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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郝君富（1978-），女，辽宁东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与公司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问题。“政治关联”，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财务危机救助、税收待遇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带来重要影响。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非常重要[1-2]。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更紧密和复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俞鸿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国，政府行为几乎影响到包括董事会、股权制衡、激励机制、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内的所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3]。由于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将构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因而，对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展开系统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两大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取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董事会要素，试图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董事会这一重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带来显著影响。基于当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一地方控股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环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的这一分析框架，主要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公司治理机制，即董事会结构的有效性是否有显著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1）进一步改进了政治关联指标的量化度量，以进一步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并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掠夺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官员的政绩目标。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现出国有控股和“一股独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独大”原本有利于调动大股东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降低成本，但国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虚置”问题，因而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具有“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特征[4]。特别是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三级委托人，其在委托企业的人时，为便于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更倾向于任命现任政府官员或具有政府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公司管理层，以使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这自然导致与政府关联紧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成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形成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紧密关系的利益脐带，“内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如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员背景董事。根据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会的专业性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无助于甚至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改善，即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将越不合理，董事会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咨询职能，甚至将纵容与政府存在紧密关联关系的“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为更好地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造成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通过弱化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专业性，制约董事会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董事会这一最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越不合理，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基本研究样本①，同时采取以下筛选程序：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样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剔除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缺失或出现异常值的公司样本，最终观测值样本为1 916个。公司CEO、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行政级别资料主要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进行整理获得，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指标的度量
1.自变量。本文将“公司CEO、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国家各级行政系统任职”视为存在“政治关联”②。为更准确揭示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不同政治关联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庆文、吴世农（200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对每家样本公司按年构建政治关联综合评分。首先，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分③[6]。赋分标准设置为“无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而后将公司所有政治关联个人的行政级别得分进行简单加总，计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关联综合评分（PC）。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细化考查不同来源的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对政治关联评分做如下进一步的细分，见表1。
除此之外，借鉴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选取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见表2。
2.因变量。国内外学者以往对董事会结构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研究。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管理经验等。董事会成员的人文结构特征可能决定董事会成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及能力，而董事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是董事会监督、评价职能有效履行的基础，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响[7]，同时还将对董事会的顾问、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认为董事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独立性更为重要[8]。而且，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正是主要通过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实现的。因而，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反映董事专业能力背景的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具体选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术背景、国际背景、企业高管经历背景的董事人数及具有上述六种专业背景的董事的总人次数等主要相关指标，见表3。
3.模型设立。本文设置模型（1）和模型（2）对基本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④，采用泊松回归法。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度量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主要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给出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外，本文还分别给出政治关联组（PC>0）和非政治关联组（PC=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上述政治关联组样本和非政治关联组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比较可发现，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3.507818年。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中，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关联组样本企业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国际背景董事平均总人次数高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术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低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
2.样本公司政治关联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源于与地方政府和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
3.其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非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的ROA经营业绩指标的均值为0.410497，略高于关联组公司样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整体公司业绩水平高于政治关联组公司；非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负债水均值也整体上高于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时间各变量的均值整体上略高于非政治关联组公司。
（二）实证检验结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作为因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的“内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导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监督、决策和咨询的职能。进一步，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则主要体现为是内部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的欠缺，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越可能形成内部董事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背景、独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监督能力的董事会人文结构，致使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将无法发挥董事会对经理人应有的监督作用，助长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从模型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与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对董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所拥有的具有财务、法律等六大专业背景董事人数影响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则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International）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Managemen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同时从衡量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六大具体指标来看，要重点关注（1）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2）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国际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3）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实证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关联。考虑到公司的关键高管人员（即CEO和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仅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并计算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水平及对前文模型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前文在政治关联评分的构建过程中，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值时，赋值的级距统一设定为1，而实际上CEO和董事会成员从政经历的经济影响程度可能与按统一的级距对其行政级别赋分后简单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别是当公司高管曾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从政经历时，其政治关联的经济影响很可能大于按级距1赋值的行政级别评分的影响。因而，为验证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个人政治关联评分的平方和作为整个公司政治关联水平的度量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无本质区别。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外在治理环境，即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以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董事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建立“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人文结构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则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的人文结构越不合理，董事会内部治理监督机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见，政治关联可通过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份解禁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与中小流通股东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方面更可能趋于一致，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而，为尽可能剔除股权分置和会计准则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②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将CEO及董事会成员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也包括在内。本文考虑到多数企业高管是因所在企业经营业绩好、社会影响力大而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将CEO或董事会成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包括在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内进行研究，可能使回归分析产生较为严重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③考虑到政治关联影响的滞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时公司CEO、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当时或曾经在国家行政系统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进行政治关联赋分。
④因本文将同时用前述八个因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在下面的回归模型中统一用Dep代表因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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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庆文，吴世农.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研究[C].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内容，这三者存在紧密相连的因果关系，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是结果，而前两者更是实施好第三者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主要就这三者的构建及其关系展开论述。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如上所述，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与履行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员工就业与权益得到保护，员工满意度提高，会较好地执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较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会促使员工强化履行社会责任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利于在企业高管的带领下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一、江苏省智慧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2010年江苏省镇江市率先提出“智慧旅游”的理念并开展相关项目建设，随后江苏省各级政府和相关旅游行业将如何推进智慧旅游发展，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作为旅游产业转型的重点工作。2011年镇江市建立了挂靠国家旅游局的“国家智慧旅游服务中心”，为全国的智慧旅游建设发展率先提供了示范。镇江“国家智慧旅游服务中心”实施建设之后，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7市迅速建立了“智慧旅游联盟”，并联合其他兄弟城市从城市智慧旅游逐步向城市群、区域性智慧旅游发展，形成点、线、面、网的连接和结合。《江苏省“十二五”智慧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到江苏省将在2015年实现所有5A级景区、半数4A级景区达到智慧景区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智慧旅游全覆盖。
截至2012年7月，我国绝大部分一线城市和80%的二线城市均已提出智慧旅游发展目标和建设总体规划，包括北京、上海、江苏等在内的旅游经济发达地区，已有近40多家单位完成了智慧旅游总体规划或是智慧旅游总体建设框架。
智慧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所取得的成果却相当显著，智慧旅游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潜力，无疑将成为旅游业转型的必然方向，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缺陷，但相信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势必会得以解决。
二、江苏省智慧旅游发展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旅游资源丰富，战略联盟建立。多样化的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江苏省以其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为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智慧旅游是以实现旅游服务信息化，为游客提供品精质优的旅游体验为目标，其基础就是要有多类型的旅游资源，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并整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才能为智慧旅游的开展提供动力。同时，2011年南京、苏州、常州等7市率先建立了“智慧旅游联盟”，这一战略联盟的形成给江苏省智慧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江苏省智慧旅游的发展无论是在技术水平、政策颁布，经济支持等方面都一直走在全国智慧旅游发展的前沿，为其他城市智慧旅游的建设提供了珍贵参考，成为信息化旅游时代构建的良好范本。
2.潜在市场广阔，信息科技水平高。随着电脑、智能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为基础的智能化服务已成为使人们生活更便捷的重要途径。信息科技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使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感受到智慧旅游所带来的全新体验，江苏省作为智慧旅游的先行城市也一直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虽然智慧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其智慧旅游所拥有的潜在客源市场相当广阔。
（二）劣势分析
1.智慧旅游认知缺乏，管理体制不完善。人们对智慧旅游理念的认识不足和理解偏差对智慧旅游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制约。从旅游者角度来看，如果对智慧旅游缺乏理解以及概念不清，就很难促使人们产生主观能动性。从旅游地方面来看，策划智慧旅游项目、开展旅游活动、生产旅游产品的前提就是要对智慧旅游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盲目跟风。智慧旅游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管理问题。
2.产品同类化严重，缺乏相关人才。由于智慧旅游已成为旅游热点，各城市为快速争取市场，忽视现状，盲目跟风，大量劣质的智慧旅游产品充斥着旅游市场。江苏省智慧旅游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无疑成为各旅游城市效仿的对象，智慧旅游产品同类化的现象更严重。同时，由于智慧旅游的科技发展需求，对其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相比于传统旅游活动有更高的要求，但目前，江苏各级政府对人才引进、项目支持、创新奖励等方面没有相关的鼓励政策，对智慧旅游的一些重要研发还没有给予大力支持，导致相关人才的培养并没有跟上智慧旅游发展的脚步。
（三）机遇分析
1.旅游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各级政府政策支持。智慧旅游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支持，而江苏省旅游经济形势良好，为智慧旅游的全面建设创造了机遇。现今，关于发展智慧旅游的相关政策纷纷出台，很多重要的政府规划文件也将智慧旅游作为重点内容进行阐述。到2012年10月，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均开展了智慧旅游的试点和建设。目前，我国已有62个省市提出智慧旅游发展计划，其中16个省市出台了相关规划。而《江苏省“十二五”智慧旅游发展规划》的出台也意味着规划全省智慧旅游建设的方向已经基本明确。
2.旅游产业信息化的转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旅游者通过网络平台获取旅游信息已成为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智慧旅游的发展要紧抓旅游产业信息化以及旅游者消费方式的转变这一机遇。
（四）威胁分析
1.智慧旅游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江苏省而言，智慧旅游市场的竞争主要来自江苏省周边省市如浙江、上海、安徽等，这些省份的旅游产业都比较发达，在整个华东地区的知名度也较高，特别是浙江省近几年智慧旅游的发展，其成果相当显著，西湖景区已基本实现交通系统的智能化，加上自身旅游资源丰富，信息化基础良好，科技水平较高等优势无疑给江苏省智慧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2.技术生命周期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漏洞。对于智慧旅游而言，技术理所当然是核心部分，然而技术存在一定生命周期，随着竞争的加剧，技术的生命周期也有缩短的趋势。同时，随着智慧旅游平台的构建，在激烈的竞争中，其核心技术和创意项目势必会遭到竞争对手侵权的威胁，如何强化这种创新型服务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自身的创新速度和能力，防止对手的不良侵权，避免项目产品的轻易复制，也是智慧旅游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三、江苏省智慧旅游发展策略
（一）一体化战略
在“智慧旅游”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立一体化服务宣传平台有利于集中各项旅游资源，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一站式的旅游服务模式可以向游客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通过相关的智慧旅游反馈系统也能及时将游客的意见进行反馈与分享，给旅游者提供全新的旅游体验。同时，一体化服务宣传平台的建立可以集中宣传江苏智慧旅游品牌，推广江苏整体的旅游形象，避免信息多而散乱导致旅游者无法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选择。
（二）高品质战略
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今天，各地的旅游特色也逐渐被淡化，盲目跟风、概念炒作导致旅游产品质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旅游地想要提高市场竞争力，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就要集中力量开发高品质的智慧旅游产品，在紧扣当地的旅游特色，利用资源优势，避免盲目跟风以及过度商业化的现象，实现个性化发展的同时，积极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丰富旅游项目类型，积极创新，打造特色智慧旅游品牌。
智慧旅游市场管理体制不完善、跟不上旅游产业发展的脚步，这对智慧旅游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江苏要尽量加强智慧旅游发展时期的管理力度，各政府部门要通力合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完善相关评价体系，做好旅游政务信息及建议反馈工作，从政务服务方面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三）差异化战略
江苏省的旅游项目大多以传统文化旅游为主，基本上是以导游讲解文化历史知识、观赏自然人文景观为主，游客缺少亲身体验，旅游新鲜度难以提升，而在科技水平较为发达的今天，应该突破这一障碍，运用科技力量丰富游客体验形式，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旅游产品。在积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同时，打造特色项目、特色产品、特色路线，扬长避短，凸显自身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提高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智慧旅游；旅游信息服务；分析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对智慧旅游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对智慧旅游的实践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却对智慧旅游的本质存在着一种比较模糊的认识，甚至存在一种新瓶装旧酒的错误的现象，对新资源产生了一定的浪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使得政府与企业对智慧旅游的信心造成了打击，使得智慧旅游面临被暂停甚至抛弃的境地。在当前，对于智慧旅游的发展，需要相关的单位与个人分清智慧旅游的范畴，准确的认识对于智慧旅游发展的关键与核心，根据智慧旅游的现象来挖掘本质，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理论与实践的学习，这样才能够全面的发展智慧旅游的事业。
一、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智慧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旅游的活动中可以接收到的各种旅游信息的服务。旅游信息服务则是对智慧旅游的所有共同的属性的概括，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旅游信息服务都是智慧旅游，智慧旅游是专门为那些为单个的旅游者提供的，可以无处不在为旅游者提供的旅游信息的服务，智慧旅游就是为旅游者个体的特殊需求而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的一种信息服务。
对智慧旅游的逻辑关系可以理解成如下的四层。第一层是指智慧旅游的旅游信息服务，是对智慧旅游最根本属性的一种表明。第二层的逻辑关系则是一种泛在化的旅游信息服务，表明智慧旅游不是一种平常的旅游信息服务，可以保证旅游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获取旅游信息的一种服务。第三层的逻辑则是表明智慧绿玉的服务对象是旅游者个体而非群体。最后一层的逻辑关系则是智慧旅游在旅游信息服务的整体流程与时空、媒介、方位、终端以及各种机构之间的整合、协同、优化与提升，是对传统的信息服务的一种颠覆。
二、智慧旅游的内涵
智慧旅游的核心的内涵就是旅游信息的服务，智慧旅游所涵盖的旅游信息服务已经改变了群体的供给方式，原来的信息服务的提供方式是面向群体的，也是非定制化的，是通过一些机构的某些手段来对信息服务的一种提供，比如电视广告，电台广播等，可以为游客提供目的地的一些旅游信息，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提供当地的天气信息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印刷品与各种指示标志，以及大型的电子显示屏等设备或者手段向旅游者提供信息服务。这些信息服务相对而言都是比较独立的，需要旅游者去关注，因此得到的信息也是比较独立的散乱的，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判断。
智慧旅游的概念则是泛在化，泛在化的意思是立即达到的任何地方的能力或者直接解释为无所不在。最初泛在化标示的是网络的无所不在，因为网络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可以无所不在的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计算也不仅仅局限在桌面。用户可以使用手持的设备，可穿戴的设备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进行无障碍的计算与信息资源的共享。旅游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经过任何媒介来对旅游信息的获取，这就称之为泛在化的旅游信息服务。
智慧旅游的核心内涵还应该包括旅游者个体。在智慧旅游中，相关的旅游机构根据旅游者个体提供的旅游信息的服务，进而对旅游者个体在旅游过程中的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跟中与掌握，无数个旅游者个体就会聚集成一个超级大的大数据。不管是管理单位还是服务单位，都能够根据这些数据中的承载关系，来对旅游者的服务、旅游业务的模式。旅游管理的方式进行改变，实现旅游业真正的转型与升级。
三、智慧旅游的基本外延
泛在化的旅游信息的服务使得旅游信息流的重构与旅游业务的重组发生了改变，因此需要对旅游组织进行优化。同时旅游信息的服务也使得旅游信息的搜索行为与方式，以及旅游营销的方式，与旅游管理的方式，旅游服务的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智慧旅游使得旅游者的信息搜索的行为产生了变化，使得旅游信息的收集变得更加的灵活，旅游者可以根据互联网提供的渠道进行信息的获取，这些信息都是根据旅游者在网络上的点击行为或者消费记录等数据经过数据挖掘之后产生的。旅游者还可以根据虚拟的三维软件系统来对目的地的旅游进行体验，根据职能终端来对旅游目的地的各种信息进行了解。智慧旅游对旅游者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使得旅游者在旅程中的灵活度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增强了自身的随意性，不会再有之前设计中的局限，旅游者可以对自己的行程进行随时随地的改变，提前了解目的地最新的各种信息。智慧旅游还可以帮助旅游者对旅游的体验进行各种分享，可以通过照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行程与旅行路线，还可以将其分享在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中。
四、对智慧旅游本质的分析
对智慧旅游本质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还需要放眼于世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理解。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观念中，并不是特别热衷对智慧旅游的概念，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市场的行为，这样可以在对新老客户的争夺中更好的使用新的技术。而在中国，尽管已经高调的提出了智慧旅游的概念，还希望通过智慧旅游来实现对整个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并对旅游业的信息水平进行全面的升级。由此可见，对智慧旅游的本质与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必须与智慧旅游的期望与旅游信息的发展进行有效的结合，同时还需要保证智慧旅游的概念的普遍适应性，保证智慧旅游不能再短的时间内失去活力。
对于智慧旅游的探讨，各方面的学者与专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智慧旅游融合了各项最新科技成果，通过旅游者自身的体验，将实现全方位与一体化的旅游业信息管理服务，并将这种服务应用在旅游者，企业与目的地政府的旅游发展理念与运营中，为行业内的所有主题提供最全最新的旅游信息。
结语：
对智慧旅游，要在旅游信息的服务层面进行解读，这样对智慧旅游的发展将会注入强大的动力，帮助旅游机构可以准确的把握方向。将智慧旅游定位在旅游的信息服务，这样可以使其成为旅游系统中最核心的信息流，可以在技术与需求的推动下实现无处不在的旅游信息的服务，是对认为隔断的传统旅游信息发展的完美的解决，也将旅游信息搭载到不断发展的信息快车之上，对旅游游客与旅游信息之间的个性化需求的矛盾产生一个缓解的作用。通过这种概念化的建设，对智慧旅游也将是一种变革，旅游的智慧化也终将会成为旅游信息化之后的一种突破，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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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智慧旅游的相关概念
智慧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理念与方式，它迥异于传统旅游当中的旅游吸引物或产品类型。它的提出得益于“智慧地球”与“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后者在旅游产业与旅游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智慧旅游的提出也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是在新技术浪潮席卷之下旅游业信息化发展的应时之举。2011年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提出用10年时间实现我国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国智慧旅游发展指出了方向，智慧旅游被正式提上发展日程。
智慧旅游的提出有着相关理论概念的发展，也深受时代条件所影响。具体到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来说，也有其发展和推广的必要性。首先，是对我国庞大的旅游市场的满足。截至201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第三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发展智慧旅游可为国内外旅游者提供更优质和便利的服务，满足国内外旅游市场的需求。其次智慧旅游所需要的云计算、移动设备、物联网等技术已越发成熟，为智慧旅游的发展和落实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智慧旅游的技术背景和时代背景是发展智慧旅游的前提基础，而对智慧旅游相关内涵的理解则为进一步深化智慧旅游发展和推广提供一定的理论保障。智慧旅游是基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等技术，借助智能手机、智能终端等设备，实现旅游信息的广泛采集、挖掘分析、实时传输和自动感应，培养旅游者从旅游信息搜集、旅游决策、旅游购买、前往旅游地、在旅游目的地消费全过程的主动性、自主性、智能性和交互性，为旅游者提供无微不至的旅游服务和前所未有的体验感受，最终实现旅游体验的个性化、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与旅游管理的数字化。
二、我国智慧旅游发展现状
镇江于2010年率先引入“智慧旅游”理念，并开展了相关的项目建设：2011年建立了挂靠国家旅游局的“国家智慧旅游服务中心”、试水智慧旅游设备、软件和应用模式的研制 开发、试点与推广活动，一系列的举措为全国的智慧旅游建设发展率先提供了示范。镇江之后，囊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和南京在内的江苏7地市结成“智慧旅游联盟”，实现了个别城市的旅游开发向智慧旅游城市群的迈进。到2012年，此旅游城市群走出城市的界限，形成省际之间、市际之间的联盟。据资料统计，到2012年10月止，我国已有江苏、浙江、北京等开展了智慧旅游的试点和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有62个省市提出智慧旅游发展计划，其中16个省市出台了相关规划。同时，作为智慧旅游市场主体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在线电子商务企业――淘宝、去哪儿、携程等，航空企业的国航和东航等也纷纷尝试智慧旅游业务，颠覆既有的市场，不断改变自身运营模式，为我国智慧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发展路径上的支撑。例如，淘宝网推出智能手机旅游服务，发展智能手机淘宝旅游客户端，为用户提供查询、预订、购票、支付等服务；去哪儿网推出“智慧旅游数字服务”，设计网格状服务流程，保证消费者从搜索、预定、支付到评价旅游产品的使用流程，按机票、火车票、酒店等横向产品，互联网、手机多媒体终端等纵向服务渠道两个维度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化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智慧旅游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还存在的不足和提升空间。智慧旅游科技研发与实施技术力量的相对脱节、对智慧旅游相关理念的理解不清、盲目跟风概念炒作以及智慧旅游的建设标准评价体系缺失等。
三、我国智慧旅游的发展前景
我国智慧旅游起步时间晚，在取得一定发展成果的基础，应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着力解决并放眼于智慧旅游的未来发展，使之与我国旅游的发展现状和现实接轨并合，通过新时代智慧旅游的推广来达到推进我国旅游产业大发展的目的。
全方位的规划设计。旅游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活动以及当地各领域和各产业部门，智慧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智慧城市的支撑，是智慧城市的有机构成。基于智慧旅游的牵涉领域广，我国智慧旅游的未来发展应立足于大领域、大视角。具体来说，即我国的智慧旅游建设在智慧城市的框架下统筹规划，做到移动网络、物联网建设、信息安全、三网融合等基础设施建设相互结合一步到位；同时要打破行业壁垒，实现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信息和资源共享。
本书内容主要面向企业信息总监、企业架构师和应用开发人员，本书也有助于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当前发展动态。对于想系统了解TOGAF、FEA等企业架构理论的读者来说，本书更是一部完整的企业架构实战读物，不仅能帮读者系统地掌握企业架构的总体框架，更能使读者对企业架构如何适应新技术有深刻的感悟。
本书作者刘继承先生，IT咨询顾问。有丰富的信息化顶层设计、信息化架构设计、IT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熟悉TOGAF 、FEA等企业架构框架。曾经参与数十个政府、企业信息化架构设计、治理体系设计、方案架构设计及系统实施类咨询项目，积累了较丰富的信息化咨询及项目实施经验。
就像序言中写的那样：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企业IT的结构，同时也在改变业务的模式，包括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可以说，由于互联网的广泛连接和深入融合，企业的战略、业务和IT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面对如此重大的变革，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企业架构到底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架构会有什么变化？
大数据和创意的大众化，互联网思维的发展，下一代科技的呈现，使得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小企业都不得不快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未来的赢家恰恰不是那些能最快掌握时髦术语的公司，而是专注于消费者体验的公司。
本书作者来自世界的数字营销机构、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模式创新者――睿域公司。鲍勃・罗德曾任睿域公司全球CEO，雷・维勒兹是睿域公司全球CTO。两位作者指出，在这个消费者说了算的世界，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将营销和科技完美“融合”，进而创造出客户体验。
本书既分析了思科、奔驰、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等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融合实例，也给普通企业画出了商业融合的路线图，解释了云计算、大数据、普适计算、API等在融合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本企业未来生存手册，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只要还希望产品营销做得更好、经营获得成功、生意持续兴旺，那么必读此书。
科技正在改变商业的方方面面，全世界的信息和媒体都是在线的，之前商业世界的好多假设已经不再正确，事物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蒂姆・阿姆斯特朗 AOL公司主席兼CEO 对本书推荐到：《大融合》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营销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交织，你的企业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趋势。如果你的工作是代表品牌进行沟通，如果你正在寻找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商业模式，让企业在市场秩序被打乱的时代繁荣发展，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准备的。
山塔努・纳拉延 Adobe公司总裁兼CEO 推荐说：“我们正处于科技和营销相互交融的时代，作为CEO，我知道理解和适应这种强大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大融合》不仅仅解释了诸如大数据、云计算、普适计算等最新科技手段的价值，还解释了领导者该如何赋予团队持续发展的力量。它应该会引发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以旅游信息化为基点，首先回顾了旅游信息化、旅游数字化、旅游智能化直至旅游智慧化的发展历程，并立足于旅游信息服务提出了智慧旅游的概念，对智慧旅游所代表的泛在化旅游信息服务的内涵、外延、范畴等进行了阐述。而后，作者系统地介绍了与智慧旅游相关的各项网络、信息、通信等工程与管理技术，为读者理解和实践智慧旅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最后，作者从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景区、智慧酒店和智慧旅游公共服务4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智慧旅游的实践情况，体现了《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理论结合实践的特色。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立足于国际化视野、前沿的行业实践，为读者系统阐述了基于旅游信息服务的智慧旅游理论和实践体系，对读者理解和实践智慧旅游多有裨益。《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可作为旅游管理、旅游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及研究者参考阅读。
作为中国新兴的战略型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无论是接待人数还是产业创收，都名列世界旅游大国前列。旅游也已逐步成为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刚需，成为兼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社会型产业。但与此同时，管理问题、诚信问题、保护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突出、日益激化。
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是摆在国家旅游局和整个旅游产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国家旅游局将2014年的旅游主题定位为“智慧旅游年”，就是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推进旅游产业和谐健康发展。
时至今日，旅游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如何？面临哪些现实难题，“智慧旅游”又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思路和想法？为此，《中国信息化周报》专访了中国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教授。
中国信息化周报：您从事信息化多年。我很好奇，最初您是因何结缘信息化？
信宏业：当年，我在选择报考文科还是理科时，老师们还进行了一番不小的争论。文科老师说不考文科可惜，但我的数理化又非常突出；理科老师说考理吧，但我的语文又还不错，两难取舍。但我自己更爱科技，向往成为工程师，成为科学家。
于是，我在高考志愿栏里填上了计算机软件专业，当时，我对计算机及其相关知识还一无所知，但从那一刻起，我就与计算机及其应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成为我孜孜不倦追求奋斗三十年始终不渝的目标，至今无怨无悔。
中国信息化周报：您是因信息化而投身旅游，还是因为旅游才始终不舍信息化，哪一个对您更重要？
信宏业：这两者分不开。毕业后，我曾在大学任教，后加入中外合资公司，接着就进入国家旅游局工作。当过教授，当过专家，也做过工程师，这些从业经验都让我内心更加踏实，思考更加全面。对于我从事综合性超强的旅游信息化工作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中国信息化周报：在多个角色转换中，您游刃有余。职业转型过程中，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信宏业：我个人感觉有两点。一是激情，激情源自热爱；激情推动创造。我的履历比较丰富，但几乎都是主动选择，主动应对和被动应付是截然不同的，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就会充满激情。虽然干事情只有激情不一定行，但没有激情一定不行，因此激情是最纯真的动力，也是工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用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生活中工作中一点一滴的积累，都是财富，都是能量。不同角色是存在差异的，但差异化的积累使人的思想更丰富，看问题就更容易有更多的视角，有不同常规的思路。
我觉得，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有深刻的思维、专业的知识、较强的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不能或缺较强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中国信息化周报：日常工作之外，您有哪些爱好？影响您人生历程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宏业：我一岁多时，正值缺医少药的年代，我患上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幸运地是，我出生在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奶奶、父母倾其所有带着我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投医问药。
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一直看书也对我未来的人生历程意义深远。父母和姐姐们几乎拿来了所有能够买到的书，但对我来说仍然有限，因此我养成了精读的习惯。那时我行动不便，只能在窗前遥望欢快的孩童。“一个现实的家庭、一个书中的人物”，对我而言就是重要的支撑。
中国信息化周报：2014年是“智慧旅游年”。对于“智慧旅游”的定位与发展，您如何理解？
信宏业：其实，旅游行业信息化建设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以外资合资酒店为代表的先进旅游企业将包含酒店预订和分销系统的酒店管理系统应用于酒店管理和营销，成为旅游行业信息化的先导。
2000年，国家旅游局“金旅工程”总体规划，正式启动了旅游行业信息化建设。2014年，以国家旅游局推动“智慧旅游年”为标志，旅游行业信息化建设进入了“2.0”时代。这一过程中的每个重要节点，我均参与或主持策划。
对于智慧旅游，我认为首先是人的智慧。智慧旅游不是一个项目，不是一项工程，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个回顾和展望，所谓回顾，就是要反省过去产业发展包括信息化建设的存在的问题；所谓展望，就是要以更加科学、系统、理性和全面的观点规划新的发展之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因此人的智慧是第一位的。我理解的智慧旅游有三个层面的定义，自下而上首先是最通行的技术定义，也就是应用什么技术，采用什么顺序，达到什么结果。第二层是应用定义，也就是在旅游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管理精细化、营销精准化和服务个性化。第三个层面是方法论层面，也即通过智慧旅游，整体提升行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自身完善的能力。因此，智慧旅游首先要解决人的能力提高问题，闭门造车、生搬硬造、自弹自唱都是不智慧的。
当然，智慧旅游的未来发展空间虽然十分广阔，但就现阶段而言，大多数应用仍然处于小规模的尝试和探索阶段。前景虽然美好，但如果迟迟不能落地，就很容易陷入空想和浮躁之中。因此，智慧旅游发展必须与传统旅游产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力求为游客、企业和行业带来更多实际的价值。
中国信息化周报：现阶段，“智慧旅游”建设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存在哪些难点？
信宏业：在智慧旅游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词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创新。因为智慧的提出，就是因为我们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原有的理念和思路，手段和办法都难以奏效，难以发挥作用，不创新不足已解决问题。同时，创新也不是脱离实际的臆断，创新来源于对实际了解和剖析，来源于对发展的有效判断，来源于对信息科技的掌控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力是第二位的，而选择是第一位的，因为在面对世界、面对需求、面对市场的时候，能力总是有局限的，扬长避短、抓住机遇，选择适合自身的推进方向和发展目标，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当然，判断和选择也是能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往往在实践中被忽视。
因此，“智慧旅游”现阶段工作要立足于本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状况。统筹考虑面临的最大公共问题；区域发展定位和方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区域发展规划和重点工程以及与区域发展相衔接等。
中国信息化周报：您认为“智慧旅游”建设成效应如何评判？需要处理好哪些关键问题？
信宏业：实际上，智慧旅游没有可衡量的结果，因为智慧是能力的提升，能力无止境。每一个具体的举措都是智慧旅游的一个可操作过程，通过每一个具体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一个个具体环节。针对性地提升管理、营销或服务的能力。因此，智慧旅游重在过程。目前在旅游行业普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想象，以为智慧旅游就是衡量政府是否建了大屏幕，企业是否有了iPad，城市是否了APP。其结果就是一厢情愿，社会不买账，市场不买账，游客不买账。
因此，形式上的结果要不得，而拍脑袋设立的达标时间表又在为各地建设形式上的结果推波助澜，这些做法本身就是不智慧的，也不可能期望实现智慧的目标。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具备条件和能力展开全面智慧旅游建设的城市或企业不多，即便是具备条件的，也应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因此，智慧旅游建设要从单项突破。不仅要树立全能示范，更要扶持单项突破。
中国信息化周报：一般而言，技术发展会适度超前于业务应用。在“智慧旅游”推进过程中是否会考量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
信宏业：信息技术高精尖固然好，但不管白猫黑猫，能解决产业实际问题才是好技术好手段。因此适用是第一位的，这个适用还包括用得起、用得会、用得久。
信息科技的下沉要和产业需求的上升同步进行。信息技术不能总是“阳春白雪”，“高大上”的信息技术必须下沉；而产业需求也不能总做“下里巴人”，必须上升，技术要为需求服务，要跟着需求走。
中国信息化周报：目前“智慧旅游”有哪些价值成果？
信宏业：要评判价值必须看效果。第一看是否解决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第二看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带来产业效益，第三看是否能得到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
我觉得，智慧旅游不是一场运动，不是一项工程，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重要的是建立智慧发展的理念，科学系统地实现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融合。眼下的核心是以智慧的方法干好我们所面临的工作，解决好面对的问题，因为今天的工作和问题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模式和思路来应对。不能游离于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之外奢谈智慧旅游。政府所能做的不是脱离实际的顶层设计，也不是超越市场的形象工程，而是为行业的智慧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
中国信息化周报：如何理解智慧旅游与智慧城市的关系？
信宏业：智慧旅游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旅游需要智慧城市其他组成部分的有效支撑；同时，智慧旅游是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最好的展示平台。
其实，智慧旅游和智慧城市的最终服务对象都是社会人，从旅游的角度切入，百姓感受得到，领导和专家也看得懂。
中国信息化周报：作为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的管理者，您认为成功的秘籍是什么？
信宏业：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功。我追求的就是以快乐的心态干有意义的事。如果说心得，我认为有两条，一是全面发展追求事半功倍。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特别重要，不仅要强调思维，强调知识，强调经验，更重要是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较高的表达水平。二是人生即课堂，学习无止境。真正的知识即在书中，又在生活中，尤其是后者，处处留心皆学问。
同时，选择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对了，成功就没有那么难，出发了，就能到达。
中国信息化周报：您个人职业发展过程中，曾面临逆境而不艾怨，是否与您的成长环境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