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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作者]熊晓辉，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60－0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音乐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重构，音乐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科学方法论，内在地融入了多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中，其方法论的特殊地位受到重视。音乐人类学在解决人类所思考的文化艺术等问题方面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客观上也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认可度和认知度，同时也显示出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正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因此，用科学的方法论视角去审视音乐人类学研究历程，树立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相对观、文化整体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等基本观点，把握音乐人类学学科结构、本质、形式与特征，探究音乐人类学的后现代走向及其意义，成为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重要观点及基本任务
方法论的观念在音乐人类学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现实存在的总体反映形式。由于学科性质的原因，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成为音乐人类学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作为一门研究人类音乐文化的独立学科，音乐人类学吸收了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观，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相对观、文化整体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等基本观点，利用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或分辨事实，从而建立可一再求证的定律。对于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所谓科学的方法，指的是设计与进行研究所需要遵循的精神方法，主要包含三个基本步骤：一是建立假说，即对观察到的事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进行叙述；二是决定测试此一假说的方法，即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研究设计中；三是实际测试此一假说，即进行研究或进一步地观察。”音乐人类学是一门建立在音乐实践基础上、以具体方法论实践为基本手段和实施内容，并以音乐实践成果回归音乐现实生活作为动力才会有其生命力的学科。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性建构，也不能忽视这一学科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实践性。而且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母语文化的千姿百态也决定了音乐人类学理论要当之无愧地成为各民族各种不同母语文化音乐普遍规律的概括或理性总结，就应该与之作实践性的具体化对应，否则所谈的理论和所倡导的理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甚至可以说，没有具体音乐实践或忽视具体音乐实践，就没有音乐人类学的生存和发展。
文化整体观对音乐人类学发展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人类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应该把各种音乐事象与音乐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探讨。如音乐人类学家在描述一族群音乐文化时，可能会涉及该族群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语言、政治体制、经济形式以及服饰风格等。文化人类学把文化整体观概述为：文化人类学家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传承的。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时间的角度看，都比其他学科广阔。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群体文化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比较分析，以便寻找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音乐人类学强调以人类社会整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为中心对象来展开各音乐事象的考察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音乐和音乐作品的考察研究，而是以人――音乐事象操纵者为对象主体和以人的音乐活动――音乐实践内容和音乐认识内容指向为对象客体以及音乐事象是对象主体与对象客体之统一体这一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又一基本观念。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音乐文化，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多局限于周围或有限领域之内，而是直接、明确地猎涉到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艺术。不论是非洲布须曼人的音乐，还是亚洲中国人的音乐，或是欧洲日耳曼人的音乐，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眼里都是平等的，音乐人类学家对它们都怀有同样的热情和兴趣。另外，音乐人类学不仅关心的是古代音乐文化，而且关心所有历史时期的音乐艺术。史前时期的人类文明和近现代原始部落及当代都市中的音乐事象，都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研究范围之中。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音乐文化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研究，以便不怀偏见地探索音乐艺术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是音乐人类学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那么，音乐人类学认识音乐事象整体的观点，就像哲学的认识人自身整体的观点那样。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揭示出了人类学的基本学科观，也可以观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观念的核心是人，人作为社会性的主体存在，并在音乐事象构成中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客观能力作用应当得到音乐人类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只有深入地把握住音乐对象主体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深入地触及音乐对象主体的音乐意识，才有可能牢牢地抓住音乐人类学考察和研究成功的科学机会，揭示出音乐事象的本质和规律。
19世纪以前，欧洲产生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当时各国、各地区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地理的和种族的隔离，导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客观地彼此认识和评价，这就产生了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也称为“我族中心主义”，是以自己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是自然的、正常的和优秀的，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后来，当人类学家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态时，他们发现所谓的原始人类实际上与其他人类群体并没有本质区别，于是20世纪20年代起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始，到他的学生赫斯科维茨(MeIvIlle J・Herkovits)总其大成，逐渐发展出一套“文化相对论”思想，他们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只能按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判断。一切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无从分别孰优孰劣，对异文化要充分尊重，不能以自己文化标准来判断和评价。
二、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自然属性及内容
文化相对主义也称“文化相对论”，经博厄斯及其承继者极力宣传而得以流传。博厄斯认为：
“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这两条原则为指导：一条是在所有民族生活中以及现代文化形式中，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基本相同的；一条是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博厄斯强调抛弃以某一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思想后来为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被音乐人类学家引伸到音乐人类学领域，即成为‘‘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人类学观”。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音乐人类学价值观来运用，这是当初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的主张。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呈现出多种内容，反映了特定自然环境的物质文化，受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制约而定型的演奏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美的价值标准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歌词，还有音乐的构造，这一切都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呈现出来，放眼世界来观察这种状况就知道，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活，而支撑着它们的价值体系也是不同的。用这种看法来认识民族性的表现，叫做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念的真正树立决不可能仅仅依靠停留在理性阶段上的一般性认识，还需要在具体的科研实践中去逐步体现，这样才可能使之具有明确而实在的科学意义。用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去研究音乐人类学，并不是要求他们全盘接受某一特定民族的音乐文化，事实上，它是指从民族音乐文化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与历史的关联中，来评估他们的文化型态。在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西方科技社会的强势文化携经济实力席卷全球，弱势文化遭遇空前生存危机的情形下，文化相对论对于保持和发展音乐艺术及音乐文化多样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后来在音乐人类学中激起了一场关于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争议，其实质是音乐人类学的表述危机。音乐人类学家经常用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对音乐事象及文化进行尝试性的实验，探讨了方法论以及主客位关系、民族志等主题。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人们用相当多的表述空间来呈现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重构，既可以表现那些不同的声音，又可以体现受访者的个性特点，还用相当多的音乐专业术语及语汇来反映调查内容和文化背景。在研究过程中，音乐人类学始终都是一种个案的、质性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是建立在音乐学与人类学基础上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家们也是在整合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资源下进行研究，他们常用文化研究中的原型批判、作品分析、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方法，同时借鉴和利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大传统和小传统研究等方法，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根据不同的对象，通过提炼和升华，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范式。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文化普同观影响着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心理的基本状况大体相同，所有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文化就像在绝大多数实例中所显现的那样，是为满足人类欲求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内外环境相似的民族会产生或崇尚相似的文化反应，而不同的环境尽管产生的文化面貌会有差异，但由于人类心理基本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也同样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同时，也正因为人类心智和心理的相同或相通，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才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播、互相学习，各个文化之间的要素才可以互相借用、互相吸纳甚至相互融合。在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音乐文化是普同的，无论是作为创造音乐的具体形象，还是对音乐文化进行科学解释，音乐人类学无非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文化普同观下，人的音乐行为、音乐产品和音乐意识，构成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在有关艺术人类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上，国内学者主张在研究中，首先要熟悉规程，从各个环节，比如说选题、课题的准备、调查提纲的拟定、文献资料的收集、进入田野、参与观察、引出访谈问题、话语和文本分析、意义和表征分析、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编码、资料整理和民族志撰写。这样各个环节的程序和技术性问题我们要研究。同时在其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我们做更多思考。比如说，关于人类学知识的性质、怎么样才能认识世界、文化和族群的性质及其界定、研究对象和田野工作场景的转换、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人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等等，我们都要做思考。
音乐人类学广泛吸收了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人类学、音乐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音乐人类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些较新研究趋势，如学科的新拓展、流行音乐与城市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特殊群体音乐研究、音乐变化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媒体影响研究、文化边缘残余研究等。一些方法，如统计学方法、民族志方法、重复研究、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等广泛被应用。音乐人类学采纳了人类学的文化整合观，强调构成文化及音乐艺术的诸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与和谐的状况，强调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一起协调运作的，不光是靠研究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当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更重视大规模社会，它们不仅地域定位较模糊，而且运作更依靠联系广泛且高度专业化的人员来完成。在这样的社会中，它的整合性较不明显，且与小规模社会大不相同。文化整合是一种诸要素或特质变为或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体系又是时常变化的，这就是文化的变迁。文化落后，其实就是该种文化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所造成的暂时失调现象。
三、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主要趋向及意义
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主要源于人类学，从基本理论角度看，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是和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古典进化论时期，单线进化论思想在早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欧洲音乐中心论进行传播时，音乐学研究把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当作向欧洲音乐模式进行进化，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后来，文化人类学的每一次理论更新都会在音乐人类学中得到体现，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社会学派、功能主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生态学等，各种人类学理论也都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各自留下自己的印记。与整个人类学相比，音乐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音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用时下的观念看，音乐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代表。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在特定的时间段中展开，稍纵即逝，不可重复。音乐本体自身永远都是非物质的，我们能看到的乐器、乐谱、磁带、唱片都不是音乐，而是音乐某种形式的载体。其次是音乐采集。从采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研究者的音乐采集能力和水平受到研究者自身专业水准的制约，没有经过长期专门的业务训练，甚至连基本的音乐识别能力都不具备的人，无法涉足音乐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音乐的特殊性，储存音乐本体需要特殊手段，受到科技水平的极大制约。再次是音乐描述。从描述方面来说，由于音乐的高度抽象性，描述音乐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如何描述音乐是许多音乐人类学家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描述方法。最后是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音乐与文化背景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视点，也是一个难点。音乐非常抽象，不仅自
一
英国人威廉·莫里斯领导“工艺美术运动”的本意是“手工艺的复兴”，最终却衍变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开端：柳宗悦倡导的日本民艺运动，更多地带来了手工艺品的量化；德国工业联盟和包豪斯所追求的“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未完的命题。工艺美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次要艺术”，在机械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似乎很难通过其“亲切温润之美”，“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
几千年来，历代能工巧匠及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工艺大多依靠师徒口传，工艺美术作为延续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的造物形式，对它的理论研究不但在当今学术界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呈现的价值和尊严，也就更难以被推动为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本原的思考。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作为延续历史最长的一种民族艺术与文化传统，工艺美术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理论求解的复杂性也是其他艺术领域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我们在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传统积累丰富，但与积淀丰厚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相比，理论研究仍然显得单薄，甚至对于工艺和设计的理论区分都存在着解释的模糊性，对于理论的失语，杭间教授在《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强调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思想属性，这样做本质上是片面和‘功利’的，因此传承人被宣布保护后接下来如何做，无人知晓。”在如此的设问之下，杭间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强调微观的、实证的、调查的、小中见大的研究”对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性。
更有研究者认为，传统工艺美术更加具备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和条件，并遗憾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对传媒、影视、动画等已然市场化的艺术门类的青睐。我们可以认为，工艺美术作为活着的传统既被认为和国家、地域、族群的文化表象形式有关，又可能是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得已建构的文化产品。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虽然理解社会的现代性，物质文化与都市消费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但是与贴近实务的业界前沿问题的解决相比，完成中国工艺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在理论方面的建设显然更为重要。相对于设计美学研究的“高空作业”和工艺美术研究的“在地生根”，我们也许更需要一种“在路上”的行走方式。
二
实际上，我国的工艺美术研究领域除了关注其艺术本体的艺术学研究范式之外，也出现了将工艺美术视其为子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文化人类学对艺术学、民俗学包括工艺美术等相关领域的辐射，最终促成了路径指向不同但却可以同归一途的“艺术人类学”生成。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其《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从史前艺术演化至今，人类艺术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状况，生活经验、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直接相关，从而在最大的情境性上呈现出复杂的观念、动机，目的和行为，表达多维的功能和价值意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原在性东西的思考，发现其原初意义的审美品格和文化符号背后的隐喻，是工艺美术研究应该承担的责任。工艺美术应该成为大工业时代背景下探索人与社会，传统以及未来之间关系的中介物。工艺美术的时代价值不应该只关注艺术品和其现象本身，不应该为工艺而工艺，而应当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并通过对艺术品、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各种艺术实践、审美活动的民族志描述，进而探讨或揭示其中蕴含着的文化意涵。
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艺术人人类学在包括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在内的诸多专题领域，均相继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其文本框架不是古典人类学的模型，而是现代人类学的哲学进路。不是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的基本描述，而是对艺术与人类存在关系进行的思辨与阐释。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工艺美术研究，让工艺美术成为“流动的水”，同时让工艺美术研究进驻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从而促成学科间的交叉互渗，增强各自的伸展活性。
工艺美术的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者身处研究对象的实体空间，更意味着精神性的“在场”。在研究方法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证性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强调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及其具体细节的重要性。这种集考证、归纳与文化阐述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实证主义艺术学研究将艺术活动量表化以及忽视艺术创作内在体验的研究倾向，以富含活性的观点考察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并从工艺美术资料中获得关系到民族大文化的历史信息，让文化得以传承和再生。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艺术人类学;民族色彩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42-01
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张艺谋的电影蕴含这丰富的人类学内涵是他民族和他国家研究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人文风情、民俗习惯、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张艺谋的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和审视,这是一种多主体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给张的电影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提炼出当代中国社会在艺术文本中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总结出张艺谋此类电影的特点与不足,在人类学意义的框架下给中国的电影的发展给予一点思想性指导。
人类学视野下的张艺谋电影。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研究人的科学或解释为关于人的研究。英文写作“Anthropology”,最早见诸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品质及行为者的描述中,贯穿人类学的两个核心词语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人类学就是一门关于‘文化的科学’”,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指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还原”。张艺谋的电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传达了民俗风格和民族个性,使张艺谋的电影带着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一种基本资料。本文从形式层面上对张艺谋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发现张艺谋的电影从四个方面实现了影片的人类学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间、造型:张艺谋的电影的空间、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民族风情的丰富体现,电影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风貌,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所展现的中国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闭的四合院,还有那没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张艺谋的影片从空间和造型上给予的视野,是人类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真实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运用:色彩是电影表现象征作用的的一个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个国家精神灵魂得以阐释的对象。“红色有其共通性,红色代表革命。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在传统意念上,红色更多是代表热烈,象征太阳,火热,热情,这亦是全人类共同的感觉。”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的运用了红色,似乎红色以成为张艺谋和中国影片的标志。张艺谋对红色的运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红色阐释了中国及中国人结婚等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红色是张艺谋自己偏爱的色彩,张艺谋爱用红色作为自己电影的底色,张艺谋的影片中的红色,或许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红色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象征,苦难与进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乐的运用:中国乐器和丰富的音乐形式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音乐,张艺谋注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符号的象征作用达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现力度。他所用的音乐带着传统的民俗味――老腔、秦调、皮影戏、陕北民歌等,在有点的时间和空间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黄土地》中陕北信天游的歌声,《活着》中老腔的曲调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调等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献意义,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研究中国人文的一个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张艺谋在影片中运用的方言增强了民俗化和写实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陕北方言,《一个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单骑》的云南澄江县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的长久以来的精华所在,研究中国各地方言,也是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张艺谋的电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东西,如《千里走单骑》中,加入了“傩戏”这样的民俗载体,吸引了大批的人类学家进行对“傩戏”的研究。总之,张艺谋的电影中运用的这些民族符号的实体或客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民族的一个缩影,对于认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艺术形态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在她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研究人类变化中,人类学家坝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类个体的人差异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体之间的差异上。他们研究的是在生存、发展中相互依赖并拥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会。”从人类学研究的需求上来讲,我们希望张艺谋的电影多挖掘自己国家的民俗,注重我国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现,这样的影片会更加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张导演的能够把黑泽明的艺术和民族的风范相一致的去研究电影和艺术及社会的关系,创作出更优秀的电影来。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彩性为我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于文艺创作者要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在实践创作丰富多样的前提下促进艺术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类学；儿童成长特点与机制；儿童教育；跨文化理解
早期的人类学家把人类学定义为研究人的躯体的科学，后来推广到研究人类文化并逐渐以研究文化为主。科学的人类学的创立是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20世纪前，西方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同时为解答这些问题，他们采用了田野研究、文化比较、跨文化理解等研究方法。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前人类学只关注在一个封闭的文化单元之内理解“他者”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0年代的主题是符号、自然、结构；70年代的主题是；80年代的主题是实践，即研究人的主动性和社会实践；90年代以来的主题是后现代、世界体系和文化离散。”〔1〕 可以说，“二战”后世界人类学理论的分化主要是围绕文化和人性问题展开的。
人类学依赖于许多研究人的学科但又从总体方面研究人类的发展史，揭示人（类）的发展机制，只有人类学才从如此宽广的含义上理解人，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全面地研究人。总之，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学的产生和兴起是人类主体意识更为成熟的表现，说明人类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努力揭示自身的奥秘。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的意义在于：人类学关于人（类）的发展规律及影响人发展的因素的认识可以成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人类学实地考察、情景理解、文化比较、跨文化理解等方法体系及其理论对教育以及教育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一直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教育领域也可以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解决具体问题，如种族、民族、性别、阶层对学校教育内容及组织形式的影响。
一、人类学揭示了文化起源与教育发生的可能性
揭示文化的起源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的生成问题。生物人类学、哲学人类学都揭示出个体生物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与缺陷――与其说是不足与缺陷，不如说是这种表现为缺陷而实则为优越性的基因编码的开放性使文化起源与教育发生成为可能。人与一般生物相比在基因编码系统的开放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人的特异性编码与开放性编码相比非常脆弱，以至于除了保障躯体发育的指令以及决定少量的本能行为的特异性信息之外，人的基因系统中绝大部分都是开放的。自然的造化决定了人的未完成性，使得人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依赖天生的本能，而必须通过后天的完善才能获得生存。因此，一方面人的成长需要帮助――教育由此而产生，同时人摆脱了本能的控制而获得了创生的自由――人（类）的文化得以生成并成为超越人的自然生命的“第二自然”。
二、人类学发现了人的童年期及其成长特点与机制
人类基因编码的开放性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表现就是人类个体具有漫长的不成熟期，我们称为童年期。人类学既考察了人类的童年，也考察了个体的童年，综合了人类演化过程和个体成长的历程，揭示了儿童期的特点及其在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位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期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人类学有关人的童年期及其成长特点与机制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个体发展过程是对种族进化史的复演。基于进化论的复演论对于我们认识儿童具有的发展潜能意义重大。儿童发展潜能对于个体来说是先验的，是历代祖先经验的活的沉积，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同时，这种潜能只是确定了人能够发展并充分具备人的生物属性的可能，人的生物属性只有通过人类及其存在形式――社会文化才能产生和发展，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借助于文化，人在更大的程度上，通过更多的途径、更复杂的过程和更高级的形式来发展、体现自己的生物属性。但是，文化的获得必须遵循个体生物机制的演进路线和特定阶段的发展范围及相应的发展任务。
2.儿童的成长：潜能展开于外部环境并进行自主建构。儿童期是潜能的展开与经验内化相结合的“造人”期，这一“造人”过程的机制从社会角度表现为濡化，从个体方面表现为以儿童活动为中介的文化内化。儿童最初的活动是围绕生命存在的需要展开的。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成人抚育，在此过程中，文化与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及进而产生的情感需求同时发生了，成人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化的方式满足婴儿食物、情感、睡眠、排泄等需求，开始依照社会的期望塑造儿童的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参与儿童成长的无意识渗透过程就是濡化。濡化贯穿人的一生。在儿童期，濡化对儿童的文化生成和适应十分重要，而且濡化是通过生活过程自然而然实现的，往往会深入到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中去，影响儿童与环境作用的方式。从儿童个体的发展来看，到幼儿期，基于儿童身体活动、心理活动、精神需求的自主活动已经成为儿童的主导活动，儿童通过这些源于生活、基于生活需要展开的活动与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整体性的、全方位的建构，将外在于自己的文化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和行动方式。蒙台梭利对于儿童在生活过程中的学习如此评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讨论着一种与纯粹记忆过程不同的现象，即儿童心理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方面：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引导他去吸收周围的一切，而且正是这种观察和吸收使他能够使自己适应生活。他做这项工作是凭着一种存在于儿童身上的无意识力量。”〔2〕她既揭示了儿童学习的潜能，又揭示了儿童学习的机制。在这一时期，无意识吸收、有意识创造、自主表达、整体获得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词。
3.“群体依赖”是儿童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人类的童年期，受人类自身认识能力及其制约下的实践能力的限制，人类的生活方式处于依赖环境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个体的力量难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维持生存。而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成熟的个体能凭借和运用文化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在人类个体的童年期，儿童的不成熟状态同样决定了幼儿必须在“群体依赖”的关系状态下才能走向个体独立：儿童从一出生就与他人产生了关系依赖，从母婴依恋到亲子关系，再到同伴关系，儿童的关系网络以自身为圆心，随年龄的增长，活动能力的增强，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不断丰富。亲子互动、同伴互动的关系依赖使幼儿维持了生存，获得了社会情绪和情感，掌握了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形成了识别环境并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实现了文化的个体生成并以个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地解除了存在状态上的不足和匮乏。因此亲子关系、伙伴关系等“群体依赖”关系是儿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群体依赖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文化性质的群体依赖：成人依赖和伙伴依赖。成人依赖为儿童提供发展的保障和引导，而在伙伴依赖中儿童的潜能展开有着群体共相：共同的冲动、共同的人际环境引发共同的冲动表达、共同的活动能力、共同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这两种依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4.儿童发展规律的普同性与发展的现实存在差异。“所有的儿童在出生时是相近似的，他们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按照同一规律发展……他们都存在着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人和具有那个时代文明水平的人的创造要素，而且在他所具有的这种吸收能力中他遵循着整个人类普遍的生长规律。”〔3〕 但跨文化比较也显示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不同种族、民族、地域、阶层的同龄儿童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于遗传造成的，而是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结果。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大自然赋予儿童一个顺序模式，儿童按照这个时间表展开不同阶段的发展，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次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自然规定的成长序列中，发展好每一个当前阶段才能顺利展开下一阶段的发展，这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肯定儿童的发展是遵循着一个内部的计划的。任何行为，包括非习得的和习得的，都需有它自身的生物学基础，其中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也包括外周神经、肌肉、骨骼等系统器官的成熟。没有这个成熟，心理和行为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尽管随着心理机能由初级向高级发展，基础的作用似乎削弱了，但却是不容否定的”。〔4〕 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获得符合规律的充分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立的发展价值。二是文化发展水平造成儿童成长的差异。尽管儿童具有同样的成熟水平，但由于外部文化环境对儿童提供的发展支持和指导不同，致使部分儿童的成长潜能无法在适宜的环境中得以展开，由此在文化获得方面与同龄儿童存在差距。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当贫民窟的孩子长到六七岁时，他们已经吸收了他们的次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此后，他们生活中即使出现了可以用以改善他们生活的环境机会，但他们却没有心理准备去充分利用它们了。”〔5〕人的文化依赖、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程度和范围，在总体上是由所处的社会文化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群体都要善于利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促进本群体成员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儿童教育的民族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上更应引起重视。
三、人类学呈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
认识
人类生存实践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交流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与满足人的需要相关并履行着相应的功能；每一个群体的文化都是在特定境遇中历史地凝结的生存方式，是生活在其中的成员的意义世界；对不同文化形态不应持等级比较的观点，更不应该以“强势文化”去挤压、替代“弱势文化”；人类文化史就是不断共享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每一群体都应该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持开放和吸收的态度，同时也要抛弃本群体文化中制约人发展的文化因素；文化是外在于人的符号体系，是人寄寓的意义之网，是社会行为得以发生的程序；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符号体系能动化。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儿童教育中的文化选择（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多元文化的吸收）及课程实施（生活化、游戏化）具有重大意义。
四、人类学的方法论启示
1.人类学几乎是综合了所能综合的一切关于人及其文化的学科知识来认识人及其发展的。儿童教育也应该从多学科视野形成更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当前，我国儿童教育研究急需从多学科视野形成关于儿童的正确观念，这是解决儿童教育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对个体基于自然迈向文化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如从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视角揭示人类精神器官自然演化的过程及机制。
2.人类学研究采用田野研究的情景理解与跨文化理解的传统方法对当前我国儿童教育实践富有启发意义。
其一，人类学研究采用参与或非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实地研究，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观，描述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在特定情景中的意义，既可从文化主位解释特定文化，还可从文化客位分析特定活动对主体的意义。这一研究方法启发教师要关注儿童的生活情景及其过程，观察并记录儿童的活动，通过谈话沟通，了解儿童的需要，倾听儿童的想法，从社会文化适应的角度对儿童的需要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支持。西方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理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对“异文化”的客位理解，以“异文化”反观“己文化”，对“异文化”的主位理解，从主客关系走向交互主体，并进入深层的意义结构，实现视阈的融合。这一过程为目前我国儿童教育中成人对儿童文化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路径：对儿童文化进行客观的审视，比较儿童文化与化的不同，渗入儿童文化达到共融。
其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去成人中心。跨文化理解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发现儿童”是目前幼儿教育中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发现儿童”的过程就是一个行走在化和儿童文化之间进行跨文化理解的过程。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体会揭示了文化比较的效用：“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融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了解到其他民族有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时，我们就会立即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地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6〕正是通过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人们认识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虚妄和危险。如果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既阻碍了对“异文化”的理解，也阻碍了对“己文化”的理解。这提醒我们在儿童教育实践中要克服成人中心主义的危险：化主宰替代儿童文化是目前儿童教育问题之首。当前儿童教育以化为中心，阻碍了成人理解儿童文化，也阻碍了成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教师从观念上走出化置身于儿童文化情景时，会发现儿童文化的独特意义，会时时面对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发展阶段差异所导致的内在需要及表现形式的差异，同一事物对于儿童与成人产生的意义的差异。认识儿童是教育儿童的前提。跨文化比较中的去自我中心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化变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普同与相对（中华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等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课程问题。
其三，跨文化比较有利于人们在比较中认识差异，相互借鉴，扬长避短。“比较，就是一种扬弃，就是一种挣脱，就是一次又一次新的寻找。”〔7〕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多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差异大的国家的儿童教育富有建设性意义。认识差异可以为尊重文化差异的课程决策提供依据，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幼儿园课程中的民族文化传承以及语言（母语与汉语）的运用；少数民族儿童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等。相互借鉴可以促进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如少数民族对于主流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及生活方式的学习，以及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体育、道德教育、艺术创造等方面文化的汲取。同时，实现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也需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一方面进行本土化的变革，另一方面借鉴他人的经验。
3.人类学的还原原则启发我们将教育中的文化要素与结构还原于儿童实际生活之中，使其通过儿童实际生活过程真正实现文化的个体生成。还原原则由于在不同语境中被使用而易被误解，我认为结合格尔兹和布迪厄的观点来理解更为恰当。格尔兹认为文化是意义之网，是外在于人的符号体系、信息源，是社会行为发生的程序，人类的生活必须依靠文化才能模式化，文化模式为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模板。布迪厄认为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符号体系能动化。结合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已有的文化模式是通过当下的人类的生活而发挥作用并且被理解、被延续、被发展的。同时个体要进入已有文化模式，也要通过现实的生活过程完成文化的个体生成。对于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儿童特别是学前阶段的儿童，文化在个体身上的生成也应是在个体的生活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对于儿童来说，只有实际的生活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成过程。同时，考察儿童教育――儿童学习什么、怎样学，就可以发现儿童的活动方式，因为在其文化获得过程中已经塑造了儿童的活动方式。
总之，人类学从生物和文化因素全面揭示人的本质，把握和认识儿童发展的规律和机制进而把握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从而形成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教育观念。同时，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教育，我们发现儿童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活动，具有深远的人类学意义：即合目的、合规律地帮助儿童进入文化，实现文化与儿童的双向创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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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Children Education fro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MIAO Xueho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遗产，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探讨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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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与人类学
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异化，也导致人类体质的弱化。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突变，直接导致人类的体力不再是唯一的生产力衍生因素，这必将引发体育方式的彻底变革。体育人类学正是要将体质和文化结合，探讨人类学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其他人文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确立体育在未来社会的行进方向。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追寻健康的积极方式，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体育人类学，为实施基本关怀提供理论依据。
2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中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2.1文化整体观
时至今日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仍然不断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做为一个动态与变化的整体，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宏观角度来双重观察，做人类生物性与文化上的综合对比分析，从而循序渐进的认识田野工作中较小的区域范围与更大的人类社会的总体。
整体观论是一个辩证的理论，即整体是必不可缺的，同时又与文化是相对的。人类学的哲学理念与各种研究理论方法，是指在特定时间地点下，对特定的人群得出的认识；为了深入探索理解特殊现象，还要基于对事物的整体把握才可实施。
由此可见，体育科学者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也需要具备文化的整体观理论。
2.2文化适应观
通俗讲适应是指在地球上的生物种群在通过自身变化的同时与周围环境所达成协调，并且繁衍下去的发展过程。人类适应的原则既包括生物性适应还包括文化性适应。人类自身的生物性适应是指人体同周围环境相和谐并保持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自身体质协调。人类的文化适应能力是通过改变本质生活方式的策略所达成和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和谐。
在人类的文化性适应能力中较为侧重群体层面，并通过参与群体活动来获得社会文化的力量。再以教育教学、创新思维、科技发明等方式调整成员的行为习惯，以使得社会能够走可持续发展得路线，从而改变环境状态。
不同文化要素之间可以进行跨越式的交流、吸引、融合，旧有的秩序和规则被不断的打破，再重组后吸收了新的文化要素。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在不断地重新定位，以获得在新形式下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重新构造自身。
2.3文化普同观
所谓普通性或普同论是指地球上全人类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各个省际区域的人民，无论肤色与民族是否相同，大家都归属于同一物种的后代，因而每个人都是平等相同的。进一步去说，人类在心理的与生物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之间共同性特征就是我们民族，我们人类学要特别关注的普同性定义。
人类学的普同性从认识论原则上看，人类学一直在强调社会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在考察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基本行为特征和一些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的一种理论想法出发，可以发现文化是被认为在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由于人类的需求很多是相似的，所以从另外一种人类学理论角度研究，不同民族成员之间有很多人类共同相似性。
2.4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是人类研究文化的一种态度，一切民族文化研究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不能用高与低之间的等级来划分。衡量文化的方法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有具有珍贵的意义和价值。
平时人们经常习惯于把自己所属的群体文化价值和传统观念来对比、衡量、判断并且解释其他社会文化行为的存在，这正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这种极端表现的状态是“文化沙文主义”，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信仰和习俗永远高于别人的信仰和习俗，并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氛围来规范他人的民族文化行为。
民族中心主义的利端有助于强化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弊端在于不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这样不仅容易引起对他民族的否定和排斥情绪，还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无法作价值的评判，但是历史轨迹在前行，社会环境在发展，科技创新在变革，民族文化在延续，我们都应对所有文化都抱有宽容的态度。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该理论所支持的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批评而去赞同或接受某一个人群的所思所为，我们可以将文化行为放入其具体的环境、历史和社会中来加以评估和对待。
3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中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
3.1访谈法
通过与研究对象交谈或提问的方式来获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有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武术派系有其辉煌的历史和贡献价值，但因为年代或历史原因没有专业的人员来记录相关武术使志，从而导致其武术技术失传，或成为没有文字记录的空壳武术。
3.2文物搜集法
历史文物的展现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遐想与回顾的瞬间历史状态由心而生。对研究中国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历史，特别是对远古时期体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研究，作用最为显著。
3.3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俗称田野工作，是指在接受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走访进入某一社区或地域，通过参与观察、居住体验在当地居民家等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调查工作。此法可以运用到针对某个省际地域的武术发展变革研究中，走访调查，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习武者中，跟踪记录当地习武状态。
3.4谱系调查法
谱系法就是收集相关家谱编辑成系谱表，从而确定亲属形式及其结构性质的研究方法。谱系分析法是以主要人物为中心从家庭成员出发，搜集全面的整个世系群，业是田野工作中可以解开人群分类的第一件事和关键出发点。此法对于研究某一武术门派的历史传承和具有代表成员的发展经历研究有很大帮助。
3.5自传调查法
也称为个人生活史或生命史访谈法，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探访交谈，将研究的对象个人全部或部分的生活经历以口语或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回顾式叙述。如对某一武术派系关键人物的自传调查研究，可以得知此流派某段时间内的大致发展情况。
3.6定点跟踪调查法
针对某一研究地点在时间上进行纵向跟踪调查研究，一次来了解某一地区各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运用此法尤其是用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变迁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4 结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革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有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失传，甚至走向消亡。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研究影响民族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挖掘民族体育发展的历程，深描民族体育文化的色彩，实现民族体育文化发掘，复原或阐释民族体育文化本质，这正是从人类学视角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潜在价值与优势所在。无论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还是现代社会的民族体育，都是社会历史变革不断发展的产物。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