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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经常账户顺差收窄、资本和金融账户持续逆差的影响,2016年中国国际收支逆差可能小幅扩大。预计2017年中货物贸易出口小幅增长,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经常账户顺差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加快背景下,资本和金融账户仍将维持逆差,但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已近尾声,原来流入的短期资本流出压力减弱,非直接投资逆差有望收窄,并将带动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收窄。结汇趋于平稳,投机性购汇将继续被有效抑制,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资本流动总体趋稳。尽管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承压,但贬值幅度基本可控,汇率波动幅度将进一步加大。
货物贸易顺差基本稳定,经常账户顺差处于合理区间
1.货物贸易顺差基本稳定。受外需疲弱、高基数等因素影响,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顺差3669亿美元,同比下降10%。2017年中国出口或将小幅增长,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可能带动中国出口增长,但特朗普上任后可能带来贸易战,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复苏基础依然脆弱,而且面临主要大国政权交替等不确定性。亚太新兴经济体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稳外贸相关政策措施将继续发挥作用,政策仍将大力支持出口增长以及出口结构升级。人民币贬值对出口也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回稳,进口需求有望保持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一定程度上也将带动进口金额增长。综合考虑,预计2017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货物贸易顺差5000亿美元左右。
2.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出国旅游仍是最大逆差来源。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贸易逆差1830亿美元,逆差规模同比增长28%,主要是旅游逆差增长较快。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对高质量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出境旅游,加之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个人购汇需求强烈,也可能对旅游逆差产生影响。预计2017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服务贸易逆差将增至2600亿美元左右。
3.经常账户顺差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预计2017年经常账户顺差2400亿美元左右,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左右,基本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
资本外流压力趋缓,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小幅收窄
1.直接投资逆差扩大。2016年前三季度直接投资逆差757亿美元,预计201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直接投资将首现逆差。商务部口径的直接投资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实际利用外资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直接投资净输出479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推进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快速增长。人民币贬值预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海外资产配置需求。而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有减少态势。综合考虑,预计2017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直接投资逆差将进一步扩大至1400亿美元左右。
2.非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逆差收窄。2016年以来,尽管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仍为逆差,并继续主导资本外流,但逆差规模总体有所收窄。2016年前三季度证券投资逆差437亿美元,同比增长5.8%;其他投资逆差1807亿美元,同比下降45.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负债方连续两个季度为正值,表明外资外撤压力趋缓。2017年,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及人民币贬值预期等影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仍可能出现一定规模的逆差。但经过两年多的调整,人民币升值时期涌入中国的短期套利资金已难再起波澜,未来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逆差将逐步由内资外流主导。而且美联储加息频率可能低于预期,美元指数进一步大幅上涨空间有限,人民币贬值幅度可控,加之监管部门对资本流动的审慎管理将持续发挥作用,内资外流规模基本可控。预计非直接投资逆差有望逐步收窄。
3.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不含储备资产)小幅收窄,国际收支略有改善。2017年直接投资逆差可能进一步扩大,但非直接投资逆差规模有望缩小,并将带动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收窄。预计2017年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800亿美元左右,国际收支逆差1400亿美元左右,略有改善。
4.资本流动各项数据趋稳。受人民币贬值预期等影响, 2016年以来,市场主体结汇意愿持续低迷,购汇需求增强。2016年1-1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2764亿美元。2017年人民币仍面临贬值压力,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局面难以根本扭转,但外汇供求趋于改善。2016年前11个月银行代客结汇月均规模已萎缩至1000亿美元左右,企业正常运营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结汇进一步萎缩空间不大;监管部门仍将持续加强对投机性购汇需求的抑制。同期,银行远期净售汇721亿美元,同比收窄近六成,远期结售汇改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未来外汇供求趋向平衡。预计2017年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收窄至23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央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可能对外汇占款产生一定影响,预计2017年央行口径外汇占款降幅2.5万亿元左右。结售汇逆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多边金融机构投资及央行外汇市场操作等都将对外汇储备构成影响,未来外汇储备或将继续减少。
人民币汇率贬中趋稳,波动幅度扩大
1.2017年人民币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从国际因素看,美国经济有望温和增长,市场对美联储2017年加息预期增强,这仍将是未来人民币贬值最主要的外部压力。从国内因素看,尽管近期经济运行多项指标企稳回升,但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可能继续放缓。2017年中国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利差总体仍处在低位,从而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输入步伐加快。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容易形成“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贬值预期再增强”的循环。
2.人民币贬值幅度基本可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指数的走势表明,美元指数顶部呈下降趋势。最近一次美元指数接近120出F在2001年,彼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但目前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加息预期可能提前透支,美联储加息对美元指数的推动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尽管美元仍可能走强,但难以恒强。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监管部门针对外汇和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资本流动趋于平衡。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已受到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针对外汇和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或将持续加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可控。
3.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汇率指数保持基本稳定。未来,在人民币汇率“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下,双向浮动特征将更加明显,汇率弹性将进一步增强。波动幅度加大也是分化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手段。随着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必将推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货币仍将普遍面临贬值压力。但从各国经济基本面来看,相较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跌幅,人民币的下跌或将相对温和,这将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对一篮子汇率的贬值幅度,从而保持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基本稳定。
外汇储备应发挥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护汇率稳定的功能
截至2016年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05万亿美元,较2015年初下降7914亿美元。外汇储备持续缩减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来维护汇率稳定会造成财富损失,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我们不认同这一观点。外汇储备是由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可随时运用的对外资产。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潜在的国际收支需要、维持汇率稳定和缓冲外部流动性。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新兴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防范危机和减少危机冲击最重要的安全垫。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是被动积累起来的。前几年,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本大量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大举买入美元,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既然前几年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时,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投放人民币以避免人民币过度升值,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蓄水池”,那么当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的应对思路也是类似的,即在外汇市场上投放外汇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因而消耗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也是正常的。而从减轻贬值预期及打击投机活动来看,外汇储备的消耗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目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外汇储备消耗过快问题,我们认为大可不必担心。中国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非美元货币贬值、市场主体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及储备支持“走出去”的资金运用等,如果通过消耗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可以有效减弱贬值预期,稳定人民币汇率,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及经济触底回升赢得时间,那么,消耗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可谓正当其时。当然要警惕短期内外汇储备消耗过快可能会影响人民币的信心,但如果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资本持续大规模外逃,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那持有再多的外汇储备也毫无意义。
【关键词】国际油价;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通货膨胀;协整
一引言
外汇市场和国际原油市场是两个非常重要而复杂多变的市场。两者都具有高度波动性的特征。
能源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在国内经济作用于国外经济这一层面,汇率是主要传导机制。而作为影响出口最重要因素之一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介于两者的联动关系,本章将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济通货膨胀压力(以cpi为代表)与国际油价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数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月度数据来自与中经网,国际油价(OP)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月度数据。其中,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采用1995年数据为基期。数据跨度为2003年10月至2007年10月。分别对CPI,OP,REER三个变量取对数。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模型研究的是几个变量间是否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如果若干一阶单整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组成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并且能够用来刻画原始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两个变量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检验。常用的方法是对水平序列进行差分。
1 CPI,OP,REER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国际油价(OP)、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原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分别计算了原序列,一阶差分序列的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统计量。对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非平稳。最后可得,各一阶差分序列在 1%,5%显著性水平上达到平稳。
2建立VAR模型的协整检验
本文建立包含 消费价格水平(lncpi),国际油价(lno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reer)变量在内的 VAR 模型来考察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情况。包含一个外生变量 VAR 模型的数学形式是
对三个非平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C和SC准则判断,由于本文的数据样本容量不是很大,因此将最大滞后值定为1。有根据本文的VAR模型一共有三个变量,所以最多存在两个协整方程。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可以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因此,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对均衡值的偏离来修正当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此误差修正模型中,ecm项的系数为-0.14137,即调整系数为0.14137。表示在t-1期lncpi在方程中的调整速度。即当通货膨胀率增加1%,误差修正项会有0.14137%的负向调整力度。在估计误差修正模型的过程中,我们用序贯法检验其显著性发现,它们的1期滞后是显著的。给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所选择的最优模型。
三基本结论
1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国际油价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石油价格的上升必然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反而能够使中国经济受益。
2结构性价格上涨是原材料、能源等的相对价格调整。在未来一个时期,能源价格改革、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的压力依然存在。
3不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波动都会对中国通货效应产生影响。为了中国经济的良性高速发展,我们要尽量减轻这些波动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要减轻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汇率制度就必须遵循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间接反映出现阶段中国的汇率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要减轻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要使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的消费更平衡,还要努力发展新式替代能源。
【参考文献】
[1]《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高铁梅清华出版社2007
[2]《高等计量经济学》李子奈2005
[3]“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王风云 《价格月刊》2007年第七期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尹亚红(2010)分析发现人民币――港元一体化可以很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王元龙(2009)和陈雨露(2012)指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要走的三步路;苏治和李进(2013)指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是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步骤。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研究
(一)从国内层面来看,1.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因为虽然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仍然是以其他货币尤其是美元结算的,这给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的厂商带来了汇率风险。2.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合理控制和化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事实上存在着国际收支的风险。
(二)从国际层面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际经济金融界已经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让国际经济和金融逐步多元化从而增加稳定性。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收益与风险
(一)潜在收益
1.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通过国内外两个融资渠道,一些国内机构将能够避开国内政策管制和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和企业也能利用海外投资机会、获得更高回报。2.减少汇率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企业定价能力。3.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加快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及其相伴的更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也意味着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潜在成本
1.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伤及国内制造业部门。2.国内资金成本或上升。人们通常认为,进一步的资本账户开放会增加新兴经济体的海外融资,从而降低其资金成本、促进国内投资。3.经济和金融部门或受到冲击。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波动可能会增大,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汇率波动更加剧烈,并且由于离岸活动更加频繁、离岸和在岸联系更加紧密,流动性条件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因素可能会使人民银行对货币信贷条件的管理变得更复杂,影响国内金融系统和经济的稳定。
四、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一)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及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1.发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4月,中国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允许国内5个城市符合要求的外贸企业与其香港贸易伙伴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6月,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20个省市区(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5%)。2013年3月,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所有从事经常项目结算的企业。
2.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迅速,但人民币贸易计价进展缓慢。2013年,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4.63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40%。2013年上半年,中国约11%的货物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不过,大多数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活动仍以其他主要货币计价,尤其是美元。
3.推进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从2011年1月开始,国内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年10月该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外商直接投资,并且简化了人民币结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达到5337亿元,比2012年增长8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大幅升至4481亿元。
(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放松证券投资管制
1.与其他央行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民银行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管理局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2.放松对证券投资的资本管制。提高在岸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可得性对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意义重大。近年来这个方面有不少进展,包括:扩大QFII额度,出台人民币QFII (RQFII)使离岸人民币能投资于中国大陆。截至2013年6月,QFII投资总资产达到约450亿美元,截至7月RQFII投资总额达到1220亿元人民币。
3.除了加快审批投资额度,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选项也日益丰富,国内银行间债市逐步对外开放。2010年8月份,参与人民币清算及贸易结算的离岸银行以及一些外国央行获准可以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市场。2013年3月,这一范围扩大至18家RQFII和部分QFII投资者(需获得人民银行批准)。2013年7月,人民银行将RQFII范围扩大至新加坡和伦敦。
4.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及产品。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并支持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新加坡、台湾及伦敦最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目前香港仍然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流动性充足,占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的80%,人民币产品种类也最多。
(三)外国央行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2006年12月,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为主要储备货币,泰国、韩国及尼日利亚也先后跟进。2012年3月,日本也公布了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日本成为首个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201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计划将不超过5%的外汇资产投资于中国国债。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走向
(一) 汇率制度改革:渐进可控的市场化道路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浮动区间放开,而体现政府管理的汇市日常干预减少,但政府管理汇率的能力绝不会降低。中期来看,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越透明,人民币汇率离市场化浮动就越近。另外,汇率浮动区间扩大降低了货币当局干预汇市的压力,为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中国外汇管理的原则已由“宽进严出”向“双向均衡管理”转变,其间伴以逐步减少行政管制,逐步取消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待遇。
(二)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应当促进和鼓励银行间拆借市场、企业债市场以及国债市场的发展,建立完整的利率联动体系,实现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利率这一机制的良好运转。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应该依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顺序,循序渐进地放弃对商业存贷款利率的直接干预,控制短期信贷的增长速度,减少短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三)资本账户开放:循序渐进的有限自由化
在汇制改革逐步推进的支撑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逐步自由化。但是,资本账户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国外大量的危机经验表明,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如不注重必要的管理和引导,容易出现短期资本逆转、过度借贷等种种问题,对本国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冲击,不少经济体因为各种冲击,经历了长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间不乏反复。
(四)在境内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金融中心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
2016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剧烈,这背后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从外部来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分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冲击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新规则――“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表明,人民币汇率走势更多与一篮子货币相关联。2016年以来,上述国家的汇率均呈现明显波动,美元指数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数据的摇摆、英国退欧等事件,汇率市场波动剧烈。
从内部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和灵活性上升也是汇率正在更多由市场因素驱动的表现。伴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市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预期也更为多元化和分散,主体的多元化和行为的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2016年以来,受企业外币负债去杠杆以及海外兼并收购意愿不断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呈现阶段性的外汇供小于求的局面,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汇率阶段性地呈现较中间价贬值的走势。
具体分析这期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以发现,2016年1月份至2月初,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可以视为8・11汇改的延续,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离岸和在岸汇差阶段性较大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长接受专访,首次就汇改与市场进行全面系统的政策沟通,是这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注重政策沟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央行不断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在汇率引导上也更加市场化,干预频次在减少,但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积极干预,有助于预期的稳定。
随着央行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2月下旬至今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其实更多是汇改的应有之义。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和市场主要货币的双边波动都会有所加大。以对美元汇率为例:3月、4月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指数持续下跌至92左右,而5月、6月又随着加息预期升温持续反弹,这期间,人民币兑美元也是先升值后贬值。另外应注意到,在当前参考“收盘价+一篮子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波动幅度通常会低于兑美元的波动幅度,3月初至6月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年化波动率为4.28%,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年化波动率仅为2.31%。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为灵活,双边波动呈常态化;另一方面,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也在尝试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提高灵活性,进而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波动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又会怎样?从2016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总体上呈现非对称性策略贬值趋势,也即美元走强时,更多盯住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对一篮子货币仍保持稳定乃至升值;美元走弱时,更多的参考美元汇率,跟随美元一起走弱,对一篮子货币贬值。从趋势看,人民币汇率是否延续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与美元走势密切相关。一旦美元的强势得到进一步强化,非对称性、策略性贬值的“两条腿”走路策略就可能面临较大压力。类似的情况出现在英国退欧公投的黑天鹅风波中。美元走强,使CNH一度达到6.7,CFETS人民币指数同样走贬,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双贬值”。如果未来美元再次上演快速升值,人民币中间价仍需在“稳双边汇率”还是“对篮子货币升值”中做出不可回避的抉择。 巴曙松,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在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美元的走势依旧是影响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最主要因素。从国内来看,自8・11汇改至今,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中,由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和贬值压力已大幅弱化,企业进一步去化外币负债的空间也较为有限,但居民和企业部门积极寻求海外资产配置会在中长期持续影响汇率走势。金融高杠杆和资产泡沫能否平稳化解也会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关键变量。同时,从更为基本的影响因素看,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展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进而直接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另外,人民币与美元利率的相对走势也有很大影响。
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地波动,那什么水平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汇率呢?理论上说,所谓合理汇率,无非就是指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也就是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外部均衡目标与内部均衡目标相一致的真实汇率水平。在具体的测算上,学术界有很多研究,如购买力平价法、基本面均衡汇率、行为均衡汇率等,但结果不尽相同。这表明,基于国际收支、价格水平等不同的切入点,汇率存在多重均衡水平的可能。在实践中,人民币资本项目还在稳步开放进程中,仅仅基于经常项目的汇率均衡显然适用性下降。因此,探讨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是与央行对汇率的干预导向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步伐等密切相关的,它其实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
监管层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态度:支持基本稳定
从目前市场的政策操作以及货币当局的官方表态来看,可以大致判断,货币当局可能倾向于重点关注经常性项目顺差等基本面指标,支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近期资本外流趋于缓和也从特定的角度印证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已处于相对均衡水平。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货币当局可能会期望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既能实现有效汇率随市场变化波动,又能稳定汇率预期。
在应对汇率的波动中,央行应对汇市波动的经验不断积累。可以观察到的应对策略包括:其一,应对短期市场汇率波动和汇率水平的灵活调整相结合。人民币兑美元从2014年年初的6.0到8・11汇改前的6.2,再到2016年7月初的逼近6.7,几度遭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在稳定汇率预期的过程中,资本外流收窄、汇率水平灵活调整、波动性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二,注意调节在岸和离岸之间的汇差。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差,减少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的套利机会,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同时,这也客观上提出了如何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央行在离岸市场的调控工具等课题,央行要避免在离岸市场进行调控时引起巨大波动。其三,应对汇市波动与坚持资本项目开放并行不悖,在保持相对平稳的资本项目开放预期条件下,坚持资本账户开放非对称推进政策,即继续推出鼓励资本流入的措施,但在对待可能引发资本外流的开放措施方面保持谨慎。总体上保持资本管制政策的连续性,避免贸然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引发市场的恐慌。
对于监管层的操作,常常有人用“货币战争”的模式去理解。“货币战争”如果用于讨论汇率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也有些戏剧化娱乐化的词汇,很难具体界定其包含的内容。不过,从全球经济看,目前仅仅依靠货币刺激难以解决经济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正在成为全球主要货币当局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看,竞相贬值显然不会成为主要经济体的长期一致的选择。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去全球化升温,但主要国家在汇率方面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更多是积极的汇率协调,多次G20会议都一再重申避免竞争性贬值的立场。各国的实际行动也验证了这一共识性立场:日本在步入负利率时代之后,日元持续强势,与安倍期望日元贬值以提振出口和通胀的意愿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多次口头警告,但至今为止,所谓干预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英国退欧过后,市场普遍预期会迎来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但即便英国也没有在7月议息会议上第一时间降息,而是确认退欧冲击经济基本面后于8月降息。
加入SDR对人民币汇率及相关产品的影响
根据计划安排,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汇率有望逐步走出市场化汇率走势,央行会逐步退出日常交易形式的干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和持有人民币,参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博弈的供求方日渐增多,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必然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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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我们始终认为,不能百分百地使用有效市场假设,市场有时会呈现缺陷,被投机力量或短期情绪及羊群效应所支配,我们的浮动汇率体制仍是要有管理的。我们希望并努力实现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是相互作用的。――央行行长周小川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自1997年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货币走势。
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持续走低。到2015年年末,市场主流分析师纷纷认定人民币将继续下跌,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维持温和下探还是一次性贬值到位。离岸市场由于聚集了更多蜂拥而至的投机主体对汇率的反应更为敏感,导致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价差曾一度扩大到1600点。而此时,中国央行早已悄悄完成布局。春节前后央行的动作表明,在执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同时,针对市场出现的投机力量,央行应对有力,基本实现了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近期市场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坦言最近投机力量瞄准中国,汇改推进会把握合适的时机和窗口。周小川表示,“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 一国货币币值和汇率
货币执行5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尺度是指货币作为尺度来衡量和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而世界货币,是指货币具有在世界市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一国货币的购买力,往往才是衡量价值尺度功能的最佳工具,也就是币值。一般而言,如果一国经济持续繁荣而货币投放适度,则该国货币的币值将增加。
汇率,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其世界货币功能的工具。从理论上讲,将货币视为外汇市场上的一种交易商品,其价格应由供给和需求决定。而这种货币的价格,又由另外一种货币表达。也就是说,如果在市场上A货币兑换B货币的供给大于需求,则A货币相对B货币汇率下跌。反之,则A货币相对B货币汇率上涨。汇率是一个相对的比较价格。当我们考虑汇率的涨跌时,首先要比较这两种货币的供给量,其次还要考虑在外汇市场上这两种货币的兑换需求。
汇率作为世界货币功能的衡量工具,与币值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绝对捆绑共同进退的,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强弱相关系数更小。
汇率必须通过外汇市场形成。外汇市场是由外汇供给者、需求者以及买卖外汇的中介机构所组成的专门买卖外汇的交易系统,它的核心参与者是外汇银行。各家外汇银行作为外汇买卖方,不仅参与和客户组成的零售性外汇市场,而且还在银行间市场互相往来。外汇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实质是一个银行间的市场。也就是说,汇率是由各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频繁买卖形成的。
汇率也是经常被各国央行强制干预的。由于一方面外汇市场主要是由若干大银行构成的银行同业市场,市场干预较有效;另一方面,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对其均衡目标构成严重冲击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安排长期存在,选择在外汇市场上释放或收缩基础货币调节,甚至通过银行直接交易等手段干预市场成为国际惯例。日本银行在东京市场、纽约联邦储备公开委员会在纽约市场都是经常出手并极富影响力的。可以说,在外汇市场上,没有侠盗罗宾逊,全是伺机保尔森。 美元的反复无常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充分运用理性预期理论,关注市场动向,提前传递信息以改变市场预期,从而使市场的选择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最终维持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在这段时期,美国完全根据本国经济供给和需求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并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汇率走势。
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长达9年的低通胀时期。1995年,美国提出了强势美元政策。时任美国财长的鲁宾认为,美元的走强或许会恶化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和美元汇率远远不止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军事实力等方方面面。他同时指出,强势美元政策与汇率每日波动状态没有关系,政府不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鲁宾没有说明的是,政府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前提,是美国的经济正欣欣向荣,美元已在市场上建立了绝对霸主地位,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以稳定汇率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而其他国家由于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被迫与稳定汇率结合在一起,承担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可以不受限制的向全世界举债。
2006年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快得惊人。美国国债从2008年10.61万亿美元迅速上涨到2015年近20万亿美元,其中6.17万亿美元为外国债权人持有,中国以1.25万亿美元位列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早已将鲁宾不得干预外汇市场的声明置之脑后,不断使用口头干预的做法,四处攻击其他经济体干预市场、有意高估美元汇率,意图通过美元贬值刺激本国出口贸易。
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这是美国十年来首次加息,美元指数强势反弹。随后,阿根廷比索暴跌41%,阿塞拜疆马纳特暴跌47.6%,巴西、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相继陷入挣扎的崩溃边缘,欧洲、日本股市接连暴跌,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被美国剪羊毛的被动局面。 永远感觉没踏上正点的日元
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日元是最好的借鉴。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太多相似之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来推进自身工业化进程;贸易对手又都是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相应又先后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文化又都是典型的亚洲文化,具有天然的高储蓄习惯。所以,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无可取代的样板作用。而这个样板,偏偏每次都感觉没踏上正点。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日本的经济地位显著提升,日本政府乘机提出日元国际化战略。为实现该战略,日本建立了由政府、大银行、大企业构成的集中融资体制,确立了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然而,1980年~1990年期间,日本企业国际化质量不高,海外投资纷纷失误,尤其在北美和欧洲的投资表现欠佳。1997年,东亚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日本选择放弃国际责任,放任日元大幅贬值,使得日元遭遇重大信任危机。这种做法被视为日元国际化进程上最关键的战略性失误,直接导致日元败走麦城,日本本国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
2016年1月19日,日本央行在激进的计划中宣布执行负利率政策,立刻被金融市场视为直接失败,凸显日本在全球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缺乏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的时机不对,因对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升息以及油价下跌的疑虑已经导致全球市场陷入混乱之中。此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断言其政策已经达到预期效果,外界的反应似乎在其对立面。日本央行宣布负利率以来的11天内,日经225指数下跌8.5%。同时,日元兑美元攀升6.5%。部分市场参与人士表示,市场将持续大幅波动,日元贬值的预期完全失败。 应尽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债券大王格罗斯一再表示:美联储和其他依赖统计模型的中央银行正在变得“越来越糊涂”,他们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着力点应当在政策利率,短期过高的利率水平会降低经济增速/通胀水平,而低利率(乃至负利率)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格罗斯认为,低利率并不能刺激经济发展。因为过去几十年实行零利率的日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行负利率的欧洲也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发展。全球低利率未能推动经济增速的提高,各国相继开展的量化宽松竞赛只能使得现金退出金融体系。而汇率,仅是反映两种货币兑换价格的比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国央行选择的并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是比较哪个国家没有更加糟糕。
尽管美元已是强弩之末,但毕竟其霸主地位仍无人取代。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保证人民币具有内在的韧性,认为预期人民币贬值是不可能的,但2016年1月,人行公布人民币贷款1月份新增2.51万亿元,创有统计数据以来单月最高信贷投放记录,比启动4万亿贷款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还要超出9000亿元。在数据面前,我们有充分理由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希望寄托在人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上来。
不过近期人民币汇率上升走势与过往有所不同,9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一直在6.33-6.35之间波动,升值幅度并不明显,但人民币即期汇率成交价则出现大幅升值,达到6.26-6.27水平,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这种人民币即期汇率成交价与中间价的大幅背离,说明市场对人民币自发性需求较为强烈,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主要来自市场力量的推动。
那么,是市场扭转了前三季度对人民币走势的判断,还是出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对人民币走势是否具有一定持久性?
从季节性因素考虑,随着年末临近外贸企业出于会计核算或支付工资等各种费用的需要,开始将前期尚未结汇的美元转换成人民币。由于前三个季度积累了大量的尚未结汇的美元,因此临近年末,企业结汇意愿出现了季节性回升。
近期多国推出的QE政策也在短期内产生推高人民币汇率的作用。美国在9月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日本央行随后宣布增加10万亿日元宽松规模。世界各主要国家开动印钞机,美元在短期内也很难恢复到一个强势地位。在美元走弱的大概率情形下,企业更倾向于将持有的美元头寸转换为人民币。
因此此番人民币走强,更多的是由一些暂时性因素引致人民币汇率产生了阶段性上升,市场对于人民币整体走势判断并未发生改变。事实上,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基本反映与经济回软局面,随着汇率双向波幅拓宽、市场波动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目前已基本接近均衡水平。
从长期来看,经济内在成长性(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内外错综复杂的国际资本流动将是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目前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与过去十年已截然不同,人民币汇率将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流动性环境,对其长期汇率水平已经形成一定压力。
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经济减速,中国出口部门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计划生育体制下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逝,劳动力、土地等一系列要素成本上升,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
由于资金市场的扭曲,大量产业资本被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贷,而不是投入到高端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提高,低端、粗放的产业模式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善。
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使得流向中国的海外资本出现转向。目前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一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利用相对于中国的成本优势开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流了原本流向中国的国际资本。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也在加速推进,信息网络、云计算、新能源、生物制造等领域已经积极布局,通过新的科技革命来提高增长潜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科技环境的持续稳定、资本配置体系的更为完善,全球资本可能将再次回流美国,追求更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回报率。
新的技术进步在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逐步酝酿,而中国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要素价值重估的调整时期。因此,在未来一阶段内,延续多年的全球资本走向,特别是流向中国的趋势将可能发生改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此消彼长,这种变化更可能成为一种趋势性转折,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
由于国际资本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再复制原有的升值或者贬值模式。中期来看,上下波幅进一步扩大将成为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特征。今年不断释放的政策信号表明,监管机构愿意放手尝试更为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通过不断扩大市场波动使人民币汇率达致更为均衡的汇率水平。对人民币汇率走势问题的探讨实质上需要更加关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骤。
相对刚性的汇率水平已经对资金配置出现传导扭曲,并通过外汇占款、货币投放的传导机制对国内货币环境产生影响。在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下,效益低的项目投资过度,社会资本已经漏出到逐利性房地产投资等虚拟金融投资部门。资金体系的扭曲使资金投入无法真正用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从而资金泛滥造成通胀、资产泡沫问题的加剧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汇率浮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实际上就是逐步放松行政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通过相对自由的市场机制调整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中数量和价格关系,以配合中国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和资产要素价格重置。
最后,金融机构需要以更有效的盈利模式和管制结构应对汇率波幅的扩大。
汇率波幅的扩大将对专业化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能力将产生更高要求。汇率机制的改革将不断发挥汇率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不能及时调整生产效率的企业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汇率波动造成的盈利压力,自发选择退出市场,而专业化金融机构对社会资本进行有效再次分配于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结构性提升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长期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形成支持。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的广泛波及,未来美、欧、日经济走向,以及他们可能的货币政策,都会增加美元汇率走向的不确定性,并将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性的提高。
罕见的长时间盘整
自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一直到2008年7月16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维持单边升值的态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从8.11升值至6.8128。尤其是进入2008年,人民币展开了一轮凌厉的攻势,接连突破数个整数关口。如此升值速度令业内学者和专家始料不及,更令众多外贸企业遭受重创。
然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自7月16日创下纪录6.8128元之后,一直在6.81-6.87区间宽幅震荡,期间只有9月23日突破6.81,报价6.8009,基本回到了6月底时的水平。此轮人民币汇率的盘整时间,长达4个月左右。这是汇改以来最长时间的盘整。
人民币兑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盘整走势,与前期人民币升值太快和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有密切关系。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的背景下,尽管近期美元方面的利空不断,但是长期来看,相对非美货币来说, 仍将相对坚挺,这是因为市场对于非美货币的预期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经济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拖累其他经济体,一方面投资者担心欧洲金融公司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基本面趋弱,因此欧元处于下降趋势中。
这从最近人民币兑非美元货币的走势可看出端倪,最明显的是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走势。与人民币兑美元相反,从今年7月开始,人民币兑欧元从此前的贬值走势调转方向,展开了一轮凌厉的升值攻势,从10.8升值到9.10一线。而人民币兑美元与非美元货币汇率的走势,一直以来恰恰相左。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时候,往往对非美元货币如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贬值;当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往往对非美元货币升值。
当然,由于受前期大幅升值的影响,出口快速下滑,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弱化和国内经济增速放慢,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将进一步对我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对出口增长的关注度将会提高,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亦将有所调整,延续3年的人民币兑美元单向升值走势将告一段落。分析师表示,在年内余下时间,人民币或保持适度稳步升值的格局,预计近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仍将维持窄幅波动。
升值遭遇“天花板”?
不过,很显然的是,人民币汇率目前的情况和过去3年有了很大不同。
现在坊间流行着一种观点:随着中国出口放缓,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便会停止,甚至会在短期内贬值。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指出,随着通胀担忧的减弱以及欧美经济放缓,中国内地的出口增长率将持续回调,到今年底实际增长率可能降为负值。基于此,2009年上半年,人民币对强势美元温和贬值将成为市场共同的预期。
事实上,还在人民币今年上半年一路飙升的过程中,中国银行的一位高级分析师也指出:“目前人民币升值已超过可承受范围,不利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及长远发展,因此,政策管理层可考虑,在合适时机采取一次性贬值对策,打消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维护中国经济调整和企业利益需求。”
对于该份报告抛出的“人民币应当一次性贬值”的观点,业内大多并不认同。他们只是强调人民币升值不宜过快。大多专家预计,“贬值不会那么快,短期内贬值不现实”,并进一步估计,到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可能会达到6.7元左右。分析师认为,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并没有改变,“只是步伐较以前有所不同,可能有更多反复”。根据贸易加权推算,许多观望者已认定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将十分有限。同时,虽然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且官方经济数据比较乐观,政府的反通胀斗争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未来12个月人民币不会有大幅升值,至2009年第3季度结束,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将在6.75的水平。
双向波动预期提高
眼下,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关系到美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前景,在多重利空的打压下,各种货币之间难以保持单边升值或贬值的态势,上下波动会更加频繁,抑或更加剧烈。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也不会例外。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仍然会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但延续3年的人民币单向升值走势将告一段落,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预期进一步提高。
从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因素看,虽然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一定的困难,如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但国民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较快地发展,因此宏观经济面仍然支持人民币走强,同时国外投资者仍然对未来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我国的贸易盈余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决定了人民币仍然存在升值的趋势;公众预期的变化会影响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会放大汇率变动的幅度,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市场参与者会尽量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并减持外汇。根据央行统计数据,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存款基本保持在1500亿美元至1600亿美元左右,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了在人民币有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居民更愿意结汇,而不是愿意存款。
然而,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已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出口企业,其利润遭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不断挤压,已经无利润可言,许多企业面临破产或已经关门停业。面对这类企业的困境,中央银行在进行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货币政策调控时,必须权衡其间利弊。一旦汇率的变动超出央行汇率目标波动的幅度,央行就会在外汇市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