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8 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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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技术开发区 外商投资 高新技术企业 互动
一、引言
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88年起步，经1992年大发展，至2003年的整顿规范，现已有3家国家级开发区。104家省级开发区。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湖北省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35782家企业，年末从业人员172.6万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5992.6亿元，工业总产值4774.6亿元，工业增加值1464亿元，实际上缴税收291.8亿元，出口创汇38.7亿美元。2007年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4.8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020.4亿元，比2006年上涨55.9％；施工项目3259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7个，外商投资项目809个，外商投资金额18.4亿美元，比2006年上涨12.9％。成立开发区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改革开放后，“市场换技术”的思想认为通过吸引外资会使中国的企业得到资金、技术或“在外国企业的指导下提高管理水平”。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普遍发现“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技术，却慢慢丢失了市场、优势品牌。那么中部的湖北地区，经济水平处于全国的中等程度，外商投资对开发区企业集群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企业集群的发展对外商投资有没有推动作用?我们还要对开发区的招商引资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外商投资效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产业集群与FDI关系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可以从产业集群中得到很大好处(Headand Ries，1996；Kinoshita and Mody，2001；Belferbos and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首先，外国投资者可以从相关的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获取市场信息，特别是从较早进入市场者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劳动力市场、外商投资的规制政策、选择伙伴关系的策略、商品的分销渠道、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所需的业务运作(Kinoshita and Mody，2001；He，2003)。其次，外国公司可以通过作为供应商或买家利用商业网络实现规模经济，通过本地化的贸易联系降低成本，避免投入供应和市场需求的不明朗因素(Belderbos and 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外国公司可以分享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与相关公司一起接受专业服务，例如培训，后勤和政府服务(Head and Ries，19961。最后，在地理上集聚产业往往发展强大的本地商业联系。因此，外国投资者可以很容易通过加入本地化的经营网络进入这些行业，减少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Yeung et al，20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学术界逐渐注意到跨国公司成为部分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将其直接纳入产业集群的研究体系。他们提出主体跨国公司是开放型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产业集群的作用以及引入的产业集群之演进过程。Markusen(1996)提出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可以成为产业集群的领导者。他们第一次指出在研究外向型产业集群区域时，必须将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纳入研究范畴。Barrell(1999)发现同特定产业相关的集聚效应对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Guimaraes(2000)对欧洲厂商在葡萄牙的直接投资进行研究，证实了产业集群效应的显著影响。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跨国公司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Gereffi(2001)指出跨国公司能否推动外向型集群的产业升级还要取决于集群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合方式、价值链的权力主体以及权力实施方式。Zhou&Tong(2003)从集群创新提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能降低地区本身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影响力。
21世纪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探寻产业集群与FDI的互动关系。吴丰(2000)认为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某一区域的外国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的FDI之聚集。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梁琦(2003)从垂直跨国公司和水平跨国公司两个角度分析其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得出地区的开放性和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是吸引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总而言之，国内外学术界多以国家层面或城市层面来探讨外商投资和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关系，而从省级这一层面探讨的相对较少。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为了解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与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检验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相互作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变量设定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年)》。湖北省一共有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剔除没有外商投资或者统计数字缺失的27个开发区，得到160个有效样本，时间跨度2006 2007年。本文的主要变量包括：Y1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Y2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X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金额。统计软件使用EVIEWS3.1版本。
2、基本检验
为检验外商投资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外商投资与技工贸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表2。
可见，对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0，表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0.09，表明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1是Y1的格兰杰成因。
可见，对于Y2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4，表明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2是x1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
的相伴概率只有0.000，表明x1不是Y2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
(二)研究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变量设定与第1部分相同，据此，构建模型：
(三)为了验证开发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我们设定变量Ⅲ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Hi=单个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变量EXi为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EXi=单个企业出口总额，变量Gi为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用税收总额来表示，用FDIi作为外商投资总额代表外商投资程度，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据此建立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实证结果分析
1、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与开发区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外商投资通过技术、资金、管理等推动了开发区经济的发展，而开发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也有效地吸引外商前来投资。
2、通过表3可以看出，模型(1)－(4)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达到0.9左右，说明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技工贸总收入都有较大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963，说明贡献度较高，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566，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412，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高，证明了外商投资对开发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地显示。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948，说明贡献度也较高，但低于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842，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121，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高0.721，证明了2007年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科技活动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显示。
3、通过表4、表5可以看出，开发区的创新能力，外向性以及政府税收对外商投资存在显著影响，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0.95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对外商投资吸引最大。2006年是0.540，而2007年达到0.739。其次是开发区外向型，2006年出口总额对外商投资回归系数是0.375，而2007年为0.183。再次是政府的税收，2006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134，t值的相伴概率是0.08，在10％的置信区间下可以拒绝原假设。2007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回归t值的相伴概率是0.228，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开发区税收与外商投资没有对应关系，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出台的“两税合一”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所产生的影响。
(二)对策建议
关键词：光子晶体 专利 分析
中图分类号：TN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0-169-02
1 引言
光子晶体由E.Yablonovitch在1987年发现，是一种能够有效控制和操纵光波的产生和传播的人工或天然材料，其折射率或介电常数周期分布具有能隙。利用光子晶体可以制造出全新原理或传统技术不能制造的高性能有源和无源器件，我国、欧美、日本等国家、地区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为了给相关科研人员和专利申请工作提供参考，本文以CNIPR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为专利数据来源，主要从专利申请数量、申请人、发明人、器件分类等几个方面对光子晶体专利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
2 申请量年份分布
在2000年之前，光子晶体专利申请量处于较低水平，这时的光子晶体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在2000年左右，光子晶体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和加工制造技术被突破，随后，大量的光子晶体器件被发明，从而光子晶体器件有了工业应用的技术前景，光子晶体专利数量井喷式增加，2005年申请量达到峰值。虽然2006年的申请量明显下降，但2006至2010年之间的申请量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体现了技术发展的从高峰到平台期的一般规律。由于微电子制造工艺水平难以得到本质上的提高，所以光子晶体器件的性能始终与理论预期存在差距，同时昂贵的制造成本也使得光子晶体器件在工业上的应用变得扑朔迷离，因此2010年后，光子晶体专利申请量明显下降。
3 主要申请人的申请量
主要申请人的申请量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光子晶体专利主要的申请人包括京都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日本电话电报公司、三菱电缆、佳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三星电子和住友电子，形成了中日韩三国竞争的局面。日本京都大学的申请量世界第一，其它日本著名企业的申请量整体优势明显，体现了日本在光子晶体专利申请中的产学研优势，这与日本在新技术、新材料领域的高投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是中国光子晶体研究的桥头堡，拥有国内领先的人才、设备优势，在学术带头人郑婉华、许兴胜的带领下，以半导体集成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为依托，在光子晶体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光子晶体专利申请量进入世界三甲。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则是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所，光子晶体研究实力雄厚，在光子晶体领域同样拥有大量的专利申请。
4 主要发明人申请量
主要发明人的申请量如图2所示。日本京度大学的NODA实验室是世界著名的光子晶体研究机构，NODA教授是世界上光子晶体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Science上，ASANO是NODA团队中的重要一员。TANAKA MASATOSHI是三菱电缆的研究人员，KUBOTA HIROKAZU和KAWANISHI SATOKI是NTT研究人员，均是光子晶体领域的重要科学家。宋延林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新材料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王京霞是其团队成员，宋延林及其团队在聚合物光子晶体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郑婉华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光子晶体激光器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家的专利申请量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中国在聚合物光子晶体和光子晶体激光器领域已经取得大量成果。
5 主要器件申请量
光子晶体器件专利申请主要包括光子晶体光纤、波导、激光器、LED、微腔、开关、传感器和滤波器。其中光子晶体光纤的申请量最大，美日欧均有成熟的产品供应，丹麦NKT Photonic是世界领先的光子晶体光纤的开发商和供应商，近年，武汉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光子晶体光纤国家“863”通过了验收。光子晶体LED可以显著提高出光效率，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Y. H. Lee研究组报导的二维空气孔光子晶体LED，出光效率可以提高13倍。Luminus Devices是第一个销售光子晶体LED的公司。
日本NTT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制成的光子晶体微腔Q值突破了100万，基于这种振动器，NTT已经开发出转换时间为100ps的超高速光开关。自1999年加州理工学院Axel Scherer研究组第一次报道光子晶体激光器激射以来，各种结构、材料的光子晶体激光器被研制出来，包括微腔缺陷模激光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波导激光器、带边（分布反馈）激光器、FP腔激光器、量子级联激光器、量子点激光器等。光子晶体传感器有着普通传感器难以企及灵敏度，光子晶体滤波器具有更加精确的滤波特性、更好的波长选择能力。
6 各国申请量年份分布
在2003年以前，中国专利的申请量低于美国、日本和WO的申请量，国内光子晶体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03年后，随着国家支持的加强和科研人员的重视，国内光子晶体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专利申请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美日欧的专利申请量呈逐渐下降的态势，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日欧国家普遍减少了科研投入，中国则在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光子晶体研究仍然不断加温，2011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顶峰，同期世界各国的申请量已微不足道，中国已将远远将世界各国甩在身后，世界光子晶体的创新研究已经转移到中国。
7 总结与建议
经过国内外科学家的艰苦努力，光子晶体理论和器件的设计原理已经较为完善，但仍然需要克服光子晶体制造方面的挑战，比如制造工作在可见光波段具有完全带隙的三维光子晶体，在三维光子晶体中引入缺陷，和亚纳米量级的制造精度。虽然国内光子晶体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专利申请量已遥遥领先世界各国，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自身的问题和未来技术发展的前景，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认清技术发展的潮流，勇于站到技术的最前沿，不要一味地做跟随研究。国内科研人员仍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倾向于选择国外研究热点作为研究方向。在中国国力和科研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科研投入已处于前列，我们完全可以做别人没做的领域。
（2）进一步加强专利意识。尽管国内光子晶体的专利申请量已经很大，但是国内科研人员仍然习惯性地发表文章而不申请专利。虽然理论计算和实验性的制作是光子晶体研究的主流，但是理论计算和实验性制作往往包含了创新性的技术方案，在几十年后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应当今早寻求专利保护，以应对将来可能存在的专利纠纷。
参考文献：
关键词:技术资源;县域经济;中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050-02
一、技术资源概述
技术资源是指制造某项产品、应用某项工艺或提供某项服务的系统知识。技术要素的表现形态可以是文字、表格、数据、配方等有形形态,也可以是实际生产经验、个人的专门技能等无形形态。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精辟地概括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经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远远超过资本期劳动投入量增加的贡献。科技进步对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设备装备水平,改良生产工具,革新工艺流程等,从而大大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效果;二是扩大劳动对象的种类,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节约和替代稀缺的生产资源;三是改造传统产品和产业,创造新的产品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高级化;四是推动国家和地区间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五是提高管理决策水平,对管理手段和组织手段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技术资源对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约束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技术资源约束的表现
技术资源约束主要包括人才约束、成果转化约束、技术投入约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人才资源不足
2003年,从万人所拥有的科技人员数比较,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投入水平相当,分别为17.50%和16.09%,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38%,远落后东部的38.87%。中部与东部在科技人才资源方面的差距大,且正在逐年加剧。
2.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薄弱
一是科技产出水平低。从1997―2003年中部在SCI、EI、ISTP上收录的论文数占全国的比重,与东部的落差都达到50%以上,与西部持平。中部地区专利授权量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1993为14%降至2003的9.5%,万人专利授权量2003年0.29低于全国0.778的平均水平。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不强。中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只有12.42%,远远低于东部72.81%的水平;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2003年也只有10.92%,低于全国15.94%的平均水平。
3.科技经费投入不足
2003年中部的R&D经费占GDP比重、科技人员人均经费、科技三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企业产品开发费占销售收入比重四项指标分别为0.06%,2.75万元、0.81%,0.68%,全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2%,4.45万元、1.08%,0.72%),落后东部(0.13%,5.25万元、1.41%,0.77%),除了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略高于西部外,其他三项指标比西部(0.11%,3.77万元、0.67%,0.75%)还低。
(二)技术资源约束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1.中部县域经济基础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还不能完全深入社会各层面。与全国县域经济水平相比较,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县域经济水平处在中部偏下水平,比不上东部,略低于东北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这就造成中部地区县域内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不强。地方财政除了吃饭外,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支持县域内科技的发展,而县域内的企业大都是乡镇企业,资金不足,企业领导在观念上也不把科技放在重要位置上。即使硕果仅存的国有企业也一般与传统的产业相关紧密,像食品等,对科技的需求不是太强烈。同时,由于中部地理位置在内陆,对外开放的时间晚且力度不够,所以,中部地区的县域内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还不能真正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县域内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所从事的工作以体力为主,对科技对劳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认识不足,再加上封建人口观念的存在,认为科技步入人口的思想还相当程度上存在,从而造成中部县域科技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科技资源大量流失。
2.科技人员逐利倾向。科技人员是科技资源的承载体,科技人员的流动决定某地科技资源的多寡,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科技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低于东部的平均工资水平,这都会使中部科技人员产生巨大的流动驱动,并且,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高,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大,科技人员进行科研的条件十分充足,像经费、仪器、资料等,再加上东部教育水平高,许多科研人员为了子女受教育原因也会迁入东部。最后,是中部县域内对科技人员重视不够,科技资源的闲置造成科技人员的流动。
3.国家政策的原因。我国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经济发展水平最不发达的西部一贯采用大力支持的政策,从政策、财力、人力上给予支持,但是对于经济水平一般的中部县域地区就由于财力原因,缺乏相应的支持,这主要是我国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国有银行在运营中能够支持国家的扶助西部政策。政府投入方面,国家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这也是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来源中政府投入占比重高的唯一原因。
三、解决技术资源约束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科技人员始终是科技过程中最直接最积极的因素,要提高中部区域科技能力,人才保障是关键。实施人才战略,要把发现、培养和稳定人才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加大对创新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强科技人员数目的扩充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要建立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营造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对拔尖科技专家和高层次人才可实行“软引进”政策,创造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环境,创建资源共享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充分调动人才存量的积极性,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出结构合理、素质较高,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科技人才队伍。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条件,盘活现有人才资源,以政策吸引人才,用项目聚集人才,靠环境留住人才,建机制激励人才,形成尊重人才、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要加快人才、智力的引进,鼓励海外留学生、华人科学家自带技术、资金到中部县域经济内创业和发展,以及从国内各地区引进经济科技发展中急需的各类科技人才。
(二)加快中部地区县域内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中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转化薄弱,制约了科技能力的提高。因此,从中部的现实情况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该把加强技术扩散,加强成果转化能力作为科技能力建设的重点来抓。按照“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的原则,构建中部地区级和各省、市级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以现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基础,加强以技术交易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所、技术咨询、技术论证与评估、技术经纪等为代表的社会化中介科技服务系统建设,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和合理的功能结构,为科技成果的转让和转化提供配套服务,构架起产学研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渠道。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优惠政策,扶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民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蓬勃发展,采用更加优惠的税收、投资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建立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激励制度,完善和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营科技中介机构创造有序、公平竞争的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三)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强度
努力探索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入新体系,逐步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基础,风险投资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投入机制。一是确立则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较大幅度提高财政拨款占则政支出的比例,改革三项费和事业费的方向和投入结构,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投入;二是设立民间科技企业创新基金,建设民间科技园,孵化民间科技企业,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积极培育多形式、多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形成良性发展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四是发展贷款担保机构,面向科技中小企业,建立和形成创新贷款担保、贴息机制。拓宽科技经费投人的融资渠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吸聚效应”,促进中部地区县域内科技进步。
(四)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中部县域经济发展
中部地区应重点突出特色产业积聚与竞争力提升,构建适合区域发展的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好一批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重点技术公共平台,重点建设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汽车和现代制造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新材料技术产业等特色产业群,高度重视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附加值高、关联带动大的产业,不断研究和创新,挖掘科技发展潜力,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Dales,J.H.Pollution;Property and Prices,Toronto,1968:132.
[2]凌耀初.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0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of China in 1990-2012 as the object to establish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measurement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t uses two-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regress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provincial regional energy resources consumption，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the influence of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关键词： 人力资本；能源资源；区域经济
Key words： human capital；energy resources；region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56-02
0 引言
目前，学界对资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很少有学者考察人力资本分布与能源资源的动态匹配效应以及相应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划分，分别考察能源资源约束与人力资本分布以及两者交叉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能源资源约束、人力资本平均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文基于卢卡斯生产函数（1988），并假定Hicks中性，即规模报酬不变，得到计量模型：lny=c + ？茁1lnk+ ？茁2lnr+ ？茁3lnh+？茁4X +？着it（1）
其中y是实际人均GDP平均增长率；k是人均物质资本存量；r为人均能源消耗量；h用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X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消费能力？渍，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程度？孜。
本文同时引入就业者的人力资本平均存量和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分布状况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用就业人口的离散方差？棕来表示。所以当考察人力资本分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函数表达式为：lny=c + ？茁1lnk+ ？茁2lnr+ ？茁3？棕 + ？茁4X + ？着it（2）
此外本文还试图探究能源资源约束和人力资本分布交叉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引入交乘项lnr × ？棕来进行考察。
lny=c + ？茁1lnk+ ？茁2lnr+ ？茁3lnh + ？茁4X + ？茁5 lnr × ？棕 +？着it
（3）
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采用的样本包括了1990-2012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将我国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
相关数据计算方法如下：①本文将1990-2012年间实际人均平均GDP增长率定义为，以此来衡量各省、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表示人均GDP的变量Yt用t年实际GDP与年末人口的比例计算。②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计算得到。③地区人均能源消耗量是指某一地区个人生产、生活的各种能源消费数量之和，单位是万吨煤。④人力资本平均存量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为明瑟方程（代表各层次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分别赋值0、6、9、12、15、16、19。表示就业人口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比例）。⑤人力资本分布指标用各地区拥有高中、大专和本科学历的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分布方差计算而得。⑥控制变量中的消费能力用各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来衡量。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2.2 模型估计
2.2.1 线性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四种方法进行回归。 采用Davidson-Mackinnon（1993）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内生性是否存在，结果得到p值接近于0，因此可认为模型存在内生性。内生变量的选择是基于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检验，通过对比分析，lnh、ω、lnr×ω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略大，因此初步确定这三个变量为内生变量，并采用这些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该方法的回归系数值处于混合OLS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值区间之内，表明我们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同时，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合适，运用Sargan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2给出了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1）（2）（3）进行回归的结果。
从表2的回归结果整体来看，物质资本存量、能源消耗量、人均资本平均存量和人力资本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存量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能源消耗量对东、中部地区的作用都十分显著，但对西部地区的作用相对较不显著，这说明东中部地区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有效的利用能源，即能源约束较小。而西部地区目前的能源使用技术仍较落后，未能有效的利用能源，即能源约束较强。
2.2.2 非线性模型估计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变量？棕2以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衡程度对经济的影响，此时经济增长的函数表达式为：
lny=c + ？茁1lnk+ ？茁2lnr+ ？茁3？棕 + ？茁4？棕2 + ？茁5X+ ？着it（4）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
东中西部的系数？棕2均显著为负，此时经济增长函数是以？棕为自变量的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随着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增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人力资本分布方差起初并不大，大家存在竞争意识，相互追赶，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受教育水平，因此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当人力资本分布方差增大到一定水平，由于个体间的差距过大，部分人可能会存在不思进取的消极心理，因此不再去主动寻求方式来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经济状况也相应出现下滑。
3 本文结论
本文建立了卢卡斯生产函数，运用省际层面的经验数据进行回归，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人力资本分布对经济的作用发现以下三点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一是物质资本存量、能源资源消耗量、人力资本分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物质资本存量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促进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和稳定增长。二是人力资本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伴随这人力资本分布不平衡程度的增大，区域发展水平先上升后下降。物质资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是长久之计，要积极转变增长方式，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应加大对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入。同时应注意中、东、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均衡发展。三是能源资源消耗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其中东中部地区对能源的利用率较高，西部地区对于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我们在提高各地区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力度，摆脱对能源资源的依赖性，在将来实现靠技术进步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齐绍洲，云波，李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差异的收敛性及机理分析[J].经济研究，2009（04）.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01—09
随着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反思的深入，国内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评价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和政策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环节。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生产主体，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基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评价的关键。
以GDP为基准的区域经济发展评价存在缺陷，尽管当前以地方GDP增长为主体的考核与激励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依赖、重增长轻质量、土地财政扩张和投资冲动等。
本文基于微观主体——企业来评价区域自生能力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诊断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总体态势、相对优劣和内部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生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期（或当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后期（或几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证明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业自生能力对于国家或区域经济优质、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广泛应用于医学、植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指生存、发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与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广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经济利润而非会计利润）水平的能力。他认为，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进而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其后的研究认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除比较优势外，技术优势、竞争优势都是企业自生能力的体现（廖国民等，2003），这种能力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而且需要适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则，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也无法自动、自发地实现产业升级（胡汉昌等，2002）。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级及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国内外对国家或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或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上。
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劣和微观层面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如劳动力）、创新的能力和创业等。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主要侧重于宏观营商环境的评价，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指标则是宏微观相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指标主要有企业技术吸纳能力、实用专利和公司研发费用、企业集群等（Xavier，20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新经济报告》和英国政府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指数》则更加偏重企业层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创新与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创业和宏观因素等五类指标，后者主要包括投资、创新、技术、企业和竞争性市场等五类指标。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也与之类似，只是应用对象和处理方法略有差异，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巴克莱银行和威尔士发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与世界竞争》、英国贸工部（UK DTI）的《区域竞争力指数》等。国内研究方面，倪鹏飞等（2010）主编的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主要依据绿色GDP规模、经济增长、专利申请数、创新能力、投入产出、跨国公司指数等指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构成部分的具体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论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创业型经济理论、企业集群能力理论、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大企业理论、企业干中学的学习效应理论。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表明，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企业国际化、企业规模、企业经验等都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的微观构成基础。
国内大量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竞争力（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增长率）总体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陈佳桂等，2003）；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李宏彬等，2009）；企业集群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创新、知识溢出、资源、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大企业兼具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能力”（唐晓华等，201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把企业置于区域发展能力的核心地位，这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内涵、评价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以微观企业自生能力为基础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种能力是可以量化评价的，而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
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内涵上，对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虽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业竞争力概念存在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概念繁杂（Aiginger，1998）、构成要素庞杂，甚至存在着产出指标与竞争优势构成指标的混淆问题（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2）在基于企业的区域发展能力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是国家或区域竞争力评价，这些评价除了将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自生能力本身混为一谈外，变量间还存在相关甚至重叠的问题；（3）现有研究或是建立庞杂的指标进行评价，或是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或是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进行评价及解释，尚未建立一个区域自生能力评价、经济发展解释和政策应用相关联的整体框架。
二、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指标设置
本文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包括禀赋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约束下，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的创新、网络集群、规模优势、经验积累、国际化等建立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是在竞争性经济中区域内企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及活力，这种能力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本文正是着眼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层面，依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构成，对区域内企业整体自生能力指数进行评价。本文共设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以评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详见表1。五类指标设置依据及其具体指标设置情况如下：
1.区域企业创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创造性破坏”，而企业是其实现主体，“创造性破坏”的垄断利润是企业家执行“新组合”的动力。企业创新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而且是其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区域创新的主体已由原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同时区域间企业创新力的差异日益扩大，因此地区间创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李习保，2007）。在区域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既有研究普遍将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分为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朱海就，2004），企业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经费投入又分为研发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企业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技术交易和新产品，因此，本文选择表1中的八项具体指标来评价区域企业的创新力。
2.区域企业创业力
德鲁克（2002）认为，创业型经济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在创业型经济成功、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现代福利国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实上，不仅美国如此，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创业型经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知识溢出（Acs，et al，2005）、产业结构变迁、促进竞争（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业（Reynolds，1987）。在区域企业创业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研究，选取的区域创业力具体衡量指标主要有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创业率指标（CPEA）和私营企业数，其中前两者是相对指标，后者是绝对指标。TEA是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CPEA指标是近三年新增私营企业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私营企业数则是一个区域创业企业存量的体现。
3.区域企业集群力
企业集群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即提升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掌握创新的方向和步骤、促进新业务的形成并壮大集群自身实力。因为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优势来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关系、更完备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励等，进而取得生产率和创新上的优势（Michael，1998）。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确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会存在差异，美国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为6%，西班牙为3%～5%，中国为8%左右（刘军等，2010）。针对区域企业集群力的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借鉴哈盖特（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概念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相对指标，即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全国占比，用相对指标计算中所涉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绝对指标。
4.区域企业成熟度
大企业理论（钱德勒，1987）、规模优势理论、经验积累理论等的核心结论是，企业的成熟度（包括规模、治理和经验）是国家或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一致的结论：基于1985—199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实证分析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勤等，2006）。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IPO具有信号效应，可以提升企业后续信贷融资水平（朱凯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区域内企业A股IPO融资额衡量区域企业财务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脚投票”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体上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选用区域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区域公司治理成熟度；从规模上来看，区域内中国500强企业个数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个数能体现出一个区域企业的整体规模优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区域企业规模成熟度的指标。
5.区域企业国际化能力
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Sapienza，2006）认为，企业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优势、特殊市场优势、网络资源优势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引进再生式的创新形成企业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企业国际化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化利用外资，引进、模仿与吸收国际优势技术的内向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优势和海外市场优势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外向国际化能力。这两种能力被形象地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本文借鉴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鉴Mathews（2006）等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后者，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仅集中在极个别地区，且金融业是国家控制行业等的特殊性，最终选用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额衡量后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价指标中并不直接包含影响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指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否认比较优势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之所以未单独设置该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比较优势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角色在逐渐消退，如“弹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却成为高效经济的农业生产国，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却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个小渔村的香港也已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区基础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情形大致相同，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成了各地区间有效的劳动力流动（孙文凯等，2011），金融资源在全国均是由国家统一调节和国有产权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虽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县及地区层面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增加土地供给（张五常，2008；曹正汉等，2011），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的情况（刘江涛等，2009）；其三，比较优势理论给出的是判断某类企业有无自生能力的标准，而现实证明各地区的企业整体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业是“经济人”，企业创新、创业、集群、经验和国际化等“经济行为”也隐含着对比较优势的考量。
在理论、实证和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中国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评价框架，即各区域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对其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的综合评价。
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基于AHP的分析
根据表l所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体系，结合AHP评价模型程序，依次进行数据搜集、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指标权重确定，最终作出综合评价。
1.数据搜集和标准化处理
根据指标设计需要，24个指标涉及各地区2005—2010年30多项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各地区统计年鉴，还有个别数据来自于专业网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区A股IPO金额和上市公司数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数据，各地区2005——2010年的中国500强公司数来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论文《10年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趋势》。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项数据之后，由于不同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当年各地区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为C16=22572件，而当年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地区为广东，其专利申请数max C16=72220件，因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北京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为C16=22572/72220≈0.312545。
2.构造判断矩阵，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用AHP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即根据AHP模型制定的评判标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数的评判标度来描述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根据相对比较评判标准，构造判断矩阵，分层、逐步确定指标权重。权重确定的原则是：在尊重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期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法，选取平均分值，根据平均分值组成的判断矩阵，得出AHP模型下该指标的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C.I.）、随机性指标（Ran.dom Index，R.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检查权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们对于准则层指标构造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类似地，我们最终确定了表1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
3.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AHP评价
指标权重确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计算出各地区2005—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借鉴WEF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可从存量值和发展值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二者分别反映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当前水平和动态发展能力。
为了平滑单一年份的数据异常带来的评价误差，我们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来衡量各地区基于企业的区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样，我们还可计算出各地区基于企业的自生能力动态发展值，其计算过程与上述存量值计算过程相同，只是每一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取当年该地区在该项指标上的环比增速。最后，将存量值与发展值加权平均，得到5年年均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综合指数。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别列举了各地区2006—2010年企业自生能力存量值、发展值和综合值的评分。
四、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分析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高位调整区域，即一些地区虽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发展值却不甚理想，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种类型为积极赶超区域，即部分地区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都比较可观，如广东、江苏和重庆；第三种类型为快速追赶区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尽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较低，但增量值较好，这种自生能力的发展如果得以保持，则追赶有望，如安徽、湖南、陕西、内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种类型称之为双重拖累区域，主要有个别西部省区，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长值均明显落后，亟待突破和关注，如青海、贵州等。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结果整体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趋势：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发展值都为正值，而且快速追赶的区域占多数。这说明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势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有望实现收敛。但是，第四种类型的地区短期内显然还难以挤入收敛的行列，所以这种收敛是不完全的。
就地区之间比较而言，对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总体及构成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认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进而可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更为科学地确定政策着力点。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的企业创新力为例，截至2010年底，试点地区有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辽宁、上海，其部分指标排名见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区域企业的创新力落后于企业整体的自生能力，尽管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较其他试点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针对安徽企业创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否则企业的创新力瓶颈将会制约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据上文推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在完成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模型进行验证。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区在2011年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区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数；GDPAY3表示各地区2009—2011年人均GDP相对数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整体上证明了最初的推测，即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或某一年）的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下一时期（或未来）的人均GDP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将模型1、模型2、模型3作为一组，模型4作为另外一组，可以发现，无论是未来某一年的区域人均GDP还是未来某一阶段的区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区历史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来显著地解释，而且当被解释变量是一个阶段时，其解释的显著性就更强，两类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也在加大。通过模型间的对比还能发现，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发展值及其单期指标与阶段指标在解释力和影响力上的差异。
四个模型中的自生能力发展值的系数均为负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个区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与发展值位势相反的地区占多数，即本文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区域，而近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存量值，所以发展值的位势与区域发展程度的位势是相反的。
五、结论
基于理论、实证和中国的现实，本文所做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试图为区域经济发展或经济质量的评价提供一个新的、可行的标准，或至少可以作为当前GDP评价和竞争力评价的有益补充。尽管以GDP（增长）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衡量基准与区域间“以GDP为基础的锦标赛竞争”的激励制度（周黎安，2007）相结合的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由于GDP指标存在统计遗漏、未考虑增长的成本、未考虑产品升级和新产品研发、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过重复建设、投资拉动等人为“制造”，所以这种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造成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要素价格被扭曲、重复建设、地方分割和恶性竞争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之所以是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一个可行标准，不仅因为它难以被人为地“制造”，也不仅因为它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还因为它是当前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相对于区域竞争力评价，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并未将影响发展的环境评价和发展本身的评价混为一体。
根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高位调整型、积极赶超型、快速追赶型和双重拖累型，而且，这四种类型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不完全收敛的态势。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且当考察的是一段时期而非特定年度时，这种解释力和影响力会更强。这一结果的经济战略含义是：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倚重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一个地区要谋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应把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情况，着力培育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打造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成熟度与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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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约束；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7-0038-02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
1、从全国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受到资源的结构性约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制造业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呈现重化工业特征，并且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中国经济高增长对能源、矿产等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经济增长幅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与自给供给能力，从这种角度说，中国正面临着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这种资源结构约束主要体现：第一，自然资源约束。中国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林木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1公顷／人，占世界人均水平的33.1％；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有2176.8立方米，还不到人均3000立方米的轻度缺水标准；人均淡水资源总量为221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6％。中国以世界土地的7％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这固然说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十分匮乏的。第二，经济资源约束。经济资源主要是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以能源为主的资源、以金属和水泥等为主的原材料、外资和国内资本。随着中国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其面临的能源、原材料和资本等经济资源的约束也日益显露出来。第三，社会资源约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较快的速度，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而且社会资源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政府等方面也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第四，生态资源约束。目前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一些高污染企业排放出了大量的污染物，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国际产业链逐渐向中国转移，许多污染比较严重、环境保护效率比较低的企业也在不断迁往中国，生态资源约束的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
2、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中国一些区域已出现资源枯竭的现象。由于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致使资源存量限制增大。资源供给表现为资源流量供给和存量供给。资源流量供给是以存量供给为基础的。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大大加剧了资源流量，资源存量很快暴露出严重不足的问题。有关资料表明，在我国未来20年的发展中，除煤炭、铁矿石、铅、锌等少部分矿物资源可以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外，其他大部分矿物资源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资源开采的不断加剧、资源开采企业的逐渐老化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资源枯竭”问题日益突出，并且出现大批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二、资源约束下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资源结构约束地区采取资源替代路径。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相对稀缺，使之成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主导性资源的资源配置力(率)优势，大量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广泛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低价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了区域经济的率先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由于这些资源阶段性供过于求而面临竞争性贬值，资源重要程度与资源配置力(率)下降，既缺乏对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的吸纳能力，也难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出现了资源结构约束现象。所谓的资源结构约束是指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约束现象。一种是资源类型的结构约束，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一种是资源地区分布的结构约束，如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禀赋等。资源基础的大小是一个相对概念，当某种资源稀缺性增强时。其价格将上升，人们将由此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并将致力于寻找新的资源，新资源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将释放原有资源的供给压力。因此，资源的制约实质上并非资源本身量的制约，而是人们寻找新的替代资源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存在的局限。因此，针对资源结构约束地区应采取资源替代的路径，具体措施：第一，依靠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近50年的历史表明，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出现递减趋势，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我国现实国情表明，以消耗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依靠自主创新突破资源约束，重点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技术市场、资本市场、资源市场，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完善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二，建立“市场一政府”资源调控机制。根据我国的国情，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单纯依靠政府调控都无法解决资源产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资源调控机制，就是建立“市场一政府”互相协调互相配合的复合机制。资源产业的一个特征在于，市场周期性波动，产能间歇式扩张或减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消费的各类资源量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认为，我国已经从工业化初期逐步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源需求较以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必须根据这一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如地理环境、探明储量等，矿产资源存在刚性较强的供给能力上限。短期内扩张产能的可能性不大。资源总体开采利用必然考虑世界的总储量、开采能力和替代产品的开发等。
摘要：文章着重考虑在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开放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拓展市场为目的，以技术获取为手段的跨国并购投资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一个博弈分析模型，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资产扩展”投资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利用”投资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投资包容起来，形成了逻辑一致的解释。
关键词：技术获取；竞争策略；跨国并购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大多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以及产品低价格基础上的。虽然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商品出口量的增长，但容易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使一些国家频繁对我国出口商品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在综合国力竞争愈来愈体现为科技竞争的新形势下，学习与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知识，迅速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内源式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来自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开发技术；另一条是外源式技术进步，它是通过依靠国际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杨先明，2004)。内源式技术进步，需要较高的研发投入和较长的研发周期，而世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国际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成为可能。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国际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通过外源式技术进步，可以大大缩短因研发所需要的时间，并节约相应的资源投入，避免重复研发和少走弯路；可以跳跃式地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获得技术的超常规发展。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是我国主动学习与吸收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一种有效手段，它是指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从而获得先进技术与研发资源(如研发手段、研发人员、研发信息等)，以迅速地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通常会选择M&A而不是其他方式，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知识资产通常属于公司所有，是一种当地化的优势，并购可以对当地企业有绝对的控制权，降低了技术寻求壁垒。在合资公司中，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技术领先的优势，通常会要求控股高端技术，对高新技术的扩散和溢出有着严格的控制，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只能得到一些成熟技术，而当企业迫切需要得到对方的关键性技术时，M&A就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Dunning，et al，1997)。第二，以M&A方式实现对目标企业知识资产的获取，具有迅速提高相应研发能力的优势，从而可以迅速进入新市场(Belderbos，200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