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8 17:08:52
序论：在您撰写语言文化传承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海外,英文是社会的主流语言。相比ST,中文作为一种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备受挑战。由于华人分布相对分散,第二代华人从小只有和父母才用中文交流。在英语国家的大语境下,即便在家里,第二代华人接触的仍然是大量英文信息,如英文的广播电视、音乐、游戏、互联网、书籍、报纸杂志等等。一旦出了家门,他们更是进入了广阔的英文世界,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场所,英文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必需品。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情感维系的纽带,是文化的载体,中文的式微将会导致一系列连锁效应,宛若一张轻轻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的孩子,中文说得好,便鼓励孩子开口说英文。哪里知道,一旦孩子习惯讲英语后,中文水平就开始慢慢退化,甚至不能用中文沟通。
在海外学习中文,任务艰巨
2013年4月笔者来到英国贝尔法斯特市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为一年级班担任中文教学助教,直接参与第二代华人在儿童阶段的中文学习过程。刚来中文学校,这些孩子看起来似乎和在中国长大的小孩没什么不同。他们笑着,闹着,相互追逐打闹,有说不出的旺盛精力。可他们一开口说话,就听见一阵叽里呱啦的英文。笔者试图跟两个8、9岁大的小孩用中文聊天,可是一个孩子马上笑着跑开,另一个小孩则用一种难以理解的中文和笔者对话。后来,学校里经验丰富的老师说,有的孩子们可能听不懂中文对话,最好用英语夹杂着中文跟孩子们讲话。
在一年级班上,一共有9个孩子,其中最小的5岁半,最大的8岁,都来自中国人的家庭。每个礼拜天下午,他们来中文学校学习两个小时的普通话,周一到周五则到英国的小学接受正规的英式教育。这意味着这里的小孩每周只有两个小时正规的中文学习时间。第一个小时,中文老师先按照课本教孩子认生字,然后让孩子抄写在作业本上。第二个小时,带着孩子们做游戏,从游戏中让孩子们巩固所学的生字。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笔者发现孩子们在学习生字时存在很多困难。除非孩子父母有意教过孩子汉字,否则孩子的成长环境里很少出现中文字。这造成了孩子在抄写的过程中有被写字的规范。一个汉字常常被孩子们写得多一笔、少一笔,或者干脆拆成了两个汉字。此外,发倒笔更是孩子写字的普遍现象。对此,中文老师认为,在有限的课时里能帮助孩子写出完整的汉字已经很不容易,哪里管得上笔顺问题。
由于这里上学的小孩英文水平普遍比中文好,孩子们很容易用英文思维来学习中文。一次课上,笔者指着小女孩Melisa(6岁)作业本上抄写的汉字,问她“这个怎么念?”Melisa歪着脑袋想了很久,反问笔者“How could I spell it?(我该如何拼读呢?)”在英文里,字母的组合可以发音,然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无法准确预测发音。Melisa希望通过英文发音的方式来念汉字,但由于中文和英文相差甚远,使用英文思维无法有效地帮助她的中文学习,这从侧面反映了华人移民在国外学中文的困难。
学习中文的态度因人而异
一年级班上转来一位插班生,名叫Tommy(6岁),Tommy出生于英格兰,父母均来自中国。他在英国的一所正规小学读书,是英文班上唯一一个中国小孩。在来这所中文学校之前,他从未上过中文学校的课。
Tommy刚来中文学校的时候,专心听课,认真抄写生字,中文对于他来说是那么新鲜。然而,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Tommy不那么专注了。在他第四次上课的时候,他显然对自己的玩具更感兴趣,当笔者提醒他要专心听讲时,他紧蹙着眉头露出痛苦的表情,并用英文告诉笔者“learning Chinese is so boring,(学习中文太枯燥了)”第五次上课时,老师正在教大家“戴”这个生字,而Tommy根本没有抬头看黑板,笔者再次提醒他,他才抬起头说到“我看不见黑板”,紧接着,他看着黑板上的字突然涌起一股情绪,只见他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大声用英文喊着“too tired,too tired!(太乏味了)”
对于Tommy来说,他对中文的兴趣似乎被枯燥的反复练习消耗殆尽。通常说,对事物赋予的意义是动力来源的关键。一开始,Tommy对中文学习充满好奇,这种好奇驱使他专心听讲,认真练习。但当这种好奇满足后,他显然认为中文学习不那么新鲜有趣,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学习中文的意义。反复的练习让他觉得很乏味,他不知道学这门语言有什么用。在家里他和父母可以交流些基本的中文;周一到周五,他可以和班上的英国同学用英文交流。他心里大概在想如果几乎使用不到中文字,为何还要费神去练习这些奇怪的符号呢?
并非所有的小孩都不喜欢学中文,比如说Carol(6岁半)。Carol对学中文很感兴趣。她不光专心听讲,还帮同学写正确的中文字,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有—次,Carol在硬纸板上写“我家五口人,我爱我的家”。尽管字写得稚气,但是却不乏一个小孩的纯真和对家人的爱。她骄傲地说:“这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想让他们高兴。”
Carol很喜欢学中文,学好了中文能让她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也能让她帮助不会写汉字的同学,让她们表达对家人的情感。由此看来,学习中文对她是有意义的,这促使她坚持学习中文。当孩子对中文学习赋予积极的意义时,他更有动力学习这门语言;而当孩子消极地看待中文学习时,他则缺少继续学习的动力,需要长期不断的提醒和激励。很多孩子因为不知道学中文有什么用,学到一半就不肯继续学习中文,这种现象非常可惜。
中文对海外家庭的影响
Linda(5岁半)在班上从未说过一句中文,她父亲告诉笔者,她在家里也从来不说中文。她父母和她讲中文,她就用英文回答。此外,她还有两个姐姐,姐妹之间也用英文交流。笔者问这位父亲,孩子们一直用英文讲话,万一父母听不懂怎么办?他父亲听了愣了—下,随即耸耸肩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孩子不会说中文直接导致了家庭沟通出现障碍的窘境。由于父母的英文水平有限,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孩子们用英文说什么,也不一定能够将自己的意思用英文完全表达清楚,这就大大降低了家庭沟通的层次和内容。
当然,并非每个孩子都不能说中文。笔者在和大一点的孩子聊天时,发现有些孩子对父母说中英文混合的语言。他们解释道,当他们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自己的意思时,只能说英文。可见,他们想和父母说中文,但是中文程度有限,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思,就只好用英文来表述。
此外,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对话时,这些孩子更倾向用英语。笔者和一对姐妹聊天时,得知尽管她们和父母用中文沟通,但是彼此之间则用英文交流。原来,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的时候让她们相互说英文,久而久之她们便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改不回来了。通常,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对生长在海外的孩子们来说,英文显然是更方便的交流方式。
家长对此态度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好英文,以便适应当地的生活学习环境。笔者曾在华人社区接触到一户华人家庭,爸爸常教育6岁的儿子“学会说英文,以后让妈妈享福”。于是小家伙在家里除了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单词,其余时间就说英文。另—方面,大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丧失说中文能力。笔者和一位华人家长聊天时了解到,这些孩子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到哪里都被认为是中国人,因此学习中文理所当然。尽管如此,有时家长们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倘若孩子不愿意学,家长也无可奈何。有一个14岁的男生,从5岁开始就被家长逼着学习中文,可—直到现在,他仍非常不喜欢学习中文。对此,他母亲只好作罢,顺其自然。笔者问这位母亲“倘若他放弃中文学习呢?”她答道:“孩子毕竟生长在国外社会,可能觉得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以前常有当地的同学邀他周末出去玩,但他却因为要学习中文去不了。如果不学中文,他可能会更融入当地,这样对他也好。”
中文与文化传承
一次,笔者在华人家庭聚会上发现几个小孩,聚精会神地捧着_本儿童英文读物,似乎深深地被其中的故事情节吸引,便走到他们身边问:“为什么不拿一些中文书看呢?”一个8岁的小男孩抬起头,说:“中文书太难了。”中文水平限制了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孩子们更倾向用他们熟悉的英文去阅读书籍,体验英语文化。
关键词 《中华汉英大词典》 汉英词典 新词 翻译
一、 引言
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年）到2015年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以下简称《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足足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辞书编纂领域无论在编纂手段还是在编辑方式方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剪刀加糨糊为主导的传统编纂方式已逐渐让步于由计算机辅助的现代编纂方式。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也同时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的汉英字典（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旨在昭显《康熙字典》中所有汉字的用法，作为中华文化和文字的传承工具，完全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所设计。民国期间出版的汉英词典（如张鹏云的《汉英大辞典》、陆费执和严独鹤合著的《中华汉英大辞典》等）则以简洁实用为特点，一般不设置任何例证。当代大中型汉英词典结合了前两代词典的特色，不仅力求立目广泛，而且均设有丰富的例证，然而它们一般都未能起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华》的面世无疑将改变这一局面。这部以“古今兼收”“义项精当全面”“例证博征广引”等为特色的词典，在传统文化的传承、语言的忠实记载等方面不遗余力，因而已成为汉英词典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
二、 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般的语文词典难以捕捉。20世纪的大多数汉英词典通常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文化局限词来体现。《中华》则与众不同，它通过多种方式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首先，编者收录了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习俗等有关的词汇。光从百科类属标注中就能看出这部词典对此类词汇收录的重视程度。像“Chin[1]”（中国的）、“Chin Astron”（中国古代天文学）、“Chin Med”（中医/药）、“Chin Myth”（中国神话）、“Confucian”（儒家）、“Daoism”（道教）、“M Arts”（武术）等标注都被用来标示中国特有词汇，如“八会穴”“八体（书）”“八言”“背躬”“比肩兽”“辟谷”“唱工”“沉香”“猴拳”“猴枣”等。标注有此类标签的词条的数量详见表1：
其次，词典中设置了成千上万条摘自中国经典名著的书证。对于警句、箴言、妙语等经典例证，编者用加以标注。例如，在“合”字条下，加有此标注的书证多达六条，它们分别是摘自《庄子》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引自《孙子兵法》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和“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出自《周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来自《战国策》的“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及白居易笔下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未加标注的经典书证在词典中也是俯拾即是，如“讳”字条下的“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礼记》）、“惠”字条下的“安民则惠”（《尚书》）、“昏”字条下的“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资治通鉴》）、“恒”字条下的“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畿”字条下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疆界”条下的“平生喜登高，醉眼无疆界”（陆游《雨中登安福寺塔》）等。
最后，《中华》所收文化局限词的数量要远胜之前出版的大中型汉英词典一筹。像“八仙桌”“八宝鸭”“八卦”“卦辞”“猴年”“大头娃娃”“拨浪鼓”“饺子”“花鼓戏”“红羊劫”等词语均被收录其中。在许多文化局限词条目中，编者经常花较长篇幅对词条加以解释。例如，编者将“百家衣”直译为“hundredfamiliesclothing”，并给其配以注解“made of patches contributed by many households， considered lucky， worn by children or by Buddhist or Daoist monks and nuns”。又如，在“二十四节气”条下，编者不仅设置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而且还把全部节气一一列出，从而体现出词义的完整性及全面的文化信息。与此同时，《中华》也收录了一些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条目，如“茶经”“赤脚大仙”“关公”“猴王”“后汉书”“红楼梦”等。大量收录文言语、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能体现出这部词典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成语“淮阳多病”条下，编者在提供译名（即“to be obsessed with diseases”）后还对该成语背后的典故做了说明“from the story of Ji An（汲黯） in the Han Dynasty， who claimed to be ill and refused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prefect of Huaiyang”。
三、 语言的记载
作为记载语言文字的工具，词典应尽可能地通过客观实录的方式体现词汇的现状和发展。21世纪以来，汉语词汇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每年涌现的各类新词、新义和新用法成百上千。忠实记载这些新词汇无疑会大大提高词典的“查得率”，这一直是该书主编陆谷孙先生所大力提倡的。尽管陆谷孙先生同时还提倡“有保留的描写主义”（即在描写语言实际用法为主的同时，绝不纯客观地“有闻必录”，而是奉行取舍必经汰选的方式），但这并未影响编者们对汉语中的各类常用新词的记载。与计算机、手机和网络相关的词汇显然在新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像播客（podcast）、博客（blog； weblog）、大数据（big data）、低头族（phubbers）、点赞（to push the “like” button； to give the thumbs up）、恶意软件（malware）、建群（to set up a group）、快速响应码（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等词语均出现在《中华》中。最近几年流行开来的其他许多汉语新词热词也被一一收录，如煲电话粥（to have a marathon telephone conversation）、爆表（to break a race record； to exceed the upper limit）、呆萌（silly and cute； adorkable）、代驾（rentadriver； dialadriver）、低腰裤（hipsters； hiphuggers）、东东（thing， stuff）、电子烟（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潘浚diaosi， loser， nonperson， underdog）、高级黑（last word in being negative）、给力（boosting； stimulating； cool； awesome）、广场舞（openair public dancing）、灰天鹅（grey swan）、快闪族（flash mob），等等。
《中华》的编写者在记载汉语新词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在词条或例证的译名中体现英语新词汇的用法。例如，在新词“空气末日”条下，编者用英语中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两个拼合词（airpocalypse和airmaggedon[2]）碛胫对应，而“空气末日”一词想必最初也是由airpocalypse翻译过来的。又如，在“矫情”表示“pretentious”的义项下，编者设置的例证是“当地铁上其他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时，正儿八经地看书难免会觉得有几分矫情when all else is phubbing on the tube， reading a serious book may seem somewhat pretentious”，其中所用的phubbing就是英语中的典型新词，2012年才首现于澳洲英语之中。其他出现在词典中的英语新词包括“比画”条下的air quotes（空气引号，手指引号）、“博客”条下的blogosphere（博客圈）、“超级”条下的supergrass（超级线人）和hypermiling（超级惜油）、“电子”条下的wearable（可穿戴的电子产品）、“恶意”条下的cybersquatting（恶意抢注）、“解聘”条下的golden handshake（一大笔解聘金）、“快节奏”条下的dotcommer（网上从业人员）等等。
《中华》还有针对性地收录了不少港澳台地区的典型用语。据不完全统计，上册标注有“nonM”（即nonMainland[非大陆]）的词条数量接近1000条，其中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特有词汇都在400条以上，请看表2。
许多异名同实的词语在这部词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各个条目下均设有互见，如来自香港的“超士多”（superstore same as 超市）、“凤姐”（unlicensed prostitute same as 私）、“好友”（bull same as 多头）、“果占”（jam same as 果酱）和 “快劳”（file same as 档案），源于台湾的“白饭”（amphetamine same as 安非他命）、“拜票”（to canvass for votes； to solicit support in voting same as 拉票）、“冰店”（cold drink〔s〕 or ice cream parlour same as 冷饮店）、“地主国”（host country same as 东道国）和“电晶体”（transistor same as 晶体管）。
就方言词汇而言，《中华》力图改变之前的汉英词典中方言词汇缺乏的局面，尽可能多地收录汉语各大方言区中的常用词语。编者在标注“dial”（dialect之略）的同时有时又更一步将该方言确切的使用区域加以说明，如“拔兰地（Cantonese）”“备不住〈dial〉（Beijing）”“波友〈dial〉（Cantonese）”“不稀得〈dial〉（N. China）”“城肚里〈dial〉（Hakka）”“快当〈dial〉（Beijing， Sichuan）”“刮三〈dial〉（Wu）”“掼跤〈dial〉（Wu）”“欢实〈dial〉（N. China）”“快里马撒〈dial〉（Shaanxi）”等。与《汉英大词典》第三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相比，《中华》无论在方言词汇的数量还是在词条微观结构处理方面都要高出一筹。试以“忽悠”为例。《中华》收录四个义项，分别为动词义“to waver； to sway； to totter”和“to dupe； to cajole； to hornswoggle； to deceive； to trap”、副词义“suddenly”和名词义“swindler； cheater； fraud”。而《汉英大词典》只有一个义项“to flicker”，《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也只收录两个义项，分别为“to rock； sway； flicker”“to cheat； take sb. in； pull a fast one on sb.”及“flicker； sway”“sweettalk； play tricks on”。
四、 地道的译名
地道的译名显然能为一部汉英词典增色，这一点也正是广大汉英词典编纂者竭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就《中华》而言，编者设法尽量在译入语中找到等义的表达，从而尽最大可能实现词目和例证的“等值翻译”。例如，《中华》收录了同类词典均未收录的新词“霸王餐”，并为其提供“eat’n’run meal， dine’n’dash meal， dine ’n’ ditch， chew and screw”等多个译名，而这些词语都是非常地道的俚语表达。地道的翻译在《中华》成语、俗语、谚语等条目中随处可见。例如，在“进退维谷”条中，编者除了提供最为常见的in a dilemma之外还提供了两个英语习语――“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和“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用英语中地道的习语来对应翻译的类似做法，还体现在“熬头”条例证中的“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藏锋敛锷”条的“to keep an ace up ones sleeve； to 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凤毛麟角”条例证中的“like gold dust”、“家徒四壁”条的“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劫富济贫”条的“to play Robin Hood”、“金子”条例证中的“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锦上添花”条例证中的“frosting on the cake”、“哭夜的孩子多吃奶”条的“the squeaky wheels gets the oil”、“夸夸其谈”条例证中的“a bag of wind”、“快刀斩乱麻”条的“to cut the Gordian knot”，“宽猛相济”条例证中的“carrotandstick”，等等。
关于等值翻译，陆谷孙先生在序言中还专门做出说明：“编者们常在追求等值的同时以‘超越等值’（beyond equivalence）自勉，也就是尽量在译入语释文中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使词条的对译，除去犹如穿上紧身衣的严格技术之外，只要有可能，还有一点涵化（acculturation）或本人称之为文化漾溢的作用。”这种超越等值的译文更多涉及译入语中语言技巧的灵活使用，通常让人看后顿觉耳目一新。例如，在“传统媒体”条下，编者设置的例证为“事件已从互联网的小声议论放大而成传统媒体的新闻”，而在翻译该例时编者并没有用traditional media来与词头对应，而是创造了构词方式与internet相仿的反义词outernet一词，译作“the incident has been blown up from the Internet whispers to outernet stories”。类似的创造性译法还包括“货比三家”条的“买东西前先在网上货比三家hagoole before you buy”（hagoole系一比价网站的活用）、“电邮”条的“炫耀电邮优势a blatant act of eupmanship”（eupmanship为electronic mail和oneupmanship〔胜人一筹〕的拼合）、“粉丝”条的“追星粉丝a stalker fan or a Stan”（Stan顾名思义是stalker fan的缩合）、“含沙射影”条的“这是那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心怀不满的女人在含沙射影，既是暗示又是侮辱its a hintsult by a dissatisfied significant other―a cross between a hint and an insult”（hintsult为hint和insult的拼合）、“敬酒”条的“转圈敬酒的习俗the practice of tablehopping and toastrotating”（tablehopping系仿造barhop、bedhop等词而成）等。
在文化局限词的翻译方面，《中华》通常采用字面直译加注解的方式来提供对应词。这样的方式一则让读者容易理解，再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中国英语（Chinese English）中的词汇，从而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请看表3。
五、 超越之困
力求创新，实现超越，一直是词典编纂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中华》的编者们在收词、翻译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但囿于多种因素，传统汉英词典中固有的一些问题还难以克服。这主要涉及~典的收词、词目和例证的翻译及词典的参见系统。
1. 收词问题
词语漏收是汉英词典最容易被诟病的一个问题。在《中华》中，像白咖啡（white coffee）、长板（long board）、畅聊（chat freely）、垂直市场（vertical market）、打脸（be embarrassed or ridiculed）、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电臀舞（twerk）、公益旅行（voluntourism）、鬼城（ghost town）、季后赛（playoffs）、基金经理（fund manager）、京巴犬（Pekingese）、剧透（spoiler alert）、卡布奇诺（cappuccino）等词语均付之阙如。专有名词的收录同样也存在漏收现象，如收录了金狮奖（Grand Prix， Gold Lion Award）和金熊奖（Golden Bear Award），却遗漏了金棕榈奖（Palme dOr； Golden Palm）。《中华》偶尔也漏收了一些旧词新义。例如，在“低碳”条下，编者只设置了一个义项（即low carbon），却遗漏了时下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缩略用法（lowcarb，即低碳水化合物）。其他被遗漏的新义包括“彩蛋”（painted eggshell）的“Easter egg”之义、“干爹”（adoptive father）用作“sugar daddy”的用法、“恐龙”（dinosaur）源自网络的词义“an ugly woman”等。此外，词典中偶尔也出现立目欠严谨的现象。例如，“伙伴加对手”显然在汉语中并不常用，之所以能立目是因为它是由英语新词frenemy（亦作frienemy）直译而成。同理，“肛藏”的用法在汉语中也并不多见，它是由英文俚语keister翻译过来的。
2. 翻译问题
总体而言，《中华》在词目的翻译和例证的翻译方面基本上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准，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有些翻译显得不太贴切或不大合适。例如，金融术语“环比”的译名是“link relative ratio”，而这一译名相对而言不是常用词语，若要表示“环比增长”，人们通常会使用诸如 “on a monthonmonth basis”或“on a quarteronquarter basis”的结构，由此与“同比”（on a yearonyear basis）形成对比。类似需做出改进的词条还包括“春白菊gowan； oxeye daisy； marguerite； Leucanthemum vulgare”（因gowan主要用于苏格兰英语，故建议删除）、“花样游泳synchronized swimming； water ballet”（后者表示“水上芭蕾舞”，故应删除）、“黑木耳black edible tree fungus； Auricularia auricular”（建议使用cloud ear取代第一个译名）、“花钱阔气spend money plenteously / conspicuously”（建议使用更为地道的splurge）、“虎头蛇尾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fizzle”（建议使用更为常用的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whimper）、“黄金搭档golden partners”（不如dream ticket来得地道），等等。其次，在科技名词的译名规范方面，《中华》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例如，在“假果”条下，编者提供了四个译名――false fruit、spurious fruit、accessory fruit和pseudocarp，而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结果，与“假果”对应的英译应为false fruit，accessory fruit的译名则是“附果”[4] 。同样需要改进译名的科技术语见表4。
最后，由于英语是一门充斥着多义词和多义表达式的语言，因而汉语中的一些词语翻译成英语时通常有多个相对比较贴切的对应词。在《中华》中，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不胜枚举。然而，在这样的词条中编者有时会遗漏更为地道或常用的用法。例如，编者将“过期”译作“to be past the time limit； to be overdue”，这样的译名虽然也站得住脚，但不如“expire”或“pass the sellby date”地道。同理，表5中的词语若能增添更为贴切的译名就会锦上添花。
3. 参见问题
《中华》用see， see also和same as作为标注设置了参见系统，但是很多词条只设置了单向参见，互见的条目相对较少。在同义、相关甚至反义的条目中，编者有时还未建立任何参见。如表6所列成对词语均需设置互见。
六、 结语
《中华》自上卷出版以来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各界的好评。这部迄今为止收词最为完备、解释最为详尽的汉英词典，正凭借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汉语语言的忠实记载，构建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该词典的编写者们正在紧密鼓地开展下卷的编纂工作，相信他们定能继续恪守陆谷孙先生所提倡的设计原则，广收新词新义，兼顾中华传统文化词汇、港澳台词语及方言用语，力求提高翻译的质量，尽可能多地实现词目和例证翻译的“超越等值”，并能针对上卷在收词、翻译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词典内容，从而推出一部倍受读者青睐和推崇的创新型词典。
附 注
[1]该标注与“Archit”（建筑）、“Cal”（日历）、“Ling”（语言学）、“Music”（音乐）、“Opera”（戏剧）等词连用，表示某个学科的用语。
[2]较之前者，airmaggedon使用频率并不高，而且尚未被《维基词典》收录。
[3]该词和之后的其他词语均为香港和澳门两地通常的词语。
[4]spurious fruit和pseudocarp并未经过审定，但由于后者与false fruit系同义词，因而也可用作“假果”的对应词。
参考文献
1. 杜瑞清.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2. 黄春宇.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文汇报，20150327.
3. 陆谷孙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4. 潘绍忠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5. 吴光华主编.汉英大词典（第三版）.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一、突出“华文”传承，夯实汉语教学培训基础
我校以教学为主、培训为辅，在校园中积极营造师生们自觉说普通话，努力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引导师生说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积极利用各种典型事例组织学习讨论，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的真正含义，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以教学为主，培养、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语文教研组针对我校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地方方言影响比较严重的现状，加强普通话教学的研究，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以教研引导教学，摸索总结出适合本校语言文字教学的框架模式。比如，我们结合《听话和说话》课教学，在一年级把好语音、认字关，在二年级把好朗读、语言表达关，三年级把好专业技能语言关，确立适合幼师学生语言专业技能、表演技能的教学模式。另外结合我校幼儿师范专业特点，开展“三笔字”教学，让学生写好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在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融入对祖国文字的理解和热爱之情。
以培训为辅，以普通话“二乙”为基本标准，提高学生通过率。在每年的普通话测试之前，学校测试站都会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和重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辅导。尤其是针对广东方言区学生，采取了集中攻克重点、难点字音，组织有心得的学生交流体会等方式带动整体提高。培训的内容包括：学习普通话的重点难点、介绍机辅测试的简单应试操作、规范执行考试规定等。通过培训，使得大部分学生取得二级乙等以上证书，并大大提升了方言重的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二、加强软硬件建设，彰显学校示范功能
在管理方面，学校首先是抓好队伍建设。成立普通话测试站以来，一直由校长兼任站长，副校长兼任副站长，教务科、技能培训科、网管中心等互相配合，统筹协调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各部门和老师各负其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而保证了培训测试工作的有序进行。
抓好制度建设。学校以国家、省、市语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依据，制定、完善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普通话测试工作管理和测试程序。并把制度上墙，把制度与学校的师范教育制度文化结合起来，让全校师生自觉执行。
抓好规范管理。学校通过专人培训，个别辅导的方式对“考生网上报名、资料填写”严把关，防止学生的信息出错率；通过集中学生电子采相，采用电子身份证识别仪器代替以往人工输入身份证号码的方式和其它多种有效措施对“考试纪律”严把关，杜绝学生代考、作弊情况的出现；加强工作人员上岗培训对 “测试质量”严把关。使测试工作有序化、规范化、人性化。
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打造学校办学特色
关键词：汉字 越南语言 传承研究
1.引言
越南语主要分布在越南，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语言如孟高棉语、台语、汉语有着密切且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判断其语系归属问题上有不少困难。伴随着中越两国语言文化交流，汉语成语被大量的传入越南并被越南语“吸收、消化”。其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
2.传统社会传承模式
传统的传承模式主要包括教育、礼制和。由于中国地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儒学对越南主流思想、社会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家通过教育将思想赋予人民，人民在生活中以礼制将其体现。同时，道教、佛教的传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既是儒学的内涵之一，也是汉字文化传承的机制。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中叶，越南就被中国封建势力所统治。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如三纲五常、仁义、孝悌、忠恕等对越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汉字也称为越南两千多年一直沿用的官方文字，并用来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著作[1]。随着越南确立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使得汉字成了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学习、掌握的文字。
道德礼制化的承传对越南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化而走向庙堂，二是民俗化而走向民间[2]。意识形态被政治家所把握，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中确立其正统，而民间则变成“家道”被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没有礼制，汉字就不会融入社会生活获得更高更丰富的内涵，也不会使得汉字文化传承得以巩固。
由于两国交流的历史，越南的几大宗教受中国宗教的影响非常深刻。汉字佛经在越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使用。此外，老子的学说演化为宗教之后，很快被传到越南，并与越南的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越南特点的道教。其清雅逍遥的思想也随着宗教对越南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现代传承的变迁与危机
3.1 传承模式的变迁趋势
随着时代的变化，封建社会解体，西方的殖民体制度在全球扫略，严重地打击着东方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也对传承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变迁趋势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及传承方式上。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打击，儒学也因此失去了国家的支持，社会中文人由此被边缘化，文人的知识和儒学也被提出主流之列。儒家，私塾先生变成社会舆论的焦点，在人们眼里，他们就象“不合季节结下的果子”，又是“辉煌时代的余音”[3]。由此一来，文化传承的责任被私塾先生抗下来，而不是受教育的大众。
儒学教育体系瓦解，法越殖民教育强行和新学教育兴起，新国文的建设与学校汉字教学开始改变[4]。翻译书籍与转码文字成了近代社会汉字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越南喃字出现并成熟后，书籍翻译也从此开始，喃文（国音）主要用来翻译中国古籍以及越南人的汉文创作。
3.2 现行传承模式所面临的危机
随着传承主体及传承方式的变迁，现行的传承方式因此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这主要体现在汉字文化变迁的压力和传承模式变迁自身的挑战上。
越南语中汉越词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可它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生活中人们对其的使用经常会被误解，误用的情况也很常见。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权威的汉越词工具书经过考察，也存在着词素意义和词意解释的问题。
就古籍的整理工作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比较偏爱于古籍的翻译。但古籍的白话文翻译要比注释困难的多，它不仅要全面了解原文的真实含义，更需要相似风格的语言来对其进行表达。而诗歌的翻译就更加困难了，流传千古的诗歌也不是轻易可以模仿转述的。再加上目前精通古代文学的人越来越少，翻译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4.总结
汉字在越南语言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其教育、礼制及宗教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字伴随着儒学、道教等占据着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地位。可随着封建社会瓦解、西方科技富强的威慑，儒学失去了它在越南的地位，汉字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传承的重要任务落到了私塾先生身上，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危机也随之体现，生活当中汉越词被频频误解、误用，工具书也存在部分问题。整理工作集中在翻译，也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参考文献：
[1] [越]陶维英.越南一占代史[M].商务印书馆，1970. 141.
[2]孙衍.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变异「J].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4）
第一语言与父母的民族构成和家庭居住地有关第一语言是指个体出生后首先掌握的语言，在个体的初始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直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文化选择倾向。通常个体掌握的第一语言是母语，即本民族语言。然而，第一语言又不完全等同于母语，它会受到父母民族、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父母的民族构成对大学生的第一语言有重要影响。当父母其中一方为汉族时，有51.5%的大学生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一语言，另外有21.2%的人同时学习其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只有27.3%的人会以其本民族语为第一语言。当父母双方为不同少数民族时，有25.5%的人以父母其中一方的母语为第一语言，2.1%的人同时学习父母双方的母语，21.3%的人同时学习其父母双方的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51.1%的人则会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一语言。而当父母双方为同一少数民族时，以其本民族语为第一语言的比例则大大提高，占到了76.5%。此外，通过调查还发现，第一语言的掌握与居住地类型具有强相关关系，本次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99%的置信度下家庭居住类型与第一语言之间的关系满足显著性要求（P<0.01）。家庭内部交流以民族语言为主，社会交往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语言不仅是个体的交流工具，也是社会文化传播的渠道，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窄，蕴含在语言内部的文化要素不断流失。1.家庭内部交流以其本民族语言为主，但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递减性特点。家庭是母语传承的最后堡垒，民族语言的继承主要是通过代际传递实现的。[5]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家庭内部交流仍然以本民族语言为主，但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变化。祖孙之间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占有压倒性优势，达80%以上，同时用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的约为12%。与父母交流时使用民族语言的略高于70%，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同时使用的超过20%。而与同辈兄弟姐妹的交流中使用民族语言的比例则锐减至59.5%，同时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民族语的上升至35.1%。从中不难看出，家庭交流中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比例随着代际的不同而呈反向变化，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的最后堡垒中也表现了一定的衰弱趋势。2.社会交往以汉语普通话为主，但受到交往对象和生活环境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具备使用民汉双语的能力，其在日常交往中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语言选择。少数民族班的同学与其本民族同学交往时多数人会选择其本民族语或同时使用其本民族语和汉语，而在普通班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多人则会主动放弃使用其本民族语，选择汉语普通话与同学交往。在与任课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交往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汉语普通话或同时使用其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与之沟通。在面对陌生人时一半以上的人会直接选择汉语普通话进行沟通，部分人会先判断对方民族以后再决定用什么语言与之沟通，极少一部分人会直接用其本民族语言与之沟通。
民族语言表达能力好于汉语普通话，但使用过程中受到汉语普通话的明显挤压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语口语表达能力明显好于汉语普通话，85%的人能熟练地与人交谈，91.6%的人认为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较好，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传承其本民族文化的基本条件，值得关注的是有35%的人认为进入大学后自己的民族语言表达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学教育中汉语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单向挤压，从教材到授课语言基本上都是以汉语普通话为主，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大学教育中处于缺位状态，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语言水平仍然停滞在基础教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汉语普通话与民族语言的互用情况也普遍存在。有90%的被调查者都存在汉语普通话与民族语言互用的情况，除了个别人是因为部分词语民族语中没有或由于一些词语用汉语普通话表达起来更加简便，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习惯。这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汉双语两种语言文化的整合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汉语普通话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挤压力度之强。对民族语言具有明显的心理倾向，但对民汉双语能够客观评价少数民族语言代表少数民族的族群特征，是民族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6]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的态度直接反映他们的民族归属感。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较高，但是他们对汉语普通话的认可度却远不及其本民族语言。现采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好听程度、亲切程度两个指标考察大学生对民汉双语的态度，将这两个指标分为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认同度越高。对调查数据进行多重响应分析发现，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认同情况都相对较好，但是从数据对比上看，如果以3级为分界点，那么有51.9%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等级为4级，26.5%的人评价等级为5级，总和为78.4%。而对于其本民族语言则有87%的人评价等级为5级，4级以上的评价占97.5%。可见，就心理倾向而言，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远远高于汉语普通话。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认识的客观性。本次调查采用适用性和社会影响力两个指标来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汉双语的评价，同样将这两个指标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语言综合评价越高，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语言的适用性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高于其本民族语言。有67.2%的人认为汉语普通话的评价是5级，93.4%的人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在4级及以上。仅有38.6%的人对其本民族语言给出了最高评价，81.4%的人对其本民族语言的评价在4级及以上。这与前面语言认同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其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普通话、其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继承与融合方面还是有着比较理性和客观的认识。
学校集中了大量的优质资源，不仅能够满足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人才需求，还能够提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发挥高等院校少数民族教师的语言优势，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水平；另一方面，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度，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归属感。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入学习，这样不仅可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交流，还可以促进多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语言优势，带动少数民族文化有效传承通常，一个民族上层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甚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左右整个民族的行动走向。[7]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其民族的精英人群，将来无疑会对其本民族文化的存续产生深远影响。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要发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双语优势，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水平，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方向扩展，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拓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语言多样性能够反映出民族多样性，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及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中一直保持和沿袭着自己的文化传承模式，带动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类媒体和网络普及率的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影响力减弱。[8]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转用、互用主体民族语言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持续降低，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看，要增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影响力，首先要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从家庭内部扩展到社会交往之中；其次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减少少数民族语言对通用语言的引用，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再次要加快少数民族语言的配套设施建设，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既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的上网需要，也可以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宣传，增加社会认可度。总之，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这个民族文化赖以延续的条件，因此，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作者：尚艳春 汪海玲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语言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星华.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首届全国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一、母语教育的本质是文化传承
在跨语际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母语教育的层面去重新认识语言教育的主旨与依归。只有母语才能真正唤醒我们对语言的原始情感，而且母语教育也是语言教育中价值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皆以朴实著称的一个领域，她可以守护我们纯朴真诚的语言品格。母语作为天然的文化财富，在其文化个体从孕育到出生、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中，它都担当着哺育者和引领者的使命。
母语教育对于它的个体安身立命而言，具有与自然生命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依存的基础，它具有朴实天然的品质。
人类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狼人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母语教育价值的重要材料。“狼人命题”讲的是人的可塑性:人类个体自出生之时起接受狼的哺育，在长期的狼群生活中获得了“狼性”，其人的特征则逐渐褪化。
这一命题讨论了三个关键问题:其一，人的后天环境至关重要;其二，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具有可沟通性的关键联系;其三，人的语言及其文化行为能够被消解。上述三个关键问题除了人类学本身的意涵之外，其实都与母语教育有关。教育学意义上，胎教学的有效实践告诉我们，生命在母体之中即具有后天的母语学习能力仁’〕。生命科学意义上，基因学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明白，人的先天性就是人继承父母基因的先在规定性，它与后天学习无关川。胎教学与基因学的研究成果都让我们对人的先天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先天是人出生之前的一种生命孕育环境，也是人获得生命、终其一生的基因品性。“狼人”后天学习的母语是“狼语”，文化习得也随之发生变化，虽然他的先天性为“人”，但是后天的母语教育及其文化适应改变了“先天性”的实现路径，由此可知母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就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可沟通的规律而言，正是因为母语的社会属性的缺失，人与生物沟通才得以实现。或者说，母语教育发挥着守护人的天然性与催生人的文化能力的关键作用。另外，人的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可消解性，只有在母语教育完全退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反衬着消解者与母语教育的冲突，实证了缺乏母语教育将面临的可怕后果。“狼人命题”是对母语教育的强调与反证，突显了母语教育对于人的个体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母语是第一个文化元素，它既是个体与母体的重要纽带，也是个体步入社会的必要前提。母语具有高度亲和、营养精致的文化功能，它对初入人生的个体饱含天然的融合本性。首先，母语帮助个体思维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母语在沟通个体之间的情感时具有沉浸式的意味，它不是外在的、置入的媒介，也不是简单的工具化过程，它是个体内在的文化元素，兼具形式与内容的职能。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母语比之外语而言有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内蕴。其次，母语细致入微地与人交融，并将伴随其中的情感与信息准确、深刻地照映于使用者。母语是一种文化复合体，除了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和相应的语法，它还承载了特定传统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情感、知识信息、社会经验，这种特定性恰好形成了母语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魅力。我们常常在使用外语或其他不同系统的语言时，总有辞不达意、言不由衷的尬尴，其根源即是外语缺乏母语的文化复合能力。另外，母语作为接纳个体进入母语文化系统的“使者”，具有纵深开放与横向圈层的网格特性。这种网格，也可称之为“文化之网”。母语在个体初入人生的时序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明。它是整个母语系统接纳个体、养育个体的“文化使者”，不仅要让新生的个体逐渐习用日头的听说能力，还要协助个体热爱和掌握复杂的母语知识。更重要的是，母语所承续的社会关系也是母语教育的社会关系，初入人生的个体所建立的一切社会关系共同形成了母语文化传播者与交流者，让其徜徉在母语的文化之网，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母语和本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这张“文化之网”虽然内涵广博，但其本质是“母语之网”，给予单薄的个体生命以全方位的呵护。
母语是温馨而真诚的文化使者，由于其天然地建立了个体与传统的关联，它所影响个体的力量也就朴实而坚定。从语言教育的外在功能出发，不断面向个体的文化养成产生积极影响，因而母语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文化情感和民族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二、跨语际教育的主旨是跨文化交流
跨语际教育是当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跨语际教育的发展，以语言文学学科为基础的跨语际教育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其不仅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也形成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较有价值的跨语际教育成果川。青年一代的语言学习能力与多语言素养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文化标识。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跨语际教育机构的设立，标志着频繁而数量众多的跨语际交流方兴未艾。随着旅游观念的增强和旅游产业的强盛，跨语际旅游也成为生机蓬勃的文化产业。跨语际教育逐渐形成良性的开放机制:一方面，跨语际教育已经积累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和后备人才，课程体系与教育方法拥有了较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面向大学生留学深造的跨语际教育发展较快，面向劳务市场与经贸交流的跨语境教育规模大，形式灵活，未来前景可观。如果从语言教育本身的目的来看，跨语际教育只是一种多语言交互的语言教育类型，为那些有跨语际交流需求的人们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但是如果从就业和文化理解的角度分析，跨语际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以语言教育为手段，而且还要在语言教育中融入文化观念与知识内容。
语言调查有这样一项个案:
外语学习动机调查，被访者:Luechai(列差)，国籍:泰国，年龄:14岁
问:为什么学习汉语?
答:我很喜欢中国，我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很热情，我想通过学习汉语帮助我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我的孩子在泰国现在也学习汉语，我想让他以后来中国留学，在中国找工作川。
从这个访谈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外国人的汉语学习与中国文化具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外在形式是人的热情，是中国人可以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此，跨文化交流是跨语际教育的旨归，也是持续的、深入的跨语际教育所应坚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