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16:08:41
序论：在您撰写银行经济形势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韩亚银行即将进入长春
记者：我省今年还要引进境外域外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喜是忧？
李安山：这几年吉林省大企业和境外投资企业越来越多，如果能引入外资银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连一家外资银行都没有，投资商来一看就知道你还不发达。我们也希望有外资银行进入，比如上海达到130多家银行，北京大约120多家，吉林能引进也是经济发展的标志。
另外，外资银行进来带来的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大家在同一个舞台，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记者：韩亚银行据说要进长春，不会带来市场冲击吗？
李安山：多一家银行，说明市场扩大了，我们是欢迎的。韩亚要进入，一个是有地域的关系，另外就是有他们的业务对象，说明好企业、大企业越来越吸引他们。
老百姓理财意识被唤醒了
记者：很多人觉得钱存在银行是贬值了，去年还出现了储户存款大搬家到股市的情况，作为银行担心吗？
李安山：其实像买基金、买股票，不是钱搬家了，在赎回和卖出时还回到银行，银行是结算中心，相反，使得银行业务量增加了，去年营业税增加了70％，我们上缴到地方的营业税实现了2亿元。
现在客户要求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过去金融产品只有国债、保险，基金不到40亿元，去年工商银行基金就达190亿元。说明从去年开始资本市场繁荣了，老百姓理财意识被唤醒了。
跨行交易费应考虑低收入群体
记者：去年涉及银行的批评曾一度很激烈，很多收费包括持银行卡跨行交易收费让人很反感，您怎么看？
李安山：我首先说明一点，收费的问题不是我们来定，是银联来确定的。但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国家普通老百姓还处于不够富裕的程度，他们希望不收费或者少收费，因此收费也应该循序渐进。毕竟还有很多失业人员，有些人用卡取生活费，取100元回头一看少了1元，心里肯定不舒服。
工作人员中午晚吃饭、多加班
记者：银行实行“叫号”服务已成通行做法，但中午高峰时有些银行工作人员也同步休息，今后会怎么加以改进？
李安山：现在随着业务量增加，我们几乎所有营业网点人员都不能正常吃饭，要解决还不能简单通过增加人手来实现。我们考虑还是提高劳动效率，中午宁可晚吃饭、多加班，再一个就是分流，电子银行业务已经占到45％，包括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下一步要搞手机银行，我们总行马上就要搞网上银行了。
记者：除了产品的服务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
李安山：产品多了之后自然要求服务得跟上，我们有很多同志要转为理财师，过去办储蓄业务只要求我们做储蓄员，现在要为客户理财。再举个小例子，过去银行都没有对顾客开放的洗手间，现在都开放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观念在转变，环境在改变。
内控合规防止监守自盗
记者：去年有几起银行工作人员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比如邯郸出现的盗窃巨款情况，我们怎样保证不出现这样的情况？
李安山：柜员身后有一些人员看似没有事儿做，其实不然，他们都是业务经理，负责向柜员授权。不是谁去做柜员都可以的，柜员是在总行和人事部登记的，他们早上签到，晚上走时要做程序退出，这就是为了防止内部人作案。银行最大的风险就是有很难抵挡的诱惑，这要求内部管理必须严格，我们叫内控文化和合规文化。
支持个人房贷的方向不变
记者：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业务的开展和利润的获得？
李安山：宏观调控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将义不容辞地来执行，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宗旨不能变。去年工行累计发放贷款120多亿元，今年我们肯定比去年要加大，重点支持像华能、一汽、轨道客车、高速公路、机场建设等项目和企业。
[关键词]银行保险，行为经济学，银保模式
在全球金融日益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保险已成为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些处于先锋地位的金融机构甚至把银行保险作为主要的业务领域。因此，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正确把握国际上银行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深刻揭示其发展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对于促进银行保险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特点和趋势
银行与保险同属于金融范畴，银行与保险业处于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在其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规模不断扩大，模式不断创新，新的银保产品不断呈现，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从国际经验看，银行保险发展的总态势是：银行和保险双方由最初的松散协作，发展为紧密协作的战略联盟阶段，并逐渐向银行保险的高级阶段，即更紧密的金融控股集团化的形式发展和演化。
文献中关于银行保险定义的分歧较多。在limra′s保险字典中，银行保险被定义为“由银行或基金组织提供的人寿保险服务”；乔治，斯通认为，银行保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银行保险是指人寿保险公司通过银行这一销售渠道来销售人寿、年金以及投资类产品，而广义的概念则包括了其他不同的形式，如保险银行；童金林认为，狭义的银行保险可定义为“银行通过以各种方式提供保险产品及服务或提供和保险相关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进入保险领域”；郑伟、孙祁祥认为，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安排，其中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产品的制造，银行主要负责产品的销售；肖文认为，银行保险狭义上可概括为保险公司通过银行这一销售渠道来销售保险产品，而广义上包括银行通过其保险分公司向其客户出售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其银行分公司向其客户出售银行产品。笔者认为，银行保险（banc assurance）、保险银行（assurfinance）或全能金融，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间在产品、销售渠道、组织形式、经营战略几方面的交叉渗透、相互整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即银行与保险的混业经营。
银行保险的融合对传统的金融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也使全球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或银行在业务拓展中一系列银行保险经营管理文化理念的发展与演化的结果，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在物质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意识（文化、心理和道德等）等层面全方位的合作与创新。
全球银行保险的发展以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萌芽的银行保险期（1980年以前）
银行保险还仅仅局限于银行充当保险公司的中介人（insurance broker），严格意义上的银行保险还没有真正出现。这也是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
（二）银行保险发展的成长期（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一阶段，银行开发出一些与银行传统业务差别很大的金融产品，开始全面介入保险领域，这被认为是银行保险的真正开始。
（三）金融混业经营背景下的快速发展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这一阶段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关键时期，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新出现的银行保险的组织形式有成立合资企业、购并、银行独资新建一家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独资新建一家银行三种。如英国的国民西敏寺银行于1999年10月成功收购了l&g保险公司，成为英国第三大金融集团，开始全方位介入保险业。
目前，在西方成熟的保险市场上银行保险呈迅速发展之势。西欧国家的保险公司大多通过银行、邮政储蓄的网点来推销保险产品，如意大利、德国、英国等。法国是银行保险开展最为成功的国家，1998年有60%的保费是通过银行和邮政网点来实现的，该国最大的寿险公司cnp有80%的保费收入是通过银行和邮政网络实现的。unisys的专家预计未来银行保险业的五大趋势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竞争对手之间将有更多合作，银保合作将由简单的初级方式转向深层合作，银行销售银保产品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业务转型工具作为实行并购的策略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银行保险产品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包括与银行主业关联业务产品以及全方位服务类产品；随着罪犯越来越多地利用电子方式犯罪，产业化、无国界的欺诈行为将增加；跨国界银行活动将继续增加，主要是在欧洲以及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进行；全球和本地金融机构在大中华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将有更多的银行和保险业发展机遇，而技术将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
在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虽然银行、保险、证券仍然是分业监管状态，但银行保险的融合已取得了不小进展。首先，银行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已经超过团体直销业务，成为人身保险销售的三大支柱之一，2002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388.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17.1%，2004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79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25%，2006年寿险业银行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1175.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32.7%.其次，银保合作的模式有简单的协议，也有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从1996年开始，一些新设立的保险公司与北京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签订了银保协议，如光大集团成为一家集银行、证券、保险为一身的金融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利用其控股的工商亚洲收购太平保险24.9%的股份等。再次，在保险业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花旗、汇丰、渣打、东亚等外资银行在我国市场上正积极拓展银保业务，如汇丰联姻中国平安等，一些外资保险公司的银保业务也发展迅速。
二、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银行保险的发展和银保模式的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必然产物，是金融混业发展的结果。从外部环境看，银行、保险公司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银行涉足银行保险可以增加收入来源，提高客户忠诚度和降低经营成本，保险公司开展银行保险能够稳定经营、挖掘客户并节约成本。同时，个人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收入不确定性和养老问题，oecd在1992年做了一项预测，到2030年，欧盟国家的dr指数（the dependency ratio，指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将从21%上升到37%，创新性的分红险、投资连结保险等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投资工具。此外，各国政府都放松了对银行保险混业经营的管制。到目前为止，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都允许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100%控股。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对于银行保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行为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和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代表人物已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斯蒂格里茨、阿克洛夫、卡尼曼等。行为经济学范式的基本逻辑不同于基于斯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它强调由于经济和金融活动主体是具有理智和情感等完整心智结构的现实“行为人”，每个人既是自利的，又是利他的，因而就可能不一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体在市场活动中会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偏差，人们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换句话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风险是普遍存在的，而人的非理性则驱动了风险。因此，运用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分析银行保险的产生、发展和可选择模式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说明，即风险管理、非理性经济人、制度变迁。
（一）风险管理的视角
由于金融市场上风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银行或保险就具有融合的客观基础。阿罗（1971）认为，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和管理行为。巴塞尔委员会（1999）认为，银行必须对其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管理。银行作为风险管理机构也是建立在所谓大数定理以及大量存款人的取款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基础上。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有超过1000家的单一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破产，因此，美国学者本森（1990）强调，银行保险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散和管理风险。虽然银行或保险等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不同，但银行保险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或业务，往往是几个金融功能的组合体，可以将包含几个金融功能的银保产品和业务流程的不同环节和职能加以分解，由具有不同成本优势的银行保险机构分别承担。这种银行保险功能配置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不同金融机构同时参与一个风险管理过程，形成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甚至形成包含全部金融业务的全能金融集团，这揭示了银行保险发展的目标模式。
（二）非理性经济人的视角
从非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看，由于受到心理和行为因素的影响，决策者会出现各种行为偏差，如过度自信、反应偏差、处置效应、从众行为等，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对于银行保险的发展和效率有重大影响。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风险分散，俗称“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于消费者来说，从单一的保险消费到将保险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形成包括多种理财方式的完整理财规划；对于银行或保险公司来说，从单一的信贷或保险产品，到提供“一揽子”以分散风险、保值增值的理财服务为核心的多样化金融保险产品组合；对于监管者来说，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过渡，这些经济主体的消费意识、经营思想、监管理念均体现了银行保险的意识层面由非理性到理性的变迁和发展，即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的非理性行为演化的结果。
（三）金融制度变迁的视角
由于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存在（科斯定理），进而影响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效率。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基本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从严格分业经营制度背景下松散的协作，到混业制度背景下银行保险双方紧密的战略联盟，再到股权参与或设立子公司的组织制度层面的演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银保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
三、我国银行保险可选择的发展模式
我国的银行保险自1995年开展业务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银行保险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银行保险合作的模式还不够成熟，严重影响了银行保险主体的积极性和效率。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探索银行保险的可选择模式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国际经验看，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将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形态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分销协议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最为简便易行，成本相对较低的模式；战略联盟为银行和保险双方进一步深入合作的过渡模式；在合资企业中，股权纽带使银行和保险双方结成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金融集团可以采取完全一体化、全能银行、银行或保险母公司、控股公司安排等不同的组织结构。从这四种模式的实践来看，银行保险发展较快的国家往往采取较为高级的模式，发展较慢的国家则采取较为低级的模式。可见，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是与银行保险发展的阶段和趋势相一致的。从全球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化的形式进行银行保险经营成为多数国家银行保险业发展的新形式，如1997年的美国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1997年香港汇丰银行成立和整合汇丰人寿与恒生人寿保险公司；2001年德国安联保险对德累斯顿银行的兼并等。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进行了严格限制，1999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保险交叉经营，从而结束了美国近70年分业经营的历史。我国的金融改革则与美国金融混业发展的历史相反，是在向分业经营模式不断靠拢。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提出了分业经营的思路，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把这一思路上升为国家法律。到1999年底，中国的分业经营制度基本确立起来。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对金融混业经营的限制有所松动，如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这对于我国银行保险的融合发展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约束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会选择不同的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选择不同的银保模式。针对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和最终形态必然会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金融控股集团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组织，一般以一个金融企业或非金融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或控股拥有专门从事某些具体业务（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的各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通过子公司可以从事银行、保险等多样化经营业务。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2003年9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引用了该定义。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又可细分为：完全融合全能银行模式、德国全能银行模式（银行业务+证券业务）、英国全能银行模式（集中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相关业务则设立子公司）、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通过设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在此公司下面设立不同的子公司）。在金融一体化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从银行保险制度变迁和效率的角度看，英国全能银行模式和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应该是我国银行保险发展比较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银行经营转型；经济；均衡发展
我国经济一直在不均衡状态下实现快速发展，突出表现为储蓄、投资与消费不均衡，出口与进口不均衡。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间接融资来实现，金融运行呈现“三多三少”，即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资金多、资本少，银行体系存贷业务多、其他业务少。对银行体系而言，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营转型，通过经营转型，优化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提高转化效率的同时，增强经济金融运行的稳定性，促进消费增长，缓解储蓄与消费的失衡状况。
一、针对经济失衡发展推进银行经营转型
1.银行经营转型的方向。优化“储蓄一投资”转化路径，把储蓄资金从间接融资中分流出来，更多地从直接融资转化为投资。这需要银行体系实现综合经营，完善多样化的业务功能，更多地承担起直接融资的角色，促进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融资交易。这种直接融资交易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但最终都表现为资金融出方直接承担融资风险，从而有效分散社会融资风险，降低银行体系系统’I生风险，增强经济金融运行的稳定性。对居民而言，银行体系通过综合经营，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居民储蓄可以通过这些投资工具变成直接融资，增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这将有利于产生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
(1)提高整个社会的直接融资比重，增加长期资金来源。
(2)提升居民的平均投资收益水平，增强居民收入保障和消费信心。
(3)提高居民资产变现能力，而增强其投资和消费能力。
2.银行经营的业务转型。社会经济结构和金融服务需求的深刻变化、金融业激烈竞争、资本充足率监管将促进银行业务和盈利渠道的多元化，并最终导致银行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金融服务中介的转变，从社会资金提供型银行向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的转变，由此推动我国银行业的深刻变革和战略转型。银行经营转型，最重要的是转变原先的业务发展思路，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原先以批发业务为主的存贷款业务逐渐向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业务转型，塑造自身的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这是银行经营转型的核心。银行谋求业务转型，当前主要应根据国际国内银行业发展趋势和战略转型要求，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立足现代金融服务业的本质，积极探索存贷业务和增值服务并重的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增长模式，逐步淡化业务发展和盈利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塑造业务特色和业务品牌，努力走出国内银行业务同质化的经营格局，实现各项业务的全面、
二、银行经营转型的主要策略
1.综合经营策略。目前，在我国金融业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银行体系开展广泛的综合经营、实现功能多样化，将受到法律法规、金融监管、市场环境以及内部管理能力、人才储备等许多方面的制约，因此，银行体系在实现综合经营上应实行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策略。首先，在现有法律法规和金融监框架内，通过业务创新，进入新兴业务市场领域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资产证券化市场、资产托管市场、代客理财市场等，延伸业务范围和服务内涵，形成全面的银行业务，把银行已有的功能发挥充分。同时，深化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包括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的合作，加大复合型、交叉型产品创新力度。银行体系可利用自身机构网点众多、客户联系面广的优势，为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提供代销，增加交叉销售。银行体系还可利用自身实力雄厚、运作规范、信用等级高的优势，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进行信用增级。比如银行可以对特定信托产品或企业债券提供一定程度的担保，增进其信用等级，以降低其发行成本，提高其发行效率。又如，银行可为信托基金、私募基金等提供托管服务，提升其规范化运作水平，增强其公信力。其次，随着法律法规和金融监管的逐步突破，银行体系可寻求局部的突破，先进入某一个或某几个非银行金融业务领域。再次，一旦客观环境成熟，银行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兼并、收购、新设等方式，全面介入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非银行业务领域，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综合经营。应该注意的是，全面的综合经营是针对整个银行体系而言的，就具体的单个银行而言，除极少数外，大多数银行都不可能涉足所有的金融业务领域，在所涉足的业务领域内也不可能每一项业务都做得很强，关键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致力寻找本身的核心业务，然后集中做好这个核心业务，办出特色，走出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格局。要努力避免因为盲目涉猎过多的业务，结果出现问题，造成营运素质下降。
2.消费金融业务策略。对我国银行体系而言，发展消费金融业务、促进储蓄向消费转化，关键是要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把握居民消费结构调整、升级各个阶段的消费热点，推进消费金融产品创新，针对不同层次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服务，逐步实现从以生产经营性金融业务为主向生产经营性金融业务与消费性金融业务并重转变。重点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1)结合社会消费热点，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从目前我国消费市场发展特点上看，住房、交通和通讯、旅游、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已经成为社会居民消费的热点。相比饮食和衣着这些新的消费热点需要一次性支付比较大的金额，恰恰是最需要银行消费信贷支持的领域。银行体系应该紧紧围绕这些领域，通过业务创新特别是灵活的还本付息安排，推出更多的、符合不同人群消费需求的消费信贷产品，提升居民未来收入的变现能力，帮助居民更加合理地安排消费需求，提高生活水平。
(2)结合市场发展变化，稳步推出各种复合型、延伸性金融消费业务，比如贷款结合保险业务、信用卡结合投资理财服务、房贷结合家具公司服务等，真正为客户的各种消费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全力打造十大产业基地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根据北京市“十五”规划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定位，大兴区将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着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
与此同时，以形成产业集群为目标，将重点打造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生产业聚集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北京精细化工基地，北京国际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北京大兴节能环保特色产业基地北京大兴轻纺服装产业基地，京南物流基地等十大产业聚集区。
据介绍，目前十大产业基地开发建设空间充裕。生物医药北京汽车零部件 国家新媒体三个产业基地和地铁沿线生产业产业集聚区目前已形成特色，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成为推动大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
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依托首都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全力打造生命科学新城。目前，园区总体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产业用地10平方公里，产业配套用地2平方公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生物医药基地。截至目前，已吸引入住生物工程与医药企业和研发机构82家，引进生物医药项目28个，形成了以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国家兽医微生物中心为龙头的食品药品鉴定及技术执法核心区域、以国药集团，同仁堂集团为龙头的中药、天然药物核心区域等七个完整的产业结构。园区二期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毕，已完成“八通一平”，为入驻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三期4.74平方公里正在着手基础设施建设，两年内可陆续提供6000亩工业用地，2009年计划出让土地约1000亩，2010年计划出让1000亩。
北京汽车零部件基地位于采育地区，规划面积355公顷，重点发展机电产业、都市产业、汽车高端零部件和改装车。基地采取镇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目前规划面积内除电力以外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园区配套区安置房建设已经启动。人区企业共计52家，其中包括李尔汽车电子。德尔福汽车空调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江南模塑，浙江亚太机电等国内行业前三甲企业。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作为北京重要的产业集聚区，位于大兴区中部魏善庄地区，拥有广淘的产业发展空间坚实的产业基础。完备的服务体系，优秀的人才资源等多项资源优势。基地重点发展新媒体产业与通讯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文化产业内容。目前已经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聚集，成为北京市最有发展潜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此次基地共推出5个招商项目，包括多维创新园创意中心，多维创新园孵化器，多维创新园原创园、核心区一期土地开发和电视媒体集聚区，规划面积超过1 10万平方米。
随着地铁大兴线的开工建设，大兴区将围绕地铁沿线，依托地铁及区内各产业基地，高标准规划和建设生产业集聚区，打造“一带”、“五区”、“多板块”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仓储物流，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业。目前，《大兴区地铁沿线生产业发展规划》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沿线规划建设用地170公顷，总建筑规模达300万平方米，明确了西红门、金星、核心区，医药基地，物流基地五大商务区功能布局。此次重点推介的8个生产业项目总建筑规模将超过30万平方米。其中，规模最大的为生物医药基地商业贸易区项目，项目总用地面积7.5公顷，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包括商业大厦、金融中心，商务中心、信息中心等。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基地服务配套设施，加快基地发展。
13项鼓励政策吸引重大投资
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十大产业聚集区，在此次经济信息会上，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绳立成重点介绍了《关于促进大兴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了大兴区鼓励重点产业发展以及吸引重大投资的13项具体优惠政策：
鼓励重点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 文化创意产业，生产业等重点产业项目入区，新办企业次性投资达到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按照规定期限完成投资并实现投产的，按对大兴区贡献给予奖励。
鼓励企业总部发展。在大兴有实际投资并注册纳税的跨国公司，中央企业以及具有总部特征的企业总部，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当年对区财政贡献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对大兴区贡献给予奖励。
鼓励上市融资。主板上市企业给予500－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资金，创业板上市企业给予200-400万元人民币支持资金。
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在大兴区新设立或迁入大兴区的金融机构，除按照《关于印发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外，按对大兴区贡献给予奖励。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在考核年度内，销售收入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按照合同收购本地农产品占企业需要消耗原材料总量的60％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30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建筑业发展。凡在大兴区注册纳税的建筑企业，在区外建设形成的税收部分，按对大兴区贡献给予奖励。鼓励建筑企业资质晋升，二级资质晋升为 级资质的，给予一次性50万元人民币奖励；一级资质晋升为特级资质的，给予一次性100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楼宇经济发展。楼宇经营管理者引进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每年按入驻企业对大兴区贡献奖励楼宇经营管理者，用于服务平台建设。另外，对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给予一次性10万元人民币奖励；对经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给予一次性50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项目引荐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引荐经营性产业项目入区，每引进一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亿元人民币以上，3亿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给予30万元人民币奖励，3亿元人民币以上、5亿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给予50万元人民币奖励；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给予100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引进和利用外资。年度新引进外资企业投资或现有外资企业增资达200万美元以上的，每实际到位资金200万美元，给予企业5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自主创新，区内企业建立研究机构，经市级相关部门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北京市科技研究开发机构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人民币奖励；经国家科技部门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给予一次性50万元人民币奖励。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区内重点产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其中：设备、工艺投资占80％以上)，上年度对区财政贡献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当年竣工并验收合格后，按企业实际完成技改投入总额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在考核年度内，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实际到位金额和支付利息情况，连续两年给予企业银行同期贷款年利息50％贴息。
监管分析
国际上对投资银行的称谓多样、内涵外延各异，因而投资银行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按业务线涵盖范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如表所述，第一层次的投资银行只从事最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仅包括一级市场的股票、债券承销业务和一些金融咨询业务。第二层次的投资银行具备常规的投资银行业务线，可实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业务的较完整覆盖，与国外一部分中小型投资银行的职能相对应。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业务比较全面，拥有资产管理业务和研究业务这两项智力密集型业务，一般被认为是大投行的基本特征。第四层次的投资银行其实已经脱离传统投资银行的意义，而是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类似目前的高盛集团和摩根斯坦利集团。
除了内涵外延的差异，即使同一内涵的投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称呼也是有差别的，以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为例，美国称为投资银行，英国称为商人银行，而日本和我国则称为证券公司。在本文中，我们会根据行文需要，交替使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称谓，若无特殊说明，均指代上述第三层次投资银行的概念。
我国与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过程存在更多的共性，所以主要以美国的投资银行模式和发展作为参照。
纵观经济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呈如下主要特点：一是行业集中度较高，呈现出垄断竞争的特点；二是均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三是业务显现出多元化、专业化趋势，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的业务已经从最初的传统的承销业务、经纪业务扩展到企业购并、资产管理、风险投资、风险规避，投资咨询等领域；四是大多走向混业经营；五是竞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竞争既包括了各国投资银行本身之间的国内、跨国竞争和其导致的投资银行的不断优胜劣汰，也包括了各国的现代“全能银行”对投资银行的挑战；六是极其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作为处在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大趋势下的中国投资银行业，要充分借鉴国外投资银行业务模式发展特点和发展经验：
第一，大力拓宽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我国投资银行之所以总是资金实力不足、资产规模较小，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投资银行尤其是我国的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不通畅。资金短缺严重限制了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证券公司的资金状况。例如允许证券公司采取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的方式扩大资金规模。此外，我国目前已有72家证券公司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调剂资金头寸，缓解了证券公司的资金实力。证券公司还可以凭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获得期限灵活的资金，优化资产结构。
第二，注重金融创新、广开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趋势。与国际投资银行创新过度、衍生产品发达不同，我国的投资银行明显创新不足。为此，国内投资银行加强新产品开发，突破传统业务局限，推动主体业务由传统型(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向创新型(企业并购、重组等策略)以及引申型(资产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转变，从而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增长，增强投资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通过兼并收购、资产重组，扩大我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投资银行的行业集中度。并立足本国资本市场，实现特色化、专业化经营。
第四，适时实施国际化战略。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基本上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主要受制于我国投资银行的实力。国内投资银行应仿效国内商业银行，用全球化的眼光经营我国的投资银行，放眼世界。可以首先通过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适时走出国门，进入国外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这方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中银国际的成功经验已经为国内的投资银行树立了榜样。
根据各国政府和行业自律组织在投资银行监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为三类，即：政府型，自律型和中间型监管体制。
政府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实施监督和管理，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在监管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美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也实行这一管理体制。
与政府型监管体制相对应的是自律型监管体制，它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较少干预投资银行业，对投资银行业的监管主要靠证券交易所及投资银行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管，其本质特征是注重并强调投资银行业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作用。英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一管理体制。
介于政府型与自律型监管体制之间的监管体制，我们可称之为中间型监管体制，它的本质特征是既强调国家立法管理又注重行业自律管理。德国、意大利等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国家。
美国投行监管体系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美国投资银行监管体制中是最为重要的监管主体，由于政府充分授权，保证其有足够权威维护投资银行依法运作，因此，SEC也是美国政府型监管体制的象征。
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要强调立法监管，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所有活动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监管活动更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是政府监管机构作为最重要的在监管活动中起主导地位的监管主体，超脱于资本市场参与者之外，使其监管活动能更好地体现和维护市场“三公”原则。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一定局限，除立法监管往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容易导致政府对投资银行管得过死、干预过多，不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外，监管者要与市场保持距离。当市场情况变化时，往往不能及时反应或反应不当，因此，往往容易出现监管“缺位”或“越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率。
英国投行监管体系
英国一直没有设立全国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而是依靠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自我监管。
英国为代表的自律监管体制恰恰能在政府型监管体制的局限性方面显出自己的优越性。第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投资银行的不必要的干预，促使投资银行按市场规律运行，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第二，自律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投资银行，他们往往最了解市场，也最能把握市场，知道某项规则对市场的影响，当市场变化时，他们也往往能及时有的放矢地找到解决市场问题的办法，比较容易实现灵活有效的监管目标。但自律型监管体制也有两大缺陷。第一，自律组织往往更为重视保证市场运转和保护会员的利益，而忽视保护社会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监管的“三公”原则难于实现，同时这种现象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也会阻碍市场
竞争。第二，由于缺乏强硬的法律后盾，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往往难于实现。很显然，自律型监管体制的缺陷，正是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所在。
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看国际投资银行监管体系对中国的启示：第一，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监管的合法、协调、效率和透明的原则；第二，以集中立法型监管体制为主、自律型为辅；第三，加强风险监管；第四，强化信息披露；第五，注重监管的前瞻性。
然而，鉴于美国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缺陷，我们还需全面分析(尤其是分析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国际投资银行演变对中国证券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的启示。
国际投行演变带来的启示
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
次贷危机所显示出来的金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金融创新本身，而是由于现有的监管不足，监管体系运转失效。当然，监管不应阻碍金融创新，如果要增加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并扩展信贷的可获得性，那么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要实现强化金融系统弹性而又不妨碍市场程序的目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同样必不可少。监管部门应当关注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应当提高监管预见性，并将监管目标集中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次贷危机再次充分说明，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审慎监管与风险控制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监管机构应当限定证券公司产品和业务创新中的杠杆比率上限，并且就市场变化对创新业务的影响加强敏感性分析，及早应对，防患于未然，促使风险监管制度和机制建设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适应；证券公司应当针对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谨慎运用财务杠杆，使杠杆比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以降低和控制经营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将产品和业务创新风险纳入公司整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清晰地界定各业务条线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内控制度，完善内控机制，使金融创新的性质、种类和范围(尤其是表外业务头寸)与公司净资本规模、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风险管理和内控能力相匹配、相对应，加强对表外业务定期与不定期的稽核，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的潜在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结构和标的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以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加强对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的监管
美国投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通常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理委员会等组成。但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投行这些风险管理部门却没有充分发挥风险管理与控制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应当加强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监管，将表外业务风险纳入表内监管，减少表外业务的监管套利，提高风险管理的积极性。随着我国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综合经营的不断发展，跨机构、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产品陆续涌现，业务日益交叉、渗透和融合，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加强监管合作与协调，发挥协同监管效应；调整监管机构层次，明确界定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范围，努力避免重复监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冲突，填补监管“真空”或监管“盲区”；从原来的以机构性监管为主逐步转向以功能性监管和目标监管为主，建立伞状金融监管体系，创造条件逐步完成“大部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实行金融综合监管。可以考虑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多边的紧急磋商制度、建立统分结合的金融控股集团主监管协调制度，健全适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统计信息监测体系等。
组织结构分析
组织形式
一般而言，一个投资银行采用的组织结构与其内部的组建方式和经营思想密切相关。现资银行的组织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种：家族企业形式及合伙人形式；混合公司形式：公众持股上市公司形式；现代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右图归纳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变迁历程，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从整体上体现出集中化、公众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四大趋势。
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要分析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分析它们的股权结构。通过研究国际成熟市场顶尖的投资银行财报数据，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股权结构特征如下：
第一，机构投资者占股比例大，但股权极度分散。取2011年12月1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来分析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情况及股权集中度方面考察。
第二，内部持股比例小，股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美国投资银行发行在外的股票大多是可以自由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地直接参与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资银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董事会结构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公司的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成熟市场，比如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国际成熟市场的投资银行董事会下设各种委员会以协助其进行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这些委员会基本都包含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为公司各项业务制定风险容忍度并批准公司重大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由风险监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重要风险政策的改变。
除了设立诸多委员会辅助董事会进行工作以外，董事会还呈现出外部董事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这些外部董事一般都是公司之外某个领域的资深专家或学者，具有某个方面的独特专长或是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而且比较客观，也注重自身的信誉和市场身价，能积极参与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参议和监督。
与此同时，国际成熟市场内部董事所占比例虽小，但基本均为投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内部董事身兼管理层有助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的推进，而这也反映出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它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监事会及管理层监事会是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
美国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并无设立监事会的强行要求，通常由独立董事或者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监事会的审计监督职能。
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组织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投资市场部、消费者市场部及研究部。
综合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点培养金融控股公司。虽然我国早在1993年就明确提出“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的政策，至今仍保持着“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但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在协同效应，规模效应、收入多元化、风险分散化以及容户需求一体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而未来我国也会出现金融机构向多元化领域蔓延、大型企业短时间内进军金融业等现象。
第二，加快金融立法，改善证券公司法律环境。借鉴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组织结构的发展，从立法角度看，主要应以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为基本依据，重点完善其中的监管制度和公司治理要求，立法过程中可参考美国、日本、英国等国际成熟市场成熟的法律条文，并结合中国本土证券公司的现实发展需求，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三，优化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优化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股权集中度，增加股权流动性。二是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三是要加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四是注意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建立必要的“隔离墙”制度。
此外，金融危机暴露出投行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流动性短缺以及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较为单一的缺陷。而以存款来源作为支撑的商业银行，特别是业务综合化经营的全能型银行基本上都涉险渡过了金融危机的难关。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大型独立投行陆续被并购，或破产倒闭、或被注资、或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大型存款类银行将重新主导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将得到强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独立投行模式未来很有可能会消失，大多数纯粹的投资银行将被商业银行合并，全能型银行的经营模式将更受欢迎，由商业银行主导的混业经营将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相比于美国独立投行，传统的欧洲银行业，特别是德国银行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不能说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一定优于美国的独立投行模式，但是全能型银行风险相对较低、经营更为稳健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在未来可能会更受重视。因为和投行相比，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充裕，运作更加透明，风险管理和控制系统更加严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和存款保险机制的保护，同时业务综合化经营有利于平抑经营收益的大幅波动。
业务结构分析(以美国为例)
从行业业务收入来看(以2003年为例)，2003年美国证券全行业总收入为1445亿美元。从各项业务收入的变化趋势来看，佣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4％；资产管理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上升至2003年的8％。承销和做市商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稳定，变化的趋势不是特别明显。
以下选取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作为案例，深入剖析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
高盛
高盛集团在2010年之前将业务分为三大类：投资银行部门、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部门、交易与本金投资部门。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高盛集团的收入水平直线上升，从128亿元美元迅速蹿升至2007年的460亿美元。虽然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收入水平大幅下跌，但2009年便恢复到452亿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净利息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一直是比较稳健的。净利息收入主要来自以公允价值交易资产的收入及证券逆回购收入，在危机期间不但没有下降，相反甚至有明显上升，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等4年的收入分别为35亿美元、40亿美元、43亿美元和74亿美元。波动较为剧烈的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从2007年的297亿元跌至2008年的81亿美元，这主要是取决于危机时期的市场环境及高盛自身的风险头寸。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交易与自营收入和投资银行收入一直是高盛收入的主导力量，占比基本在70％以上，其中2001年为78％，2007年为81％。2008年交易与自营收入的占比相对下降，但同时投资银行收入相对上升，二者合计占比仍然有60％。即使在最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这两项业务收入依然是高盛集团的核心业务，收入能力的稳定性毋庸置疑。高盛集团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但是近些年最赚钱的业务却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交易与自营业务收入的来源主要是FICC，该部门主要运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相对而言，高盛集团的资产管理业务和经纪业务无足轻重。
2010年以后，高盛集团将业务调整为四大块：投资银行、机构客户服务，投资和借贷、投资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向公司、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一系列的投资银行服务。收入结构统计口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原来的四部分调增为六部分，保持投资银行收入、净利息收入两部分不变，将原来的交易与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两部分进一步细分为资产管理收入、佣金收入、做市商收入、其它自营收入四部分。投资银行收入与自营收入仍占65％以上，非常稳健。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实行控股公司下的事业部架构，事业部专于特定领域的业务，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其在组织架构上分为四部分：机构证券部门、个人投资者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及信用服务部门。从收入结构来看，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分为净利息与股息收入、交易收入，投资收入、资产管理收入、投资银行收入、佣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七部分。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摩根斯坦利的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但幅度不大，2001年为196亿元，2007年为269亿美元，2008年为221亿美元，考虑到收入降低主要由39亿美元的投资亏损引起，2008年的其它收入基本没有下降。2009年恢复到234亿美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的变化比较平稳，增长的波动性不强，三者从2001年的108亿美元平稳增长到2007年的165亿美元，次贷危机对其影响不大，2008年，2009年三者的和保持在134亿美元、151亿美元的高水平。与此相对投资收入、交易收入、净利息与股息收入的变动比较剧烈。投资收入时正时负，在2001年亏损4亿元美元、在2008年亏损39亿美元、在2009年亏损11亿美元。交易收入也不太稳定，在2006年达到阶段性峰值118亿美元，但在2007年却创造了这9年的最低值32亿美元，波幅较大。净利息与股息收入在2009年为10亿美元，是期间最低值，但总体来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等三项收入是摩根斯坦利稳定而重要的收入来源，三者合计占比平均在55％的水平，而且占比相对稳定。交易收入虽然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是其变数较大，占比忽高忽低，不算是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却是潜力较大的收入来源。如果将交易收
入与上述三项收入合计，则四项收入合计占摩根斯坦利收入的83％，而2009年更是高达97％。投资收入的占比总体来看不高，除2007年以外，均在6％以下。
可见，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引擎。以证券发行与承销为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领先业务，2004年摩根斯坦利占据全球IPO市场的10％份额，超过对手高盛，荣登全球IPO业务的榜首。
不难发现，国外券商盈利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佣金收入占比稳步下降；做市商交易在券商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在券商收入比重明显高于国内券商；国际投行业务中，债券和企业咨询业务占比明显高于国内。
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证券行业在市场结构，交易工具、投资者构成和证券中介方面越来越向国际靠拢，未来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壮大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三方面改进
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的途径可以有：证券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合并，以地区为依据进行跨区合作，在资金技术市场上达成联盟，实行资源和业务的合并，组建区域性大证券公司；发展金融集团，金融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企业联合体，具有完整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框架实行分业经营和混业管理的集团经营模式。
积极创新业务品种。具体来说证券公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业务创新：重点发展场外业务；发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参与金融衍生品创新与交易以及拓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领域；开发国际业务，国内国际业务并举。以国内业务为基础，努力向海外发展网点，把业务领域扩展到国际市场，实行跨国业务经营，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培养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证券公司应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服务特色，研究水平、区位优势等综合素质及目前市场的竞争状况，培养其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
内部控制分析
内部控制
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是指投资银行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构成，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
风险管理分析
以下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投资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架构以及目前业内常用的风险管理方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主要风险种类 从整体的风险来源角度划分，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风险依其影响面大小主要分为以下六大类。
风险管理架构 依照目前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状况来看，其风险管理已经进入了全面管理模式。而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包括以下六大要素：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策略；健全的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的风险管理流程：完整的风险管理手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的防范机制；高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风险管理方法 第一，风险管理流程。在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的流程中，风险管理方法的应用集中体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这两个环节。
第二，风险管理主要技术及方法。在理论层面，资产组合理论、套利定价理论以及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为现代意义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础。而在现实层面，90年代几起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大案(如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事件)，使一些大的国际银行开始研究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管理测量和资本配置模型。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管理及其技术、软件需求的日益增长，出现一大批专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咨询公司和电脑软件公司，推动了风险管理技术、方法以及软件的不断更新、发展。截止到目前，依照风险类别划分，主要的风险管理方法、技术及软件有：
市场风险方面。利率风险是投资银行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市场风险。因此利率风险的管理方法发展最为突出，主要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和凸性分析法。
信用风险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对客户或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违约可能全面分析而做出决策的风险管理方法。
全面风险管理方面。在方法层面，主要包括统计分析法及情景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考察影响组合收益的因素，并使用一系列计量技术估计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参数反映该资产收益对不同风险因素的反应程度，这也就提供了可以相应对冲某类风险的技术指标。场景分析法要求风险管理者设想投资组合可能出现的状态，并考察在极端情况出现时的可能损失。对所有相关变量重复上述步骤，最后获得结论。
除了上述几类风险管理方法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现代的金融工程方法。这种方法的产生得益于7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以及随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金融工程方法包括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和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由金融工程公司开发的风险价值增量模型(VaR Delta)。该模型可以在不重新计算投资银行的VaR的情况下确定新的交易将如何影响整个资产组合的VaR，此外，该模型还提供VaR的成分分析并提供风险矩阵未包括的客户的数据。另外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由智商金融体系公司(Q Financial Systems)创立的风险智商模型(Risk IQ)，该模型的创立基础是信孚银行的RAROC方法，是一种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综合分析模型，特别的是，该模型可以用于投资银行整体的风险测量。
第三，风险管理模型的内在缺陷。定量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模型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一大突破，但是只要是模型，就必须嵌套于某种假设当中，而模型假设与现实的不吻合就为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此外，对于证券未来价格的模拟技术也有待进步，目前依赖于历史数据或者某种假设模拟出的数据都有可能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验证，这些都构成了所谓的“模型风险”。
我国的证券公司，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才略嫌空白，相关的风险管理方法也尚待发掘。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可以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得到以下四点启示：重视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义；全面管理风险，系统制定决策；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匹配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但不可过度依赖。
同时，次贷危机也说明，市场参与者的内部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不可或缺，两者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伴随着金融业的创新与开放，对所有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全面与实时的外部监管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引导市场参与者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理应成为监控风险的根本措施。
第一，提高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认识。督促证券公司运用定性及定量的风险管理技术，对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自营业务等进行风险控制，形成组织严密并能实时识别、判断风险的控制框架。
第二，动态的设定不同发展时期内部控制目标重心。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通过内部控制来消除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威胁是不同的。
第三，制定内部控制战略目标时，应重视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风险作为一项价值驱动因素应被纳入内部控制目标导向选择的框架中。在构筑“风险与应对”这一控制要素时，应当将风险与企业的目标相匹配，并分解为战略风险、经营和财务及相关风险、具体业务风险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风险识别均以“事项识别”为前提，也就是识别可能对目标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机构应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在我国，虽然一些银行早在2005年就已谋求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开始触及低碳金融市场，但直至目前，国内低碳金融的发展仍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为支持低碳金融的发展，银监会曾先后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更在公开场合表示，银行业应在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发挥作用。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过程中，银行业必须扮演好两个角色：一要成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要求银行业探索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即经营策略、管理机制和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规则上把好项目人口关和惩罚关。二要成为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要求我国银行业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跟踪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绿色信贷”及其它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定价能力，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那么，面对滚滚而来的低碳经济浪潮，银行业具体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本文将从开展绿色信贷、参与碳金融交易以及加强银行业自身的低碳运营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开展绿色信贷，支持低碳项目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离不开低碳相关产业、行业的发展。与传统产行业相比，这些新兴产行业的发展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急需得到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产、行业具有较为可观的发展前景，这就为银行业通过绿色信贷、支持低碳项目提供了利益保障。
近年来，国际主流银行不断加大对低碳消耗项目的贷款。如2007年3月，美国银行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发起了一个10年期、总金额为200亿美元的环境可持续性贷款行动，支持环境友好型项目和低碳技术开发。2007年5月，花旗银行宣布在未来十年将加大对清洁能源项目和开发替代能源项目的贷款或投资。总的来说，全球主流银行重点关注三个领域的投资机会：首先是能源效率管理领域，如高效建筑、建筑材料、能源储存与转化、低耗能设施等；其次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如生物能源、风能、太阳能、水能、海洋能、燃料电池能等；再次是水资源及废弃物管理领域，如水净化、海水淡化、回收循环再生废物发电等。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银行也开始了自己的低碳信贷之路。包括北京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已经着手研究并推出针对节能行业的贷款产品。仅浦发银行一家，近三年来共提供1000多亿的授信支持低碳融资，包括多个电厂脱硫、垃圾发电、风电项目。另据兴业银行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该行新发放节能减排贷款137笔，金额达132.79亿元。而北京银行也于2009年参与了河北的一个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在增加对低碳项目融资力度的同时，国内银行业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着力收缩对“高污染、高耗能”项目的贷款额度。2009年的银行贷款数据显示，全年对火电项目的贷款总额为2696.75亿元，比2008年减少了1884.2亿元，当年还退出对“两高”项目的贷款客户共计2348个，比2008年的1525个增加了823个；同时，当年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额度达8560.46亿元，节能减排项目贷款额占当年贷款总额的8.93％。
由于绿色信贷在世界各国都属于相对的新生事物，所以对于我国对金融业来说，开发针对低碳项目的信贷服务产品是一次难得的与国际接轨的创新机遇。同时，绿色信贷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与一般的贷款差别并不大，不是一个新产生的品种，推广起来没有特别的难度。而且，绿色信贷相关项目往往可以获得政府或其他环保组织、基金等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这就进一步增强了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兴趣。
开展绿色信贷，赤道原则是不得不提及到的一个内容。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为“赤道原则”。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一个新标准，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40余家大型跨国银行已明确实行赤道原则，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赤道原则》的学习、研究、借鉴、运用与探索，采取主动姿态，积极支持低碳产业信贷与低碳企业信贷。
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不少商业银行都各自制定了关予支持低碳项目融资、抑制高碳项目融资的制度和亦法，以此作为发放贷款的标准之一，但在全国层面，尚未形成统一、成文的贷款标准。同时，由于节能项目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风险，也不会不可避免第存在少数项目很难通过银行项目风险评审程序的现象。而且，对银行来说，控制贷款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些技术比较新、尚未得到商业化普及的低碳项目来说，更多的融资支持还需要依赖于其他渠道。
创新金融思维，积极参加碳金融交易
事实上，银行业通过提供绿色信贷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本质上还没有走出传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范畴。而通过创新思维、开发新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积极参与到全球碳金融交易体系中，则可以将银行业发展带到另个全新的层面。
所谓的碳交易来自于《京都议定书》。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利于减排或者吸收大气温室气体的项目，作为本国达到减排指标的一部分。《京都议定书》为各国制定了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但是各国在具体实现减排目标时也面临各种困难。为此，“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运而生。《京都议定书》给每个发达国家确定了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额度”，并允许那些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裕或者没有限制的国家购
买“排放指标”。自此，人们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在交易所里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为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基于碳交易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期权产品及掉期产品不断涌现。目前，全球已建立20多个碳交易平台，遍布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市场。2008年全球碳排放市场规模达1263亿美元，较2005年增加了近11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5年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为100亿美元左右，到2008年已升至1260亿美元，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据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每年的碳金融交易市场规模至少达600亿美元，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在我国，据国家发改委《节能中长期规划》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以上。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碳减排市场和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我国每年可提供1.5亿吨至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市场前景，不仅能够激发金融业不断进行金融创新的勇气与渴望，而且能够推动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改造业务流程，打造适合低碳金融市场的法人治理结构、信贷评审标准和风险管理体系，从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对此，银行业唯有研究开发创新的金融产品，积极参与到碳交易排放体系中来，才有可能从其发展中获益。目前，国外银行业为参与碳交易排放推出了不少金融产品，如碳信用交易市场基金、碳交易相关的理财产品等。例如，巴克莱银行推出的挂钩“巴克菜全球碳指数”基金，是第一个跟踪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系统中碳信用交易情况的基金；而瑞士信贷集团推出的挂钩“瑞士信贷集团全球可替代能源指数”基金，使投资者可以通过瑞士信贷集团全球可替代能源指数跟踪多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
在国内，一些银行业推出了类似的金融产品。如从2007年4月起，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和东亚银行等几家外资行先后在市场中发售了“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结拇性理财产品。2007年8月，深圳发展银行也率先推出二氧化碳挂钩型人民币和美元理财产品，基础资产为欧盟第二承诺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合约价格。两款产品于2008年9月2日到期，分别取得了7，4％和14，1％的较高收益，随后再次推出同类产品。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碳原生金融工具价格技术回调影响，这些理财产品出现了零收益或负收益，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总体来看，我国碳交易体制还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环境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挂牌成立，但三家交易所目前业务量均很少，商业银行几乎无人参与；而一些商业银行借机通过与环境交易所合作推出低碳信用卡等诸多业务，更多地则被看作一种营销手段。然而，从长期来看，碳交易体制终将走向完善，而商业银行参与其中，也几乎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据麦肯锡预计，到2020年，全球银行业仅从碳交易、基础设施融资和咨询业务的一小部分业务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就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银行所有企业相关投融资业务的6％。参与碳交易的获利前景由此可见一斑。
低碳经济，从银行业自身建设出发
在通过绿色信贷积极支持低碳产业、行业发展，未雨绸缪地考虑参与碳交易排放机制的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可以从自身建设出发，通过采取各种节能减排措施，减少日常经营活动的碳排放，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实际上，低碳经济可以这样理解：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这个大环境的角度看，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稀缺的现实对每个企业甚至是每个人都提出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这是外部动因；而在内部动因方面，就是如何控制企业自身的成本，提高企业营运效率。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审视传统经营管理模块，寻找和发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解决方案，直观重要。在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升银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中心的低碳层级。一般来说，各大银行总行级别的数据中心面积少则数千平方米，多则数万平方米，如此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能耗十分惊人，碳排放量巨大。而通过采用高度虚拟化的资源，高效、绿色且经过优化的基础架构和设施，可以帮助银行集中数据中心硬件维护和管理利用，提高数据中心利用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和能源消耗，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碳排放。
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出低碳、环保的产品，如推出用可降解材料制成的银行卡，进一步改善工作流程、推广无纸化操作，推广电子化金融产品等，减少碳排放量。
当然，从长期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低碳运营还需要在人才培养、系统配置、网络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多管齐下，从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两方面开展工作。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商业银行要制定“低碳银行”人才中长期培养与发展规划，在培训、引进、储备、交流和使用等方面，边干边学边培养，打好“低碳银行”建设的基础。要不断丰富绿色金融文化的内涵，努力融合银行机构文化、金融行业文化。
说起对中国的情结，杜大伟微笑着告诉记者，他早在30多年前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2年中美建交，古老而文明的中国便走进许许多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当时，刚进大学校门的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门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中国台湾省居住了一年，继续学习中文。
1986年，杜大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经济学教授时，应邀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教师。提起那段日子，杜大伟至今还非常感慨。他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接触到的中国学生都非常有能力。他们非常渴望学习，渴望了解世界，这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后来，他离开了大学，加盟了世界银行，意在努力消除世界贫困。
2004年7月1日，杜大伟调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在中国，他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令他遗憾的是，中国仍有1.6亿多的人口生活非常贫困，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西部和内陆省份的偏远且资源匮乏的地区。那里不仅缺乏可耕种土地和教育事业，还缺乏清洁的饮用水。
因此，杜大伟将工作重点，放在加强世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以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世行应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杜大伟就任世行中国局局长一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情系中国的美国人。
记者：据悉，在过去20年里，世行共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80亿美元，支持项目260多个。您对中国情有独钟，您接任后，对开展中国局的工作，有何目标和计划？
杜大伟：世行在中国的项目，对全球来讲是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而且也支持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许多方面。中国正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所以世行在项目和业务上应该支持中国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
比如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中国北方存在着缺水的问题，中国存在能源缺乏问题。因此，我们帮助中国解决用水和能源使用的项目和活动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城市供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另外，我们在中国农村也实施了一些比较成功的项目，提高农村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一些河流流域保护的项目。随着中国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很多项目都集中在这一领域。
记者：在接任该职位之前，您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现在，在中国工作期间，您将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杜大伟：在各个国家所有的世行业务中，要把资金和支持结合起来。在中国与世行早期的合作中，世行的资金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一定的资金，所以，世行的资金对中国并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金的援助，来实施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使中国从中受益。
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世界银行即将批准的一个能源项目，主要侧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其中包括内蒙古的风力发电的开发，另外就是在浙江的一些城市，尝试利用废弃物发电。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类型的项目，可以帮助中国尝试一些新的能源技术，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在中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另外，我们现在还将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做很多工作。我们在农村扶贫的项目，一般包括五六个不同的内容。在项目中非常认真地设计了项目的监测评价体系，帮助中国了解哪些项目是可行的，哪些项目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我们给中国提供的资金，数目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尝试一些创新的做法，然后让那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在中国更广的范围内推广。
记者：您说利用世行的资金，对中国农村的扶贫项目有五六个。这些内容，都包括些什么呢？
杜大伟：这些项目包括一些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修路，打井等，劳务输出。还包括对农村校舍的修建。另外，还有小额信贷项目的内容，可以帮助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扩展他们的一些活动。
记者：您说过，您将工作的重点之一，放在进一步加强世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上，以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请您谈谈这方面具体的工作情况。
杜大伟：讲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总理提出的五个统筹当中的两个统筹。在这方面，我们有好几项研究和项目。
刚才我所提到的几个农村扶贫项目的内容，主要帮助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发展上比较滞后的贫困人口的问题。还有一些项目是致力于帮助流动人口如何适应城市的新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令我们非常振奋的新项目，就是发展市场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邀请全国的民间
组织来提出他们的项目申请。他们每项最多可以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世行对这个项目将提供2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我们也想通过其他渠道筹集一些资金，包括通过发展援助机构、私有企业的公司和个人。然后，我们从这些申请项目中挑选100名入围者，在12月7日至8日到北京来展示他们的项目。我们会安排一个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让他们介绍自己的项目和想法，再由评审团在这100名入围者中评选出50名获奖者。这50名获奖者最多可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这种做法，会直接给中国扶贫事业提供一些帮助。
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良好
记者：世行重视中国城市投资环境问题，并做出一定的成绩。您对23个中国城市有怎样的印象和感觉？
杜大伟：我的第一印象是，跟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良好。世行的调查发现，如江门、杭州、温州等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江门市超过50％被调查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政府是有能力、有较高效率的。世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10项指标，对中国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的一些中等城市的投资环境，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二印象是，中国沿海城市投资环境，要比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强劲的多。这方面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另方面也涉及政府的态度问题。地方政府对投资环境有个良好的看法，不应该有过多的规章制度和繁琐的盖章、审批程序。我们将要进行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新的调查要覆盖中国120个城市。这样，可以对中国各个城市投资的总体环境差异，有更好的了解。
记者：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是世行独立完成还是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合作完成？
杜大伟：将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合作展开。
记者：您认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还存在哪些问题？
杜大伟：在整个投资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方面就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很多城市里一些工人，主要是合同制工人，企业可以非常自由地雇佣和解雇这些工人。另外，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询问过一些企业，问他们对本地政府有关部门是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的回答有很大不同。在江门、杭州，我们得到的反映大概是超过50％的管理人员，认为政府官员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在东北和一些内地的城市，只有20％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有能力的。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金融服务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查报告中发现，很多的企业还要用现金进行交易，缺乏一定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的发展还没有进入成熟期。我想，这对于改善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该创造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记者：对改善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您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杜大伟：我们找了一些城市进行调查，这不仅仅在制造业方面，还包括一些服务行业。调查后，发现中国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在很多非洲国家，他们对生产有高达30％的税收，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对生产出口的产品有这样高的税收，就会出现很多监管，甚至出现一些腐败问题。印度尼西亚有20％的出口加工税收，巴西有15％左右，而在中国最低的只有12％的税收。
在中国，其实我们已经做了30个以上的城市的调查。比如说上海、广州以及江门、杭州等城市，在东北和西北也找了一些城市。像兰州、重庆、成都等。我们希望调查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一些沿海城市。江门用了20％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改善。在昆明和贵阳这样的内地城市，他们用了4％的资金。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得到了一些数据，像在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其工业生产总值中有75％是私有企业创造的，25％来自国有企业。应该说，其市场经济跟欧洲一些国家非常相似，跟美国也很相似了。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私有企业的生产率，也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的私有企业，整个的生产率也会提高很多。
记者：您认为，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杜大伟：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是能创造的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这样，它就可能会有很多高科技的企业，生产力就会大大提高。我考察过哈尔滨，他们有85％的工业总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哈尔滨企业的生产率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投资环境。
像杭州、江门、温州等城市的发展也非常好。他们的投资环境非常好，非常活，使人民能够脱贫致富。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其发展极其不平衡，也非常多样化。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能还不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如果不继续发展，很难竞争过别人。
记者：您到中国工作一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大伟：我非常高兴到世界银行中国局工作，并做了一年中国局的局长。我对中国很多的项目,都非常感兴趣。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民非常坚定地要实现发展，而且希望发展得越快越好。中国目前采取一系列发展措施，有很多是欧洲和美国要花100年时间才能实现的，中国要把它压缩到20到25年时间实现。比如说，中国政府预测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中国将有27500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这种人口的转移，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花了近100年的时间。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所以，当人们问我对中国前景怎么看时，我说我是持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杜大伟，美国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领域出版过大量论著。
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客座教授，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学士学位。1990年加盟世界银行。1995年之前任世行负责越南的首席经济学家，后任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