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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是劳动力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现。
意义：
1、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还可以说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163-01
国内对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收益与成本，主要是从劳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方面来展开。
1从微观层面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的研究
1.1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体成本角度
龚莉（2006）认为从流动者个体的角度来看，实施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前者包括流动费用，主要是交通费、搬家费、住宅费、一些政策性收费（包括办理证照费、计划生育费等）、寻找工作的信息费用，以及流动时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养老金的损失两个主要部分；非货币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成本（流动和寻找新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特定地点的资产放弃（如资历、放弃客户、离开家人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歧视）所形成的心理成本两部分。堪新民（1999）认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风险成本这五个方面。Zhaoyaohui（1999）认为迁移的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的直接花费，包括迁移过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这一成本一般与迁移距离有关。对迁移者来说，更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劳动力若不迁移，从事其他活动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沈卫平（1995）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资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对城市职工主要指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对农民主要指市场准入成本，如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证卡发放制度等；（3）专业培训成本；（4）风险成本，指劳动力对流动后未来收益预期不准确，而可能承受的损失；（5）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6）放弃与获得闲暇；（7）增加收益的较多机会；（8）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等。
1.2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认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高。吴克明，田永坡（2008）从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提出了一种剥离教育收益率的计量方法，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劳动力流动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吴江，肖寄斌（2006）认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劳动力收入，根据估算，劳动力产业间流动造成的收入增长占人均总收入增长的4/10。我国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动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确实增加了我国农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军，由磊明（2003）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出发点，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义为人们为弥补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损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种有形的补偿。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加了劳动者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出，一方面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输出劳动力汇款方式的资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所以根据传统理论的观点，在“刘易斯意义”的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劳动力输出对于输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国忠金（2005）认为劳动力的群体流将逐渐融入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中，从而形成一个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体。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融合将更加刺激社会中各种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孟凡友（2003）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业机构的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等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包括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货币性收益，即劳动力流动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等；非货币收益，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成熟发展等。唐钅广（2002）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是企业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劳动力供给方的剩余减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减少的部分，当地社会总福利呈现增加的趋势。
3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及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还是只停留在理论方面的规范研究，对于实证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适当展开问卷调查，获取详实数据，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研究工具，对数据做出科学分析，为理论研究的结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吴克明，田永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收益率:理论与实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11）.
关键词：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
本文为教育厅课题（SK2012B184）的阶段性成果；院级课题（2012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5日
一、产业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条件
中西部地区之所以一直摆脱不了“三农”问题的煎熬，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水平低。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刚巧给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机遇。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解决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要解决中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首先必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寻找出路，这是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决定的。
1、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使农业生产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出来，推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及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提升了农业人力资本。2005年在农民粮食总播种面积中，机耕面积占60%，机播面积占40%，机收面积占30%，机电灌溉面积占25%，这种大好的形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由于务工收入的增加，导致务农机会成本的增加，所以为节省时间增加务工收入，采用机械化操作迅速完成农业生产便成为必然，同时务工收入的增加也使农民有经济条件支付机械化操作的成本或者自主选择购买一定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
2、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根本原因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是迫于经济的压力，希望通过外出务工而改变现状。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农民的收入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外出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近几年由农民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如果考虑由于农民工外出接受的新观念及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经营收入增加的影响，那么农民工流动带来的收入效应将更大。
很多研究都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至少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收入增长正相关，即劳动力流动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负相关。
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也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家庭贫困之间的负相关确实存在。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有迁移人口家庭贫困线人口比无迁移人口家庭低2.2个百分点，低收入比重低3.3个百分点。
（二）产业转移能够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能力。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此次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不仅可以扩充当地的就业容量，而且会经由一系列的传递扩散机制，增强整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具体而言，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将直接增加转移产业的生产能力，扩大该产业的规模和市场份额，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现阶段的产业转移出现集群转移的趋势，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便可以积极引导相关产业在区域上集中，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促进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同时，中西部地区原有的产业因相关产业的承接也可能面临更优的发展条件。总而言之，中西部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强自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能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物质基础。
二、产业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是一个互利双赢的选择。不仅会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升级，而且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有积极的作用。
（一）产业转移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至今日，东部各省的经济结构仍然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大多数企业仍然实行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低，但这种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保持竞争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终究会走到终点。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是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
1、产业转移为优势产业发展腾出了资源。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企业生存面临困境。而东部沿海地区需要转移出去的大多是资源密集型的、资源投入产出比低的产业，这有利于解决资源稀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限制。如此能集中资源发展高端产业，为产业转型升级释放足够的空间。例如家具制造、服装鞋帽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用了广东25%的土地资源，但仅创造了8%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将这类产业或者其中对资源占有率高的制造环节转出珠三角，就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高附加值产业的生产中，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资源得到最优使用。
2、产业转移为优势产业发展释放了环境容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的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环境容量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但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调查发现，环境问题普遍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诸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环境容量超负荷等。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总之，东部地区继续发展的环境空间已十分有限，甚至已经到达极限，而中西部地区开发强度较小，环境容量相对宽裕。因此，东部地区一些环境依赖型的产业可以适度转移到中西部，以为优势产业的进入和发展释放环境空间。
3、产业转移可以减轻东部地区的人口压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劳动力。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约1，400万人，占流动就业总人数的65%。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约12，000万，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近5，000万，东部沿海地区是他们主要的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外地流入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带来诸多问题。所以，东部省份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其中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可以降低人口压力，提高人口平均素质，为发展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
（二）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面临着良好的政策环境，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又为中西部地区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的方略。
1、技术扩散效应。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水平较中西部地区先进，虽然转移出的产业在当地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可能还是相对先进的产业，产业转移过程伴随的生产技术一般也较中西部地区先进，这样转移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便发生作用：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2、关联带动效应。产业关联是指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主要包括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通过产业关联效应的发挥，东部沿海地区转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将带动当地关联产业发展，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各产业发展状况，间接地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作用，并促进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3、优势升级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资源、劳动力密集而技术层次低的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先进产业比重小。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产业的转入，必然会迅速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状况，推动中西部区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形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升级创造机会，提升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层级，改变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的低地位。
4、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东部相对先进产业的移入，会直接促使中西部地区采用先进技术的行业增加，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东部相对优势产业的转入，将会给中西部地区带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它会作为“扩散源”，推动原有的低层次产业实现转型提高，使整个产业的技术集约化程度提高，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
2005年按照户籍人口登记计算的我国城市化率为27.7%，而实际城市化率是按照地域常住人口登记的，2005年已达到43%，两种统计的差别高达15.3个百分点，差额部分即为外来人口。而我国现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显得更为重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劳动力流动对GDP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与城镇经济中的各种资本形式结合，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为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在1978～1996年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结构变革的推动，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改革开放后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9.4%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贡献了1%；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贡献了另外的0.5%。蔡等经过研究得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20.23%得益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推动的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则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将更大。
（二）农民工是城镇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分别占到了58%和52%；在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68%和80%，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民工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填补了城市就业中的空白，他们拾遗补缺，从事的行业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从事的大都是家政、建筑、水暖维修等一些处于职业金字塔底端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分工合作的层次，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便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村劳动力进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降低了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使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增强，有力冲击了城镇企业原来的用工制度，促进了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关键词】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提出
从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推进城乡生产分工，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托达罗在对战后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就业进行分析后指出，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时，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也在不断加剧。这一矛盾现象用已有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因而他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现象，新的迁移者很难马上找到他所期望的高收入职业。迁移者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初期或者完全失业，或者在“传统的”或“非正规部门”找到一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当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做出迁移决策的时候，必须在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业或就业不足之间进行权衡。
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M=f（d），f’>0。其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按照托达罗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下：d=w*π-r。在这里，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π表示就业概率。在这个前提下，如果w*π>r，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迁移。当w*π=r时，对农村劳动者来说，到城市去和留在农村预期收入没有差别，这就意味着城乡劳动力达到了均衡状态，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将停止。不过这只是对尚未迁移的劳动者而言的事前均衡，对于已经迁移到城市的劳动者而言，还有在正规部门就业与在非正规部门谋生的区别。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有可能抱着将来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希望继续留在城市，也有可能失望地回到农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城市失业率将降低，上面的均衡将被打破，从而引起新的劳动力迁移，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wf远远高于农村收入水平r，所以，即使失业率u很高，即使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城市的预期收入w*π仍有可能高于r，吸引着农村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源，给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与中国城市化的矛盾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政策含义就是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就业的实际状况，托达罗认为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以往人口流动理论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是取消一切人为地造成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措施；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把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同农村的发展结合起来，缩小城乡差别，减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三是通过增大劳动流动成本，减少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等手段增加劳动力转移的困难程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几十年中，曾经采取了诸如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户籍制度等措施来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不自觉地符合了托达罗模型的建议。但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却导致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17.92%，而三十多年后的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1.27%。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严重滞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相对耕地资源减少；农业的活劳动成本日益上升，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田的整合程度很低，农业生产规模太小而不经济；乡村工业化带来分散和大面积的“三废”污染，并且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地治理；乡镇企业由于基础设施、市场、交通等制约因素，外部不经济，而且达不到规模经济；日益增长和分散居住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等。
近些年来，我国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失业更加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城镇二、三产业，还是农村乡镇企业，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大多都走上了密集使用资金和技术的道路，劳动力的使用更多地被资金和技术所替代，从而使就业岗位的提供相对下降。按照托达罗的理论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规模应该要减缓才对，但是在我国，这一步伐却并未有所停滞。这一状况只能从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一特殊的事实做出解释。一般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的过程，它往往与工业化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关系。然而中国这几十年来城镇工业化的步伐并没有使城市化的发展做相应的跟进，而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乃至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二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并未随着工业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这样的一种格局，只能意味着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农村人口必然会向往城镇良好的公共设施，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当束缚乡村人口的一些条条框框去除以后，农村人口仅仅本着一种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愿望，也会在机会适宜的时候向城镇涌去。在这样的“民工潮”的涌动下，“城市病”和“农村病”也相继发生，这也是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特色所在。
三、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对策
托达罗模型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依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既要妥善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不阻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结合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异
目前巨大的城乡收入差异，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动力。国家应将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与城镇工业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采取各种措施尽快消除人为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取消各种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从而使农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此外，应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的力度，主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改变过去单纯发展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和“绿色农业”，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容量。此外，还可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大批过剩劳动力组织去修公路、修水库、水渠、河堤、江堤，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子孙后代造福。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吸收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稳定农业生产，更好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
劳动力素质越高，就业的选择就越多，机会就越大。对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提高其综合素质，帮助其更好的就业。应当完善农村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农村教育的经费来源。继续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从整体上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确保广大农村适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此外，还要从农村教育的实际出发，加快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高等教育，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提高农村新生劳动者和现实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农技应用能力，以适应市场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调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结合市场需求和输入地企业的要求，重点加强对农民工对口职业技能培训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层次、领域，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三）加大兴建小城镇的力度
小城镇的建设，对于扩大城乡交流、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所有制方面来看，小城镇一般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这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可以是小城镇各行各业的业主，也可以是各行各业的打工者，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从产业结构来看，由于小城镇一般地处交通要道，是当地经济中心、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小城镇具备了发展工、商、服务等行业的良好条件，而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便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较好场所。如果小城镇得以良好地发展，既能帮助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又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可谓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开展，我国经济已进入总体小康门槛，开始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国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全面扩大，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极大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该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从开发农村劳动力需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着手，既着眼农业一农村内部潜力挖掘，又积极培育新的转移载体，努力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渠道，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子。
对策之一：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发展现有城市，扩大现有城市规模，融资便利，资金聚集容易，扩张速度快，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能为农村劳动力进城经商务工提供极大机会，也为城市就业增加岗位。二是要特别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面临如此巨大剩余劳动力数量，全部靠发展现有大中城市转移劳动力，也是不现实的。发展小城镇，农民融入容易，进入成本低，承担风险能力强，是原城市体系外新增加的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的载体。而且白纸好画蓝图。只要突出特色，加强引导，小城镇发展本身有很强体制创新、规划创新意义。同时也便于实现城市文明梯度辐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现代文明水平，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小城镇是个大战略，是篇大文章。发展小城镇要长远规划，不要急于求成、求大、求全，要集中重点发展县城的少数中心镇与发展乡镇企业、乡镇工业园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和农村社会文化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着重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而且三产业门类，内容丰富，投资少，能广泛承接各层次劳动就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容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
对策之二：要继续大力推动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全部依靠城市工业、城市三产业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不现实的。发展乡镇企业是长期稳定的、有序实现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之一。发展乡镇企业要在新的形势下，改善原有的发展模式。一是要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与发展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节约土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乡镇工业园要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长远规划，科学调整，有重点开发，从根本上解决原乡镇企业“乡乡开花，村村冒烟”、分布过散、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问题。二是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样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变化了的需求，又特别有利于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效益，实现乡镇企业以与城市大工业竞争资源、不具备竞争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不大的项目向有比较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较大项目转移。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农产品加工产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是一个有相当潜力的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三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积极引进与现代企业发展相关的新的要素，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质，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变乡镇企业产权不清、家族式经营、管理落后、技术陈旧、人才缺乏的状况。四是要继续坚持国家政策扶持指导。要明确相关政策鼓励有关项目、产业、资金、技术向乡镇工业园转移，重新培育乡镇企业发展优势，为高效益、低成本转移农村劳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策之三：大力发展城乡劳务经济
劳务经济就是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以务工为手段，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劳务经济一是要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要抓住发达国家劳务需求量大、国际经济合作一体化发展和我国已经入世的机遇，开展境外劳务输出，拓展输出行业。开拓国内市场，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特别是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二是要取消不必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按市场经济要求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三是要改进劳务输出工作的组织，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一体化劳务输出组织。通过以建立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职业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四是要充实农业劳动等部门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管理职能，在国家劳动政策指导下，加强劳动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劳务中介组织管理、技能培训、维护农民权益等工作，推动农村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对策之四：深挖农业内部潜力
稳定农业发展，最大限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内部转移，或者是最大限度调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要采取最严厉措施，加强耕地保护，坚决制止当前乱建开发区，滥占、耕地现象，并高度重视现有水资源合理利用，维持和保护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基本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和畜牧、水产等其它产业，向农业的广度进军。同时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组织农民积极保持和扩大国外农产品市场，达到通过大量出口农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劳动力农业就业目的。三是要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提升传统农业。我国传统农业讲究精耕细作、物质循环、自然繁育，经过有效提升能够满足人民追求农产品安全、风味、特色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而且传统农业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大量吸纳农业劳动力，农民有一种技术、资源、经济上的天然适应性。四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也是一种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积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
对策之五：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是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最根本手段。健全教育体系，一是稳定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规模。高中、高校扩招，可以有效推迟劳动力就业年龄，增加国家人力资源积累，更重要的是通过高考上大学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了农村部分劳动力转移问题，并使农村青年和城市子弟获得一种制度上的就业平等；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各种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要。要建立劳动预备制度，使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造的学生，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要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引导原有中专、大专和社会有关资源积极面对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完备初、中、高合理搭配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转变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建立学校办学与市场需要更紧密结合机制，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尽快获得就业岗位。三是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短期、专业性质的劳动力就业学校，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劳动力输出提供有效教育培训服务。
对策之六：积极推进相关改革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劳动者必须一无所有，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我国的劳动力又具有本国的特点，大部分的劳动者都能满足拥有人身自由的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人民所有，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比如在农村，农民就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目前的政策还不允许自由转让土地，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存在着市场化运作、非市场化及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半商品性的特点，劳动力夹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可以互相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这种半商品性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有着比较强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纳性及我国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回流。
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 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 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 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 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