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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现代文学现象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叙事方式方面
在叙事方式上，王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见的模板，这个模版上写着四个字“大众话语”。正是因为这种叙事方式的流行，让现代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上升空间。在王朔的文学作品中，他把市井俚语与小说文本和影视编剧相结合，运用调侃、反讽的表现手法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把一些热点趣闻加入到叙事中，并且紧紧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性，力图给读者最新最喜的大众文化。例如比较流行的话语“过把瘾”“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等都体现了这一特征。
当然，提到王朔的大众话语叙事就不能不提到反讽与调侃的运用，他把一些政治术语、用语、市民俚语相互融合，巧妙地表达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这两种表现方式也特别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它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生动性、亲切感，唤醒人们对生活感受的认识，还无形中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趋势，一批作家都采用了王朔的这种文学表现形式，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丑行与浪漫》等文学作品。毛崇杰在评价王朔小说的语言特点时，曾这样说道：“王朔的小说以‘京味’十足的痞气调侃见长。他的语言特色甚至比他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吸引着读者。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课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最易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所以说，这种大众话语式的叙事方式值得现代文学创作进行借鉴，使文学作品更加地贴近群众。
二、主题立意方面
在主题立意上，王朔一反传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具有“颓废”色彩的主题。这种“颓废”并不是鼓励人们放弃生活的信念，而是倡导人们回到生活本真的状态，感受生活的存在。王朔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叙事方式的大众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破解传统道德中重新建立人们的本质价值追求，也就是一种追逐现实、追逐物质利益的现代性颓废的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为人们崇高价值观的迷失而担忧不已，其实，与传统作家们相反，崇高价值观的建立正是在清醒的认识了现实本真之后的心灵升华。尤其是普通民众，他们最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见与自己生活状态一样的体验。作家韩少功在描述当时的创作状况时说道：“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这也就深刻地说明了在小说的主题立意上更应该追求真实的“颓废”色彩。王朔在这一主题立意上率先向传统发起了挑战，如：《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作品，把视角转向了被传统作家视作颓废的大众生活。在他之后，很多作家也开始这种“颓废”的探索，例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等都现实地描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百科。刘震云认为“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用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这种拒绝“崇高”的，具有“颓废”主题色彩的创作倾向的出现，以及大量小说的问世，真实的记录了处于城市边缘的市井小民的行为方式，还原了传统道德所不允许的人间世态和原始的生活场域。所以说，王朔所引领的这种主题立意倾向是值得现代文学创作者们借鉴的，他能够真实自然的回归生活，吸引读者的注意。
三、审美法则方面
在审美法则方面，王朔在文学领域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关注“边缘人”的先河，他更加关注人的本质生活状态，认为真实的就是美的。“王朔为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重要的一组群像。他写了社会边缘上的人，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不成正比了。”由此不难看出，在王朔的作品中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艺术观念，并不是去歌颂某一上层群体的爱与责任感，而是更多的关注被边缘化的人们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奋斗状态。与此同时，王朔开始关注“”那个特定现实中的人们，为此王朔创作了《动物凶猛》等一系列的小说，其真正的目的是还人一个本性的欲望和一种尊严，追求自由和幸福。所以说，王朔在审美上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发现真实的美，内在的美。为现代文学创作在审美利益上提供了可借鉴的材料。
总之，“王朔现象”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体现，他的作品代表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和愿望诉求，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文兵.《当代话语转型视域中的“王朔现象”》，学位论文，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07
[2]黄永林.《“王朔现象”的现代性》，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第4期
[3] 潘晶玫.《王朔小说文化观研究》，学位论文，吉林：延边大学，2006
关键词：现代文学 出走 叛逆 追求
一、出走的最好时代
“出走”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女子们如卓文君、红拂女早早地践行了“为爱走天涯”，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出走”，强有力地冲击着“家”的既定格局，也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秩序面临溃败。
“五四”时期普遍宣传的个性解放，成为一种热涨的潮流，并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试图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堡垒。许多封建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认识到了自己家庭的罪恶，他们试图冲破家的藩篱，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于是，作为一个即时性的动作，在现代文学中关于“出走”的描写来了一个大爆发。这种现象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18年《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专号将《娜拉》一剧介绍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男女们从中受到启发，将娜拉当作自己的偶像并用实际行动效仿。直接模仿《娜拉》的作品是的《终身大事》，严棣的《心影》、凌均逸的《生死关头》等一批作品都是在易卜生的戏剧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等也是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这个现象并不是一时热潮，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有佳作。二十年代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行素；三十年代巴金《家》中的觉慧与淑英、《日出》中的陈白露、林语堂《朱门》中的杜柔安；四十年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和蒋纯祖、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全、无名氏《海艳》中的印蒂等等，他们的“出走”见证了“出走”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久不衰，这与它的恒定性、包容性密切相关，“出走”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意象。
另一方面，作家自我的出走也是蔚为大观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出走”是二十世纪先进知识分子精神历程最恰当的概括，[1]这与一大批作家的写作经历十分符合。鲁迅走出了“鲁镇”，于是故乡变成了纸上残存的童年记忆；巴金、艾青、路翎等冲出家门，脱离了封建家庭，开始用笔清算“家”罪恶的事业。乡土作家群走出愚昧沉郁的古老农村，离开蒙昧中的老中国儿女，在文明的大都市中反思着故土。除了男性作家对家、对故土的批判、反思外，一群女作家也值得关注，如丁玲、萧红、白薇、苏青、谢冰莹等等，她们都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而走出家门去寻找自由、广阔的天地。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作品中人物的出走体验更说明了“出走”后要面对的复杂局面，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像“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个时期的儿女那样“出走”得如此决绝，如此广泛与普遍，这是一个“出走”的最好时代。
二、批判“家”的事业
走出了“家”的作家们是叛逆者，出走后再也不会重返旧家，“家”的记忆是如此的惨痛，如果还要提及，除了批判不会有其他。以《家》开始享誉文坛的巴金，以其洋溢的青春气息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很多过来的人感慨道：是《家》促使他们昂然地走出家门，走向广阔的新世界的。[2]按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庭的命运以及旧家庭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3]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细胞的家族制度的腐朽性与残酷性在此可见一斑。正是认识到这点，巴金严正宣告：“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那些过去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一声‘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4]
写于40年代的《憩园》，虽然没有了《激流》时代的激情，却是“更痛切更透彻地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的大家庭模式，为中国的封建家长制谱了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5]。对“家”的批判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小说写作事业。
再如萧红，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逃离了封建地主家庭，残暴的父亲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她早年的作品中凶恶的剥削者无一不姓张，表达了她对罪恶的家长制的决绝态度。
以上述作家为例，我们看到作家虽然走出家门，但“家”的阴影在心中仍挥散不去，他们把“家”作为批判对象，并开创了自己的文学事业。这里似乎有一层吊诡的意味，他们极力批判的对象正是成全他们事业的首因。
三、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及的，女性的出走之路相比男性更为艰难。王德威在《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一文中曾提出“身为女人，何所遁逃？”[6]这句话道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男性出走者不同，女性自古受到的压迫、束缚更甚，她们走出家后，何去何从是个新问题。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预言：走出了家门的娜拉只可能有两条出路，即要么再回来，要么就此堕落下去。[7]鲁迅这一结论的取得是基于当时的娜拉没有任何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当“五四”初期，人们对冲出家门惟恐欢呼还来不及的时候，也许只有鲁迅能用哲人的目光注视这热闹背后的悲剧。但这并不是说，娜拉就此应该留在家里，而是提醒人们得想一想：该走向何方？
《伤逝》中的子君曾经那么勇敢地出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发出个性解放的强音。然而当她不能去开拓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时，生活中的琐碎杂事便能葬送自由恋爱的成果。子君又回到了她逃离的“家”，不久之后悄悄地告别了人世，个人恋爱的悲剧使子君从家出走又回归。
丁玲笔下的女性们也在苦苦地探索出路。莎菲走出家门，剪断了与封建家庭的联系，按照个性主义者的意愿独来独往，而事实上她未能真正走出封建烟雾笼罩的社会。心灵上烙下了块块伤痕，逐渐形成病态，正像她自己分析的那样：感到一种茫然不可捉摸的难过。她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玩弄别人的感情也撕裂了自己的情感，最后完全悲观厌世。莎菲女士所经历的冲出家门又毁灭了自我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代表了个性解放时代许多青年的苦闷，他们已经醒悟到了个性的尊严，不愿殉葬于过去，然而他们的身上仍然重压着因袭的担子，如果不能把自我消融到更有意义的事业中去，是没有出路的。[8]就曾指出丁玲写完《莎菲》后遇到危机，并指出三条路，其中第三条即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已往的恋爱、热情的追求连接起来了，因为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9]
照看来，由恋爱转向革命是十分自然、正当的事，这也符合三十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内在要求。革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然而作为女性革命者，她们的遭遇却并不令人愉快。
丁玲的作品在诠释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突出暴露出作为女性的不幸，《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逃离了家门却落入了日寇的魔爪，受尽。虽然身体受辱但她的灵魂却没有被压倒，“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她用自我的牺牲换得重要的情报，做着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不知情的村民都视她为“毒物”，谈起她都避之不及。哪里是贞贞的光明之路？丁玲最后让她走向了延安，给了她一个可以憧憬的未来。然而贞贞能否获得新生，能保证人们的眼光不再带着鄙夷，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从茅盾的《幻灭》及白薇的《炸弹与征鸟》得到一些佐证。《幻灭》里的静和慧在政治和爱情追求中遭遇挫折，委婉地道出了女性参与革命的幻灭真实。而《炸弹与征鸟》中的妹妹余彬在沉溺于爱情游戏和生活方式之前，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非常渴望参加革命的，但是，她发现女性只是革命的装饰品，女性和革命的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在革命话语中，女性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女性的身体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革命任务而献身是身不由己的。[10]如在贞贞这边，她本着崇高的革命目标，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而得到的却是村人的鄙视、不理解，又一次陷入困境。
在社会转型、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下，毅然从家中走出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它的罪恶，这是自“五四”以来许多中国作家的共同选择。他们是“家”中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个性解放的实践者。现代意识的灌输使他们自觉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此时人伦情理被暂时搁置，为实现个体价值，他们完全抛弃了家及家中人的感情，似乎家只是一个冰冷、黑暗的处所。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五四”反传统的彻底性太绝对化。由此，笔者也开始思考，出走得那么彻底的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有可斟酌之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吴彦，咸立强：《现代文学中的出走话语叙事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5][8]张玲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情结》，文史哲，1999年，第6期。
[3][4]巴金：《关于（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6]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从到——丁玲文集后记》，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西方文学流入中国文学界，因此，大量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作品也相应出现在中国文学界，这充分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确实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莫大影响，也将中国文学流派划分成具有明显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几个流派。8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界刮起了评论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文学风，但是，后现代文学也并非只是带来了正面影响，它对中国文学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1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打破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势。后现代文学使得我国专家学者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构建国际文学关系的标准。包括中国文学界在失去了创作中心和准则以后，与全世界的人民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全球文学界的态势形成多元化发展，但是多元化发展又集合成一个流派。这些发展实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由平的文化交流。第二点，现代文学主义提倡“自我为中心”，而后现代文学主义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后现代文学摘掉了现代文学的虚假的面具。后现代文学的“语言为中心”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的本身的含义，要增强语言的能指性，淡化语言的所指性。
在中国众多后作品中，如《宿命》《边缘》等均符合后现代文学作品的思想特征。这些文学作品受到了后现代文学思潮的严重影响，其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学完全颠覆，无时不刻体现反传统的叛逆思潮。第三点，随着后现代文学的潜移默化，中国文学逐渐趋向于大众化。一些更为新颖、构词更加大胆的语言出现在了人们生活中，因为后现代文学的没有理想就是一切创作的最高境界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文学作家的作品趋于平凡化，作家群体开始消散，在其作品中人们看不到追捧和拥戴，正所谓后现代文学“零度”创作的象征。同时，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出现多种风格的文学风格，比如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写实小说等。
1.2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任何影响都不是绝对的正面影响，因为突如起来的后现代文学思潮，让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现象的产生。首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为达到一种纯客观写作角度，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遏制，完全强调客观写作手法，这些就造成了中国原本存在的文学形态，使众多流派作家变得盲目跟风，失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韵味和特色;其次，后现代的特色即消散一切凝聚物质，化整为零。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流文学失去了文学深度，使文学的整体形态趋于散乱不规、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最终导致文学变得肤浅单薄。对此，中国应理性对待，进行客观批判和学习。
2后现代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的原因
后现代文学思想是在中国的之后产生的，当时的中国思想刚刚开始改革，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应而来。后现代文学思潮虽然较晚进入中国，但是却在短期内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文学对当时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了多年，在大革命之后，瞬间得到了一种释放，中国国人急需得到一种新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追求。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让中国看到了与自身不同的世界文化，于是在文学上中国也开始探索打破闭关传统的文学道路。西方后现代的世界影响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后现代文学现象的产生。强烈冲击的后现代主义使得中国各方面发展都突飞猛进。中国文学则在这些方面里面影响最深刻，这些少不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潜移默化。一场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后现代文学作品使得我国传统文学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后现代文学的严重影响，中国文学作品流派开始模糊，没有了传统化的定义，将精英文学作品开始平凡化，这些现在都说明了中国文学正在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
3结语
一、白话文运动改变现代文学形式的审美高度
现代文学(本文所指的现代文学除特别说明外，都是指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白话文运动。所谓的白话文运动是指废除文言文在生活、生产以及文学活动中的运用，代之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的文化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爆发的。从今天的角度审视白话文运动，不难发现，白话文可以帮助阅读者尤其是文字水平普通的阅读者读懂文学创作者的思想，原本文言文所造就的文化障碍被清除，从而进一步地改变了文学的审美角度。一方面，文学作品以更加清晰易懂的形势呈现，使得普通读者都得以明白。相比文言文的晦涩审美，现代文学能够将文学作品向更广大的人群普及。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精准表达也是现代文学在白话文运动后所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文言文力求缩短文字，因而表达通常是模糊而不精确的，这与科学精神严重冲突，因而成了中的重要批评点。现代文学的精确性提升改变了创作者和读者的思维，其审美不再是“模糊的玄妙”，而是“准确的美妙”。
二、文学语言变迁催生更加丰富的新文学形式
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某一种文学形式产生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前景。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一致，会对文学的规约和形式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某一文学形式的内在要求出现冲突，那么就会阻碍该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存在。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文学语言变迁事实上催生了诸多新文学形式的产生，并决定了这些文学形式的基本格局。
(一)催生了现代诗的产生和发展在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以后，现代诗歌在发展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种形式的文学是该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在后的一段时间内，对现代诗的质疑很多，这是因为现代诗相比较于古诗而言，在押韵、形式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差异，以至于当时的一些读者和文人认为这“不是诗”。随着白话文的进一步普及，加之现代诗自身在形式上的变化，其韵脚越来越符合创作者情感的表达，也便于阅读者感知。
(二)催生了杂文的产生和发展杂文是现代文学诸多形式中的重要类型，它几乎成为了现代文学的标志。而这一文学形式的产生直接得益于白话文运动。文言文对文字的运用有很多要求，白话文运用起来则自由得多，不但破除了文言文的格式要求，甚至不需要声韵的要求，因而适合对社会、经济、科学等领域的事务进行描述和表达。从杂文的内容来看，多数都是作者理性思考的表达，其说理特征十分明显，语言的精确性较高，因而成为现代文学新标准的典型:真、善、美。为了论证某一观点，杂文的语言形式要显著强于文言文，而且相比较于诗歌等文学形式而言也具有显著优越性。
(三)极大促进了小说的发展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小说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得到繁荣发展，其创作和发表数量、读者数量都呈现跳跃性提升。白话文完全自由地符合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语言的要求。文学大家就认为，曹雪芹、施耐庵等人如果不是运用白话文，就几乎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小说经典作品。事实上，正是白话文将小说从边缘推向了现代文学的中心。白话文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量，是由于这是普通平民所使用的真实语言，由它所创作的作品通俗易懂，这恰好符合现代文学“启迪民智”的社会追求，因而广大文学人将其充分运用起来，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在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离开了白话文的普及，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就可能仍然是“小众”的，它不可能得到推广、发展和繁荣。
(四)推动了叙事文学形式的丰富化叙事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文言文这种主流文学语言的限制，叙事文学的数量和广度一直有限。以戏剧为例，它是叙事文学的典型，然而在以前，传统戏剧一直是小众的，它不仅不能够由普通人创作，甚至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资源和语言环境的严格制约。白话文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传统戏剧的语言表达受到的规制被破除，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话剧这种新的、普通人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戏剧形式，规定了现代戏剧的语言范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内涵。鲁迅认为现代戏剧的发展离不开白话文，这是因为白话文具有“想象、感情、体性”的特点，这符合现代戏剧对语言的需求，使得创作者、表演者能够直接地表达情感和动作，同时又得以进行铺陈表达，从而使得观众能够直接感知戏剧的美。另外，白话文能够对生活中的声音、腔调、形态等进行模仿，从而能够将其传神地呈现给观众，并提升戏剧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而这正是文言文所欠缺的功能。通过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不难发现，白话文的普及使得叙事文学能够更好地进行讽刺、幽默、写意、写实以及戏剧性表达。离开了白话文，叙事文学便会枯燥得多，并会制约现代叙事文学成为普通大众能够直接创作的文学形式，从而减少大众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
三、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的相互影响
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的产生、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学语言对文学形式的影响并非单向的，后者也对前者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之间是互动的，二者各自对对方产生着影响。当文学语言出现变迁时，文学形式不是对其进行机械地适应，相反，如果文学语言阻碍了文学形式的丰富和发展，那么就会推动文学语言在某一文学领域出现相应变化。这就是文学语言与现代文学形式的互动，这种互动自以来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过。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在西方文学中同样存在。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在初期，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大力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功利主义使得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它既不像中国古典文学那样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按照一贯的方式自然演变，也不像西方文学那样由成熟的语言升华并演化出文学美感。相反，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变化严重冲击甚至是了原来的文学形式，使得新的文学形式要不断探索白话文的特性、使用方式，这个过程既使得文学形式得到丰富和成熟，也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和成熟。
四、结语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空洞化”现象
文学源于人类所产生的各类思维性活动，真实再现了客观现实，它的形式极为多样，比如小说、杂文、诗歌等。在人类长期的活动当中，文学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还原历史生活形态、展现人们不同的心理活动等。当前，随着人们对于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视度的不断提高，文学表述形式也在不断增多，其内在所折射出的文学价值既增强了社会影响，同时也使得许多业内人士对其加强了探索与研究。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学研究所出现的“空洞化”现象也不能为人们所忽视[1]。
一、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产生“空洞化“的表现形式
“空洞化”的文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那么其究竟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研究领域出现过热化现象。当前，随着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于文学研究来讲，无疑带来了更多契机，但随之而来的研究过热化现象，是导致空洞化研究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比如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后，莫言受到了国内追捧。而韩寒热、王朔热似乎持续的时间并不短，这在无形当中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趋动性。多样性与变化性的研究视角，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对于文学研究的突破性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这种过热化的研究则往往反作用于研究结果。
其次，研究对象呈现个性化趋势。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当中产生了文学研究过程当中的空洞化现象。就当前来讲，研究对象的个性与特点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落脚点，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者不仅注重对象本身的个别性质，与此同时，对于艺术创造而产生的差异性也是非常注重的。就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而言，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讲，文学研究侧重于作品本身所融入的创造性，而文化研究则对艺术创造的一般性与共性较为重视。这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则外化为对文字个性化的追求之上，而片面的个性化追求往往导致研究出现空洞化。
二、导致文学研究空洞化因由以及改善这一现象的措施分析
如前所述，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存在着某些因素导致了文学研究空洞化现象的产生，而究竟是何因由导致的这一现象？又如何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其大致可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审美情感的忽视，导致的空洞化现象。我们知道，随着当代文学热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广大文学研究者他们注重将研究目标置于作品自身的相关理论之上，而对情感体验有所忽视。在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之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对文学的理解与感悟等，特别是许多文学研究者在对作品进行研究之时，并未从审美角度出发，因而文学作品的效用被大打折扣[2]。
一般来讲，文学作品本身即为一种有效的情感体验，其情感不仅包含作者自身对于事物与人生的看法，同时，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其也是他们情感寄托的一种有效工具。因此，对于现代当文学研究而言，必须从情感审美出发，只有如此，才能切实体会作品当中所传达的各类情感体验，以拓宽文学研究横向及纵向两个层面，避免文学研究产生空洞化现象。
其次，对理论操作的过度重视，加深了文学研究的空洞化。随着当前对于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就文学界来讲，对于理论操作的过度重视已然产生了词穷现象。当前许多传统的理论资源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文学研究相比，早已无法对其中的文学现象加以解释了。我们知道，在进行当代文学研究之时，适当的理论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作品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掌握现代文学普遍，但如若对其过度重视，反而对文学自身的文学形式与表达方式有所忽视，那么势必出现唯理论是从的现象，最终反作用于文学研究本身[3]。
基于此点出发，笔者认为，广大文学研究者必须对理论研究的这个度进行有效掌握，除了对个别热点现象加以研究之外，个体之外的普遍性与共同性也要加以重视。从理论出发，进行发散式思维，不唯理论是从，尊重个性化、多样性结果，唯其如此，才能尽可能降低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提高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最后，笔者认为，避免文学研究“空洞化”现象的产生，还是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对文学出版要强化限制管理，从根源处阻断不良作品流通到市场当中来，不能让广大读者来进行作品优劣的区分。相关部门以及出版商必须强化管理，在不影响文学自由的情况下严把质量关，给文学作品搭建一个兼具开放、包容与严格的出版平台，从根本上提高受众及作者本身的文学素养，以最终服务于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成才；范钦林.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J]， 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08期.
[2]钱理群. 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2013年10期.
关键词：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