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41:42
序论：在您撰写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这次，大家有了普遍共识：二胎会逐步开放！
那么，在很多人还在为生第一胎而发愁犯难的今天，二胎开放之后在经济和商机上有什么机会呢？二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效益，二胎可能引起的行业、产业、企业等的变化会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看，谁才是二月台生育主力军？
过去，二胎生育主要在计划生育不太严格的农村普遍存在，公务员、国企职工等因为一刀切的政策存在，二胎生育为极少数。最近几年，因为全社会存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高等方面的压力，再加上80后生育主力军追求生活品质和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原因，农村二胎的生育也在逐渐减少。
如果政策松动，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三类人群会成为二胎生育的主力大军：第一类二胎生育的主力军可能是由原来的农村人口变为二、三线城市收入固定且较为丰厚的政府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的中高收入者；第二类可能是已经富裕或显责的阶层；第三类是农村富裕家庭。总之，现在大家对养孩子的观念已经从过去的粗养，变成了现在的精养。这也就决定了很多生二胎的家庭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生易养难。
其次，生个二胎得要多大的花费？
中国人有传统，对孩子的投入远远大于对父母的孝敬。这也是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老龄化消费除了医疗之外，其他方面增长缓慢的核心原因。而对于孩子的投入，大多数人则是不计成本。我们从以上三大主力二胎生育军团来看，购买力还是很大的。
非富即贵阶层的二胎生育，估计从生产到养育至5岁，预算平均每个宝宝在70万元左右；而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职员的平均预算则会在40万元左右；县乡农村的预算估计会在15万元左右。
因为是二胎，估计多数家庭会比一胎较大幅度地增大养育和教育投入。如果每年因为二胎而增加300万的生育人口，按照1：1：1计算，则很有可能造成婴幼儿市场5年内总量一万多亿元的市场空间，而这个数字，在我看来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最后，二胎消费行为会对行业、产业带来哪些影响？
和一胎父母不同的是，二胎的父母更了解婴幼儿产品的选择和购买，更有经验，所以他们的消费行为会较为理性。按照这个来判断，第一，有品牌美誉的品牌容易被首选；第二，产品品质口碑不错的品牌容易被首选；第三，价格定位中高档的产品容易被首选；第四，更加人性化的新产品容易被尝试。
【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二胎时代”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大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31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她说。
在某市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宽，四年前生了一个儿子，最近又计划再添一个孩子。李宽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很不错，而且双方老人又非常喜欢孩子，听说他们可以合法生“二胎”，四个老人都劝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儿女双全，要是再生一个男孩也不嫌多，毕竟两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个伴儿，将来互相也能有个照应。
据了解，当前独生子女家庭选择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压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儿女开出“你只管生，我负责养”的条件。
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长沙市民陶涛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在国内某知名育儿论坛，记者看到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享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找到工作吗？
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社会科学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心理咨询师专家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宋杰等专家表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鼓励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只生一个，更不是鼓励一个孩子都不生；生“二胎”无论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家庭个体都是利弊共存的，这就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理性认识社会和个人的未来发展，有计划地生育。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形势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就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实行的基本情况出发，探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出合理的解决策略。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长时间存在早婚、早育、多育的传统习惯，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庞大的人口负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始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现状
由于一些历史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不同年龄段的人生育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年龄段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经过我们实际调研发现具有以下特征：①50岁以上的人中持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都是从计划经济的年代走过来的，当时生活资料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经济不是影响生育行为最主要的原因；②40-50岁年龄段的人，在他们的适婚年龄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一部分人开始接受少生、优生的政策，但是传统观念很难改变，生育动机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大都经历了计划生育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超生现象最普遍的群体；③20-30年龄段的人开始普遍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受益最多的一代人。面对日益高昂的生活费用和子女抚养费用，且超生的家庭不能享受国家相关的福利政策，他们大多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进一步控制；④20-30年龄段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很多家庭符合二胎标准，但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且人们更多的希望过简单的二人世界或三人世界，对孩子的性别往往不太重视，传统观念得到了大力改善，农村人口数量也逐渐趋于稳定。
二、农业经济发展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进而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
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尤其是在封建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普遍认为人口即财富，只有多生育才能有充足的人口进行劳动生产，导致农村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养儿防老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导致农村人普遍认为没有儿子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家庭在接连生了几个女儿之后一直希望生个男孩，然后就一直生下去，无疑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尤其是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呈井喷式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不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生活乐趣，而超生必然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家庭即使符合生二胎标准也不再生二胎，无疑使人口增长速率进一步下降。另外，经济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儿童的教育经费，很多家庭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就已经很吃力，没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抚养更多的孩子，这也是农村人口的得以有效控制的关键原因。
三、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人口素质的提升
随着农村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科学种植、科学养殖技术已经逐渐被引进农村地区，并被广大农民和养殖专业户接受。一个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提升家庭收入、改善个人生活环境以及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也被引进新农村建设中，人们普遍要求实现市场规范化和法制化，并以法律和道德规范作为评判个人行为最重要的标准。这就对农村地区人民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客观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也促进了少生、优生的理念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从另一方面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传统的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取代，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减少，相反对劳动力的机械操作技术和综合素质则进一步提高，人口出生率必将下降。因此可以说农业经济发展在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关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率下降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提升人口素质的关键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惠农政策的颁布必然使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同时，人口素质的增长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为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3(12).
[2]刘清芝.中国农村人口结构综合调整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07(10).
[3]叶静.美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计划生育宣传现状调查——以六安市裕安区小华山街道十里岗村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14(5).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2]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06：137-139
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二胎时代”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规，目前我国所有省份独生子女之间结婚都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意味着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的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31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她说。
在哈尔滨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宽，四年前生了一个儿子，最近又计划再添一个孩子。李宽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很不错，而且双方老人又非常喜欢孩子，听说他们可以合法生“二胎”，四个老人都劝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儿女双全，要是再生一个男孩也不嫌多，毕竟两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个伴儿，将来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据了解，当前独生子女家庭选择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压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儿女开出“你只管生，我负责养”的条件。
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哈尔滨市民袁明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在国内某知名育儿论坛，记者看到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找到工作吗？
黑龙江省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专家：树立正确生育观，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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