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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关键词：哲学 科学 关系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传统的哲学理论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科学具有指导作用。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子问题”，更是涉及到哲学“何所是”的“元问题”。
一、“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存在，柏拉图曾经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观念中的“无区别”使得自然哲学家不能在概念层面上界分哲学与科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认识。第一个例证是，“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知识”，自然也不是什么“科学”。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科学”也是有区分的。这种语义解释的说法流传很广，造成了一定的认同，然而在古希腊社会，“哲学”和“形而上学”语汇的产生是否是“哲学—科学”分化的现实反映？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一种后天理解上的教条。其实在古希腊，独立意义的科学概念还没有生成。我们时下的描述，都是基于近代以后，科学逐渐形成独立形态，并开始能够与哲学、艺术、神话等形式之间相互审视之后的理解。
（二）近现代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与古希腊“哲学—科学”未有分化不同，近代以来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分化、分离却是事实。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勃兴。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的彻底分化，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 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二、“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以学术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任何学术问题的真假都与问题自身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紧密相联。“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取决于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是‘对于形成一个问题来说必须事先给定的因素’；因此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也就取决于这些事先给定因素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 可以说，任何问题的提法本身都包含着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或者说任何问题都是以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为前提的。而这些前提预设的成立与否无疑与问题的成立与否直接相关。
（二）以历时态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论断大抵是基于历史上它们的发展状况，但这决不仅仅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描述而已。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一种历时态的大致考察来发现，在历史上两种概念或是混沌未分，或是交相错综，不仅仅在对以往的描述，还是在对未来形态的期许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三、“哲学与科学”问题的求解方向
从前提预设的角度考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至少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作为问题的两个构成因素本身具有明确性；二是就“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而发问的目的正是为了解答这种关系。
（一）“哲学”与“科学”
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学者们并没有对“哲学”和“科学”本身的所指给予说明，似乎这里的“哲学”和“科学”是清晰明确的。事实是否如此？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y），原义为“爱智慧”。虽然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门最古老的学问，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门至今仍不成熟的学问。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从近代哲学再到现代哲学，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理论问题的终极追问。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演化的。英国著名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当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时，“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二）“哲学与科学之关系”
其次，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蕴含的第二个预设看，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反思这个预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即使我们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但毫无疑问，在不涉及应用哲学的情况下，这里的“哲学”指示的是一门学科，而“科学”却指示着一个学科群。第二，从问题史的角度看，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化的现实基础，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从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性批判。“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对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对应着哲学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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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宽峰，郝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关键词]科学革命；哲学思维；常规科学；科学危机；范式转换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更一般地说，哲学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而科学是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前者是讲道理、讲原理的学问，后者是讲机制、讲理论的学问；机制、理论来自于道理和原理，没有道理和原理就没有机制和理论。就像地基和大楼的关系一样，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样的大楼，大楼是由地基决定的；但从思考建什么样大楼的角度看，也可以说，要想建造什么样的大楼，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一个是大楼与地基的原理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造大楼的机制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但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一定包含着对其中为什么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理解，即隐含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原理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从怎么样的问题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即从建什么样的大楼回到要建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而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体建造大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哲学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学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楼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旧大楼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楼时，问题首先还得回到建造合适的地基问题上，虽然这时的工作还得由科学家来做，但科学家必须在哲学家工作的意义上展开工作，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并且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数的、有哲学家头脑的科学家来完成。
【关键词】管理科学 管理哲学 联系 区别 互补
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从来都不是分别独立的。从管理科学诞生之日起，该学科中就一直渗透着哲学的因子。随着知识文化和人才精英逐渐成为管理的主要对象，管理呼吁更多的人性化和主动性，于是，管理哲学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联系
管理科学是研究与管理有关的理论，研究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管理哲学是对管理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研究和探讨。
管理科学和管理哲学相容于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在以往管理科学注重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对人性和人的需要的关怀，它使管理对效率的追求发生了从机械控制向激发人自身积极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哲学智慧的产物。可以说，现在管理科学就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化，就是在专门研究管理本身这件“事”的基础上增加了“人”的因素，在考虑技巧性的管理的同时，考虑到艺术性的管理，赋予管理以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和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自1923年，英国管理学家奥利弗・谢尔登（Oliver Sheldon，1894―1951）出版《管理哲学》以来，从哲学层次上考虑管理实践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从由自发式管理发展到自为式管理，再由自为式管理跨越发展到自觉式管理，这无疑是管理史上的两次飞跃。管理科学往管理哲学的转向，即管理科学的哲学化，是伴随着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管理学自身等学科的发展而具有必然性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管理上的印证和深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在这种发展中所产生的更为深刻的人类生理、心理发展需要，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需要。
“管理哲学的崛起意味着管理新时代的到来，它将在‘否定’和弥补现有管理科学缺陷的基础上，实现管理思维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科学精神的升华，是现代管理科学史上的一次较大进步。
二、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区别
（一）分别引领两种趋势
管理科学求真，而管理哲学求善。两者分别将现代管理引向两种趋势，即管理的科学化趋势和人本化趋势。
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此外，管理科学通过规范性研究，得出“更好地进行管理”的方法，为获得更优良的管理提供指导。总之，管理科学的研究是为了求真。管理的精确化使得管理科学成为一种可重复进行的研究活动。管理科学的作用正在于掌握这种可重复的规律。
管理哲学是对人的行为、目的、价值、心理、情绪等因素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在人的这些对管理产生主观影响的因素中找寻有利于管理的因子。管理哲学涉及管理的终极追求。它在精确化管理的基础上增添了模糊化的管理，使管理具有灵活性。同时，管理哲学更趋向于以人为本。因而，管理者能够在它的指导下，提供更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体现出管理哲学的作用，即为管理者提供一种价值导向，为管理活动提供一种价值方向。管理哲学的出现，致力于使管理成为一种善行，而不是“以恶治恶”。
（二）分别属于两种命题
管理科学包含着逻辑的、理性的、对称性的特点，其产生动力源于管理者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寻求更高效的管理方法。自20世纪初，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勒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管理科学在大约一个世纪内，适应着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得以蓬勃发展。基于科学管理的工厂管理理论经过爱默森、库克的推广传播，在法约尔、韦伯的理论补充下，形成了古典组织理论。梅奥的“霍桑实验”作为管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将管理科学带到一个新时期。在组织管理日益成熟之际，知识和技能管理成为管理的核心问题。在后现代管理学时代， 员工不再只是简单的被管理者， 更应该成为自我管理者。
“在工商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主管人员中间，长时期来还盛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管理是不受理论影响的――因为管理完全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这种观点更偏向管理哲学方面的理解。而理哲学艺术，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非对称性的，它既是一种人生经验，也是“对管理经验所做的一种反省”，这种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反省总结到最后就成为一种管理智慧。管理的智慧关系到对人的思考，包括对人的心理上的物质和情感需要、人际关系、人的个性等因素的哲学思辨。管理哲学是一种智慧的总结，管理科学“欲要达到其最高峰，必须借助于哲学的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是情感性的，而非科学性的。
（三）分别处于两个层面
关键词：概念；社会现象；语言
自自然科学兴起后，社会科学的地位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只因自然科学号称有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方法可以获得对这个世界更精微的认知。于是知识界便开始受到不断地来自自然科学的质疑。甚至这种怀疑的声音也从社会科学内部发出。学者们要求社会科学也效仿自然科学采取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声音直到现在都还不断地回响。本文则试图说明社会科学为何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试图说明社会科学是如何与哲学紧密相连。
本文将试图从两条路径驳斥一下观点即：社会科学必须逻辑上和方法山遵循自然科学的道路（也就是以事物本来之面貌对待之）。这两条路径便是首先驳斥一种广泛流传的关于哲学本质的说法，然后是一种普遍的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这两条路径将在最后汇合成为一条。因为最本质而言，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实质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来说，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分析与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中的“概念”与“语境”的。进一步说，这些“概念”与“语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不脱离社会生活的概念与语境，它们自身才能得到理解。并且十分重要的一点事这些“概念”和“语境”也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形成的。可以说，社会生活与“概念”之间是与彼此相互交织的。
下面我将先介绍一种关于哲学的误解。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约翰洛克再其《人类理解论》中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以佐证“哲学小工（underlabourer）”这个概念：
在当代，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建筑大师。他们的伟大设计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未子孙后代留下了值得永久赞美的纪念碑。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奢望自己成为另一个波义军或者另一个西登纳姆。在这样一个产生了诸如伟大的惠更斯和无与伦比的牛顿等大师的时代，有幸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清除一些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
这种思想认为哲学无法对理解世界作出贡献，它只是起到了在理解发展道路上清除一些诸如语言障碍之类的否定性作用。但其实并不如人们所一贯认为的那样，哲学仅仅就是解决有关语言的问题。哲学对于人类理解世界是有着其独特的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不仅仅就是清理语言方面的困惑。揭示世界并不仅仅是科学家们的任务。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哲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哲学并不仅仅是清理我们对于语言的困惑的时候，有两个含义。首先，哲学要处理有关语言的问题；但是第二点，并非所有有关语言的问题都与哲学相关。可以说哲学和语言一起使得人们可以明晰地洞察世界。在哲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如何才能算做外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简简单单伸出双手然后说：可以看到有两只手，可以确定有两个外物。因此外部世界是存在的。而是说两只手够不够成解释什么事“外部世界”的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哲学而言，阐明“外部世界”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非经验性的。那些认为认为有关现实的陈述的解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的人没有弄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理解是基于一个一个概念的系统。这个系统脱胎于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社会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打个比方，说拥有某种事情的知识或者掌握了某种事实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说我们懂得了某件事情。彼特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与哲学的关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他采用了维特根斯坦“规则”的概念来为我们提供解释。例如，“投票”这项行为只有在特定的政治建制，如议会制国家下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那么投票是无意义的。因为你无法在奴隶制的政体下进行投票。同时，理解语言游戏中的规则也还意味着你得知道如何在规则之下判断一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无从判断，那么你就不能说你懂得了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描述包括了判断与衡量。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关照是自然地与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都对社会现象的本质作出解释。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和哲学一样，而是说这一点便是社会科学和哲学联系在了一起的地方。
这点我们可以通过审视其他人的观点来得出。当弗洛伊德说某人出于某种原因做某事的时候，“原因”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其实上重点并不在于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为之或者无意为之。重点其实在于如果实施行为者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说他在做那件事情这种说法本身便是说不通的。因为有意义的行为是建立在整个概念系统、规则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机制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线了。这两门学科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的。基本上，我们理解二者的思路应该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依靠概念、社会语境和“规则”理解这个世界使其对我们而言变得更加明晰。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一些人文学者因为其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而导致实际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效的。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那些词汇是无效的。他们要么错误的认为概念性问题是经验性问题；要么就是他们采用了来此别的领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这无疑将会造成十分重大的错误并且也将会造成解释的社会现象不够有说服力。因此，社会科学是无疑不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路径研究的。温奇在他的书中也说道对动物运动的机械解释是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动物的生活的。
我想这样算是对社会科学的一个全新的角度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从语言角度去理解世界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否就够了呢。我想不尽然。这应该只是作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已。首先，语言的起源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题。而社会现象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现象我们是可以追溯起源的。简单来说，某人说出了一下论断：网络改版了我们的生活。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证明这个论断的呢？他们应该会这么做：收集资料、分析之然后得出结论。按照温奇的观点，他应该会说：是的，你可以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不过你知道在何种意义上说生活改变是有效的吗？而且网络只有对那些知道如何使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并且还得知道如何将电脑连接入网络的人才是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说网络才是有效的。温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像奥古斯丁那样看待语言，即把语言和其言说的事物当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过语言、概念和其背后的一整套规则并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唯一的东西。生活在世界上知道事物的概念并且知道判别对错并不是唯一要做的。
当摩尔试图用双手证明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明白不应该去找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而应该弄清楚“外部世界”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们严格地遵循温奇的步骤这么去做，我们这么做了之后是否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是外部世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概念中的外部世界是如何与真正的那个除了我之外的“外部世界”相联系起来的？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并不能通过将这种解释概念的偷换而从而认为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因为如果仅仅从概念上解释的话，真实的世界似乎是可以无视的。对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将不会立刻就有答案。不过这确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关键词】 体育 科学 哲学 互动
一、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
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体育与科学的发展也是行影相随的，体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支撑，科学指导体育的发展，体育为科学提供了服务，体育与科学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体育离不开科学，科学也少不了体育，体育是永恒时刻都发生着的。体育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活动，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体育追求的普遍真理性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体育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二、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造现代化的奥林匹克、亚运会、全运会等体育中心，同时提高科学管理与组织好中心场馆的有效服务，发挥其建造的多功能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我国一流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优秀选手和教练，取得国际水平的战绩，这一切都体现着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游泳训练的历史从游泳竞赛出现后就已经开始了。现代游泳训练到今天已经发展了100余年。100年来，游泳训练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技术改进，到多种训练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重强度与量的结合；从注重发展运动员的体能到强调技术和专项能力并重发展。简单的说，游泳训练的发展同人们对于游泳项目的本质的认识紧密联系。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游泳训练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科学观念深刻性的提高，从而把游泳运动训练工作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三、体育与科学的哲学思考
体育和科学的互动关系，体育与科学的融合是已经成为21世纪体育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体育的交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体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体育的深层哲学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对于体育的哲学思考，我个人并没有太独到的见解，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着和追寻着，什么是体育，什么是哲学，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很难理解，体育与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引起思考过，一直没形成系统的东西。
现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很难让人跟得上。体育的发展也呈现了非常繁华的局面，这让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看到体育和科学的跟紧密联系，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创新，就是所谓的学科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需要体育，他们之间就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关系，科学的进步，对体育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学是服务人类的，科学的产品也是一样，体育也是一样。体育是要人性化的，是和人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让人接受，体育运动动作需要根据人体的内在联系进行设计，而这个过程就恰恰是科学设计的过程，是科学思考的过程，是体育与科学互动的过程。
体育与科学除了有互动关系之外还有哲学关系。中国武术的发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极拳。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的研究，以期增进大家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此处所选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先秦哲学著作，也适度的选取其它时代的作品。另外，也有部分对理解拳法有益的文章，也收录于此，如《棋经》等。
要提醒一点，就是这些书中所讲的东西，要有辨证的思维，要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另外，也不要断章取义，要联系整个文章的精神来看。朱熹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读完书后，是要认真思考才能有所得的。这些古籍中，本人最喜欢读的是《老子》，其次是《孙子》。《老子》包含许多哲学思想，令人久久玩味。其思维的精华是“天人合一”，可惜，能理解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以思辨的系统论而替代之。《孙子》是讲计谋的，但本人感悟最深的却是个“正”字。《庄子》分为内、外、杂三篇。一般认为内篇最能反映庄子思想，有可能是庄子所作，或其弟子所录。外篇可能是徒子徒孙们写的，杂篇则可能成书更晚一些，有些甚至是汉代的作品。感觉《庄子》尚未能完全领悟《老子》的思想，但已比历代以来各家对《老子》的注解要强得多。
由于《周易》被奉为经典，人们不敢对其再进行修改，因此，在其后的差不多一千多年中，哲学思想基本上没有太大进步，陷入机械论和辩证思想交错存在的一种状态。本来“易”讲的是变化，却被许多人生搬硬套其中的话语。直到北宋时期，太极学说异军突起，将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升华和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其后，经过宋、明两代人的努力，太极学说与周易学说融为一体，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其中太极学说就如同现在讲的哲学，而周易就如同现在说的方法论。但人们仍不敢去改经。只是在宋朝时部分文字的次序被儒学大师朱熹改过。
总之，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运用哲学思考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的进步促进体育的发展，体育的发展进一步服务于科学。体育、科学、哲学，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思考起来三个都是要涉及到的。如果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用唯物辨证主义和方法论来认识，来思考。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必然推动了体育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逻辑思维，非常的通俗，虽然运用哲学思考，对上面所进行的论证也许不够能证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但我想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哲学与体育、科学的关系也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哲学思考得越深入就能更好地理解体育与科学的关系，同时科学与体育的进步、发展，也就越能促进哲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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