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1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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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创新 思考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可预见性极强，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从而让知识，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例如资本、企业等，实施“退出”机制，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因此，在制订区域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保持多样性，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④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不过，成功率较小。
参考文献：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1公共产品与公共卫生
所谓非竞争性(Non－rivalry)，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其公共产品的供给边际成本为零或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所谓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一种物品一旦被提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排除在该物品的消费过程之外，或者不能通过收费和其他机制将其排除在外。在卫生服务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共产品。例如，利用电视开办健康教育节目，这个节目一旦开播，收视区内的全部居民都可以收看并从中受益，而且未付费者收看节目也不影响付费者收看节目;又如，为控制血吸虫病而采取的疫区灭螺措施，这种服务一旦提供，疫区内的居民都降低了血吸虫病的感染几率，而且付费者享受到安全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未付费者也同样可以享受。因此，公共卫生服务如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卫生、环境卫生等都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由于未付费者和付费者同样可以消费并获益，所有人都会试图“免费搭车”。既然无论付费与否都可以收看电视健康教育节目，可以避免接触钉螺而减少血吸虫病的感染，那么作为消费者谁还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服务呢?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提供这类产品将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所以私人不会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公共卫生服务会处于极端萎缩状态或根本不会存在。由于公共产品消费人数的增加一般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且一经提供会有众多的人享受，所以从社会角度考虑，公共产品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率;然而，在市场机制下这种具有高经济效率和高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是没有人愿意提供的。所以在卫生领域中利用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服务缺乏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机制在卫生领域中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2准公共产品与基本医疗
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物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私人物品的特点是竞争性与排他性，“除了直接消费者之外，该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对任何其他人产生正的或负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它的一个生产单位，仅对应着一个消费单位，即仅供一个人消费。”由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可以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因此普通商品的买卖双方可以通过谈判形成双方满意的价格，这就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可能。基本医疗服务虽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特征，但如果把它看作个人消费品则是错误的。因为基本医疗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存在供方需求诱导，进而会导致市场失灵。医疗服务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垄断性，医生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更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治疗上一般持服从态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供方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兼具服务建议者和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生可以方便地实现诱发需求的目标。因此，用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二是基本医疗被社会公认为人人都应该得到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力资本包含健康资本和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医疗卫生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必然会在整体上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反之，不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则会使居民得不到必要的健康保护，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健康状况，最终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应优先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权利，当居民缺乏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时，政府就应给予资助。因此，基本医疗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
3外部性与卫生服务的正外部效应
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例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一部分人接种了麻疹疫苗，接种者患麻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同时社区内非接种者受到传染的机会也会减小，结果接种者受益，未接种者也受益。正外部效应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传染病的治疗服务，如果一个人罹患疟疾并就医治疗，那么除了他本人康复外，周围的人由于减少了被传染的可能性也将从中受益。具有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的经济学特点是:直接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要比其社会效益小得多。这说明在市场机制下，由于个别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之和小于总的实际效益，消费者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小于社会最佳需求量，从而社会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供给也不足［3］。因此，对于(准)公共产品单靠市场机制不但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需求和供给理论与医疗服务价格失灵
医疗需求是人们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对医疗服务的需要，它要求人们有需要的欲望并具有支付能力。只要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供求曲线就会受价格水平的制约。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均衡理论是建立在供求双方拥有价格、质量等充分信息、可以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必须具备4个条件:一是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二是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三是行业进退自由，四是供求双方拥有完全的信息［4］。然而，现实生活中医疗服务的市场供给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差甚远，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服务具有天然垄断性;同时，医疗服务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垄断条件下，垄断方索取的价格超过了生产的边际成本，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福利损失。如果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管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由于医疗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充满着不可预见性，要求医生在治疗前先同患者谈判，以形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是不现实的。此外，医疗服务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常运用非价格决策规则实施医疗行为。因此，如果医院追求利益最大化，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很容易利用垄断性和特殊性来牺牲患者的利益。医疗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5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医疗卫生公平性
在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充分且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达到最佳状态，市场经济就会显示出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在这样一个制度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有效率的，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变得更好”，竞争性的价格机制能使社会资源和技术通过最佳的组合生产出商品或劳务。但是，尽管帕累托效率颇具吸引力，也不能表明应该把它作为伦理标准，它的缺陷就是对公平问题的漠视，未能以是否公平作为效用分配的依据。庇古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任何增加穷人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的因素，只要该因素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导致国民所得减少，一般来说就会使社会福利增加。”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则中，社会公平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障的完善、社会民生的增进，都属于公平性的实现方式。注重公平同样有利于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6公共财政理论与市场失灵矫正
公共财政理论是以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考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以此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市场经济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只靠市场无法解决，即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垄断、信息不充分、市场不完全、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等内容，为克服和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就必须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政府。政府要弥补市场的缺陷，必须支配一定的资源，从而需要运用财政作为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介入经济，与市场互补，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失灵原则规定了政府及其财政的各项活动应限定在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为职责，即提供市场无法足够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外部性、自然垄断问题以及处理市场难以做到的收入分配公平等事务。这种职能界定避免了财政活动对市场不应有的干预破坏，充分尊重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保证了市场效应的正常发挥。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医疗卫生领域大量存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正外部性卫生项目，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只有正确区分医疗卫生的不同项目特性并加以区别对待，才能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7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在医改中的作用
为此，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要达到这一目标，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平均每年7.3%的速度。
如果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因此，到2020年，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1.27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立的指标，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过1.27万美元的门槛就已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然，1.27万美元和美国5.2万美元、德国4.5万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可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的经济体有13个，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其他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从二战到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缩小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的经济体只有28个。在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近180个国家一直处在低收入状态或中等收入陷阱中。我国无疑是幸运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跃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数量非常少。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并不在于自身的不努力。他们大都做了各种尝试，可是成功的少之又少。与此同时，从二战到现在，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因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用的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入手发展经济，而非采用当时主流的进口替代战略，直接去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当然，这并不是说违背主流经济理论来制定政策就一定可以成功，但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确实出现了“不灵”的问题。
反思发展经济学
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向市场经济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以“休克疗法”来推行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时很多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转型，结果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在上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面前，我们必须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为什么？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比如，不能回答包括诸如为什么有些国家是贫穷的，或是为什么根据理论的逻辑所制订的政策不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论做政策，其结果比原来还糟，那么，应该对相关理论产生怀疑、进行反思了，并思考可以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替论。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才从主流经济学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子学科。二战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发展经济学也应运而生。当时的主流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来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产业。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推行的都是这种经济政策，其导致的结果是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业体系，并确实有一段时间，通过投资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其后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时，就出现了“第二版”的发展经济学，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版本的发展经济学提出，应该让政府从市场退出，建立完善的、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向市场经济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以“休克疗法”来推行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时很多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转型，结果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就称之为“迷失的20年”。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根据这些理论来制定政策结果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及时反思理论本身，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式与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经济会最有竞争力，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就可以升级。
笔者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认为，既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就应该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有行为者都是理性的，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就是当一个行为主体面临选择时总会做出他所认为的最好选择。笔者想用这种方式来研究：为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他们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都并不一样？什么因素驱动了这些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如果按照这种范式进行研究，就是“结构经济学”。
但是，为什么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因为想将它区别于之前的“结构主义”。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也有先例。如道格拉斯・诺思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本该叫“制度经济学”，后来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有别于制度学派，所以就叫“新制度经济学”。
笔者想研究的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是由什么决定的，其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认为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的经济结构是内生的，取决于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
为什么发达国家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主导？因为他们劳动力相对少、相对贵，资本相对多、相对便宜。在可选择的产业当中，选择资本密集的产业因其资本相对价格较低，所以成本相对最低、最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同样的产业，则成本相对高，竞争力就不如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就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果所有的产业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更有竞争力，其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希望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劳动生产率水平就需要和他们一样高，产业结构也就需要和他们一样。但是，结构主义忘记了一点：要素禀赋结构。要达到像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需要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这还不是说在少数产业上，而是在全部产业上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资本相对短缺，于是，就需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使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所有量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带来产业结构提升，规模会越来越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会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必须要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二战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结构没有不断地提升和完善。笔者认为，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经济会最有竞争力，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就可以升级。随着产业升级，市场范围扩大，风险和交易量都会加大，这时就必须完善相应的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要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但这时有人就会问了：如果有效的市场那么重要，还需要政府做什么？因为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必须不断升级的过程。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有一定的激励，才会有人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
当然，他的成功并不只是由他是否有勇气第一个吃螃蟹来决定，还和是否具备匹配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关。这些并不是靠单个企业家自己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共同协调。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外部性进行补偿，并协调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除了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外，还需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
中国现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建立有效的市场，并根据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按照比较优势，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为了改进经济绩效。如前所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经济发展是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而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来说都很重要，因为需要政府来补偿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在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可以分为追赶型产业政策、领先型产业政策和退出型产业政策。
第一类，追赶型产业政策。追赶型的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政府要选择性地支持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的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行业要素生产成本低，有成本优势，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其交易成本，这些企业就有可能变成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产业。
无论是16世纪的英国追赶荷兰，19世纪中叶的美国、法国、德国追赶英国，还是二战后日本追赶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都选择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发展很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大约1倍的本地区成熟的、可贸易的产业来追赶。
为什么必须与其追赶对象有相近的要素禀赋结构？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相同，比较优势就相同。通常意义下，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如果是农业，必须要有相同的自然资源条件。如果是制造业，则只要看人均收入水平即可，因为人均收入反映的是人均资本的拥有量。一个国家如果连续二三十年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资本一定会积累得非常快，工资上升也会非常快。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变成与其发展差距不大的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
根据上述思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制定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六个步骤：
第一步，找出那些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高出本国国内1倍甚至2倍的国家，或者是在此20年前收入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国家。从这些目前发展非常好、符合上述特点的经济体来看，他们成熟的比较优势产业就是我国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
第二步，了解了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后，要看一下国内有没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如果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其要素生产成本应该低于参照国相关企业的成本。若无法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一定是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过高，政府就应该帮忙考察到底哪些软硬基础设施造成了高交易成本问题，为企业解决这些瓶颈限制。
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或出口企业很少的产业，可以向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寻求外商投资，消除他们来投资的瓶颈限制，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
第四步，除去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行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发现，并为已在新行业里获得成功的创新企业的扩大规模提供支持。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色资源或者是新技术产生的新机会。如果有企业家已经发现这种机会，政府也应当帮他们解决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瓶颈、受到的限制，让产业的发展从新技术和本国特殊的要素禀赋中受益。
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解决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差的问题，以吸引外商和国内企业投资，鼓励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必须对先行企业有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外部性的补偿只需要很少的资源，比如给予有时限的税收优惠、优先贷款权等。传统进口替代战略产业政策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补贴的量大，而且，即使建立起来，也需要有补贴才能生存。而这里所说的补偿只针对外部性，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第二类，领先型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上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像我国这类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国际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必须依靠自主研发。自主研发需要有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直至今日，发达国家的基础性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美国的国家健康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但是，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因而需要进行有选择的支持。当这些发达国家在基础科研上有突破了，新产品的开发则基本上是由企业来做。企业在做的时候，政府并不是完全不给予帮助的。政府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产品研发之后的采购环节。通过政府采购，可以帮助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处在国际尖端或者接近国际尖端的产业。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像发达国家那样，对这类产业相关的基础科研提供帮助，支持大专院校，或支持由行业形成的平台进行技术知识的研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国外在基础科研上的突破，结合国内市场的特性来研发新产品。对此，政府同样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对相应的研发或采购予以支持。
第三类政策，关于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退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产业因为资本积累、工资水平提高失掉比较优势。政府应创造条件，鼓励其中一些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转向附加价值高的研发、市场渠道管理和品牌等领域；或帮助他们将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利用当地劳动力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创造企业的“第二春”，将GDP扩大为GNP。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 供给 需求 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刺激需求；经济效率；财政手段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选择逻辑
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总供给的减少，因此拉动经济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期，而整个国际环境并未衰退时，经济衰退国家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来拉动本国总产出。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本币贬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关税、加大出口退税额度、对外贸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则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刺激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但由于处于经济下滑期的居民消费全面萎缩，因此刺激内需的主要路径选择是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钢铁、建材、煤炭、能源等，从而形成一个宏观需求拉动总供给的逻辑链条，以此实现经济复苏，缩短经济周期。
二、金融学理论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规范研究
金融学历来被视为远离宏观问题的科学，金融学的许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问题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某些金融学结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释。比如，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对企业资产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时，关于投资决策的理论就被莫迪利亚尼认为是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问题里来的。下面，我们就沿着MM的思路，运用其中的有关方法，来说明政府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复苏的标志是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而非产出总量
根据金融学理论，经济体发展(或好转)的评判标准是市场价值的增长。而非产出总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产出量为准则的评判标准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仅以GDP为例，政策决策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并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通胀因素、国际能源价格突变因素等。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一方面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确实经济下滑”的现象。而以市场价值为准则则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市场价值都隐含着不确定性的预期；二是市场价值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隐含着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是政策决策的可靠依据。而总产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期末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说明未来产出变化趋势。
但是，经济体市场总价值的增减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经济永远以效率为基准。结合经济体的市场价值，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应该是单位投资量创造价值的不断提高。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真正标志。
(二)政府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产出效率
假设经济体当前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当前总投资量为W，年产出价值Wr，则其市场价值为V=Wr/r=W，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为V/W=1。现在政府决定由政府投资来刺激内需，总投资量亦为W，所投资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则年产出价值为WR。投资后经济体的总价值为V=Wr+WR/r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为V/2W=r+R/2r。当且仅当R≥r时(即政府投资项目的产出效率高于现有经济体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实现经济的复苏。反之，如果R≤r，则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说明政府投资不但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加快经济下滑。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取决于所投项目的产出效率，而与其他变量无关。
三、金融学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金融学对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学理论――资产复制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套利定价模型(APT)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套利定价模型，任何一项资产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ij=α+β1Ijl+β2jl+…+β nIjljn+εj。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理解为各种头寸的组合，则说明资产的某种头寸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头寸的线性组合加上一个误差项复制而成，这就是资产复制理论。
根据资产复制理论，金融学家曾将历史上某个时期美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复制，他们选择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构造一个与该项目在同一时期内预期收益与相应风险完全一致的投资组合。构造完成后，研究人员重新打开这个组合时却发现。组合头寸中包括了诸如梅西百货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空头头寸。也就是必须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时的美国百货零售行业和消费品行业恰是经济衰退期效率最高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内需，并以此拉动经济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把资金从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到效率低的产业，因此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反而使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中。这个研究的结论不仅与前述规范分析的结论相同，而且也与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四、经济衰退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指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在于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的提高”这一本质，片面强调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忽视了政府投资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下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激励高效率产业发展
经济衰退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一些无自主知识产权、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占据太多的稀缺资源，一方面没能给社会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某些新兴产业(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阻滞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复苏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减少低效率产业比重，加大高效率产业比重。
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存在市场制度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政策倾向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因此，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尽早完成政策倾斜转型，以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高效率产业，制约低效率产业。
(二)适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运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
从金融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视为其所从事产业发展的看涨期权，标的物即为该产业的产出能力，税收无疑是这项标的物的“分红”。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红降低了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任何税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业所在产业产出能力的价值。根据这个原理，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首先，对于高效率产业实施降低税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阳产业的发展初期可以实行税收补贴。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该产业；其次，对于低效率产业采取加大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业的价值，迫使社会资金流出，转向更高效率的产业。
(三)政府适度投资
关键词：存货会计政策选择成本流转假设经济后果
一、引言
存货是指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用于销售的商品及以销售为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和物品。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存货都是一项重要的流动资产，为了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要采用适当的途径、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对存货进行准确地计量。运用不同的存货计量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如下目的：确定期间净损益。存货计量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将存货成本与相关的收入相配比，相对较为真实、准确地确定企业每一期间的净损益，作为缴纳所得税及进行相关收益分配的基础，维护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衡量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存货的价值一般被假定为拥有某些特定资产企业的价值与不拥有这些特定资产的企业价值的净差额。企业经常重置存货，其价值接近于其重置成本，而那些不持有就会导致产量或销售额下降的存货，其价值可能会高于其重置成本，但有些存货的价值可能又低于其重嚣成本。因此，存货计量的目的就是要使计量的结果能够解释并能准确地确定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在于向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具体到存货项目是企业不仅要提供预测企业销售存货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入量，还要预测重置以后会计期间销售存货所需的现金流出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将存货的成本在已销存货和期末库存存货之间进行分配，本文将比较各种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以便从中选择出最恰当的存货会计政策。
二、成本流动假设与存货会计政策分类
(一)成本流动假设存货成本可分为实际成本与非实际成本，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也可分为实际成本计量方法与非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包括具体辨认法、先进先出法(FIFO)、后进先出法(LIFO)、加权平均法等，非实际成本法包括计划成本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毛利率法和售价成本法等。在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的期末存货就相当于流入流出相抵后的“池中蓄水”，本期期末存货结转到下期即成为下期的期初存货，下期继续流动；就形成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存货流转。企业要生产经营就要保持一定的存货量，正如利特尔顿在谈到企业经营活动循环时所讲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会计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川流不息的企业交易流。企业通常在期初开始时就拥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当期还要再采购或自制一定数量的存货，已有的存货加上可利用的存货就等于公司可以用于对外销售的存货，在某一会计期间，这些存货要么被出售，要么成为企业的期末存货。企业的存货流转包括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存货的成本流转应与其实物流转相一致，即购置存货所确定的成本应随着该项存货的销售而结转。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企业存货的进出数量很大，品种繁多加之存货的单位成本多变，存货的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很少相一致，人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转顺序确定已销商品和库存商品的成本，这样就产生了存货成本流转假设。
(二)存货会计政策分类在一个会计期间公司往往有多次采购活动，且同一单位存货的采购成本可能各不相同。那么在会计期末，期初存货和本期采购存货的成本哪些应作为期末存货、哪些应作为已销商品的成本，企业会计准则通常允许用几种不同的会计方法确定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这些方法产生的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结果也各不相同。
(1)具体辨认法。该方法是唯一的能使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最接近或相吻合的存货计价方法，便于实现特定成本和特定收入的配比，因而最符合配比原则。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方法所依据的假定是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尽可能地划分为若干个存货项目，分别进行配比并计算损益，这种作法符合传统会计的存货成本分配目标。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存货的种类众多、流动频繁，要具体辨别出各个存货的实物流动和成本流动的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对于与不同质的许多批次相联系的联合成本，要做到合理、精确地分摊非常困难，同时对分摊标准的确定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次，这种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因客户购买的随机性和管理当局的偏好而变化不定，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最后，对于同质而不同价格的存货，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单位成本，以增加或减少已销商品成本，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2)先进先出法。此方法的优点主要有：一是最符合逻辑的存货计价方法。正常情况下企业都想先销售存货中持有时间最长的商品，易于变质和过时的商品更是需要按照先进先出法方式处理。虽然《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存货成本流动必须符合商品的实物流动，但该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确实与商品的实物流动观念相一致。因此，对于许多种类的存货而言，FIFO法和具体辨认法得出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都相同。二是先进先出法较为简便易行，无论是用于期间盘存制抑或是永续盘存制，相比而言都较为省事简便。三是先进先出法较为客观。与其他存货成本流动假设，特别是和LIFO、具体辨认法相比，管理当局不能任意选择存货计价，可以减少操纵存货成本和利润的可能性，从而可以保证存货计价和售价成本计算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便于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和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比较。四是在先进先出法中，期末存货成本是基于最近的采购成本。因此，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价值更接近于当前的重置成本，特别是当企业的存货周转较快、期末存货分摊的大部分成本都很接近于近期采购成本。与其他存货计价方法一样，先进先出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该方法把大部分近期成本都分摊给了期末存货，相对而言非当期成本或过期成本都分摊给了已销商品，在物价上涨时会高估企业的当期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当某一会计期间的采购成本或存货数量急剧上升时，用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相对较高的销售收入进行配比，往往会高估企业的利润和存货价值，造成“虚盈实亏”。用相对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前收入相配比得到的利润数形成通货膨胀下的存货持有损益，但持有损益通常是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其次，存货持有损益产生于存货价格上涨期间，是较低的、过时的存货成本和现时存货重置成本之间的差额。当管理者为了掩饰当前存货采购成本增加的事实而提高商品的售价时，因使用FIFO而产生的存货持有损益能招致误导性的利润和现金流量信号。FIFO忽略了存货重置成本的价格较高这一事实，因而这一包含存货“账面利润(即存货持有损益)”的利润数并非真正的可以向股东进行分配
的利润，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最后，先进先出法下的净损益包括正常经营损益和因存货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持有损益，财务报表无法将两者分开披露，容易误导使用者。
(3)平均成本法。平均成本法是一种较为中庸的存货方法，其优点和缺点与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不同，如该方法确定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大小处于FIFO和LIFO中间。无论存货采购成本是上升或是下降，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都处于FIFO和LIFO之间。然而它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更像FIFO而非LIFO，事实上当存货周转率较快时，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存货成本如同FIFO一样接近于当前重置成本。平均成本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实用性，该方法只在月末计算一次加权平均单价，易于使用，也比较客观。此外，相对而言，平均成本法也不像具体辨认法和uFo那样易于被人为地操纵。即使如此平均成本法仍然还是有缺点的，如该方法既不反映当期收入与成本的配比关系，也不反映按现时成本对资产负债表中存货进行的计价；再如该方法不符合存货的实物流动，而是与之相悖。简均法有时会导致严重的价格偏离，但平均成本法还是以其简便易行而在不少企业中得到推广。
(4)后进先出法。此方法是一种最有争议的存货计价方法，其缺点和优点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其一，后进先出法用最近的存货成本和销售收入进行配比，能够恰当地反映当期收益。特别是在存货的采购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存货周转率较慢的会计期间这一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此方法下已销商品成本并不等于其重置成本，可能只是近似于其重置成本，因此，该方法可使存货的持有损益最小，在存货价格上涨期间使用LIFO报告的净利润可能更接近于可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数量，有利于资本保全。其二，在物价波动不稳定的情况下，LIFO可以人为地平滑利润，避免企业损益的剧烈波动，以提高企业收益预测的可靠性，降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进人们对企业管理绩效和声誉的信任。其三，该方法因对存货的计价比较稳健，因此计算各项偿债指标比较真实，有利于保护债务契约中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受到债权人的欢迎。其四，在存货价格上涨及存货数量并不下降的情况下，LIFO可获得相对较低的报告净利润，并可以通过降低应税利润而永久性地递延所得税。从企业管理当局的立场看，消除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是LIFO最主要的优点。事实上，在通货膨胀期间，节税利益才是LIFO得到广泛应用的最主要原因。其五，LIFO使企业的净损益比较符合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真实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虚盈实亏现象，有利于企业的再生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会计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服务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一种体现。其六，IRS的“LIFO遵照规则”要求，为了节税目的采用LIFO法的公司，在其对外财务报告中也必须使用LIFO。尽管它可以通过降低应税所得获得递延纳税的益处，并且使用LIFO也可在公司对外财务报告中较其他成本流动假设降低报告净利润。从(表1)可知，当全世界都普遍采用FIFO和平均成本法在时，美国是唯一的广泛应用LIFO的国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国家并不允许采用LIFO(如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允许为会计目的采用LIFO，但不允许为节税目的采用该方法。后者增加了在存货采购成本上涨期间采用LIFO法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节税的可信性。从国际范围内看，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建议为了财务报告目的应取消LIFO，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也取消了该方法。笔者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存在着较大差异，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或取消后进先出法都是不足取的，而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本国企业特点的会计政策，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是否选择后进先出法是企业自己的权利。
三、企业存货会计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当存货的价格在一个会计期间是按同一方向变动时，在以成本为存货计价基础的情况下，上述各存货计价方法对本期净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由于“本期可供销售的存货成本=已销商品成本+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因而，存货价格的变动不是影响“已销商品成本”，就是影响“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在有些国家，上述各种成本假设都是公认会计准则所承认的，如果物价水平不变，则不论选择任何一种成本流转假设所得的损益结果都是基本相同的，但上述理论分析都是针对物价水平变动的情况而提出的，因为物价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与企业的现实经营活动实践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上述存货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对资产负债表即财务状况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是说明为实现未来成果的现存手段资产”，“负债表的有用性是对当时的可偿付债务的资产、待支付债务或净清偿价值的表述”。在FIFO法下，期末存货按照近期进价计算，比较接近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使资产负债表较为真实合理；在LIFO法下，期末存货是按较早期的采购价格计算的，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差别较大，因此LIFO法计算的存货数偏低，即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价值被低估。运用这一存货数值计算的相关财务分析比率也受影响，如存货周转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就会被歪曲。亨德里克森提出反对LIFO法观点的理由之一是，“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存货价值是过时的，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反映过去期间存货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二)对损益表即收益质量的影响在FIFO法下，用早期较低的存货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就会高估或虚计利润。若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分配股利等，会使企业因难以重置同等数量的存货即企业无法进行实物补偿，使企业无法在原有的规模上持续经营，造成过量分配，不利于资本保全，从而会削弱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相反，在LIFO法下，以最近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产生的利润数额，可以恰当地解释、评价和预测企业的经营成果，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和分配股利就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由此可以看出，各种存货会计政策对损益表影响的主要差别在于时间性，即存货成本在什么时候由资产摊销、转化为费用。在上述存货计价方法中，按稳健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依次是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具体辨认法最接近于真实状况。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FIFO法使存货价值和企业损益达到最高水平，其次是加权平均法和LIFO法；在物价下降时则相反。在物价持续上涨及不动用期初存货的情况下，LIFO法使当期已销商品成本最高，企业的损益降剑最低水平。
(三)对税收成本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在LIFO法下，由于低估了期末存货成本而多计了已销商品存货成本，就减少了本期应税利润从而也减少了税收成本LIFO因节税而减少了现金流出量，与其他方法相比，增加了当期的现金流量，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转状况。从此意义上而言，企业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税收负担，相当于企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笔者认为，企业因采用不同存货计价方法对报告收益的影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影响，并不能反映企业财富的任何变化，所得税支出才是对企业的真正影响。
(四)对经营者业绩及其报酬的影响在每一份重要的收益表后面都有相当数量的利益关系，不少企业的激励机制都是建立对经营者业绩考核基础之上的，而选择何种存货会计政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显著的影响。一般来讲，FIFO能高估经营者任期内的利润水平，获得较多的短期利益，实现经营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LIFO则相反。“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