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8 17:08:53
序论：在您撰写宏观调控目的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
2、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
3、稳定物价：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度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来源：文章屋网 ）
我在中国工作已整整25年，亲眼目睹中国25年翻天覆地的进步与变化，这一切都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我也注意到，近几年中国GDP增长，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投资来拉动，2000年之后，局部投资过热倾向有增无减，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未超过GDP的41%，可到2003年已占到47.3%！
投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直接担当起投资主体角色，操纵土地与财政资金，超计划、超需求地投资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所致。据统计，2004年前两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其中属国家投资项目仅增长12.1%，而属地方投资的项目增长却高达64.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最快，为75.8%，重复投资最突出的钢铁增长107.2%，水泥增长101.4%，电解铝增长39.3%。尽管投资过热仅限于个别行业和局部地区，但其危害已经显现，势必助长信贷规模过度扩张，加剧中国当前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也将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与此同时也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2004年4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3.8%，创下7年以来的新高。有一组数据应该引起中国经济界的重视：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左右的GDP总量。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是难以维持的。
中国政府其实自2003年已开始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2004年始则对调控采取更加强硬措施。中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和“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方针来遏制投资过热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归纳起来，我十分同意中国一位经济学家说的八个字：“管紧土地、管好信贷”。
2004年3月中国“两会”对宏观调控作出强烈回应，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远远低于25年来的平均增幅，充分表明中国政府改变经济质量的决心。
2004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了“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
4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4月28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的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以表明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决心。
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发出两份通知，一份是通知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重点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进行清理，时限为1个半月。一份紧急通知是决定集中半年左右时间，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清理整顿2003年以来的土地占用情况，重点是新上项目的用地情况，对未批先用、征而未用、乱占滥用和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超规划、超计划、越级和分拆批地等问题。通知还严肃指出：清理整顿期间，全国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清理整顿结束后，对因检查和整顿不力，经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报经国务院同意后，继续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直至达到规定的整改要求，进一步表明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决心。
5月、6月宏观调控在中国全面启动，但因固定资产投资带有连续性的特征，并未使投资额度降下来，相反仍继续上冲，6月GDP增幅仅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而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至5%，通胀压力在进一步加大。然而中国政府按既定方针决不手软，7月固定资产投资终于出现2004年第一次大幅回落，下降了1135亿元，8月份继续下降，然而到了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度上升，同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贷款利率，终于使投资降温，10月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回落，宏观调控终于初见成效。然而上述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中，“地方投资”所占比例竟高达88%。这充分说明中国宏观调控的症结所在，也说明调控的征程仍然十分艰巨。
目睹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可谓过程跌宕起伏，结果平稳快速，虽全年GDP增长仍高达9.5%，远远高出年初温总理宣布的7%目标，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比上年回落仅1.9个百分点，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为3.9%，就上述数据而论，2004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达到“软着陆”的预期。但可喜的是，也未出现大起大落，而前两年过热的、低水平的、重复的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明显抑制，受关注的钢铁投资比去年回落63.9个百分点，水泥投资比上年回落70.1个百分点，汽车投资回落24.3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上年增长86.6%转为下降1.8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平稳回落，2004年第一季度为43%，第二季度为28.6%，第三季度为27.7%，全年回落到25.8%，投资结构有所改善，特别中西部投资增长超过东部沿海投资增长近5个百分点，且经济增长明显，纵观全局，2004年中国经济显得更加有序和受到良好的控制，这些足以说明，2004年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2004年已经过去，毋庸讳言，经济界对中国宏观调控成功与否的评价不一。我作为企业家，既注意经济运行的过程，更看重结果。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这个国家的政府能找出宏观经济的弊端，并能下决心加以纠正，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无疑是成功的开始，中国政府在不让长期平稳增长的经济受损的前提下，遏制阻碍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和内在质量更加健康，并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若经济大起大落，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为此政府采取“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加以解决”的政策，是非常明智的。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中图分类号] F0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012-03
[作者简介] 江登英，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综合评价；
康灿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国际投资。(湖北 武汉 430074)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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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关键词：宏观经济项目管理
一、面临的问题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房地产行业面临着调整，突出表现在由于流动性缩进导致的开发贷和房贷规模减少，进而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现金流，再加之市场整体观望情绪严重，成交量急剧缩小，进一步影响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回款，目前多数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感到紧张。资金带来的压力体现在对项目管理上就是建设投入不足，将会导致无法保证正常的施工进度，进而降低企业的财务周转率，降低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加剧，为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高的价值利润，各房地产企业纷纷打出了品质牌，不约而同的走上了提升品质、创建品牌的道路，这也为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大浪淘沙，谁能笑到最后，最终将取决于谁能较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二、深入的分析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住房价格暴涨，在带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威胁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已经上升为影响全局的政治问题，所以，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然而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在我国经济领域中处于支柱地位，因此，调控的最终目的不是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是使其回归更理性、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但在这轮调控中，趋严的形势会使房地产企业陷于巨大的困境中，资金占用量增加，产品去化速度下降，及商业融资困难加剧，将会使一些企业面临生存压力，甚至会使一部分企业倒闭，行业面临重新洗牌，这种情况可能会在2011-2012年出现，之后逐渐得到缓解。
项目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基本单元，是其生产中心和利润创造中心。做好项目管理，提振品牌形象，创造额外价值，是走出困境的正确路径。
三、解决的办法
当房地产企业面临问题，并深入分析了问题的严肃性和持久性之后，房地产企业发现了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的永恒使命：不断的“提升品质、降低成本、加快节奏、提高效率”，其实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命题，但放在宏观调控的当前背景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且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
关于“提升品质”，质量是项目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高品质的产品就没有优秀的项目形象，更别谈品牌建设啦。要想提升产品质量必须在规划设计与建造质量两个方面多下功夫。规划设计阶段解决的是满足客户需求与偏好，确定产品定位与特色的过程，也就是说项目具体要干成什么样子的，如外立面是简欧的，现代的抑或是古典的等等。同时，这一阶段往往涉及投入，因为外墙用石材还是用涂料，显然其质地和观感是不一样的，而两者成本则相差甚远。房地产企业本着提升品质的初衷，都在逐步的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包括成本和精力的投入，力图通过更为新颖的外立面设计来展示自身项目的独特魅力，提升外在品质，从而扩大知名度，支持销售，建设品牌。
但是更为聪明也更为深沉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努力提升建造质量来提升产品的内在品质。建造质量是指由于施工工艺以及过程把控所决定的建筑工程实体质量，如住宅内部的防水是否渗漏、外窗是否变形、墙面是否空鼓，地面是否开裂等等。在目前的行业内，对业主后期使用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建造质量问题，所以也应该是负责任的房地产企业最应该关注的方面，而且它还是提高客户满意度和突出竞争优势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提高建造质量要从施工单位选择、加强过程控制和严格分项验收下功夫，要加强标准化建设，统一工艺，注重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努力保证产品功能的完整体现，换句话说，就是建造质量应该让设计意图完美展现。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才能真正的提升产品品质。
关于“降低成本”，也就是要加强成本控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其发展进程来分，可以分为树立正确的成本意识、抓住并改善影响成本的主要环节和做好有关成本的细枝末节三个阶段。
说到树立正确的成本意识，有三层意思，一是成本控制应靠前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买地、调研阶段，因为按照开发过程越是靠前的阶段越是对项目开发成本影响重要的部分，显然土地成本是开发成本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二是成本控制除了节约原则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分配成本，因为同样的成本总额不同的分配方式和比重，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效果，而房地产企业追求的是最佳效果；三、成本控制不应一味追求节约，应适时适度增加投入，因为如果增加10%的投入能够获得增加50%的效果，显然获得单位收益所付出的成本降低了，这才是真正的节约。
说到抓住并改善影响成本的主要环节，大家都知道一个项目开发过程按成本控制阶段大体可以分为，土地购置阶段、项目设计阶段、招标采购阶段、施工建设阶段和竣工结算阶段。按照成本控制应靠前管理的原则，逐次分析一下各阶段，土地购置阶段前面讲了，这里不再说；项目设计阶段主要包括规划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是房地产企业当前成本控制的最重要阶段，众所周之，同一块土地同样的控规要求，不同的设计人员能够给出不同的规划方案，而这不同的规划方案之间就存在着显著的成本区别，如多层、小高层与高层建筑单体的比例不同，则其结构配置、电梯配置、消防配置均不同，高层越多，这方面的配置就越多，付出的成本也越多；但上述配置不是匀速变化，而是按等级来跃升的，如6层和7层、11层和12层、18层与19层之间在上述配置方面有着显著的等级区别，而7-11层、12-18层、19-30层之间属同一级别，在上述配置方面并无明显区别，所以设置大量的7-8层、12-13层、19-20层显然在成本上是不划算的，就不如大量设置6层、11层、18层甚至30层的单体，既然突破了某一规定就要把他的规则用到极限（当然还要与日照等因素综合考虑，此处仅从成本角度出发）。同理施工图设计阶段，如同一栋单体，不同的结构形式，其成本必然会有显著区别，到底选用全剪、短剪、框剪还是框架结构形式，恐怕成本是房地产企业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要的方法就是限额设计（在设计委托中约定钢含量和砼含量等经济指标要求）。针对上述项目设计阶段的成本问题，应该抱着研究的态度，有计划性的逐一解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企业自身的一套规划设计风格和阶段成本控制模式；招标采购阶段是继项目设计阶段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控制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需要解决的是充分竞争的问题，充分竞争的前提是拥有充足的资源，因此，寻找并积聚足够的资源，是房地产企业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了，如果不准备采取碧桂园那样的什么都自己做的一条龙模式，而且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具备万科那种产业化模式，房地产企业能做的最好就是培养和建立自己的优秀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因为战略采购不但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更能稳定品质，从而大量减少沉没成本，这才是房地产企业招标采购工作的精髓；施工建设阶段需要解决的成本控制问题是，通过各种质量管理措施，来保证项目工程质量和产品品质的实现，也就是不花冤枉钱的意思，让每一份钱都闪耀其应有的光芒，是这一阶段的突出责任，当然还有变更控制，这也很重要；竣工结算阶段就剩下拾漏补遗了，这一阶段除了通过结算审计把好成本流出的最后一关，更重要的应是做好成本分析工作，为后续项目开发提供成本控制方面的宝贵意见，以使成本控制工作形成闭环，并持续螺旋上升。
说到做好有关成本的细枝末节，这可能是成本控制中比较高的境界和阶段了，就像是雕琢之后的打磨，雕琢使玉成型，打磨却可以使玉传神。在具备了正确的成本控制意识和抓住了成本控制的主要环节之后，房地产企业需要做的是就大家习以为常或视而不见的成本控制角落进行研究，并指导项目开发实践，以期达到传神效果，如项目开发时机与成本的关系，项目开发周期与成本的关系，宏观政策走向与成本的关系等，很显然，钢筋砼等主材价格对项目成本影响重大，而主材价格是随时间变动的，所以项目开发时机就很重要；项目开发时间越长则管理成本越多，所以项目开发周期控制也很重要；国家宏观政策的走向包含节能、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的调整等，而这些无疑都对成本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积极研究并正确预期宏观政策走向就非常重要。
总之，成本控制不是企业管理的单一内容，它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成本控制也不是企业过冬的一时之需，它是伴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管理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持续改进。
关于“加快节奏、提高效率”，这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项目开发的方方面面。从项目开发过程来讲，对项目开发整体周期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个阶段，即项目开工前准备阶段和项目开工后建设阶段。
结合房地产企业整体实际情况来说，目前影响其整体开发效率的关键阶段不是项目开工后的建设阶段（当然个别项目是例外的），而是项目开工前的准备阶段。这是因为以我国房地产行业及建筑业目前的常用施工方法，就是现浇法，这种工艺受自然工期限制，长短压缩比不是很大，不同企业之间差距也不可能拉的太大，当然了如果做好计划安排和工序穿插，在一定程度上（仅是一定程度，不能决定性的颠覆）还是能够缩短工期提高效率的，而房地产企业在这方面整体上做的较好，优于行业内同等竞争对手。要想革命性的改变施工建设周期，就只有万科的产业化模式，这很容易理解，就像箱式变压器逐步代替传统户内配电室的经历一样，因为只有工厂化、预置话、标准化才能够提高社会工作效率，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才能取代传统。但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包括万科。
所以目前影响房地产企业整体开发效率的关键阶段是项目开工前的准备阶段。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主管部门日益严谨，前期规划报批均耗时超长，对后期施工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这当中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拆迁、如规划变动、如手续难以办理等等。行业内较快的开发记录显示从获取土地到项目开工可以做到6个月甚至更短，但是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则相反，平均都在9-11个月，甚至更长，如此长时间的间隔，怎么能够保证周转率，怎么能够提升投资回报率。
当然了，这可能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是房地产企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只要和房地产企业的榜样万科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万科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负责对各区域经济特征和业主需求进行专门研究，并形成短期精确报告和中长期发展预测报告，在一定区域内在一定时间内项目定位是没有颠覆性变化的，因此其项目市场调研和定位工作也就不是全盘重复的，普通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没有万科那样的专门机构，一般依靠分公司完成上述工作，而事实上分子公司不具备那种能力（至少不完全具备），所以普通的房地产企业经常是重复性的做着上述工作，一遍一遍的做，这耽误了不少时间；另外，万科全国布点项目众多，可其主力户型只有20-30种，相反普通房地产企业的布局更集中，点数也少于万科，可是普通的房地产企业的户型确有120-130种，这就显而易见了，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业主有关户型的偏好是不可能千差万别的，一定有那么几种是主流的，而这些应该是稳定的，不需太多重复工作的，也就是说房地产企业在力争满足个性的同时，应该努力提炼共性并抓住共性，因为这才是提高开发效率的智慧之门；万科在招标采购方面一直着力于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在房地产企业2006年推行战略采购时已从各厂商口中得以证实），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但有利于降低成本，更减少许多重复的考察、甄选工作和双方的磨合适应期，因此，战略采购也是提高开发效率的重要一环。
总结起来，如何提高开发效率就是以下几项措施，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提高房地产企业市场调研与项目定位的精度和速度，从而大大减少前期重复工作；二是要整合梳理现有户型资源，形成各企业自身特有的产品系列，从而实现项目开发的快速复制；三是继续建立和推行战略采购模式，培养和建立与自己荣辱与共的战略合作伙伴，从而有效节约招标采购时间、不断稳定和提高施工建设速度与质量。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随着2008年9月16日人民银行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标志着5年多来的紧缩性政策转向，同时各地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不景气的局面。然而到了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一扫阴霾，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上演“地王频出”、“量价齐升”、“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随着2009年9月1日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利用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重新启动。
二、房价成为调控的目标
房价上涨过快是当前房地产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房价为什么会不断上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认为是开发商牟取了暴利，有的人认为是炒房团在存心哄抬，也有人说，是很多人的超前消费观念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人们明知开发商通过炒作而哄抬价格、明知自己难堪重负，为什么还有超前消费?这是因为房价越调控越涨的事实，强化了人们的预期，如果现在不赶紧买，将来可能付出更多。归根结底，任何商品的价格高低只与需求和供应两项因素相关。当需求旺盛时，价格上涨以抑止需求，同时上涨带来的暴利，又吸引了更多的制造商加入，于是增加了供应，竞争逐步加强，价格慢慢回落，如此周而复始。住房价格是住房市场的核心，是住房市场健康的“晴雨表”，怎样对其进行调控、其调控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总量控制来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周期中的经济上下波动。对国家来说，经济总量就是GDP增长速度、失业率与就业率的高低、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利率和汇率的调整等。但从当前政府出台的不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来看，基本上没有走出那种以微观行政方式来代替宏观调控的窠臼，而仅仅是遏制过热行业的发展等。
三、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房地产的生产要素土地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偏低，不仅严重制约着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而且呈现出一定的伪市场化特征。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其表现形式为“政府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政府高价拍卖――开发商开发成商品房后再更高价出售”的“官商联合开发模式”，使得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首当其冲地承担的救市义务。另外，基于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特点，房地产市场竞争程度低下，垄断特征明显。同时，房地产市场效率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资源闲置和短缺并存的局面并未得以根本扭转。为此，应当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使市场供求均衡得以优化和保障；应当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能力；积极推进上游资源――土地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房地产开发模式；按照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原则，积极发展商品房市场，活跃二手房市场，规范租赁房市场，创新经济适用房产权制度以及廉租房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和保障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监管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间的利益联结，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其能够真正承担起为各阶层民众提供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职责。
四、应积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提高调控的有效性
应该说，住宅和房地产区域性很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土地资源情况、不同的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其发展。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住宅和房地产本质上不是全国统一市场。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各司其职，在不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应明确中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通过金融政策、税收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而涉及到住宅建设中的土地供应、容积率、户型结构以及市场调控的具体操作则应由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现在我们对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多有抱怨，但不去追究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已到了要建立中央与地方对房地产调控“共同治理”机制的时候了。
关键词：房地产项目；特点；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01
前言
顾名思义，房地产就是房产和地产的总称。房地产风险的含义是指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存在诸多主客观因素会对项目开发的经营利润产生影响，导致成本不能预期收回而遭受经济效益受损的可能性。房地产项目承担的风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宏观调控、银行信贷、自然因素、行业特点等等。同时房地产项目风险具有不可消除性，只能通过采取合理的措施尽可能的降低风险。
一、房地产项目的风险概述
1.宏观调控趋紧背景下房地产风险的新特点
（1）政府巨额投资引发房地产泡沫风险增加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震荡。2009年，我国为防止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国务院决定由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可能超过20万亿元，刺激经济发展。政府的巨额投资，导致全国广义货币M2供应快速攀升，虽然我国政府06年以来一直采用各种手段打压房价，但因出口增速放缓、工业的不景气、消费增长有限，加上2007年以来我国股市低迷以及我国买房保值增值的传统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使得房地产变成了资金的蓄水池，广大居民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该行业，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增加了房地产泡沫风险。
（2）房地产行业特性加大了政府的调控难度
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政府土地整理、规划调整、土地出让、开发建设直至竣工交付使用，一般需要3-5年的开发周期，期间涉及政府、开发商、建筑承包商、材料供应商、购房者等众多利益主体，这必然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或失真；加上房地产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移动性、土地财政在各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40%、房地产行业对GDP的高贡献度等特性，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异常艰难。
（3）房地产政策的预测难度加大
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房价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广大居民可承受的范围。为此，我国政府密集出台各种房地产调控措施，如《国五条》、《国十条》、试点房产税、限购限贷等政策。房地产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过快的房价增长以及房价大幅下跌关系到国家稳定和金融机构风险，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房地产行业信息不对称以及其本身的复杂程度，导致了政府调控任务的艰巨性。上述这些情况加大对房地产政策的预测难度。
2.房地产风险的种类
（1）房价泡沫风险
房价泡沫风险是最常见也是关注最为广泛的一种风险，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房价以较快的速度持续上浮，并且这种涨幅明显高于居民收入涨幅。一旦导致房价涨幅超过收入涨幅的各种短期因素出现变化，将迅速引起房价泡沫风险的爆发。
（2）供给过剩风险
供给过剩型风险的诱发原因主要是市场供应量明显超过需求量。对供给过剩风险进行检测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把握两个方面的指标，针对中长期的供给过剩应该重点关注特定城市的户均套数指标，而针对短期的供给过剩则应该重点关注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居民实际收入。
（3）流动性风险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周期长的行业，同时也是典型的高杠杆行业。正因为房地产行业具备这种特点，因此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外部环境，如果资金来源出现问题，就很容易爆发流动性风险。
二、房地产项目的风险识别
对房地产项目风险进行识别的目的主要是要判断哪些可能的风险事件会对房地产行业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风险识别的具体过程如下：1.确定风险识别对象。风险识别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确定房地产风险识别的对象。2.搜集并整理与风险有关的信息。3.分析并判断不确定性。主要依靠房地产风险分析人员的累积经验，同时运用所搜集到的信息分析并判断现阶段房地产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4.选择风险识别方法与工具。根据不同的风险对象，制定不同的风险识别方法。5.判断风险事件的动态发展及结果。在对风险事件分类的基础上，对风险发生的原因、时间、形式、发展过程以及导致的后果做出及时的判断。6.风险识别报告。
三、宏观调控趋紧背景下如何防范房地产项目风险
针对我国不够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调节手段相对匾乏，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调节。因此，我国房地产行业往往面临行政调控的风险，这就需要采取合理措施对房地产项目风险加以防范与利用。
1.缩短开发周期，规避房价泡沫风险
市场上有一些开发商意识到房价泡沫风险，开始加快开发周期予以防范，比如碧桂园，实行快速开工、快速开盘、快速资金回笼策略，以规避房价泡沫破灭风险。但是一些刚进入房地产行业不久的开发商却因缺乏标准化的产品线、和政府关系不到位、工程营销欠缺有效的策划等因素，导致很难大幅加快开发进度，防范房价泡沫破灭风险。为此，现阶段进入房地产行业要谨慎。
2.深入研究区域购买力，防范供给过剩风险
房地产又名不动产，其不可移动的产品属性导致该行业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所以，投资房地产项目首先要对项目所在区域做深入研究，搞清楚其供需关系，才可决定投资与否。否则，鄂尔多斯的“鬼城”教训很有可能重演，那时，不仅投资者血本无归，也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3.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完善房地产金融市场
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完善房地产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分散房地产信贷风险， 同时还应该对税费体系进行进一步完善，做到合理税负。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密不可分，房地产风险又存在长期性以及复杂性的特点，因此房地产项目的风险防范应该从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金融这两方面同时着手，认真做好房地产金融防范工作，确保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在我国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运营过程中始终将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具有不可消除性。因此在国家宏观调控趋紧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应该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合理的措施有效地防范各种类型的房地产项目风险。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及时实施既定方案规避风险或者将风险引发的损失尽可能的降到最低，从而确保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