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7 15:19:50
序论：在您撰写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区别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天文”一词对举。最先见于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创立的后天八卦中，即《周易·彖传》。原文是：“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而见，“天文”是指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以礼乐教化为天下之本，建立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公元前5—6世纪，西方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希腊文化，成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源头。当时的政治家伯里克利首次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思想家普鲁戈拉也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主张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在困难面前表现出一种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观点和主张，集中反映在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希腊文学中，比如《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
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宗教神学对人的桎梏束缚，复兴古希腊文化对人的个性和人权的尊重。反对禁欲主义，倡导人道主义，反对神权，争取人权，变“以神为本”为“以人为本”，响亮地提出了“人文主义”这一概念。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蒙上了人文主义的厚重色彩。如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诺的“大卫雕像”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延续的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使人文主义思想深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纲领，从而将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文精神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法律、宗教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人文精神”近些年在我国“隆重出场”，始发于上海。1993年至1994年，上海开展了一场为期两年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经过十年的努力，逐步形成“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之后，他们制定了“城市精神八年行动计划”。今年，他们又从世界级大港“洋山深水港”的建设中总结出一种“洋山精神”，即“不辱使命的负责精神、勇挑重担的拼搏精神、保持本色的奉献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
还应当看到，全国出现培育和提炼“人文精神”的热潮，除了历史的影响、传统的影响、国外的影响、上海的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影响。比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及“构建和谐社会”，国家及时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精神”起着领航导向的作用。
二、思辩——人文精神的深度透视
人文精神演进到今天，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文精神固守精神家园。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动性，一方面由于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使得许多人的道德失衡，出现了坑蒙拐骗行为和假冒伪劣商品等丑恶现象，甚至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空前的淡漠和复杂。如果长此下去，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会杂草丛生、凋零破败，甚至轰然坍塌。而人文精神由于是人所派生的、人所向往的、人所期盼的，它可以引导人们去选择理性的行为、健康的情趣、正确的目标、高尚的境界。从而，建立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家园。
（二）人文精神催生物质能量。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说明，人文精神的每一次张扬，都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当地的经济繁荣。如首倡“人文”的周朝初期，通过礼乐教化天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重视“人文”的古希腊，由于人的个性和人权得到了尊重，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受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大力倡导的人文主义影响的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一大批欧洲国家率先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上海、江浙等地，由于释放了人文精神的巨大能量，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后劲十足。
（三）人文精神引领社会进步。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人文精神的足迹前进的，而且人文精神每上一个层次，社会的发展就每上一个台阶。典型的例证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由于“人文主义”的巨大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巨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比如，哥白尼、牛顿、哥伦布等。卢梭的“天赋人权”，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都是“人文主义”催生的明珠。
（四）人文精神切忌陷入误区。开展人文精神讨论是必要的。但当前有的讨论陷入了误区。突出的是喜欢用历史上的某一把尺子，丈量现在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于是，发现和惊呼某某人文精神“解释有误”，某某人文精神“跑题离轨”，以至各执牛耳、争论不休，难分伯仲、莫衷一是。其实，我们不需要按照历史的原样评判现在的版本、规范现在的版本、仿制现在的版本，只需要了解历史、借鉴历史，从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只要有地域性、时代性、先进性的版本，就是好的版本；只要能振奋大家精神、规范公众行为、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版本，就是好的版本。
（五）人文精神必须三轮驱动。一是培养。人文精神能在客观的土壤中滋生，也能在主观的培养中成长；人文精神的形成固然不是一朝一夕，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人为的努力能够缩短周期。二是提炼。提炼人文精神，绝对不能陷于纯学术研究的窠臼之中，用许多纯学术的东西束缚我们的手脚，从而举棋不定，久拖不决，丧失机遇。三是弘扬。经过提炼的人文精神，绝不是简单的四言八句，而是事关人的素质的若干项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像上海制定“人文精神八年行动计划”一样，制定弘扬人文精神的总体规划、具体方案、目标任务、责任分解、保障措施，扎实有效地实施，坚持不懈地开展。
（六）人文精神必须与时俱进。无论人文精神提炼多么精当，都不能一劳永逸、恒久不变。重庆当今的人文精神，必须立足于重庆今天的实际，赋予与时代合拍、与实际吻合的新的内涵。
三、假定——人文精神的本土版本
我的学习体会是，提炼本土人文精神必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一是要传承历史精华。历史上的人文精神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时过境迁，但它毕竟是人文精神的根和源，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我们应恰到好处地“古为今用”。
二是要围绕时代主调。即要与中华优秀民族精神相结合，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相结合，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相结合，与市委提出的“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精神相结合。
三是要抓住本土特质。即重庆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两江环抱的山城，是三峡大坝的腹心库区，是中国年轻的直辖市，是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是二元结构突出的特大城市。
四是要善于逆向思维。比如充分看到，重庆人由于“耿直豪爽”，但有口无遮拦、出言不逊的一面；由于“刚烈火爆”，但有易于冲动、行为粗鲁的一面；由于“重情仗义”，但有感情用事、原则性不强的一面；由于“吃苦耐劳”，但有安于现状、不善开拓的一面，等等。而且应当看到，“耿直豪爽”、“刚烈火爆”、“重情仗义”、“吃苦耐劳”与人文精神是有区别的、有距离的，不能简单地引以自豪和固守。又比如我们渝北区，丢掉了长期抬不起头的“江老幺”的帽子，但一些人背上了“江老大”的自满包袱；许多农民进城成了市民，但离市民的素质还有相当的差距，等等。
根据这些原则，拟对重庆人文精神的版本做如下假定：
假定之一：“负重自强、坚毅奋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这个假定的内涵诠释是：重庆是地位很高的直辖市，要实现中央设立直辖市的初衷，重庆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必须自加压力，真抓实干，大胆开拓，以巴渝人固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追赶先进，创造出与直辖市地位相称的业绩。
这个假定的自我评价是：定位比较准确，用语比较朴实，内容比较严谨，但地域特色不够强，用语也不够新颖。
假定之二：传承刚毅勤劳的巴人性格，弘扬无私无畏的红岩精神，永葆开放包容的两江胸怀，不辱负重自强的直辖使命
这个假定的内涵诠释是：刚毅勤劳是巴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磨砺出的优秀品质，我们应当传承；无私无畏是红岩英烈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弘扬；开放包容是长江、嘉陵江在重庆交汇形成的一种博大情怀，我们应当永葆；负重自强是基于重庆特殊的市情和直辖的使命提出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当为之不懈奋斗。
这个假定的自我评价是：抓住了重庆的基本特征，能够较好地凸显人文精神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但字数较多、句式较长。
假定之三：居安思危，负重自强，开拓开放，文明和谐
这个假定的内涵诠释是：居安思危是重庆人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的一种境界，负重自强是重庆人不辱历史使命的一种精神，开拓开放是重庆人加快发展的一种战略，文明和谐是重庆人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
这个假定的自我评价是：紧扣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同志提出的“自强不息，开拓开放”这个主调，时刻警示我们不要为重庆的大好形势而陶醉自满，同时蕴含了中央所要求的、人民所期望的“文明和谐”的这一宏伟目标。但同样有地域性不强的弱点。
假定之四：志气、大气、正气、和气
这个假定的内涵诠释是：重庆人有一种吃苦耐劳、不甘落后的志气，有一种心胸豁达、办事果敢的大气，有一种心地善良、慷慨仗义的正气，有一种为人友好、绝少排外的和气。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分析
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十之后治国理念的核心来源，我国传统文化具备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以及教化思想，还有道德理念这些，能够给人们认知以及创新世界提供良好的启示。能够给治国理政提供有利的启迪，同时还给道德共遇见提供积极的启发。针对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协同社会关系以及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的有关内容，我们必须要依照时代特点进行继承和发扬，给其添加新的内涵。因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
一、注重德性
我国哲学属于文化的中心，占据主导地位，而伦理文化属于我国哲学的重点内容。把人生和人心当作参照，实际上是在寻求必然之理的过程中，一般是指向人性，进而把人性归纳到道德之性，于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理论文化当中的德性主义精神。在这样德性主义精神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古代人文精神将先秦儒家思想当作主动，编制出十分全面的道德标准，将仁当作伦理道德的中心，重视生命的作用和道德方面的教化，重视自律和自我反省。例如，如家代表人孔子，其提倡的仁政以及德治教化，属于我国历史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的观点，其在我国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我国古代有关书籍当中提出，为天地万物之母，为人万物之灵，这不仅表达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也给不一样历史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选择机会。我国人文注意，在春秋阶段开始流行的，但是，我国人文主义中心思想，也就是民为邦本这一思想观点，早在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在有关书籍当中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很多古代哲学家，例如，孔子和孟子以及朱熹和王阳明这些人，都由不一样的理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赞扬了将人当作核心的这个主题。
三、和合精神
这里所说的和合精神，包含天人合一以及和谐思想。在老子的有关作品当中，有道法自然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人们一定要顺应自然，在宋朝和明朝的时候，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发展到巅峰，有关学者吾心和宇宙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这一思想，囊括着人心和万物合一，这些也相当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包括着人和自然二者的相互融合，将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尊敬和顺应自然的意思。我国人们思维模式当中的和合精神对于全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古代和合的自然观和现代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些理念一致，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人们核心主义。
四、群体本位
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形态以及本质方面是将自然经济当作前提的农业文明是群体本位的思想。而群体本位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民族性格的主要表现，觉得人是需要群体生存的，拥有理论道德的互动个体的一种。所有人的命运均和群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群体本位其价值观点提出，人们的全部行为都要确保群体利益，将群体和谐当作出发点，要求个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以及其所属的系统当中。在群已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加家和国以及天下三者均是存在统一的关系，拥有不可以分割的特点。因此，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重点体现在将人当作群体的一部分，是群体的人，并不是非独立的个体。
五、热爱生活
人文主义热爱生活，并且人生态度属于积极向上的，但是人文主义者之间还存是存在一定不同的，庄子和荀子存在特别显著的区别，就是在先秦儒家学派内部，还有曾子一派主内，和子夏一派主外的不同。主内重视获得心理方面的圣明，道德修养能够到达圣人的地步。主外注重获得功劳和事业，事业成功能够给王者治理天下提供帮助。儒家学派属于内圣外王的学派，曾子比较偏向内圣，而子夏比较偏向外王。后人受到人文魅力感染学人均是关注社会和政治的，但是部分人也十分积极向上，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思考和默念。一个人一生当中，也有由积极向上转变成沉默死角，或者是发生反响转变的现象，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其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改变，人文主义热爱生活，敢于承受，但是在环境情况不让其承受的情况上，贵生和重生也并没有偏离人文主义的核心。
所有人均不可以脱离人己关系，有关学者发出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仅仅是气愤激动的言辞，发这个牢骚的庄子还要和人争辩，朝人借米，和多种类型的人交往，以一身而已，人有万千，人已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有人存存在相应的社会关系当中，这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实施，而如何对待，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修己治人，提倡人要利用修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为社会贡献一份理想，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人己关系。但是，这个说法现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是给治人者模拟的人生道路，仅仅是少部分的，针对大部分人来讲，治人几乎使用不到，修己这一部分也存在不一样的内容，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以照搬使用，需要进行改进，添加新的内容。这也是另外的话题。我国思想文化面对人己关系思想存在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要求人们注重加强自身素养，承受其对应的社会责任，给社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理想。
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的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使我们了解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传统的阵地以及人文精神会不会消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偏差均有可能出现，但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以及历史发展方向观察，能够发现人文主义光环不会暗淡下去，这是由于其植入在人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中。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确保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于丽萍.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6，06：21-22.
【关键词】人文素养;内涵;培养途径
一、人文素养的内涵
（一）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主要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人文行为几个方面：人文知识，是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相对应的一种知识类型，是人类总体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世界的把握、体验、解释和表达。人文知识是人文素养的基础。人文精神，泛指人所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尊严和道德情操等。人文精神应与当时的时代主旋律相吻合，应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人文行为，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体悟，感悟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由此而行成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等人文精神的培养，而表现出的具有全面素质的行为。人文行为是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外在表征。
（二）人文素养与人文主义的区别
1．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模式，重视人的主体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人创造文明和改造完善世界的潜在能力，以及对人的追求和成就的看法；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重视教育、理性、自由民主等思想。在现代西方社会哲学中，人文主义的核心变成了“非理性的人”，于是，感性与理性互相对立起来；只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情感、意志、本能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这也是对“人性”及人的本质的一种探求；而理性只是外在世界的逻辑，是人类意志的附属。2．人文素养与人文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1）人文主义，是人们对以人本身为核心的非物质世界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主要强调人的感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客观的；人文主义归终是一种意识方面的产物。（2）人文素养，是人们在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由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自我管理与发展现实的需要，在人类不断的自我发展中所体现或经慎重选择所形成和传承下来的人的基本素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人的和平生存所必需具备的品质。素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个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指引下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以及知识水平和所有一切所表现的行为及语言的综合体现。就素养而言，又分为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而人文素养又有别于科学素养。
（三）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和智商至上主义的不同
1．科学素养科学素养主要指科学知识、技术、方法、理性能力和科学精神的统一。科学方法和科学技能是从事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元素。科学知识、技术、方法是通过长期的积累与学习获得的，理性能力与科学精神是在长期坚持积累、学习、研究并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能力。2．智商至上主义智商至上主义直接来自于对科学素养的片面极端的强调。由于对内在科学精神外化的片面理解，加之高智商人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导致人们盲目的追捧智商至上主义；而忽视对人文素养的培养；过分的强调智商至上主义，将导致人格的不完善；人，不是机械的唯高智商而是从，而是在追求实现人格健全与人性美好的过程中，实现的人的自我统一。
二、现代人的人文素养缺失
（一）教育的“工具主义意识”
工具主义教育具体表现为教育目的的工具化和教育过程的机械化两个方面。教育已越来越表现出现实的功利主义和机械的程序化；导致了教育的“唯考试能力说”，这种观念，在发展素质教育的今天，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现代教育就要有别于旧时的封建制度下的教育体制，也要在现在的工具主义教育形势下，以中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的诉求为依托，也就是，既要与世界接轨，也要保留民族自我的发展特色和空间。
（二）我们的文化认知
1．我们的自信缺失（1）从民族自我认知方面，即文化自信方面谈。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已是古而有之；但在清朝末期，、八国联军的入侵，东亚病夫的劣号；好像突然间，我们的民族不那么自信了？在之后，我们的意识从沉睡中渐渐苏醒，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成为妇孺皆知的语言。但，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盲目吸收（从外）成为各领域发展的一大弊病。也影响了人文素养教育的诸多方面。（2）世界人的自我认知分析，即从不同国家文化自信方面来谈。外国人的自信之与中国人的谦和，源于文化理念及哲学思想的不同；当然，我们的谦和绝对不是不自信，而是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对客观现实事物的承认和对自我精神意识的陶冶，是民族文化在精神意识方面的表化；就像审美的不同，究竟蒙娜丽莎的微笑神秘还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庄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自信，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抛弃了谦和、友爱等中华民族的品德，而是在融合了国外先进文化之后，对我们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发展。人皆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只有盲目的自信，膨胀的内心，虚伪的欲望。（3）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落后，导致贫穷指数增加，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度低下，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自然的宏大，人类自身的渺小，或在不可抗力面前的孤立无助，通常会导致产生愚昧的现象。经济发展要紧紧以科学文化知识的进步水平为依托，科技文化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发展源动力及基础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科学文化知识的进步贡献物质刺激。
（三）外国文化的影响
外来文化，带着他们的异域风情和席卷全球的资金、技术，相对于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在一段时间内，国人的劣根性似乎成为自嘲的代名词；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寻找迷茫的自我，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思想逐步多元化，浮躁成为一个流行词。
（四）人文素养培养缺失
1．受陈旧思想的影响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很容易造成其片面性影响；“学遍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总结了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对人文素养培养重要性的忽视。2．应试教育的局限和素质教育现实中的尴尬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应试教育，以追求高升学率为主，强调智力型教育，重视培养技能性的智力因素素养，而忽视意志、责任感等非智力因素素养。过分强调工具性意识，而忽略其人文性；教学公式化倾向严重。因此，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目前，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应试教育的痕迹，这是现阶段应该正视和解决的。3．功利主义的影响在生活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科技技术水平落后，人们急切渴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现实中，欲望逐利主义思想对教育产生很大影响，人们眼中的实利主义，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忽略了对人文素养的培养。4．正确区别人文素养与封建迷信、腐朽思想的不同具备人文素养，并不等于封建迷信和腐朽思想，封建迷信和腐朽思想是需要破除的；针对传统文化的特点，极端片面的强调人文素质培养会把人们引向封建迷信和思想腐朽的旧式弊端。人文素养对于健全人格、改善思维方式、提高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人文素养培养的方式及途径
（一）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培养的统一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都是人们所应该具备的，二者应同时并举，不可偏废，这样才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其培养过程是个人境界提升的内在转化和汲取科技文化营养的综合发展过程，是一个知行统一的过程。
（二）通识教育
现代教育存在着一种片面性，忽视了人文素养的教育。忽视了对人的健全人格、全面发展的培养。通识教育，在于强调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整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达到二者的内在统一。人文素养的培养，应以打牢人文知识基础，着重培养人文精神，体现在人文行为。
（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
人文素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精神、艺术精神、道德精神均包含在其中。人文素养教育不应过分强调小我意识，应该使人们在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的状态中，得到拯救。人文素养教育，着重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人们具备先进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四）热爱阅读
培养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在阅读中，丰富自己，丰富见闻，汲取知识、培养高尚的品德及精神；加强培养人文素养，使之具备社会责任感、避免信任危机。书让人慧智，以书为伴，热爱阅读。
四、高职院校人才人文素养培养的方式
（一）加强教师人文素养培养，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人文素养教育的传播者、实施者。职业院校还应重视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教师从自我做起，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在人文素养的培养工程中，教师应不断地提升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以先进的人文精神为依托，将人文素养教育付诸于行动。
（二）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1．创建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的特点在于它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同化同一环境中的每一个因素。每个学校都应根据学校特色，创建具有不同特点的校园文化，使身处其中的受教育者每时每刻都有校园人文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以达到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结合统一。2．实现人文素养和教学活动的结合教学活动能够积极营造人文精神的氛围，促进学生心理活动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从而提升其做人与做事的道德素养，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3．通识课程的设立通识课由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艺术学、宗教学等各种人文知识课程组成。通识课程可以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通过设置通识课程，通过人文知识的熏陶，进一步培养人文素养。
五、我们的传统、传承与前进
悠久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也是人文素养培养的不竭动力。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并结合先进外来文化，培养国人的科学素养的同时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在吐故纳新中实现对人文素养教育传统的传承，我们的前进才会更加有力，才会实现，新形势下的全面素质教育。
六、结语
饱经风霜的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演绎中，必将成为人类文明瑰丽的仰望，对人文素养的培养，既要因材施教，又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结合国家发展现状，既要满足普通劳动者的生存诉求，又要创造环境，支持他们自身的个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磊．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内涵与提升［J］．重庆大学学报，2003．
［2］石中英．人文世界、人文知识与人文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06）：12－14．
［3］刘昕岚．“人文主义”与“宗教”———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回顾以及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反思［J］．中国文化研究，2004，（04）：11－12．
［4］孟建伟．科学与人文主义－论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形式［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03）：27－33．
［5］龙伟．娄底职业技术学院［J］．理论界，2007，（06）．
［6］杜署钦，郑小东．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影响因素探析［J］．九江学院学报，2009．
［7］刘兴亚．谈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与对策［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9．
［8］林坚，黄婷．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整合［J］．科普研究，2011．
［9］毛明香．教师的人文素养与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J］．现代教育，2014．
［10］龚光军．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与重构［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11］王玉．职业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模式探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04）：34－35．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 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道教、各种封建迷信也曾广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问卜，巫师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洪范》追述，殷人在作出重大政治决策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十筮”。其中有五种情况值得注意：“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殷人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高权威。这种情况，至西周为之一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人民，但他们骨子里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
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隶制的危机日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一样，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讲“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人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一些哲学家如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学家如荀子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子那里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一些思想家如韩非讲“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即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羊说和宗教迷信色彩极浓的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泛滥。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而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力量大大加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种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学乃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副题《孔子学说五幕剧》），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部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儒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图书馆 人文精神 人文主义
一、图书馆的人文精神
1.图书馆与人文主义。图书馆是以人文为基础的。文献是人类进行人文进化需要的产物。而文献的产生及积累是图书馆产生的直接原因，图书馆正是为了满足人类对文献的有序化存储、管理和利用的需要而产生的。这说明，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归根溯源也是为了满足人类人文进化需要的产物。因此，图书馆“天生”就具有人文属性，即人文主义精神。
但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图书馆领域开始重视技术应用以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人们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建设。
其实，学者们早已注意到技术的有害倾向，他们强调人文精神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认为：“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和其他任何一个专业一样，有技术、科学和人文学这三个层面。以往的图书馆学过分强调了技术的层面，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学的层面。今后应该强调科学和人文学层面”。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我国的卢泰宏先生指出：“图书馆学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蒋永福先生提出“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
2.图书馆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Humanism）指称，主要体现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而之所以用“人文”一词，主要是为了同“科学主义”（Scientism）中的“科学”一词相对应。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与把人看作神的秩序的神学观点和把人看作自然秩序的科学观点不同，人文主义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是从人的经验开始的。第二，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有尊严的，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第三，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
在图书馆的发展史中，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图书馆成为人们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场所，并且“研究人文的图书馆是21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图书馆人文精神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在图书馆中的具体体现，是指“在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思想态度”
二、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意义
1.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发展符合社会的进步。图书馆是社会需求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显著提高，人们的社会进化观已经从致力于物的发展、以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社会的现代化和信息化以人的现代化和信息化为首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潮流对它的要求，符合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规律。
2.图书馆人文精神有利于认清和克服技术传统的局限性。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讲究科学精神和方法，以此保证图书馆活动的先进性和有效性，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我们决不能顾此失彼或走向极端――只重视技术的应用，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方法的使用。缺乏人文精神的图书馆精神，则是一种少了人情味的、冰冷的图书馆精神。
3.有利于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现代信息环境对图书馆所提出的要求是：以用户为中心，即“以用户而不是技术为龙头，要以服务而不是资源为导向”，实施个性化服务。这与以往文献、图书馆为中心的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具有显著区别。现在迅速发展和推广的信息推送服务、检索帮助服务、智能服务、专题服务等，就是个性化服务的具体表现。图书馆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图书馆是用户的图书馆”、“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图书馆面前人人平等”、“图书馆是体现人类自由与平等理想的圣地”等思想，完全可以为图书馆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与个性化服务提供充分的指导，实现内在的统一和贯穿。
三、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建设
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实现需要从理念到行为、从图书馆工作人员到用户、从图书馆业务到图书馆环境的全面的实施，需要在理念、行为、环境等全方位的散发出图书馆的人文气息。
1.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理念。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的行动都是人的思想的反映。因此，图书馆人文精神的体现首先要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思想理念中反映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图书馆公益性、平等性、服务性的理念。
自由平等是图书馆公益性的进一步延伸，它的公益性决定图书馆要向社会的所有人提供无差别的服务。美国图书馆协会1995年发表了《美国图书馆事业发展12条宣言》，其中强调：“图书馆是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基地……图书馆应不论贫富等级，向社会所有的人平等地提供资料……图书馆尊重个人价值，图书馆要每一个人、每一种思维方式打开方便之门。”在《公共图书馆宣言》的1996年修订本中，对这一论点表示的更为简洁、明晰：“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这说明平等地获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是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树立了这个观念后，图书馆在具体行动中才能把用户放在第一位，我们是用户的服务人员；才能体现图书馆的人文精神，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
2.图书馆员工的人文精神。人力资源是各种生产资料和先进技术的使用者。图书馆的各项制度、政策和服务的实施都有赖于图书馆的员工。对图书馆员工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对他们进行培训、考核、提供晋升的机会，提高图书馆员工的自身业务素质。一方面，满足了图书馆员工对自我的价值实现，达到对自我的提高，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体现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为用户开展服务，从中更好地体现出图书馆的人文精神。对图书馆员工的人文关怀更要从细微之处落实，实行弹性化工作制，使员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业务提高和个人事务的处理，注意解决员工的家庭问题，如住房、孩子上学等，从而稳定后方，为图书馆的高质量服务提供后盾。
3.服务用户的人文精神。随着图书馆的公共性与开放性不断增强，用户的范围不断扩大，用户的数量也迅速倍增，从而促使用户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发展到今天，用户已占据了图书馆各组成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图书馆是用户的图书馆，强调用户及其需要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是图书馆固有的人文属性的必然要求，是图书馆人文精神最集中和本质的表现。
这要求我们为用户提供图书馆的开放服务，从资源和时间等方面开放，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用用户的满意度衡量图书馆工作。资源开放要求图书馆反对“藏以致用”的观念，使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和设施都要向用户开放，最大限度地实施开架服务；各馆之间相互开通馆藏，实现资源共享。时间开放，即最大限度地延长开馆时间，做到节假日不闭馆。需求是多样的，开展服务也应是多种的形式，如咨询服务、借阅服务、主题服务、代译代查服务等。
4.图书馆环境的人文精神。图书馆建筑不仅以其强大存贮、传播文献信息的功能而成为充满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而且在外部造型的功能设计、结构布局上极大地体现人文关怀的建筑思想，构成建筑、色彩、内部布局、家俱配置交相辉映的勃勃生机和温馨如家的阅读环境。
(1)便利的地理位置。列宁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应该在离家徒步10分钟之内可以找到一家图书馆的办馆思路。从地理上接近读者，是图书馆普及发展的方向。所以在建造图书馆时，应该考虑选址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枢纽地带。
(2）人文意蕴浓厚的建筑造型。图书馆建筑作为瑰丽的文化风景在建筑造型以及外部形象上要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蕴和时代精神，以优雅、新颖、亲切的格调，成为平易近人的“人间图书馆”。
(3）人性化的阅读环境。图书馆的阅读环境通常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营造的，人性化的环境可以提高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兴趣和效率。
综上所述，图书馆的人文精神作为图书馆发展的精神内核和动力，在图书馆中将发挥其重要作用。我们要珍视这种宝贵的传统，让它与科学精神相融合，以指导图书馆人的思想和工作，使我们的图书馆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蒋永福：《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4。
2.卢泰宏：《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3。
3.黄纯元：《论芝加哥学派（中）》，《图书馆》，1998.1。
4.袁咏秋、李家齐：《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吴：《.21世纪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工作》，2001.1。
6.肖希明：《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图书馆》，2000.1。
孙英：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