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5 11:16:03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集中表现在1995 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 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 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人文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肯定人的价值、探寻人的意义，为人类的经济与技术行为提供价值规范。发挥人文科学的功能，对于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繁荣发展人文科学。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提供技术支撑，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可以提供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蕴涵着许多有利于和谐文化建设的优秀文化传统。比如，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对于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和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强调把矛盾保持在非对抗的范围内，主张通过承认和尊重“不同”以寻求统一，对于培育和谐理念与和谐思维具有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因此，通过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深入挖掘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可以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保持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人文科学的核心内容——人文精神对于保持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作用。人文精神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而成，并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当代人文精神，强调引导科学技术的正向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主张尊重科学和理性，但又不迷信科学；注重引导人们求真向善，赋予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活动本身以意义和价值；等等。这种人文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社会和谐。而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缺乏人文精神所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为指导，大力繁荣发展人文科学，积极培育和传播人文精神，让自然科学承载更多的人文关怀，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促进个人心理和谐。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个人的心理和谐。促进人的心理和谐，需要通过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来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包括许多内容，其核心是让人们“学会做人”，做一个有良知、有智慧、有修养的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不适正困惑着一些人，进而带来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人文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促进人们的心理和谐。因此，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大力繁荣发展人文科学，借助人文科学的智慧，引导人们正确把握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如何?最近，省社科联和省统计局在贵州省16～64周岁人口中开展了全省首次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调查。调查采取发放问卷、召开座谈会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9个市(州、地)发放问卷46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73份。调查结果显示，贵州公众普遍具备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但其水平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具体来看，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呈现以下特点：
特点一：
“知”易“行”难
“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当然很重要，可是太忙了，没有太多时间读书学习呀。”谈起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李先生无奈地说，自己平时工作、应酬很忙，很少坐下来静心学习，“即使偶尔有点时间，也在打游戏中打发了”。
调查显示，贵州公众普遍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重要性，且具有提高自身素养的愿望，但缺乏相应的积极行动。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对贵州公众而言可谓是“知”易“行”难。
例如，调查中，对于“即使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人们仍然可以生活、工作得很好。”这一观点，66.6％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于“是否有必要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37.9％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50.5％的人认为有必要，共计88.4％。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座谈会和入户访谈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几乎从不去图书馆、博物馆、阅览室等场所学习人文社科知识。
“1997年至1998年是贵阳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办理高峰期，当时，前来办理借书卡的市民平均每年达两万名左右。此后，借书卡办理量便开始持续下降。近年来，每年新办理的借书卡数量维持在1600～1800张之间。”贵阳市图书馆副馆长谭荣说，目前，贵阳市图书馆实际办理给市民的借书卡有3万多张，然而，据统计，一年内来图书馆借书三次以上的市民人数为1万人左右，“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一”。
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刘带春认为，调查结果显示，贵州公众普遍具有提高自身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期望，但缺乏积极提高的行动，“这不仅体现在我们这次调研中所了解到的公众自主获取人文社科知识行为缺乏上，而且体现在作为被输入人文社科知识对象时其接受行为的被动上”。
特点二：重“显”用，轻“隐”用
如今，走进各大书店，书架的显著位置大多被炒股、玄幻小说、养生等书籍占据着，而一些经典的人文社科著作则被挤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且乏人问津。
“现在，市场上真正卖得好的书都是比较贴近生活，比较实用的，例如养生、美容、经营管理、股票……”对这一现象，从事图书批发生意多年的杨老板有自己的理解，“现代人要的就是立竿见影嘛”。
调查显示，人们对实用性较强的生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知识兴趣浓厚，但对哲学等知识兴趣较低。在被问及“公众最希望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信息”时，53.3％的接受调查者选择时事热点问题，生活教育(42.2％)，法律知识(42.0％)，经济管理(27.7％)，投资理财(25.0％)，收藏借鉴(10.8％)，其他(4.6％)。对于“你最感兴趣的人文社科科普讲座”，经济、法律、教育类讲座明显更受欢迎，选择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等的则寥寥无几。
2009年世界读书目前夕，省内一家书店准备组织一次大型讲座，然而，主办者最先想到的却是办一场炒股讲座，“没办法，股票是时下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刘带春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作为‘经济人’的知识需求相对得到公众较广泛的重视，而作为‘生态人’的素养需求相对还不为公众层面所重视”，“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状况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实，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恰恰十分重要，其内在的文化含量给人的滋养是巨大而持久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周溯源认为，学习知识不应过于功利化。
特点三：
不平衡与反差性
调查同时表明，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还具有不平衡性与反差性特点。
不平衡性具体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省公众人文素养最高的是城市：为74％，最低的是农村，为61.45％；社会科学素养最高的也是城市，为75.70％，最低的是农村，为55.36％。文化层次上的不平衡。我省不同文化层次的公众人文社科素养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关系，亦即文化程度越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也越高。职业群体间的不平衡。在接受调查的不同职业群体中，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最高的是公务员，回答正确率为79.2％，最低的是农民，回答正确率为52.3％。学科知识的不平衡。在涉及人文社科知识的各学科中，贵州公众掌握最好的是文学，正确回答率为87.9％；掌握情况较差的是经济学和哲学，正确回答率为61.0％和58.2％。
反差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性反差。调查结果显示，区域发展水平与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不一定成绝对正相关关系。例如，在9个市(州、地)中，人文知识掌握较好的是黔东南自治州，回答正确率为88.25％，而黔东南州却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民族地区的反差。一些民族地区尽管公众人文社科素养整体水平不高，但一些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所传承和宣扬的意识和行为中，不乏先进的人文要素。知识素养与行为素养的反差。无论是不同类别的公众群体还是同一类别的公众个体，知识素养与行为素养往往存在较大反差。
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专家指出，以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
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同全国平均水平和发达地区相比，贵州人口综合素质偏低。这是制约贵州公众人文社对素养提升的基础性因素。在全省总体小康进程监测指标体系的5项指标中，2007年贵州有4项指标超过90％，只有“人口素质”一项的小康实现程度最低，只有57.1％。而农村“人口素质”指标实现程度更低，仅有22.7％。
教育“欠发达、欠开发”。教育的发达与人力资源开发程度，是影响公众人文社科素养提升最直接的制约因素。以高等教育为例，2007年，尽管全省各种形式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25万人，比2006年增加2.1万人，增长了9.2％，但贵州高校的毛入学率仅为11.5％，比全国2007年平均毛入学率的23％低115个百分点。
宣传文化基础条件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宣传文化系统资金投入不足，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不足且出现断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欠账太多成为更突出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整合
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到整合，-是一个内在必然的过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是对科学主义霸权的一种回应。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来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两个理念形成的初期，彼此都注重人的主体性，承认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和力量源泉，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逐渐彰显出来。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缩减等等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文主义哲学的消弭，致使人文精神滑坡，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人类社会在精神层面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两者冲突产生的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大哲学思潮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整合的前提
2.1“人工自然’的本体论前提
“人工自然”泛指人类所能感知和变革的自然界，包括人类所能认识的自然以及人类所能变革的自然。对自然界的研究不仅要使用科学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而且调节文化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必须采取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
2.2实践前提
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整体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科学是社会化的科学，它所创造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事物，逐步成为人类时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技术可能性。文化的统一需要各种传统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2.3价值性前提
价值是人的需要与对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基础存在于对象中，它的尺度存在于人的需要中。“人工自然”的价值是人的需求与人工物的性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需求是价值的尺度，人工物的性能是价值的载体，当用价值尺度去量度价值载体时，就形成了关于“人工自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所以，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对同一载体所作出的价值评价也将随之变化。
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如何整合
3.1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
科学思维是人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实质性要素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不仅是人文主义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科学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果单单依靠实用理性思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产生出缺乏科学性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必须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理l!生思维方式，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起来，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和因果关系来看待人的思维活动，应该给事物主体留下空间，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
3.2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统一
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来，现代社会一直继承了这种分工，由于两种理念的本质不一样，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使命，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制最终造成了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极端状态。由于科学技术的霸权，人们单纯地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知识的丰富内涵出现缺失和偏执。社会的进步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两者的支撑才能健康和平衡。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构建合理的科学知识结构，从而有利于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因此说，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3.3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及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工业社会开始，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发展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已充分的意识到生态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双方是一把双刃剑。人必须成为科技发展的主人，科学技术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和社会为代价，要以人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作为根本理念，社会发展有赖于人文观念的引导和推动。
3.4构建新型伦理规范
人文观念目的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在于充实和净化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准，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共享全球知识和技术资源，人类个体必须克服传统的狭隘保守自私的理念，要与大家共同创新合作和进步。在新型的市场观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不能单以经济行为为主，还需要注重人文行为，因为科技革命必然会给一个国家的性质、政治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社会的运转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通过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规律产生作用，而且还需要人文理念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规范，否则这个社会不仅缺乏道德，而且也是无科技无效率的。
参考文献：
[1]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郑玉君，徐天铁，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前提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0(09).
[3]李侠，试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断裂与整合[J]齐鲁学刊，2004(05).
世纪谨勤公司是由人大资产管理公司控股的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他整合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资源和专业化的市场管理团队，以其丰富的数据采集经验、超强的数据分析与市场解读能力致力于数据采集、市场调研与企业咨询及相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等业务。世纪谨勤公司的设立是对非科技类产学研结合途径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探索。
公司股权社会化，实现高校多种力量的凝结
世纪勤谨公司的股权是相当独特的。设立之初，股权的构成按照“4+2+4”的原则，即40％的股权由人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控制，20％的股权分配给相关专业领域有代表性的教师，其余股权则由核心经营管理团队主要成员持有。股权结构的社会化和多样化，凝结了学校、专家和管理团队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多方共同实质性参与、责权利明晰的经营实体。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市场研究和市场咨询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保持着学科发展的领先地位。作为人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依托学校学科优势和智力资源的基础上设立世纪谨勤公司，有效发挥了人大品牌优势。学校社会调查、市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有着丰富的市场研究理论知识．其拥有丰富的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经营班子是学校毕业校友组成的创业团队，由于良好的专业背景和对市场研究发展的认同，他们一起在市场上进行了几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是小团队缺乏品牌和平台的支持，这使他们有回归高校，与学科专家合作研究开发的愿望，而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营销能力以及全身心的投入，使他们成为了一支优秀的经营班子。
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搭建成果交流转化平台，连贯学科研究人员与经营管理团队，控股市场研究公司，通过现代法人治理机制，构建公司战略方向，部署企业发展重大步骤。这种多方优势的结合，使得世纪谨勤公司具备了以下功能：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科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推动了学术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又反过来丰富了教师教学，从而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科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高校发挥着公正、中立的第三者角色，既不同于政府的行政部门，也不同于纯粹性的私人公司。学术专家顾问专业化的操作功底，赋予了世纪谨勤公司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威信效应。学校控股的市场研究公司通过资源挖掘、资源互换、品牌捆绑、战略联盟等一系列针对性的手段巧妙地运作了品牌资源，发挥了教授专家的社会影响，促进了产学研的一体化。
“专家顾问+管理团队”运作模式，搭建产学研的推广平台
高校科研成果众多，这些科研成果如果束之高阁，就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理工类的科技成果转化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而人文社科类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利用仍然是一个难题，至今，还没有任何高校形成清晰的运作模式。作为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坚持在实践中摸索，希望探索出一条有效人文社会成果转化的模式。
人大资产管理公司控股的市场研究公司是从学校走出来，面向社会发展起来的，其运作模式深深地烙上了高校的痕迹。市场研究公司立足于高校，面向市场，发挥连接高校与社会的纽带作用。以利润获取为中心，以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应用为目标，公司通过专家顾问加经营管理团队的模式，把人文类研究成果与经营推广团队以公司运作为平台有效地粘合在一起，实现学科成果的社会推广及双方的互利共赢。
西方国家的著名管理学院一般有学院派和咨询派。学院派专注于纯学术型研究，通过写研究paper来发展，而咨询派则通过从事公司的实践操作来探索管理学的发展规律。以经济管理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市场研究领域与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学科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走出去”，到社会中寻找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其发生发展规律、寻求其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市场研究科研成果必须要转化为社会所用才能实现其价值。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单纯的依靠高校专家学者的个人力量也是行不通的。学校控股的市场研究公司依托高校背景，以公司化运作为机制，建立学术顾问+专业化执行团队的运作模式，搭建起学术成果转化的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世纪勤谨公司旨在加强社会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与高校教师的密切联系，在对外发展过程中，视他们为公司的“脑力库”或“智力库”。一方面公司密切关注教师在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最新科研成果，加快社会推广力度，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在对外业务拓展中，以专家学者为顾问，以管理团队为执行班底，加强对外市场的开拓，实施高校、教师、公司管理人员的紧密结合，大大地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科研创名，企业求利，打造市场研究的“芯片”
高校拥有人才、技术，居于产业链的上游；公司掌握资金、市场、管理和服务，是产业链的下游。从体制和运作模式上看，两者是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世纪谨勤公司从市场调查这一着眼点入手，为两个系统提供交换舞台，使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世纪谨勤公司成立伊始，目标客户就定位在科研院所、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及各公司、企业，为他们提供市场调查、研究分析、咨询诊断等相关服务。对内为高校教师科研服务，为课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合作建立联系；对外以高校智力库为后盾占据行业制高点，迅速树立品牌、扩张知名度，做到有予有取、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今社会，市场调查、市场研究公司日益增多，竞争非常激烈，行业分化越来越精细。新成立的公司如果定位不准，势必造成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况。世纪勤谨公司应从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出发，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立足科研成果转化，走一条科研创名、企业求利的特色道路。
随着我国科研工作的规范深入，概念时代已经为数据时代所替代。过去学术界，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就可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而现在过渡到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社会调查、数据整理、研究分析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单单依靠学生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科研调查外包成为趋势。世纪勤谨公司抓住这一需求，作为专业的调查公司，为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学者专家提供支撑，做科研数据的挖掘开发。在数据的积累基础上，世纪勤谨公司进行数据库的营销和高校教师人文社会科研成果的推广；在研究合作的基础上，世纪勤谨公司与高校专家教授共同申请社会横向课题研究并自行调查相关权威数据。
关键词：高职高专教育；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综述
一、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特别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主页的十个栏目之一“教学改革”内容主要是实践教学改革，登载了53篇有关实践教学的文章，但其中仅有5篇反映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方面的改革举措与理论进展。查阅知网近五年高职教育论文，输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搜索到的论文加文献仅有3篇，换句话说，我国理论界在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研究领域非常薄弱。
二、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实践教学特点
1.教学理念从国外向国内引进
（1）实践教学模式。学者们重点介绍国外发达国家教学（应用）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实训基地建设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以北美为主的CBE（Competence Based on Education）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1]借以对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有所启迪。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王建勋等《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与基地建设比较研究》（《职业技术教育》2001年第34期），概括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现状，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某一环节的代表性特点。学术界对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举措也有零星的介绍，丰富了国外职业教育的范围和地区。
（2）实践教学师资。辛治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一文认为师资队伍是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的关键，德国的职业教育师资要求较高，一般要有博士学位。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中兼职教师的比例很大。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兼职教师比例基本达到了1∶1。1992年德国职业学院有专职教授245人，承担了18.7%的教学量；兼职教师数高达5000人，承担了81.3%的教学量。
（3）法规建设。我国学者特别注意国外教育法规和政策的演变，以及投资渠道和投资体制。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表明：通过法律的形式，约束和规范企业在产学结合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全球教育展望》和《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编排了这类文章，介绍了整个职业教育包括高职实训方面的条文，可见修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律势在必行。
2.规律探讨从感性向理性转移
郭静[2]认为，人文类高等职业教育校内实训基地承担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任务，其基本功能有“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训功能，人才培训功能，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功能，生产与技术服务功能共四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朱方来《试论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工业中心的建设》（《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25期）中谈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基地作用是实践教学与职业素质训导，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考核，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训，科技开发、生产和新技术推广，强调技术开发。
3.研究重心从局部到系统的转化
高职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组织管理，以求最佳的效果。刘仕辉在《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思考》中提出，教学时间上实践教学力求达到总学时的50%左右，教学方法上采用“模块式教学”（MBS）和边讲边练。2009年《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发表了李飞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一文，提出建立“双向受益”的互惠机制，稳固校外实训基地，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估体系，设计了“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和“专业实习教学评估评分表”。有关此课题从用人单位等角度研究，本人采取了定量分析和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另文详细阐释。调查结果认为，学生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课程设置满意度较低，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场地有限，专用基地更少，设备和资金投入的力度也小。
参考文献：
[1]洪 林，王爱军.国内外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体系比较[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一)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国内目前的学科分类、文献分类法或百科全书大多将教育学划归到人文社会科学。我国2009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也将教育学列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大陆使用的文献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虽将教育列入社会科学，但如上文所述，此处的社会科学指“除哲学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其范畴接近于“人文社会科学”。
(二)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
肖丽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社会化;教育学即育人之学，培养人是教育学的立足点，人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教育学是真正的人文之学［9］。张楚廷则从教育的特性、功能与使命、教育学研究什么、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写些什么、怎样看待教育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教育也是社会活动这一事实等五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关于人的哲学为理论基础，并归结到人自身的发展，最终归结出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是经典的、正式的人文科学学科［10，11］。
(三)教育学属于综合科学
王洪才认为教育学不能尽数归属于人文科学，教育学归属于人学并非归属于人文科学的充分条件;并在考察了教育学属性的内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外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教育社会化与教育功利化趋向后，得出教育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的论断［12］。
(四)教育学属于哲学
笔者并未获得直接的文献例证，只是从王洪才［13］的论文中得出此观点。王教授在文中提到:“就教育学发展而言，我们急需建立自己的教育哲学，从而使教育活动摆脱价值混乱的状态。这也是我国教育学界倾向于把教育学归入哲学研究范畴的原因，也是中国教育学派诞生的条件。因为只有从哲学角度思考教育，才能为教育行动制定一个明晰的方案”。
(五)教育学属于独立学科
李政涛认为应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出来，充满自信地将教育学视为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第三种科学［14］。王建华则提出教育学要力求超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像地理学一样，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综合相关学科的结论，但教育学本身作为学科仍保持独立，其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15］。
(六)教育学属于应用科学
袁曦临则建议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历史、语言学/文学、艺术归入人文学科，教育学、体育、服务学归入到应用科学，其目的是为了区分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在科研产出、教育目标以及社会效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16］。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促进和加深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思考。笔者以为，总体来看，社会科学派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派仍为主流，二者难分伯仲;综合科学派似可引领教育学学科的未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助于人们去分析不同学科的属性［17］;人文学科派则旨在促使教育学研究反思，但难免会让人产生矫枉过正之嫌［18］;哲学学派似乎将教育学类同于教育哲学，有以偏概全之嫌;独立科学派尚需更具说服力的材料支撑;应用科学派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规避了争论，其观点能否让学界接受，尚需观察。
二、笔者观点
(一)教育学产生于人文学科
要溯及教育学的源流，必须了解该词的出处及含义。通常认为，教育学(padagogia)一词在古希腊已出现［19］，再往前追溯，则来源于“pedagogo”，指“主人家的侍者”，即领着主人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部分人后来承担了对孩子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具有了教育者的含义。而人文学科一词(thehumanities)源自于拉丁文humanitas，而后者本身是一个更古老的希腊概念“paideia”的罗马翻版，而“paideia”包含了“人性”与“教化”的双重意蕴，它不仅指“教育”或“教养”，而且还表示“养育”、“讲授”、“矫正”和“品格塑造”等含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的概念，而今天的“教育”(pada-gogy，pedagogics)即源出于此［20］。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甚至是同源的。但“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一词的起源密切相关只能说明人类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起源很早且教育内容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做出“教育学产生于人文学科”的判断。关于教育学的产生，我国2001版的《辞海》以1632年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为教育学学科产生标志，以1806年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发表为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在《社会科学导论》这一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中，作者绘制了一幅名为“知识概览”的知识历史轨迹图谱，如图1所示。借用此图与上文，我们可以判断出，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作为“艺术与人文”或更笼统地称为“哲学”的部分内容的。“文艺复兴”期间产生了教育学学科，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蕴含的精神分析，这时的教育学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而赫尔巴特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及其它教育专著，对教育的理论性论述均是将教育学建立在逻辑方法论之上的。也就是说，教育学建立的基础和准则是在逻辑思维的证明之上，而不是经验证明之上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其方法是理性思辨的，是哲学的［21］。因而也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
(二)教育学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教育学随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历了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的蜕变之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笔者借用黄志成教授归纳的教育学的三次分解过程来阐述［22］。如表1所示。上已述及，最初的教育学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分析，属人文学科。而教育学的第一次分解主要来自赫尔巴特的弟子对其著作的解读，并随之产生了新的独立的领域———“教学论”，其人文学科性质并未改变。直到第二次分解时，由于实验教育学派的产生，使教育学产生了明显的转向—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关注教育知识［23］。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立时期。教育学的第三次分解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其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教育学研究的视野、方法论、研究内容或主题等，使教育学研究内容向纵深发展［24］。另一方面，不同学科有关教育的研究如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态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导致了“EducationSciences”这一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的产生，从而在形式上成了所有有关教育的学科的总称。它蕴涵的观念是:教育科学是大量社会学科，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它们绝大多数以教育现象为对象;在方法上博采众家，其发展以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前提［25］。因此，可以说，教育学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
(三)教育科学将会走向综合科学
什么是综合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综合科学的:它是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教育科学现在是否已然成为综合科学?从其知识体系来看，教育科学中既包含了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内容，也含有教育生理学、教育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内容，当然还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更多的社会科学内容，称为综合科学也是合理的。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其自然科学的比重还较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称为综合科学似乎还为时尚早。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习科学的兴起，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将使得教育科学的综合性“成色”更为显著。因此，笔者以为，教育学或许正处于转型期，终将走向综合科学。
三、新的知识环境需要不同的视角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难以完全驳离
诚然，从自然客体到社会形态，再到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形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化过程，形成的自然、社会与人文三大科学类别构成了人类知识图谱的主体［26］。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已难以完全区分［27］。我们往往很难知道一门社会科学在哪里结束，另一门又从何开始。不仅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关联，而且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也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28］。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拓展视野与加深认识。在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人文反思和逻辑总结，比单纯的人文思考更有意义，更有利于人文学科向纵深发展。再者，社会科学需要来自人文学科蕴含精神的指引。对于每一学科，人文思想、精神与关怀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其长期良性发展非常重要。克兰就认为，没有一门学科可被排除在人文学科的方法与技艺的调查研究范围之外。数学和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有其历史、语言和文献以及基本哲学规律，这些可以应用人文学科一般技艺和方法加以讨论和分析［29］。张楚廷教授等学者正是基于此，提出了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论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学科的学科属性均应定义为人文学科。同理，在斥责教育科学的社会科学走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异化作用时，我们不能就此全面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具体内容。回归人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其学科属性应该定义为人文学科，而是说在研究的取向上应以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为导引，就如同许多学科也需要哲学的导引，但不能因此将它们全划为哲学。医学在许多分类体系中均被定义为自然科学，但其研究对象是人，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文属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但我们不能说医学属于人文学科，因其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还是自然科学。从表1亦可见，教育学的人文学科属性从开始的统领地位逐渐减弱，但从未真正完全离开过。另一方面，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主要成分”为社会科学在当前理论与实践界已成为主流意识，也是不争之事实。
(二)学科思维妨碍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尽管我们在认识某些复杂问题时经常对其作降维法等技术处理，以使其主要因素清晰显现。但如同《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中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的、具体的，可能涵盖多个学科，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因此，单一的学科思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碍创造性和洞察力的发展［30］。以单一学科视角和观点来看待一门科学，难免产生“管中窥豹”之憾，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学科属性的界定，一方面，需要看其总体研究趋向;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学科融合与交叉已经成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常态。
(三)生态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