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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金融危机周期规律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温州金融危机
非正规金融利率由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议价决定，在某种意义上，非正规金融利率更接近真实的市场利率，因此，我国市场化的利率改革必须要正视非正规金融利率，如何合理引导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机制对于实现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维护金融稳定前提下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正规金融利率特征
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关键变量，同样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利率的特征反映了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特性。民间金融区别于正规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且其波动较大。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利率随行就市，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围绕资金价格这个轴心，并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这也正是非正规金融的生命力所在。但总体来说，这个利率往往高出同期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
Aryeetey（1998）分析非正式金融主要特征时指出，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一般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在同一地区，利率相对稳定。
温铁军（2001）对57起农村民间借贷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中无息借贷8起，在已知的月利（共44起）中，高于当时一般资金市场利率（1.5%）的占63.6%。在高利贷款中超过4%的月利占了近25%，显而易见，超高利借贷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张胜林（2002）等对6个乡镇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除极少部分参考银行贷款利率外.年利率大都在10%～15%，个别乡镇达到18%。冯梅（2006）对湖北省赤壁市某镇50户居民的民间借贷进行的调查显示，90%的居民有民间借贷行为，未收取利息的占16%，属于高利贷款的比重为57.80%。
而在民间借贷较为盛行的温州，90年代以前民间借贷利率是银行贷款利率的4-5倍左右，而后有所下降，到2001年降至3倍左右，至目前维持在2倍左右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0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在[10.92%，14.37%]区间波动，而同时期的银行贷款利率则为5.31%。
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利率呈现出典型的双向分割特征。在不考虑无息借贷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利率普遍高于同期正规金融资金市场利率。
二、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
对于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的成因，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解释。Adams 等（1992）认为高经营成本、资本短缺、季节性贷款需求和高坏账率是导致高利率的成因。Aryeetey（1996）、Atieno（2001）从借款者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了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放款者能根据借款者的个人特征来设计适合具体借款者的借贷合约，大大降低了借款者的交易成本，即使非正规金融利率较高，但借款者资金总成本并不会很高，因此借款者愿意支付高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利率。Bottomley（区分了决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四个因素：风险报酬、利息的机会成本、补偿交易成本的报酬以及垄断利润。
国内学者则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解释：张军（1997）从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的角度解释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他认为：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状况，利率不仅有调节信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所以，民间信贷市场上，贷方将面临更严重的对风险的过滤问题与对信贷合约的条款能否有效执行的问题，因此，非正规金融高利率水平是贷方对民间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理性回应。但江曙霞，秦国楼（2000）认为这种分析无法导出相应的逻辑结果，即如果以民间信贷市场信贷配给现象来解释其利率水平，那么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应当低于不存在信贷配给时的瓦尔拉斯均衡利率水平。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从贷方成本角度给出了解释，认为非正规金融贷款金额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造成资金供给者自身单位贷款成本提高，为了保证必要的利润率，这种资金成本必然以较高的利率转嫁到资金的需求者身上。刘静、郑震龙（2000）认为非正规金融承担了正规金融所不愿承担的较高风险，其高利率源于对高风险的补偿，这种风险可能源于民间金融未得到官方认可，可能被取缔等制度方面的原因。 何田（2002）认为利率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上述文献从多种角度对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做出了解释，但又都停留在片面和经验的基础上，没有正式的理论模型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决定机制。王一鸣，李敏波（2005）提出了一个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一个地区非正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间利率由各自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借贷双方议价博弈而确定，并提出用一个谈判系数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结构。这样，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便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谈判能力的大小，而双方谈判能力又受到资金供给量与需求量、借款人的经营能力、信用水平以及贷款紧急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的合约基础
上文对非正规利率的已有研究做了梳理。但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合约基础的确定是探讨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关键。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行为一般依据借贷双方之间签订的非正式合约来完成，为了资金交收的便捷性，同时也由于借贷双方通常具有一定的亲友关系，出于对对方的信任以及碍于面子等因素，借贷双方在合约中通常只对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做了简单的说明，因此这种非正式合约通常是非常不完备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获得法律的强制性保护，即使获得了法律的保护，由于非正规金融合约的借款者多为财务状况不透明、会计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法院的执行力也将收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在现实情况中，这种合约的违约率却往往较低，这与民间借贷合约的不完备性是互相矛盾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
非正规金融交易注重发挥监督与合约执行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1962）和Sherley Ardener（1964）在研究滚动信贷协会时发现，群体惩罚是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由性别、血亲关系、种族、地缘、等因素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滚动信贷协会得以发展的主要基础，人类学文献清楚地阐明了社会性约束的重要性。同理，在滚动信贷协会以外的非正规金融形式中，群体性惩罚同样重要。民间借贷行为通常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个范围里的个人和企业大部分彼此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借款者若在一次借贷行为中发生了违约，关于其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价将会下降，那么他将很难再在这个群体里获得资金，这便是一种群体性惩罚。
Stiglitz（1990）根据孟加拉国Grameen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行的信贷机制创新实践，得出群体贷款（group lending）的有效性取决于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的特征的结论。Varian（1990）通过对人可以监督其他人时所表现的多问题的分析，指出Grameen银行的群体贷款策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方案，借款人有激励利用掌握的信息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这是个自选择机制，银行是无法模仿的。自选择机制产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Stiglitz（1990）和Varian（1990）都认为这可以提高监督激励的有效性。
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对于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的启示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群体惩罚机制能保证民间借贷合同得到必然执行。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2011年4月开始出现的众多民营中小企业主“跑路”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原因在于：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借贷行为双方通过签订规范的正式合同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务偿还协调机制。若借款人不能及时归还债务，双方可就债务偿还问题进行相互协商，包括减免利息甚至部分本金，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等。若借款人确实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通常是银行）通过法律途径对借款人实施以设定资产为限的有限追偿。民间借贷行为通常为信用借款，一旦违约很可能遭到贷款人的暴力追索，从事实上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而民间借贷市场缺乏正规金融市场那样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借款人必须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债务追索方式。此时，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转移剩余资金将是借款人的最优选择，单次博弈选择使得群体惩罚机制①失效。
在民间借贷利率特征与决定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多为的经验性研究，较为深入的仅有王一鸣与李敏波的NASH议价模型以及程昆的改进模型。王一鸣、程昆的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机制，其结论也能较好的拟合客观现实。但是该模型建立在标准债务合约假设之上，认为合约的执行没有问题。然而上述民营企业家“跑路”现象让我们对其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结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产生质疑。一方面，模型假设借贷合同仅仅限于有限责任，即仅用贷款项目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款者投资项目产生的实际收益未达到偿还放贷本息之和，甚至远低于贷款本金，放贷者也只能获得项目实际收益，而不能对项目资产进行干预。然而，民间借贷的现实情况是，若放贷者获得的回报小于其能容忍的下限，他们往往会采取一切手段以弥补其损失。另一方面，模型假设合同实施无问题，即借款人一定会用贷款项目的收益来偿还贷款的本息。而事实是，借款人获得项目收益后不一定会用来偿还放贷者的本金，即借款人有可能转移项目收益，而放贷者和公正的第三方并不能观测到项目收益的具体情况，即贷款合约是不完全合约。因此，考虑借款者的转移资产的可能性（如跑路行为）与放贷人暴力追索的可能性是进一步研究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方向。
五、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途径
（一）引导建立债务偿还协调机制
如同我们在文中叙述的一样，债务偿还机制的缺乏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殊的债务追索方式使得非正规金融市场特有的群体惩罚机制失效，一些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行为成为必然违约的一次博弈过程。引导建立合理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降低借贷双方的损失，同时也将大大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风险水平，有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更合理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因为合同不完全性的重要经济含义之一是交易收益的分配还要取决于缔约方事后的讨价还价能力②。违约或破产以后的债务重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模型，并改变最终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显然，这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利率水平。
（二）构建合适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外部环境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明晰民间借贷界限，以便于加强对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保护，同时加大对高利贷等非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打击力度，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成立专门为民间借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咨询服务的民间借贷咨询服务机构，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化定价。合适的外部服务体系的建立，将为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与定价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长波;金融危机;创新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一些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陷于衰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少经济学家从次贷风波寻找危机的直接原因,如美元国际本位制和美国长期实行的“双赤字”政策,美国经济过度的虚拟化、经济思想过度自由化、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金融创新异化和委托关系失衡等。但都未触及金融危机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指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可能表现为持久的单边上扬,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情况很少静止不变,在繁荣过后,可以有恐慌与暴跌,经济扩展让位于衰退。当最终达到最低点以后,复苏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经济周期。它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成为世界工业国家的特征。离开了经济周期的特定波段去讨论经济,是不会找到真正答案的。虽然也有文章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去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但是鲜有文章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本文尝试运用以创新为特点的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来分析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
二、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概述
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长波理论因其普适性和规律性,而日益被接受。五十年左右的经济长波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是以创新为基础研究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经济发展就是通过一个均衡向另一个更高的均衡不断跃升来实现的。熊彼特首先运用经济周期的“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繁荣和衰退两个主要阶段的产生。他又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纯模式”只是创新引起的第一次浪潮,必须再引入第二次浪潮才能解释四个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
(二)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
对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波理论。长波理论由康德拉耶夫在1925年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但康德拉季耶夫却并没有就长波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熊彼特首先对长波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创新是大小不同的,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熊彼特认为,长波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实现时间长的创新,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如铁路的兴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电气化和化学工业的兴起等。他把产业革命看成是大的技术革新活动的浪潮。
在一种静态均衡状态中,企业家的重大技术发明会给其带来利润,促使其他企业家纷纷进行模仿,扩大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经济高涨,此即“第一次浪潮”。这时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的投资和投机,以致形成虚胀或过度繁荣,此即“第二次浪潮”。当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达到一定程度后,超额利润消失,很多企业亏损或破产。与此相伴随,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也就停止,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也开始紧缩,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均衡阶段,而进入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这使经济进入“萧条”状态,这个阶段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许多正常的活动受到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次“创新”浪潮。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的划分
按照熊彼特的划分,截至1939年,资本义历史上业已出现了三次长波,第三次长波只进行到一半。范杜因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了截至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前三轮长波已基本得到现实的证实。一般认为,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于20世纪中期,在持续2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后,自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后进入下降期。关于第四轮经济长波何时结束,第五轮经济长波何时开始,理论界争论较多。本文比较赞同陈漓高,齐俊妍的第四次长波结束于1991年,第五次长波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的说法,大约在2009年达到波峰。五轮经济长波的划分如表1所示。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成为世界经济第五轮长波繁荣期结束的直接诱因。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是信息技术创新及信息产业发展的停滞或衰竭,第五轮长波开始从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于此同时,美国为了改变经济周期变化规律,推行相关政策刺激经济金融化,但当金融泡沫破灭,次贷危机产生,经济还是势必进入衰退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新经济长波的胚胎已经在高技术创新活动中孕育成熟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新摩尔定律的出现,信息技术产品每18个月更新一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后来居上,并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经济格局,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据统计,在1994-199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27%、传统产业仅为14%、汽车产业仅为4%。美国连续9年保持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接近于零。传统产业中4000万人失业,但是新产业创造了7000万人的就业机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在这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引发新的生产力革命,导致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延续。一个由信息技术主导世界经济的“信息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在进入21世纪后,推动第五轮经济长波上升和繁荣的、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也已经开始进入饱和期。“在2001-2007年期间,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几何年均增长率仅为2.9%,大大低于此前的20年。”以IT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及其长波周期,经过20多年不断的技术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技术创新,原有的创新企业就失去技术优势,因而无法利用技术创新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于是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投资和生产必然由转向低潮,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
美国政府也早已深知高科技产业不可能无止境地促使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高科技本身的特点和经济中的其他制约因素,高科技产业也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滑坡。于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下滑趋势,也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开始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监管。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直接刺激了经济的金融化。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美国希望能由此改变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使经济长期繁荣下去。但这种政策只是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表面上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制造了巨大的泡沫,当泡沫破灭后次贷危机爆发。
而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一方面使得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如果不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优势也已渐消失,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然而,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只是科学技术危机的表象;只是人类发展历史面临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出现停滞;只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崩塌的表象。
四、美国金融危机未来发展预测
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被人为刺激起来的经济没有延长繁荣期或跳过衰退期达到下一个均衡的能力,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被人为改变而积聚了严重失衡的经济周期的一次回归。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和周期的先导和前提。如果要迎来经济的复苏,使经济增长进入下一个长周期,必须占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必须有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变革的技术创新的出现。虽然科学家一直努力致力于科技创新,但可惜,时至今日,在生物、材料及能源领域等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上尚未有大的突破。如果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置于这个视角中加以考察,将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我们预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下滑的阶段。而可能成为下一周期主导产业的,将是与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生命和基因产业。这是因为工业化社会已先后解决了人类吃穿住用、交通、城市化和信息化等问题之后,今后要引起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更大质的变化的主要技术革命,是如何延缓人类生命周期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除非生物、生命和基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美国经济很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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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股灾暴跌严重程度，对比历史上海外牛市的中期调整也不遑多让。本轮A股创业板和中小板最大跌幅已与1987年美国股灾相当，但耗时更短，单个交易日平均跌幅更大。在连续大跌中，沪深两市市值蒸发了21万亿元之多，户均损失超过42万元，市值蒸发总量相当于一个深交所的全部股票市值。
虽然股灾之后，“国家队”大规模入市，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救市，股市危机已初步得到缓解，但由股市暴跌所引发的社会恐慌还在延续，对于股灾所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亦在引发诸多人的担忧。对于当前由股灾蔓延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能不加以警惕与预防。
分析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其根源是资本市场表现长期与基本面背离且得不到收敛，若存在高杠杆融资维持泡沫，则泡沫破灭后危机的深度和长度将急剧加深。通过比较历史上主要金融危机及其救市途径的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股票市场有自身涨跌规律。所有的股灾均发生在股票价格偏高时期，而且泡沫化程度越高，跌幅越深。
（2）杠杆工具会放大股市的波动。比如美国1929年股灾、1987年股灾、中国台湾1990年股灾。
（3）新兴经济体在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容易出现股灾，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创新工具增加的过程中，政府监管体系不完善，投资者对新环境不熟悉。比如1989年日本股灾、1990年中国台湾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4）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且调整较浅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资金面的支撑。比如美国1987年股灾、2011年受债务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处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和低利率时代；但是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复力较弱且调整较深，比如美国1929年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日本1989年股灾。
（5）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政府果断出手是政府惯例。回想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香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时香港政府的果断出手干预，已经沦为超级提款机的香港将会面临何等灾难，以及其对内地造成连锁反应。更为深刻的案例是欧央行行长德拉吉曾在2012年欧债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曾抛出“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 euro”（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保卫欧元）。此举让欧央行在市场恐慌之际，力挽狂澜，重拾市场信心，避免欧元危机爆发。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经济周明定律
定律1：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经济周期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当“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续经营”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目标甚至口头禅时，企业一定要明白，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和多个产业周期，既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红利，又经历过经济衰退的磨难，甚至经历了经济萧条的九死一生。
只有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才会明白企业的资产绝不仅仅限于资本、品牌、技术和人才，还包括经历经济周期所积累的智慧、面对危机时候的从容、在经济高涨期为危机所做的准备。
因此，当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获得了以往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企业一定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知识管理。企业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滋生的各种难题，更要以基业长青目标来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智慧。
或许，本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最值得庆幸的既不是企业活下来了，也不是销量或利润的增长，而是经过经济危机，企业对基业长青和经济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业更成熟了，对基业长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无论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多少关于经济周期的知识，都不如一场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教给我们的知识那么多。
定律2：经济周期是逃不开的，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企业经营的常态。
静止，增长，信心，兴奋，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逃不开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动作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
知名的经济周期有长度为2至4年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长度为9年的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8年的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熊彼特认为，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实际上，每次经济周期后，经济总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同时，对于陶醉在狂热增长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经济周期其实是迎头浇的一桶冷水。
经济周期是检验一个企业实力的最好考试。巴菲特说：潮水消退，才知道谁没穿泳裤。没有通过经济周期考试的学生算不上优等生。
定律3：我国的经济周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89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经历了震荡；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受到影响。
经济周期有其规律，但它最独特的规律却是：当你自以为搞清楚规律时，它的规律又发生了变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慌。
金融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因此，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经济时，人们相信是永恒的，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金融危机下之所以绝望，就在于继续看淡经济，没有发现谷底已经到来。
有办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定律5：传媒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金融危机的负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而是对金融危机的传播。
媒体天生对负面消息敏感。当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时，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报道的机会。因此，要正确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既不能被媒体所主导，也不能被以讹传讹的各种小道消息所主导，一定要深入一线，亲自了解金融危机到底如何。
可怕的决策莫过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决策，企业的信心源于正确的信息。经济危机期正确的信息源于企业老总(老板)深潜市场。
定律6：“积极的消极”比“消极的积极”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说什么，而在于行动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极措施，说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说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极的，越是积极地执行，结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积极的，哪怕执行得并不到位，结果仍然是积极的。
即使金融危机的影响足够大，也一定要保持积极的行为。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发现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比2008年增加了50％。我问他们为什么敢于增加人员，老板告诉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做事，企业就能在危机期仍然保持增长。一旦繁荣期到来，我们也为调整增长做好了准备。
定律7：金融危机下企业收缩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陷入螺旋式收缩或瘦身，从而进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机下的消极思维是瘦身。瘦身的结果是企业能力下降，导致企业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业绩下降一继续瘦身一能力持续下降一业绩持续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业消极行为的结果。当对未来特别不看好时，企业行为就会消极。一旦消极行为促使企业进入螺旋下降通道，企业的信心就会受到反复打击，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需要稳定的信心，判断稳定的信心的标志是是否找到新的营销节奏。
金融危机打乱了多数企业的营销节奏，原来的目标和方案都在调整。“冒烟”的市场很多，所以很多企业都在救急。企业救急时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营销节奏，而且很难有稳定的信心。
稳定的信心不是对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只有当企业找到新的营销节奏，才表明企业对危机有了稳定的判断，对应对危机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机情况下更需要活跃市场，活跃市场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创新思维。
金融危机时，企业的“姿态”很重要，“姿态”是企业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活跃市场就是企业的信心的“姿态”，它既传递信心，也能收到实效。
定律10：经济高涨时员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励出来，可以靠员工“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危机时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层指导出来。
经济高涨时，只要员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确，照样会有效。经济危机时，员工可能束手无策，高层空洞的激励无法产生信心。
一般来说，多数员工没有经历多个经济周期，所以普遍缺乏应对方法。因此，经济危机期，高层对员工的指导要更加具体，对员工行为的反馈要更加及时。
经济危机时的有效办法也许是员工“发明”的，但一定是高层“发现”的。个别员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层“发现”，然后全面推广。
定律11：经济危机期的企业信心并不一定来自结果。往往来自趋势或好的苗头。因此要拿着放大镜发现营销的“亮点”，“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种子。
经济危机期，并非所有市场都有问
题，一定会有些市场表现得超出寻常的好。个别市场能够做到，为什么其他市场不能做到?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特别关注那些表现杰出的市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笔者曾经花了20天时间考察了30个县级以上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处方”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定律12：经济危机期判断企业是否正常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
经济高涨期判断企业运行状态，通常是看销量或利润增长情况。经济危机期，销量或利润下滑是正常现象，传统的判断方法就失去了标尺作用。
判断经济危机期企业是否正常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看企业增长速度是否低于行业增长速度，企业在行业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企业与行业的关系就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水降船落。销量增长并不代表企业进步，销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业退步。当行业增长时，企业增速低于行业增速，企业实际上在退步。当行业下降时，企业下降速度低于行业下降速度，也说明企业在进步。
二是看企业离“死亡底线”有多远。经济危机总有一些企业要死亡，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死亡底线”，在“死亡底线”之下的企业多数会死亡。
机会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经济危机情况下也是如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我们研究过一些著名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危机期比高涨期更快。
把所有的机会列个清单，把所有的问题列个清单。可以发现，当抓住机会时，问题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经济危机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产生的问题也是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成功就是当大众沉浸在危机伤害氛围时，能够发现一线生机。
定律14：我的困难是问题，对手的困难是我的机会，大家的困难是我的最佳机会。
经济危机是所有企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企业可能难以找到危机期企业生存的正确方法。那么，少数找到正确方法的企业就找到了机会，在危机期迅速与对手拉开距离。
定律15：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
经济危机时，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平时更多，因此，企业老板(老总)和管理者们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物。
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因此，老板(老总)应该走出去，用更多的时间发现市场的机会。只要找到了机会，内部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业一线人员在危机期传回来更多负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线人员的视野和水平，他们虽然身在一线，却通常不是一线思维，而是负向思维，即对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关注；二是负面消息通常是自己业绩下滑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市场如此，我也没办法，完不成任务的责任不在我”。
在危机情况下发现机会，通常需要高层人员深潜市场，以不同于以往市场调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场。老总深潜市场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决金融危机下营销转型的灵感源泉不在专家，不在办公室，一定在市场一线。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时间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节，当媒体爆炒2000万打工仔失业回乡时，一家企业老总下乡后发现，由于农民工回流，农村市场比往常购买力更强。当农民工把沿海消费模式带回农村时，农村消费面临着一个升级的机会。因此，面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只要调整结构，是有机会的。
定律16：机会存在于大众思维盲点。
机会没有被发现时，不是机会；机会被所有人发现时，也不是机会。机会只有被少数人发现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些机会，大家都“看见”了，但只有少数人“发现”了。这是因为机会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即机会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认为是问题，有人认为是机会，这就是思维问题。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农村乡镇渗透，这种现象怎么看?做通路销售的人说：“由于通路销量下降，所以公司销售遇到很大问题。”做商超的人则可能说：“由于商超销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机会来了。”同样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同，则结论不同。
一些企业问我：“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没调查就能够告诉你，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是机会吗?
定律17：经济危机下通常会有大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找到这批企业，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染。你或许也能在经济危机下脱颖而出。
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特别是跨行业的交流。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实际上隔行不隔理。总结1997年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的企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普遍采取了市场重心下沉的措施、着力改善产品结构、越是困难越要推新产品等。
最近在与众多企业交流中，发现应变良好的企业都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办法，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把危机当成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企业，不仅仅老板有这样的信心，员工也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对机会的把握与认识。
与优秀企业接触、交流，接受优秀企业的感染，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恐慌，正确理解金融危机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当一件不利的事情发生时，基于人的自卫的本能，企业一定会做出自卫性防卫。自卫性防卫通常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不利事情发生时。企业通常不是采取积极性应对措施，而是消极性应对措施。
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专业还有何用?
不管是否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人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一定是本能而不是专业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间的反应能力。在企业的拓展训练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专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竟然完全忘记了专业，竟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对危机时，成功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差别不在第一反应，而在第二反应。即当第一反应是本能时，随即能够做出第二反应，即基于专业和理性做出的反应。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反应做出自卫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则是在稳定情绪后迅速做出第二反应，第二反应通常是积极的反应，即目标不是损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众的集体本能反应必然形成“合成谬误”，因此。本能反应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
金融危机会在瞬间传染到产业链的所有企业。当收益下降时，企业的集体性本能反应是：削减费用、裁减
人员、降价或促销、减少广告费用，即当收益无法扩大时，通常降低费用保住企业的利润。
殊不知，削减费用、裁减人员会造成营业额的再次下滑，并导致企业进入第二轮下降循环。同时，当对手集体削减费用、缩编人员时，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空当，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在短期内降低了。
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无效。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采取某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数企业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则该做法无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也是相似的。集体本能反应就会进入合成谬误。这也是为什么说成功是因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进入合成谬误，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虑大众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业采取相同的做法，则很容易进入合成谬误。
定律20：企业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节支手段，也尽可能不要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我们理解企业在看淡未来时采取的本能的节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领域节约支出，在什么领域扩大支出，则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
定律21：经济危机期为了挽救销量，企业的本能营销措施是降价、促销等似乎短期见效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即使能够短期挽救销量，也会把企业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多数企业在初期都采取了降价的措施，促销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亚洲金融风暴所赐。但企业很快发现，降价是经济危机期典型的合成谬误行为，因为这是企业最容易想到的简单办法。然而，一旦开始降价，就难以再涨回来，企业难以承受长期降价。于是，被迫采取降质降成本措施弥补降价损失，于是企业进入恶性循环。
结构定律
定律22：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总量收缩，本质是结构变化。
经济危机发生时，最突出的现象确实是总量萎缩。但是，真正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恰恰是通过结构解决总量问题。
经济危机导致总量下降，这个现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类、不同档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自然导致结构性变化。但是，总量下降掩盖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总量下降是显性的，而结构变化是隐性的。因此，结构变化更能反映经济危机的本质。
定律23：经济危机时，结构改善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很多大企业死亡了。为什么?因为经济高涨时，规模经济是优势。但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规模优势有可能变成“规模包袱”。一旦亏损，往往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规模分摊成本，结构产生利润。经济危机情况下，多数企业总是过分关注于销量增长或下降。其实，产品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经济危机，越应该调整产品结构。
定律24：梯队化的中国市场结构是企业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空间。
中国的市场，既有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都市化市场，也有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种市场状态共存的“宽频谱”市场。“宽频谱”市场给了企业延伸的巨大空间。把一线市场的营销模式延伸到二线、三线，就能开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场空间。
目前，中国还很少有企业能把国内的所有市场空间全部占领，每个企业都有巨大的市场延伸空间。市场延伸空间越大，企业的机会就越多。
定律25：升级新品通常是经济危机期挽救困境的有效办法。
经济危机期推新品固然很难，然而新品挽救企业的能力最强，越是经济危机期越是要坚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两家企业，初期都采取降价措施。后来一家企业采取既跟随降价、又推新品的方式。为了推广新品，企业硬是顶住压力把推新品不力但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营销副总免职，才最终通过新品挽救了企业。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业则最终失败了。
定律26：中国营销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式营销，有精耕细作的巨大空间。
以笔者看来，经济高涨期的多数中国企业不是在创造客户，而是在“挑选”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是说起来没有任何敬畏感的话。实际上，经济危机期只要把过去的空白市场开发出来，把过去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捡起来，或许就足够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经济危机过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时已经是别人的江湖了。
很多处于边缘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如意算盘是：暂时退出市场，等到市场好转时再“卷土重来”。
这样的算盘通常会落空。
经济危机使企业从渐变状态进入到剧变状态。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危机时有了质的变化，危机结束时将不会给传统营销模式的企业留下市场空间。
整合定律
定律28：经济危机相当于对行业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门户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效果与价格战相似。
中国的很多行业面临的问题是“该死的企业死不了，该活的企业做不大”。没有产业整合，就难以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自然状态下的市场整合是缓慢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够让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瞬间死亡。经济危机会使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自然转移”，比起残酷的对抗性竞争形成的市场整台，其实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危机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进步，对于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有益的。
定律29：经济危机会加速产业整合速度。
产业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市场整合，二是资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经济危机会调整上述三种整合的时间点和节奏。
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市场整合弱势企业的难度很大。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使得市场整合“不战而胜”，即没有发生对抗性竞争，对手就消失了。问题是，消失的对手，他们的市场被谁接收了?是被你的企业接收还是被其他的对手接收?
经济繁荣期，资本整合的代价比较大，通常要以“溢价收购”的方式整合对手。但是，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问题的企业遇到生存困难，资本整合的机会增多，代价降低。但是，资本整合的风险也增大。
我们的建议是：经济危机初期，要更加关注市场整合问题。因为只要有企业退出市场，就少了一个对手，就要考虑接收他的地盘，“不战而胜”的事不做，难道还要等到下一轮繁荣期吗?因此，优势企业在经济危机期的销量可能下降，但市场份额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后期，更多地要考虑资本整合。因为经济危机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业是没有资本整合价值的。在经济危机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业才有整合价值。而且，资本整合后就面临
经济复苏，资产会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客户遇到了困难，最大的机会也是客户的困难。
经济危机下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你的客户遇到了困难。如果没有解决客户的困难，自身的困难就永远无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就把困难甩给了对手，自己则赢得了机会。
营销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经济高涨期，客户的问题或许不突出，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把营销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定律31：经济危机使传统客情关系变为非典型客情关系。
经济危机使所有企业的客情关系面临考验，以前靠客情关系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无效的。同理，对手的客情关系同样会遇到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关系的最佳时机。
定律32：经济危机使客户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变为“生病的上帝”。
经济危机使多数客户变成“病人”。当一个人变成病态时，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病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讨好一个“病人”不如治好一个“病人”，或者给“病人”介绍一个会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户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个会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关系有可能发生反转，即“病人”因为指望着你“救命”而把你当做“上帝”。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研究客户的问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定律33：经济危机会使大量可靠的客户变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户变得可能。
经济危机会使客户以更挑剔的标准审视企业，以前勉强维持的关系或许维持不下去了。然而，经济危机也会使以前不正常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维持的关系或许难做了，客户需要真正的服务了。
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期的关系更应该回归关系的本质。同时，在维持老关系时，也获得了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定律34：经济危机期，客户对自身问题的关注往往超过对供货商产品的关注。
营销的真谛是：因为你解决了产品的问题，所以你的产品被“搭配”出去了。企业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产品却难以发生变化。企业最容易变化的是与产品配套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
定律35：经济危机期，增值服务是比降价或促销更有效的维护关系的方式。
经济危机期，客户肯定要求降价或促销，因为这样能够把危机的损失向产业链前端转移。然而，转移损失不如消灭损失。增值服务的本质是把客户的困难向产业链前端转移，但不是转移损失，即由供应商协助解决企业的难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应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主要应该是帮助客户解决困难、缓解危机的增值服务。
变革定律
定律36：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要么是形势最好的时候，要么是形势最差的时候。
营销形势好的时候是发起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之一，因为此时开展营销变革没有压力，能比较从容。同时，经济危机期也是开展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反正都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平时搞营销变革，可能瞻前顾后，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只有创新一条路了。
定律37：经济危机是营销变革的“倒逼机制”。
因为变革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人的信条是“利不百，不变法”。正常经营期，人们面对变革的思维往往是“变革会产生什么问题”。经济危机期，人们的思维可能转变为“维持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思维在过去的围城中无法跳出。倒逼机制就是把你逼出围城，站在围城外看待围城。
定律38：每次经济危机。既有一批巨型企业沉没，也有一批企业新贵崛起。企业新贵往往代表着创新营销模式。
企业的营销模式往往随着经济周期变迁，经济危机通常宣告一种成功的营销模式终结。经济危机期，比平时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营销模式和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
经济危机使市场环境发生质变，新营销环境通常会催生新营销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经济危机期表现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并不大却充满生机的企业。
管理定律
定律39：经济危机会成为很多人无法完成任务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句话很流行：“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我们……”我发现，在一些受益于经济危机或基本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也有一些企业把业绩波动归咎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讲经济危机，而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化的角度讲经济危机。
说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具体化影响，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员工大而化之讲的影响条理化了，并且为每个具体的影响找到了解决办法。
定律40：经济危机期，比裁员更重要的是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
裁员是节省费用的办法，提高效率是增加业绩的办法。只要营销人员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员就不存在裁减问题。
据我们对中国营销人员的了解，其实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做无用的事”，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有2－3倍的提升空间。所以，让营销人员更有效率地工作，通过高效的工作提高营销业绩，比裁员等节省费用的方法更有效。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 债务危机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大量银行面临严重亏损甚至倒闭。随后欧洲债务危机又接连爆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向欧盟请求援助，欧洲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接连被下调。
面对这接踵而至的危机，我们需要再次去认识历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特征及两者之问的关系。虽然世界各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从历次危机中通常都表现出以下规律：债务危机是一个周期性发生的现象；银行危机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私人债务和短期债务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
二、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历次危机本质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过对八个国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国家的违约虽然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Lindert和Morton(1989)从19世纪以来国家债务违约的历史数据中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违约现象并分析了国际借款行为的长期规律。Reinhart和Rogoff(2008)从70个国家两个世纪的债务违约历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现象。
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winkler(1933)关于外债的经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隐藏债务的问题。Kletzer(1984)解释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主要包括货币危机(通胀和贬值)和银行危机，如何定义这两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经典研究中将超级通胀定义为月通胀率高于50％的情况。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义)汇率贬值来定义货币危机。Kaminsky和Reinhart(1999)则对货币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定义，把外汇储备损失与实际汇率贬值也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对1970年后的银行危机进行了权威性的定义。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银行危机具体的定义为发生银行挤兑或者重要金融机构倒闭、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银行危机通常会先于货币危机而发生，而货币危机会则进一步加深银行危机。
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关系的研究
银行危机通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此Diaz Alejandro(1985)认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从私人银行借款削弱了其偿还能力，因此当银行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伴随着发生债务危机。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内银行部门是外资流入的中介，政府向这些银行大量借款导致了当外资撤离时银行危机与政府债务危机的先后发生。
在银行危机之前，通常可以发现私人债务激增的现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过外部借款期限与成本的联立模型指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预测银行危机。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对银行危机前资本流入陡增的现象进行了论证。
短期债务的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构造了银行挤兑问题的一个经典模型，通过分析对银行挤兑有预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前，投资者因为对流动性的需求会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银行危机(以及货币危机)前国内信贷总量的扩张和随后的收缩，认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