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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键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奴隶制经济；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纬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文化纬度理论最早是由荷兰学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涵盖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经济增长等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重要的文化维度，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纬度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却很少见。为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衍化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本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分析。
二、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支持，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无论东方、西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儒教文化圈内，中国自周开始废除了奴隶制后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以自耕农、佃农为主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该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深化、和扩展又建立起了刚性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纬度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经济规律，从而带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农业社会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三、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制度设计，而是走上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的制度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人主义传统的基本思想雏形。
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西方社会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战争对于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方式。战争在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廉价的人力资源。从人口结构上来看，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从44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增长了2.3%；而同期奴隶人数从60万增加到300万人，增长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与东方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张，奴隶制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帝国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为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在内）建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物质保障。亚里斯多德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又激励着罗马帝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样一来，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没有像中国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农经济取而代之，反而逐渐被强化为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经济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导思想。
由于受到罗马流传下来的公民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的劳动生产在道德上是被鄙视的，再加上君主、与君主实力相当的贵族和教会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内业已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经济与儒家文化圈的小农经济比较起来，其发展水平则相形见绌了。经济基础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的不匹配导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陆的殖民地的建立带来了久违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殖民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继续和传播。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后来居上和由罗马帝国开始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真正的绝非仅保留于非奴隶的公民范围之内一般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人们基于市场的信任，产业竞争力取代了武力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国对于殖民地经济基础的可靠性的坚持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效率的竞争。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四、结语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但在此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内政体下的家族、血缘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它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特点带来了自我封闭的可能，对外的殖民扩张因此也就没有了动机。而个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前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基础仍旧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隶制。而在工业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此时的个人主义已经一般化了，并且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会演变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整套机制安排。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会取得与历史上同样令人敬佩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M].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杜 纯（1996-），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黄平林（1994-），男，河北沧州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刘 岩（1977-），男，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学和行本来是有机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当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知识要点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1、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2、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①｡为何会出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5]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但从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还不能令人满意,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议集中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非均衡性｡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非均衡的问题,笔者已专门做过论述(2006),兹不赘述｡[6]在此,仅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国的纵向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其推行制度创新的效率,同时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为创新的主导者,要保证制度供给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尽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事前完全彻底了解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通过“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的方式来不断调整改革参数与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的小农经济“超稳态”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属性,因而天然地排斥与外部世界交往(准确地说应当是排斥与血缘､宗族､亲属以外社会圈层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想获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相耦合的情况就会经常出现｡其次,纵向社会权力结构之下制度创新的效率(特别是时间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农村如此之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积淀极不相同,统一化的政策措施显然无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当中,尽管其灵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抉择过程当中:实施整体划一的变革,节省时间,节省决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扰(这也是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最大优势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结合实际,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导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案尽管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但决策成本大,决策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倒逼机制”(亦即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势难以发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从宏观角度再度审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7]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8]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注释:
① 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微观创新超前的情况,但这些创新通常不被归入正规金融创新之列｡例如改革开放中期“三会一部”的出现,这些金融活动就很快地被界定为“不合法”并加以整顿治理或者取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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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Chayano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M] Madison: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4]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