对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问题，充分估计由此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服务类价格水平上升所引发的物价上涨问题，采取微观的价格调整政策。其次，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就需要把稳增长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比如，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为前提，重启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可以重点通过盘活货币存量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对于一些有利于调结构和稳增长的行业放宽借贷政策。再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特殊行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避免行政力量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要加强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上下游之间的价格能够有效传导，发挥价格调节市场的作用，避免价格传导不畅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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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通胀的基本事实与特征
基于GDP的观察 ：实际总需求大于潜在产出水平，存在较大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为从总体上观察中国经济波动情况，我们采用根据实际GDP数据计算产出缺口的方法来观察经济波动。从中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3年，中国一直处于实际总需求小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态，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与通货紧缩。从2004年开始，国民经济则又开始进入正的产出缺口阶段，实际总需求大于潜在产出水平，表现出较大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基于货币供需的观察 ：货币供给被动扩张，通胀预期明显
从货币供应和需求总量的角度来看，出现了微观主体风险偏好上升，投机交易性货币需求旺盛，大量货币追逐有限非货币资产的现象。
首先，我国货币供给已连续多年表现为超额供给格局，价格水平上涨预期会使人们希望持有更多的名义货币余额。2007年6月M1和M2的超额货币变化率（该变化率＝货币供给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分别为5.02%、1.16%。值得注意的是，自2006 年11月以来，M1增速已连续10个月超过M2增速，反映出我国企事业单位投资冲动和意愿进一步增强，对活期存款的需求迅速增加。除货币超额供给的格局外，近年来我国银行存贷差也是持续加大,金融机构存款呈现活期化趋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业已近10 年连续出现存差加大的现象。到2007年7月底金融机构存贷差高达11.79万亿元。需要关注是的，我国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一般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截止到2007年7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居民户活期存款404亿元，定期存款同比少增 6343亿元；企业活期存款同比多增3264亿元。企业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为66.1%，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为37.6%，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
根据流动性偏好理论，价格水平上涨预期会使人们希望持有更多的名义货币余额，因此我们说存款活期化趋势增强，一是表明我国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进一步增强；二也意味着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活跃，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和投资偏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微观主体风险偏好有可能已经走高，微观主体更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股票、房地产等），其持币动机更多的是为满足投机交易的需要，这种变化将进一步助推资产市场的发展，并推高资产价格，引发资产价值的重估；第三，存款活期化趋势增强，使得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加剧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的问题，加大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
尽管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但是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外生变量，已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内生性。近期以来，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是导致人民币货币供给被动扩张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再加上我国实行银行结汇制，以及以稳定汇率为目标，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大量收购外汇作为国家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2000年1月只有1560亿美元，到2007年6月就上涨到了1.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与M1 之比从2000年1月的23%上升至了2007年6月的75%。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随着国外净资产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和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的上升，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对基础货币增长已经具有了支配性作用。
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扭转持续下降格局，呈现上升趋势，意味着必须对名义货币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保持警惕。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还是弗里德紧的货币需求理论都表明，货币流动速度具有顺经济周期变动的特点。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金融资产种类的缺乏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货币流通速度（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平均货币余额）到2003年为止一直保持持续下降（1988年、1994年除外）的格局，但是到了2004年和2005年这一格局被扭转，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M0、M1 流通速度的变化率分别达到4.52%和2.86%。一段时期内资本在各生产环节的配置比例是相对固定的，新增货币注入流通切入点不同，自然也会使得资本在各生产环节的配置比例变化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谁先获得新增货币”。
美国1952~1984年各种价格变化的研究以及 1995~2003年高新技术经济的事实也表明，处于生产链条前端的公司和产业，比如自然资源产业、研发行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比处于生产链条后端的公司和产业，如消费品生产公司、娱乐行业和公用事业等，更加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事实上，对近年来中国物价指数的观察也反映了这一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已步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通道，通货膨胀是指总体价格水平持续的、较为明显的上升。自2003年开始，我国各类价格指数连续四年保持上涨势头，最高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年均涨幅高达7.62%，最低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也达到了1.06%。总体价格已连续四年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上升，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中国经济已进入通货膨胀通道。
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已步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通道，那么其成因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框架 ：信贷扩张互动资产价格上涨推升总需求
图3给出了一个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逻辑架构。中国人口红利、人为的低资金成本和低资源环境成本导致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具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高资本回报率使得外资大量涌入；二是凭借低工资、低利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能力，再加上近年来国际市场需求大增，使得中国出口强劲，贸易顺差大幅攀升。高资本回报率推动下的外资涌入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攀升，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在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人民币升值过于迅速的目标下，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被迫迅速扩张和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大增。而中国人口红利也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高储蓄。基础货币的被动迅速扩张和高储蓄率，便直接导致了中国持续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带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值的重估。资产价值重估意味着企业抵押物价值的上升以及赢利预期的增强，从而直接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导致银行信贷扩张。银行信贷扩张引发货币供应总量增加，又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和重估，从而形成正反馈，出现贷款扩张的自我增强，在经济体中形成新的投资增加收入、 从而刺激进一步的投资带动收入进一步增长的格局，使经济步入上升期。
此外，随着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推进，营业税、土地转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由发展企业转移到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上面来。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冲动，也使得资金和银行信贷流向城市基础设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等与城市化相关的行业，从而推高土地、房产等资产价格。
资产价值重估带来信贷约束的放松，使得效率低下的企业和项目也能得到资金的支持，出现资源的错配，投机需求增强，从而一方面使得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扩张，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但是投资的迅速扩张，一方面将带来对劳动力和资源需求的上升，从而推动工资和资源价格上升，提高企业成本，最弱将削弱企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将导致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一旦出现外来冲击，经济将转入下降通道，企业出口下降，贸易顺差缩小，低效率企业被淘汰，银行实行信贷紧缩，外资撤出，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也将随之下跌。
很显然，在此逻辑架构下，本轮经济繁荣是由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启动的，主要是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和行业，而后由于资本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的推动，如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最后在价格放开的食品、旅游、交通运输等消费型下游行业形成繁荣格局。在此过程中，由于劳动工资上涨的滞后性，最先获益的也是那些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行业，这些行业也将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而后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使得那些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得低资金成本的好处；最后才是因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以及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费类行业出现繁荣格局。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工资上升或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投资过剩格局的形成，经济下降期最先受到冲击的也将是这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和行业，然后受信贷紧缩的影响，对信贷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资本和资产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将受到冲击，再逐步扩展至其他行业。
此外，在通货膨胀的通道中，那些价格放开的行业将能享受到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利润丰厚，也将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而受到政府价格管制较严的行业将得不到发展，甚至出现萎缩，像电力热力、煤气等公用事业行业在分享经济繁荣周期的收益时将受到限制。
而这一逻辑中，我们认为本轮通货膨胀成因有别于我国1988年和 1994年的通胀。
本轮经济繁荣是由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企业和行业启动的，而后由房地产、金融业等资本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推动，最后在价格放开的食品、旅游、交通运输等消费型下游行业形成繁荣格局。在此过程中，由于货币最先流入的是那些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首先获得低资金成本的好处，然后才是因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以及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费类行业出现增长态势。
人口红利、巨额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的扩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本次通货膨胀与1988年、1994年通货膨胀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1988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型的，当时并没有出现总需求显著大于潜在产出的局面；1994年虽然也是需求拉动型的，但是主要是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由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所引发的；而本轮通货膨胀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稳定汇率目标的背景下，巨额贸易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所引发的。
我国通胀的发展趋势
根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可以把通货膨胀分为爬行式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在10%以下）、奔跑式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和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呈天文数字般地急剧上涨）三类。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逻辑来看，我国目前爬行式通货膨胀将有可能仍然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但发展成奔跑式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在本轮景气周期中，货币扩张主要影响物价水平，而对产出影响有限。而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的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
就货币增长对产出和物价的影响而言，利用1998年一季度到2007 年二季度的GDP、CPI 和M1 增长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有限，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一年以后可以解释CPI 变化的30%，GDP 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解释CPI 变化的40%。
2007年一季度和二季度M1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9.8%和20.92%，达到了2003年一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货币供应速度的高速增长，最终将在3至4个季度以后反映到价格水平增长上来，因此我们预计未来一至两年内中国的CPI 同比增长率仍将面临较高压力，随着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尽管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未来一至二年我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这是可控的。我国自2005年7月放宽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缓慢爬升。2005年6月到2007年6月，我国外汇储蓄由7110亿美元增加至13326亿美元，增加87%，与之相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由8.2765元上升至7.633元，升值8.43%。按此计算，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减少了8575 亿元，相当于此期间基础货币投放的33%。可见人民币汇率升值冲减流动性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我国流动性过剩局面的进一步恶化，我们有理由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效抑制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格局，最终减轻物价上涨压力。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这一法规的也将有助于改善货币被动扩张的格局。其次，从利率走势来看，我国利率提升空间仍然很大，提高利率将成为有效抑制我国已经出现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有力手段。
一、引 言
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这些现象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通货膨
胀、货币供应量与就业等变量的关系上，它们之间的变动，西方传统的经典理论已经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视角。如滞胀(Stagflation)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经济综合症。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而在2006年，中国经济实现10．7％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增长态势。在任何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滞胀是中国经济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滞胀”是指物价上涨较快，一般超过5％或者更高，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和经济衰退，而这些现象与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恰好相反。但是，经济停滞与物价上涨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滞胀”问题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滞胀”问题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①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正体现出一种非典型的滞胀。这种非典型滞胀有以下两个特征：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缓慢，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高资产值行业的资产价格迅速上涨，部分行业出现通货膨胀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出现紧缩，从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长期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典型的滞胀研究
关于滞胀特征的研究，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另一种思路则根源于货币数量论。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部分地主要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甚或是中性论。另一部分文献则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以弗利吉斯、西尔斯(Seers)、贝尔、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先后提出了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坎普斯、哈伯格、沃格尔和蒙代尔等人为代表的反通货膨胀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消极影响作用，他们将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扭曲论”；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当政策效应被人们事先预期时，通货膨胀政策对经济的实际产量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为了验证通货膨胀到底对经济增长起什么样的作用，W・琼、P・J・马歇尔(1986)运用56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1](10)经验的结果，只有埃及和乌拉圭两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其余国家和地区都表现为负相关或者不相关。从验证的结果上看，似乎是“促退论”和“中性论”占据了上风，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②［2](145-161)其实，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经验结论源于这种验证的理论模型上的假定前提。
在许多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率作用的文献中，如Fuhrer(1995)、[3](41-46)Gordon(1997)、[4](11-32)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5](33-49)均采用随机游走表示通货膨胀的预期，即假定厂商对价格的预期等于上一期实际价格水平。假定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则通货膨胀率就等于国内产品价格变化率，即π=p,πe=pe，进一步假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于上一期实际通货膨胀率，即πe=π-1。这样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可以表示为：
π-π-1=F(g-g*),F′＞0,F(0)=0 (1)
其中g为实际经济增长率，g为自然失业率下的经济增长率。(1)式表明，通货膨胀变化率是经济增长缺口的增函数。
陈玉宇、谭松涛(2005)用我国1990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的季节时间序列，依据上述理论推出一个自回归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关系，当自然失业率下的经济增长率既定时，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越大，通货膨胀率的增幅越大。且测算出中国当时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是9．8%。[6](23-33)另外，在10%的置信度范围内，中国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在6．6%―13%。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判断，如表1，中国经济近年的实际增长率均在10%左右，正是处在稳定通货膨胀率的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因此，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滞胀的。
从这些研究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同样或者类似的方法与结论也可以在国外文献中找到。但是，这类经验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现在的理论框架下，实际GDP(RGDP)是根据名义GDP(NGDP)指标减去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获得的，而由于平减指数很难统计，各国一般以通货膨胀率替代这一平减指数来计算实际GDP，即Ln(RGDP)=Ln(NGDP)-π。这样一来，实际RGDP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甚或是不相关的。都应该视为正常现象。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鉴于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非典型滞胀特征，这里不展开论述。③但是，我们结合M2和M1的增长率缺口，可以先得出一个直观的判断。
按照货币数量论，MV=PY，取对数我们有：
LnM+LnV=LnP+LnY (2)
如果假定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为既定常数，那么由(2)可以近似的得到这样一个推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实际GDP增长率缺口
但很明显，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实际GDP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并不存在这样近似的数量关系。以2005至2006年为例，经济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就要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
三、非典型滞胀特征I：高增长与低就业
所谓非典型滞胀特征，首先是源自分析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典型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分析，通常关注的经济增长率高低和通货膨胀率高低之间的关系。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基于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或者称纯货币经济分析方法(刘骏民、伍超明，2004；柳欣，2006)。[7](26-41)这种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是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中找到根源的。总的来说，非典型滞胀特征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摒弃诸如实际GDP这样的概念，从完全名义的、货币量值的变量间探索滞胀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8](60-69)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的非典型滞胀特征。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就业增加，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就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但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同时出现(龚玉泉、袁志刚，2002)。[9](35-39)国内很多学者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李红松(2003)从技术进步引起的不同的就业弹性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李红松认为，技术越是进步，产业结构越是向资本密集型调整，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弹性很低，不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在比较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重之后，提出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权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就业弹性的提高；[10](23-27)蔡、都阳、高文书(2004)使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对通货膨胀进行了经验估计，针对“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他们认为，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自然失业率作用不显著，这类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周期性失业方面。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应该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11](18-25)郭军、刘瀑、王承宗(2006)将中国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中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与泰国相当，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过了美国，而第三产业不仅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因此，文章的最终的结论是，在调整总体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改善就业水平，其主要的目标也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2](24-31)
上述研究无疑深切了解了高速经济增长下的低就业问题的原因和对策。但是，“高增长、低就业”之所以作为非典型滞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因为其关系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所以，对了增长与就业问题的研究仅仅从问题的本身出发是不够的。因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并不是高的，见表2。就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是因为就业率直接关系到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后者决定了收入流量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
从货币经济的视角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维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富余人员，但是更为深刻的影响还是造就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收入流量向富人手中集中。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就业逐步市场化，企业拥有了用人自，近年来，向社会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员。就业政策转变导致就业弹性水平阶梯式下降，而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却由于失业的压力仍然持续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就更进一步地恶化的收入流量失衡的格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思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生产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越明显，完成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在技术上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必然在货币流量上表现为，货币收入更多的成为利润，更少地成为工资。关于这一点就涉及到了非典型滞胀的第二个特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四、非典型滞胀特征II：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从1978―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近三十年以持续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速度一直是建立在政府的高投资率上。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1．82%，2003年这一比率上升为8．1%，2000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19%，2003年这一比率下降为3．43%。而同期，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分别从2．39%下降到1．07%、2．23%下降到－0．16%。而这两个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分别从3．28%上升到3．75%、1．60%上升到3．61%。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政府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率。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收入偏低，进一步恶化了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
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例，考察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原值，我们会发现，尽管1998年之后经济经济增长放缓，但企业的资产原值却一路上升。从1998年的64832亿元，增至2003年的105557亿元，2005年末则达到143144亿元，比1998年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实际上，这一阶段经济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国家财政投资和相应的银行配套资金主要被用于基本建设支出，才促成了企业资产值的增加。
企业的资产值增大，必然造成折旧和利息的支出成本，相反却可能挤压工资收入的比重。相反，从1998年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利润增长率均远远高于工资增长率(见上图)。1998年的增长率为8%，但之后连续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6．7%,6．5%。这和名义GDP的增长和企业资产值的上涨对比明显，充分暴露了宏观经济运行中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调。
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导致资金流向高资产值的行业，从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必然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停滞。
五、小 结
目前，非典型滞胀特征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综上所述，非典型滞胀特征，其实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全新视角的高度概括。它包括或者表现为：
(1)高增长、低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导致高资产值的行业迅速增长，但由于这些行业的就业弹性低，而这些行业又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直接导致在总的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的低就业率。
(2)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一方面，为提高就业率所采取的发展劳动服务业的产业政策，是以“低工资、高就业”为依据的，因此，这些政策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而利润占GDP的比重相应的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下降，所以经济增长进一步依赖于投资需求。也正是因为，对于投资需求的畸形依赖，在长期，必然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停滞。
注 释：
①“滞胀”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在日本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而在我国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
②巴罗就曾指出，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目前尚无定论(Barro,1996)。
③简单的说，就是应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出发，用名义GDP指标替代根本不存在的实际GDP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缺口 (在长期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既定)，应近似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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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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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 军，刘 瀑，王承宗．就业发展型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撑背景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Yin Bib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has some new features,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employment rate, the non-equilibrium of capital stocks and income flows. This phenomen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a traditional typical stagflation theory. Therefore, construct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analy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s needed. Based on a pure monetary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with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一、通货膨胀的起因及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关于通货膨胀的起因，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去分析。在供给相对稳定的时候，如果需求突然扩张，供给来不及做出反应，市场上就会出现商品和劳务的供不应求，形成通货膨胀；同样，在需求相对稳定的时候，如果供给因为成本上升等原因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上不得不减少供应量，也会造成市场上商品和劳务的供不应求，形成通货膨胀。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自然要从增加供给或压缩需求的角度入手。由于财政政策有一个滞后效应，于是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也就成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政策工具。然而从国内外的长期实践看，该理论已经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一、在需求存在结构性不足的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较大的副作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针对的只能是经济过热、需求总体过旺。如果市场需求总体稳定，甚至部分需求偏冷，此时再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
第二，在稳定价格的前提条件下增加市场供给需要有相应的且稳定的生产要素供给，然而这一条件通常很难满足。在IS―LM模型中，在所谓的“凯恩斯区间”里，理论上确实存在供给增加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但它早已被证明是一种特例，是一国经济处于大萧条阶段或者一国经济刚刚起步因而在各方面都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才有的一种特殊现象。
第三，由于价格惯性和价格刚性，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不是使市场价格回落到原有水平，而是停留在次高水平上不再继续上涨。由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引发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在价格惯性和价格刚性的作用下，商品和劳务价格的联动效应会非常明显，此时对付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根本不是收紧银根，而是适当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量。
由此可见，传统货币紧缩政策的实施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限制条件，货币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地租推动型是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地租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来自于地租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租的存在以土地所有权取得纯粹的经济形式为前提。换句话说，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必须与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参与资源的最优配置，完全不会受到土地的行政和隶属关系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必然结果。
第二，地租是一个由外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变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它没有参与、与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地租的存在与否与土地所有者无关，它是社会劳动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现实。这一结论，无论是对级差地租、绝对地租，还是对垄断地租、租金，都是适用的。
第三，地租会随着市场对土地产出物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地租的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因此，地租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它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土地产品市场越大，地租增长得越快，地租总量也越大。
第四，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数量越来越大，并以地租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土地的投资收益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这部分地租也同样构成土地产品价格的一部分，并且土地投资越多，土壤改良效果越明显，这部分地租所占比重越大。
如果以M1表示第一年土地产品的价值总额，m1表示
显然，劣等地的投入使用，带来土地产品价值量的增加不仅包括劣等地产品的生产价格，还包括劣等地的绝对地租年口，所有相对优等地的级差地租的增量。如果要确保土地产品单位价值所体现的货币数量的稳定，投放的货币数量不仅要满足实现劣等地产品生产价格的需要，还要满足实现劣等地的绝对地租和所有相对优等地的级差地租增量的需要。这本身就意味着单位土地产品价格的上扬。这一规则既适用于农产品也适用于矿产品。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国通货膨胀率迭创新高，已经达到了近几年少见的水平，但地租仍然存在着进一步上涨的动力：
1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得质的飞跃，生产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尤其是分田到户和取消农业税，为地租的产生，为地租、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需求的联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2 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转变，拉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差距，为绝对地租提供了极大的提升空间。
3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特别是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为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大量原来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农产品的级差地租进一步增加。
4 随着近几年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加大对土地的资本投入，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地租中的租金含量也随之大大提升，这又进一步推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5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减少，农村劳动力价格日益市场化。近年来城镇劳动力价格的大幅提升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价格的大幅提升，这成为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6 现代化农业是集约型农业，既需要劳动的密集投入，也需要资本的密集投入。农产品价格中属于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绝对量越来越多，这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外部过剩的土地生产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农矿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垒球农矿产品的价格暴涨已经标志着外部世界土地过剩生产能力的耗竭，并终于在2006年年中开始全面推动中国国内的价格上扬。
关键词：城市贫困 基尼系数 洛伦茨曲线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TJJL10-276。
贫困问题的存在不论是对居民自身还是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而言，都是极其不利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属于农村问题。世界银行1987年对中国贫困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仅为0.4%，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却高达12.4%。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很多城市人口陷入贫困之中。
近几年，我国一直处于较高的通货膨胀之中，而物价上涨过程中，构成价格的各要素上涨速度是不同的，且工资的上涨速度要远小于利润的上涨速度。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城市贫困问题的加剧必将导致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进而导致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天津市经济快速腾飞，使天津逐渐成为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分析研究天津市城市贫困的规模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成因并提出解决对策，对于保持天津市的迅猛发展态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为重要。本文将首先对天津市城市贫困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其成因和解决对策的研究将在后续研究中展开。
一、天津市城市贫困的绝对规模
我们用民政部门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来统计城市绝对贫困规模，用户籍人口绝对贫困发生率来代替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其数值等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除以市区户籍人口数。
截止至2013年末，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2064.2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373元/人、月。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16.04万人，约占全国城市总贫困人口的0.78%，天津城市低保标准为600元/人、月。可见，相对于全国而言，天津市的城市绝对贫困规模并不大，城市低保标准也相对较高，但这并不能说明天津市的城市贫困问题不严重。
纵向来看，2010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18.3万人，市区户籍人口数为807.02万人，其贫困发生率为2.27%；2011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17.95万人，市区户籍人口数为816.3万人，其贫困发生率为2.20%；2012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16.64万人，市区户籍人口数为812.5万人，其贫困发生率为2.05%；2013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为16.04万人，市区户籍人口数为821.7万人，其贫困发生率为1.95%。可见，虽然在天津市政府积极推进就业扶持和社会救助等多方面努力下，天津市的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正在逐年下降，但仍在2%左右，绝对规模不小，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解决。
二、天津市城市贫困的相对程度
城市贫困问题既包括绝对贫困，又包括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反映的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越悬殊，说明社会财富越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我们利用洛伦茨曲线计算基尼系数来反映天津市城市贫困的相对程度。洛伦茨曲线把居民家庭户数累计百分比与居民收入累计百分比联系起来，以揭示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基尼系数等于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围成面积除以绝对不平等折线和绝对平等对角线围成的三角形区域的面积。因此，当实际曲线越接近于对角线时，基尼系数数值越小，表示收入的分配越平均；反之离开对角线越远，基尼系数数值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们利用2013年天津市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七组抽样调查的结果数据绘制洛伦茨曲线。
利用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计算出2010-2012年天津市的城市基尼系数，分别为0.45、0.44和0.43。
由此可见，虽然天津市的城市基尼系数在逐年递减，但是仍然高于0.4，属于世界上公认的收入分配有明显差距的层次，城市贫困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三、通货膨胀背景下天津市城市贫困的消费特征
2012天津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20024.24元，其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别为食品支出，占比36.67%；交通与通信支出，占比15.4%；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占比11.26%。同期，全市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9351.55元，仅为平均水平的46.7%，其中居于前三位的为别为食品支出，占比48.45%；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占比10.06%；居住支出，占比9.87%。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贫困家庭的收支基本相当，处于低水平的大致平衡，收入略大于支出，积蓄非常有限，基本上是以量入为出的原则维持基本生活。
进一步研究表明，近年来天津市贫困家庭消费支出呈现出明显两个特点：
（一）受通货膨胀影响，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逐年提高
2010-2012年，天津市居民家庭最低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6.28%，46.41%和48.45%。虽然从整体上看，最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介于40%-50%之间，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由于近年来物价的上涨，特别是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快――2010年天津市食品类商品价格同比上涨8%，2011年同比上涨11.4%，2012年同比上涨6.4%，――必然导致用于食品类商品的支出大幅度提高，从而拉高恩格尔系数，这说明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二）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服务性支出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
内容摘要：稳定物价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从内在特征上看，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呈现出物价波动的结构性、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冲击影响的持续性和稳定物价的艰巨性这四大特征。本文认为，治理当前通胀要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缓解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综合症 稳定物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面对当前持续高涨的物价形势，国务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开常务会议并出台了四项稳定物价措施，明确表示要充分认识稳定市场价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抑制价格上涨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1月19日国务院又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稳定预期”作为做好物价调控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要求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可见，管理通胀预期，维持物价稳定已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厘清我国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深入挖掘通胀的本质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与内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总体上呈现同步上涨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别累计上涨3.2%和5.5%，并呈现加速趋势。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长突破5%，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PPI同比上涨6.1%。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已十分严峻，呈现出物价结构性波动、通胀成因复杂、冲击影响持续、稳定物价艰巨等特征。具体而言：
（一）物价波动的结构性
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使得边际消费率和实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和实业投资意愿低下，进而导致经济出现中长期结构性内生通胀（周建元，2010）。近年来，我国通胀的总量指标受到结构性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据统计，2004-2008年期间，我国食品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分别对CPI和PPI波动的贡献超过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权重仅为33%和40%左右（纪敏、王月，2010）。在本轮通胀中，物价波动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PPI波动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持续领涨。在CPI波动中，农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城市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服务品价格上涨幅度（如表1所示）。同时，物价波动正发生结构性变迁与扩散，价格上涨影响已从生产资料扩散到生活资料，从基础农产品扩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动物价水平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二）通胀成因的复杂性
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胀的重要推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价格的结构性波动不仅与总需求条件变化有关，也与不同商品、服务、资产的供求弹性、生产效率，以及对流动性和通胀预期的敏感性有关（纪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认为，我国通胀周期性变动，既存在需求拉动诱因，又存在成本推动的特征。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内外夹击”、“长短期因素交织”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货币超发拉动需求上涨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既有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影响，也有通胀预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灾害天气等自然因素对食品供给的影响，也有各类游资对各种农产品炒作的作用。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四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前两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导向推动，2007-2008年的大涨是因为国外通胀输入和国内疫病带来的猪肉飙升。而当前的上涨则是由供给不足诱发，宽松流动性接棒推升，要素价格上涨、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霏阳、杨柯，2010）。
（三）冲击影响的持久性
在影响当前物价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冲击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物价上涨幅度但通常不会持久，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而逐渐减弱，而成本因素则能够产生持久影响，推动消费价格较长时期的持续上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影响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时期都曾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汇率风险加剧，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成本上涨，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而推升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加剧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导致物价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据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仅为13.8%，创下此项调查实施以来（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点。其中，高达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61.4%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继续上涨，居民的资产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储蓄向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投资转移（牛娟娟，2010）。零点公司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应对当前的物价变动，生活成本成为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约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镇家庭，62.8%的农村家庭计划下年压缩消费。
（四）稳定物价的艰巨性
通胀形成的内在复杂成因以及政策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本轮通胀的治理难度，使稳定物价面临“两难”困境。主要表现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经济过热，维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要应对国内各种结构性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又要应对国际热钱、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输入型通胀；既要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节过剩流动性，又要维持货币政策中长期的持续稳定，保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防止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改变劳动力和资源性要素价格市场扭曲的现状，又要防止各种成本叠加交织作用，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过快上涨，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或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进一步推高物价，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当前通胀的战略思路与政策组合
当前通胀的内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胀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能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政府要始终围绕经济改革目标，不断提升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要针对通胀的复杂成因，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加强供需管理
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产出缺口都是影响通胀水平的决定因素（何宝、周宁宁，2010）。维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需坚持保障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加强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和区域调节，推动供需均衡，市场出清。要严格规范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抛荒现象。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化肥、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农村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对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刹住乱涨价的歪风，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炒作行为。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稳定性，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坚决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冲击压力。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到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估计将达到1.86。在流动性总量过剩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可见，政府不能一味回收流动性，也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通过深化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清理民资进入壁垒、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推进资本市场扩容、提高新兴产业投资收益、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降低外汇占款上涨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此外，还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缓解国际热钱涌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
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改革资源税提高高能耗企业的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价格补贴、科技奖励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要通过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薪待遇，减轻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压力。要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外费用征收、允许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和结构调整准备金并在税前列支等手段，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创新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激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要通过“首购”、“订购”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创新企业的市场风险，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四）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时调查通胀环境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补贴、失业保险标准、大中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探索通过基本生活费用临时补助、价格补贴、食品券、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要不断完善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胀能力。
（五）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价螺旋式高涨和经济剧烈振荡。心理预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非经济因素，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从影响强度上看，通胀预期往往比通胀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现的抢购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场疯涨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扬，都是通胀预期推动价格飙升的具体案例。通胀预期能够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大通胀压力。同时，通胀预期与通胀之间存在自增强效应和放大效应，物价上涨会进一步放大通胀预期，加剧通胀螺旋式上行压力。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增强监督等强化措施，稳定商品市场供应，增强市场对农副产品供给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客观地公布当前的物价形势和价格政策，让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同时，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城乡居民提升理性判断能力，避免盲目跟随错误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费选择，引起经济剧烈振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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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2007年美国爆发了继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次贷危机,这场危机迅速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蔓延到金融领域,随着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危机中纷纷倒下,次贷危机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上半年,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带来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生产成本上涨、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等问题。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货膨胀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历时1年多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就通货膨胀问题展开论述。
一、通货膨胀的性质
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一直都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学术界也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权威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普遍的持续的上涨”,因此又称他们为“物价派”,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另一种学派是“货币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过货币数量论证明了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决定因素。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大多是综合二者即通过研究物价和货币数量的两种经济现象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如果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同时还伴随着经济过热,这种现象就定义为通货膨胀;反之,即为通货紧缩。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般将其分为四大类: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货膨胀也可以从一国传导到另一国,显示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这正是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弊端之一。
衡量通货膨胀的常用指标有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三种,其中CPI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它通过衡量居民的生活费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当CPI超过5%就可看作是严重通货膨胀,CPI在3%～5%之间是温和型通货膨胀。2007年我国CPI指数从年初的2.2%上涨到年末的6.9%,全年涨幅4.8%,通货膨胀还是温和型的。
二、从“价格”出发解释通货膨胀成因
(一)结构性通货膨胀。2007～2008年度,通货膨胀率先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体现出来了,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涨31.7%,蛋类上涨21.8%。导致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而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价格也就被推高了。2007年国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带动了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雪灾,南方农产品供给不足,北方大量粮食、蔬菜、猪肉等物资运到南方,加大了成本,农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上涨了。2008年1～2月份,我国CPI创新高分别上涨7.1%和8.7%,足以证明通货膨胀的规模不断扩大。
(二)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此次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次贷危机产生后,大量的资金从金融市场流向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这些热钱的进入大大推动了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期货价格,从而推动了我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引发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也普遍涨价。我国是世界上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石油和铁矿石进口上一直是世界进口大国。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2007年第一季度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目前铁矿石超过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大豆、植物油进口超过50%。2007年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涨价,屡屡突破每桶百元大关;铁矿石价格上涨9.5%,2008年则上涨65%～71.5%,这使国内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企业成本加大,导致国内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压力。
(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国经历了高通胀和高增长的发展历程,这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有重要关系。传统上,拉动需求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支出是总支出的主要力量。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总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资和出口。而在我国呈现相反的格局,消费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投资和出口占比逐年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2006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由50%、50.1%和-0.1%转变为39.2%、41.3%和19.5%。投资超过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007～2008年固定增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出口增长的速度也很快,2005～2007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0%以上。投资和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能源、燃料等资源的紧缺,资源的稀缺性促使产品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加大了国外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力,并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
三、从“货币”出发研究通货膨胀的根源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将会导致物价上升,纸币贬值。下面就从货币方面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源。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超额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已经持续多年顺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顺差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另一方面是我国鼓励国际来华投资的政策,吸引了海外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此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大量短期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后果就是外汇储备不断膨胀,到2008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万亿美元。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隐患。由于我国采取的结售汇制度,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为了保障人民币不至于过快的升值影响出口,政府不得不用买汇的方式买进大量的美元,使得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对应的是人民币的投放增加,基础货币扩大。2001～2007年我国的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年增长幅度分别为7.1%、9.62%、10.93%、12.05%、16.99%,货币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
(二)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流动性过剩就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货币需求,造成货币供需不平衡,供大于求带来了价格的上涨。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由于我国居民长期存在保守的消费意识,加之落后的金融投资观念和投资领域狭窄,居民将大部分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以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银行吸收的存款越多,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在缺乏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银行为了最大化地盈利不断放贷,信贷膨胀带来的是投资过热,投资的增长又会增加国民收入,一旦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问题也就产生了。
同时,关注国际市场的资本动向,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是不可忽视的外因。由于美国长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7年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继续加大美元的发行量。美元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加大了美元贬值预期,大量资本流入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加剧了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措施
(一)货币政策手段。2006～2007年央行频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通货膨胀。央行先后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共15次,仅2007年就达到10次,存款准备金率从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年上半年又先后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月份上调至17.5%。其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8日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仅2007年一年就先后9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初的2.52%上调至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同时,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自2003年4月启动发行央行票据以来,发行量就逐年扩大。2005～2007年每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数额分别为2.79万亿元、3.65万亿元、4.07万亿元。此外,央行还运用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求,稳定物价上涨。央行频繁的加息行为反映了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遗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代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广义货币量M2增速仍然高位运行。我国延续多年的“高通胀,高增长”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没有看清。此次通货膨胀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推动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成本推动的作用,也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新特点。使用单一的“数量型”政策工具难以解决各目标,同时证明了主要用于调控短期需求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汇率政策手段。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导致国际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只要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国际热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这些热钱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可利用资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机的可能性,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制度,有关学者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度必须在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节奏,人民币升值既要改变一开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尝试的新措施。
我国需要继续深化汇率管理体制。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美元贬值,我国庞大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大幅缩水。因此,我国应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货币”的观点,他希望IMF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也是汇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汇率机制,在此次危机来临时显现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变汇率一味的单一升值趋势,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汇率在合理的区间上下波动,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例如,当国际经济环境不佳时,我们可以采取适当贬值的手段。
(三)财政政策手段。2008年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央采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货币发行量仍高于经济需求的货币量,但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却更加有效。财政政策不仅可以调节需求,对供给方面也能产生影响,而且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此次通货膨胀中农产品涨价是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政府提高价格管制能力,尤其要从根本上稳定农产品价格。第一,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生产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供应稳定;第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用科技手段不断改造传统农业,使之规模化、机械化,真正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第四,改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和优惠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2009年我国股市开始复苏,IPO新股上市发行,大小非全面解禁,创业板筹备上市,资本市场面临全新的挑战。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资本市场交易成本、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宏观调控手段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从而减小资本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压力。房地产市场更加需要政府推出“组合拳”来整顿市场秩序。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压缩银行对地产行业的信贷规模;加大对房价的调控力度,使价格真正体现供需关系;规范土地审批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房地产市场;对炒房投机行为加以严厉监管。
再次,政府需要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企业和居民各项财政补贴。针对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使贸易不平衡问题得以缓解。另外,对于流进我国的热钱,可以采取征收托宾税的办法,防止资本市场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针对成本和结构型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税率,同时对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企业,如粮油面、石油、电力等给予财政补贴,以减轻这些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能够激励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有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林建华,任保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及化解[J].经济问题,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