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4 09:59:41
序论：在您撰写银行高管法律培训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金融创新的能力和步伐不断加快，金融风险不断聚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我国加入WT0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无论是内容、手段、体制，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综合效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本文旨在进一步探求提高银行监管综合效能的途径。
一、监管当局的执法水平和力度是有效监管的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而金融风险聚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各国监管当局都把加强金融监管放在了重要位置，不断完善监管的内容，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近几年我国一直将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监管的目标要求来看，仍有较大差距，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经营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就是监管当局的执法力度不够，处罚不到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逐步兑现，在华的外资银行将陆续开办人民币业务，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监管的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当局的监管尺度如何把握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监管当局要提高监管效能，首要的是监管力度的加强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对内外银行一视同仁。
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有效监管的保证
由于金融企业的特点和本质决定了金融是风险最大的行业，没有金融的安全，就没有经济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而实现金融的安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要保证我国金融安全运行，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我国成为WT0成员国后，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因此，加快我国银行业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世界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立法和监管当局的认可及采纳。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
三、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
由于银行国有股东缺位，国有股东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无法充分行使，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形成了人风险。因此，我国要真正解决银行国有股东缺位问题，必须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资本注入国有银行，并逐步降低国有股份比例，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四、促进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合规经营理念的树立是有效监管的前提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商业银行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如果商业银行每一位从业人员都能够做到依法合规办每一笔业务，那么除去天灾和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外，金融风险就能够有效控制。这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根本愿望所在。
我们认为，必须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实行有效的管理。一是试行高管人员资格证管理制度，以不断提高高管人员从业水平。随着我国加入WT0后时间的推移，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众多业务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要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从业能力和水平。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管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力和依法经营的理念，减少因自身失误而造成的金融风险。高管人员资格证应通过相关考试取得，期限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一般可定为2—3年。凡是经监管当局核准的高管人员都应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也应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但法律法规应是必考的。这样既可以不断更新高管人员知识，提高其从业水平，又能够把所有高管人员的管理置于监管当局的监管视线之内，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二是在机构准入管理上坚持高级管理人员先行准人的原则。高级管理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如何，始终是商业银行能否稳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商业银行准人时(包括机构增设和升格)，首要原则就是必须要有监管当局认为合格的高管人员。这种合格的高管人员除监管当局规定的硬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在所经办的业务过程中有无违规记录，而这种记录靠的是监管当局日常的检查记录的积累。三是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由我国银行发展的历史所决定，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在短时间内达到从业所要求具备的金融知识、法律知识是有难度的。因此监管当局在坚持依法监管的同时，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服务，要重视对高管人员和一般从业人员的各种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有关法律法规、新业务、金融风险限制及防范方法等等，通过培训，促进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增强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商业银行就能够保持健康发展，金融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将达到理想的境界。
五、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是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途径市场约束是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随着全民金融意识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运行结果越来越重视，对金融风险的程度越来越关注。结果是这种市场约束的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的多，与监管当局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为此，中央银行于2002年向全社会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但目前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除上市公司按法定程序向社会公众披露外，就是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按时对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众多的中小银行机构的信息仍游离于社会公众监督之外。这种情况应尽快加以改正，凡是法人金融机构都应按规定定期向社会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提高银行监管效能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六、充分发挥银行同业的自律作用是提高银行有效监管的重要补充随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日益加强，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发展，必然会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规避监管当局的监管。而监管当局不可能将所有的业务都纳入自己的监管视线，因为只有新的业务出现并发展了，监管当局才能发现其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业公会的自律作用发挥的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也是国际银行业务所采用的惯例。在对我国银行业监管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银行同业公会这一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一些监管当局暂时涉及不到的金融新业务或一些涉及行业利益而监管当局无法进行统一规定的(如利率浮动的幅度、某些中间业务的收费标准等)，由银行同业公会组织会员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有关办法，大家统一遵守。如有银行机构不遵守协议，由银行同业公会在行业内予以谴责。这样既能够保证同业的利益，又能够消除因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监管当局的监管目的得到落实。
为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创新的能力和步伐不断加快，金融风险不断聚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我国加入WT0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无论是、手段、体制，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综合效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本文旨在进一步探求提高银行监管综合效能的途径。
一、监管当局的执法水平和力度是有效监管的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而金融风险聚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各国监管当局都把加强金融监管放在了重要位置，不断完善监管的内容，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近几年我国一直将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监管的目标要求来看，仍有较大差距，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经营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就是监管当局的执法力度不够，处罚不到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逐步兑现，在华的外资银行将陆续开办人民币业务，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监管的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当局的监管尺度如何把握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监管当局要提高监管效能，首要的是监管力度的加强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对内外银行一视同仁。
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有效监管的保证
由于金融的特点和本质决定了金融是风险最大的行业，没有金融的安全，就没有经济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而实现金融的安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要保证我国金融安全运行，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我国成为WT0成员国后，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因此，加快我国银行业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世界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具有全球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立法和监管当局的认可及采纳。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
三、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
由于银行国有股东缺位，国有股东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无法充分行使，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形成了人风险。因此，我国要真正解决银行国有股东缺位问题，必须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资本注入国有银行，并逐步降低国有股份比例，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四、促进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合规经营理念的树立是有效监管的前提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商业银行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如果商业银行每一位从业人员都能够做到依法合规办每一笔业务，那么除去天灾和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外，金融风险就能够有效控制。这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根本愿望所在。
我们认为，必须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实行有效的管理。一是试行高管人员资格证管理制度，以不断提高高管人员从业水平。随着我国加入WT0后时间的推移，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众多业务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要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从业能力和水平。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管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力和依法经营的理念，减少因自身失误而造成的金融风险。高管人员资格证应通过相关取得，期限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一般可定为2—3年。凡是经监管当局核准的高管人员都应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也应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但法律法规应是必考的。这样既可以不断更新高管人员知识，提高其从业水平，又能够把所有高管人员的管理置于监管当局的监管视线之内，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二是在机构准入管理上坚持高级管理人员先行准人的原则。高级管理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如何，始终是商业银行能否稳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商业银行准人时(包括机构增设和升格)，首要原则就是必须要有监管当局认为合格的高管人员。这种合格的高管人员除监管当局规定的硬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在所经办的业务过程中有无违规记录，而这种记录靠的是监管当局日常的检查记录的积累。三是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由我国银行发展的所决定，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在短时间内达到从业所要求具备的金融知识、法律知识是有难度的。因此监管当局在坚持依法监管的同时，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服务，要重视对高管人员和一般从业人员的各种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有关法律法规、新业务、金融风险限制及防范等等，通过培训，促进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增强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商业银行就能够保持健康发展，金融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将达到理想的境界。
五、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是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途径
市场约束是保障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随着全民金融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金融运行结果越来越重视，对金融风险的程度越来越关注。结果是这种市场约束的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的多，与监管当局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为此，中央银行于2002年向全社会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和方式。但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除上市公司按法定程序向社会公众披露外，就是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按时对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众多的中小银行机构的信息仍游离于社会公众监督之外。这种情况应尽快加以改正，凡是法人金融机构都应按规定定期向社会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提高银行监管效能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六、充分发挥银行同业的自律作用是提高银行有效监管的重要补充
随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日益加强，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必然会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规避监管当局的监管。而监管当局不可能将所有的业务都纳入自己的监管视线，因为只有新的业务出现并发展了，监管当局才能发现其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业公会的自律作用发挥的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也是国际银行业务所采用的惯例。在对我国银行业监管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银行同业公会这一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一些监管当局暂时涉及不到的金融新业务或一些涉及行业利益而监管当局无法进行统一规定的(如利率浮动的幅度、某些中间业务的收费标准等)，由银行同业公会组织会员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有关办法，大家统一遵守。如有银行机构不遵守协议，由银行同业公会在行业内予以谴责。这样既能够保证同业的利益，又能够消除因竞争带来的负面，在一定程度上使监管当局的监管目的得到落实。
关键词：银行业；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111-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银监会2006年初颁布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行政许可方面的监管法规，为银行监管部门实施高管人员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事项提供法规依据；使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但是，比较国际上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的先进做法，目前我们对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和履职监管方面还不尽完善，监管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一、国际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方面的经验
在美国，注册新银行机构时推荐拟任高管人员必须考虑其银行从业经验、其他商务经历及财务来源状况等方面；同时，为人正直、诚信和有责任感等良好品行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金融监管当局对拟任人进行背景调查的工作相当细致，包括过去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以及是否具备稳健经营银行的经历或经验。
在新加坡，银行高管人员的产生须经过两名社会名望很高的业内知名人士的推荐，还须经过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同意。高管人员的稽核工作由审计部门完成，审计部门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具备很高的独立性。董事会内部通常还设立一个提名委员会，负责讨论和确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提名及相关事宜。高管人员在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任。
在香港地区，香港金管局对银行董事、高管人员除在学历、从业经验等方面严格审查外，还非常重视对其道德操守的审查，主要审查其是否存在不良记录，包括是否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公开谴责等。如果存在不良记录，金管局一般不会同意其担任高管人员。
二、我国在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对比国际上的做法，我国在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方面还存在着与新的监管理念和要求不适应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有效性。
(一)高管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银监会虽然已在监管部门推广应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但从使用情况看，系统采集的高管信息仅限于金融机构申报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时的高管基本信息，日常监管中发现高管人员以及银行从业人员的不良记录无法及时采集导入系统中；同时，由于该系统用户权限的限制，不同用户通过该系统所能掌握的高管人员信息是有限的。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于银行间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有不良记录的高管人员的约束未形成合力，一些有“污点”的高管人员在商业银行未做出准确结论前离职，而另一些银行未经严格审查就聘任其为高管并向监管部门申报。因此，在任职资格监管环节上容易出现盲点，给有不良记录的人提供逃避处罚的机会。
(二)任职资格审核缺乏统一、量化的标准
《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颁布对高管任职资格所应具备的学历和从业年限等方面“硬条件”制定了明确的标准，但对品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软条件”未制定可执行、可量化的标准，给监管部门较大自由裁量权，审核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目前，各地监管部门进行高管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知识、经验和能力的考核采取不同的方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和考核尺度均由各地监管部门自行选择，对于考核方式是否科学、考核内容是否合适、考核标准是否合理、考察结果是否准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不同银监局、银监局不同监管处室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软条件”的准入标准把握都不一致，有的监管机构对拟任高管采取考试形式核准，有的采取监管谈话形式核准，有些则通过考试、谈话综合方式核准，有的甚至只要“硬条件”具备即可通过审核。高管准入标准把握各异，难以保证客观反映拟任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真实水平，难以保证准人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审核的主动性、全面性存在不足
现有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监管，是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监管部门再开展资格审查的“坐门等客”的做法。审查人员在现有制度条件下难以对拟任高管人员品行等方面“软条件”有充分的了解，对其真实的情况知之甚少。同时，商业银行常常以工作需要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为由，要求监管部门加快审核的节奏，甚至以临时负责人的形式让高管人员提前到岗，实际履行高管职责后才向监管部门申报任职资格审核。这种倒逼做法实际上使监管部门在任职资格监管上处于被动位置。
在任职资格审核中，监管部门重视自身考核了解的情况，审点大多停留在对从业年限、学历、申报材料要件齐全等面上“硬条件”合规性审查，而对拟任职的高管人员“软条件”等了解不充分、不全面，难以避免那些硬条件完全具备的庸才或存在道德风险的人混入高管队伍。
(四)金融机构申报材料的客观性需改进
多数商业银行出于让拟任高管人员尽快、顺利地通过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以便开展工作等方面考虑，向监管部门申报拟任人的综合鉴定材料中对拟任人的评价通常是多肯定工作成绩，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反映较少甚至未提及，无法客观、全面地评价拟任人的品行、能力、工作业绩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商业银行在离任审计独立性方面尚不充分，离任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受此影响。主要原因：一方面，高管人员的离任审计报告主要来自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而审计部门虽然在机构形式上基本做到独立设置，但难以真正做到独立履职。一些机构对离任审计主观认识不到位，对高管人员任期的经营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离任审计程序化、走过场。另一方面，各银行对拟任高管人员的人事安排在先，离任审计在后，审计报告通常只起到对人事安排的辅助说明作用。客观性不足的综合鉴定和离任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管部门的判断不准确。
(五)高管人员履职监管的有效性薄弱、退出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银行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日常监管主要停留在高管人员市场准入工作方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情况的动态监管不足，退出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没有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和量化标准；对金融机构违规问题处理上，普遍存在处罚机构的多，处罚高管人员的少；经济处罚的多，取消任职资格的少。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监管
的有效性不足，退出机制不健全，高管人员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无法起到警示作用。
三、加强高管人员监管有效性的对策措施
针对高管任职资格监管存在的问题，福建银监局经过不断探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做到高管市场准入工作的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一)建立“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为任职资格审核提供查询平台
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诚信、合规意识，加强对银行从业人员的监管，科学有效地实施案件专项治理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查询银行业从业人员诚信记录提供信息查询平台，福建银监局2007年基于银监会内网信息平台开发了“银行业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设置不同的用户权限，银监局监管处室和银监分局的用户均可通过内网以各自的用户身份访问不良信息登记系统，在各自用户权限范围内进行数据导入、手工录入、信息查询、信息修改等操作。监管部门在非现场监管或现场检查中发现的从业人员不良信息可及时收集并导入系统；同时，监管部门按季向被监管机构收集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统计报表并导入系统。系统采集的每条信息至少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任职机构、职务、不良信息类型(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党纪处分等)、处罚或处分简要原因、不良信息具体内容、撤销或变更情况等要素。
系统正式推广应用以来，已采集福建省银行业从业人员各类不良信息记录近500条，为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提供了重要手段。通过系统全省联网查询，信息共享，基本上解决了当前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加大情况下，高管人员监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避免个别高管人员在当地违规，再异地任职及“带病”任职等情况。
(二)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促进考核公平、公正
为了全面、规范审核拟任高管人员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公平、公正地实施对拟任人“软条件”的考核，福建银监局从2006年开始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考试范围统一确定为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银监会颁布的法规指引以及作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应知应会的金融业务知识，重点考察拟任高管人员掌握金融法规、业务理论知识的情况，并向商业银行公开。通过细分题型，组成相对独立的主观题库和客观题库，在考前由分管局领导随机指定主观题和客观题各一份，组成一套“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试卷”，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对考试不合格者，采取补考、建议金融机构调整拟任人等方式，促进拟任高管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对于个别拟任人虽然通过考试尚不能全面考核评价其真实的从业经验和能力，约见其进行任前监管谈话，并访谈相关部门，摸清情况，努力做到真实反映拟任高管人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三)注重监管工作联动，加强依法、合规监管
为掌握任职资格审核工作的主动性和全面性，在对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严格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以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法规的规定，依法、合规地进行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建立福建银监局行政许可事项内部工作流程，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注重加强与非现场监管处室、现场检查处室以及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对于在监管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或发生案件的金融机构，暂停受理其高管任职资格审核申请，待落实整改、实施问责后再做受理。所有高管任职资格审核事项，负责高管市场准入的处室均要向拟任人原任职机构的监管部门征求监管评价意见；拟任人曾在多个金融机构或岗位任职的，向其最近一次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对于最近一次任职时间在一年内的，还要向再前一职位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通过征求监管部门的监管评价意见，多渠道了解拟任人品行、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等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法规所规定不得担任高管人员的情形。
(四)加强问责制，提高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为了确保商业银行申报任职资格审核材料的客观、真实，福建银监局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材料真实性的审查，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审核中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情形，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强调综合鉴定、审计报告等材料必须根据拟任人实际从业表现、业务经历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结论；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审计独立性，促使审计制度化、规范化。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申报材料存在疑问，采取质询申请人、约见拟任人谈话、要求拟任人或曾任职机构做出书面解释、重新申报客观真实材料等方式，把好材料真实性关口。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培训工作，加大履职监管力度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牢固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福建银监局从2007年开始定期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联系经济、金融形势和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涉及金融法律法规、银行监管理论、业务风险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创新等多方面。每期高管培训班都精心挑选商业银行的业务专家和监管部门相关人员对高管人员授课，并结合福建银监局举办的“金融创新大讲堂”进行，让高管人员有机会聆听来自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的精彩交流，开阔视野。目前，共已举办16期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培训班，对福建省辖内2077名高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有效地提高辖内银行业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业务技能；同时，也增进了同业间的经验交流与沟通协作。
四、相关建议
(一)改进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进一步完善银监会《金融机构董事、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功能，增加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模块和高管履职监管评价等日常监管信息，避免不宜担任银行业高管的人员走上高管岗位。在条件成熟时，可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业间共享的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系统，形成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平台，解决跨部门的高管信息不对称、沟通共享不充分的问题，从而有效提高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效率。
(二)试行公示制度，规范任职资格监管
完善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法规可确保对高管人员日常性、持续性监管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维护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由于现有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已无法完全适应现实工作，银监会应尽快出台新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资格审核操作细则，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监管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资格终止等监管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对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标准应更具体化，将审核重点从静态监管转向静态与动态监管相结合，即除审核其“硬条件”外还需深入调查了解拟任人的品行、业务经历、管理经验、对将从事工作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并对这些审核内容有明确的
工作要求。
实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公示制度，把银行业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准入审核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在审查之初，针对拟任人所在机构设立举报箱、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让群众能够及时反映拟任人存在的问题，借助群众的监督帮助监管部门把好准入关。
(三)建立统一题库，确保审核公平、公正
实践证明，采取闭卷考试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各银行业高管人员学法自觉性，能相对公平地对拟任高管人员进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审核。建议银监会建立任职资格准入考试制度，做到“凡任必考”；同时，依靠各级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的力量，征集试题，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考试题库和考试大纲，明确具体的考核标准。各级监管部门在进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时，通过网络随机抽取试卷进行考试，确保审核的公平、公正，有效避免考试走过场现象，规范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管理。
建立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将高管人员资格认定工作作为常规性、持续性工作来抓。凡具备从业经验，符合学历、从业年限等基本条件的高管后备人选，商业银行可有计划地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审。经审核通过的人选纳入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以备商业银行根据工作需要从人才库中筛选符合条件的拟任人进行申报。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对纳入人才库的拟任人进行持续跟踪考察，以达到主动监管、提早介入的目的。
(四)完善履职监管，督促高管勤勉尽职
银监会应建立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制，统一制定对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办法，按期对高管人员进行履职情况考核。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可灵活运用各种考核手段，突出考核重点，把防范风险、案件治理、不良资产下降、经营成果真实性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高管人员的工作业绩、经营绩效、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在履职评价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高管人员，监管部门可区别情况对其采取考试、告诫、建议调整岗位、取消任职资格等形式，促进高管人员注重日常履职行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大对高管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建立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行为规范准则，按照准则要求对高管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严格的教育、培训和约束；督促高管人员诚信守法，勤勉尽职，稳健经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重点加强三个方面培训：一是政策法规培训。通过组织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学习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其政策法律水平和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自觉性。二是经营管理能力培训。通过组织参观学习、经验交流、专项培训等形式进行经营管理能力培训。三是风险防范能力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析各类金融风险的类型和成因，举一反三，使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能够清楚每项业务的风险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管法规汇编[z]，法律出版社,2008，
[2]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关键词：银行监管；有效化；外部环境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1－0083－03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银行监管当局都在研究的一个课题。1975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我国自银监会成立之后也积极参与国际银行监管的合作，并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国际银行监管标准对我国银行业实施监管和评估。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还应看到我国银行业与国际比较活跃银行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本文想按照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制定的《银行监管有效核心原则》对我国当前银行监管工作进行分析，以探讨如何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问题。
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不断加深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专业银行已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农业银行除外），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我国的银行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现已形成了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多元化的银行体系。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化，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也是从无到有、从粗浅认识到逐步深化的过程。沿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脉络，我国银行业监管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年――1992年，形成银行监管的初步概念和监管框架。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6年，国务院了《中华人民银行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了监管的概念，对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组织机构、业务范围以及分支机构的增设、变更、撤销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一时期的银行监管尚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监管内容限于一般性的行政检查和管理，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审批的管理、对业务范围的管理等，银行风险还没有成为监管的重心。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建立健全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基础，形成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8年，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该说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的正式确立。
第三阶段：1998年――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监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了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力度，银行监管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第四阶段：2003年4月至今。中国银监会成立，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实现了真正的分业监管。这一阶段，我国的银行业监管逐步迈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监管理念由单纯的合规监管向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银行不良贷款状况、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有较大改观。
在肯定银行业监管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照巴塞尔委员会银行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监管水平，使其更加符合有效监管核心原则。
二、影响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主要问题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包括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审慎法规和要求、持续银行监管手段、信息要求、对问题机构的处理、跨国银行业等7个方面共25条原则，涵盖了监管环境、监管技术、监管方法等各层面。每一方面存在缺陷或问题都会使监管有效性大打折扣。我国目前的银行业监管从外部环境到监管手段、从外部约束到内在监督方面，与有效监管核心原则都有一定差距。主要可归结为以下方面：
（一）实现有效监管的外部环境不完善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指出了实现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虽然这些前提条件不在银行监管当局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实践中它们对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前提条件不完善，对监管目标的现实有的负面影响。这些先决条件包括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和适度的系统性保护机制（或公共安全网）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1. 监管协调机制运转不畅
从我国现状看，银监会的成立使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独立出来，在机构层面上实现了监管机构的独立。但是在职责方面还有一些交叉与重叠部分，同时随着金融业改革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及综合经营成为一种趋势，传统的银行业与证券、保险业界限逐渐模糊，对监管部门的并表监管、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各监管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尚处于信息交换的初级阶段，对于交叉领域的监管主体不明确，“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同时存在，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
2. 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
银监会成立后，制定或修改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一起形成了现有银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依法监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的监管法律法规还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监管法律法规不够详细和周密，可操作性较差，使监管人员难以执行。例如银监法中对审慎经营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没有规定违犯审慎经营的具体标准和条件，从而使之不具备操作性。二是监管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不一致，出现“法规打架”现象，使监管人员特别是基层监管人员无所适从。三是监管法律法规缺乏前瞻性，出现新业务新情况时，对其监管无法可依。四是处罚依据不充分。银监会成立后尚未制定科学的处罚标准，很多沿用人民银行时期的规章。由于法律的缺失和不完善，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
（二） 监管队伍素质较低，制约了持续有效监管的实现
当前，人员因素是制约基层监管有效性提高的重要原因。银监会人员大部分是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虽然银监会成立后面向高校和社会招聘了部分人员，但监管人员总体素质较差。一是年龄结构偏大、知识老化，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熟悉会计、法律事务，了解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变化的监管专才缺乏。二是业务技能单一。受知识结构所限，目前监管人员对银行传统业务（资产、负债、结算业务）的风险比较熟悉，但对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不能有效预测和把握，难以适应日益艰巨复杂的监管工作要求。三是基层监管人员知识更新缓慢。一方面，现场检查过频过紧、人力资源相对薄弱导致监管人员疲于应付日常工作，不能及时充电学习新业务新知识；另一方面组织培训明显不足，使得监管人员对新法规不能熟练掌握，出现问题不能灵活处理，降低了监管有效性。
（三）监管模式不适应银行业发展趋势，监管手段、技术较落后，不能实现持续有效监管的要求
1. 监管模式不适应银行业发展趋势，导致监管效率低下。银行业机构特别是大型银行已开始按照“流程银行”模型进行改革，而监管部门的变革相对滞后。从银监会机关到派出机构，大部分按照监管对象设置监管部门，实施机构监管。这种模式下，同一机构的监管从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到现场检查由一个监管部门实施，其优点是便于掌握监管对象的整体情况，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分工不细，不利于提高监管水平。在基层监管机构，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市场准入工作均由同一部门、甚至同一监管人员完成。由于工作量大，无法对监管对象风险状况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横向比较，难以实行差别化监管。二是机构监管与“流程银行”建设不匹配，监管效果不理想。在非现场监管上，由于“流程银行”下实行数据大集中，分支机构的会计报表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经营和风险情况，部分非现场监管指标不能准确反映风险和经营情况，导致非现场监管的风险提示和指导现场检查作用削弱；在现场检查方面，基层现场检查人员无法得到基层分支机构的完整会计资料和业务档案资料，难以对其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和账目真实情况作出准确判断，监管有效性必然大打折扣。
2. 非现场监管分析能力较差，不能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和指导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涵盖了银行业务的主要风险，但基层监管人员对这个系统的掌握停留在审核上报基础数据的操作层面上，没有完全掌握该系统的分析技巧和要点，致使非现场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数据收集和报表说明，远不能发挥非现场监管对风险分析、研判、预测的作用，更谈不上有针对地指导现场检查，实现“精确制导”。
3. 现场检查技术手段落后，检查效率较低。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已全部或大部分上线运行，系统记录了责任人、凭证影像、办理流程及结果。由于监管人员的检查不能与商业银行系统对接提取数据，仍是沿用传统检查方式，影响检查效率，且对商业银行系统及系统数据的审查难以全面覆盖，不能揭示深层次的问题，起不到应有的检查作用。
（四）银行业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制约监管的有效性提高
审慎监管的核心原则要求银行业机构在资本充足、拨备提取、贷款集中度、关联交易、风险计量和控制、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力、道德风险防范等方面应有必要的制度并切实执行。反观我国银行业现状，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等步骤改变了体制，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缺陷。尽管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双方的终极目标一致，但现有机制却使监管要求无法落到实处，监管有效性受到削弱。
三、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上述制约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完善，提高监管有效性。
（一）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提高并表监管、跨业监管能力。《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银行监管部门应以整个银行集团为对象，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对整个银行集团总体风险进行有效监控。这里的银行集团既包括分支机构，也包括银行集团所属的非银行机构和金融附属公司。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需要建立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金融监管的无缝覆盖。
（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改善银行业监管的外部环境。针对法律法规线条过粗、互相冲突和滞后等现象，监管部门应加紧对监管法律法规的梳理，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操作性不强的应出台更详尽的实施细则或权威解释，避免因法律法规缺失导致的监管不到位。
（三）改进监管流程，由机构监管模式向流程监管模式转变。机构监管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应加快推进监管组织流程改造。单个地区的监管流程改造，由于与上级对口部门不能很好地衔接，导致改革效果不理想。 因此，应实行自上而下的流程改造。要明确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各项监管岗位职责描述，并对相应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在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各领域建立起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监管队伍。在“术业有专攻”的前提下，对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力将得到提高，从而实现非现场监管对现场检查的指导作用，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之间的衔接会更加协调流畅，更加符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对于持续监管手段的要求。
监管困局：系统风险难防范
就目前县域监管体系而言，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存在亟需理顺的几个问题。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监管缺位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县域金融机构由原来的三类发展到六大类：一类是由银监会监管办和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负责监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新型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二类是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三类是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四类是由地方政府金融局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五类是由地方政府商务局负责监管的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六类是部分地区由农委牵头、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目前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县一级建制，难以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县域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缺位，致使银证、银券、银保等跨行业合作业务缺乏日常监督，蕴含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主体依托的法律滞后，存在责权不清问题。中央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办与地方政府三个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法律设定的界限不够清楚、责权不够明晰，且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监管无法律依据，同时各监管部门又缺乏协调配合，导致出现中央监管部门之间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金融监管乱象。“趋利”往往导致多头监管，而“避害”则易导致监管真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方非专业监管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监管人才而难以胜任监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个方面是县金融局、商务局、农委和民政部门无法制约束，从最大限度获取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客观上存在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发起人任职资格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的聘用和培训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再一个方面是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的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的法律界限不够明确，宏观、微观一起抓，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是县域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匹配，形成监管资源严重不足。以牡丹江为例，县域总的金融监管人员在25至40人之间，县域金融机构（包括微小金融机构和组织）总数在200个以上，机构遍布整个县域，远的要一天车程。县域银行机构50多家，高管人员18人左右，风险防控任务由银监会监管办承担责任。可悲的是在权限设置上银监会监管办没有现场检查权、高管人员审核权和违规处治权，且人员只有2至4人。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事处一样，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尴尬局面。地方金融局、商务局、农委、民政局监管专职人员均在2至3人之间，分别管理10个、20个、100个以上的金融微小组织，且没有金融专业人员，同样存在监管人少事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突围路径：理顺县域监管体系
从对上述问题的调查分析来看，其原因无非是县域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理顺好，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行业监管主体、缺少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健全县域监管主体建设。为了有效控制跨行业业务风险、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必须设立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主体，解决县域保监会、证监会监管主体缺位问题。除能够解决行业违规经营行为难预防外，还能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填补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监管空白。
【关键词】合规文化 中国银行
一、合规风险管理和合规文化
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是指由于其自身没有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与流程、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已经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点财务损失、内控惩罚或声誉损失的风险；与商业银行传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偏重于外部环境因素的偶然性和刺激性不同，从内涵角度上看，合规风险着重于强调商业银行自身主导违法违规而遭受的经济或者声誉的损失，它具有从理论上来说的内生性、广泛性、复杂性、严重性等典型特征。中国银行成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特点，除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外，还有来自于银行自身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对外部监管法律、法规理解或执行不到位等原因所造成的合规风险。
合规文化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合规风险衍生出来的关于商业银行如何规避此类风险的管理方式的一种界定，完备的合规文化可以推动商业银行在经营实践中不断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其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四个层面：合规从高层做起、人人合规、要做到主动合规、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通过合规控制和减少损失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因此，建立有效的合规文化是实现银行全面风险控制的长期措施之一。
二、建设中国银行合规文化的必要性
1.构建合规文化是确保中国银行稳健运行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银行操作层有章不循、管理层违规经营的现象时有发生，内部相互制衡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对银行自身的资金安全和社会形象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大量的风险主要表现在操作环节和操作人员身上，但其背后往往潜藏着操作环节的不合理和操作人员合规守法意识的欠缺，这恰恰反映出合规文化远没有浸入到银行日常的管理和决策中。
2.构建合规文化是中国银行主动适应外部监管新要求的需要
随着我国依法治理的进程明显加快，国家法律体系、法治环境日趋完善，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日趋规范、全面和严格。尤其是随着外资银行的逐步入驻，国内银行要面临的是竞争环境更加宽广、竞争却更加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需要银行主动研究适应国外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这对中国银行等国内银行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其必须建立一整套有效地管理各类风险的职业行为规范和方法，并自觉的在银行内部形成浓厚的合规文化。
三、中国银行合规文化建设的现状
1.风险合规内部体制建设不到位。目前中国银行虽成立专门负责合规管理的部门，但由限制，合规部门与审计等部门在职能上还存在着许多重叠和交叉，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于合规部门的具体职能定位还只限于按照管理层要求进行的常规审计，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合规制度也并没有必要的准备。
2.合规文化管理尚不成熟。首先，片面的绩效考核机制制约合规文化的形成。目前中国银行片面的绩效考核体制的依然存在，在经营过程中过分追求各项业务特别是新兴业务的业绩指标考核，而忽视了过程的控制，这种在指标既定的情况下进行逐级分解、倒逼业绩的片面绩效考核体制，最终必然会造成违规经营和短期行为的产生，直接扼制了合规文化建设。其次，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削弱管理。中国银行年终考核问责主要是针对业务目标完成情况的问责，普遍形成“业务经营硬指标，内控管理软约束”的认识，无法起到威慑作用。
四、中国银行合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1.强调“有效互动”的合规文化。一是合规文化首先要求从高层做起。高管人员要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从而促使所有员工在开展银行业务时都能遵循法律、规则和标准。即通过上下互动，形成各层员工共同维护良好的合规环境，推进合规文化的建设；二是部门互动。这里所强调的互动必须是部门之间良性的互动，必须是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从而共同打造和谐的合规文化环境；三是应加强与监管当局的沟通，一方面，监管规则的出台要更深入地征求银行的意见，使监管规则更具操作性、更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银行应充分解读当前监管规定、规则和相关准则，合规审慎经营的同时，主动争取有利于银行未来发展和业务创新的外部政策。
2.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银行界一系列教训揭示，相当数量银行案件的发生与银行在绩效考核方面过分注重眼前利益，造成基层机构不惜以违规为代价换取经营业绩的短期行为有着直接联系。只有当薪酬与广义上的银行安全与稳健性挂钩，而不只是与短期的获利挂钩时，才能避免短期行为给银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危害。将合规风险考核指标设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机构和员工的违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进一步遏制了经营机构和员工的业绩短期行为。
3.制度建设应充分体现流程控制。中国银行要改变目前规章制度的制定模式，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发动各业务条线共同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同时，进一步明确新制度的出台必须经过必要的测试、核证和会签过程，从而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合规部门应将业务流程的测试作为工作内容，以测试结果决定抽样数量，加强规章制度的后评价工作，根据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调整及时提出测评意见。
4.培训合规文化培训实现人本管理。其一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高层管理者、合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是合规文化建设中的三个层次。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培养各级、各类、各层次人才为主线，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员工培训，真正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其二要对基层操作人员实行“合规认证”制度。定期开展相关法律、监管规定、合规政策、行业准则的培训，包括新入职人员的合规培训、测试和合规认证。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互动循环体系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融资难问题长期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担保行业快速成长。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在政府扶持和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下，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截至2011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402家，在保余额总计19120亿元，其中融资性担保16547亿元。然而担保业是国际上公认的高风险行业，存在着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同时兼具公共服务功能。近几年来，部分担保公司铤而走险，违规操作，致使出现资金链断裂，影响到市场的健康运行。
二、我国担保业监管现状
从我国的担保业监管现状来看，担保公司具有金融性，担保产品又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我国现有的法律难以对它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位，也给其有效监管带来了不便。
2009年2月3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了我国金融担保公司的监管主体，将对金融担保公司的监管权力交给了地方政府。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担保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多头监管、权责不明的状况，有的省市指定金融局负责监管融资担保机构，有的省市指定工信委，有的指定发改委。
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对担保公司已颁布了不少规范性文件。然而，第一，我国现有的监管法律法规过于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担保公司监管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基本来自于国务院各部委，制定主体多样，其他的监管规则或标准通常是分散在不同文件当中，没有制定专门的、系统化的监管规则。第二，现有的监管法律法规内容不全面、不具体，无法对担保公司的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有关金融担保公司的准入标准、日常风险管理以及市场退出等内容都缺乏具体明确且统一的规定。
基于此，有必要提高我国担保业监管有效性，防范担保风险，帮助担保业健康发展，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制。
三、提高融资性担保业监管有效性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的担保监管有效系统包括监管主体、监管客体、监管目标、监管效果、监管法规。
（一）监管主体
在目前担保业监管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效能，能促进担保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对政府监管人员进行融资性担保专题监管培训、统计制度培训等、指导监管部门做好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对大型融资性担保机构高管人员培训，提升融资性担保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监管水平。地方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建立完善监管组织机制，加强人员、经费的有效配置，加快推进建设监管信息系统，建立日常持续有效的监管模式，完善监管手段，利用评级系统对不同经营状况的担保机构区别监管，促进优胜劣汰，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和强制力。
（二）监管客体
在融资担保的市场中，担保机构不是孤立的个体，作为监管者也应考虑到其他参与人的利益和担保公司利益的平衡，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尽可能地考虑各项因素。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中心企业服务，担保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自身收益得不到保证，就无法扶持中小企业了。担保费是担保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担保行业的担保额只能按照注册资金放大10倍，1亿元注册资金可以有10亿元的担保额，但是现在大型担保公司大都是放大8倍左右，小型担保公司在5倍左右。大型担保公司放大8倍担保，收费3.5%，1亿元每年顶多有28%的毛利，再扣除员工等成本、风险代偿和坏账损失，利润不到10%。仅靠担保服务收入是不足以支撑一个民营担保机构的良性运作。为了生存，就有了挪用客户保证金、占用客户贷款资金和自营高利贷等“灰色地带”的存在。一部分合规经营的担保公司为减少代偿的损失，利用反担保措施分散风险，过多的反担保要求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大。在担保公司、中小企业、银行三者之中，银行的实力最强，处于主动地位。担保公司介入银企信贷后，一旦企业不能还款，银行损失减轻了。由于两者地位的差异，银行往往对担保公司提出苛刻的条件，担保机构要承担100%的贷款损失风险，进一步加剧了担保公司风险与收益的不平衡，增加了违规的诱惑。
（三）监管目标体系
目标是评价担保业监管是否有效的前提。确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也是提高担保监管有效性的重要依据。
担保监管作为政府规制的手段，帮助担保公司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支持“三农”，维护信用担保系统的稳健运行，保护消费者利益等都是监管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担保监管的终极目标是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推动中小企业成长，促进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的进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担保监管的中间目标是维持一个健康的担保业环境，主要包括稳定性、效率性、公平性。融资性担保行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监管，存在机构规模小、资本不实、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一些担保机构从事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和高利贷等活动，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担保业的监管应以稳定作为基础，防范担保业的风险，只有保证稳定的担保市场，才能实现上述终极目标和提高担保业的效率。担保业作为服务性行业，监管机构要促进担保机构的竞争和活力，满足多层次、多领域、差别化的融资担保需求。公平性包含很多方面，比如，处理好中小企业、担保机构、银行之间的利益冲突。担保监管的具体目标，是在不同情况下的侧重和实现路径，是监管者依据具体情况进行的差异化监管。
（四）监管法律法规
增强担保监管有效性，需要有完整的担保机构监管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一部完善的法律是监管强制力重要体现。提高监管有效性，最大化各方参与人的利益，实现监管者与参与者的共赢。监管是指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行为，因而担保监管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监管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因此，应把制定专门的担保法律作为法律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融资担保机构创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保障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五）监管措施
对担保业的监管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严格审查审批担保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监督检查手段跟踪担保公司经营状况，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不断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电子系统，实现监管的信息化，对于潜在风险及时预警。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如会计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一起来提高监管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基于上述分析，在措施的实施上需要加大规制的强制力，对违规者必须严厉的惩罚，阻止违规者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违规的企图。
（六）监管效果
对于担保业监管的效果的评价，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对担保业监管收益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指标来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衡量监管效果的标准主要有：融资性担保代偿率，损失率，融资性担保贷款不良率，准备金余额，担保责任拨备覆盖率，担保责任拨备率和案件发生比例等。对担保业监管成本的评价中，包括监管者承担的直接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机构建设等行政预算支出、执行成本。监管还会带来间接成本，监管导致的效率损失和道德风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担保监管是一个系统。担保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监管也要在动态中跟进。监管主体制定担保监管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执行贯彻整个监管流程。监管主体确定监管的目标，担保监管的起点是明确目标，根据监管效果评价体系来对当前担保市场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准确的判断，做出决策，根据法律法规，采取具体措施。担保市场的活动再反馈回监管效果评价体系，传达给监管主体。由此，监管双方互动，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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