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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勒赛克尔;德勒兹;语言哲学;政治语用学
作者简介：王玉华，女，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南丽军，女，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金项目“语言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572015CC1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助推力研究”，项目编号：1D104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025-07
20世纪，“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语言哲学的发展则相对缓慢，这使实践中的当代在语言理论领域很难与西方语言理论展开对话并彰显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学者对语言哲学问题也给予了关注，但是建构一种系统化的语言哲学仍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让-雅克・勒赛克尔（Jean-Jacques Lecercle）生于1946年，是法国第十大学语言学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有《语言哲学》（2006）、《德勒兹与语言》（2002）、《语言的力量》（2004）、《巴迪欧和德勒兹读文学》（2010）等。作为一名阿尔都塞式者，勒赛克尔首次尝试构建一种系统化的语言哲学，其探索无论对语言哲学的发展还是实践中与西方语言哲学进行对话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起源和本质的论述都是把语言放在劳动或者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实践论的语言哲学观成为勒赛克尔语言哲学的理论来源，也为他考察其他的语言观提供了批判的支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揭示出语言对现实生活的建构作用和机制，勒赛克尔的研究正是以此为起点，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框架、意义形成、主体构造、语言对社会政治的介入与建构等重要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指出语言是一种持续变化的物质、政治、历史和社会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形式，主要功能是生产主体，语言的意义是在复杂的语言事态中呈现出来的。勒赛克尔在其理论建构中，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精神，也从德勒兹的语言哲学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得到了启发。
德勒兹在自己的著作以及与著名精神分析家瓜塔里合作的重要文献中对主流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树状模式和二元逻辑进行了批判，阐释了独具风格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语言哲学思想，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勒赛克尔认为，虽然德勒兹的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但其坚持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政治语用学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预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语言哲学的可能性，为他建构一种系统化的语言哲学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
一、语言的基本表述是命令语词
德勒兹认为，语言不是信息性的或沟通性的，话语的基本形式既不是判断的陈述，也不是情感的表达，而是命令和表示服从。他在《千高原》中写道：“语言的基本单位――表述，是命令语词。”[1]（P76）学校的老师向学生讲授一条算术或语法规则的时候，与其说她向学生传递信息，不如说她在向学生“输入符号”、下达命令，她要求学生遵循她的命令并使用相应的算术或语法规则。语言是社会秩序化的重要手段，它既赋予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和范畴，又强加给我们一种同质性的认同，特别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德鲁兹和瓜塔里指出：“对正常人来说，造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是服从社会规则的前提。没有人首先被认为不懂语法，而那些无法正确使用语法的人被认为是异类。因而，语言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的。”[1]（P101）因为语言的功能既不是传递信息，也不是沟通情感，它是命令语词的传递，命令语词不是被附加在句子的信息之上的，也不是信息的结果;相反，信息是命令语词传递的最低条件，命令语词本身就是行为和表述的原始冗余，它是和语言同外延的一种语言功能。正如德勒兹所说：“一条语法规则在成为一种句法标记之前就是一种权力的标记了。”[1]（P76）德勒兹则把“基本的表述是命令语词”这个命题推广到所有表述中，因而“命令语词”并不指派某种特定类型的表述，它是每一个表述的一部分，是每一个语言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合乎语法的表述中的命令语词像言外之意那样发挥作用，它释放出这样的信号：这种类型的每一种表述都运用了权力，标明了一种权力形式，即要求别人服从或遵守。简言之，语言不是让人相信的，而是让人服从的，而且经常是强制性地让人服从的。
勒赛克尔赞同德勒兹“基本和典型的表述是命令语词”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最无辜的问题“现在几点了？”也代表着某种权力的使用，因为每一个对信息的请求都是在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期待相应回答的权力性声明。而且，语调的变化也会使普通的话语变成一种礼貌的询问或一种挑衅的符号，一种反讽或者侵略等，而这往往会要求回应或引起反抗，造成冲突。因此勒赛克尔认为，语言既不是信息或情感的传递，也不是像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为了达成一致而努力，对话的目标不是相互合作的信息交流，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立。语言是一种实践形式，其核心是言语行为，它运用权力并产生一种功效。这种观点坚持了理论的斗争的、反对和平的立场。
二、间接话语与阐释的集体装配
如果语言只是既定事态中预设的一套命令语词，它意味着不存在直接话语。沃罗希诺夫在《与语言哲学》中也强调间接话语的重要性，一种表述总是已经是间接话语，因为它只是话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对德勒兹来讲，语言似乎总是预设着自己，人似乎无法找到其非语言的起点，因为语言不是沿着被从看到的某物到被说出的某物，从一种感知能力到一种表达能力展开的，而总是从被说出的某物到被说出的某物向前推进的――叙述总是“据说，听说”。间接话语处于优先地位，这是语言基本属性的一种效果――语言的能力不是为了表征，而是为了翻译;它不是直接说明世界，而是对第一个感知能力的翻译和替代。这就意味着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在勒赛克尔看来，间接话语是语言首要规定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张的语言的社会性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强调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他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2]（P489]马克思认为，个体把语言看作他自己的语言只有在他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自然成员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语言不可能是个人的产物，而只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P34）
勒赛克尔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应坚持社会性立场，因为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实践形式的语言不可能是个体性的，它必然涉及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且个体不是语言的来源，个体被总是已经是集体的语言所质询，不存在已经构建好的预设主体，只存在被质询到相应的位置上并且从这个位置上反质询的言说者，因此个体言说者只是整个语言的产物，她被语言所言说。
为了进一步解释间接话语发挥作用的形式，德勒兹引入了装配（assemblage）的概念。装配由实体和表述两个不同质的方面组成，勒赛克尔指出，德勒兹的装配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欲望的机器装配，另一个是阐释的集体装配”[4]（P186）。欲望机器等实体内容的形式是由实体之网所构成的，阐释的形式则是由被表达物之链构成的。实体有其自在的内容显现形式和混合形式，如墨汁滴进水里，实体的混合就出现了;表达展示的是另一种非实体性转化或属性，如说出“墨汁滴进水里，水变黑了”，虽然它是归属于实体的，被用于并且仅仅被用于实体本身，但这并不是为了描述、再现或者指称实体（因为实体自身已经具有了属性、行动和情感、灵魂等显现形式），而是以某种形式介入内容，为了对其进行预测或者使其后退，令其减速或加速，将其分离或整合，或者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限制，所以，这是一种言语行为。这样在装配中，实体和表达、物质和观念就是以瓦状叠覆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物质和观念交融的装配使得超越物质基础和观念上层建筑的二元分离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理解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实体干预的物质方面，命令语词像机器一样运转，它发送一种冲动，它在传播权力的物质（实体）意义上运转;另一种是非肉体的无形方面，因为装配也是一种集体阐释。就其作为物质的和机器的方面来说，装配不是指商品的生产，而是社会中混合主体的一种准确的状态。就其作为阐释的方面来说，装配不是关心语言的某种生产力，而是关心符号政权和表述机器。在一个阐释的集体装配中，所有的陈述都属于间接话语，是被转述的陈述在进行转述的陈述之中的呈现，是命令语词在词语中的呈现，因而所有语言都是间接性的。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说：“这种‘间接’方法是一种把约定传送给透视主义的方法： 我们绝不可能肯定是谁在说话。”[5]（P25）“间接话语”是语言的首要规定。因为间接话语处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不存在个体阐释，甚至不存在阐释的主体。德勒兹认为，表述的个体化和阐释的主体化只有在非个人性的集体装配需要它并规定它存在的时候才能够存在。这恰恰就是间接话语特别是“自由”间接话语的典型价值：首先存在的不是差异化的个体表述，也不是不同阐释主体之间的联结，而是一种集体的装配，它产生并规定相应的主体化过程、个体性分配以及在话语中的动态分布。间接话语不能用主体之间的区别来解释，相反，当它自由地出现在这种话语中的时候，只有装配才能解释各种声音何以能够以单一的声音出现，不同的语言何以能够以一种语言出现，各种命令语词何以能够在一个语词中出现。因此，不存在独立于主流意义的意义，也不存在独立于已有的征服命令的主体化。
德勒兹和瓜塔里用装配的概念代替阿尔都塞暗含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的意识形态概念来阐释主体化问题，这对勒赛克尔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他认为，尽管德勒兹和瓜塔里关注政治上的个人维度（欲望政治），但并没有屈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采取了与相似的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如果一个命令语词没有个体的作者，如果命令语词在事态中有效并对实体也是有效的，那是因为表述的来源不是个体言说者，而是集体的装配，这既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特征，也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特征。我们不再处于个人主体、意识中心和行动之源的范围内，而是在装配和社会场域的范围内。“个体言说者之所以言说是因为她被集体的装配言说。”[6]（P200）但是这决不阻碍她的话语表现出个性。在勒赛克尔看来，装配概念对语言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放逐主体概念，勒赛克尔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先验主义，坚定地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同时也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解脱出来，无须再隐喻性地思考语言的集体性。因为在勒赛克尔看来，海德格尔的“语言在言说”只能隐喻性地证明语言的集体性，而这对语言哲学来说是不充分的。
另外，勒赛克尔指出任何一个装配都有自己的事态，这个事态不仅是广义的历史形势，而且也是语言事态，是一套使行动拥有语境并且决定了行动的意义的言语行为，这表明语言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一个系统，也不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本质，而是一种像社会结构一样的语言结构：在一个给定的事态中决定它们关系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和语言游戏、语言斗争及矛盾。
三、政治语用学
德勒兹认为，语言学研究最基本的部分不是音韵学，也不是句法学，而是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音位学都离不开语用学，它是其他维度背后的预设。对德勒兹而言，语言不是一种常量，而是一种连续的流变过程，是一些方言、语域、风格和话语的连续流，它们按照等级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以不同方式朝不同方向发展。语言、符号的这种流变性质，使它具有了一种语用学的维度。由于语言是在集体装配中存在和使用的，是处于不断变化和转换之中的，因此语用学就要把环境的要素考虑在内。本维尼斯特也证明了一个行动性声明并不是外在于环境，而是内在于使它成为行动的环境的。比如任何一个人喊出“我宣布全民动员”都是荒唐可笑的行为，这不是一种阐释行为，因为只有环境中现实的变量赋予一个人做出声明的权力，她的阐释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在环境之外它既无意义也没有主体和接受者。因此，德勒兹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建立在独一无二的事件或意义事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与世界之间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表象主义的关系之上的，他指出：“只要事件不与表达它的命题相混同，不与断定它的陈述相混淆，也不与命题所指示的事态相混淆，那么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事件……在事态中发生的事件与内含于命题中的意义是同一种存在。”[7]（P182）但是环境又不仅仅指外部环境，它也涉及内部环境，比如“我发誓”这句话在家里、学校、恋爱中、秘密组织或法庭等不同场合意义是不同的：它既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个声明;它既不是同一个身体状态，也不是同样的无形转化。适用于实体的无形转化本身是非肉体的，是内在于阐释的一种属性。正是因为这些变量是内在于语言的，所以它才能把语言与外部环境之间联系起来。而命令语词恰恰也是这种能够把词语变成一种阐释的变量，命令语词的瞬时性和直接性在与转化所归属的身体的关系中赋予它一种流变的力量。
同时，德勒兹认为这种语用学也是一种语言的政治学，强调语言对社会和政治事态的介入作用。他指出，语言不可能单纯表象和指涉世界，而是借助言语行为干涉或介入社会中的事物与状态，它向生活发号施令，以此来规范、管理、控制事物的持续变化状态，把支配性秩序赋予社会。语言是如何运用权力的呢？无形的转换回答了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方式问题，也印证了语用学的政治性。因为是命令语词，言语行为运用权力并且产生一种特殊的效能，采取了无形转化的形式，这也是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方法。体变（trans-substantiation）是无形转换的典例，如在天主教的圣餐仪式中，无酵饼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时化成了基督的体血。德勒兹对于1917年7月4日这个革命的转折点非常感兴趣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在这个日期之前，一种和平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而“所有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正确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只有暴力临时政府才可能挽救革命，因而口号也必须要修改。在1917年7月4日，一个正确的口号直接改变当时的局势，就像法官的宣判立即并从根本上影响被告的境遇――她现在就是一个罪犯了，这不仅影响到罪犯的社会地位，也直接影响了她的身体。我们因此拥有了肉体和非肉体的混合物：它使一等乘客瞬间变成了人质，蕴藏其中的是一种“无形的转换”，这是一种语言的效果，一种被赋予非凡行动性声明权力的语言实现了“无形的转换”。而且，口号的权力不仅体现在行动性声明中，也是把阶级召唤成现实存在的构成性因素。第一国际的天才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社会大众中提取出一个无产阶级，同样地，列宁的口号从总体的无产阶级中提取出一个先锋队，口号预见到了由其产生的政治主体。在一条正确的口号中，存在着与事件相关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个惊雷（例如阿兰・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彻底变革了当时的形势。德勒兹暗示，这种分析不仅适用于政治语言，也适用于普遍的语言，因为一般的语言总是贯穿着政治。他描述的“符号政权”或者“符号机器”是表述（在此意义上是命令语词）、预设（紧随命令语词的行为）和无形的转化（被行动性声明权力影响，命令语词的指派权）的混合物。
在勒赛克尔看来，德勒兹的政治语用学思想正是语言哲学所需要的。他主张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发现本质和规律，而是描述语用规则，在语用规则中权力关系获得了存在，这些语用规则要接受挑战、在实践中被使用和被改变，语用规则中的“例外”与其说是语法缺陷，不如说是语义和语用斗争的标识。语言经常充当政治的媒介，而且语言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勒赛克尔还认为，如果语言是历史上人类实践的一种典型形式，那么它也是人类政治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如果人类历史同时也是阶级冲突的历史，那么语言与阶级冲突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四、语言的少数用法
德勒兹的解域化语言思想与其欲望哲学和差异哲学是紧密联系的，他的“欲望”概念类似于尼采的“意志”，是一种积极的生成性力量，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的特征。这种力量应该尽情释放出来，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保持永不停息的更新和变革。但是这种积极的创生力量却遭到了社会压抑性力量的限制，它们通过驯化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把它们纳入某种既定的规范体系之内，控制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这就是对欲望不断进行编码和辖域化的过程。德勒兹反对一切控制性的东西，倡导对一切钳制规则进行解域化，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和各种可能性。
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和统治正是通过对欲望的压制来实现的，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勒兹拒绝把语言视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再现的方式，认为语言应被视为一种表达差异的力量和维度，能生成变幻多姿的不同世界。他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是一种同质性系统的观点，认为只有存在一种标准的、主要的或多数的语言，语言才能够被科学研究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勒赛克尔指出，这就是语言研究中的拜物教。现实中不存在语言的常量或者普遍的概念，语言是异质的、流变的、充满矛盾的，其主要矛盾存在于多数（major）方言或多数用法与少数（minor）方言或少数用法之间。
在一天之中，一个人不断地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他先是作为父亲慈爱地言说，接着又作为一位老板职业化地言说，然后他又作为丈夫温柔地言说，当他处于睡眠之中的时候可能会沉溺于梦的语言中，当公司电话忽然吵醒了他的美梦的时候，他又迅速回到了职业化的言说方式中。主流语言学认为，这都是同一种语言，德勒兹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同一性”预设。目前尚无法判断这是否就是同一种音位学、同一种句法学、同一种语义学，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判断那种被假设为同一的语言到底是被常量所界定，还是被贯穿于其中的连续流变的逃逸之线所界定。因为，已经有语言学家指出，语言的变化更多地是通过频率的逐渐变化以及不同的用法之间的某种共存和连续性而形成的，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系统的断裂而形成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断定这些变化仅仅是情境性的，而陈述本身却在原则上保持不变。不仅存在着与其实现形式同样多的陈述，而且，所有的陈述都呈现于其中某个陈述之中，流变之线是潜在的，因而无论陈述发生怎样的跃变，它始终是连续的。将陈述置于连续流变之中，也就是通过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韵律的等各种变量来实现陈述，这些变量能够在最短的瞬间作用于陈述。这就是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内在性的语用学，它包含着各种语言要素的流变。
德勒兹认为，语言不是稳定的、静止的，而是处于内在的连续流变之中的，这种流变也是一种生成性的欲望之流，能不断突破旧有界限的限制。风格也是一种连续流变的过程，它是“一种非语法：在那个时刻，语言不再被其所说而限定，甚至也不被其所指向的物所限定，它只与驱使它运动、流变和爆炸的原因有关”[8]（P133）。通过少数带有风格的不规则表达使语言脱离常量的状态，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构成了语言的解域化之点，成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最终逃逸出强制性限制的解域化语言。事实上，“多数”和“少数”与其说是指两种类型的语言，不如说是对待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方法，语言的两种用法或者功能。少数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运用，通过对语言规则的破坏、颠覆、创新等形成风格，使多数语言“口吃”（stutter），变得支离破碎，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建构新的维度和领域，衍生变异和差异，不断生成解域化的语言。
德勒兹认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特征。“我们也可以说，少数不再表指特殊的文学，而是表指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条件，它就在伟大的（或既定的）文学的心脏。”[9]（P114）少数文学是一种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它无须费尽心思去号召革命，或详尽描述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坏影响，从最开始它就是集体的、政治的、解域化的。因此，文学有一种直接的政治功能，不是因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它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猖狂勒索，而是因为文学使标准语言不断生成少数，并帮助破坏标准语言的统治。德勒兹指出，当代社会语言的解辖域化现象“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孩子的问题，少数的问题，少数文学的问题，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10]（P19）。
为什么语言学家痴迷于把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变成一种同质的或者同质性系统？勒赛克尔认为答案就在于：“在语言系统的科学模式与使主要民族语言成为一种权力向量的政治模式之间存在着异体同形（homology）的关系。”[6]（P136）通过政治模式，语言自身被同质化、中心化、标准化，形成一种主要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变成了一种有特权的语言。语言的统一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布尔迪厄在《“谈论”意谓说：语言交换的经济学》中已经对法语统一中的政治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把语言看成同质的包含着从少数的方言、语域和语言游戏中抢夺一种语言权力，一门语言之所以成为主流的语言是因为它是占优势地位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来说，这叫作语言霸权。因为多数人的语言如“标准英语”，是一种人为的构想，为了统治的目的被意识形态机器所强行建构。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的是大量的方言，所以标准语言是不存在的，它们仅仅是作为一套权力标识存在的。
勒赛克尔对德勒兹关于语言是异质的混杂现象的观念表示赞同，指出语言研究应该从结果向过程转变，语言不是一系列固定“物”或者“事实”，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过程。这不是放弃传统语言学留给我们的“句子”、“单词”、“规则”、“话语”等，而是要把它们看作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一个单词也包含着语义的、形态的、语音的系列变化，而其中任何一种变化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因而它们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静止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个人言语行为实现的理想类型，而是一系列流动的、动态的方言、语域和风格。与德勒兹一样，勒赛克尔极力反对多数语言对少数语言的压制，反对语言霸权，倡导语言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德勒兹从集体主义出发，强调命令语词的重要性和语言的政治本质，突出言语行为的效能和语言的矛盾性，这种类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勒赛克尔建构一种系统化语言哲学提供了理论素养和支撑，使他能够把语言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充满矛盾的结构，理解为一种建构人们之间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社会实践形式，理解为生成言说主体的动态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在语言事态中形成权力关系的政治语用学。
参 考 文 献
[1]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2002.
[5] Ian Buchanan， John Marks.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6]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rill， 2006.
[7]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8]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1983.
【关键词】经颅多普勒;酒精;脑血管血流流速;频谱;慢性酒精中毒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0.09.129文章编号:1006-1959(2010)-09-2415-01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可提供生理和病理生理状态下脑血流动力学资料,具有非损伤性、无射线辐射、简便易行、可重复检测、床边检测和手术中监护等特点,目前已广泛作为各种脑血管疾病的无创检查手段。本研究应用TCD对慢性酒精中毒者的脑动脉血流参数及频谱形态进行研究,可以反映慢性酒精中毒对脑供血的损害,为慢性酒精中毒者治疗提供一个客观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应用TCD检测慢性酒精中毒70例,全部为男性,年龄25～55岁,平均(45.0±6.02)岁。酒情况:初饮年龄16~35岁,饮酒史5~35年,平均(17.0±4.02)年;饮酒习惯:白酒、啤酒,每日饮酒3～10次以上或整日酒不离身;以白酒计算,每日0.3～1.5kg,其中,0.7～0.75kg占65%。正常对照组56例,年龄25～55岁,平均(44.1±6.13)岁。两组年龄无显著差异(P>0.05)。
1.2检查方法:仪器为深圳迈瑞MT-1010TCD分析仪。用2MHz脉冲多普勒探头,患者取平卧位,经颞窗对大脑中动脉(MCA)、大脑前动脉(ACA)、大脑后动脉(PCA)进行不同深度的连续检测。检测内容为脑动脉的平均血流速度(Vm)、收缩期血流速度(Vs)、舒张期血流速度(Vd)。治疗前后分别行TCD检测,受检者在检查前一天停服扩张及收缩血管的药物。检测结果用SPSS13.0软件处理,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2.结果
TCD各项指标慢性酒中毒组与正常组比较,慢性酒中毒组大脑中动脉、前动脉、后动脉平均血流速度降低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研究表明,慢性酒精中毒患者血液黏稠度增高,红细胞聚集能力增强,血小板对血管壁的黏附或血小板相互间的凝聚功能增强,这些可使血流速度减慢[1]。这与我们的实验结果一致。酒精可以引起小血管的痉挛,甚至可破坏小血管;可使脑血管循环的自动调节发生障碍;也有人认为,酒精可引起红细胞压积、血液粘滞度、血小板聚集性及血液凝固性增高[2]。慢性酒中毒使血中LDL浓度增高[3]。慢性酒中毒可以导致流胺缺乏,流胺缺乏可使转酮酶流活性降低,会使类脂和蛋白质合成,减少的脂质成分在血管内皮的沉积,不易形成血管壁增厚或硬化斑块形成,而且血流速度与管腔狭窄面积成反比,所以可检测到多数脑血管的血流速度减慢,还有人认为,饮酒使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脂类代谢异常,血清r-GPT的平均值随饮酒量的增高而升高,因而引起脑血管供血不促。
表1
应用TCD对慢性酒精中毒者的脑动脉血流参数及频谱形态进行研究,是慢性酒精中毒患者脑血管疾病早期诊断及预防的重要检测手段。
参考文献
[1]张岱,沈渔,主编.酒精所致神经障碍[M].精神病学.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89-290.
【关键词】充血性心力衰竭 心电图QT离散度 倍他乐克 室性心律失常 猝死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clinical value of Betaloc on QT interval dispersion in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Methods。80 patients with CHF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reated groups(42) and control groups (38)， treated groups(42) were treated by Betaloc ， control groups (38) were treated by nature The QTd was measured and controll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seults The QTd was positively coreredated with the NYHA class Of cardiac function The QTd in CH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 arrarrhythmias obviously increased ascompared with that in CHF patients without ventricul arrhythmias (P
【Keywords】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QT interval dispersion Betaloc Venuicular arrhythmia Sudden death
本文通过对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患者QT离散度(QTd) 的测定，探讨CHF的QTd变化及倍他乐克对其影响。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治疗组42例，男22例，女20例，年龄55±6岁。其中冠心病22例，高血压性心脏病14例，扩张型心肌病2例，风湿性心瓣膜病4例。心功能分级(NYHA)：Ⅱ级27例，Ⅲ级12例，Ⅳ级3例。对较组38例，男20例，女18例，年龄54±5岁。其中冠心病21例，高血压性心脏病12例，扩张型心肌病2例，风湿性心瓣膜病3例。心功能分级(NYHA)：Ⅱ级20例，Ⅲ级15例，Ⅳ级3例。80例CHF患者中经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诊断为室性心律失常共计62例。
1.2 QTd测量方法和正常参考值：以QRS波起点为QT间期起点，以T波降至等电位线时为QT间期终点。每一导联连续测量5个QT值，根据Bazett公式(QTc=QT(RR)计算出校正QT间期(QTc)，取其平均值，以最大QTc减去最小QTc得QTd。QTd正常参考值[1]：65ms异常。
1.3 治疗方法：治疗组42例在常规抗心衰治疗基础上给予倍他乐克6.25-12.5mg，每天2次，疗程4周。对较组38例按常规治疗，避免使用任何受体阻滞剂。
1.4 统计学处理：数据用X±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程度心功能QTd比较：
表1 不同程度心功能QTd比较(X±s)
﹡两组间治疗前OTd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OTd差异非常显著(P
3 讨论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类心血管病的终末阶段，一旦发生心衰预后极差，重度心衰死亡率两年内为30％一40％，6年内67％一80％；度心衰的5年死亡率26％[2]。猝死是CHF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电生理的不稳定性及其室性心律失常是猝死的动因。随着心力衰竭的进展，自发性复杂性室性心律失常显著增高。据报道，室性期前收缩的发生率可高达70％～90％，非持续性室速的发生率为40％-80％。其中由于自发的致命性室性快速心律失常而发生猝死者为35％～50％，是影响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3]。近年来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与OTd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Pye等(1994)报道扩张型心肌病伴恶性心失常患者EF40％者的QTd明显延长。Bart等(1994)对40名心功能Ⅲ～Ⅳ级的[4]缺血性心脏病病人平均随访36个月后发现，与幸存组相比，死亡组QTd明显升高。傅国胜等的研究发现25例自发性致命性室性快速心律失常的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肌复极离散度四项指标均显著大于57例无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心力衰竭患者。钟伟[5]分析了123例冠心病CHF患者的QTd，结果发现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与QTd增大密切相关；心功能损害严重，QTd增大，两者存在相关性；存活组QTd显著小于死亡组，表明QTd与预后有关。由此可知，QTd可用来判断CHF患者的状况和预测CHF猝死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组研究结果显示，CHF患者的QTd明显大于健康对照组，QTd与心功能受损程度呈正相关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也具有相关性。与上述报道一致。心功能不全比索洛尔研究(CIBIS-Ⅱ)，倍他乐克缓释片干预充血性心力衰竭试(MERIT-HF)，卡维地洛试验(US-CARVEDILOL)等国际大规模临床试验以令人信服的证据确立了β阻滞剂在治疗CHF中的地位。本文采用选择性β阻滞剂倍他乐克治疗CHF，结果表明，不但能有效地改善心功能，而且能使CHF患者QTd明显缩小(P
[1]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全国心率变异性、倾斜试验及QT离散度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98，26(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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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就业挫折社会调查研究
（一）抽样结果
2013年10月，在河南省抽10所高校2014届毕业生作为被试，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853份，回收率85.3%，剔除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807份，有效率94.6%。
（二）测量工具
1.基本情况调查表：收集性别、民族、年级、专业、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成长环境等个人信息。
2.自编《大学毕业生就业挫折归因问卷》。此问卷是在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形成，并经过试测，信度、效度检验以及修订后完成，以五级量表为主要题型。
（三）统计方法
用SPSSl3.0软件包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四）研究结果分析
1.《大学毕业生就业挫折归因问卷》的编制
对不同专业的30名大学毕业生和20位专职辅导员进行访谈，请5名心理学专家对问卷进行审核，形成20个项目的封闭式调查问卷。问卷探索了影响大学生就业挫折的四个方面，不公平竞争因素、学校因素、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采用一次性取样，将其中的400份作为第一个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问卷的因子结构，然后用另外的407份作为第二个样本，对第一个样本所获得的因子结构进行验证。
（1）问卷的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同质性信度作为问卷信度检验的方法。同质性信度又称为内部一致性，是指每一个量表是否测量单一概念，一般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检验标准。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90 以上，表示所进行的测验或使用的量表信度非常好；若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80 以上，则表示所进行的测验或使用的量表信度很好；若Cronbach's alpha系数在 0.70 左右，则表示所进行的测验或使用的量表信度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最低信度值 。在本次调查中，各指数都在很好的范围内，问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作为研究工具。
（2）问卷的效度检验。卡方比率X2/df在2.0到5.0之间模型可以接受，X2/df越小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越小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GFI、AGFI、CFI、NFI、IFI的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越好。根据这些标准对大学生就业挫折归因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显示模型拟合完好。结果表明：该调查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良好。
2.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大学生就业挫折因素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因素1（竞争不公平感）和因素3（自我因素）在性别上差异显著，男生的不公平感和自我归因明显高于女生（P
是否独生子女对大学生就业挫折归因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多将就业挫折归因于不公平竞争、学校和其他因素，而非独生子女在自我归因方面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
家庭所在地对大学生就业挫折归因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挫折的各因素在家庭所在地上差异都极其显著（P
通过相关分析来检验父母学历与大学生就业挫折归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学历与大学生的自我归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二、音乐疗法对大学生就业挫折的干预研究
（一）样本筛选
在商丘市四所高校招募2014届毕业生。筛选出48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24人，男生7人、女生14人；对照组24人，男生8人、女生15人。
（二）研究工具
1.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此量表为Watson&Friend（1969）编制。此量表得分高的人，在实际交往中焦虑程度较高。量表中所含的28个条目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定社交苦恼。
2.交往焦虑量表（IAS）。此量表为Leary（1983）编制。量表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倾向，含有15条自陈条目，按“一点儿也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1-5分。其总评分从15分（社交焦虑程度最低）到75分（社交焦虑程度最高）。
（三）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随机实验设计，T为实验组前测和T2为对照组前测；T3为实验组后测和T4为对照组后测；X为实验组实验处理；T5为实验组追踪测量和T6为对照组追踪测量。
（四）研究程序
1.场地与设备。场地为商丘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排练厅。设备有钢琴、CD音响一套、软垫13个，打击乐器（大鼓、小鼓、手鼓、三角铁、碰铃、响板等）。
2.团体类型。该团体针对自愿参加音乐疗法团体辅导的，运用接受式音乐疗法的手段来帮助大学生克服就业挫折心理。
3.团体目标。了解就业挫折的来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对团体成员建立信任感，愿意诉说；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摆脱生活的困境与孤独感。
4.团体性质：结构化、封闭式、同质性，成长性，治疗性。
（五）音乐疗法团体活动方案设计
该音乐疗法团体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主题实施阶段、团队成长阶段、总结阶段。活动内容为热身与放松、语言类、器乐类、肢体活动等。
（六） 结果分析
1.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各因子前测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被试与对照组被试前测比较，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
2.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各因子前测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音乐疗法团体干预后实验组被试与对照组被试后测比较，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差异及其显著。
3.实验组前测与后测各因子前测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音乐疗法团体干预后实验组被试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差异及其显著（P
4.对照组前测与后测各因子前测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对照组被试前测与后测之间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
三、结语
自编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挫折归因问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就业挫折的各因素在家庭所在地及竞争不公平感和自我因素在性别上都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更多地将就业挫折归因于不公平竞争、学校和其他因素，非独生子女在自我归因方面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父母学历与大学生的自我归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实验部分实验组被试在SAD、IAS、SCL-90量表上的前后测得分有显著差异，对照组被试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对就业问题的回避和苦恼状态明显降低，实验组成员人际交往能力有了明显改善。
目前，我国团体音乐疗法对于改善就业挫折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多见，本研究在改善大学就业挫折心理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音乐疗法团体辅导实验组成员具有共同性，实验组成员之间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成员之间积极互动，互相接纳，通过团体音乐小游戏，一起分享生活、抒泄情绪。可见，音乐疗法团体辅导对于改善大学生就业挫折心理具有独特的疗效机制，促进了成员的人格成长，改善了成员总体上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希望为我国大学生就业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摘要】
目的: 探讨环磷酰胺(CY)和环孢素A(CsA)对SLE患者外周血Th细胞亚群的免疫调节作用。方法: 以10例重度活动的SLE患者和6例正常对照的PBMC为研究对象， 将细胞悬液分为空白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组、 PHA+CY组、 PHA+CsA组、 CY组和CsA组分别给药， 体外细胞培养24 h后， 利用三色流式细胞术检测CD4+IL10+T细胞、 CD4+IFNγ+T细胞比例和CD8+ IL10+ T细胞、 CD8+IFNγ+T细胞等比例， 同时记录相应细胞的荧光强度。结果: CsA促进静息和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荧光强度增强。CY虽然促进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但对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无明显增强。CsA抑制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的比例， 同时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减弱。而CY虽然抑制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的比例， 但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却是减弱的。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FNγ+T细胞比例的抑制作用优于CY， 且CY对SLE患者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抑制作用也是减弱的。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状态下， 正常对照PBMC和静息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亚群细胞的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优于CsA。但CY对SLE 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增强作用不如CsA。结论: CsA和CY均能使CD4+T细胞受抑， CD8+T细胞上升。但CsA对T细胞活化， 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启动的反应更为敏感， 免疫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 环磷酰胺 环孢素A 红斑狼疮 系统性 流式细胞术
SLE是一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致病机制不仅涉及B细胞、 各种亚群T细胞（Th1， Th2）及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 还涉及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1， 2]。目前SLE的治疗仍以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 GC）及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CY）等为主， 环孢素A(cyclosporine A， CsA)及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等新型免疫抑制剂治疗SLE及相关疾病亦偶见报导［3］。但对CsA、 MMF和CY等免疫抑制剂治疗SLE的药理作用具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国内外罕见报导[4]。因此， 本研究中以SLE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为研究对象， 探讨CsA、 CY两种免疫抑制剂对CD4+和CD8+细胞亚群的作用， 探讨CsA、 CY对SLE各个重要免疫病理环节的影响，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0例活动性SLE患者来源于本院风湿科、 肾内科和血液科， 为本院2003-10/2004-08确诊患者， 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1997年推荐的SLE分类标准。6例正常对照来源于健康献血员。除1 例SLE患者为男性、 年龄为28岁外， 其余9例均为女性， 年龄13～55(28±6)岁。健康对照者6例， 均为女性， 年龄22～37(30±3)岁。
1.2 试剂 Ficoll分离液购自上海华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CY(1.0 g/支)购自Sigma公司（批号091K1176）， 临用前用RPMI1640溶解。CsA(5 mg/支)购自Sigma公司（批号093K4020）， 临用前用无水乙醇溶解。PHA购自广州生物制品公司， 用RPMI1640配成浓度为1 g/L的工作液。藻红蛋白(PE)Cy5标记的抗CD4单克隆抗体(mAb)(鼠抗人IgG1， κ， RPAT4克隆); PE标记的抗IL10 mAb(兔抗人IgG1， κ， JES39D7克隆); 异硫氰基荧光素(FITC)标记的抗IFNγ(鼠抗人IgG1， κ， 4S.B3克隆); PE标记的小鼠IgG1同种型对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FITC标记的小鼠IgG1同种型对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蛋白质转运抑制剂、 破膜剂及固定剂均购自еBioscience公司。
1.3 方法
1.3.1 PBMC分离培养 采集患者肝素抗凝血10 mL， 轻轻铺于Ficoll分离液上(抗凝血与分离液体积比为2∶1)， 2300 r/min离心20 min， 吸出中间细胞层（即PBMC）， 用RPMI1640培养液(含100 mL/L胎牛血清， 青霉素100 U/mL， 链霉素100 U/mL)调整细胞密度为1×109/L， 加于24孔培养板中， 每孔1 mL细胞悬液。将细胞悬液分为空白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组、 PHA+CY组、 PHA+CsA组、 CY组和CsA组共6组， 在不同组中加入相应试剂， 其中CY至终浓度为160 μmol/L， CsA至终浓度为120 μmol/L， PHA至终浓度为10 mg/L， 空白组加入相应量的RPMI1640培养液。将细胞置于37℃、 50 mL/L 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后， 1500 r/min离心5 min， 收集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
1.3.2 IFNγ阳性和IL10阳性细胞亚群检测 应用三色流式细胞仪(EPICS XL Beckmancoulter公司)， 根据前向散射光(FS)和侧向散射光(SS)以淋巴细胞群设门， 并对FL1、 FL2和FL3通道设置荧光补偿后， 对CD4+T细胞和CD8+T细胞释放IL10和IFNγ的情况进行检测， 同时记录荧光强度。每一样本淋巴细胞门内检测10000个细胞。
1.3.3 统计学分析 SLE组与正常对照的不同药物刺激组间差异比较用SPSS11.5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同一药物处理组内与静息状态比较行配对t检验分析， 同一组内与未用药比较行配对t检验。
2 结果
2.1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L10的CD4+T细胞和CD8+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均增高， 在PHA刺激（即活化状态）下， 其比例进一步增加(表1)。CsA和CY均可抑制正常对照和SLE患者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增多（P
表1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L10的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略）
aP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2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和CD8+T细胞亚群表达IL10荧光强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均增高， PHA刺激可使其进一步增加(表2)。CsA可促进活化状态下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的增加（P
表2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T细胞亚群表达IL10荧光强度的影响（略）
aP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3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FNγ的CD4+T细胞和CD8+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FNγ+T细胞比例有所增高(表3)， PHA刺激可使其进一步增高（P
表3 CsA及CY对SLE PBMC培养中表达IFNγ不同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略）
aP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4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和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变化不一致(表4)。但PHA刺激可使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进一步增加。CsA可促进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的增加， 而CY则对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对照相比， 静息状态下， SLE自发分泌项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增高， 而PHA刺激项SLE PBMC的CD8+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反而下降。但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下降无统计学意义。
表4 CsA及 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影响（略）
aP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3 讨论
目前SLE的治疗仍以CG为主， 对重症患者加用免疫抑制剂(如CY、 CsA或MMF)。CY是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剂， 主要作用于有大量DNA复制的增殖期细胞。CsA为钙调磷酸酶拮抗剂， 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T细胞活化核调控因子(NFAT)的活化和核转位。因而与CY不同， CsA能在T细胞早期活化阶段发挥作用， 抑制T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
本研究中， 在静息和活化状态下， SLE PBMC培养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强。CsA刺激静息和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荧光强度增强。CY虽然促进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但对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加作用不明显。CsA抑制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 同时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强。而CY虽抑制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 但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减弱。CsA和CY可显著抑制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 同时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也增高。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 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的抑制作用优于CY， 且CY对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也是减弱的。与之相反， CsA和CY可抑制活化状态下， 正常对照PBMC和静息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亚群细胞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优于CsA。但CY对SLE 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增强作用不如CsA。
由此可见， 两药均能干扰SLE的免疫紊乱环节， 对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异常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1]， 但CsA能在T细胞早期活化阶段发挥作用， 抑制T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 这可能是CsA表现优于CY的原因之一; 另依Su等[4]研究报道MMF同样可使SLE 患者IL10、 IFNγ及IL12异常增高的表达水平降低， 并抑制表达IL10和表达IFNγ的CD4+T细胞比例， 而地塞米松却使IL10表达水平增高， 对IFNγ、 IL12无明显影响， 因此推测， CsA具有MMF的部分优势， 这是CG及CY所不具备的。
另本研究还观察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即CsA及CY的应用可使PHA刺激下活化的T细胞中表达IL10或IFNγ的CD8+T细胞比例明显增高。这可能与CD4+T细胞亚群受到抑制有关。Wang等[5]发现SLE患者应用CG治疗病情好转， 但其CD8+T细胞增高， 或CD4+T细胞明显下降而CD8+T细胞减少不明显， 甚至出现CD4+/CD8+比例倒置， 这可能与CD8+T细胞的抑制性调节作用有关。即免疫抑制治疗， 有助于抑制CD4+T细胞过度活化引起的异常自身免疫反应， 帮助CD8+T细胞发挥调节作用， 控制CD4+T细胞， 实现病理状态下的免疫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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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倍他乐克缓释片;慢性心力衰竭;脑钠肽;射血分数;静息心率
【中图分类号】R9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6-129-2
近年来十分重视神经内分泌的过度激活在心衰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其相关指标也成为心衰诊断治疗上的重要的参考标准,B型脑钠肽(BNP)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神经体液因子之一,其发现曾被认为是心衰诊断上的一次突破[1]。BNP用于心衰的诊断方面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亦屡见有相关报道。CHF时由于交感神经系统、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RAAS)的长期过度激活,以及一系列神经内分泌因子和细胞因子的大量释放,而导致心脏结构、功能、表型的变化,促进心肌重塑,加重心肌损伤和心功能恶化,后者又进一步激活神经内分泌一细胞因子,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笔者以其中的BNP为中心,研究倍他乐克缓释片治疗后对静息心率的影响及BNP和心功能的改善情况,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自本院2008年7月至2009年11月住院及门诊慢性心力衰竭患者(CHF)共97例,入选标准:既往未服用过倍他乐克制剂,所有病例诊断均符合Framingham心衰诊断标准[2]。其中男56例,女41例,平均年龄68.96±11.38岁。排除标准: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或恶性肿瘤者,严重心力衰竭达4级伴有明显液体潴留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凡能增加病死率的因素如心源性休克、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有明显感染者的肺源性心脏病等。停药或者减量标准:凡用药后心衰加重或静息时心率
1.2方法
1.2.1一般临床资料记录患者年龄、性别以及用药前后的血压,静息心率,心功能分级。根据患者心率和血压水平将倍他乐克缓释片逐渐加量,加至最大耐受剂量。
1.2.2生化指标测定采用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的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空腹12～14h后清晨采静脉血,测定血清中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尿素氮(BUN)、肌酐(CR)、尿酸(UA)水平。
1.2.3BNP水平测定入院次日晨空腹留取加EDTA抗凝的血浆2ml,使用美国biosite公司的Triage B-type natriureticuretic assay仪荧光免疫测定BNP浓度。
1.2.4心脏超声测定采用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PHILIP SONOS 55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2.5～4.0MHz,测定患者的室间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T)、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射血分数(EF)。以上操作均由有经验专业医师完成。
1.3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治疗前后两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简单相关分析;剔除年龄、性别影响因素,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以P
2结果
2.1一般临床资料比较治疗前后血压水平,肝肾功能,甘油三酯水平等方面比较,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较治疗前有降低趋势,但差别未达统计学意义(P=0.11)。
2.2治疗前后两组BNP水平和心超指标变化的比较(如表1)。
2.3治疗前后RHR、IVST、LVPWT、LVEDd、LVEDs、EF等与BNP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图1,图2)。
将患者的BNP含量与各临床指标进行直线相关分析,排除性别,年龄等干扰因素后,BNP与RHR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38(P0.05)。
图1BNP与EF值之间散点图 图2 RHR与BNP之间散点图
3讨论
BNP是一种含氨基酸的多肽。在心室负荷过重或扩张时全身及局部激素参与心肌,血管及肾脏的适应性改变,利钠肽系统被显著激活,突发性合成增加,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因此BNP反映心室功能改变更敏感,更具有特异性,已被成熟用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诊断。CHF的治疗已从常规的强心,利尿,扩血管模式,转变为在改善CHF的症状及血液动力学指标的基础上,阻断神经内分泌的激活,防止和延缓心肌重塑的发展,从而降低心力衰竭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一些研究表明,血浆脑钠肽(BNP)水平与CHF的诊断、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常规抗心衰治疗基础上,应用倍他乐克缓释片治疗24周后静息心率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心功能分级和心超指标明显改善,LDL有降低趋势,但未达统计学意义,与相关研究倍他乐克有独立于他汀类药物之外的降血脂的作用类似。并且,心率降低的程度越大,症状改善的越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倍他乐克缓释片作为β1受体阻滞剂的缓释制剂,具有持续的药物恒速释放系统,只需每天给药1次,即可获得24h的平衡血药浓度和均一的β1受体阻滞作用,可提供均衡的血压和心率下降,克服了药物浓度不均一而出现的心率变异性大,血压波动范围大等缺点,因此可均衡发挥提高β1受体密度,改善心脏自主神经调节功能,降低交感神经的张力,提高迷走神经活性[3],从而明显改善心脏功能,大大提高了疗效,更有效的降低心血管事件和改善预后。本组患者治疗后HR,LVEDd较治疗前明显减小,BNP水平下降,EF值升高,其余各指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与文献报道的血浆BNP与LVEF呈负相关,与LVEDd呈正相关有一致之处。但室间隔厚度与BNP相关性不明显,与文献报道有差异之处,可能与该研究对象组为不同原因所致的心力衰竭,而室间隔厚度增加所致BNP水平增加常见于高血压及高血压心脏病所致的心力衰竭,以及此组研究对象数量相对较少有关。笔者认为倍他乐克缓释片将心率下降程度越大,引起的心功能改善越明显的情况,具体机制可能为:交感神经阻滞程度越大,越能减少儿茶酚胺对心脏的毒性,抑制心室重构,增加心肌的顺应性。同时,将心率降低至最大程度,舒张期明显延长,减少心脏的机械做功,同β1受体阻滞之后的负性肌力作用一起共同减少心肌耗氧,另一方面,静息心率从侧面反映β1受体阻滞的严重程度,心率下降越多,其上调心肌βl受体密度,恢复βl受体对儿茶酚胺的敏感性作用越大,心肌收缩力增强,收缩末期滞留血量减少,内径减小,室壁张力下降,引起心室对BNP的分泌减少,同时引起射血分数的增加。由于部分心衰患者的症状为合并的心律失常引起,而非心脏泵血功能恶化,因此经β1受体阻滞剂治疗后只要BNP水平下降,即便CHF症状不改善,心超指标无明显变化,亦提示为β1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有效反应,虽然BNP与左室射血分数(LVEF)有很好的相关性,但BNP较心超指标更客观更敏感的提示心功能的变化。
笔者认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倍他乐克缓释片治疗CHF疗效显著,好于常规治疗,长期维持用药能缓解心衰症状、增加运动耐量、改善心功能分级,因此应在CHF患者中普及使用,采用在心功能稳定的基础上给与逐渐增量的给药方式,加至最大耐受剂量,对CHF患者具有较高的治疗价值和安全性。由于目前的研究对经过β1受体阻滞剂治疗后的患者血清BNP水平的变化情况报道不一,将BNP水平变化作为CHF的治疗过程中疗效观察尚未达成统一意见。但是在CHF的治疗过程中,倍他乐克缓释片始终应作为治疗的中心环节,个体化用药,与BNP水平相结合,综合评估患者的危险分层及对治疗的反应,以期提高其长期预后。
参考文献
[1] McCullough PA,Omland T,Mail AS.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s:a diagnostic breakthrough for clinicians[J].Rev Cardiovac Med,2003,4(2):72-80.
[2] Davis RC,Hobbs FDR,Lip GYH.ABC of heart failure:history
目的: 探讨环磷酰胺(cy)和环孢素a(csa)对sle患者外周血th细胞亚群的免疫调节作用。方法: 以10例重度活动的sle患者和6例正常对照的pbmc为研究对象, 将细胞悬液分为空白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组、 pha+cy组、 pha+csa组、 cy组和csa组分别给药, 体外细胞培养24 h后, 利用三色流式细胞术检测cd4+il10+t细胞、 cd4+ifnγ+t细胞比例和cd8+ il10+ t细胞、 cd8+ifnγ+t细胞等比例, 同时记录相应细胞的荧光强度。结果: csa促进静息和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荧光强度增强。cy虽然促进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但对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无明显增强。csa抑制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的比例, 同时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减弱。而cy虽然抑制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的比例, 但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却是减弱的。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fnγ+t细胞比例的抑制作用优于cy, 且cy对sle患者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抑制作用也是减弱的。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状态下, 正常对照pbmc和静息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亚群细胞的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优于csa。但cy对sle 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增强作用不如csa。结论: csa和cy均能使cd4+t细胞受抑, cd8+t细胞上升。但csa对t细胞活化, 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启动的反应更为敏感, 免疫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 环磷酰胺 环孢素a 红斑狼疮 系统性 流式细胞术
sle是一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致病机制不仅涉及b细胞、 各种亚群t细胞（th1, th2）及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 还涉及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1, 2]。目前sle的治疗仍以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 gc）及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cy）等为主, 环孢素a(cyclosporine a, csa)及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等新型免疫抑制剂治疗sle及相关疾病亦偶见报导［3］。但对csa、 mmf和cy等免疫抑制剂治疗sle的药理作用具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国内外罕见报导[4]。因此, 本研究中以sle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为研究对象, 探讨csa、 cy两种免疫抑制剂对cd4+和cd8+细胞亚群的作用, 探讨csa、 cy对sle各个重要免疫病理环节的影响,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0例活动性sle患者来源于本院风湿科、 肾内科和血液科, 为本院2003-10/2004-08确诊患者, 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1997年推荐的sle分类标准。6例正常对照来源于健康献血员。除1 例sle患者为男性、 年龄为28岁外, 其余9例均为女性, 年龄13～55(28±6)岁。健康对照者6例, 均为女性, 年龄22～37(30±3)岁。
1.2 试剂 ficoll分离液购自上海华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cy(1.0 g/支)购自sigma公司（批号091k1176）, 临用前用rpmi1640溶解。csa(5 mg/支)购自sigma公司（批号093k4020）, 临用前用无水乙醇溶解。pha购自广州生物制品公司, 用rpmi1640配成浓度为1 g/l的工作液。藻红蛋白(pe)cy5标记的抗cd4单克隆抗体(mab)(鼠抗人igg1, κ, rpat4克隆); pe标记的抗il10 mab(兔抗人igg1, κ, jes39d7克隆); 异硫氰基荧光素(fitc)标记的抗ifnγ(鼠抗人igg1, κ, 4s.b3克隆); pe标记的小鼠igg1同种型对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fitc标记的小鼠igg1同种型对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蛋白质转运抑制剂、 破膜剂及固定剂均购自еbioscience公司。
1.3 方法
1.3.1 pbmc分离培养 采集患者肝素抗凝血10 ml, 轻轻铺于ficoll分离液上(抗凝血与分离液体积比为2∶1), 2300 r/min离心20 min, 吸出中间细胞层（即pbmc）, 用rpmi1640培养液(含100 ml/l胎牛血清, 青霉素100 u/ml, 链霉素100 u/ml)调整细胞密度为1×109/l, 加于24孔培养板中, 每孔1 ml细胞悬液。将细胞悬液分为空白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组、 pha+cy组、 pha+csa组、 cy组和csa组共6组, 在不同组中加入相应试剂, 其中cy至终浓度为160 μmol/l, csa至终浓度为120 μmol/l, pha至终浓度为10 mg/l, 空白组加入相应量的rpmi1640培养液。将细胞置于37℃、 50 ml/l 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后, 1500 r/min离心5 min, 收集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
1.3.2 ifnγ阳性和il10阳性细胞亚群检测 应用三色流式细胞仪(epics xl beckmancoulter公司), 根据前向散射光(fs)和侧向散射光(ss)以淋巴细胞群设门, 并对fl1、 fl2和fl3通道设置荧光补偿后, 对cd4+t细胞和cd8+t细胞释放il10和ifnγ的情况进行检测, 同时记录荧光强度。每一样本淋巴细胞门内检测10000个细胞。
1.3.3 统计学分析 sle组与正常对照的不同药物刺激组间差异比较用spss11.5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同一药物处理组内与静息状态比较行配对t检验分析, 同一组内与未用药比较行配对t检验。
2 结果
2.1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l10的cd4+t细胞和cd8+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均增高, 在pha刺激（即活化状态）下, 其比例进一步增加(表1)。csa和cy均可抑制正常对照和sle患者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增多（p<0.05）。cy抑制正常对照和sle患者pbmc培养中在pha未刺激状态下（静息状态下）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增加的作用优于csa, 相反, 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患者pbmc培养中表达cd4+ il10+t细胞比例增加的抑制作用优于cy。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均升高, pha刺激可使其增高（p<0.05）。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增多, 且csa的抑制作用优于cy。相反, csa和cy均刺激活化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 il10+t细胞比例的增加（p<0.05）, 且cy的刺激作用强于csa。cy抑制静息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患者pbmc表达cd8+ il10+t细胞比例增加的作用优于csa。
表1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l10的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略）
ap<0.05与未经pha刺激组比较; cp<0.05与正常对照相应处理比较; ep<0.05与未用药相应组相比.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2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和cd8+t细胞亚群表达il10荧光强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均增高, pha刺激可使其进一步增加(表2)。csa可促进活化状态下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的增加（p<0.05）, 而cy则抑制静息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的增加（p<0.05）。与正常对照相比, 静息状态下自发分泌项（即空白对照项）和cy的sle 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高, 而csa下降（p<0.05）。pha刺激可使正常对照自发分泌项和cy的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的增加（p<0.05）, 而正常对照的csa和sle的自分泌项、 cy的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却是下降的（p<0.05）。
表2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t细胞亚群表达il10荧光强度的影响（略）
ap<0.05与未经pha刺激组比较; cp<0.05与正常对照相应处理比较; ep<0.05与未用药相应组相比.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3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表达ifnγ的cd4+t细胞和cd8+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4+ifnγ+t细胞比例有所增高(表3), pha刺激可使其进一步增高（p<0.05）。csa和cy可显著抑制活化状态下sle患者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的增加。同时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 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增加的抑制作用优于cy。与正常对照相比, 在活化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的cd8+ifnγ+t细胞比例升高, pha刺激可使其增高（p<0.05）。csa和cy可抑制活化状态下, 正常对照pbmc和静息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亚群细胞比例增多, 且cy的抑制作用优于csa。相反, csa和cy均刺激活化状态下sle 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细胞比例的增加（p<0.05）, 且cy的刺激作用强于csa。而在正常对照中cy抑制活化状态下pbmc表达cd8+ifnγ+ t细胞比例作用增加优于csa。
表3 csa及cy对sle pbmc培养中表达ifnγ不同t细胞亚群比例的影响（略）
ap<0.05与未经pha刺激组比较; cp<0.05与正常对照相应处理比较; ep<0.05与未用药相应组相比.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2.4 csa及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和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相比, 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变化不一致(表4)。但pha刺激可使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进一步增加。csa可促进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的增加, 而cy则对sle pbmc培养中cd4+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对照相比, 静息状态下, sle自发分泌项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增高, 而pha刺激项sle pbmc的cd8+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反而下降。但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的荧光强度下降无统计学意义。
表4 csa及 cy对sle和正常对照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影响（略）
ap<0.05与未经pha刺激组比较; cp<0.05与正常对照相应处理比较; ep<0.05与未用药相应组相比.
（cd4+ il10+t细胞为cd4+ il10+ifnγ+与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类推）.
3 讨论
目前sle的治疗仍以cg为主, 对重症患者加用免疫抑制剂(如cy、 csa或mmf)。cy是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剂, 主要作用于有大量dna复制的增殖期细胞。csa为钙调磷酸酶拮抗剂, 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t细胞活化核调控因子(nfat)的活化和核转位。因而与cy不同, csa能在t细胞早期活化阶段发挥作用, 抑制t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
本研究中, 在静息和活化状态下, sle pbmc培养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强。csa刺激静息和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表达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同时cd4+t细胞表达il10荧光强度增强。cy虽然促进cd4+il10+t细胞比例增加, 但对cd4+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加作用不明显。csa抑制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 同时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增强。而cy虽抑制表达cd8+il10+t细胞比例, 但cd8+t细胞表达il10的荧光强度减弱。csa和cy可显著抑制活化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 同时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也增高。csa对活化状态下正常对照和sle pbmc培养中表达的cd4+ifnγ+t细胞比例的抑制作用优于cy, 且cy对cd4+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也是减弱的。与之相反, csa和cy可抑制活化状态下, 正常对照pbmc和静息状态下pbmc培养中表达cd8+ifnγ+t亚群细胞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优于csa。但cy对sle pbmc培养中cd8+t细胞表达ifnγ荧光强度的增强作用不如csa。
由此可见, 两药均能干扰sle的免疫紊乱环节, 对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异常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1], 但csa能在t细胞早期活化阶段发挥作用, 抑制t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 这可能是csa表现优于cy的原因之一; 另依su等[4]研究报道mmf同样可使sle 患者il10、 ifnγ及il12异常增高的表达水平降低, 并抑制表达il10和表达ifnγ的cd4+t细胞比例, 而地塞米松却使il10表达水平增高, 对ifnγ、 il12无明显影响, 因此推测, csa具有mmf的部分优势, 这是cg及cy所不具备的。
另本研究还观察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即csa及cy的应用可使pha刺激下活化的t细胞中表达il10或ifnγ的cd8+t细胞比例明显增高。这可能与cd4+t细胞亚群受到抑制有关。wang等[5]发现sle患者应用cg治疗病情好转, 但其cd8+t细胞增高, 或cd4+t细胞明显下降而cd8+t细胞减少不明显, 甚至出现cd4+/cd8+比例倒置, 这可能与cd8+t细胞的抑制性调节作用有关。即免疫抑制治疗, 有助于抑制cd4+t细胞过度活化引起的异常自身免疫反应, 帮助cd8+t细胞发挥调节作用, 控制cd4+t细胞, 实现病理状态下的免疫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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