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7 1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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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政策的利与弊
双减，是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下面我来跟大家谈谈这个政策的利与弊。
放学时间延长一小时的利与弊
除个别学校外，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按照这个政策落实到位了。
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放学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这个小时被我的同学俗称为“作业课”。在这一个小时内，会有一些任课老师站在讲台处维持班级的纪律，而且这个课就是写作业课。大家都会在这一个小时内写写回家作业，如有疑问也可以及时答疑。
像这种作业课，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学校里做作业和在家庭里做作业对一般学生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学校里做作业，你就会随着气氛不自禁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写作业的效率会有所提高。而在家庭里做作业就不一样了，气氛并不会像学校那样。我想，大家应该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听音乐玩手机的吧？或者吃点小零食发呆之类的吧？这样写作业不仅效率不高，质量也不高。当然，如果你是自律的学生，在家里写作业也无妨了。
并且这样一来，你在学校里写了很多作业，回家便没有什么作业了。
当然，以上提到的都是好处了，接下来就是坏处了。
像我现在上的学校，并不是私立学校，所以功课并不紧张。但向那些私立学校的话，功课就会异常紧张了。
就算这个政策是国家的政策，这些私立学校也未必能够遵守。要么就是把它当耳旁风，要么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加大学生的负担。
有些学校就会把这个作业课当做普通上课，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放学时间，而且对学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一来还要多上那么一两节课，想想就觉得烦人；二来作业本就很多，学校还不让自己在学校花点时间做回家作业，那么回家作业就会跟往常一样多了。
停止校外培训的利与弊
这个政策也是差不多落实到位了吧，我附近的那些培训机构都已经不吱声了，该走的都走了，该退钱的都退钱了。
其实停止校外培训，好处还是蛮多的。这样一来，你不用天天上补习班了，岂不快哉？
当然，这就对那些校外培训机构不太友好了。这个政策一下去，都得转行去了。
不过，依旧有些培训机构变相地进行培训或者暗地里培训。为了赚钱，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去做了。
这样一来，停止校外培训必定会给校外培训的机构带来一个巨大的损失。不过，我不知道那些网上的培训机构会不会也停运，我认为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朋友还在上网课呢。
除此之外，其实在另一方面上，对于我们来说依旧是有不好之处的，下文我会给大家揭晓。
关于减负的利与弊
这两个政策几乎落实到位之后，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好处便是，减少了学习之上的负担，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去自由安排了。如果你有什么爱好或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时间去做。总之，学习上的担子除了小部分学生以外，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放下了很多沉重的担子，终于可以去快乐地玩去了。
但坏处便是，当你一旦放下了担子之后，你之后的路便不太好走了。
四年后，杨子江回忆得知项目批准时的情形，不由得提高了声音，当初的欣喜之隋到如今仍然溢于言表。
2007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环保部环境监察局陆新元局长告诉杨子江，年前申请的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总理在大年初三就批准了。
“真批了?”身为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管理处处长的杨子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备而战
该项目的获批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一方面，环监局曾多次从不同角度上报过该项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另一方面环监局领导始终坚持认为实现污染源的自动监控，这件事情早晚要好好干一场。因此，在项目确定之前他们做了很多包括技术、管理、制度法规等方面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如2005年出台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就像踢足球一样，球员在射门之前有很多长时间的盘带、倒脚，这实际上是在寻找战机。”杨子江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2005年以后，国家加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因为准备充分，能够立刻拿出一整套方案上报，及时抓住了机遇。”
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目标是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安装污染源监控自动设备，同时，建设国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三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并联网，从而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测到的国控重点污染源污染排放数据及时传送到三级监控中心，数据经过加工处理为排污收费、排污执法、排污治理提供依据，为环境应急、减排决策提供支撑。
到2010年底，全国已建成343个省级、地市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对一万五千多家污染源实施了自动监控。杨子江作为项目牵头人，现在可以稍微轻松一下了。他可以在北京总控制室里查看全国的污染源的监控数据。
作为环保部统计、监测、考核三大减排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其组织、实施、管理、检查等过程更是充满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
松花江事件
“该项目的最终确立是国家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的一个重要体现。”杨子江告诉记者，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使环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事故发生后，环保部门监测发现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有机物――苯类污染物流入了第二松花江，造成大面积水质污染。这不仅对松花江上下游居民的饮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引发了俄罗斯就松花江污染向中国索赔的事件。这类严重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强烈意识到，环保问题是必须要下大力气抓的事情了，开始高度重视。
“污染不是在一天形成的，而是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杨子江说，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和突出。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企业违法排污最疯狂的时期。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润，对于其产生的污染缺乏认识，且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和重视也是不足的。污染物超标排放，甚至违法地偷排偷放的现象非常严重。
“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地方。”杨子江分析，环保领域就是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去监管。但是，人手不够的难题摆在了环保部门的面前。他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全国环保系统也就十几万人，而企业是大大小小有几百万家，不可能每个污染点都派人盯着，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这时候，国家以及地方环保部门就开始想能否利用一些技术性手段，用一些工具来帮助环保部门执法，补充人工的不足以便提高效率、增强及时眭?
恩格斯说，工具是人器官的延伸。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监测工具更新换代也反映了污染企业与环境监管部门的利益争夺。
最初，污染监控是在污染口上装黑匣子。但是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企业为应付监察人员，白天开晚上关，或者监察人员走了就关。对此，监管部门的对策是在电源上面装上传感器，通电有信号，否则没有，这样就能记录黑匣子的开关时间。
从把黑匣子拿回来插到台式的老计算机上读数据，用DOS系统来看开关时间，到磁卡、3.5英寸的小软盘，再到拨号上网，各级环保部门都在积极探索。而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监管。
而一些企业在监测设备装上之后，不认真使用，反而搞破坏，拔掉电话线，操作工人打电话干扰信号等等。更严重的是，一台机器能承受380伏或者220电压，一些不愿被监控的企业就给仪器加上1000伏的电压，烧坏机器，就以操作失误，搭错电，来逃避检测。
更甚的是，有些企业是“开关厂”，监管人员去检查了’就把污染监管设施打开，监管人员走了就关上；或者白天开着，晚上关了。
莲花博弈
除了客观的超标排放，还有很多企业恶意违反规定，超标排放，当年河南莲花味精偷排偷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环境监察人员曾多次去莲花味精检查排污情况。表面上看，企业的排污情况并无异常，然而一直有老百姓反映其违法排污。于是，环保监察人员对其做了详细的调查，包括企业用水量、生产消耗水量。然而根据已知的排放点计算，环保监察人员发现水量上有差距，而且从工艺上看，莲花味精排放出去的污水质量不会如看到的一样好。这就引起了环保监察人员的怀疑。
后来，如警察破案一样，环境监察人员根据群众举报，透过蛛丝马迹发现了其几公里之外的排污口。原来，莲花味精为偷排偷放，竟然穿过公路、农田埋了几公里的暗管。
类似这样的偷排偷放，并非个案。这也促使后来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以规避监管为目的私设暗管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要从严处罚。
所谓好事多磨，在污染源监控设备的安装上，也并非一帆风顺。企业不愿意，地方环保部门也有顾虑。
企业抵触是普遍现象，谁都不愿意装。“装在现场的监控设备，其实就是一个电子警察，是警察抓小偷的工具。指望小偷自己花钱买手铐肯定是不实现的，即使买了也不会好好使用。”杨子江分析道。
企业安装监控设备不仅需要人力投入，更需要自己投入。“该项目的总投入可能超过100亿元，大部分消费在现场端的仪器上，一台仪器10万元左右，加上配套设施，一个污染源的监控系统投入在30～50万左右。而通常情况下，企业不止一个污染排放口。”杨子江表示，企业投入也是不小的，在普遍追求经济利润的时代，企业肯定是不愿意的。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只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企业不装污染监控设备，其他的项目也不能上马。
莲花味精环保监察总部牛姓总经理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更是直言不讳，这都是政府让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实际上安装这个设备对企业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
据了解，仅仅莲花味精一家企业，环保部的监察人员就查了不下几十次。莲花味精后来虽然在排污口
上装了检测设备，但当时也只是做表面文章。
有一次，环境监察人员去检查发现，检测设备是停着的。工作人员很不情愿地到了监测设备现场，又以没有钥匙，开不了门为借口推脱检查。在监察人员的坚持下终于打开了门，电极都生锈了，上面落了不少土。
而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虽然地方政府比较积极地让企业安装监测设备，但是不情愿被上级部门看到污染数据。这也是人之常情，谁都想让上级看到好的一面，上级部门发现污染严重的话，地方政府也会受批评。此外，一些地方网络监控条件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都不够完善。
紫金盲区
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污染源监控项目进展效果有了提高。“一个规模小的造纸厂，要把制浆的污水治理达标的话，它的成本比它挣的钱还多。这样，企业肯定会选择偷排偷放。”杨子江说，但是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整体企业的规模有了提高，治理污染的平均成本也会降低，“这本账企业算得比我们明白。”
提及减排带来的收益，杨子江坦言，更多的是长期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而不一定局限于直接的经济效益。例如现在的电厂装上监控设备，不仅能看到排污的情况，整个生产的情况包括发电、基础运营的情况都可以看见。第二，通过电厂的这种信息反馈，可以更好地操控发电过程。这样可以让锅炉燃烧的效率更合适，发电尽可能多，排的废气尽可能少。
他表示，污染并不可怕，污染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利用掉的原材料或者能源。煤冒黑烟，黑烟就是炭的微小颗粒，煤炭没有百分百烧干净，煤炭小颗粒随着烟气就被吹出去了，这就得回收。但是如果你燃烧煤炭的时候进风进煤的比例控制得好，燃烧充分，第一热效率提高了，烟尘排放得也就少了。
杨子江告诉记者，减排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结构减排，将减排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抓手，淘汰一些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生产技术水平差的企业。二是，工程减排，加强治理设施的工程建设，把排出来的污染物尽可能地消减掉。第三是管理减排，国控污染源监控建设项目是管理减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监管的手段。污染源监控不能光靠人海战术，用人眼去看，鼻子去闻。
杨子江告诉记者，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现在的建设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在环保部的官方网站上都有实时的项目进展情况。在监控中心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控污染企业的监控数据。
“下一步，最难的是要用好现有成果，使其充分转化成实际监管的能力。”杨子江语重心长地表示，这只是万里走出的第一步，“某种程度上，用起来比建设更难。”
关键词：外部性；内部化；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40-04
过去片面追求增长效率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在新的世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何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使环境污染这种消极外部性内部化，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环境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的理论渊源、自身特点及在我国的适用性等问题作一探究。
1.外部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于外部性的涵义，有许多学者曾对它作了探讨。丹尼尔・史普博（Daniel Spulber）将外部性定义为：“某种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个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 [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或“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称为外部性”[2]。按照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当有人被强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时，外部性就会产生。更为精确地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机构对他人福利施加的一种未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影响”[3]。综合上述观点，外部性的涵义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比较而言的。正外部性（或称外部经济）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的积极影响，使他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负外部性（或称外部不经济）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决策者在自己承担的成本之外，带给他人或社会以额外的成本或负担，从而使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现象。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尤其是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
外部不经济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缺陷”导致外部不经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的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在产权不明晰或者是公共产权领域里，由于自利心的作用，“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
在环境领域，企业向环境任意排放“三废”等行为，是外部不经济的典型例证。由于污染排放者无需承担消除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样，污染者仅从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出发选择“最优”产量，具有过度生产的动机。这就说明，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竞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不能自动导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它只能使某些私人的福利达到最大，却无法使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二是“产权模糊”导致经济外部性。由于资源环境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说环境资源领域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海洋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洄游性鱼类资源，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
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中，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其私人内部成本的降低紧密相连，或者有时还出于生产过程中某些便利的考虑，因而各个厂商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有个别厂商主观上愿意努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试图减轻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没有达到执法的普遍性约束情况下，只要找不到既能减轻外在影响、又不会增加私人成本的办法，激烈的不规范市场竞争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还是会迫使他随波逐流。
2.环境经济外部性内部化不同路径的理论渊源
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在关于外部性产生原因认识上的分歧，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本文着重分析庇古和科斯的基本观点。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外部性场合通过政府行为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庇古提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同时它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都相等，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在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于是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施征税，以迫使厂商减少产量；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以鼓励厂商增加产量。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Pigou Tax）”。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他在该文中证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庇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初始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会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从而不复存在。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将其进一步发挥成为所谓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他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的分析，提出了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即损害问题的主要论点：其一，损害问题具有相互性。其二，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可使权利得到重新安排而达到产值最大化。可见，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明晰，私人之间可以达成协议，从而使经济活动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导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就会消除。
研究科斯与庇古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作用范围是大还是小，干预手段是直接实施抑或间接实施的问题。科斯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使产权明晰，应该放任私人的市场交易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庇古认为，由于技术原因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有限，在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应更大程度地依赖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直接干预是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
3.环境经济外部性内部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环境经济手段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由于科斯与庇古在外部性内部化路径上的分歧，相应的环境问题解决路径就有了倾向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和倾向于政府干预作用的区分。经济学理论界将主要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作庇古手段，而将主要通过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作科斯手段。庇古手段包括税收、补贴、押金――退款；科斯手段包括私人合约、排污权交易。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庇古手段中的排污收费和科斯手段中的排污权交易在污染控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种路径都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有其适用条件。在选择污染控制手段时必须要考虑是否具备这些条件。
3.1 关于排污收费制度的分析
1972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这一原则的定义是，污染者应当承担由政府决定的控制污染措施的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可接受的状态。根据这一原则，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征收环境税的政策。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实行了排污收费或环境税制度来治理污染。
我们首先采用经济学的图表来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在图1中，横坐标W表示某钢铁厂生产钢铁排放的污染量，纵坐标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成本或降低污染花费的成本。MSC曲线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MC曲线表示降低污染所花费的边际成本。对每一单位污染征收T1数额的排污费可以使污染符合社会最优水平，即达到W1的水平。在单位排污费为T1的情况下，无论污染量超出W1的标准，还是未达到W1的标准，对于钢铁厂来说都是不利的。在污染量超出W1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低于排污费T1，企业减少污染是有利的。因为，每减少一单位污染，企业都可以减少T1数额的支出，而增加的降低污染开支小于T1。
在污染量低于W1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高于排污费T1，企业增加污染是有利的。因为，每增加一单位污染，企业所节约的降低污染的开支都大于应交纳的排污费T1。因此，企业宁愿上交排污费，也不愿花费巨大的成本去降低污染。只有使污染量达到W1时，才是企业的最优点。所以T1数额排污费率的征收使得企业的产出水平符合社会最优标准。
图2为庇古税示意图。图中MNPB为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MEC为边际外部成本。企业为利润最大化生产所有MNPB＞0的产品，即把产量扩展到Qm。社会最优要求当MEC>MNPB时停止继续扩大生产，即生产Qs。税t*使企业在t*＞MNPB时停止扩展生产，即把生产限制在社会最优产量Qs的水平。换句话说，t*把MNPB向左下方移动到MNPB-t*。相应的，税使污染排放从Wm下降到Ws。图中，税率恰好等于最优产量Qs所对应的边际外部成本MEC，即污染对外部产生的边际损害。这样，如果企业的产量超过Qs，所付的税款就会超过边际私人净效益。因此企业愿意把生产限制在Qs水平，从而把污染排放限制在Ws水平。因此，t*是最优税收，它使最优污染量等于MEC。很明显，最优庇古税是在最优污染水平等于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污染损害）时的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制度是由政府首先给所有产生污染的企业确定一个污染税率，企业必须按照这一税率交纳排污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和产品产量。实行排污收费有许多优点。第一，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企业拥有了一定的自。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边际控制成本在减排污治理与排污缴费之间进行选择，有利于激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政府不再干涉企业具体的生产决策，只是确定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所以，政府用于环境监督管理的费用降低了。第三，排污收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洁生产补贴和建设公共的污染治理设施。
排污收费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沿用至今，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第一，政府在确定合理的排污费率时，必须借助于边际净收益曲线和边际外部成本线。边际外部成本线的确定是一个从污染的物理性损害转换到人们对这种损害的主观感受，并用货币价值来计量的过程。这些转换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在实际中确定边际外部成本线十分困难。而企业的边际净收益曲线涉及到企业本身的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企业自身没有动力去向政府如实通报这些信息，政府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每个企业的边际净收益。政府只有在不断的摸索中去寻找最优税率。所以，实际的排污费率的确定常常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第二，企业可以将国家征收的部分排污税费通过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如果该种产品是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弹性，低收入阶层就要负担较多的税赋。
3.2 关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分析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思想是把排放废物的权力通过拍卖或无偿分配的手段交给微观经济个体，这种污染权的数量是由政府根据国家环境目标确定的。这种权力还可以像普通的商品那样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美、德、澳、英、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我国最近几年也在一些城市进行了试点。
我们仍先采用经济学的图表来进行分析。图3横坐标Q表示某钢铁厂的经济活动水平，W表示某钢铁厂在生产产品中污染物的排放量。纵坐标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成本或降低污染给社会带来的边际收益。MEC代表边际外部成本。MNPB代表边际私人净效益。政府管制机构必须根据最优污染程度来确定最优污染标准。MNPB的边际收益曲线与MEC边际外部成本曲线的交点E是最优污染点。E点之右，污染程度较严重，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只要降低污染就有利。因此，排污者只要超过了排污标准，政府将处以高额罚款。
政府制定排污标准有限制进入的作用。很明显，企业就必须把排污量控制在最优污染点E所对应的水平。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对技术的选择来改变投入品，以进行技术替代。比如，当企业的排污量达到WB 时，它可以安装一个控制污染的设备，来减少排污量，这样企业因安装了控污设备而使排污量达到W*点，从而符合排污标准。显然，这要以其产品的价格高于因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增加的平均成本为前提。所以，条件好的企业才能进入该行业，并且有利可图；而对于那些条件差的企业，则不会进入。
实施排污权交易要首先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力（这种权力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力像商品那样被买入或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排污权交易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一，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多减排，多余的许可证可以到市场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业不减排或者少减排，不足的排污权到市场中去购买，从最后的效果来看，污染的减排总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完成，所以从总体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第二，绿色环保组织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证而不卖出，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和环境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环境目标卖出或买入排污许可证，从而实现政府对环境总水平的调控。
排污权交易具体在一个地区实施时要求具备相应的条件。第一，排污许可总量的确定要以大量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所以，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要受制于技术水平。第二，完善的市场条件。排污权的价格从长期看，呈上升趋势，为了避免有人通过垄断排污权市场而牟取暴利，完善的排污权市场是排污权交易的重要条件。第三，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效果，政府必须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行监测，还要制定地区性的管理规则。
3.3 排污收费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比较分析
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都是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但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排污收费是由政府先确定排污收费的费率，再由市场去决定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排污权交易是先由政府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建立一个排污权的市场，再由市场去决定排放的价格。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收费都是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但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市场条件。
首先，从所要求的市场条件看，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垄断的因素或计划经济的残留，在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部分领域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因此，有可能阻碍排污权交易的实施，例如，在上海市苏州河的治理过程中，美国专家竭力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但试行效果不佳。排污收费对市场竞争程度的要求不高，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可以使用。其次，从两种环境手段的适用范围看，排污收费适宜于涉及面广的污染问题。如温室气体排放、空气二氧化碳及粉尘污染、大气臭氧层空洞。而排污权交易更适用于局部性、地区性的污染控制，如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控制。再次，从两种手段的使用效果看，两者都能起到消除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效应，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作用。
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环境经济领域也主要使用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环境经济手段。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解决环境经济问题的路径选择和使用手段也正经历着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已经颁布，排污权交易制度正在由试点向全面铺开的阶段过渡。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而改革后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招标项目（2004）：《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批准号 04JZD00010）成果的一部分。课题负责人：常云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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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8,465.
[3][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华夏出版社,1999:267.
［作者简介］ 崔宇明（1967-），男，陕西绥德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论文关键词：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二）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借鉴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确定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更加全面认识变量之间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的短期关系；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确定不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动态影响程度核心期刊。根据研究需要，构造出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计量模型1和模型2。同时，为了避免模型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其中，i是滞后阶数，n是样本个数，是扰动向量。
模型1：
模型2：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滞后长度根据SIC法则自动选择，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表2的ADF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仅有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财务管理论文，但是它们的一次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即这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I（1）。
表2 ADF检验结果
变量名
检验类型（c，t，k）
ADF检验值
伴随概率p值
结论
lnGini
（c，t，0）
-2.0240*
0.0430
平稳
lnGDP
（c，t，3）
-3.9201*
0.0263
平稳
lnGIV
（c，t，0）
-3.2130
0.1023
非平稳
D（lnGIV）
（0，0，0）
-4.7690**
0.0000
平稳
lnGCS
（c，0，2）
-3.4119*
0.0198
平稳
lnGTR
（c，0，3）
-2.3022
0.1790
非平稳
D（lnGTR）
（0，0，2）
-3.2291**
0.0024
平稳
注：（1）检验类型（c，t，k）表示ADF方程中的截距、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2）*、**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3）D表示对变量进行一次差分。
由于上述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其它变量都是水平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表示虽然在短期内它们具有各自的变动规律，但在长期内却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趋势。根据AIC、SC信息准则以及似然比LR统计量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值为2。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Trace 统计量
Max-Eigen 统计量
None
0.8595
131.22**
51.02**
At most 1
0.7939
80.20**
41.06**
At most 2
0.6003
39.13
23.84*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趋势假设：时间序列有均值和线性趋势项，协积方程只有截距项。
（二）VEC模型估计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存在冲突财务管理论文，前者认为有2个协整关系存在，后者认为有3个协整关系存在。对于这样的情况，检验估计得到的协整向量，并将选择建立在协整关系的解释能力上。同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见表4）。
表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
协整方程
模型1
LnGini=-1.70LnGIV+9.37LnGCS-0.19LnGTR+12.98
(5.40**) (-1.73) (2.63*)
模型2
LnGDP=2.47LnGIV-26.81LnGCS+1.38LnGTR-25.01
(-6.25**) (2.91*) (-3.58*)
误差修正方程
模型1
DLnGinit=-0.30ecmt-1+0.10ecmt-2+0.34DLnGinit-1+0.24DLnGinit-2-1.45DLnGDPt-1+0.46DLnGDPt-2
(-2.75*) (1.74) (1.05) (0.73) (-2.55*) (0.71)
+0.26DLnGIVt-1+0.35DLnGIVt-2+0.27DLnGCSt-1-0.44DLnGCSt-2-0.19DLnGTRt-1+0.11DLnGTRt-2+0.11
(2.74*) (0.76) (2.91*) (-1.36) (-1.07) (2.56*)
模型2
DLnGDPt=-0.02ecmt-1-0.003ecmt-2+0.07DLnGinit-1-0.16DLnGinit-2+0.39DLnGDPt-1-0.41DLnGDPt-2
(1.27) (-3.13*) (0.59) (-2.38*) (2.15*) (-2.71*)
+0.17DLnGIVt-1+0.05DLnGIVt-2-0.08DLnGCSt-1-0.08DLnGCSt-2-0.05DLnGTRt-1-0.03DLnGTRt-2+0.10
(2.30*) (0.32) (-2.78*) (-0.65) (-2.82*) (-1.04)
注：**、*表示在1%、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需要指出，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基尼系数取对数为负数，所以模型1协整方程表明长期中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成正相关，且投资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财政消费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无显著关系。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社会公平变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很慢。经济增长率、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的一期滞后差分值和转移性支出的二期滞后差分值对短期社会公平调整都有显著影响。模型2协整方程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消费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更慢核心期刊。社会公平、财政支出以及前期经济增长都对本期经济增长的变动有显著影响。
（三）因果检验
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也一定存在某种形式的Granger因果关系，或单向的，或双向的。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要想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5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结论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72906
0.0291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1.85800
0.1710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2.77932
0.0692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3.96284
0.0238
拒绝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0.07063
0.9749
接受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GCS
0.70548
0.5605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05082
0.0537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2.39282
0.1004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96578
0.0581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0.37126
0.7746
接受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0.54046
0.6604
接受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CS
0.96788
0.4283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33310
0.0815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0.23638
0.8699
接受原假设
表5检验结果与ECM模型基本一致，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我们取10%置信度水平可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公平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我国社会公平问题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原因，可能还有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原因。（2）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这符合凯恩斯乘数-加速原理。（3）财政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既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务管理论文，又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除了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财政投资性支出为私人创造了平等的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起点公平条件，转移性支出为私人脱贫致富的最终实现创造了结果公平条件。
（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机制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或短期关系，而我们更关心系统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和各个变量对冲击响应的方向、时滞效应以及稳定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脉冲响应比较各种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和方式，通过方差分解来进步评价不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表6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Root
Modulus
Root
Modulus
0.996398
0.996398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864283
0.864283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70197
0.670197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00645
0.600645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0.155832
0.155832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如果被估计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数小于1，则其是稳定的。若模型不稳定，此时模型并不具有可逆性，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是无效的。在考察变量响应之前，先检验VAR过程的稳定性，如表6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可以肯定VAR过程是平稳的、可逆的。
图1 基尼系数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图2 经济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1）由图1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前十期产生正向影响，第六期达到最大值0.018494，从第十一期起转为负向影响，之后逐渐收敛，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社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产生负向影响，之后逐渐减弱，虽然其后过程有细微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保持微弱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对我国长期社会公平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财政消费性支出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稳定，波动较大，后期逐渐收敛。
（2）由图2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交替产生正负影响，最终维持在-0.001410影响水平上，这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先表现出引致效应，随后产生挤出效应；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财务管理论文，其后过程虽有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对经济增长率保持正向影响，这表明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引致效应，不存在挤出效应。
图3 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图4 经济增长率方差分解
（3）由图3可以看出，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经济增长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很小，基尼系数预测方差主要受其自身、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整个期间自身影响逐渐减弱最终锁定43%，不同的是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都是逐渐增加，最终分别稳定在33%和13%。
（4）由图4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受其自身影响最大，除此之外基尼系数对其影响逐渐减弱至12.5%，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对其影响迅速增加至9%和13%，而整个期间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其影响基本稳定在3%。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日益冲突的背景下，本文从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最终研究结果表明：
（1）长期中社会公平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不显著核心期刊。但是，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
（2）财政支出分别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在发展变化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反向误差修正速度很慢，都需要不同财政支出的变动进行调整。
（3）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财政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而财政投资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创造了条件。
因此，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根据不同时期既定政策目标和社会环境，政府应该适时调整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具体而言财务管理论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在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同时，增加财政投资性支出。短期内，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等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长期内，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等民生领域投资性支出可以缓解社会不公平压力，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财政支出以缓解社会不公平程度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度提高财政转移性支出比重的同时，适当增加民生领域财政投资性支出。不过，应特别注意不能简单指望调整这类开支比重就能够自动地实现改善社会公平的目标。因为，在我国社会公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单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制度结构与变迁所带来的不公平更是关键之所在。
第三，财政支出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对立起来，而应有所重点有所兼顾。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进而维持社会整体公平以及高质量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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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与内地在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日渐频繁。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香港粤语词也开始对普通话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甚至成为某一时期的流行语。本文通过对几个典型的香港粤语词汇进行简要介绍，从而进一步分析香港粤语如何对普通话产生影响。
关键词 ：流行语 香港粤语 普通话 粤语北上 内地流行语港化现象
语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会对语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近年来，伴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日益频繁，香港粤语开始逐渐向普通话渗透，有些甚至成为某一时期的流行语，于是出现了内地流行语的港化现象。
一、对
关键词 的解读
（一）香港粤语
粤语，即粤方言，又称广东话，是两广和港澳地区人民普遍使用的交际语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粤语所通行的部分地区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我国的沿海开放城市——深圳和珠海，以及经济较为先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此外，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亦将粤语作为其社区语言，海外侨胞中使用粤语的人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由于受到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民俗心态、语言政策、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香港人所讲的粤语与广州人所讲的粤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粤语又被分为“香港粤语”和“广州粤语”。由于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所以香港粤语词汇成为香港粤语研究的重点，它既区别于现代汉语词汇，又区别于其他粤方言使用区的词汇。香港粤语词汇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有些音译自英语、日语，有些吸收了大陆及广东粤语的词语，并对其进行重译，有些则创造于香港本土以弥补语言表达上的空缺。香港词汇从造词和运用等方面都体现着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反映着香港居民的社会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中的香港粤语词汇有“炒股、套现、炒楼、豪宅、扫货、震撼价、劲减、热卖、大出血”等；休闲娱乐生活中的香港粤语词汇有“首映礼、玉女、狗仔队、师奶杀手、纤体、网吧”等。
钱冠连曾在《粤方言进入普通话》中提到：“借助经济翅膀煽动的新词语有进入普通话词汇库的绝对优势。”[1]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日渐接轨，加之经济较强这一优势，香港文化日益渗透到内地，香港粤语词开始逐步向内地扩散。其中，一部分词汇取代了原有的现代汉语词汇，一部分词语增补了原有现代汉语词汇的含义，还有一部分词汇填补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空缺，成为被普通话吸收了的无法替代的港式词语，于是出现了香港粤语词汇北上的现象。
（二）流行语
流行语，顾名思义，乃“流行”之“语”，也就是广泛传播、盛行的语言。于根元认为：“语言生活跟许多人的用语共振，新词语是新共振的部分，流行语是一时一些人群密集共振的部分。”[2]由此不难看出，流行语具有时段性和高频性的特点，即某一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词语，它带有明显的时间性，在盛行过后会被新的流行语所替代，甚至被遗忘。另外，流行语还具有新奇性和任意性的特点。新奇的事物往往会引起人们探索的兴趣，因而被口耳相传，扩大影响。受香港电影及媒体等影响，内地出现了“给我个理由先”“做人最要紧的是开心”“有没有搞错”“我鄙视你”等流行语。这些语言追求个性、标新立异，但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违背常规的使用现象，表现出任意性。如出现“这次的事情很sorry啦”“搞gay”“酱紫”等说法，其实也是一种对新奇感的追求。总之，流行语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在某一时段内高频出现的新奇语言。
（三）内地流行语的港化现象
随着港式粤语词北上，内地流行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吸收香港粤语中的词汇及表达方式，呈现出一种港化的趋势。受书籍以及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的影响，香港粤语开始广泛地进入到普通话日常交际口语以及写作书面语中。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流行语的使用上。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一些粤语词和粤语句式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运用，如网络社区、论坛、报刊、杂志中等等，网络上甚至出现了“TVB体”，香港TVB电视剧中的常见台词开始被网民们戏说和使用。
二、对几个香港粤语词的解读
香港粤语词汇进入内地流行语这一现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有些词语已经完全融入进普通话中，并被广泛使用，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它是来自于香港粤语。如“走私、绯闻、卖相、新秀、黑手、古板、惹火、前卫、冒牌”等；有些词语被普通话吸收后又引申出新的含义，如“卧底、曝光、会错意、无厘头”等；还有些词语是在香港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不可被现代汉语中的词汇所替代，如“网友、黄页、茶餐厅、拍拖”等。通过查阅《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香港社区词词典》《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当代港台用语辞典》《方言·释言》《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广州话俗语词典》《辞源》《新华新词语词典》等辞书，笔者将对几个从香港传入内地的流行语进行简要地分析阐释，以考察香港粤语是如何对普通话产生影响的。
（一）爆棚
爆棚，源自粤方言，有“爆满”之义。《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对其有较明确的解释：
①原指戏院客满。转指膨胀，容不下了。陈浩泉《断鸢》三：“生活在香港的坏处和苦处是外面人看不到的，而且，香港这小豆腐般的地方早就‘爆棚’了啊！”②指打牌满贯。阮郎《台商香港蒙骗记》七：“但从第四副牌开始，这个老手不但赢了，而且副副‘爆棚’。”③指热门、受欢迎。如：中央电视台密锣紧鼓筹备，今天春节联欢晚会爆棚。④指卖座、客满。如：该机构只有130张床位，每天开门不一会儿就告爆棚。[3]
20世纪初，香港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因此粤戏班在香港大受欢迎，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必须搭起戏棚来演一出《神功戏》。在戏院并不盛行的年代，戏班则与戏棚关系密切，当时常有俗话说道：“搭起戏棚，就有戏班到”，用以形容人们做事有计划，认为只要把局面布置好，就不愁办不成功。
戏棚的布局比起戏院来要简陋得多，没有布景，没有灯光，很多时候台下也没有椅子，需要观众自备板凳。虽然环境如此不堪，但只要有好戏看，人们就算站着也要把戏看完，戏棚里常常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甚至达到快要“爆炸”的状态，“哗，爆棚！”因此便有了“爆棚”一词，从此“满座”被“爆棚”所取代。由此也衍生出一些香港俗语，如：“棚尾拉箱”指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抬走戏棚后边用来装道具的戏箱，匆匆上路，多含贬义。后用来比喻一件事结束时草草收场。
伴随着信息媒体的发展，“爆棚”一词逐渐从香港民间口语转入书面语，出现于各种书籍、报刊之中，随之传入内地。如《明报》1999年1月28日刊：“联合医院近日亦因感冒高峰期，医院急症室及病床均告爆棚。”
（二）行货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行货”为：加工不精细的器具、服装等商品。
“行货”一词有着颇为古老的历史源流。起初无褒贬之意，乃指一般货物，例见《水浒传》第三回：“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辏集，车马軿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
后来，“行货”演变为恶劣之货。《霞外攟屑·释谚· 行货》： “ 越俗以货之次者为行货； 其上者曰门货。”《客方言·释言》提到：“行者，粗恶之义，今吴越谓器物楛窳为行货。”所谓“楛窳”，有“粗燥恶劣、粗劣不精”之义。近世考据学者丁惟汾在其所著《俚语证古》（卷七，器用，203）中补充道：“行货，苦货也，滥恶货也。坏货谓之行货，行，古音读杭，与苦（古音读胡）为双声音转。《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注云，苦为滥恶者，按滥恶合声为苦。”按照丁惟汾的论断，“行货”的“行”是“苦”的转音，而苦又是“滥恶”的合声，《管子》所说的“辨其功苦”，即要分出是“好货”还是“苦货”，“苦”的古音读“杭”，乃是“行货”的初始。
后来“行货”逐渐成为香港社区惯用词语。由黄伟文填词，杨千嬅演唱的粤语流行歌曲《可惜我是水瓶座》中，一句“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道尽了词人的无奈，此处的“行货”一词，想必也是借用了“苦货”“滥恶货”之义，形容一个并不优异的人，是一种自嘲。
“行货”一词传入内地后，在数码电子行业，则是相对于“水货”而言，指经过合法的报关手续等正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境外商品，行货能在国内市场享受到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
（三）无厘头
“无厘头”是粤方言中的一个俚语词汇，《当代港台用语辞典》解释“无厘头”为：
[港]言语荒诞不经，无分寸：近一段时间以来，坊间流行所谓无厘头文化，为求搞笑而随心所欲地不顾逻辑，包括了一些言行作为。英语“nonsense”的对译。[4]
《新华新词语词典》释“无厘头”为：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等进行莫名其妙的组合串联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目的的方式。《方言·释言》第4389页对其解释为：“原义为没有利益，现指表演故作噱头。”“无厘头”一词是从“无来头”演化而来，在粤语中，“来”的发音与“厘”很相近，于是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无来头”渐渐变成了“无厘头”。
如今，无厘头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影视现象，其代表是香港经典电影——周星驰系列电影，如：《大话西游》《百变星君》《食神》《行运一条龙》《喜剧之王》等。大陆学者谭亚明在《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周星驰现象研究》一文中，对“无厘头”一词做了较为明确和通俗的解释。“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话，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无厘头的语言或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5]随着周星驰电影作品红极一时，“无厘头”一词便在香港电影对内地文化的极大影响下逐渐进入普通话，并广泛出现在内地民众的日常口语、报章杂志、网络语言中。
（四）八卦
“八卦”一词自古就有，最早是指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辞源》对“八卦”做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周易中的八种符号。相传为伏羲所作……八卦最初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逐渐神秘化。春秋以后又被统治阶级用作宣扬天命论和迷信思想的工具。”[6]
用八卦来进行占卜就要有语言，而许多时候语言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于是“八卦”又引申出“好管闲事”“搬弄是非”等含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对“八卦”一词在不同方言区的不同含义做了解释，如在萍乡指“胸骨连同两侧的肋骨”，在武汉指“乌龟”，而在广州则指“饶舌、好管闲事”，如“佢好八卦、八卦婆”。《广州话俗语词典》解释“八卦”为：多指封建迷信意识浓厚的人的举动，也指好管闲事、搬弄是非。《当代港台用语辞典》释义为：
①[港]无聊举动，无聊行为：看见一群人围着杂货店，于是便做其八卦，急步走近看看发生什么事。②[港]说长道短，传播流言蜚语：世上永远有八卦的女人，连监狱中也不例外。[7]
通过几部词典的释义不难看出，香港社区用语“八卦”一词，在传入内地后较多使用的是“搬弄是非”的含义，而“无聊举动”的含义则相对较少，想必是受到八卦杂志、八卦周刊、八卦新闻等的影响，多沿用了它们“搬弄是非”的意味。
“八卦”一词首先出现于广东、香港地区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两地的占卜文化都较为盛行，直到如今，人们到了香港依然要去拜访黄大仙寺，或者体验路边的八卦神算。
（五）拍拖
《当代港台用语辞典》《方言·释言》《新华新词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民间方言词典》等都对“拍拖”一词进行过阐释。“拍拖”来自粤语。“拍”是并在一起，“拖”是拖带，原指“动力船拖带着非动力船一起航行”，借指“男女手挽手地走路”，再引申为“谈恋爱”。
“拍拖”一词，最初是指广州珠江水域的一种名为“花尾渡”的船的航行方式。花尾渡自身没有动力，想要在水面航行就要依靠另一艘体型较小的机动拖船地牵引，离岸或靠岸都要依靠它才能进行。粤语中将并行称为“拍”，于是一并行，一拖引，就诞生了“拍拖”。后来人们将这种二者两两并在一起的场面想象成男女恋爱时手拉手，相互依偎的场景，“拍拖”一词便由此产生了“谈恋爱”义。与这一隐喻意义相反的词叫作“甩拖”，表示分手，在香港也称作“失拖”，是“失恋”的意思，如涂陶然《梦醒何处》：“阿英‘失拖’的事又传开了。”由两两并在一起这一含义，港人又创造了“拍拖报”一词，是指两份并在一起减价出售的报纸。
虽然“花尾渡”早已不复存在，但由它而来的“拍拖”一词却沿用至今，并从香港传入内地，成为内地某一时期的流行语。
三、对内地流行语港化现象的原因阐释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它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随着社会变动、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等，语言也开始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和发展。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语言不断演变、进化，成就了其今日的样貌。“语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关联的一部分”[8]。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成。香港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与文化历史的发展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以前，与内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都相对较少，因此对内地文化的影响也微乎其微。1997年以后，两地交流的不断深入，香港词汇在普通话中的使用比例便呈现出日益增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流行语方面。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一）媒体的引导作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交流手段，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活动中。当今时代的四大主流媒体为：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也大量涌现，例如手机媒体、移动电视、IPTV等等，人们称之为“第五媒体”。媒体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是巨大的，包括传播与宣传、交流与沟通、教化与引导、示范与榜样、娱乐与升华等。香港粤语主要通过网络、报章、电影电视、音乐等途径逐渐北上。
《明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等报刊是香港的主流报刊，近年来，香港的报刊语言也出现了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这些被口语化了的书面语以报刊为载体传入内地，人们选择了高频出现的和符合人际交往表达方式的词语进行使用和改进，从而成为流行语。如《明报》2002年6月30日刊：“今次有线可能想同观众打成一片，所以个个主持鬼五马六”，其中“鬼马”一词就是从香港引进的流行语。但对香港粤语北上现象产生影响更多的媒体应算是电视和网络。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电视节目制造商，内地的民众对其也非常熟悉，《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金枝欲孽》等都是TVB推出的经典剧集，曾经红遍大江南北，剧中的经典台词、经典曲目和偶像明星都成为民众追捧的对象。如今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TVB体”，它是指大量套用TVB电视剧中的经典台词来“吐槽”或者寻求“安慰”，广受网友追捧，如“呐，做人呢，最紧要的就是开心”“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对灯火发誓”“有异性，冇人性”等等。在电影方面，周星驰主演的香港经典无厘头电影《大话西游》，也将“大话”“给我个理由先”“无厘头”“曾经有XXX摆在我面前”等流行语带入内地，广为流传。在流行音乐方面，粤语歌曲以其独特的歌词内涵、唱腔而深受内地民众喜爱。词人林夕的作品一直被视为经典，如《爱情转移》中的“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邮差》中的“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蝴蝶》中的“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人忍心责怪”等，如今被网友们大量用于网络个性签名。
在越来越多的香港粤语传入内地并成为流行语的年代，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二）人们趋时求新的心理
随着我国近年来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这个信息、科技日趋发达的年代，“新潮”成为了人们追求新生事物的代名词。不少翻译自英语的香港粤语新词被内地民众所追捧，如“迷你、T恤、镭射、发烧友、酷、的士、巴士、桑拿、酒会、电脑、白领、快餐、热点”等。由于经济大发展，过去常用的词语显得有些土气了，于是“电饭锅”成了“电饭煲”，“理发店”成了“发廊”，“满座”成了“爆棚”。这些新的流行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人们趋时求新心态的驱使而产生的。
（三）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政策的重要内容，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大陆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普通话词汇。伴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往来日趋频繁，这使得港澳地区的新词语不断渗入到内地的普通话中来。港台词语的大量登陆，使粤方言成为强势方言，在汉语词汇发展进程中吹起了一阵清新的经济改革的东南风。[9]不少人甚至认为粤语是有钱人的语言，在内外因素的共同驱使下，香港粤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入普通话。通过“经济的翅膀”进入普通话的香港粤语词汇以市场经济、科技术语和日常生活用语为主，如“按揭、大哥大、黄页、的士、收银台、热销、炒鱿鱼、炒股、理财、物流、酬宾、写字楼、休闲、拍拖、发廊、创意、性感、搞定、公干、生猛海鲜、方便面、白痴、走光、洗脑、大牌”等词语，它们丰富了普通话词汇，并频繁出现在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
（四）人口迁移的影响
以后，与大陆的政治、经贸、文化往来都日益频繁。不少港商认为香港各行业趋于饱和而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于是纷纷到内地投资。许多香港学生也到内地留学，主要是以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于是，工作、学习、结婚等因素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港人将其语言、思想、文化带入内地并进行交流，香港粤语词汇也自然而然地随着港人与内地民众的频繁交流而进入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有的被普通话吸收，其中有部分词汇广为流传，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流行语。
（五）普通话自身发展的需要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方言现象，正所谓“五方之民，言语异声”。与此同时，出现了民族共同语，即“雅言”。“雅言”是官话，使用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那一时期，由于各地区人民在统一的情况下交往日益频繁，于是出现了共同语吸收方言词的现象；随着历史的动荡与变迁，到了东汉末年，共同语对方言词的吸收更加明显，并且因此而茁壮成长起来；唐宋以后，由于戏曲、小说等的流行，许多方言词借着文学作品的流传进入共同语；以后，西方事物的大量出现，使共同语在外来词的渗透下逐渐洋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大量香港粤语词开始北上，甚至出现了“港式普通话”。
从历史看来，各个时期的方言和共同语都是相互渗透的，以方言词来填补和丰富共同语，是共同语自身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如今，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吸收作为方言的香港粤语，自然也是普通话自身发展的需要。香港粤语中的新潮、生动、形象的词语进入普通话，填补了普通话表达上的空缺，并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在香港粤语与普通话的接触过程中，会促使一部分方言词成为流行语，这是我国内地出现流行语港化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在新时期，普通话对香港词语的广泛吸收是我国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符合现代人的表达方式和表达需求。香港粤语北上，不仅增强了普通话的表现力，而且丰富了人们的语言生活。对此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不搞“汉语危机说”等恶意宣传，努力为我国的语言文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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