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6 17:04:05
序论：在您撰写产业融合概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旅游；新业态；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间。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失业率维持稳定主要是中国国企愿意容纳过剩工人。根据他们的调查，虽然目前国企过剩员工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比例却相当高1。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矿产等，这些行业里的国企有着很高的劳动剩余比例。另外，大量农民工聚集在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比城镇工人更大；但失业后的农民工通常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2的统计范围内。因此，真实失业率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的开展，去产能与去库存必然会带来失业4。例如，2016年3月，武钢裁员5万人5。整个煤炭系统和钢铁系统，总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6。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1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93号），希望通过产业融合吸纳失业人员。2016年5月，总理考察人社部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考虑到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在下降，总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农民工引向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1。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解决就业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张来拉动就业。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且企业的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解决就业的手段，不难发现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死板而且进入了死胡同。政府总是想着自己动手来安置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或者必须要有企业来雇佣他们，而没有考虑到人们可以主动就业――自己雇佣自己。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政府部门选择了无视。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不但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来吸纳劳动力，相反，它们必须分流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这种经济两难的时期，适度放开非正规部门，将会促进许多个体主动走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
产业融合中非正规部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先天的优势。产业融合会导致原来的产业边界消失，出现许多市场空隙。非正规部门的商业嗅觉和敏感性总是能够让它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这场庞大的产业变革中，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服务业天然成为众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万达等竞逐的场所。旅游非正规部门会自然而然地在这场角逐中生长演化，从而成为就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阅读现有的文献和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融合带来了就业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旅游产业融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就业增长的？就业增长主要表现在什么领域？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确认就业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融合引致旅游新业态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1]认为，它是指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美国学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术融合[3]。20世纪80年代，技术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活动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出现[4-5]。它拓宽了大型企业的技术基础，使它们赢得了竞争优势[6-8]。技术融合之后，经历了产品融合[9]。产品融合对原有的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新产品能够更好地迎合潜在的市场需求[10]。技术融合与产品融合都以市场融合为导向[11]。很多企业技术融合失败，并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价值链上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12]。
产业融合发生的基础通常是产业之间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13]。发生融合的产业之间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8]。融合一般发生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处。它会改变原有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产业融合通常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样化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15]。信息技术在实现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业如携程、去哪儿、芒果等依靠强大的预订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力，共同分享日益扩大的客源市场，优化了资源配置[16]，共同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创造了新的旅游服务价值[17-19]。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旅游产业融合主要指企业（也可以是其他产业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进行整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新业态以旅游者为中心展开[20]，表现为产品形态、组织形态（企业）和经营形态的融合[21-22]。互联网技术是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18]。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旅游消费的经验，国内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23]。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对原来的旅游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分市场的“小众化”需求分布广，企业无法通过原来的规模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众化”加总起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单个企业却无法以原来的成本模式进行市场供给[25]。这种两难困境和矛盾冲突迫使旅游企业寻求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传统旅游企业和在线旅游商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业的企业发现了旅游市场的商机，主动和旅游企业进行融合[27]，通过产品和资源的平台化运作，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上的耦合[28]。旅游新业态具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29]。随着传统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动力驱动企业在产品表现、管理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实行突破[30]。这种突破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新型市场消费需求；这些突破中，不同的业态类型或以产品、或以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消费的对接[31]。正是因为这种对接，造就了众多的旅游新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乡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态旅游[34]、遗产旅游[35]等等。
新业态出现的重要作用，就是带来了就业的增长[36]；@种增长主要是从产业边际和职业工种上发生的，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国内目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业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非正规就业。具体概念模型见图1。
1.2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主要都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如街头小商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缝、厨师、司机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对加纳与印度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效率。托达罗用二元部门做了最后的总结，后来的学者通称“非正规部门”。随后，人们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许多现代部门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非正规化了[40]。
随着非正规就业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发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总的来说，包括4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涵盖相类似的理论。（1） 结构分离主义的核心强调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属性和收入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代表人包括刘易斯[41]、托达罗[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论是贫困就业理论、二元主义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2） 结构替代主义的核心认为职业的歧视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对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3） 结构联系主义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和就业界定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将非正规经济视为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论是新理论。（4） 结构嵌入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同样的，非正规经济则是以非市场的基本规制和行为逻辑“镶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会福利不能支撑个体正常生活时的一种替代性的生产行为，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兰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论是反嵌入理论和标签理论。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就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5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临时性就业岗位增长迅速；第三，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国有、集体单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门劳动力边际吸纳能力下降[53-54]。尽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符合当时的我国国情，具有庞大的就业潜力，但是，非正规部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为了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张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阳和万广华研究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在减贫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艳说明了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发育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的原因[57]。李强[58]和万向东[59]集中研究了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说明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条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国内对旅游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2010年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的就业；2010年之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业研究集中在总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60]、就业效应[61]和弹性[62-63]以及旅游就业的统计[64]等等。2010年之后，王丽和郭为开始关注中国旅游非正规部门并对青岛旅游自我就业者进行研究[65]。随后，郭为和秦宇研究了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36]，并对中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进行了估计，约为2040万人，远远超过了正规就业的总量[6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融合，旅游非正规就业继续增长，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身也开始把“非正规”的就业作为一种向上的职业通道而不是终端[67-68]。本文将从新业态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产业融合导致新业态形成以及新业态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业态的就业路径；第四部分经验地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第五部分通过调研数据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结论和建议放在第六部分。
2 新业态影响就业的路径
旅游新业态表现为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随着产业融合的展开，市场上涌现了许多“小众旅游”新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网络旅游、养生（康体）旅游、结伴背包旅游等等。为了应对大量的“小众”旅游形态，旅游企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这种新经营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经济，许多企业或个人以这个平台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对新产品和新经营形态，企业不得不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管理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导致了旅游就业增长路径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旅游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在统计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每年统计的非私营旅游企业的年末就业人员总量。第二，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这一部分无法在统计上反应出来，主要表现为非私营旅游企业所雇佣的零时工、钟点工等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数量。第三，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非正规就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门涵盖的统计对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业。郭为和厉新建[66]曾经详细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过定义，并且估算中国在2011年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为2040.40万。他们认为，旅游发展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上而不是正规就业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来源或路径。
3 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经验说明
3.1 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非私营企业部门（企业）与所雇佣的劳动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形式来实现。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大量表现为非正规就业。
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种类多样，主要表现为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外包）、劳务派遣工、小时工、钟点工等等。尽管国家没有对这部分就业进行统计，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自2008年以来，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目的是规避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笔者以青岛H酒店的具体调查情况为例说明。
青岛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产品和服务一直得到业界的好评。近些年来，H酒店在劳动用工结构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除个别岗位外，H酒店逐步减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劳务工和实习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劳务工、68名实习生。第二，钟点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钟点工的使用达到了1 7666小时，平均一天要使用8个钟点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规就业在扩大之外，一些互联网旅游企业也明显增加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以携程技术部门使用的兼职人员数量为例，2007年为10人，2010年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携程，其他部门如销售部门2中其他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估算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总量及其增长。
3.2 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非正规就业增长）
旅游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的具体表现进行说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规就业。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转地。很多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为这些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他们构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岛，大量的人员活动在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周边，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为[14]曾经对青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类，并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特征。第二，农村地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在农村地区，景点景区及其周边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成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佣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来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这些劳动力就回乡务农3。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型的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周围，围绕旅游服务兴办的旅馆和餐馆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乡乡村旅游景区附近，可直接进行网上预订的旅馆和农家乐就有260多家[21]。这些企业为本土农民提供大量非正规就业机会。郭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官方统计数据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人数大约为2040.40万人，约占全国非正规就业总量的1/5。
4 新业态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证证明
4.1 数据说明与调研
由于国内没有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对于旅游新业态，不同的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杨玲玲和魏小安[22]为代表，他们站在企业角度把旅游新业态看作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综合。第二类包括大部分学者媒体4，他们把许多新出现的产品归结为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34]、乡村旅游[70]、遗产旅游[35]、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笔者认同杨玲玲和魏小安的观点。因为旅游新业态代表着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把新业态概念具体化成了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3个维度10个问项；把非正规就业具体化成了3个问项，这3个问项分别代表了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考虑到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我们针对它们各自分别设计了两个问项，这两个问项分别归因，作为两个控制变量来排除它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问卷调查开始于2016年6月12日，结束于7月10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旅游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旅游行业工作时间大部分都超过了3年，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行业的现实。本项调查以青岛本地为主，主要调研的企业有港中旅、万达旅业、省中旅（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尔洲际、携程青岛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岛本地的民营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岛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的走上了管理岗位的学生。本次一共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实际分析的问卷数251份。
4.2 调研的人口统计信息与因子分析
通过对调研的人口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55%和45%。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约占51%。被调研对象主要来自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约占52%，在旅游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19%。他们曾经或现正在旅游行业工作年限超过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数占比达到了74%。
年龄数据反映了旅游行业的管理层比较年轻，工作或年限超过3年说明了被调研对象对行业比较了解。问卷反映出来的信息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证。
笔者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标克朗巴哈系数为0.863，信度系数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与问卷设计初衷一致。又因为KMO值为0.809，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通过正交旋转后得到了4个因子（表3）。产业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业利用相关技术以尽可能丰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现自身的产品，问项Q1到Q3主要与产业融合产品的表现形态相关，命名为产品形态。问项Q4到Q6主要描述了产业融合后旅游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命名为组织形态。问项Q7到Q9主要说明了产业融合后旅游行业出现的新经营特点，命名为经营形态。问项Q11到Q13主要描述了当前旅游企业在招工方面对劳动力的使用，核心是劳动力的非正规使用方式，命名为非正规就业。所以，反映新业态的3个因子分别是产品形态（Q1～Q3）、组织形态（Q4～Q6）和经营形态（Q7～Q10）。反映非正规就业因子一个（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规就业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3 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得到了4个因子，但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3个因子能够和第4个因子非正规就业具有逻辑上的相关关系吗？是的。从微观角度看待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取决于产品销售1。产品销售（在给定质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产品形态相关的如产品广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时间等等。经营形态直接与劳动力使用数量相关，例如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差异会直接决定企业需要雇佣多少劳动力，前端销售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多寡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组织形态本质上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实现最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们在理论逻辑上都指向了就业。
因此，根据上面的因子分析，我们依据逻辑概念（见图1），可以通过构建经验模型来分析新业态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非正规就业。模型设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规就业因子，包含3个问项，每个问项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雇佣）。[β0]代表截距项，[x1i]、[x2i]、[x3i]分别代表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因子，[β1]、[β2]、[β3]分别代表前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y1i]、[y2i]分e代表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因子，这两个因子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β4]、[β5]分别代表前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j=13k=12xjiyki]分别代表新业态的3个变量与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交互项，[β6～11]代表这6个交互项的系数，具体说明将会在回归列表中给出。[εi]是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每一个模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不纳入交互项的情况，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类为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主要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间接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1）反映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59个单位。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营形态处于市场的前端，直接通过销售与消费者打交道，劳动力使用量的变化对市场非常敏感。产品形态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间接相关；组织形态更多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的调整，也是与劳动力间接相关。因此，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正规部门倾向于雇佣更多临时工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47个单位；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67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业态不是独立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方式，而是和企业成本、经济景气度联合起作用的。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084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品丰富的表现形态等仍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212个单位。企业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79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同时用工方式更加灵活。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177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28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36个单位。与前面的两种交互类型相比，经营形态的影响系数最大。经营形态涵盖了销售环节，而销售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最多的部门。销售结合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会生成新职业和工种，衍生新的就业方式（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这种就业天然会游离在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规部门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302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企业愈是处于最优运行的状态，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愈少，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愈多（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相关，如果是时间序列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悖论，因为最优运行的企业会扩张，雇佣更多的员工）。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更多劳动力会流向非正规部门。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11个单位；经济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58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1个单位。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196个单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225个单位。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6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09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14个单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否纳入交互项，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影响；只有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才能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经营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但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通过经营业态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这进一步证明了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就业蓄水池”的理论。
模型（3）反映非正规就业中的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我就业（创业）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自我就业（创业）单独作为一个问项、单独以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创造具有主动性；而在模型（3）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自我就业是否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但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却是确定的，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仍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国内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统计的层面告诉人们旅游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具体到旅游就业增长的途径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旅游新业态是如何影响旅游就业的。具体的增长路径分别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新业态通过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影响非正规就业。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第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第三，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上述现象并不单独发生，而是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如何具体看待这种影响路径呢？笔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催生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一些产品非常小众化和碎片化，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迫使企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弹性工作的方式）来雇佣员工，例如部分资助大学生出游，利用大学生写游记来表现产品和带动消费群。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应用一定程度改变了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用工模式，例如，许多旅行社减少了合同制导游，当业务繁忙需要导游时，企业直接从导游互联网平台“借用”。经营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导致了用工形式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时雇佣；这些临时雇佣可能是因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临时的小业务。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群体是网络销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线路或单一产品销售，就像淘宝，它由无数个自我就业的“个体公司”组成。
上述研究结论在宏观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旅游新业态是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旅游正规就业。它可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时期对下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产业。第二，新业态不仅在边际上增加了就业，而且会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重视对新业态的引导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门应该重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非正规就业，而不是以各种名义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打压。
同时，研究在微观上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或成本上升的时期，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产品的表现形态，利用零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手段增加产品销售。第二，经营形态是企业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时候都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使用量。逻辑上来看，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可能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组织形态只有与经济景气度或企业成本交互作用时才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这说明了企业可以同时从用工结构和部门结构两个方面来控制成本，前者节省外部的劳务成本，后者节省内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结论对旅游企业的具体营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未来用工模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固定用工制（正规就业）走向弹性用工制（非正规就业）。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辑及其最后的结论共同呈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以旅游非正规就业为例，笔者认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导致了市场空隙的出现，这些市场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长尾的1；正规部门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获得这些市场中的利润，只有成本够低和灵活性足够的“非正规形式”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产业融合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催生了企业新业态，新业态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一个劳动力以非正规方式流进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过程。其本质就是降低组织的成本来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空隙中的利润。二元主义以静态的眼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待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的障碍，新注重分工中生产关系呈现的“剥削性”。我们的理论基于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动态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是动态的；劳动者是在一个动态的新市场中综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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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虽然被逐渐提高,但是在其发展中也面临着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第一,旅游需求的变化。在大众旅游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多的停留在“表面经历”的阶段,追求的是“到此一游”的效果。随着旅游者阅历逐渐的丰富,旅游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到旅游景点观光的游客,而是已经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旅游者、休闲度假者、商务旅行者等各类消费群体。旅游活动也不再局限于观光游览,而是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景点游览、城市旅行、文化体验、度假休闲等多元复合的各类消费形态。深度体验的旅游需求需要旅游目的地不仅仅只是展示自然人文景观,更加需要挖掘出旅游目的地的丰富文化底蕴,实现从提供单一观光产品到复合型休闲产品的转变。旅游需求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旅游诉求的改变上,同时也体现了旅游方式的改变。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及旅游接待设施的逐步完善,信息、金融、通讯服务更加便利,自助旅行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热衷,传统的以旅行社制定线路的团体旅游显然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第二,旅游资源观的限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禀赋型产业发展模式成为了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传统的旅游资源二元结构论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种类型,催生了一批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文化名城。直到现在,这种二元结构资源论仍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政府官员、开发商的思维,山水风光和历史名胜仍是开发商投资开发的首选。2003年颁布实施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主要是针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该标准是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中对资源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开发者对旅游资源的认识。第三、旅游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偏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预订、网上交易、微博及微信等新型营销模式正改变着旅游者的旅游方式、消费模式和获取旅游资源信息的途径。旅游企业应根据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变原来的企业经营策略、管理方式及营销模式,实现与客源市场的无缝对接。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第一,针对目前旅游产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的现状分析,提出了从产业融合视角出发的解决途径。基于旅游产业融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主题。
第二,理论基础及文献述评。首先对产业链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发展及与产业融合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文献述评上主要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进行剖析,同时对旅游产业与农业、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的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基于理论研究的缺陷,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构建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模型和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基于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的梳理和辨析,从产业融合的本质原因出发构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基于概念模型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并对不同融合模式的融合机理进行分别阐述。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是旅游产业融合概念内涵的重要全释方式,能够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但是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来源于概念模型,因此需要应用到实践中进行检验。
第四,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检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科学性,本文选取相关案例对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融合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而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的实践发展。
以旅游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为例,对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理论关系,对旅游产业与农业间的投入率和融合度进行测量,从而辨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基于融合模式的确定对旅游产业改变农业产业链的过程和内涵进行阐释,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不同融合阶段下的新业态进行分别解析。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2.1理论基础
2.1.1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整合是产业链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产业融合正是产业链优化整合的重要途径。产业链整合体现为产品整合、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三个层面。产业融合中新产品的产生体现了产业间不同要素整合成新产品的过程,产业融合中产业链的改变主要体现了主动融合产业通过核心价值要素的应用和推广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中各个组成部分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的过程。本文主要基于产业链理论对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下主动融合产业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进行分析。
2.1.2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是基于产业间投入产出的量化考察国民经济各部分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实现了产业技术经济关联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的结合。
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产业关联理论形成的基础。列昂惕夫是产业关联理论的最杰出贡献者,于1936年发表文章《美国经济体系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构建了投入产出的分析模型,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的初步形成。1941年列昂惧夫的着作《美国的经济结构1919-1929》的出版标志着对产业关联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运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产业关联理论在二战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提出了动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引入了最优化思想的投入产出分析及扩展了地区间的投入产出分析。
王琪延,徐玲提出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产业才能寻求进一步的融合发展。产业关联虽然不是产业融合的充分条件,但是产业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体现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对旅游产业与农业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同时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对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度进行测算。
2.2研究述评
2.2.1产业融合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部分信息技术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或消失,并产生了新的产业形态。这种现象早期发生在以媒体、电信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产业之间,后来扩散到其他服务业,并逐渐开始向农业和工业渗透发展。产业融合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产业创新,使原来基于产业分工的产业
经济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到了政府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已经幵始对数字融合及技术融合的现象进行研究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逐渐发展到对产业融合的深入研究。21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开始针对产业融合进行研究,并迅速扩展到对不同产业的融合现象进行分析,目前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纵观国内外己有的研究成果,产 业融合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融合概念、模式、原因、过程及影响效应等方面。产业融合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构建及融合模式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内涵的分析。由于产业融合理论目前尚不成熟,并不能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简单介绍,因此本文对涉及到产业融合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述评,对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融合作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己经被讨论了三十多年,但是产业融合的概念表述及内涵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了不同的内涵,甚至有学者将技术融合、三网融合和数字融合等同于产业融合。具体来讲,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产业融合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三章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及模式构建.........30
3.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及问题辨析.......30
3.1.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30
第四章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农业融合...........50
4.1旅游产业对农业主动融合的实证研究........50
第五章旅游产业互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67
第七章三种模式下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议
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应用到具体融合现象的分析证明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理论的科学性。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具体的融合产业,但是研究结论也反映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业融合在微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链构成,为旅游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创新发展,宏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产业结构,提升了地区或国家的竞争力。在旅游产业融合这一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之下,我国应该如何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良性、快速的发展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目前,政府在旅游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宏观发展上主要是大力提倡旅游产业与一、二和三产业的融合,而不同地区对旅游产业融合的确切产业对象选择上,一方面主张旅游产业与所有产业进行融合,另一方面主要是依据国内的相关成功经验,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和农业进行融合。这种旅游产业融合的政策导向并没有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特征,没有针对旅游产业与不同产业进行融合的不同特征及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现状提出相应的融合发展政策指导。因此,本文基于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特征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旅游产业融合模式进行研究。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集中在3-7章,第三章主要是基于定性研究方法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并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实证分析方法将旅游产业的主动、互动和被动融合模式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融合现象进行检验,第七章是基于对不同融合模式特征的总结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建议。主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关联与产业融合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检验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分析了主动融合过程中旅游产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和改变结果;互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间锅合与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融合模式进行验证,同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产业间及产业内行业间的融合度进行了测算;被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集聚度与融合度的理论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验证了信息产业对旅游产业的带动融合作用。本文的前章的研究内容己经解决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章主要是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研究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8.1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是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理论问题及旅游产业在不同融合模式下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过程和状态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总结主要结论如下: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最早源于数字技术出现而导致的信息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国外学者和机构已对产业融合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欧洲委员会（1997）“绿皮书”，尤弗亚（Yoffie，1997），格林斯腾和汉纳（Greenstein&khanna，1997），林德（Lind，2003）等开展的研究。目前，产业集群、产业融合和产业生态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浪潮冲击下国际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融合已成为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拓宽产业发展空间，促使产业结构动态高度化与合理化，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互联网技术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渗透力，为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运作平台。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集中了互联网和金融业的优势和特点，具有明显的产业融合特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产业概念特征
“产业（industry）”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也是使用最模糊的概念之一，通常与“行业”、“产业领域”等概念混同在一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变迁，学术界对产业的定义研究也不断深入。
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分工时，用行业的概念描述产业分工。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各行业之所以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贝恩、波特等人从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等理论出发，将产业定义为“生产同类或相互间具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这种产业定义曾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G）进行产业分类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产业分类方法是基于对现有产品和过去产品替代性考虑的静态产业定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形态的演变，这种定义的科学性越来越遭到质疑。默雷和阿布雷汉森（Murray&Abrahamson，1997）从产业演化的动态角度将“产业”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即用类似的投入和生产技术，生产类似产品或者类似消费者服务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一系列企业”。塞普勒（J.L.Sampler，1998）将“产业”定义为“拥有足够的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他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的竞争特征，企业对消费群体拥有的信息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建议用“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来替代“产业”，并将“活动网络”定义为“直接或间接致力于塑造或执行一项特定活动的一组企业”{1}。由此可见，关于产业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产业边界明晰确定的静态定义，向动态的产业边界观转变。特别是塞普勒关于“关键信息”企业群、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活动网络”对产业的界定，反映了信息时代企业面临的动态化竞争环境，对于分析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塞普勒的定义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就是海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通过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信息，通过搜索引擎组织、排序和检索信息，通过云计算处理信息，最终形成连续、动态变化的关于市场和客户的信息序列。因此互联网金融业不同于传统静态定义下的“产业”概念，既不等同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也不等同于传统的金融业，而是由“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组成的新型产业业态。从“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是围绕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这一“特定活动”而关联的一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电子商务企业、个人、独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尽管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参与其中，但围绕的是共同的“中心活动”。
因此，从产业的概念特征上看，互联网金融业具有不同于传统静态产业定义下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具有动态产业定义下的产业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关键信息”和“活动网络”指向，是产业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边界特征
从产业经济活动的过程来看，每一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技术边界、产品和服务边界、业务和组织边界。周振华（2004）、李美云（2007）把这些边界定义为产业边界。产业融合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不同的产业边界处，原本相互独立的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融为一体，通过对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整合，组合成新的产业。互联网金融业是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和金融业的产业边界发生漂移和交叉之后产生的新产业。这种新产业具备了多个产业的特征和功能，产业边界模糊，很难从通行的产业分类系统，如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C）”、“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系统（ISIC）”和欧盟“欧洲产业分类系统（NACE）”等，找到对应产业分类。互联网金融业的出现，使原本不属于同一产业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者，这必将对企业的战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上海世博会开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世界各国展示先进发展成果的盛会,信息技术在世博会上无处不在。射频识别技术保证了门票的防伪和智能化,隐形围栏系统认证了入园人员身份,客流引导系统帮助分配各展馆间的客流,智能交通系统则有效地疏导园区内车辆与人员,3G、TD-LTE等无线网络技术保证了各系统间的通信。可以说,世博会在展示未来科技的同时,各种科技又保证着世博会的正常运营。
毋庸置疑,当前信息技术相互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信息技术之间融合渗透进一步加快,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进程。以世博会上崭露头角的手机门票为例,通过非接触识别技术与手机SIM卡技术相结合,物联网技术成功应用于移动通信领域,手机与智能门票物理上合二为一,体现出通信设备、智能设备、消费电子这些终端的融合。同时,用户通过手机门票实现乘车付款、购物支付等多种服务,体现了信息技术在计算服务、通信服务、内容服务等服务运行平台上的融合。这种技术的融合带给使用者全新的用户体验,将推动其商品价值实现和产业化进程。
技术的融合不仅推动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更能在其产业形成之后,带动其更好更快地发展。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云计算的学术定义在1997年已被提出,其概念本身就是虚拟化技术、网格计算、互联网技术等相关技术融合渗透的体现。这些技术经过相互融合,加上厂商的宣传与推广,云计算的概念不断地被认知,并最终形成云计算产业。
但当云计算的热度渐渐降下来,厂商意识到单纯地使用云计算技术这个概念进行宣传与销售,并未带来太大的市场。于是,云计算与其他技术深层次的融合渗透开始了。随后,开发、部署、管理、测试、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出现了:IBM凭借在构建、支持和运作大规模计算系统的经验与优势,积极在各地构建云计算中心;微软则通过融合桌面操作系统与Visual开发环境相关技术,推出了针对消费者、企业的Live和Online云计算解决方案,以及针对开发者的Azure云计算解决方案;赛门铁克将安全和存储领域的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相结合,推出了面向公共云或者私有存储云的FileStore云存储平台;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借助电信网络全IP和宽带化发展进程,通过将电信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相互融合,相继提出中国移动“大云”、中国电信“e云”、中国联通“互联云”等云计算方案。面对更加实际与具体化的云计算,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用户开始积极考察、研究、部署或应用其所需的云计算服务,云计算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
可以看到,技术之间的融合渗透,加速了技术产业化的进程,进而扩大了市场规模,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其实,当前物联网产业面临着与当初云计算相同的局面:概念已经炒热,产业已经形成。下一步,就是要继续深化技术的融合渗透,扩大其应用范围与应用深度,以谋求产业规模的扩大与进一步发展。
笔者一直认为，网络与其说是一种媒体，不如说是一个平台，其平台价值远远大于其媒体价值。当传统媒体进入网络这一平台空间，媒体的边界便自然消失，网络化生存便成为所有传统媒体的共同生存常态。媒介生存形态与传播形态的混一，媒介内容与传播渠道的融合，正是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实现的。
媒介的融合，有技术的逻辑，也有市场和制度的逻辑。
今年我们热衷讨论的“三网融合”问题，从技术逻辑上讲，并不存在障碍，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学领域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三网融合”却在市场选择面前被搁浅。其间，电视、电信、互联网几大市场主体，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所谓制度供给和制度选择，一定是谋求并尽可能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对利益均衡。即使国家权力机关欲以行政的力量推进“三网融合”，依然遭遇到诸多现实的阻碍。此外，内容生产的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大体情形也不外如此。
所谓融合，意味着传媒格局的重组，意味着市场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说，融合是传媒与传媒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我们还必须明确意识到，融合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此一过程充满着各种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多重障碍。
媒介融合是一个概念，媒介产业融合则是另一种概念。而一个顺乎逻辑的思考是：媒介融合必然造成媒介产业的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重构。其中包括，媒介横向产业链将充分扩展，纵向产业链将充分延伸，以及由此造成媒介产业格局的整体改变及产业组织的重新建构。
媒介产业融合是一个概念，信息产业的融合则是另一种宽泛的概念。在信息化的社会，媒介产业的融合将在社会信息产业发展的整体框架下运行，而媒介产业融合所造成的另一种趋势，则是促进整个社会信息产业的融合。我们关于“三网融合”的讨论，早已将互联网与电信业信息化社会两大支柱信息产业纳入其中。当我们关于融合话题延展至信息产业，需要检视的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了。
王润珏博士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直就读于武汉大学，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接受到良好学术训练。她的博士论文《产业融合趋势下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选题涉及上述一系列话题。论文中关于媒介融合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是其思考的逻辑起点，而关于信息产业大融合的讨论，是其思考的宏观视域，论文的中心则集中于传媒产业融合的深入分析与讨论。
论文的分析框架充满着逻辑的力量，具体问题的讨论，深入而缜密，基本达到其预设的研究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解读“融合”的概念，如何梳理“融合”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寻找到新一轮“融合”的具体路径，成为出版业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一、全面理解出版的基本概念
在探寻出版业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先行梳理出版的基本概念。透过各种表象看清出版业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从本质的、基础的概念出发，去寻找更远的未来。
（一）出版=思想的（表达+表现+传播）
这主要是从文化的属性来理解出版的概念。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出版业形态下，出版业务流程通常被概括为“编、印、发”，可以表现为以下流程：
思想是主观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感悟后形成的。经历“对思想的表达”以及“对表达的表现”的过程，最终的表现结果会形成宏观概念的文化。表达的结果是内容，表现的结果是内容产品，传播的结果是内容服务。表达、表现、传播，都需要按一定的标准与规范，需要借助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的介质（载体）来承载。
（二）出版= 信息的（描述+记录+传播）=信息+数据+服务
这是从信息属性来理解出版的概念。完成对世界的描述与记录是人类的历史使命。在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用笨拙的方式进行描述和记录。直到印刷技术普及，出版业成为履行该使命的重要参与部门。
出版业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按一定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方法，对信息进行描述与复制，并以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方式将信息重组，记录为数据。描述的结果是数据，记录的结果是数据产品。描述、记录的过程中会形成标准与规则，即描述规则与记录规则。
（三）出版=内容（生产+传播+服务）
这个公式是对出版本质概念的高度概括，也说明出版文化属性与信息属性的高度统一。
在文化属性角度，内容的概念被强调为思想的表达，这里的思想表达既可以是人对具象的客观事物的认知，也可以是对抽象的主观世界的感悟;在信息属性角度，内容的概念被强调为客观的数据，客观数据既可以是非人力所控的客观世界的数据，也可以是人的活动带来的客观性结果数据。无论从哪个视角考察，出版活动的核心都将落到“内容”上。
（四）信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信息内容产业（含出版业）
出版业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实际上是文化产业（包含了出版业）与信息产业的关系。包含了出版业的文化产业是体，包含了信息技术业的信息产业是用。“体”与“用”的紧密关系靠着“内容”来维系。由此，基于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产业可以划分为信息技术产业与信息内容产业，而出版业正是信息内容产业的组成部分。
出版业不只是简单的对人类存量知识的传承、对人类增量知识的不断积累，更是要起到解放人类智力，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出版业最终要推动建立并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知识累进模式”。
二、从四个维度理解出版业融合
融合，是不同领域的要素之间互相渗透、形成一种全新形态。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的融合，必定是传统的要走到新兴（未来）去，传统业态发展为新兴业态。
融合绝不是简单的传统产业主体与新兴产业主体的融合，而是有多层级、各方面的角色参与。融合是新兴业态对传统业态的继承、扬弃。比如技术公司、网络公司与出版企业之间的融合，就不仅仅是浅层的资本联姻，而是要在产业要素层面实现融合，实现进化。
融合最底层、最基础的维度是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需要从产业内与产业外两种视角、四个维度来理解融合。
产业链各环节的要素融合
这是基于出版业的产业链将发生变化的判断。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方式是线性的，产业内部的要素也是线性地分布在产业链上。编辑、印刷、发行，不是循环的闭环，而是产业要素单一方向的流动。但是互联网发展以后，打破了这个线性，用户（阅读者）借助网络技术可能成为一次生产活动的主动发起者，而不再是被动的、只能在产业链终端等待接收（接受）内容的消费者。于是，所有的产业要素，在技术的支持下，同一时间展现在终端阅读者面前，并根据受众需求重新进行产业链的临时组合。
例如，图书馆用户基于对数字资源的重新整合的需求，提炼相关素材，形成一个新的个性化内容产品，具体表现为一本“书”，利用馆内POD印刷线，当场打印装订成书，这就打破原有的出版业产业链。用户站到生产活动的启动环节，用户自主性得到体现，是用户端发起的自出版行为。
再例如，作者进入线上社区（web时代社交网络），或是建立线上社群（移动时代社交网络），用生活化的日常交流、靠用户口碑与口味圈定相对稳定的社群对象，通过不断推送中短篇幅文章，对用户标签化，进而寻找用户其他需求、构建模式，形成线下活动。这是生产端发起的自出版行为。
产业分类层面的要素融合
这是基于资源层面的深度管理能力提升趋势做出的判断。通过政府、行业机构、出版企业与技术企业几年的努力，出版界的数字化生产技术装备配备水平正在不断提高。2013年央企转型升级项目实施后，一多半的中央文化企业配置了相关工具与系统，其中就包括数字化资源管理软件。2014年央企转型升级项目继续推进，在2013年基础上开始支持部分出版社先行开展资源库建设。出版企业的资源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对这些出版企业而言，在传统时代，资源的概念就是把单本书入库，现在则是能够实现把一本一本书的介质去掉，从内容层面做分解，通过一定的标引规则实现资源的分类、分层级管理，还要实现知识分类体系，进行知识角度的资源管理。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可以将内容分解，还原到数据、信息层面，进而不再区分大众、教育、专业的分类。
当要基于资源整合出素材、再重新组装成产品的时候，终端接收的内容产品会根据用户的消费需求进行主题投送，从主题的角度不再区分大众、教育、专业，从内容生产的角度看，同一主题的内容在资源层面出自同一个资源库。在最终的内容产品出口的地方，改为根据用户身份进行投送，而不再从生产者角度将内容分类。
内容产品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内外有别”，向“服务为重”转型。“内”是从生产环节内部（出版社内部），做好内容资源库，按内容的主题，做好不同主题内容的知识分类体系，对资源库进行结构处理，聚集过程中要对内容资源分出层次与层级;“外”是从消费环节（阅读行为）的用户角度，根据用户身份不同、同一用户的不同需求，划分层次与层级，设定产品最终呈现的内容范围，根据需求在生产端调取资源组装成不同的教育、专业、大众类的内容产品，但在同一端口投送;同时，设定好用户消费场景与付费模式。
出版业与其他内容产业的融合
从内容产品形态的发展趋势看，出版业与其他内容产业的融合是必然趋势。这是基于对新的信息技术时代商业模式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是更深层次的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判断。
信息技术使得不同种类的内容产业之间打破了原有的边界，可以被直观理解的最简单的现象是，纸张、光盘这些外在的物理介质是出版业、音乐业、电影业所依赖的底层载体，但恰恰是因为这些载体的存在，只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载体流动，带动内容流动，如果内容要跨界，会受到载体的束缚。当新的信息技术出现后，出版业、音乐业、电影业的核心内容被抽象出来，回归到《著作权法》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作品”的概念上，不再受限于载体，在互联网环境下成为可以交融的元素。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技术将改变人类社会。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人脑在发生变化，人与外界信息的互动方式在发生变化，人体内部相关信息接收、分析、转化、消化、再生产、产出、传递、交流的器官也发生着变化。人对信息与知识获取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出现全新的需求。人眼需要同时查阅一个屏幕范围内的所有信息，需要不断跳转、链接，注意力难以集中的同时，“兴趣点转化为知识需求点”，对内容产品形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
近年来，众多网络作品版权拍售，成为下游电影、游戏市场的源动力。这是生产端主动发起的衍生形态，以同一主题为核心，形成立体的内容产品形态。国内作家出版社等部分出版社、盛大文学等网络企业已经开始实践此类项目。但是，目前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包括政策上的、资本层面的、市场运作机制上的。
可以被即时吐槽的电影、电视剧，满屏幕滚动的是观众的吐槽。这些评论（吐槽）活动是什么？如前所述，同样是思想的表达，借助一定技术，表现出来并在用户面前呈现，这是大概念之下的出版活动，是消费端发起的新的内容产品衍生形态。传统出版机构应该得到的启发是，内容产品可以直接做到下游的其他衍生产品形态中，从而融为一体。
出版业与国民经济外部产业的跨界融合
这是出版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必经之路，也是出版史上已经确定的角色定位。出版业靠内容产品、内容服务融入其他产业的具体生产、营销环节，进而对其他产业的产品及服务带来“内容转换成价值――价值不断提升――内容消费数据转换为生产需求――支撑文化产品及其他产品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与外部产业的真正融合。
互联网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品。互联网具有颠覆性，可以将信息传递效率最大化，从而使很多产业原有的产业环节被取消，减少大量的中间环节，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透明。但传统产业部门一定存在互联网企业无法颠覆的环节，出版业就是要找到这一门槛。
同时，由于出版业与信息技术产业同属于信息产业的范畴，所以出版业和信息技术之间并不是冲突关系，信息技术的出现与进化本来就是为信息的传递提供支撑的。所以，当互联网对其他产业领域造成颠覆的时候，出版业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得以破茧重生，更好地融入其他外部产业。
三、政策关键词解读：从转型升级到融合发展
在深入理解出版的基本概念、出版领域融合的概念之后，我们回顾一下2014年从中央到部委的相关文件，提炼出其中的关键词，来解读出版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关键词：转型升级
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是、财政部、总局基于出版业当前面临的形势，审时度势共同提出总体方向，在深入沟通基础上形成的一份文件，虽然并未作为发文单位，但相关部门对转型升级工作的认识与具体的指导与推动，是文件最终出台的原动力，文件内容的编写也有领导和同志们的参与。
1.文件指明了转型升级对新闻出版业的作用
文件提出，数字化转型升级是进一步巩固新闻出版业作为文化主阵地主力军地位的客观需要，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途径。
2.文件提出宏观方向与目标
在宏观方向上，文件指出，要提高新闻出版业在数字时代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人民群众的知识学习、信息消费提供服务，为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产业发展提供知识支撑，更好更多地提供生活与生产，推动新闻出版业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和骨干。文件最终提出，要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总体目标上，文件提出，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盘活出版资源、再造数字出版流程、丰富产品表现形式、提高资产管理能力、实现行业信息数据共享、促进新闻出版业建立全新服务模式。
3.文件明确了实施原则与工作步骤
文件归纳了实施原则：改革先行、扶优助强、鼓励创新、示范推广;分步启动、并行实施、迭加推进、市场调节。在实践中，财政部与总局依据该文件，采取中央企业先行探索转型升级路线，再推广至全行业的工作方式。
4.文件提出具体的实施方式与重点任务
文件表明，财政部、总局作为政府部门，将在未来三年内，采取“补需方”的方式对新闻出版业提供经费扶持，鼓励、支持出版业通过标准应用、技术升级、模式升级、人才升级实现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关键词：融合发展
8月，中央深改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文件强调，要通过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增强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信息需求;文件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文件提出，要从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根据这一文件，总局目前正在酝酿推动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兴出版业态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键词：体制改革
10月，《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是对深改小组指导意见精神的延续和贯彻。
文件提出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完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二是增强新闻出版单位发展活力，其中提到“鼓励和支持传统出版传媒与新兴出版传媒融合发展”;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出版产品和要素市场，其中提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版产品信息交换平台”，还提到“促进出版与科技深度融合”;四是推进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五是提高新闻出版开放水平，提出“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社会化、本土化”的目标。
关键词：产城融合；系统论；“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城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24903
1引言
“产城分离”规划倾向下，产业和城市功能分离，割裂了要素之间的联系，在小范围低程度上实现了要素资源的配置，但在更大范围上造成产业和城镇要素联系上成本的增加，实际上使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变得更加困难。
在倡导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城融合成为产业和城镇发展的主导性规划思想。究其根本，市场的开放性特征使不关注要素有机联系和资源高效配置的产业失去竞争力，而失去产业支撑的城市只能日趋衰落，典型案例如美国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
产城融合概念的提出，说明产业和城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结构）开始得到重视。将产城融合概念置于系统分析框架内，一方面有利于对产城融合概念的理解、内涵的把握和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通过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和更成熟的理论体系，将产城融合理论作进一步发展。
2“产城融合”与“系统论”
系统方法论与产城融合概念是理论范式和应用概念的关系。系统方法论已经相当成熟且成体系，而产城融合的概念还处于理念发展和应用探索阶段，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总结层次。
2.1“产城融合”概念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1]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口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2]
产城融合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功能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向回归。笔者认为，产城融合的基本动力有两个：第一，产城融合是在市场导向下寻求资源要素最优配置、实现最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第二，产城融合是在人本主义导向下对人、环境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合理组合，以实现最大社会效益的驱动。进一步讲，“产城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到空间上的一种表征，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寻求新的空间生产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进入第三重循环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人的素质的必然要求。[3]”
产城融合包含功能融合和结构匹配两大项内容，核心是通过促进居住和就业的融合，实现居住人群和就业人群结构的匹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相互匹配，从而达到真正的产城融合发展。
2.2系统方法论
“一般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 Bertalanffy提出，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被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4]”。系统论的核心概念有四个：“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其关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个层面的关系。
系统论视角下，所有的系统都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基本特征”。
3“产城融合”的系统方法解释
3.1要素层面
产城融合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其构成要素包括人、城镇、产业、环境等实体要素，也包括政策、观念、社会环境等非实体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内容和功能上会有部分重合，例如环境要素既包括资源禀赋等实体性要素类型，也包含人文社会环境等非实体性要素类型（图1）。
当前产城融合及其案例研究中，对人口、城镇、产业、资源等实体性要素强调很多，对政策、观念、制度等非实体性要素强调过少。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最终造成城镇化的高速度低质量。
3.2结构层面
结构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的综合[5]。产城融合结构是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作用于城镇化和产业化相互影响及融合过程时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图2）。
2014年2月绿色科技第2期
3.3功能层面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6]。对于产城融合系统来说，主要是指系统的效用和目标（图3）。
产城融合系统的功能效用是通过系统内要素互动最终实现人口要素的融合、制度要素的融合、空间要素的融合、产业要素的融合以及思想要素的融合，功能效用层各项的融合就是最终的产城融合。
3.4系统层面
产城融合系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要素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功能效应子系统。产城融合系统的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通过互动构成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融合子系统的运行；在融合子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融合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环境之间都会产生互动关系，并推动城镇化、产业化以及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融合子系统运作的结果就是功能效用子系统的结果――人口、制度、空间、产业和思想的融合――产城融合（图4）。
4.1“产城融合”的内涵再界定
一般意义上，产城融合是产业、城市、人口良性发展的一种模式，相比较而言，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更具体，内涵更丰富：产城融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这一系统是实体要素在非实体要素作用下，逐渐实现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结构之间、结构与系统之间各层次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目标是：系统内耗最小，产出最大，且呈现出吸聚效应并逐渐扩大的态势。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变化性特征，即产城融合是一个发展过程；第二，层次性特征，即系统要素存在多层次上的互动关系；第三，系统优化特征，即目标指向内耗最小，产出最大；第四，空间扩展特征，即系统产生内聚外扩的发展趋势。
4.2“产城融合”的外延拓展
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具有变化性、层次性、系统优化和空间扩展4个特征。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产城融合永远处于向最理想状态前进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终点。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实现过程中，各要素之间会产生4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一是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政策作用于投资，观念作用于具体产业；二是要素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信息化作用于第一、二、三产业子系统；三是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第一产业的发展将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会推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四是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产城融合子系统会对具体区域的整体环境造成影响，如城镇化和产业化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状态，产城融合的发展会从结构上改变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系统从一个不均衡状态到一个均衡状态，再从均衡状态到不均衡状态，再到均衡状态……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种循环过程即是哲学意义上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质变后再经历量变，并再次实现质变的上升发展过程，即系统的优化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区域融合度不断提升，且系统范围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系统分析视角下，产城融合更注重系统各层次的互动：产城融合是系统内要素和系统外要素、系统内子系统与系统外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交流、要素交换、因子互动的过程，即产城融合的空间拓展（或者说开放性）特征。
5结语
产城融合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产城融合理论大多集中在城镇化和产业规划层面的具体案例研究，对基本理论和理念的探讨不多。
用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对产城融合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可以在“要素、结构、功能、系统”4个层面进行产城融合的具体分析。同时，系统方法分析视角下，笔者将产城融合看做一个无终点的“发展”过程，并试图将产城融合引到哲学探讨的层面。
认识事物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是哲学层面，第二是一般理论层面，第三是具体理论层面。通过“事物变化发展”等哲学理论、系统论等一般理论、城镇化和产业规划等具体学科理论三个层次对产城融合进行体系化认知和研究，对指导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认识和解决产城融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美]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秋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2]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3] 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 李喜先.科学系统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