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11:19:26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治理的要素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3.4治理方式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关键词] 社会发展 人才培养 心理素质
人们在观看竞技比赛时深有感触:高水平的大赛不仅是技能的较量，更是心理素质的比拼。其实“商场如战场”，公司、企业也需要人们具有优异的心理素质，否则不能成功和胜任。因此，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心理素质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带动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方式的深刻变化，就我国而言，还发生着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些，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和财富。以高科技为特点的知识产业是未来社会的支柱性产业。正如世界管理大师彼得.P.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所说“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
第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在高科技条件下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以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知识和信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为灵魂，以高新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形态。它不同于过去以经验积累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开发出新的成果。
第三，学习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前提。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随着“知识爆炸”、科学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终生教育成为现实。
第四，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融合。现代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知识的瞬时全球传播成为现实，为大规模的生产与共享知识奠定了基础，面向世界，在竞争中加强联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第五，新科技和经济发展要求人们新的价值取向。首先，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在知识和智力的占有，要求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真正实现。其次，知识经济要求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要求人们加强合作，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再次，高科技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而以追求效用增殖为目标。它们能够大幅度地增强产品的功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工作效率，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社会新发展对人才心理素质的新要求
心理素质不仅指人心理承受挫折、压力的能力，广义的讲，它包括一个人全部心理特征的质量、水平。是指人适应和应对社会生活、学习、工作要求已形成的稳定的个性品质及其发展水平。包括人的性格、能力、气质的特点和水平。而性格又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诸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待现实和自己态度的特征。经济社会新发展突出了相应心理素质的要求：
第一，创新的意识和品质。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还是“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灵魂”，都使创新精神和品质成为时代对人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要求。
具备创新意识和品质要求人：在性格的理智特征方面，具有主动观察感知，独立思考、富于创造、辨证全面看问题的思维特征，具有能动广阔、创造性想象的特征。在性格中对自我和现实态度特征方面，具有自信、独立意识，积极进取的特征。在性格的意志特征方面，具有对行为目标的明确态度，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认真细致的特征。在性格的情绪特征方面，具有探索热情执著专一、甚至忘我，为实现目标孜孜以求、积极进取，心境保持积极愉快、富有幽默感的特征。
第二，开放和包容的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世界面临如环境生态等发展的共同问题、不同民族和国家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要求当代人树立开放意识和包容心态，在世界范围内了解新动态、新信息、新成果，由此去借鉴、吸收、比较，从而获得成功。
第三，竞争性的意识观念。市场经济是效益和竞争的经济，经济和社会活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更趋激烈。人无我有，人有我强。“领先”、“ 专利”、“特色”、“填补空白”已是现代人才具有的意识。
第四，合理的知识信息吸纳、处理能力。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呼唤知识储备、更新和有效应用的能力。这将决定人才的成功与成就的大小。
第五，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活动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强的发展特点，已使过去那种脱离社会、远离同行而孤立地从事科技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人难有作为。无论是科技攻关、公司经营还是企业生产都需要参加者具有良好的整体协作和人际协调的精神和能力，能够在创新活动中解决好独立意识和互相配合的关系，解决好合理竞争和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就需要不但有高智商还要有高情商。
第六，坚忍不拔的承受挫折能力。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却同时存在着经历失败的风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价值多元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给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带来考验。机遇和挑战、利益和竞争，前所未有的得与失，深重影响牵动着当代人才的心理。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竞争的加剧，随着实现目标挑战性加强，能否具有不怕失败、失利而勇于承受严重挫折的心理能力，成为新条件下个方面人才应具备的重要心理素质。
第七，自觉的经济效益观念。市场经济、知识经济要求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面向市场，发明、创造、应用技术的目标和手段都应考虑经济效益和价值，而不仅是科技探索、理论兴趣、真理追求和专业使命的完成和实现。
【关键词】 心理社会因素； 高血压； 药物治疗； 效果
高血压属于高发疾病，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当前我国近2亿人患高血压，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1]。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当前临床医生多过分强调药物控制的疗效，而忽视了心理社会因素对于高血压辅助治疗的效果。近年来多位学者研究证实，高血压患者中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及发展除了与药物控制效果相关外，与心理社会因素也存在密切关系[2]。本文对所负责辖区内的高血压患者进行了相应的心理社会因素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药物试验，发现心理社会因素对高血压药物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现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规定选择收缩压范围在140～179 mm Hg，和/或者舒张压范围在90～109 mm Hg的1级及2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3]。此次共有128例符合试验要求的高血压患者参加试验，其中男69例，女59例；患者年龄36～78岁，平均64.5岁；患者病程1～19年，平均病程5.4年；对这些患者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社会支持自评量表进行心理评定，将焦虑、抑郁评分≥40分，社会支持评分≥38分的患者定为高心理社会因素风险组；将焦虑、抑郁评分
1.2 排除标准 选择患者时遵循排除标准如下：近半年内出现有心梗、心绞痛或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并发症患者；有窦性心律过缓或者有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有哮喘或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患者；转氨酶升高2倍以上的肝功能损害患者；有肾功损害的患者；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妊娠及哺乳期的妇女；对寿比山出现过敏的患者；对磺胺类药物出现过敏的患者；在试验前3个月用过其他研究性药物治疗的患者[4-5]。
1.3 方法 对两组患者都给予吲达帕胺来控制治疗高血压症状。吲达帕胺（IndaPamide Tablets，纳催离），施维（天津）制药有限公司，药品规格2.5 mg/片，每盒10片。药品批号：2003416。上述患者都进行3个月的药物治疗，观察患者血压、体重指数及血脂的变化情况。
1.4 疗效判定标准 按照《心血管药物临床实验评析方法的建议》中规定进行疗效判定。（1）显效：舒张压达到正常标准且下降的幅度超过10 mm Hg，或者舒张压虽然未降到正常标准但是下降幅度超过20 mm Hg；（2）有效：舒张压下降幅度虽未达到10 mm Hg，但是已经降至正常范围，或者是舒张压虽然未达到正常标准，但是下降幅度范围达到10～19 mm Hg。（3）无效：上述所述的标准均没有达到。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降压效果比较 心理评分低的低风险组在药物降压治疗总有效率为75.71%，明显高于心理评分高的高风险组的55.1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及血压相关因素比较 低风险组在血压、体重指数、甘油三酯及胆固醇的控制治疗程度上均明显优于高风险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血压本身属于一种复杂的身心疾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受多环境及多基因的影响。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焦虑及抑郁等心理社会障碍与高血压的发病有直接的关系，同时高血压患者因为疾病自身的原因，也容易导致焦虑及抑郁症状的加重。两种疾病间属于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出现恶性循环[6-7]。从本次的研究中，焦虑、抑郁评分低的低心理社会风险组在用吲达帕胺控制血压的过程中，效果良好，总有效率达到了75.71%，并在对高血压相关因素的治疗中，低风险组在血压、体重指数、甘油三酯及胆固醇的控制治疗程度上均明显优于高风险组。这点充分证明没有心理社会因素的降压效果要更好，焦虑及抑郁对于降压药物的疗效有很大影响。
对于焦虑及抑郁对于降压效果的影响机制大概与这些心理因素能够刺激体内的交感神经，导致体内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使得单核细胞活性含氧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周围血管的收缩，血管阻力增加，从而导致血压的升高，不容易控制[8]。同时，焦虑及抑郁这些因素还容易导致患者出现不良的生活方式，对药物降压的效果引起不良影响。从上述的研究中充分证实，心理社会因素对高血压药物治疗的影响很大，因此对于高血压不能单纯依赖药物控制，应该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特别是对于心理评分高的高心理社会因素风险患者一定要积极配合心理疏导，这样才能够保证药物治疗的效果。
心理社会因素可以通过身心相关的机制对高血压疾病的发展转归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对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效果产生相当大影响。而临床中高血压患者如果拥有良好的心理社会因素能够使患者机体的内外环境处理良好的协调状态，这样协调的内外环境能够使机体中的代谢及免疫机能达到最佳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血压的稳定下降还有病情的改善都大有益处，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9-10]。相反，焦虑及抑郁则会使患者机体中的内外环境失衡，降低机体的免疫力，使得患者全身的小动脉发生持续性的收缩及痉挛，会使患者出现心跳加快，导致血压上升，促使病情出现恶化。通过上述的研究，心理评分高、有严重焦虑及抑郁的患者经过3个月的治疗，其血压控制的效果明显不如没有焦虑、抑郁患者血压控制的好，同时患者心理状态好，体重指数、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均控制较好，而焦虑、抑郁患者这些指标中有些不仅没有见到良好的效果，反而有些升高的迹象。
总之，心理社会因素对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有重要影响，在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这点出发，高血压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心理干预，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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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时代 社会组织 文件管理模式 核心要素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21-02
信息时代，文件作为社会组织活动原始记录，被公认为组织核心资产和信息资源。社会组织发展愈来呈现出对文件管理的重度依赖性特征，对其更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社会组织理应积极构建切合自身需求的文件管理模式并做持续优化，以促其结构和功能上的动态优化和静态最优，尽可能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文件管理。
1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基本战略框架
这里所谓文件管理模式，是指社会组织内文件管理的整体表现形式，也是文件管理的理论架构、制度架构、功能架构、技术架构等组成的完整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欧美发达国家虽重视文件管理，较深入探讨了有关细节，尤为关注电子文件管理，却仍然较少直接且系统地讨论类似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与国外些许类似，但除冯惠玲、安小米等以外，更鲜有涉及。
本文认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组织相对最佳的文件管理模式可表述为充分采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借鉴应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根据社会组织类型文件管理需求特点，应用高水平标准，具体从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内容3个方面着手构建高水平的文件管理系统，并与组织内其他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协同，以确保组织利益最优化实现。
2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核心要素
2.1 核心要素界定
如上所述，文件管理模式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涉及到所有要素。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管理内容这一核心要素，即具体的文件管理实际工作。分析社会组织类型在于确知特定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管理标准是用于参考构建高质量的文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是文件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管理手段是文件管理的实施工具。这些都是为核心要素直接服务的，也是社会组织文件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终极目标。
2.2 核心要素的三种视角表述
文件管理实际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可以分别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3种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和操作。简言之，从系统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维护；从管理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生成、登记、保存、利用、处置等所有环节；从信息科学角度，包括文件信息的产生、编码、传递、利用等完整运动过程。
2.3 三种视角阐述的因由
第一，包括各类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事物皆可运用多种视角予以审视。因为任何事物和工作同时具有多重属性，人们可根据自身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以一种或几种视角进行探讨研究，以便深度认识和多维应用，文件管理亦是如此。
第二，目前，人们日渐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3类，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相互交叉和借鉴应用。由此也产生了3种获益，一是能对同一事物在某种视角下的更深入认识和应用；二是能从多种视角带来对同一事物的多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多种应用；三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衍生新的事物或学科。对于本文提出采取3种视角探讨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来说，主要追求前2种获益。
现代科学研究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各学科理论研究的界限渐趋模糊，一是基于任何事物同时附含多种属性这个基本因由；二是为了以上的获益目的。鉴于此，学科交叉对于各项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越显极为必要。
2.4 着重采取系统视角研讨核心要素
本文虽认为需采取3种视角对文件管理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开展研究，然而主要采用系统科学视角进行具体讨论，也即将其看成为文件管理系统的构建优化和实际运作。以下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角度就核心要素展开探讨，却同时适用于传统纸质文件管理，仅在技术层面需做一定程度的区别而已，因为纸质文件管理同样可看作是系统运作。
采取系统科学视角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系统科学提供的是一种全景式视角，将某种事物或工作看作一个完整系统予以审视。这在整体性研究文件管理工作方面比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视角更显直接、有效；二是信息时代，文件管理工作主要将表现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运作。虽然纸质文件管理将依然存在，但电子文件管理无疑将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更高层系统的视角来看，文件管理系统同时又是社会组织整套系统的有机部分，着重运用系统科学来构建和优化文件系统，对于促进文件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组织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 系统视角下核心要素具体阐述
3.1 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系统设计需完成以下子任务：A. 调研组织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进而形成系统设计的总则指南；B.确定系统功能、结构和内容以及予以技术实现的整体架构；C.采用合适的系统开发平台工具和编程语言，配以其他可靠的相关信息技术，将系统设计予以完整实现。
上述每一方面的失误都将直接导致系统设计的失败。设计工作可谓是对整个系统的立法，是对整个系统包括结构和功能等在内的所有层面进行全面规划和参数设置。故此，系统设计工作对于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最为重要。
系统设计可遵循以下途径逐次展开：
第一，做好前期调研分析，重在准确获得以下信息：
A.完整准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B.主要业务范围和发展愿景；C.具体的业务流程；D.组织内信息流程体系；E.现行各类系统的现状和主要功能（包括现行文件管理系统及其后续的评估报告资料等）；F.总体的财政状况；G.组织在同行业领域内的相对绩效表现。
需对这些资料展开深层次多维分析，将主要形成各种分析报告，得出设计工作所需的关键性信息要点，主要是形成组织在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业务发展对于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体系，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体系等。功能需求体系是指文件管理整个流程的有效实现对于系统所提出的功能要求及其完整体系。
与其他管理工作相比，元数据体系对于文件管理功能的可靠实现尤其关键。因为，作为文件的背景信息、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标识的各类元数据，是有效实现文件管理全流程功能的关键因素。
第二，在调研基础上，着手系统设计工作。
系统设计将综合运用系统工作和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依据前期调研分析结果，设计出完整的文件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的总体架构，其中包括元数据体系、功能体系、协同运作功能、升级和改进空间等构成的技术实现方式完整架构。管理机制是指文件管理的总体原则体系，主要包括如管理层次及相应职责的配置、管理规则体系。因此，管理机制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原则和规范的体系。
设计工作也可视作为系统搭建一个理想模型，该模型应强调在理念上足够先进、在功能上足够强大、在整体架构上足够优化，且具备较好的协同功能以及足够的升级空间，等等。
第三，对系统模型予以程序和技术实现。
建立模型后，仅需根据既定的技术实现方案完成系统设计。技术实现方案主要包括系统程序开发工作规划、相关的网络通信技术方案、其他软硬件设施配置，等等。其中，最关键的是系统程序开发。
系统设计需在理念上积极借鉴系统科学理论。文件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性和运行规律。宏观层面上，文件系统主要表现为常规线性系统的高度结构化运行。因此，系统设计中有必要从各方面予以优化，以便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发挥预期的理想效果。
文件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有人参与的信息系统，且文件信息蕴含着知识属性等，都使得系统在微观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软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件利用工作中，人的因素和信息的知识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由此导致系统呈现非完全可控的复杂现象。此外，由于文件系统一般会与组织内其他系统实施协同，必然导致极为复杂的协同作用，尤其是当与专家系统等典型非线性系统协同运行时，必然对自身系统产生整体反馈，其影响是非完全可控的。故此，文件系统同样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可能对文件管理甚至整个组织管理产生难以估计的优劣影响。然而，作为开放系统， 文件系统在非线性运作中一般会自动适应于环境、自动趋优。这就是为何强调子系统之间应该协同以产生协同效应，其获益往往超出预期。
3.2 文件管理系统的实施与优化
文件系统实施是系统设计开发的直接目标和具体实现。从实施步骤来说，又可分为调试运行、正式全面启用2大阶段。调试运行对于真实验证系统工作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严格的调试运行将对系统设计工作提供完整报告，真实反映出系统设计工作质量，并具有以下价值：一是调试运行将直接得知已设计的系统能够较好地胜任既定目标；二是若试运行过程中发现系统设计所应用的理念和技术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未来拓展需要，同时在功能架构这一主要方面存在重大硬伤等等重大问题，将直接导致设计失败，需做大幅度修改，甚至需要推倒主要架构重新设计，这都将导致系统开发工作超过预定期限。在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更将直接导致组织可能无法负担二次开发的高昂支出，将不得不终止开发工作。
系统调试运行并基本解决了所有关键性问题和主要的细节问题之后，可选择可行方式正式启用。可行方式主要包括如：A.一次性全面启用；B.分段启用方式；C.将新旧系统并行运行一段时间，待新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之后适时撤除旧系统。每种方式各具优缺点，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方式的突出优点是稳妥，缺点在于组织必须为此承担双系统并行运作的较高成本。
从系统工作视角，实施工作就是通过充分应用系统预置的所有功能，促使系统得到最高效的运作，尽可能获得最佳效果。换言之，也即充分挖掘文件系统的综合潜力，并且促其与组织其他系统的协同，促使系统出现非线性作用下的更趋优化的整体效应。
系统实施过程中还需做好培训。系统开发小组应编制详尽的系统操作手册及相关培训资料。一般是在系统正式启用的前后提供集中培训，也可视具体需要适时提供各类后续咨询或零散培训。总之，培训目的在于促使组织内相关职员全面深入了解文件系统，使职员能够开展标准化、流程化的系统操作，最大程度地发挥系统作用，促进组织业务发展。
另外，还应鼓励（或在系统设计构建中制定相关激励制度）职员在系统日常操作过程中，根据组织业务发展潜在的文件需求，以及系统实际运行状况等，形成相关报告乃至建议等，将为系统的改进升级乃至换代提供直接依据。
3.3 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与优化
系统维护也即后续评估和升级对于文件系统同样重要。一是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后期维护是极重要的。刚开发完成的系统虽在当时基本满足组织发展对系统的功能需求，但随着组织业务的发展，功能需求必然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在长期运作中，也很可能会显现出各种深层问题。当综合评估认为这些需求变化和问题并不对文件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构成致命威胁时，则完全可在现有系统框架下予以持续性升级，这样不仅能较好地解决问题，成本也较低，对于组织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若现行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关键方面已经无法适应组织发展需求时，最好开发全新系统。
详尽评估是对系统实施过程的直接展示，将为新系统开发工作提供翔实资料，甚至可作为设计工作前期调研分析的直接参考资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高质量评估工具，制定可行方案，采用成熟的评估方法具体开展系统实施的评估工作。评估需从“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的有效实现”以及“系统的安全高效运作”2个方面综合审视文件系统的实际表现，同时评估文件管理对于组织发展实际发挥的作用。总之，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估获得原始数据，综合考察系统运作的整体情况，做出相关研判。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好文件系统评估工作，为系统最终处置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当评估认为只需对系统做持续升级时，只需在不触动主体功能架构的情况下，对系统各方面进行改进。当评估认为需要开发新系统时，则需积极准备。然而，在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之前，仍需做好现行系统的维护工作，以满足日常业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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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价值创造； 公司治理； 社会责任； 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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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系统整体观；整体功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回应。英国学者希克斯（Hicks）指出，“碎片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部分之间相互转嫁问题和成本、项目与目标冲突、重复建设、缺乏沟通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整体性治理力图解决或避免的。[18]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改革不仅造成整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系统部门化、破碎化，而且使得公共部门的权威社会化、分散化。随之带来的后果则是政治和行政领导逐渐丧失了调控、干预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缺乏合作与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效益。[19]整体性治理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修正，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内外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达到以下目标，“排除相互拆台与腐蚀的政策环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通过将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切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向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20]可见，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结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21]整体性治理是以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在提升整体责任感的同时，其职能应回归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22]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层级结构与横向功能结构，以及横向功能结构之间协调发展。政府的组织架构与形态体现为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维度。不难看出，整体性治理所倡导的理念与机制创新始终是围绕政府这一治理主体而展开的。就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系统整体论主张的则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各主体各司其职，最终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