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优发表网

购物车(0)

期刊大全 杂志订阅 SCI期刊 期刊投稿 出版社 公文范文 精品范文

茶艺的基本知识范文

时间:2023-11-08 10:12:24

序论:在您撰写茶艺的基本知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茶艺的基本知识

第1篇

1、绿茶

绿茶是未经发酵制成的茶,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是将采摘来的鲜叶先经高温杀青,杀灭了各种氧化酶,保持了茶叶绿色,然后经揉捻、干燥而制成的。其制成品的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较多的保存了鲜茶叶的绿色格调。

2、红茶

红茶属全发酵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以茶多酚酶促氧化为中心的化学反应,是以适宜的茶树新牙叶为原料,经萎凋、揉捻(切)、发酵、干燥等一系列工艺过程精制而成的。香气物质比鲜叶明显增加,具有红茶、红汤、红叶和香甜味醇的特征,因其干茶冲泡后的茶汤和叶底色呈红色而得

3、乌龙茶

乌龙茶也称青茶、半发酵茶及全发酵茶,是经过采摘、萎凋、摇青、炒青、揉捻、烘焙等工序后制出的,其作用突出表现在分解脂肪、减肥健美等方面。乌龙茶为中国特有的茶类,主要产于福建的闽北、闽南及广东、台湾三个省。四川、湖南等省也有少量生产。

4、白茶

白茶属微发酵茶,采摘后只经过晒或文火干燥加工而成的,具有外形芽毫完整,满身披毫,毫香清鲜,汤色黄绿清澈,滋味清淡回甘的品质特点。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

5、黄茶

黄茶属轻发酵茶类,加工工艺近似绿茶,只是在干燥过程的前或后,增加一道“闷黄”的工艺,促使其多酚叶绿素等物质部份氧化。黄茶的品质特点是“黄叶黄汤”,湖南岳阳为中国黄茶之乡。

6、黑茶

第2篇

1 中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

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国与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国传统服饰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形制,服饰表达以“意”为美,朦胧而隐约,通常给人一种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这一服饰特点在六朝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东晋末年与南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开发,士大夫生活优裕,衣服宽大,加上当时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为当时所崇尚的美学原则,这些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正如《颜氏家训.涉务》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郭之无乘马者。”正体现了这一服饰形制的真实写照。(如图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饰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感知,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正如,中国溯有“衣冠王国”的说法,“衣冠”一词从常规来说可以理解为衣帽或是一切服饰的代名词,但同时它在某种情况下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有时我们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扫地”等词汇,这里的“衣冠”不单是衣帽服饰的意思,它还可以理解为古时士大夫和官绅的代称,同时含有“礼教”与“文明”的文化含义。这种通过服饰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饰的形制来体现出时下某种文化思想意识是我国传统服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久远,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影响着我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礼仪规范,讲究穿戴与礼应合二为一,所以在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我们通常能够通过在服饰中的色彩、章纹、结构以及不同的配饰配件中体会到当时严格的礼制规范或等级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有时甚过于服饰的外在造型,是重内涵与实质的装饰精神。正如张直光先生所说:“中国与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

2 西方服饰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饰多以凸显身体的形态为美,其尽可能通过服饰的造型体现它的体态美。在这一点上,古代西方服装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服装更立体,外形富于变化。如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服饰,这一时期的服装多为披挂形式,服装大多为不经裁剪、缝合的矩形面料,通过在人体上的披挂、缠绕、通过别饰针、束带等基本方式将其固定,从而形成了“无形之形”的特殊服装风貌。乍从外形来看服饰基本形制也是宽大而平面的,但从服饰细节来看,它与我国传统服饰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还是有差别的,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服饰,服装只看做是附属于身体之外的物体,身体才是服装的主人,披挂的服饰形制使服装不会约束于身体,让人随心所欲,人体在行动或是衣服飘动的时候在随时都会暴露肉体,这与我国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图2)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伦理指向,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显现出来,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古希腊这一时期的服饰形制正是受到当时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上帝诸神的崇拜为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认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这一宗教文化影响下,服饰只作为附属品,而尽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形体美。所以,古希腊时期,对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装中的影响,我们还能从当时的文学、雕塑、绘画等其它一些艺术形式中有所察觉。西方宗教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肉体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如,中世纪时期西方服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念对当时服饰影响较大,男女穿着要满足端庄正派的要求,服饰大都将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遮掩起来。在中世纪女性流行一种罩袍,是将多余的长裙在腹前掖入腰带,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妇(如图3)。这也许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认为女人天生就是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观念有关;同时,还据说这是因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样式。因玛利亚在未婚嫁时就从圣灵受孕而怀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时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洁美好的象征。

在随后西方服饰的发展进程中,在理性主义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转向了人文、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和文化,反对迷信。伴随这些文化思潮的到来,西方服饰也发生了与前未有的形制变化。倘若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西方服饰文化的转折期,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开始感受到时尚的悄然流行。华美繁缛的细节装饰,精致细密的缝绣工艺,也许,此时的服饰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审美要求下的产物装点美化着人体,有甚至还通过改变人体自然形态来满足一种极端而扭曲的审美文化。例如,为了体现体态美,女性服饰开始出现表现腰部曲线的倾向,为了凸显和加强这种曲线美,紧身胸衣、夸张繁琐的衬箍开始盛行,当时女性不惜牺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时,立体裁剪方式出现,也促使这种窄衣文化进一步发展,由此,西方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也有了本质上的差别。西方服饰是一种多元化的服饰文化,它从诞生之始就受到众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服饰有较强的的延续性,这与其所处地理方位、政治、环境等方面都有所关联,这使西方古代服饰形制在前后差异明显,但服饰大多以体现人体体态为美。

3 中西服饰基本形制的差异

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服饰形制差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饰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长久以来,伴随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渐频繁,服饰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服装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形制转变,中国的服装开始由松变紧,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形式,服装变得贴体而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此时的西方似乎也逐渐摒弃了以往娇柔造作,甚至带有扭曲性的审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它将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伴随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服饰形制也从过去的窄衣文化开始走向宽松,设计以人为本,讲究其功能性和舒适性。如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西服饰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天,有关“中国风”主题的设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时尚语汇中,除了本土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国外设计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作品传达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使设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在如此开化和便利的社会环境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正走出国门,吸收和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洗礼,从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及人文素质,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国际的舞台中展现出中国设计师的设计风采。

4 结语

本文分别通过中西方各自服饰基本形制特征描述来阐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现象。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平面的;西方重视凸显身体曲线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立体的。中国传统服饰表达以“意”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西方服饰则相反,重“形”, 尽可能通过造型体现它的形态美。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总结出中西方服饰文化势必伴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崛起,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愈渐频繁,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为时代所需,正是有了这种撞击和融合,才能使当今的服装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使服装有了个性化、全方位的审美表现。

参考文献

[1] 华梅.中国服饰史[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2] 周锡保.中国历代服饰[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第3篇

关键词:误差测量 评定不确定度 测试仪

1 概述

1.1 测量方法:参照JJG837-2003《直流低电阻表检定规程》。

1.2 环境条件:通常情况下温度控制在(20±5)℃,相对湿度不超过75%。

1.3 测量标准:BZ3型标准电阻,主要技术指标:0.01级。

1.4 被校对象:准确度等级为0.1级的直流电阻测试仪。

1.5 测量方法:采用四端子接法,用标准器(标准电阻)接到被检直流电阻测试仪的测试端,然后进行读数比较,以确定被检直流电阻测试仪的基本误差。

2 数学模型

δ= r-rn

式中:r ――被检直流电阻测试仪的显示值;

rn――标准电阻的标称值。

3 不确定度传播率

u■■δ=■ur■+■ur■■=c■・ur■+c■・ur■■

式中,灵敏系数c1=?鄣δ/?鄣r=1,c2=?鄣δ/?鄣rn=-1。

4 输入量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4.1 评定输入量rn的标准不确定度ur■

BZ3标准电阻的误差通常情况下会引起输入量rn的标准不确定度ur■,进行评定时主要依据是标准电阻的技术要求。

标准电阻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1%。在1Ω时,最大允许误差为:±0.1mΩ,半宽为a=0.1mΩ,在区间内可以认为服从均匀分布,包含因子k=■,所以

ur■=■=■=0.0577mΩ

4.2 评定被检直流电阻测试仪显示示值分辨力不确定度ur■

通常情况下,往往借助数字表显示的分辨力对标准不确定度的分量进行引入,通过B类进行评定,其分辨力为0.1mΩ。对于数字表的量化来说,由于误差的存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其在分辨力范围内分布是均匀的,同时包含因子k为■,所以在1Ω点半宽区间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r■=■=■=0.0289mΩ

4.3 评定输入量r的标准不确定度ur

输入量r的不确定度通常情况下是由被检直流电阻测试仪的测量重复性引起的,同时通过连续测量得到其测量列,通过采用A类方法进行相应的评定。

将标称值为1Ω的标准电阻接到被检直流电阻测试的测量端,启动直流电阻测试仪,得到测量列:999.9mΩ,999.8mΩ,999.9mΩ,999.9mΩ,1000.0mΩ,1000.1mΩ,1000.2mΩ,999.9mΩ,999.9mΩ,1000.0 mΩ

■=■■r■=1000.0mΩ

单次实验标准差s=■=0.111mΩ

所以ur=s=0.111mΩ

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5.1 主要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通常情况下,输入量rn与r是彼此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按下式计算得:

u■δ=

■=■=0.128mΩ

用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表示

ucrel=■×100%=0.0128%

6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取包含因子k=2,扩展不确定度为:

Urel=k×ucrel=2×0.0128%=0.026%

7 测量不确定度的报告与表示

用标准电阻检定准确度等级为0.1级的直流电阻测试仪,电阻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rel=0.025%,k=2。

参考文献:

[1]JJG837-2003,直流低电阻表检定规程[S].

第4篇

一、引言

企业是一个多经济要素参与的契约,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个别企业中的契约地位差异很大;从组织结构而言,在金字塔层级组织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主体,控制权利差异不同。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人力资本是嵌入到企业组织中的,其价值发挥,既出自于自身能力,也受到其地位的影响。本文正是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内部控制中的控制主体行为进行研究。

二、内部控制中的利益相关者主体界定

国外研究者,卡拉克森(Clarkson,199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在企业中投入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而国内学者万建华(1998)从两个层次界定:体现资产专用性特点的、拥有企业正式的关系主体是第一层次的利益相关者,而其它有形的利益相关者则被划入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等。内部控制的控制主体都是具有资产专用性、承担一定风险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当中资产特质不同,各自在企业层级组织中的控制地位不同,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因此,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细分,是解决内部控制中人力资本产权保护的基础。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的研究有多维分析法与米切尔评分法。多维分析法是按照不同的维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米切尔评分法是从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三个属性对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根据分值的高低进行分类。本文采用米切尔评分法,将利益相关者和内部控制的紧密程度联系起来,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相关者和外部相关者。

三、内部控制的组织层级研究

在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内部控制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内部牵制主要是强调员工之间必须是相互控制的,各自不能独立加以控制的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将企业内部控制划分为了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而后到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实现了系统的转变和发展;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内部控制的内容包括了:控制环境、风险评价、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COSO又明确指出风险管理是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现的,企业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为此,将内部控制由了八要素组成,即内部环境、目标制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

1.内部控制中第一层委托分析

在COSO报告中,内部控制相邻层级之间有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由于不同层次的委托人所处的层次不同掌握着不同的控制权力。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组成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投入企业的经济要素不同,利益相关者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各利益主体在公司层级中的地位的不同,使得各自所具有的行为模式也不同,控制机制设计需要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采用不同的控制机制,设计出有效的内部控制。

股东投入企业的是物质资本要素,不能直接参与和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股东承担的风险最大。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并存的企业中,由于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不可分的特性,迫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向人力资本所有者让渡部分剩余权力。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实际制约着人力资本。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就存在着第一层委托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但同时也产生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即经理层、管理层、重要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

2.内部控制中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层级性划分研究

经理层是在业务能力和一般管理能力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资源配置能力的人员,它被界定为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他们为保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契约的有效实施,而具有利用资本经营能力的总称。

管理层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投入企业的是以管理行为为特征的人力资本要素。管理人员能控制企业的决策与发展方向,对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发挥重要作用。他是在经过高级管理教育、管理训练和管理实践磨练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将管理人员定义为是管理型人力资本。

重要员工投入企业的是一些与关键资源结合的人力资本要素。关键资源包括客户关系、专利技术、创造力等,重要员工是经过高级专业教育、专门训练和专业实践磨练才能具备的专门业务能力,因此,重要员工被定义为技术型人力资本。

普通员工投入企业的是简单劳动的人力资本要素。简单劳动是一种机械性的劳动。这些员工掌握的能力是经过初级基础教育可具备的基础性劳动能力,因此,本文将普通员工定义为生产型人力资本或一般型人力资本。

四、相关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从人力资本层次性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在人力资本的导向下,建立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中的控制主体研究,使得企业的目标得到更好的完成,改变过去存在的股东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06).

第5篇

第一段:动漫产业、日本经济、第三大产业、周边产业、六个发展阶段。第二段:中国动漫产业、动漫基地、动漫中心、作品质量、市场占有能力、发展之路、缺乏产业化人才、市场推广能力弱、手冢治虫。第三段:垄断型发展、行政命令介入。第四段:行政垄断、文化逻辑与反思的缺头、文化禁忌的打压。第五段: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动机。

由以上关键字、词,我们可以明确每一段的主要内容,这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实用类文本阅读的第一小题。

思维方式二:抓关键句、义

传记阅读中,要注意抒情性、议论性或概括性的句子,能够表明作者的观点态度,帮助我们解读文本。

第一段:动漫产业是日本经济的第三大产业。第二段:反观中国动漫产业,尽管近几年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下,产生了数百个动漫基地、动漫中心,却仍旧与日本动漫产业的作品质量、市场占有能力相差极大。第三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动漫产业的思维,仍停留在“垄断型发展”的模式中。第四段:行政垄断的文化资本、文化逻辑与反思的缺头、对文化的打压,是中国动漫产业无法发展的三大弊病。第五段:中国动漫产业只有解决了上述弊端,才能将文化资本合理有效地引导至其原有的发展逻辑之上,让中国的动漫创作与发展成为文化产业转型的发动机。

根据这些句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文本主要是通过对中日动漫产业的比较来分析阻碍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原因。

思维方式三:思路、方法

(一)解题

例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选项略)(5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能力层级为C。考查的角度是筛选并整合合信息。

解题思路:(1)审题干,抓关键词:“最恰当”“两项”。(2)看选项并在文本中找相关信息。(3)文项对此,验证选项。A项:概括了全文,但文本中并没有将中日的动漫产业作品进行详细的比较,故A是错误的。C项:对照原文,并没有提到“民众只是不得不接受的受众群”,故C项是错误的,属于无中生有。E项:答案可从原文第三段找到,原文说:“这无疑是依靠广电总局对非国多动画的打击……”故E项“认为它不能与1980年代创作的一批精品动画相比”,是错误的。(4)确定答案(BD)。

例2.日本动漫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请结合文章的内容进行概括。(6分)

解析:该题考查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能力层级为C。考查的角度是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解题思路:(1)审题干、抓关键字词:“日本动漫产业”“主要特点”“概括”“6分”。(2)确定答案区域:第一段和第三段。(3)适当取舍,进行概括(最少三点)。

例3.作者提到中国并不缺少“手治虫式”的人物,文字文字研究中运用了模式化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文化投资的力量超过了80年代,其用意是什么?请简要分析。(6分)

解析:该题考查学生的鉴赏评价能力,能力层级为D。

这类题常见的题型有:某一细节描写的用意,简答某一段文字的作用,对文中某些抒情性、议论性的句子,或其他重复句子的理解等。此题考查就是“简答某一文字的作用”。

例4.请你根据文章所提供的中国动漫产业的现状,为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提出几条合理建议。(8分)

解题:该题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能力层级为F。探究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封闭型、半开放、开放型。

思路:(1)审题干、抓关键字词:“根据文章”“中国动漫产业”“现状”“合理建议”。(2)确定题型种类:封闭型。(3)确定答题步骤:观点+结合文本分析。(4)确定答案。

(二)答题方法、技巧

1.读懂文章

抓关键语句快速整体把握文本。

(1)标题用语:明确写作对象,暗示或揭示文章中心。(2)过渡语句:理清写作思路。(3)概括语句:概括提起。(4)主旨句:直接揭示文章中心。(5)抒情议论句:把握作者情感意图。(6)悬念句:设置矛盾,提出问题。

2.按要求作答

文学作品阅读主观题综合性强。要答好此类题,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审好题干,问什么答什么,这是答好题的最起码的要求。

3.充分利用原文信息组织答案

高考试题中现代文阅读主观题的答案的组织离不开原文。纵观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答案,其语言的组织大都紧扣原文关键字词句。其原则有二:有用原文信息进行整合答案的要求的,必须用原文的信息进行组织答案;没有此要求的,也要尽可能地用原文关键词句回答。因为答案大都可以从原文中找到。

4.要考虑题目的赋分

作为选拔性考试,高考是各种能力的综合考查,其中也包括解题能力的考查。现代文阅读主观题每一道题的赋分基本上都有讲究。例如,一般情况下,4分题,应该有2个要点或者4个要点,6分题一般有3个要点或者2个要点或6个要点,以此类推。如此赋分大体是因利于命题、做题,更利于阅卷。

5.分要点回答

主观题的作答,最忌讳的是一写到底、语无伦次,如此,给阅卷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乱,印象分肯定不高。怎么样才算不乱呢?这就要求考生尽可能地分要点来回答,特别在回答赋分高的概括性题目时更应如此。做法就是做题时设上序数号,以便答案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易被阅卷者接受,印象好,得分也高。

6.要点要全、准

做现代文阅读题主观题亦应如此。我们在分要点作答时,要点一定要全、准,因为要点全、准才能才能得到高分。多写几点不倒扣分,少写或者不写肯定不得分。在回答《老渔夫》第3题时,许多人都答到了文章结尾的作用,可忽视了句子本身的比喻意义。

7.语言要简要

组织答案的语言要简明扼要,有概括性。这既是高考考卷的要求,也是高考网上阅卷的需要。网上阅卷,答案卷的矩形区域有限,必须严格控制字数。

第6篇

摘 要:关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本文作为价值“差异性”理论的一个应用,通过对人力资本本质的全方位分析,尝试对这一课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对一些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一些新的解释。

关键词:商品价值;“差异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79-07

一、价值的“差异性”理论

价值的“差异性”理论[1],包括期差性、域差性以及业差性等三个概念。

首先,关于价值的“期差性”,是对价值概念的一种纵向认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往往是不相同的,价值量的这一性质,笔者将之称为“期差性”。其含义是说, 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商品价值量的两个单位;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降低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只相当于去年的1/2个单位。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 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加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表示,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1/2,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1/2。以上分析,在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原理,不仅强调了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指出了其“差”在于采用了同一计量标准,即因以某一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而产生。并坚持了一个基本点:如果各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不变,按照各年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的话,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另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的“期差”是可以测度的,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决定。

为了说明商品价值的“域差性”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

可见,各国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呈现的是一种“阶梯”状态,其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域差性”概念指国际间的价值标准所存在的差异问题,进一步说也可以包括不同地区间或企业间的价值差异。为此,我们令第i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国单位社会价值)为di,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单位价值)为d。则si=ddi为第i国的国际价值实现率。si>1说明该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di较小,即劳动生产率较高;反之,si

关于价值的“业差性”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纺纱工和珠宝细工的例子,他指出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关于商品价值的“业差性”是这样考虑的: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也不同,这样在价值创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也肯定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产品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试问1千克钢铁和1件上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比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h/d,其中,h是时间单位,例如小时等;d是使用价值计量单位,例如,公尺、吨等。我们的办法是在不同行业间,各取“平均劳动”1小时来进行比较。

可以选择某一种劳动令其复杂度为λ,就像选择黄金为货币一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原则。我们选择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其理由是源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日简单劳动”[3]。下面我们把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的计算公式导出来。令αi是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bi=αiλ则表示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系数,Li表示生产第i种商品所投入的全部劳动量,αiλLi则为第i种商品所形成的社会劳动量,因为∑biLi=∑αiλLi=∑Li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由此可知,必须取λ=∑αiLi∑Li。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行业间商品价值的差异性的问题了。

假如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i=3,生产第j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j=6,生产第k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k=0.5,那么,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相当于第j种商品的劳动的0.5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的6小时。如果,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4,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4小时,第j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2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1/8小时。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时间。讨论到这里,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由于价值的“差异性”所引起的相对价值量的源泉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复杂度的理论予以解释。首先,价值的“期差性”作为价值量时间维上的纵向变化,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意味着劳动复杂度也提高了1倍。横向上的商品价值“域差性”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空间维上的变化,其背景是各国劳动复杂度的不同。而产业间的商品价值的“业差性”,反映着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复杂度差异。

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认识

首先区分一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简单劳动力只相当于理论意义上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

只在理论意义上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实际上任何人力资源所含有的人力资本都应该是大于零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劳动力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

这里所说的“普通劳动力”,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由于在当时其教育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便“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当然,在当代,即便是简单劳动力,其教育费也不能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复杂劳动力来说,马克思看到“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教育费成正比。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看做投资。

我们把这种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强调如下观点: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概念混同,还表现在对人投资的内容上。非教育(包括技能训练)性的对人投资,例如卫生保健等,应该属于人力资源建设,不能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

还有一种说法: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货币资本,即出资人的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4]。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不过将之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硬行等同了而已。但是,可变资本意味着预付资本中用于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即便把在职培训等包括进来,也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这里提到人力资本是主动性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触及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之一。

不过这一看法来自费歇尔。费歇尔首先指出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作为一种投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资本性质,与物质资本一样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取得平均利润,这是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力与资本重合在一起,这属于一种二重性。

所谓人力资源,指劳动力资源,即一定年龄段(通常为18―60岁)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人口,是人口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体现在智力和体力上,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天赋虽然同人力资本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却不是人力资本问题,属于人力资源质量问题,构成提倡优生原则的前提之一。贝克尔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以及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这是对于企业内而言。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 可以提出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概念。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的形成相关,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的形成相关。这样,可以考虑, 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属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 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把一般能力归于人力资源,把特殊能力归于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会变动的。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不能脱离人力资源而单独存在。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5]。人力资本的每一种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人力资源,这同任何物质资本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通过人口的生育、养育而形成。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嗓音,容貌,身高甚至运动能力和智商等,因为这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在先天因素上人们并不是平等的,这就算是“上帝”的不公平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但是我们不能“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马克思语。不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即体力、智力等,对他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在速度和数量等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时,有必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6]。超人的天赋(天生的金嗓子,2米以上的身高,以及智商150以上的天才等)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并非天然特权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实践而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表现。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有教无类”的道理,并且有了“曾参愚笨”的宝贵经验。

人力资本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并且人力资本只能通过对人投资(无论何种形式)而形成,这是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不同,人的能力是一种变量,可能具有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潜力,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也可能相反,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或然性。把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一种变量, 进而把人的劳动能力看做是可塑的,是整个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前提。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有时与其载体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或政府。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产生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二重性。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资本的产权是所有权的一种,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四项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资本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与资本产权相关有三项要素:(1)产权主体。(2)产权对象。(3)产权效用。人力资本的产权分析,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视角,不过人力资本产权还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分析中必须予以重视。有人认为,只要有人身自由,人力资本就天然属于个人所有,这是不准确的。个人固然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却不一定是其人力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未必一致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人本身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 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这三项权能。当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来说, 这三项权能都不能是完整的,都必须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共同分享。从企业来看,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工作前的学校教育以及工作期间的由自己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归本人完全所有;第二,由企业投资、提供时间脱产进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主要应归企业所有(其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第三,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企业和本人共同所有。

人本身虽然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这种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一种“活的资源”,通过持续有效地开发,可以不断地提高其存量,使之成为一种长期资源。所以,人就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

人力资本与人体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占有权天然属于其载体人。知识存放在无生命的著作、光盘或电脑中,和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说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不仅在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于,知识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以后:(1)在某些方面会形成载体人的技能;(2)输入到人脑中的知识不会像光盘那样一成不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甚至遗忘,而且也会带来创新。

知识创新尤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人,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存贮器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知识创新基于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人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用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7]。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才,它潜在地分布于整个人口中间”[8]。美国心理学家奥托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7]。总之,创造能力是普遍存在的, 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设想,创造性的进行设计。

一般说来, 人的创造能力与其知识存量,也就是说与其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成正比。因而,创造能力也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由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和形成方式上都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即便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不是投资者的场合,他实际上也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身体股”)同时参与了这一投资行动,所以也就天然地构成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于是,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二重的产权主体,相应也便有了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二重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来看,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的一体性,无论其产权是否完全属于载体人,其支出都要取决于载体人的主体性。人与机器不同,如果是机器的话,合上开关便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而在人的场合,即便是根据指令而动,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人也有可能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这也就是哲学家在认识论中所说的“思维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合作或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人力资本本身没有主体性,而是取决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

人力资本对其载体人主体性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反应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形成方式上。如果没有载体人的努力,人力资本投资难以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不会顺利形成。因此,人力资本不能仅仅视为由投资而形成,其中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如何使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涉及所谓“激励”理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也无须激励,人力因素就非激励不能尽其全力。这是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的。这也就是哲学上常说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总之,人力资本依赖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其载体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影响其产权效能。竞争环境的不同, 人力资本的支出也不同。并且,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一般说来,创造能力与知识存量成正比,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越多, 创造能力越强。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如果载体人不接受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就不能实现;如果载体人不做出努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会打折扣。因此,即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也就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进行分享的另一个根据。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来看,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考虑创新,都应该属于劳动收入。而创新,例如一项新的技术产品,是不能用发明者的工资来衡量的。

例如,有人做过统计,袁隆平的水稻科研成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从1976―2006年累计增产2.6亿吨,按每吨1 000元计,相当于2 600亿元。去掉成本之后,这种收益也不是能够用工资来衡量的。创新属于生产要素领域,另外,现代的创新或发明,与爱迪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往往需要极大的配套资本予以支撑。这些问题都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感兴趣的是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贡献,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尽管明塞尔曾指出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理解[9],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明塞尔游疑在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之中: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认识到了物质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对称命题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越大。他由此而提出的人力资本与低技能的劳动相比和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假说,是饶有兴味的[9]。

从全社会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c+v+m=w,人力资本的增长只能体现在可变资本v上,可是,即便是v增大了,也不过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意味着一种技术退步,怎么能体现出经济增长呢?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价值的“期差性”理论,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时间维上的深刻反映,可以在纵向上清晰地分析这一点。例如,假定基期年的产出为100c0+50v0+50m0=200w0;下一年的产出为120c1+60v1+60m1=240w1。在这里,假定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变资本c增长20%,从100单位增大到120单位;与此相适应,假定人力资本也同步增长20%,体现在可变资本v从50单位增大到60单位,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总产出也只不过增长20%而已。实际上,w1=240单位,是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体现的。如果用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看问题的话,就比较明显了。注意,根据技术进步的路径,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高于资本的扩张速度。也就是说,当资本扩大20%的时候,总产出的增长肯定大于20%。假定基期年的产量为q0=100,那么下一年的产量一定会有q1>120。从而,如果按照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这一年的单价将小于基期年的单价2单位;而如果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下一年的总价值将大于240,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的)大于20%。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因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可变资本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本已经损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是这两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经济重建并且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只有人力资本理论才能够予以解释。

现在需要强调一下,伴随着上述可变资本的增大并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相反,劳动力投入有可能减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增大呢?可变资本可以表述为v=wL,其中,L是劳动力投入,而w是工资率。人力资本的增长反映在工资率的上升上。如果工资率不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将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前文提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将引起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这将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分析过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 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反而越来越低。这种现象成为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战后三个经济学之“谜”其中的一个。把人力资本问题导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以后,将之作为复杂劳动力来认识,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

上述由人力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速度不快的时候,年与年之间的感觉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会立刻令人深有感触了。早在2000年就有人看到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20世纪3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其GNP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是, GNP却仅是美国的1/ 9 [10-11]。这需要用横向上的价值“域差性”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价值的“域差性”,相当于商品价值的“差异性”概念在空间维上的拓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 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由此,我们还可以来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指数。令fi表示按照第i国(地区)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令λj=fjfi×100%,则λj表示第j国(地区)对第i国(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例如1997年,以美国为100%,则日本为102.3%,德国为94.6%,法国为100.7%,英国为78.8%。再如,2001年,以澳门为100%,香港则为165.1%。以按照劳动者数平均GDP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指标的理由是, GDP是一个生产性指标, 劳动者人均GDP显示出该国(地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能够反映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与此相关的指标,例如人均工资则具有局限性,因为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人均GDP则认为是从全人口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如果按照劳动者人均社会总产值来考虑问题,效果会更好,但是在目前的统计制度下,只好割爱了。

存在于不同产业间的价值的“业差性”概念,作为价值“差异性”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可以对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增大,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相应的收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但是,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政府有可能进行不当干预,经济制度有可能存在各种缺陷,所以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其收益也不是确定的,这意味着一种效率损失。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完善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

总之,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且,能够克服人力资本理论固有的一些狭隘性或缺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并且有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与宏观特征[J].政治和经济学评论,2011,(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14,224,228-229,193-195.

[4] 魏杰.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J].人力资本,2002,(8).

[5]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吴涛.论创造教育的本质[J].海南师院学报,1995,(4).

[8] 燕良轼.创造教育:中国21世纪教育改革的主旋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4).

[9] 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68-369

[10] 卫兴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0, (12).

[11] 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J].财经研究,2002,(10).

第7篇

[关键词] 基本医疗保险;总量控制;差异化分配;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840.6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20-0031-08

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规模是相对固定的,而支出规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出现医疗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超支风险增加,这对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的隐患。为了在宏观上避免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国民经济和职工工资的增长,各地医保经办机构等相关部门推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总量控制。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地方的基本医疗保险总量的增长指标确定后,如何合理地且有差异化地分配到各个医院呢?这个差异化分配不仅能让执行具体医疗行为的医方有自觉约束过度医疗的意识,还能促进该地各医疗机构的良性竞争。本文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这一方法,解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总量控制下的差异化分配问题。

1 层次分析法介绍

层次分析法是T.L.Saaty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和广泛应用的,是一种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它可以用于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生活中的决策过程,也可以用来进行分析和预报。政策制定者运用得当,不仅在决策时合理透明有效,而且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威力。

本文不对层次分析法中有关数学知识作深入介绍,有兴趣可参考文献[1-2]。以找工作为例,有4个工作机会供你选择:名牌外企,国有大企业、初创小公司、自己创业。如果偏爱收入稳定,那就选择稳定的名牌外企;如果希望发展空间大,不愿意遇到职业天花板,那就选择初创小公司;如果有冒险精神,不愿再打工,那干脆自己创业。但是这个决策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你可能几个因素都要考虑。对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分解一下,大致有以下几步:①是确定收入,发展空间,工作时间等因素在影响你选择工作这个总目标中各占多大比重;②是比较这4个工作机会之间的收入差异、发展空间差异、工作时间差异等;③是综合以上的结果得到4个工作机会在总目标中所占的比重,选择比重最大的那个工作机会。这就是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

接下来是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实施步骤:

(1)首先是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2)层次结构确定之后,就可构造成对比较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用两两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较阵,直到最下层。比如收入水平:福利水平=8∶2,收入水平:发展空间=7∶3,……这一步主要是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但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的方法充分参考人主观决策时的思维特点,比全部放在一个盘子里一起笼统比较要好很多。

(3)然后对成对比较阵做一致性检验,若不通过,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即重新做第2步。这一步把人主观判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能用数学方法表示出来,具体就是对于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通过之后,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即为权向量。

(4)最后计算各层次对于系统的总排序权重,并进行最后结果的排序或是决策。具体就是计算最下层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并按照组合权向量表示的结果进行决策。

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差异化分配中使用层次分析法时,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该方法简洁灵活实用,不需高深数学背景;可只利用上年的数据,比要用多年数据的精算模型所用数据量小;甚至可直接借鉴多个第三方精算模型的结果为我所用。这里面,应用层次分析法最关键的一步是用已有数据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2 统筹地区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的确定

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的决策基本上可简单参考几项宏观经济数据:

(1)统筹地区GDP增长:又分实际GDP增长和名义GDP增长。一般的统计数据只前者,但本项是以现价计,应该采用后者,即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最好不要超过名义GDP增长。

(2)统筹地区财政收入增长:若医保基金未设立风险基金,应考虑用财政收入弥补医保基金风险波动。即遇到大范围流行病等突发事件或重大政策调整,用医保基金外资金弥补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的不足。正常情况下,不考虑此数据。

(3)统筹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若参保面广泛稳定,则医保基金总收入跟本项增长率高度一致。量入为出,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最好不要超过本项数据。

3 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在各医院的分配

3.1 差异化分配的意义

在统筹地区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确定之后,就要实现这个约束目标。一般是两个方法:①是全年整个地方的总量都用这个指标约束;②是各个医院分别受这个指标约束。前一个策略一般会导致上半年的支出高于下半年,即造成前松后紧现象,让患者的正常报销行为人为地在年终受到抑制。后一个策略可以发挥各个医院的主动性,自觉地安排调度全年看上去随机的医疗活动,从而使得由各个医院构成的集体可以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但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反映各个医院的差异,没有更好地调动医院的主动性和形成促优抑劣的良好反馈效应。

所以一个自然的改进策略是:在统筹地区医保费用总支出增长指标确定之后,将这个增长指标差异化分配到各个医院。这个差异化分配不仅能让执行具体医疗行为的医方有自觉约束过度医疗的意识,还能促进该地各医疗机构的良性竞争。运用何种指标来执行差异化分配是个大问题,不仅要考虑医保的社会效益,还要照顾医院和患者的利益;不仅要制约过度医疗等的浪费行为,还要充分调动多方的积极性;不仅要尽可能考虑最多的量化指标,还要考虑历史和现实所能采集到的数据。

在多重因素的考量下,如何利用既有的数据,即采用各医院上年各种数据指标,来数字化评价各医院,进而差异化得出各医院的下一年医疗保险支出的具体增长率呢?层次分析法可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让人的主观评价参与到各个精细的量化指标中去,而不是笼统地给出宏观的主观评价。

3.2 T市的原始数据

表1是T市所有医院在2012年的基本情况和医疗医保基本数据,共计104所医院,涉及到4 118名医生,1 813 581人次门诊病人,162 931人次住院病人。医院包含三甲到社区医院各种水平。但表1的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他们在基本医疗保险上的贡献,比如社区医院看不了大病,但能满足附近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降低社会医疗成本;又比如某医院等级高,但医患关系紧张,社会效益差,那实际上医疗保险对它的评价应降低(不过目前没有医疗事故和法院不利于医方判决等相关统计数字);又比如大医院甲比大医院乙更考虑住院群众利益,住院费用(实际上最好分病种,但目前阶段没有这么细化的数据)明显更低,那后者尽管比前者医疗营收多,报销比例也低,但医疗保险投入更应该向前者倾斜。

3.3 转换后的数据

我们在运用层次分析法之前,将这些一手数据做了一些转换,使得转换后的科目更利于站在医保角度去比较。

(1)医生人均总发生额: 即单个医院的医疗总收入除以该医院医生数。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医院盈利能力越强,显然为平衡各个地区的医疗水平,促进社区等小医院的发展,医保不应锦上添花而应济困扶弱,所以增长指标应该向盈利能力弱的医院倾斜。负相关。

(2)报销比例:即单个医院的统筹总支付额除以费用总发生额。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医院医保目录内的用药行为多,值得鼓励。由于没有就医人群年龄分布的统计数据,所以暂时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这个医院的老龄患者比例较高,而导致的报销比例高。正相关。

(3)患者人均花费:即单个医院的总费用(门诊总费和住院总费)除以就医人次。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医院在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和过分医疗行为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需要约束。由于没有分病种费用的统计数据,所以暂时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这个医院遇到的大病种情况较多,而导致的人均住院费用高。负相关。

(4)住院人次占比:即单个医院的住院人次除以就医人次。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医院的病床数或等级越高,是社区医院的可能性也越小。增长指标应该向该比例低的医院倾斜,以鼓励社区医院的发展。负相关。

(5)医生人均服务人次:即单个医院的就医人次除以该医院医生数。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医院的服务压力大,相应水平也高,应给予正面评价。正相关。

接下来,对上述科目的数据做归一化处理,以方便在层次分析法中最后一层的成对比较。对负相关的科目,本文对其倒数做归一化处理,使得最后的数据都是正相关,即值越大,对应医院能得到更多倾斜。见表2。

3.4 层次分析的结构模型

对增长指标在每个医院的分配,应该考虑两个层次:首先是第一层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后是第二层次,经济效益下面细分若干科目,社会效益下面也细分若干科目[4-5]。其层次结构如下: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上述科目的数据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得到,或真实性不高。但是从已得到的数据转换后的科目看,有些科目已笼统地涵盖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而且这些数据可信度很高。基于上述两个情况,将已采集数据做层次分析。

3.5 层次分析的成对比较阵

4 不足及改进之处

层次分析法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在分析问题时层次化、数量化。但是存在不足之处,即主观判断的引入使得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即不同的分析人员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偏好之下,在进行成对的比较时赋予的是个人的主观值,最后得到的结论也会不同。但不论怎样,相比以前的纯主观凭感觉决策,层次分析法把主观印象数量化,并有一定的约束手段,技术上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另一个就是如3.4节所述,评价医院还有更理想一点的层次分析结构,但是由于数据采集方面的原因,没有采用这种层次结构。如果数据的来源更广泛周全,更合理可信,那么不仅模型更合理,本文后面的计算和结论也会在更好的基础上进行。建议以后的数据可尽量按照图2的科目来采集。

最后只拿出2个百分点进行差异化分配,是考虑到对传统政策要有一定的继承性。具体是对几个百分点进行差异化分配,有待以后采用别的方法进行评估。

主要参考文献

[1]Thomas L Saat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M].New York NY:McGraw Hill,1980.

[2]胡运权.运筹学[M].第3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孙兆泉.长沙市医保参保职工住院费用分析及其控制综合评价模型的研究[D]. 中南大学,2006.

[4]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第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