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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商贸系统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港口物流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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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贾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贫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贾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引言
功能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较实用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过程应该从语用的层面开始,先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即是说纪实性翻译还是工具性翻译),然后将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现的内容和那些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心理期待、交际需要、媒介条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内容区分开来。分析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是考虑的焦点。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学员认识问题,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Nord,1997)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贸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贸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贸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2、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译员培训中有关功能方法论的着作。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翻译只是翻译多种形式的一种。因而,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 )。Vermeer认为目的法则是:每个文本为某个目的所生产,并应该服务于该目的。译文的接收者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译、日译、讲话和写作必须让你的文本在使用场合能对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从属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翻译要求,它是由发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译者本人)给定的。翻译要求规定需要什么样的翻译。至于原文,他们认为只是一种信息源,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面对意向受众,功能策略便可以解决翻译问题。
该理论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创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范式。该理论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认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它反映出了翻译的三个性质:目的性、交际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译理论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将文本按功能主要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贸文件主要属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传达商贸交际信息。因此,功能翻译理论适合于商贸翻译的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对于商贸翻译教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功能翻译理论与商贸翻译教材建设
论文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商贾翻译;商贸翻译标准;商务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贾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贫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贾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引言
功能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较实用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过程应该从语用的层面开始,先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即是说纪实性翻译还是工具性翻译),然后将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现的内容和那些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心理期待、交际需要、媒介条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内容区分开来。分析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是考虑的焦点。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学员认识问题,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Nord,1997)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贸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贸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贸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2、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译员培训中有关功能方法论的着作。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翻译只是翻译多种形式的一种。因而,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 )。Vermeer认为目的法则是:每个文本为某个目的所生产,并应该服务于该目的。译文的接收者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译、日译、讲话和写作必须让你的文本在使用场合能对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从属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翻译要求,它是由发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译者本人)给定的。翻译要求规定需要什么样的翻译。至于原文,他们认为只是一种信息源,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面对意向受众,功能策略便可以解决翻译问题。
该理论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创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范式。该理论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认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它反映出了翻译的三个性质:目的性、交际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译理论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将文本按功能主要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贸文件主要属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传达商贸交际信息。因此,功能翻译理论适合于商贸翻译的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对于商贸翻译教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功能翻译理论与商贸翻译教材建设
关键词：国际商务；人才市场；需求结构
人才是黑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而经济的发展又创造了更大的人才需求，两者已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给黑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给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黑龙江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4个中心的建设对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现状进行分析以及对未来10年国际商务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现状
本项研究是根据企业不同类型（国有、三资、民营），选择多个有代表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作为典型单位进行调研，其中对国际商务人才的界定如下：
（l）人世以及与国际经济融合将衍生大量新行业和新职位，国际商务人才所包含的专业范围应趋向扩大。除了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还应包括外语、法律类人才以及会计、营销、管理等商科类人才。由于国际商务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将出现强势的人才需求，其人才市场急需的报关与国际货运、国际经济法、涉外公共关系、世贸事务、金融保险、仓储等人才都属于国际商务人才范围之内。（2）本研究中的“国际商务人才”指涉及国际商务业务的国有、三资及民营商贸类企业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职称以上者。统计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
1.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年龄结构现状首先对国有、三资及民营商贸企业的国际商务人才进行年龄结构的统计比较。表内数据显示，国有商贸企业45岁以上人才约占人才总数的1/3，且近10年内递增现象明显，因此国际商务人才年龄老化现象将会遂年显露。另根据企业调研结果表明，国有商贸企业人才流动较稳定，自1990年起年离职率均低于6%，人才自然流失率（退休）2010年为1.5%、2011年2.4%、2012年为11%。相比之下，三资及民营商贸企业国际商务人才年龄结构明显呈年轻化，近年来25一35岁年龄段人才比例稳定在60%左右。三资及民营企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逐年稳步攀升，而45岁以上年龄区出现明显断层。根据东浩集团黑龙江对外服务公司市场部统计表明，三资及民营企业中45岁以上人才大多为顾间职务，这类人才年自然流失（退休）人数在30人左右，相对5万左右的人才总数而言，年自然流失率可忽略不计。
2.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学历、职称结构现状从学历层次上分析，本、专科人才历年来均占人才总数80%左右。国有商贸企业近年对引进具有高学历的决策型人才和录用大专学历的一般操作性专业人才的录用人数有所上升，该数据表明博士、研究生和专科人才比例有逐年上升迹象，本科学历人才比例有所下降。
二、 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需求预测
在预测方法的选择上，国际商务人才需求预测遵循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规律，采用回归预测模型的方法。为保证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参考性，我们将整个预测分为3个未来时点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前一阶段的预测结果基本能准确反映“十二五”期间黑龙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国际商务人才的需求，后10年的预测结果仅反映人才变动的大体趋势，供有关部门决策时参考。具体数据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我市经济的发展有待进一步精确化。
1.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市场经济是充满竞争的经济，是各行各业在竞争中交叉发展的经济。系统论认为，每个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不是孤立地存在，也不可能单独地发展。因此，需要弄清人才系统与其他系统在动态发展变化中真实的内在关系是什么，这个内在关系探讨得越深人、越透彻，建立的数学模型就越合理、越科学，人才需求预测的结果也就越接近实际。
2.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需求总量预测。21世纪初，是黑龙江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新时期，也是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对国际商务人才需求总量的预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龙江未来发展建设和规划的需要。
三、 黑龙江国际商务人才需求预测的评价
建立的预测模型，国际商务人才总量与GDP、人均GDP、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都呈现为函数关系，预测总量的准确程度完全取决于GDP、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及其速率的可靠程度，预测模型本身的计算误差不是很大。为检验此预测发展的准确度，可以用预测和实际对照比较法以及各因素内在关系检验法进行。
（l）预测和实际对照比较法。使用本文提出的数学模型，推算出2015年末国际商务人才拥有总量为31969人。2015年末实际拥有的国际商务人才总量为30596人。只见误差为1373人，整体平均误差为1328人，说明预测的准确性。（2）各因素内在关系检验法。国际商务人才预测后确定的目标年的需求总量，必须与GDP、进出口总额和人均GDP呈现协调发展，并稳定增长的态势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否则是不成功的。本文预测表中，各个时期的各项指标都呈现出逐年持续增长的协调关系，没有出现忽上忽下的不正常现象。经检验，这种国际商务人才的预测结果是科学的、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在预测中我们没有考虑人才的自然流失（即主要是指到龄退职退休人才数量）。根据企业的重点调研结果，我们了解到三资和民营单位中，由于国际商务人才整体皇年轻化趋势，近年来人才的自然流失率相当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有企业人才自然流失率比例相对也较小。但考虑到我们的预测是中长期预测，由国有商贸公司人才年龄结构可见，约so%的国际商务人才在15年后将面临自然流失的状况，外资企业中这一比例约3.5%左右，所以在人才供给中需要考虑对这部分人才的补充。另外，在国际商务领域，企业面临更多的是对国际商务标准、环境、流程不甚了解，缺乏专业领域人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国际沟通能力和沟通效率。人才市场上，我们现有的人才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有的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摸索，企业的要求和个人的方向迫切需要统一到一个焦点上，用人双方有的放矢实现各自的目标。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更多的企业将拥有直接进出口的自，未来几年国际商务人才短缺现象将逐步显露。并且，全球许多公司和国家，面对国际商务领域的不断变化，都致力于改进他们的运作系统，提升国际商务通道的效率，国际商务人才的需求将面临更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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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物流理论的新拓展
近10多年来，西方物流理论发展很快，并不断地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开创性地提出和研究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如精益物流、绿色物流和逆向物流，把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经济理念带到了物流理论的研究领域。
1、精益物流（Lean Logistics）
这个新型概念来自于“精益理念”在物流理论的分析与应用，而“精益理念”则出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和丹尼尔1990年所著的《改变世界的机器》和后来著的《精益思考》的研究成果。它的核心思想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消除物流中非增值消耗，开发出新的产品，进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国内学者田宇和朱道立在介绍这个理论思想时认为，“精益物流是运用精益思想对企业物流活动进行管理”。
2、绿色物流（Green Logistics）
1987年国际环境与开发委员会发表了名为《我们共有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为了实现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我们的自然环境。环境共生型的物流就是要改变原来经济发展与物流，消费生活与物流的单向作用关系，在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发展的物流系统，即向绿色的物流，循环型物流转变。1994年，著名的物流专家詹姆斯・考帕（James Coper）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库存策略和运输工具选择以及JIT（适时制）战略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绿色物流的重要性。
3、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
相对于“正向物流”的“逆向物流”最早是由詹姆士・R・斯托克（James R．Stock）提出的。他在1992年给美国物流管理协会（CLM）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逆向物流是一种包含了产品退回、物料替代、物品再利用、废弃处理、再处理、维修与再制造等流程的物流活动。此后，逆向物流研究在欧美国家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人士的相当重视，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罗杰斯（Rogers）、蒂贝・兰勃格（Tibben Lem-bke）、瑞劳格（Revlog）、斯托克（Stock）、考皮克（Kopicki）等，但是，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斯托克（Stock）撰写的《逆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两部著作针对产品缺损、过期、发货差错、以旧换新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反向流动过程，比较系统地探讨了逆向物流的理论问题。
二、中国物流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20世纪90年代未，我国物流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物流系统和供应链集成研究
应用系统思想和分析研究物流问题并非始于今日，但把物流作为一个理论学科，置于系统论框架中的系统来研究，使读者通过物流要素、结构分析，了解物流的作用和功能，理解物流是一个产业的提法和把“要素集成化”作为物流系统论的重点原理的论述，则是《物流系统论》的贡献。后来，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通过建立“区域物流系统动力学模型”， 把这种系统放在了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如有的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的结合点上，从企业的产业链静态层面和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等动态层面，分析集成供应链的形成；有的学者把企业内外部物流集成化作为我国当今企业发展的新模式，推动了物流管理功能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职能的集成化。还有的学者根据供应链所涉及的研发、资源、制造、物流、信息和决策6个柔性子系统关系，研究建立了供应链柔性系统集成模型。《物流一体化理论与方法研究―物流业务流程重组》（胡双增，2001）一文，通过对我国物流案例的实证性分析，揭示了物流一体化具有社会性和技术性的二重性的本质，指出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方向是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管理信息系统，丰富了物流一体化重组理论。当供应链还在物流纵向一体化的理念融入和深化时，20世纪末互联网的发生，使大量的研究视角开始注意到电子商务在物流和供应链中的惊人作用，因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或者战略联盟，“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从供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的贯穿所有企业的链”（宋华，2003），并把一体化物流链的研究推向了战略采购、分销、品类管理和库存管理等内容。企业面对一体化的选择，可以实施非核心业务外包的方法，以突出核心业务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取得竞争优势。所以说，从纵向一体化到横向一体化的供应链研究是一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飞跃，这是因为“全球制造链及由此产生的供应链管理是横向一体化管理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马士华，2000）。这样，从供应链流程形式而言，“一体化物流或物流一体化包括三种形式：垂直一体化物流、水平一体化物流和物流网络” 。不仅如此，为了推进供应链管理的边界研究，有学者提出实现“产品和服务与顾客的需求实现无缝连接，从而提高企业的柔性以及顾客价值”。
2、物流战略研究
对物流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角度：一是从货主物流需求的角度，研究即时物流战略、协同或一体化物流战略和高度化物流战略，二是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进行战略选择，探讨物流战略包括的内容对竞争战略的影响及物流战略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认为，战略选择可以直接导致其模式的差别，所以，物流战略往往决定了物流模式的选择。有的专门针对我国第三方物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益物流、价值链联盟、虚拟化战略三种可供选择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战略。还有的深入研究了第三方物流战略的形成动机，认为它是“核心能力和资源外取理论的一种衍生形式”。三是从理论应用的角度，从物流与商贸流通的关系入手，研究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跨越式、社会化、一体化、集成化和专业化发展战略及其规划和选择。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通过培育中国物流企业的核心能力，用品牌战略构建中国物流业的竞争战略。
3、物流组织研究
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也改变了产业间的关系和结构，产生了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组织。《物流联盟形成机理研究》一文在论证物流联盟是节约交易费用制度安排的结果上，提出物流联盟也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的观点，揭示了物流联盟的形成机理。而《现代物流业形成发展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一文则认为，“物流联盟是交易双方在物流领域的战略合作中主动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因而，物流联盟在交易费用方面的针对性和效果超出一般的‘双边规制’”，所以，交易协调的“三方规制”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就是第三方物流，同时，联盟企业双方在相互合作、组织协调交易的同时，仍可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物流联盟是一个利用组织和市场的有效交易组织，但它是不是一个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制度安排，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于物流联盟组织的效率，互联网的出现给改变经济运转方式和组织改变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平台。有研究指出，第三方物流企业间组建中间组织性的企业联盟―――虚拟物流企业联盟，是符合中国的物流产业现状的，它可以使已有的任务导向性企业和资源导向性企业网络组织进行有机的结合。这种经济生活的风暴把物流组织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地。一时间，以“电子商务与物流”为主题的研究成为热点：有的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核心能力伙伴之间采用风险合同，核心能力伙伴与伙伴物流组织之间采用动态合同的双层虚拟物流组织契约网络体系，并针对虚拟物流组织的暂时性、动态性、多利益团体性等特点，对契约的主要内容做了分析研究。
4、新的物流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绿色物流、精益物流和逆向物流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在绿色物流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从政府规制和企业行为的关系，提出建立共生型绿色物流体系；从绿色物流的内涵分析，认为它不仅是一种环保，也会创造价值，是一种商机；从物流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和生态环境对物流的反向制约机制分析，认为“绿色物流目标的准则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提出绿色物流管理的战略价值；从管理和规制的角度，建议申请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认证，以标准化促进绿色化。在精益物流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提出用精益思想重新审视物流本身的系统性 ，有必要重新对企业的物流系统进行精益化改造；在精益物流的实施上，从全流通、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高效配送、一体化物流方式和逆向物流管理的综合思路出发，提出精益物流成本管理思路，采用现代新的技术方法和快速响应策略；还有的用波特的竞争理论和技术方法作为精益物流实施的工具，研究出“四种技巧”，根据物流环节存在的问题，判断和改造物流系统。在逆向物流研究中，更多的是在物流服务和制造过程的产品质量方面，有的从战略上分析逆向物流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比较分析企业自营逆向物流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逆向物流服务的优劣。也有的从利益驱动、企业责任驱动和法律驱动的角度分析，认为逆向供应链增值价值的实现问题是企业价值实现和最大化的一种新策略。
三、物流理论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几个问题
从物流理论的引进，到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内专家学者和实业界的探索者们对物流理论做出了许多的付出和努力，使物流研究在系统体系、竞争战略、成本分析、供应链及其管理、物流组织、物流形成机理、新物流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建树，同时，也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
1、物流理论涵盖的内容体系的科学边界
从欧美物流大量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物流认识的深入和拓展是基于企业角度的供应链研究，这很容易产生西方供应链理论与物流理论彼此相同的误解。而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点上，也未能有一个清楚的论述。有时候内容上出现交叉，有时候概念上又在混用。产生这种情况，也许是客观上二者就密不可分，因为它们本身就建立在价值链上，但是，它们又是不同的。一方面，对物流的理解引起争议至今，可以说，现在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找到物流理论的真正内核，物流是供应链的部分，还是供应链是物流的部分，还是别的什么？另一方面，供应链注重企业之间的每一个环节和要素，使其资源效益达到最佳，而物流则是注重物资流通规律和制度效果，使其内外部资源实现最大的合理性。为此，概念体系的边界需要理论进一步的阐述，进而框定物流理论涵盖的范围。
2、基于流程管理的物流战略
对于物流战略的研究，不仅仅是套用已有的战略理论，也不是用新概念加战略来进行战略研究，更不是对未来物流做简单的安排。比如精益物流，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应去追求的一种物流思想，而不是企业的战略内容，更无法将它与一种组织形式并列。目前，国外已经有对战略要素和匹配方面的探索，国内学术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就战略适应条件和资源条件，深入研究战略的异质性模型和匹配理论的依据与方法。而对于战略匹配的出发点在流程管理的基本理念上，西方学者所流行的观点是：流程创造顾客价值。这一观点是不是流程管理整合资源的唯一呢？如果是或不是，竞争和成本的约束又与流程是什么一种关系？第二，从物流领域的扩展空间来讲，几乎包括了所有企业的供应链，这就决定了物流战略的个性倾向和不同层次，同时也就决定了追求战略的企业对社会资源条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由于供应链已经是跨职能的链状形式，外部表现是一种客户关系，内部表现的是一种交易利益关系，所以，这种资源整合的社会化与利益的个体化，使战略性质发生的冲突是值得下一步深入研究的。
3、物流组织变革的作用和结果
物流引起组织的变革不仅影响到了企业内部，也影响到了企业外部，如专门从事物流的公司或联盟组织。目前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而未来供应链的竞争使组织模式的确定，是资源导向、产品导向、利益导向、业务导向，抑或是供应链导向，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它们对市场和流通格局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显然这些都是有趣的理论研究。假设某一种导向成为组织形成的直接原因，那么组织的形式是否就是今天已经出现的联盟、虚拟联盟和合同契约组织中的模式，它们不取决于产权，而取决于任务制度或机制，它们能否成为企业组织家族中的一员，有待于接受稳定性的理论证伪和实践验证。就传统理论和实践来分析，有没有一个稳定性的组织，取决于组织的职能或组织功能是不是具有独立性和产权制度。传统理论已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因为，从企业组织制度上看，由依附于生产的组织，到独立于生产的组织，再上升到企业之上的价值链组织，这实际上，就是企业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带给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此外，关于联盟组织作用的问题，研究认为，物流联盟是一个利用组织和市场的有效交易组织，是一个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制度安排。这个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失灵”是由“放任”和“完全自由”导致的，物流组织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加强对市场的干预，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的证明。
4、深入“物流产业”的研究
把物流作为一个系统中的产业提法，早已成为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地研究这个新型产业的体系、内容、产业关系和产业发展规律以及它的市场行为，突破物流产业的研究瓶颈，还需要对产业的边界和产业界定的标准进行分析研究。
5、物流统计口径的统一和评价研究
西方物流理论也在进一步地研究物流的统计问题。这是物流及其他产业研究和企业间供应链研究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很难在数量分析上验证理论假设和结果。为了加快这一研究，可以参考欧美和日本已经使用的统计体系，今后也便于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物流评价研究成果不多，即使有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因此需要在研究物流绩效决定的基础上，增强物流统计和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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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桂寿平：《物流学基础理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宋华：《物流供应链管理机制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⑥绎明宇、张铎：《一体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国物资流通》2000年第6期。
⑦宋华：《现代企业物流战略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
⑧张光明、赵锡斌：《基于物流的竞争优势战略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03年第12期。
⑨黄福华：《推进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战略，《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3期。
⑩田宇、朱道立：《物流联盟形成机理研究》，《物流技术》2000年第2期。
{11}周启蕾：《现代物流业形成发展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10月。
{12}杨俊武、张中强：《共生型绿色物流体系构建探讨》，《技术经济》2002年第11期。
{13}亚太博宇：《绿色物流不仅是环保理念，也是商机》，《中国物流与采购》2004年第5期。
{14}王长琼：《物流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3年第1期；《绿色物流的内涵、特征及其战略价值研究》，《中国流通经济》2004年第3期。
{15}章寿荣：《循环型物流业发展对策思考，《江苏商论》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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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付丽茹、解进强：《逆向物流的战略地位及运作方式的选择》，《经济前沿》2003年第11期。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逆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277-02
一、商贸类高职院校“逆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关于“逆商”相关理论
逆商（AQ-AdversityQuotient）是由美国著名培训咨询专家保罗·史托兹博士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并进行研究的，它是用来预测和决定人生成功的世界性指标。“逆商（AQ）”，即逆境商数，是指人们在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与智商（IQ）、情商（EQ）一样，是一个人人都有，却未必人人都熟知的重要人生商数[1]。
2.“逆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决定了“逆商教育”的必要性
高职院校学生与本科院校学生比较，承受着更大的精神压力。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自卑。他们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活上比较窘迫，有些同学高考时甚至达到本三的分数线，但因交不起民办高昂的费用，不得不选择高职院校，家境的贫困使其很无奈；大部分学生文化基础知识薄弱，自信心不足，学业上的压力相当重。其次，因较低的学历，带来对将来就业的困惑和迷茫。这些特点决定高职院校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更需具备战胜逆境的品质。即“逆商教育”的必要性。
（2）商贸类高职院校教育特点决定了“逆商”教育的重要性
例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商贸类高职院校，多年来在强化学生技能的同时，突出与“高技能”相对应的“高素质”的培养、探索与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具有商院气派。学院根据商贸类高职院校专业特点，从1997年率先在国内开始自发性进行创业教育实践以来，始终将创业素质作为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创业教育作为学院办学特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和创业教育教学活动，构建了“创业室、创业街、创业园”等形式的创业实践平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践”的创业教育模式[2]。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决定了“逆商”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践”的创业教育模式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而“逆商”教育的实施将大大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江苏省预计在2015年率先成为创新型省份，而创新型省份建设离不开创新型人才。因此，商贸类高职院校应该也必须要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重要任务。所谓创新，就是要求学生能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质疑并坚定不移的身体力行。这种勇气和毅力，就是“逆商”教育的内容之一。通过“逆商”教育，让学生树立自信，拥有“创新”理念，进而使得他们为创新型省份乃至创新型国家出谋出力。其次，社会发展的需求决定了必须引入“逆商”教育。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社会对各岗位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高职院校原来相对偏重于技术性人才的“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重视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显得尤为迫切。这里的素质当然包括战胜困难所需要积极的心态和坚强的信心即良好的“逆商”水平。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逆商教育”的主阵地，现状却不容乐观
从以上分析得知，商贸类高职院校引入和发展“逆商”教育，培养综合素质的人才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我们知道，承担“逆商”教育的主阵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显性德育课程，是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思想政治课加强高职学生“逆商”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就当前现状来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逆商教育”主要表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认识上存在偏差
首先，很多政治教师在对“逆商”教育的认识上存有偏差，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内对“逆商”教育研究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较系统论述高职院校学生的“逆商”教育的专著屈指可数，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商贸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逆商”教育的相关论文为零。因此，很多学校和政治教师自身对“逆商”教育的认识并不透彻。加之现行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评价机制主要表现在专业技能方面，对“思政”的教育成果包括对“逆商”教育成果并没有相应的检测机制，大多数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重视，加之现行的教材中没有“逆商”教育的专题内容，因此，缺乏渗透“逆商”教育的教育理念。
2.学生觉得大而空洞，流于形式，不重视
自“2005方案”实施以来，全国所有高校无论本、专科一律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新教材体系庞大、涵盖面广。理论性过强，更适合本科学生层次。高职大部分学生读来感觉有些枯燥乏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着眼于从外部灌输，而非自觉自为。商贸类高职学生大多认为不能与他们所学的专业特点、专业文化相渗透。对于追求自我、张扬个性的“90后”而言，思想政治课讲的内容离他们太遥远。在我们对学生“逆商”状况进行调查和访谈时，有些学生甚至不了解“逆商”一词。可见，在日益讲究“实际”的社会环境下，学生对思政课内容不太重视。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逆商”教育对策探讨
1.提升思政课教师“逆商”教育能力
在我们的调查中，部分教师对“逆商”教育不太重视，有的甚至干脆没听说过这个词，这就可想而知如何注重对学生这方面的培养了。思政课是基础公共课，对于学生特别是这些刚进入高职学校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教师的理念对于学生来说尤其重要。教师既要帮助学生掌握调节刚入学时的心理状态，尽快让其适应大学生活，又要帮助学生形成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思政课教师的职能应从单纯知识的传授转变为价值引导，结合逆商培养的目标，选择与建立逆商培养的视角，了解学生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过程与行为措施并给予指导，提高学生对逆境的觉察能力与控制能力。作为一名高职学校的思政课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因阅历、经验较少，还要提升自身逆商水平。必要时参加一些关于“逆商”教育的培训。当然年轻的思政课教师的优势是和学生有许多共同语言，可以通过微博、QQ聊天等互相交流，教学相长，共同提升“逆商”指数。
2.课堂理论联系实际，渗透“逆商”教育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为例，其中许多内容和“逆商”教育密切相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丰富的教学内容进行“逆商”教育。对高职生正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来自学校和社会竞争压力的实际作具体的分析，引导学生正确的面对自我、面对人生。
如在学到“科学对待人生环境”时，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先请学生自由回答他们所知道的竞争成功或失败的一些例子，然后借学生比较熟悉的一些题材，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你经过“身经百战”成为某日系汽车的销售经理，正当你事业蒸蒸日上时，因事件，可能你所在的公司因日货被抵制销量每况日下；竞选学生会主席，失利怎么办？在社会大环境和小气候面前，最重要的还是要磨炼出一颗勇敢和坚强的心来。
3.理论课堂中设“体验式教学”
“参与式、体验式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基于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表达感受、态度，和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领悟知识，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一个心理过程之上的。它既是一种体验感悟的过程，也是一种知识形成的过程。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如视频冲击法、案例讨论、模拟场景等将学生置身于各种相关的“逆商”情景之中，为学生创造了丰富的情感体验。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逆商”指数，对于商贸类高职院校学生，可以结合专业特点、创业环境为背景模拟，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诚信、独立能力、风险分析能力等。大量资料证明，一个人的逆商指数高低与一个人的阅历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已经对某种挫折情境有过认识或体验之后，那么他对这种挫折情境的免疫力就越强。
4.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以专业实习为平台，注重“逆商”教育的培养
众所周知，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只有专业课有专门的实训基地，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方面欠缺。鉴于此，商贸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践课教学模式上可以采用“2+1”模式。其中“2”就是思政实践课与专业实践课进行整合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并不完全丧失各自的特征。“1”就是深入企业进行实践教学，通过与企业设计好实践的过程，在实践中将学生在学校遇不到的困难提前展现出来，使这些学生在遇到困难时不感到无措。这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以专业实习为平台，在学生学会专业技能的同时，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学会共处，具备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职业变化的综合能力。如对于酒店专业的学生，到某星级酒店实习，其中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餐具的摆放，都要重复数十次，缺乏耐心的同学会表现烦躁，出现打退堂鼓现象，这时不失时机地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逆商”教育，可让学生端正态度、正确面对。总之，在实践教学中，采用这种“2+1”教学模式，可大大提高学生“逆商”指数。
参考文献：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关键词：流通领域 重点 热点 研究进展
流通业地位问题
流通业的地位在我国理论界基本上经历了从“无流通论”到“一般流通论”到“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及“流通战略论”的认识过程。近年来，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占主导地位，但专家们论证的角度并不相同。如宋则（2008）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角度，得出“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稳居基础产业地位”的结论。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认为随着买方市场态势的形成，流通主导权由上游生产向下游销售的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此提出整个流通业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环节上升为引导生产和消费的先导产业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的观点。
洪涛（2011）则从我国流通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3%左右的角度提出流通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兴的基础产业。黄国雄（2010）通过对生产与交换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的动态变化分析，得出流通业在我国基础地位和先导地位基本确立的结论。丁俊发（2011）从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的角度，提出流通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因而也是先导产业的观点。刘国光（2011）从流通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我国经济由供给约束向市场需求约束的转变、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晴雨表及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的助推器等多个视角论述了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的确立。
目前，流通产业的基础论和先导论在理论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张洪平博士（2008）认为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的本质都是“流通决定论”。他在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决定论”。本文认为“系统决定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片面性，是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超越；但是，在强调系统决定论的同时，需要突出经济社会系统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的特殊性。
因此，对于流通业的地位问题，本文支持在“系统决定论”的基础上，突出目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流通决定论”，这既符合整体系统论的要求，也具有矛盾论动态演化的阶段特殊性的逻辑，因此，依据目前经济系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依据“流通决定论”将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作为目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符合整体经济系统要求并能体现出现阶段特点的理论基础。这样，在当前阶段，“流通决定论”可以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将流通产业定位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对于促进流通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应该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流通业作用和功能问题
基于流通业发展与消费关系的视角，宋则（2009）认为发展流通产业可以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同时还可以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支撑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等。宋则和王雪峰（2010）认为“建立畅销服务体系是推动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思路”，而现实中我国“商贸流通渠道阻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始终是我国商贸流通领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除此之外，宋则（2011）还认为商贸流通业具有稳定物价的功能和作用。张连刚和李兴蓉（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流通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理论观点。文启湘和梁爽（2010）从流通业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整体上我国流通业发展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低；但2000年以后二者都呈增加或上升趋势的结论。这说明我国流通业的发展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向逐渐适应转变；同时，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也在增强。
从以上学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证实，我国流通业的发展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确具有促进消费的作用和功能，因而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流通业的发展有助于消费市场的扩张、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对于我国提升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赵娴（2010）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水平、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较之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经济运行过程。王先庆（2012）认为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流通渠道的基本功能就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促成商品销售，实现商品价值；而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阶段，流通渠道将越来越多地引导生产和消费，通过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传导与组织，挖掘和创造商品的新价值，提升原有商品的价值，从而使“渠道价值”越来越大。王俊（2011）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流通规模扩大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TFP上升。这说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流通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高低。赵志田等（2012）利用制造业和流通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论是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或论证了流通业发展对生产的促进或引导功能的存在，显示出流通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生产技术升级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角度，宋则（2009，2012）在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其区分为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并指出长期以来流通业的间接影响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对流通业而言，“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基于此，他提出以后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应在政策上体现出流通公益性的部分职能；在调节措施上转向以“存量解决法”替代“增量解决法”；实现从“靠加法、拼增量”向“靠减法、解存量”转变的工作思路。白思然和陈向清等（2012）从工业化与流通业动态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工业化中的流通效应，包括价值实现效应、价值增值效应和价值优化效应。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流通效应的三个子效应所处的地位和增速不同，工业化初期，作为流通基本效应的价值实现效应位居首位，随后其重要性不断下降；价值增值效应在工业化中期居于首位；价值优化效应在工业化后期居于首位。
总之，流通领域业内专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业无论是在促进消费还是在引导生产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都开始显现，并且流通业也是经济系统平稳运行和促进价值实现及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因此，流通业的发展和壮大可能会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以后在政策上需要加强对流通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加大对流通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流通产业安全问题
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我国对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基于流通业的竞争性、外资商业市场比重很小等方面的理由，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并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从外资商业企业进入我国的目的（获得市场份额、追求利益最大化、获得超额利润等）看，他们的进入极有可能造成了我国各个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各种失衡与差距更加恶化以及政府控制力弱化等经济安全问题。事实上，流通产业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业内部分学者的担忧和关注，他们对竞争性领域是否会引致垄断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进行了论证分析。
在竞争性的零售业是否会导致垄断、引致产业风险方面，尚慧丽（2009）通过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纵向约束关系的论述分析，论证了在整个供销产业链中，随着零售商势力的增强，强势零售商会凭借其优势地位对生产企业实施纵向约束，同时对其他零售商实施排他性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她认为我国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有造成外资垄断的风险。马环宇（2012）通过对外资流通业在我国超速扩张的经验分析，发现跨国流通企业在我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凸显，对我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抢占国内市场，兼并中小企业，控制市场地位，侵蚀制造业的发展，获取超额利润，以及与国有企业的“合谋”造成国资流失和超经济垄断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在经验上，外资流通企业的快速扩张已经改变了国内流通生态，造成本土流通企业经营困难，国内制造企业严重依赖外资流通企业，传统制造企业边缘化，政府应急控制能力弱化等问题。他认为应该对外资流通企业的超速扩张进行规制，不能任由其肆意扩张发展，应该为国内民族商业予以适当的保护，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培育民族商业的竞争力和国有商业稳定市场的能力。
纪宝成和李陈华（2012）在我国已经摆脱资金瓶颈、外资商业的进入步伐却持续加快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得出流通业的竞争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规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值得反思；流通产业安全往往是指一种潜在威胁，而不是现实存在。通过经验分析，得出流通产业安全的度量指标不能只局限于外资商业在华的总体市场份额，而要充分考虑各类指标的科学含义、外资商业在华分布的地域非均衡性以及外资商业的母国结构等其他微观层面的因素。他们认为，“流通产业安全是指一国流通业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有序竞争、健康发展，总体上和地域上均不受外国资本潜在控制威胁的状态”。
流通领域的安全问题源自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和关注；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重视并不是反对开放，也不是反对利用外资；而是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角度提醒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要做到适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形成本末倒置的尴尬局面。可见，流通产业安全问题也应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角度对现有的外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流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
对流通产业组织的研究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从集中度、企业数量和规模、产业壁垒、连锁化程度、大型交易市场规模、流通效率、流通产业集群这七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测量流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得出我国的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是组织化程度绝对值仍然较低的结论。和刘历兵（2011）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传统的哈佛学派 SCP路径，引入HHI指标对我国流通产业组织和结构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行为变量和绩效变量对结构变量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受到流通企业绩效和行为的严重影响的结论。其政策含义是我国的流通业要做大做强，提高集中度必须依赖于流通组织本身的演化规律，重点对流通企业定价行为、制度扶持以及防止地区垄断方面着手，引导流通业资源整合；而不是简单的促进并购。
徐从才和原小能（2008）从分工深化和生产者服务业的演进规律出发，指出分工、产品内贸易、流通组织创新与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进而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利用零售商终端控制、供应链动态联盟和业务流程外包等流通组织创新来推动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流通组织的演化和组织化水平的提升与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具有密切的关系，学者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组织化水平依然不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组织化水平的提升有其自身的规律，采取简单的政策收购和兼并的形式人为地提升组织化程度，而对流通组织行为关注和支持的不到位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应尊重组织演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推进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推动流通业发展和推进流通现代化、提高流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行途径。
流通体系分割及一体化问题
在流通体系建设方面，陈文玲（2010，2012）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变革积累，我国的流通体系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其本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流通、限制流通的障碍，实现顺畅流通、便利流通。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需要用国际的视野和全球性的战略思维考虑流通的战略定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现代流通发展的要求和流通竞争力的打造，都需要我国的流通体制向内外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现代流通立体化和混沌化转变。
在市场分割的成因方面，王晓东和王昊（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带来市场分割的加剧，并且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批发环节。这说明批发市场的弱化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批发体系缺失的危害和重构方面，王晓东（2011）认为当前的批发体系萎缩并非源自“批发无用”的有效论据，但专业批发职能的分散化使批发领域主导力量缺乏，也引发了批发职能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使工业品流通矛盾日益加剧和复杂化。对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应是“重构”与“完善”并举，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把握“一个核心”，区分“两大系统”，融合“三种模式”，统筹“四种关系”。
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王晓东和谢丽娟（2011）认为流通业繁荣市场的功能要适度、稳定市场的功能要重启、新型技术的功能要加强、促进就业的功能要充分发挥。他们据此提出要加速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转变零售业盈利模式。此外，王晓东（2012）还在总括性地分析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既存格局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战略方向，包括：重构与完善批发体系、适时转变零售业发展方向、重拾流通业的稳定器功能、重视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
流通体系分割是我国流通不畅、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流通体系分割的成因看有行政体制问题、有区域分割问题，也有王晓东教授提出的流通企业规模扩大引致的问题以及批发业的弱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国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成因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国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和形成。
流通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问题
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流通体制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任保平（2012）认为现阶段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基本还处于投入推动型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要实现商贸流通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加快流通企业的技术进步，来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在加大技术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流通业的信息化。李骏阳（2010）认为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流通业实现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包括在发展道路方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他提出在发展手段方面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向注重人力资本转变，在发展目标方面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提高转变，在发展策略方面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在资源利用方面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共同促进我国流通业规范和迅速发展。
黄国雄（2010，2011，2012）提出实现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从重视产值向重视价值实现；整体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连锁经济规模效应；重视提高潜在市场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企业的信誉度；走中国化的连锁商业道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等。他们认为在流通体制改革中，流通领域要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对外开放要以内资为主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主题，扩大内需增加供应要以零售为主体，商品管理要以商务部门为主体，批发体系的建立要以各类商品交易市场为主体，价格应以市场化形成为主体。并提出了我国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必须把握商品流通发展的基本趋向，概括起来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即人本化、现代化、多元化、一体化、层次化、立体化、连锁化和市场化。以上专家学者对流通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和对流通体制问题研究的探讨，为我国的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对我国今后流通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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