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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都市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1经济基础
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体育文化产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正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纵观我国全运会的奖牌分布情况,获得的金牌数量与省市经济水平有密切关系。以上海为例,近几年来成功举办特奥会、女足世界杯、第48届世乒赛以及F1、网球大师杯、田径黄金大奖赛、斯诺克大师赛、汇丰高尔夫大奖赛和上海国际马拉松等重大赛事,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体育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都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都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1.2文化基础
都市是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彰显其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人文气质。随着都市咖啡馆、酒吧遍地开花,“品质第一”的文化消费观念,显然已在许多市民心中扎下了根。但在奥运文化的辐射下,体育文化消费成为颇具个性化的时尚消费,“与其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在居民生活中颇为流行,让人流汗的运动健身项目也因此成为一大热点。许多体育场馆的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场馆异常火爆,如不预订,根本没有场地,文化消费逐渐成为都市生活中的“黑马”。都市生活中,体育文化需求不再依赖于“需求原则”,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欲望原则”。体育文化不仅为居民带来了归属感与安全感,也丰富了都市生活,加速了体育文化消费走向大众化的趋势。
1.3精神基础
都市体育文化丰富都市精神的内涵,都市精神为体育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体育设施的完善,更取决于都市精神的支撑,都市体育文化对外展示的是形象,是吸引人才、资金和旅游的重要方面,对内凝聚的是力量。梦想、创造、竞争的纽约精神；时尚、浪漫、文化的巴黎精神；干练、优雅、合作的东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些都是都市精神文化的生动展现,深切的体现了都市的传统文化、精神状态、社会风气和人文价值。体育文化不仅拥有都市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且也有自己的精神偶像。姚明就是一种精神的代表,不仅拥有高超的技能,而且凭借个人的魅力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也成为上海市民的精神偶像。1.6教育基础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教育相伴而生,互为前提,互相激励。都市经济发达,政府对都市的教育投入力度大,体育院校、高等学校以及社团协会等专业素质较高,指导能力较强,同时教育硬件设施配备健全,这些雄厚的教育资源为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教育条件。教育是使人“文化化”的活动,体育文化是培养人对真、善、美的认识过程,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知识经验的共享,因而获得认同感,提升居民接受教育的能力和综合文化素质,也塑造了都市居民的教育观念,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精神支撑。都市的教育法规、政策措施较健全,能深刻领悟教育部门的教育思想,顺利的执行和实施教育文件建议,为都市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教育法规保障。
2都市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2.1人文关怀与科技教育的统一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对经济活动而言,对于文化建设和发展,也应高度重视科技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体育文化发展中,科技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文化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创新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鸟巢和水立方、世博园等呈现出都市独特的魅力,为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并依靠科技教育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展现文化的表现力,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
2.2行政管理与市场调控的统一
实现都市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培育大众化体育文化消费市场,构建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创新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管理、体育协会自律、社会监督的文化管理体制。政府要转变管理职能,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市场层面上,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打破按部门、按行政级次划分体育文化资源的体制。改革政府包办体育文化的状况,理顺政府与文化单位、体育协会之间的关系,使各部门组织间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将体育文化产品、服务、文化资金、设施、人才等市场系统有序的运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手抓。
2.3财政投入与企业融资的统一
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提高体育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拓展体育文化投入的来源渠道。调整和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支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坚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市民为服务对象,推动完善都市社区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以企业的投融资为主体,逐步改变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投融资格局,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文化投融资体系。
2.4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统一
都市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转化再造的能力。对待外来文化,应以都市的实际需要为前提,进行有机的“化学反应”。都市体育文化拥有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吸引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都市化、本土化。注重把优秀的外来文化与都市的传统体育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体育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
3结语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 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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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借鉴国外典型都市区发展的经验，对我国都市化地区的发展，提出行政管理上应注意石坪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都市区行政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区先后出现于西欧、北美、亚太以至全球，伴随都市区的出现与发展，都市区的行政组织与管理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聚集化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城市大批出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在东部沿海地带特别是原有的城市群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写京津唐、辽中南、夏漳泉、.山东半岛等)，都市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也将崛起，如:江汉平原、中原地区、成都平原、湘中地区、陕西关中盆地等。这些地区在向都市化迈进过程中，都市范围的确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职能、都市发展的模式等问题相伴产生，借鉴国外都市区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改革我国现行都市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1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范围的确定.
所谓都市区是指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市及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非农业活动发达的地区共同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据此，在划定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合理范围时，需严格分析考察其区域一体化的表现程度。范围过大.不仅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而且影响都市区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围过小，又会抑制甚至阻碍都布区的发展。英国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体，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与其行政范围被缩小有直接关系图。这对于我国都市区行政范围的合理确定，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2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区内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连续性，某些服务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区建立统一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成为必然，在国外大都市区政府管理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体制不同的组织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职能单一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以提供和协调大都市范围的公共服务，如计划、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称为单中心体制，后者被称为多中心体制[’1.象伦敦、墨尔本、多伦多等都市区属单中心体制，曼彻斯特、旧金山等都市区则属多中心体制.两种体制在国外都市区的发展实践中，各表现出自身的优缺点。单中心体制，亦称一元化体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区具有唯一的决策中心，有“一个统一的大城市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剔除或减少有害于大城市发展的竟争和冲突，可以使资源流动更为畅通，可以在解决主要问题时适应大都市地区的战略;但这种体制又易陷入等级化的官徐结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对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迟钝，不能代表当地的公共利益。呈尔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结构的演化也体现了这一点。多中心体制又称多元化体侧，是指在大部市地区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决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综合的政府单位(州、城市、镇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区域(学区和非学区)，各种管理区域的划分和变动以及协调组织的建立，都是谋求特定的公共服务的经济利益的结果.多中心体制试图以此来满足居民的种种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较小.公众容易参与鉴督，因而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需求及其变化更具有弹性，反应更加灵敏。美国堪萨斯市的协调机构—美国中部区域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多中心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大都市区内超越各种功能小区的更大地区范圈内的公共利益问题。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各地方单位的合作、竞争和协商来提供大规棋的公共服务。事实上，这种合作是相当困难的。
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观念等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近期之内，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鉴国外两种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同时.还应因地创宜，走多棋式发展的道路[.]。例:在我国的京津唐、苏锡常、厦潭泉等地区，可借鉴多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特有的国体、政体下，探索中国式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的协调方式，建立市与市、市与县(市)之间的有权威的高效能协调机制，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都市区，借鉴单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适当时候、适当地区，尤其是跨界城市区，建立联合政府，是适应我国城市发展进免或解决“城市病”的一条可行途径。
3明确都市区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
在都市区设立跨城市的区域性的联合政府、机构，对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必然产生影响，使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相对减少.例如:学区的设立，环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员会的设立.都减少了单一城市政府的此项功能。因此，如何处理好都市政府与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关系，成为都市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多伦多都市政府作为解决都市问题、处理地方政府关系的成功范例，对世界城市的发展与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71。我国与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政体不同，在都市化发展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但多伦多大都市组织与管理成功的经验，对于解决我国都市化地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多伦多大都市政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各级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各级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责、有所不责，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事务，从低级地方政府、高级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这样常常不是各级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挤兑、相互推诱，造成管理混乱、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明确各级政府与都市区政府的职责，实行合理分工是极为重要的。
4都市区内地方政府利益的协调
从国外众多都市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大伦敦、多伦多、墨尔本，还是曼彻斯特、旧金山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充满着区域内各城市政府利益间的矛盾，因此，怎样在区域范围内解决各城市共同面对的间题，成为都市区研究的热点。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8]现象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加剐，因此处理好都市区各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显得异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城市地区MUC和RCM体系的建立.便是试图在一事定区域范围内联合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实例之一.在理论上，西方一些学者建立和发展了“公共经济学”力图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公共经济学”认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边界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服务空间的不一致。从“公共经济学”的砚点看，城市政府具有生产和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边界.
应当大体上与公共设施的空间服务范围的自然边界相符。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设施有不同的服务空间范围，因而在西方城乡分治、“切块设市”的体制下，一个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边界不可能与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自然边界相适应，相邻的区域之间，地域相连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相互渗透，而公共服务的费用支付，却被限定在行政边界范围内。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区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组织，从而使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达到最佳经济规棋，便成为西方管理及经济学者十分关注和争论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联合所有的政府服务(总费用)来考察规模经济.在都市化区域实行一元化管理体制，有利于组织公共服务，使其达到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联合造成了公共服务费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也就是说，在都市化区域实行多中心政府管理体制更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体制更富有弹性。
尽管我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设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西方学者用“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和研究都市化地区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的经济，健全法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之一。国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区划也要依法管理。美国的行政区划管理既有资产阶级政治的糟粕，也有人类行政管理的普遍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扬弃吸纳。在美国、法律的实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也有必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各项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将各市施政纳入法制轨道，让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实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级政府的法律监督和公众舆论鉴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级请示审批的人治传统习惯，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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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成都；文化品牌；启示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4］［15］［16］［17］［18］［1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关键词：都市文化；精神文化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都市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早期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被讽刺、诟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国成长壮大起来。然而，这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现在都市发展得很快，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都市化道路。
当今，后物质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类精神世界坚定的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资源，鼓励社会快速增长财富的经济自杀行为，重新分配现有生态资源与破坏环境。在全球化推广与蔓延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们按照全球一体化单一生活方式和标准享受幸福的。
超过了个人实际消费能力，追求过度消费为特征，是后物质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化的经济理念造就的现代消费时尚观念，就是在营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费场景与氛围，去体验对社会财富浪费式消耗的快乐。而支撑这一理由的消费思想，就是生态资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说是世界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幼稚乌托邦空想。人们不是去关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费或是消费之后果，而是应该及时行乐的快速把握住消费的时尚，在体验性消费热潮中，人们经历着生命无足轻重的快乐冲动与流逝。后物质主义的快乐消费培养起来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记一切后果，忘记自身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
人们在过度消费中放弃了精神纯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质主义之外，人们的心灵好像已经麻木，难以接受来自精神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人们放弃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单纯的追求后物质主义的浪漫情景，构成了现代社会场面中最动人的激情；人们沉沦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中，幸福就是如此浅薄的表现为过度消耗中的快乐。人们满足于虚拟的场面所表达的消费的狂热与快乐，汽车、洋房、美女、权力、荣耀……在一片广告语词的诱惑之下，人们接受了当下世界输入给我们的一切价值选择。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的都市化浪潮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而提到都市，有人认为它是天堂，有人认为它是地狱。我却以为，都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临着各种矛盾、误会、陷阱与背叛。换句话说，都市实乃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为我们提供便捷、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时刻制造着冷漠、虚伪、欺骗与龌龊。因此，表现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也成为当下都市生存中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阻挡都市化进程浩浩荡荡的前行脚步。但是，倘若这种都市化报之以人们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质量危机为代价，那它的意义何在？在这里，无法从哲理上对都市发展的利益双方进行居高临下的思想审判，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对广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农民来说，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资源上动脑筋，除了想方设法压榨自身潜力博取更多利润，还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径，能够解决现实的困扰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学作品中所写：城里人听着多好多滋润，实际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为养家糊口，还完房贷之后争取把生活质量弄得好一点而不断奋斗着；对农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难处；留下的还有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精神信仰和婚姻财产问题等等……这就是当下不可避免的现实！
英国都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都市》中对都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都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都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都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
寻求都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都市生活，推动中国的都市转型成功。
一、直面现实，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因此，必须根据本地实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用其带动城市经济健康稳定前进，切勿贪功冒进，得不偿失。
二、避免城市异化，激发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
对此，一方面以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方良剂。另一方面，激发城市文化觉悟，依据本地实际进行城市转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平民的当代家园，精神上觉醒市民阶层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让更多文化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发达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以及优秀的文化产品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业网络迅速的传播城市文化，传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输出与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因此，城市文化产业建设要重点发展文化产品提供和地区教育产业，加大文化研发力度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劲松.《中国当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学书写》，《文艺评论》，2011年09期.
[2] 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
一、新奇不猎奇
例一：2009年3月9日。一幅抢眼的图片，全国政协委员杨澜笑容满面。下面的文字是“三八节杨澜问候男记者。”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的设置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显示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一种社会的关爱。而这一天，作为全国女政协委员，杨澜在回答记者提问之前，先作了一个开场白：今天是女性节日，请允许我代表女性，向同样辛苦的男记者们致以问候。
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女性政协委员问候男记者。的确是一件新奇的事。都市报拿来突出处理，似乎显得反常。但正是这种新奇和反常，应合了新闻求新的本质特征；而这种看似反常的处理。传递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到社会尊重的女性，同样尊重这个社会的男性。传递出来的，恰恰是一种和谐社会的声音。因此，这种看似反常的做法，正好彰显了一种社会的正常需求。而且，这种处理，令人耳目一新，还能得到会心一笑。让人体验到一种轻松的幽默感。
例二：2009年3月4日一则消息《三八妇女节到来，商家奖励陪逛先生》
这则消息，与上文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八”妇女节，商家奖励的对象却是先生，看似反常。为什么奖励先生，因为先生在陪太太逛商场。
在商言商。商家谋利，天经地义。奖励先生。目的还是增加商业利润。殊不知。有先生陪逛，太太们消费起来自是理直气壮。格外地慷慨大方。商家给先生一份礼品，却把先生的钱袋掏个精光。太太乐意，商家更是乐意。
以上两则新闻，都有共同特点，新奇而不猎奇，反常实属正常。新闻求新，乃天性使然。新奇之事，自然是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而反常之事，必有故事蕴涵其中。所以。越是新奇反常之事，越能激发读者兴趣。重要的是，这类新闻，其实又蕴涵着一定的道理。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它表现出来的，是一幅幽然的面孔，是一种述说的快意，是一份开心的礼品。
二、凸显娱乐要素
新闻素材中，本身就具有某种娱乐要素。人的多面性，生活的丰富性，事物发展的巧合性，都蕴藏着娱乐性的要素。把这种要素“拎”出来，运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放大。就能强化新闻的娱乐性效果。
比如。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肥胖的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从而也成为了健康的大敌。体现在生活中，胖子又常常会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楚天都市报2008年9月9日“健康”专版，说的就是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当然也可以很严肃地谈。甚至很专业地谈。但这个专版却充分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将胖子话题中的娱乐性要素放大，在善意的嘲弄中传播健康理念。
先看标题。专版主题是：“将军肚”里藏隐忧。“将军肚”本身就是笑话型的比喻。主题上方，用“腰围增速，健康减速”作眉题。这是一句英国谚语的活用，用一句趣味性的俗话。形象地讲述了腰围和健康的反相关效应。
再看一幅漫画：四个不同年龄段的胖子站在一起。小姑娘说，“哥，你越来越像弥勒佛了”。哥哥说，“你还不是长胖了”。还有一位胖子站在电子秤上惊呼，“真是腰围长寿命短啊，又来医院了”。这是典型的夸张手法，然而又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具体场景。这种夸张的效果，也确实是把肥胖的危害和盘托出了。
三、播撒信息“味精”
都市类报纸，除了它引导舆论的功能，还有一个信息传播功能。而当今世界。是一个海量信息世界。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信息。需要传播。但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读物，它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消遣功能。人们茶余饭后，看看报，换换脑子。这就需要把阅读的过程变成舒缓神经的过程。变成轻松大脑的过程，变成逗逗乐、开开心的过程。实现这种功能，离不开一种手法，就是对精彩人生中的一些轶闻趣事的开掘。它不是这张报纸的主体部分，但却是有益的补充。就像是厨师烧一盘大菜，需要佐以适量的味精。
楚天都市报2008年9月2日一则报道普京成了“打虎英雄”。消息说，俄罗斯总理普京8月31日访问西北利亚虎保护区时，一只虎突然跳出陷井，扑向附近的摄影记者们。普京敏捷地抓过一支麻醉枪射中老虎，待虎昏睡后亲自为它套上项圈。这样的消息，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但从阅读的趣味性来说，却是很抢眼球的。因为它很离奇，离奇之中，又有一种好玩的味道。很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读来兴味盎然。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性、巧合性的事情发生。这也应了一句古话：无巧不成书。人们看新闻，听故事，也总是对稀奇古怪的事情大感兴趣，因为好奇本是人之天性。采集和发掘人们感兴趣的轶闻趣事，在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中播撒几粒“味精”，增加人们的阅读兴趣，也是都市类媒体的一个看点。
四、打造娱乐板块
目前，大凡都市类报纸，都有相对集中的娱乐性板块。这里的“娱乐”，一方面是以影视为主要对象的娱乐业领域的报道；另一方面。是以展示娱乐功能为内容的专版策划。两者的共性，都是营造娱乐的氛围。楚天都市报的“天天娱乐”和“茶馆”，就是两个这样的板块。
天天娱乐板块，以影视圈为聚焦点，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以突出娱乐效果。如2008年8月27日。以“国产剧：好一桌南北大菜”为通栏标题。将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分别用菜名标出。如《夜幕下的哈尔滨》标识为东北大菜；小鸡炖蘑菇；《红梅花开》标识为京城一绝：涮羊肉。这种近乎搞笑的手法，别出心裁，叫人读来新鲜，甚至有捧腹的效果。
而“茶馆”这个板块，更是尽其所能地让人捧腹。这里面，有俏皮的地方话，有土得掉渣的表现形式，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漫画，还有近乎荒诞的酷贴。特别是，编辑记者也走进版面，进入角色，亦庄亦谐。看“茶馆”，就像看央视的《曲苑杂坛》，有相声，有小品。有二人转，有正话反说，有古话今说，有调侃戏说，通过调动各种搞笑的手法，逗人一乐，博人一笑。
五、警惕双刃剑
值得报人们思考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新闻的娱乐化成为当今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以其趣味盎然的内容、灵活多样的形式、强烈的视觉冲击等构成的娱乐效应，为受众提供了轻松愉悦的接受氛围。然而，透过纷繁热闹的娱乐化表象，从另一方面看，新闻的娱乐化又使得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主流的严肃新闻受到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亦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是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