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20:54:59
序论：在您撰写现代汉语语法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关键词】汉语 介词框架 考察 概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211-02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词汇也不断变化。作为汉语词汇成员之一的介词也在不断地消长更迭,由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历来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对象,成果丰硕,而对于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却不多。汉语“介词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较早研究见之于陈昌来(2002a)一书。该书中对汉语介词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其做了宏观的概括和分析。
而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过程性,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研究具有系统性、适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语法化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一个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够补充或推进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1 20世纪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研究概述
汉语介词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马氏文通》(1898)时才有马建忠从语法学角度确立的“介字”一类。《马氏文通》(1898)奠定了汉语介词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后人对介词的认识,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对介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题研究。直到《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标志了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此后,《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介词被分别称为“副动词”、“准动词”、“受导词”、“次动词”,但“介词”这一名称却没有被确定下来。
到了20世纪中期,张志公(1953)提出设立介词的主张,影响颇大。《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后,介词的身份讨论和纷争得到了统一,以后的语法书和教科书以及研究论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词的存在。此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第一次对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概述,对后世的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可参考的资料。随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逐年增多。诸如:《近代汉语介词》(马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介词的特点、形成过程及原因的专著;刘丹青(2002)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对介词和介词短语进行了一定说明。他们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介词的来源、性质、分类、内部差异、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与介词有关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从”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汉语介词框架在汉语介词短语研究中的初步讨论
“在……上/中/下、在……的时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对(于)……来说、从……到……等等”,这些介词性结构都是由介词同一些方位词、连词、助词、准助词等词语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汉语学界没有系统地考察过这类结构,也没有给它们一个特定的称谓。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这类结构,语法学者在研究介词及介词短语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了这些结构并对它们做出过一些说明。《马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结构。黎锦熙(1924)认为时地介词与其所介引的词有时连着其他词而构成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示“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示“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等。高名凯(1948)认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导词加名词功能的词组成的,并对结构层次进行了分析。张寿康(1978)在《说“结构”》一文中,也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结构了,他将其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崔希亮(1996)把不属于介词性结构的“在……呢”叫做“框架”。詹卫东(1998)在研究“N的V”结构时,把“在……下/上/中”称为“介词槽”。可见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结构,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了类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对它们的专题研究。
21世纪以来,汉语介词框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新编现代汉语》(张斌主编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种固定格式,只是没有明确说明其为汉语介词框架。
吴福祥(2003)在《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籴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提及“用……来”是一个可以填入有限词语构成逻辑关系的框架。葛婷(2004)认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过深入考察各种文本,发现了两者不仅在单纯的空间方位上有相通之处,而且在隐喻的概念范畴中,也有相通之处。该文作者尝试从隐喻角度说明和解释了这种框架现象。刘兵(2005)在探讨研究汉语中介词的隐现及介词省略时的功能替换手段问题时发现:框式介词的前项一般可以省略;标识处所、源点、终点、时间、原因、目的等论元的框式介词中的前项省略后,框式介词的标识功能就全部转移到了后项上。曾传禄(2005)谈到:汉语方位词“里、中、内、外”组成的框式词组在时间、范围、数量、状态和地位关系五个目标域中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和隐喻意义,其背后反映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模式。吕兆格(2005)指出:介词与“里”、“外”组成的框式介词短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两个固定格式,它们的用法灵活多样并表现出不对称性。杨丽姣(2006)分析了介词激活其附着言语成分主题性的四种情况,其中包括框式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讨论了介词主题标志功能的语用、语义以及句法动因。黄芳(2007)认为: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了“×里”、“×内”、“×中”介词结构在使用上纠结的原因。
以上列举,都只是在汉语介词或介词短语研究中涉及到介词框架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但他们对当时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对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3 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概况
21世纪初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刘丹青(2002)提及与介词框架类似的内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该文通过比较其它语言的框式介词等类似现象,从共时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词中前置词和后置词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与语义抽象度的关系,并指出框式介词本质上是一种句法组合现象,而不是一种词汇现象。所以,其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2003)将其定义为框式介词,认为这是一种句法概念,而不是词类概念,通常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临时搭配而成,多半不属于固定词项。框式介词可根据句法特点分成下面几类:(1)双重赋元框式介词,如:“在……上;为……起见”等。(2)词汇性框式介词,如“对……来说”等。(3)强化式框式介词,如“比……来得、为……所”等。(4)连接式框式介词,如“因……而、通过……去”等。
直接提出“介词框架”这一说法的是陈昌来。陈昌来(2002a)认为:“介词框架”是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一个框架的固定格式。这个提法的影响颇大。姚莉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评介》中认为:“《介词与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介词的功能。该书立足于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这构成了对介词语法功能的全面认知。尤其对介词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以及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介词的语法特点,介词的范围和类别,介词跟动词和连词的区分,介词短语的构成和句法功能,介词的分布,介词的内部差异等传统课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显示现代汉语介词的源流和特点,该书还把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现代汉语方言介词进行了比较,涉及到介词的发展和语法化问题。该书的贡献在于:a.全面区分了介词的三种语法功能;b.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系统性角度对汉语介词做了全新分类;c.具体讨论了每一个介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位置,进而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只能充当状语和定语,从而认定介词短语是典型的加词性短语;d.首次对由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给予了详细描写和分析;e.考察了汉语介词的源流和发展,讨论了介词语法化问题语用功能。”
陈昌来(2002a)在对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描写中认为:汉语的介词框架是汉语介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古代汉语中,尤其是上古汉语中没有介词框架;到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才开始出现介词框架;现代汉语中介词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构成现代汉语介词框架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可以进入介词框架。根据现代汉语介词框架后部词语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后部是方位词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起/以后/以来、在……之前/之后/同时”等。(2)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时、时候/的时候、期间、方面”等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当……的时候、在……的时候、待/等/到……的时候”等。(3)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连词“而”、动词和介词“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到/往/向、打/打从……到”等。(4)后部是准助词的。“按、据、依着、对于、就、拿”等介词在介引事理、情理、话题范围、施事或主体、目的等对象时,往往采用介词框架,后部用“说、来说、说来、看、看来、来讲、想来、起见”等与之搭配。
陈昌来(2002a)最后还认为:汉语中存在两类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层次的介词框架,其表现复杂,形式多样,意义灵活,很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此后,关于介词框架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陈昌来(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陈全静(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正蓬勃发展,态势良好,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中来,共同推进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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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庆株在中学执教，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研究生，1980年评为北大优秀研究生，后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北大中文系1990年底推荐他为1981～1990届现代汉语、汉语史、语言学、古典文献4个专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唯一候选人，北大中文系王理嘉副主任曾亲自到南开大学调其回北大任教。几十年来，马教授形成了他独特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和特色。一些语言学专家评论说，他的论文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前冲力和穿透力”、能“透过现代汉语形态贫乏的表层，深刻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使人感受到语法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品位和美质”。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要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以培养多语种对外汉语师资”，这是马庆株教授对汉语国际化的主张，他认为汉语的国际传播要创新思维，他主张完善汉语拼写工具，建立汉字声旁与特殊拼法的关系，整合提出区分同音词的办法，反映词与词甚至词素与词素之间的差别，提出了汉语拼写方案，既能记录口语，也能记录书面语，这样教学就可以提高3倍的效率，可以有效解决境外华人母语保持问题。
马庆株教授研究汉语言文字和语言规划，倡导语义功能语法，提出语义解释型变换，给汉语教学和语言工程以有力的学术支撑。他著有论文《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拟声词研究》、《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等。尤其前两篇，提出划分现代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的语法标准，列举两类动词对立的多种语法表现，并进一步分析非自主动词和持续性动词内部的语法差异，得到了两个动词分类系统。同时，他得出结论，即汉语动词由语义上自主与非自主、持续非持续的对立形成了两对语法范畴，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对语法结构有重大的影响，是汉语动词的基本类别。他的这些成果得到学界的认可，《资助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获得了北大王力语言学奖。
马庆株教授的著作有《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和《忧乐斋文存》等，主编了《语法研究入门》、《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精选》、《修辞语用探索――语言表达与得体性》和《现代汉语》等。
其中，论文集《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堪称当代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提出并界定了许多对语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新概念、新术语。许多术语都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语库宝贵的新财富。2000年，评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他是全国高校中唯一全票当选者。日本学者古川裕在致东方书店出版部部长朝浩一的信中，称赞马庆株在“老辈大家退休后将是下一代领导中国语言学界的第一人。”马庆株教授为我国汉语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有志于汉语研究的年轻一代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关键词: 述宾短语 述语 宾语 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逐步发展,本文力图勾勒出述宾短语研究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收集,《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论文约有5篇,建国后至约40篇,大部分论文都出现在后至今的几十年来约有千余篇。由此可见,述宾短语的研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述宾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起词――语词――止词”。其中“语词”大多由“动字”充当,动字又可分为“内动字”和“外动字”,“外动字”相当于述语,外动字之后是止词,止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宾语。《国文法之研究》里把述语称为“外动词(Transitive verb)”,把宾语称为“客词(object)”,这两项都包含在“表词”中,并认为“客词”“必在特种动词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词”的主体,只是一种附属品。《新著国语文法》最早使用“述语”,“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宾语”是“述语”的连带成分,是外动词后面一定要带的一种实体词,吕叔湘认为“宾语”这个名称是通过《新著国语文法》得到广泛流传的。《中国文法要略》围绕动词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这与《马氏文通》止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法》认为及物动词可以带目的位者,即把述语认为是及物动词,宾语为“目的位”。
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和含义在这一时期是不统一的,与我们现代的名称也是有区别的。如《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都把宾语称为“止词”,但前者认为“止词”是“外动字”所及者,后者认为“止词”是动作的止点;述语都认为主要由“外动词”即及物动词充当,但各家的称谓又有所不同。对于述语和宾语的地位,大都认为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宾语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独立的,如马建忠;有的认为是附属于述语的,如金兆梓、黎锦熙。
(二)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
《马氏文通》中认为止词位于外动字之后并又说“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这就从语义关系和语序关系两个方面对止词下了定义:首先止词的位置应该在动词之后,其次止词是动作的受事。《中国现代语法》称短语为“仂语”,述宾短语被归在主从仂语里,王力认为主从仂语是一种修饰关系,修饰是对于意义范围的限制。《汉语语法论》中把述宾关系描述为“引导关系”,“当两个有关系的词语放在一起时,如果其中的一个表示一个事物,而这事物是历程所归止的方向”,分为“引导者”和“受导者”,“引导者必得是一个具有名词功能的词语,相当于一般语法学家所谓的宾语”。
由此看出,对于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也是各持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对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类:马建忠认为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为施受关系,王力把它归在修饰关系里,而高明凯将它放到引导关系中,宾语是引导者。
(三)主语宾语判定标准
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就对主语和宾语的辨别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判别主语和宾语的标准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但这两项标准分析出的结果却不总是一致的。通过十几种句式的分析,讨论了各种分析方法后,作者没有下最后的结论,在文章最后提出确定主宾语的最好标准是“简明、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些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1]。
二、建国至时期的研究
建国初期,国内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述宾短语的研究也随着潮流建立了新的体系。
(一)《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连载于《中国语文》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述宾短语称为动宾结构,认为动宾结构属于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动词后头可以有宾语”“动词、次动词加宾语”是动宾结构,“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语和宾语”就可以解决问题。书中分析动词可以分为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带宾语的动词也不总是带宾语,而次动词总是带宾语的。有时候动词还可以带双宾语。充当宾语的成分大多是名词和代词,另外还指出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都可以作宾语。对于动词和宾语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分出了很多种类[2]。
(二)主宾大讨论中的宾语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起了主宾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几十人,在关于如何确定宾语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偏重于意义,认为确定宾语应以意义为主。傅子东(1956)《主词和宾词》、王宗炎(1956)《怎样分辨主语和宾语》、颜景常(1956)《从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看汉语动句的主语和宾语》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中也认为完全用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就否定了汉语的倒装句,取消了修辞学,把汉语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简单地列成了几条死板的规律。
第二种,偏重于形式,认为确定宾语应以形式为主。如徐仲华(1955)《分析句子应该从语法标志出发》中认为分析句子以语法标志为主要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动词前面就是主语,在动词后面就是宾语。另外还有陈庭珍(1955)《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1955)《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和宾语》等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义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炼(1955)《谈宾语》、张志公《关于汉语句法的几点意见》、周祖谟(1955)《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曹伯韩(1956)《主语宾语问题随感》、高名凯(1956)《从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说到主语和宾语》等认为不能绝对化看问题,结构和意义是统一的。胡附和文炼《谈宾语》还结合意义和形式分析了宾语,认为确定汉语中宾语的范围最好是先把动词的后置成分通过分析分成若干类,然后再确定其中哪些类是宾语。
主宾大讨论最后在确定宾语的标准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义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这使宾语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三、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说前的述宾短语研究提出了整体的框架和体系,那么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
(一)视野不断扩大的述宾短语研究
视野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体现主要为两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论被不断引进,为述宾短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价理论的引进。动词作为述宾结构中述语的主要成分,配价理论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名词宾语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汉语语法事实。如周红(2003)《动宾式动词配价分析》运用配价理论对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索了动宾式句法功能变化的内在原因。还有很多相关论文如张志英(2003)《从配价角度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陈新义(2007)《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张国宪和周国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等。
还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一文由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原因入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有界”与“无界”对动宾结构的影响。黄洁(2009)《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转喻和隐喻透视》、张建理(2008)《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吴为善(2007)《述宾两字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等,这些论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揭示了述宾短语组合背后更深层的认知支配机制。
“空语类”理论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课题,“空语类”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空主语”和“空宾语”,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进行了空宾语的研究,如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徐烈炯的(1994)《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语法现象》,韩景泉(1997)《空语类理论与汉语空位宾语》。对空宾语出现的条件、形式、位置以及与英语中的空宾语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目前空宾语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开始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姚继中(1997)《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田文琪(1992)《动宾关系的俄汉对比》、李永燧(1984)《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袁焱(2008)《汉越述宾结构对比研究》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和不同语言的述宾短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还为高层次的教学提供了资料,更主要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这一时期,述宾短语的研究受外国理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起来,与建国前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借鉴的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加理智和成熟,紧密结合汉语实际,促进了汉语的健康发展。不仅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较语言学的述宾短语研究也被人们所重视。
(二)不断加深的述宾短语研究
述宾短语研究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体现在专著对述宾短语进行的细致分析。如熙的《语法讲义》把述宾短语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述宾结构两种”,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对动词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详尽地讨论了八类宾语[3]。徐枢的《宾语和补语》对述宾短语进行了论述,包括:什么是宾语、宾语的构成、从述宾的语义关系对宾语的分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双宾语;在确定宾语时的一些问题、宾语的使用[4]。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讨论了述宾短语的歧义,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双宾语构造等[5]。
另一方面,述宾短语中的小类研究不断深入。如“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八十年代流行开来的,但对它的研究却相当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特点,所带宾语的类型,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带宾语的条件,流行的原因及规范化问题等。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四种观点:带宾语的形容词就是动词,如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王启龙(1995)《带宾形容词的统计分析》等;形容词带宾语是活用,如吕冀平(1984)《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邢福义(1988)《关于形容词短语》等;形容词带宾语后仍是形容词,范晓(1983)《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沈锡伦(1984)《关于形容词的宾语》等;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汉语的特点,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动形兼类:许德楠和董浩(1980)《谈形容词带宾语的几个问题》等。
述宾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对于述宾的名称及界定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如述语的内涵,述语的名称,宾语的位置。对于述宾的关系的类别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语义关系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穷尽式描写。注重述宾共时的描写,忽视了历时和比较的研究。重视语法语义研究,忽视语用研究。述宾研究还有待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叔湘.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家――吕叔湘选集[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535,第1版.
[2]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2:12-39,第1版.
[3]熙.语法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9:110-124,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