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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人口红利概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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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力资源；年龄结构；抚养比；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更引发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对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东亚地区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研究时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数据和1990年至2025年数据的预测及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人口红利为东亚经济奇迹贡献达到了1/3。经济学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现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一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带来社会总负担的加重，进而引起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反之，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的丰富供给将带来充分就业，那么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低社会抚养比
低社会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时期最为显着的特征。社会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因而人口红利亦是由少儿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两部分组成。少儿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投资不足而转化的一种负债消费，这种负债消费方式在未来是需要加倍偿还的，并且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红利则是由于生育投资过度而形成的一种预期回报。虽然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社会总负担人口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在时间上的变动与方向上的变动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高储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一个经济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则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上升，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因此，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1949年以来，除了“”和“”的影响外，我国的储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然条件。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们要实施具有区域差异的就业政策、改革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进户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的合理有序流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因此，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效应。
（二）全面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素质
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教育体系的建设规模。东部地区为了避免人口红利过快衰退，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人力资本，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利用本地不断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承接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嗵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和层次，扩大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
（三）适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些国家已经将退休的法定年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延长直接为我们带来两个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二是退休年龄延长，使得一部分赡养的人群转变成了劳动力人群。低龄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作为计划，在我国未来5-10年内，可以根据职业、技术水平、健康状况，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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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关系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显现出来，随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下文对其概念和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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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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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发展 政策制度
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堪称“中国奇迹”。同时，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是否相关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如何制定未来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持久增长。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理，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人口红利概念
首先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Mason 和 Lee（2004）将人口红利又细分为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这种理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 “行为效应”。
2.中国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产生了积极效果，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蔡昉和王德文（1999、2004）认为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在1/4强。王丰等（2006）认为1982--200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王金营和杨磊（2010）认为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这些学者证实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范围，根据文中人口红利的定义，结合中国年龄结构（见图1），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本文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型优势，这一时期将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3.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措施
中国正享受人口红利，但仍需要注意人口红利若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构设计和制度保障（车士义等，2011），就可能出现拉丁美洲悲剧。Canning（2007）认为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人口视窗”的机会。为了能够最大化中国的人口红利，需要：
第一，大力促进就业，保证劳动力充分参与到经济发展中。中国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力充分参与。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就业压力。车士义（2009）建议实施促进就业措施，包括提供岗位信息、培训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
第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医疗等投入。Mason 和 Lee（2004）指出中国为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必须为第二人口红利的实现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完善人力资本，通过医疗保障人力资本。
第三，改革中国户籍制度，加快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体，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人口红利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些制度限制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无法形成劳动力竞争优势。都阳（2007）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合理。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积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人口红利最大化设计出良好制度。
第四，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良好发展。二元经济体系和廉价的劳动力诱导出中国产生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无益。李魁（2010）认为实现人口红利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协调，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只有将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才能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关键词:四川省;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一般来讲,人口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高儿童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和高老年抚养比阶段。它所对应经历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阶段。人口红利即是指这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它实质就是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从人口红利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显然是指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即劳动力参与数,而非简单的劳动能力人口。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基本稳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劳动参与率来代替劳动年龄人口来作为研究人口红利的指标。
四川省的劳动参与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动,199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劳动参与率为76.99%,劳动参与率仍比较高。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根据这一标准,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较长,这种状态下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因而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个时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红利的特征
与其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红利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7300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8138万,26年净增人口838万,平均每年增加32.2万人。
(二)人口红利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三)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即使不考虑老龄化的加剧引致的虚假的人口红利的快速到来,四川省总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也仅仅是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人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老龄化快速提升的结果是使得总抚养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四、开发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势微和视窗关闭之前,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的吸纳劳动力资源。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其次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三)加强就业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
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提升其素质,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资本含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作为日后对工人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且农民工数量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人口红利的开发意义巨大。
五、结束语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力旺盛,这无疑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接踵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当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1]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2]孙鹃娟.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机遇与挑战并存[D].中国图书评论,2007,(9).
[3]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3).
[4]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5]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人口研究,2004,(2).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制造
引言
随着2015年春节旅游热的到来，“马桶盖”一词成了热门词汇。成因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在去日本旅游期间，抢购了大量的马桶盖，而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在国内买不到这么好的产品。针对这一事件，总理在两会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因为老百姓有充分的消费选择权，对于一些机构以及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件不容忽视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件，如果国内也有相同质量的产品，起码我国的消费者可以省下机票钱。”①
1.现阶段我国传统制造产业的基本情况
2014年我国GDP达到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增长速度为1990年以来新低②。我国经济发展由高增速逐步到7%左右的稳定增速，表明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进入到增长速度稳下来，发展质量提高上来的新阶段，在2014年2月主持的经济座谈会上指出“：优化产业分工和布局是丞待当前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③粗旷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2.人口红利的出现及本质
人口红利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布鲁姆和威廉姆斯提出的，当一个社会劳动适龄人口增加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枣核形状的“中加大、两边小”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这种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④随着建国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实现了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7.6‰），总和生育率⑤同样实现了较快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的5.81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2）⑥。正是由于这种快速的人口转换，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的本质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其规律包含了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当人口处与适龄劳动年龄时期，一方面能够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较强的储蓄能力，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摄入。利用劳动经济学的概念可知，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可以充分促进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是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当某一要素投入一定时期后，当该要素继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所带来的产出是递减的趋势。通过对人口红利的本质规律研究可以得出，单纯的投入劳动力或资本要素，不可能使产出水平无限量增长。
由此可知，适龄劳动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提供劳动力和资本供给，当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便会出现。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时就存在潜在的人口红利，该人口红利结构优势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3.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和意义
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于2006年由梅森和罗纳德提出的⑦，认为当社会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一方面人口质量得到不断提高，表现在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和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源积累，同时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内涵的发展由此可以缓解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当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由于老年人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储蓄可以再次形成资本进入到生产过程中，通过以上两种效果便可以再次促进经济的增长。
促进经济的新增长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⑧。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而人口老龄化直接体现在人口的预期年龄增加，正是这一重要因素成为了开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就是提高社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大面积覆盖，我国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实行高校扩招，使得我国社会的人力资源质量得到提升，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可能。利用好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向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改变便会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4.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
中国的产业转型归根到底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在现阶段仍有发展潜力，但长期来看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会逐渐消失，刘易斯转折点也将会到来。利用和把握好第二次人口红利将会加快我国未来的产业转型和升级。
4.1我国产业结构中人口受教育情况
如图所示，通过对1986年―2009年我国三类产业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抽查数据分析⑨，第二产业中高中受教育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31%上升至21世纪初的43%，大学受教育水平同样由6%上升至3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较快提高。克拉克定理指出，劳动力会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后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虽有提升，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在客观上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产业的再次发展。
图1 各产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构成
4.2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的几点建议
4.2.1高素质人才是企业研发的核心动力
对于我国的传统制造行业经历了尴尬局面之时，不应指责市场，更不应指责消费者，痛定思痛的答案就是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就会被市场淘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未来仅仅在于能否生产出较高性价比的合格产品。核心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实现的，往往需要经历一代或几代人的科技研发，高素质人才在企业研发过程中便成为了最为核心的发展动力，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唯有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才能实现研发能力的突破，相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掌握人才资本显得更为重要。
4.2.2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为我国的制造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口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了内涵提高，为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今儿有利于核心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第一次人口红利终会消失，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也最终会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抵消，依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唯有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通过依靠劳动力的内涵质量的提升才能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总理，2015年两会讲话，2015.
②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③ ，2014年经济工作讲话，2014.
④ Bloom D.E.，Williamson J.G .，World Bank Ecomnomic Review，1998，12（3）：419-456.
⑤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⑥ 中国统计局人口数据分析.
⑦ Mason，A. and R.Lee.GENUS，2006，62（2）：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