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0 10:35:40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前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长期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GDP全年总值为3650亿元，而2014年全年GDP总值达到了635910亿元，与1978年相比较，增长了约8.14%。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同样遭遇一系列问题，面对着愈发严峻的挑战，在国际化形势下，如何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而在经济发展的的过程中，国内制度的变革同样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可规避的影响。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
（一）储蓄率及投资率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不断加大，资本的累积与形成愈发迅速，国内物质资本的增强对经济发展的刺激愈发强烈，对国内经济增长作出显著贡献。资本快速累积与我国银行储蓄比例长期呈现出上升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受到就业、养老、购房、医疗保险等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据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位于世界第三位，由此可见，传统消费观念仍在社会中占据主要位置，国内资本市场相对欠发达。此外，在国际化形势下，国内吸收外部投资比例不断增加，使国内经济得到较为持久的发展。
（二）劳动力变动趋势
目前，国内劳动力趋势整体仍呈现出供给过量的趋势，受生产力水平提升、城乡经济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朝向城市进行转移，而劳动力的变动同样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刺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国内人均受教育年限较短，进入1990年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具备高中及以上教育学历的劳动力人数仍占据较低比例。而随着物质经济水平的长久发展，国内教育事业日益成熟，大专、本科院校扩招，人均受教育时间提升。从整体而言，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可获取的回报率应大于物力资本的投入，人才的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
（三）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后，国际经济发展迈入全新局面中，机械化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在同时，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资源浪费严重，而这也是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内，为追求经济发展，而付出的代价。在上个世纪末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已经证实，一年内对环境损失价值最高可占据GDP水平的10%，2012年，中国仅环境污染造成的仅仅损失达到国内GDP的6%，经济损失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严重危害性，但就现阶段而言，仍旧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和策略，长期以往，人类生存环境受损，同样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的变革
（一）国有企业改革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而言，面对更为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且与非国有企业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态势不容乐观。上个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这主要与国家利率调整等外部因素相关，整体上来看，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有经济所占据的份额持下滑趋势。尽管如此，在国内经济结构中，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依旧保持较高水平，而恰恰是对国企的高投入、低产出体现出国内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对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安全存在一定的威胁。为改善这一局面，国家近年来相继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防止国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积极对国企进行改革，引入员工激励机制以及奖惩体制，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同时使员工具有风险意识，能够对个人及岗位负责。同时加大对国企管理层的监督，以减少。在对国企进行制度改革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需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二）非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非国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对国内经济发展做出十分瞩目的贡献，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在非国有部门中，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私企均在国内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国内GDP的快速增长中占据较大份额。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制度发生变化，而这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政府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当进行调控。
（三）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困境与金融改革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但与此同时，国内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旧面对着制度上的障碍，尤其是我国的金融制度对国内中小企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和局限。在本世纪初，工商银行的短期贷款中，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仅有约20%左右为非国有企业所占据的份额，其中中小型企业占据的比例不足1%，而这与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严重不符。面对这一形势，国家持续进行金融改革，扩大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16年，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税务改革，对中小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应当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的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潜在增长率；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只有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近两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大约110万个就业岗位。5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3)，中国经济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4％。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增长率的潜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采取何种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不超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可持续性和潜在路径三方面的范畴，本文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
经济特征既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提出和验证假设，进行逻辑分析或者数理建模，最后通过研究提出对这种特征进行改进的对策建议。图1反映的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献针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多角度的详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
(一)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周期划分方面，刘树成利用1953-1995年数据，按照“谷―谷”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九个周期，并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认为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点：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而改革后波动状态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缓”型转变。袁志刚、何樟勇在刘树成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从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
从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方面，刘树成认为，从建国以来到1992年，我国经济波动表现出在波动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时间长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适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张军认为，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特别是自1994-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度波动趋势可能已经被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献从产出缺口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如郭庆旺、贾俊雪在估算中国潜在产出过程中发现，1978-200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出现波动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产出缺口波动比较剧烈而且频繁；1996年特别是1999年以后，产出缺口变化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我国产出缺口扩大的势头明显趋缓，但在2002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遏制经济下滑、治理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考察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新方法开始出现，黄赜林利用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和政府支出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刘金全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货币等名义量值波动密切相关，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波动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进出口波动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的贡献为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占10％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贡献。王小鲁利用生产函数对1953-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经济增长”，主要应是外延型增长。世界银行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短期的关系，刘霞辉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来研究经济波动，认为中国经济虽保持了整体的高增长速度，但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中国经济正是由于人为干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既定路径，使得经济系统出现不正常的过度波动，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的常态。
袁志刚、何樟勇从供求关系和增长方式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常态特征，认为在传统体制下，价格体系僵化，“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一短缺一进一步粗放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形成这种常态的机制在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规模目标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饥渴，使得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态。在经济转轨初期，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放开，经济开始并长期处于“经济扩张冲动一瓶颈制约加剧一通货膨胀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一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一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的宏观经济运行。1997年以后，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转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货紧缩趋势持续出现，此时宏观决策层通过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但是仍未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的现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和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一个经济减速发展或者调整的过程。江小娟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上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长过程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李扬、殷剑锋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
率。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解释力有限。杨认为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据此认为，东亚依赖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虽然增长速度会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可保持快速增长，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有利条件
杨多贵等较乐观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五大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上升的增长时期；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正日趋完善；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正不断提高竞争力；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观念已经确立。
但是，更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方式背后蕴涵着高昂的发展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高增长的潜在困难。李善同认为结构性因素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张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从供给方面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鲁认为，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体制缺陷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且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江小娟进一步扩展了王小鲁和李善同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难度体现在：一是原有支柱产业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升级，而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二是体制因素抑制经济增长，如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范围的企业重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等。张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来考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过快上升。
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经历了25年的持续高增长，形成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一高储蓄的循环发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资一高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短期内高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有高额成本的高投资一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高坏帐、高污染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短期内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宏观收益和宏观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十一五”期间粗放式经济扩张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内涵与计算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潜在增长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假定下，默认了潜在增长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去测度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为了找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过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层面的估计
刘迎秋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探讨潜在增长率的存在区间，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为9％，下限为6％。左大培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刘国光根据20世纪80-90年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10％，过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实，估计2000-2010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10％之间。王诚指出，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程晓农则认为，8％为无利润增长点，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率和大面积亏损的两难窘境。
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在长期内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状况将得到扭转；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郑斯林等预测，如果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能够处于常态，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层面的计算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课题组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的波动则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作用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因此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判断值，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李善同等通过开发动态递推CGE模型DRCCGE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依次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预测中国“十一五”期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间增长的首要动力仍为资本积累。
近年来很多新方法也相继引入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中。如陈玉宇、谭松涛从产品市场价格出发，解释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验证稳态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SIRG在9.8％左右。刘金全、佟新华检测了中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业条件下自然率为8.7％，宏观调控和谐有效条件下自然率为8.6％，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条件下自然率为8.1％。张鸿武在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1992-2004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4年间季度GDP的潜在增长率为2.25％，折合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并认为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标准。
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小结及简评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现在的资源瓶颈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是寻找、验证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并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上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见解：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的十周期划分法及对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稳发展态势的分析是很科学的，但是对于其时间分割来说，笔者认为选取1994年较之刘树成所选取的1992年要更为合理，因为在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保持回落态势，但是它并没有回落到后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路径，这个增长的平稳路径应该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时间分割点更为合理。
第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分析，力图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产量和产值最大化。但是，当今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而经济增长中考虑需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应着重研究总需求不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的机制，力求谋求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经济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们生活的中间目标而已，最终目标仍然还是追求人们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增长的福利性评估。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并非同一，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不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第四，与前述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最大难度在于进一步利用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中，很多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创造价值方面的分析，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无价值或者少价值的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还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虚拟资产，这些都对中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政府和金融机构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将不断减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难度将会不断加大。
[关键词]江西省；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景德镇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00-03
[作者简介]陈莎莉（1977-）女，湖北随州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集群创新与文化产业。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两大类。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1943，1957）提出大推进理论与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该理论认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人均陷阱，既有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势，又存在人均收入降低的因素和力量，要使区域经济获得增长，从落后向发达状态转变，必须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小于此规模，区域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
而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发达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向所有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集中资本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有带动性部门的经济优先发展，促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均衡增长而言，非均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与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研究中，“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后，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才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在整个国家大开发战略中起步较晚，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区域。为了策应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江西省确立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加快打造由南昌核心增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向南延伸连接吉泰工业走廊，并与赣南中央苏区振兴相衔接，两翼沿沪昆线展开。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非均衡的，政策优惠、要素资源等主要向南昌、九江、赣州三地倾斜，长期实施必然会拉开省会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经济差距。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矛盾，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始实施经济赶超战略。本文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以景德镇市为实例，探讨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
二、景德镇经济增长的现状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素有“世界瓷都，千年名镇”的美誉，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下辖2区1市（县级市）1县，即珠山区、昌江区、乐平市和浮梁县，面积5256 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6316万人。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兴，单一的陶瓷产业支撑了城市的千年发展，建国后也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曾是江西省第三大城市，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尚未形成的替代产业，为景德镇带来了经济总量不足、地方财力薄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地位下降
截至“十一五”期末，景德镇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615亿元，同比增长151%，占江西省GDP比重仅为489%，在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十位；与区域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景德镇的发展。2012年，景德镇市GDP总量为62825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省排名依旧是第十位；人均GDP为3928036元，约合624936美元，全省名列第四，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3年1-6月，景德镇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9亿元，同比增长111%；财政收入551亿元，同比增长19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697亿元，同比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29703亿元，同比增长249%。能否逐步缩小与南昌、九江的经济差距，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景德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主导产业发展平稳，替代产业正在形成
2013年上半年，陶瓷工业总产值1261亿元，上缴税金213亿元，出口4300万美元，作为景德镇的主导产业，发展十分平稳。以旅游产业、航空产业为代表的替代产业正在形成，已稳步成长为区域性支柱产业，2013年1-6月，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853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8344亿元，同比增长2054%；航空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76亿元，同比增长195%，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达212%，其中昌飞AC系列民用直升机填补了国产直升机多项空白。替代产业的形成，有效克服了景德镇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形成，增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投资硬环境不断完善
对后发区域而言，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转移落户，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举措。而吸引外来资本的首要因素是本地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景德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投资硬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2013年，投资265亿元的九景衢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西起九江，途经景德镇，东至浙江衢州，衔接武汉、上海两大铁路枢纽。该项目的建成，对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景德镇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可有效降低景德镇的客运、货运成本，彰显区位竞争优势。2013年6月，投资1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赣东北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完工，进一步提升了景德镇的物流服务水平，为未来区域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
（一）需求不足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在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增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焦化集团受钢铁价格下降、铁路运输成本和原料价格上涨影响，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利润明显下滑，2013年1-6月份上缴税金217亿元，同比下降1789%；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昌河汽车产能相对过剩，上半年销售汽车6万辆，同比下降175%；受欧美“双反”政策的影响，光伏产业陷入发展低谷，景新材料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天新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71%；另外，2013年1-5月，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总额为8229亿元，同比增长8489%，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十分明显。
（二）行政效率低下，招商引资效果不明显
目前，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存在专业性不强、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方面，缺乏专业的招商队伍和人才，依然采取全民招商为主的方式，给各部门下指标、压任务，因此政府招商的实效并不大。二是软环境建设不够理想，招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作风严重等问题，外来投资者反映比较强烈，对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013年上半年，全市计划新开工重点工程50个，而实际开工只有31个，有19个应开工工程未能顺利开工；截至6月底，全市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仅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22%。招商引资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较低，对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
（三）财政资金缺口大，削弱了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从预算外支出看，90%以上的预算外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出对应着地方政府的事权，这就意味着从财政的角度看，真正对具体经济事务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深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就越强。但是景德镇市财政十分困难，财政资金、偿债资金、重点项目资金都难以实现平衡。2013年，全市国企改制养老保险费累计欠费1391亿元；如果要拨付市本级上年结转的项目欠拨资金129亿元，再加上欠省财政资金115亿元，财政资金缺口非常大。企业改制资金不能正常、及时划拨，民生保障工程进展缓慢，困难企业医保和老工伤提标缺口1611万元，保障性住房配套需要66317万元，环卫体制改革需要1364万元等，年初预算均无安排。下半年，市本级需要偿还到期债务本息116亿元，压力巨大。偿债一直是倒扣在景德镇市政府头顶上的“紧箍咒”，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财政政策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难有作为。政府无法为公共品的供给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下降，会降低本地对外来要素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这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体而言，绝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势必会削弱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增强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升级
景德镇地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的赣东，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区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围绕全省的发展战略，结合景德镇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实际，把培育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做大经济总量的总抓手。举全市之力，加快培养壮大高新技术陶瓷及创意、航空、生物和新医药、光伏、清洁汽车及动力电池、LED半导体照明、现代农业和有机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基础上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低碳产业体系，推动景德镇向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二）转变招商方式，提高引资质量
围绕景德镇市“十二五”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及时掌握重点招商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发展动态，结合本市陶瓷、航空、旅游等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积极实施“央企入景”工程，对有投资意向的央企应展开长效跟踪，力争央企落户景德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从传统的政府招商、全民招商向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转变；组织专业招商团队，吸纳懂技术、懂财务、懂公关、懂土地税收政策、懂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保障招商经费，研究制定招商激励机制，从招来企业竣工投产后的应缴税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卓有成效的招商团队。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定期就项目审批、落地、建设和生产进行会商，为招商项目提供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招商环境。
（三）加强财政管理，优化债务结构，防范财政风险
短期总量管理导向的财政政策容易形成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忽视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引发公共债务危机。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加快资金周转，逐步消化财政欠账，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对景德镇而言十分重要。要严格财政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对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要视财力量力而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要优化债务结构，妥善做好偿债工作，有效化解财政风险。合理利用利率较低的政府地方债券与企业债券，置换原有的高利率的银行债务，减轻利息负担；优先偿还信托、商业银行等利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债券，对省城司、省投资管理中心的债务，在办理续贷的同时争取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要有效利用金融资金，充分发挥金融资金支持经济总量发展的作用；同时节约使用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良性互动。
（四）壮大产业实力，增强地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积极培育替代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
2009年景德镇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由主导产业衰退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了艰难的城市转型升级之路。替代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景德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足以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航空产业方面，应牢牢把握我国低空空域管理逐步放开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景德镇航空产业基础好、研发强、人才多等优势，努力提高产业聚集度和资源集中度，将景德镇打造成研发、集成、总装为一体的中国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直升机产业研发设计、总装、航空零部件配套、资质培训、维修保养及国际合作水平。在旅游产业方面，以厚重“陶瓷文化”为引擎，以“瓷源浮梁，多彩乐平，古镇珠山，绿色昌江”为四轮驱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打造“世界瓷都，艺术之城，千年名镇，生态家园”的旅游城市形象品牌，逐步把景德镇市建设成为旅游集散中心、陶瓷购物天堂、优美生态之旅最佳目的地。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建立现代服务业体系，优先发展生产业，拓展提升生活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打造赣东北物流服务平台。依托中国陶瓷城、国贸广场等国内主要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交易平台的优势，重点建设赣东北综合物流园、远航现代物流中心项目；加快与周边城市对接贯通，共同建设昌、九、景区域性物流市场。依托陶瓷、直升机产业基础，发展现代会展业，巩固国际陶瓷博览会龙头展会的地位，筹办直升机博览会，壮大浮梁茶博会、乐平绿博会、景德镇檵花节等一批新兴展会，把景德镇建设成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陶瓷和直升机专业会展基地。
3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再造区域竞争新优势
科学开发利用陶瓷原料、煤炭、金属矿等矿产资源，推进资源性城市转型，加强产业自主创新，加快陶瓷、汽车、家用电器、精细化工、电力能源、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传统产业调整振兴。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有机茶、无公害蔬菜、休闲旅游农业等特色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浮梁茶要继续扩面增产、整合品牌，做大优质茶叶；乐平蔬菜要继续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生产，打造“江南菜乡”。建立农业科研试验基地、示范基地，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加速农业技术成果的示范和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13年4月，景德镇市被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将以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绿色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着力点，再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投资;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经济增长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high investment growth and credit growth in 2009,explores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ossible paths of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asic conclusions are: first, rapid public investment growth in 2009 reflects the private nature of public goods-earnings received by some groups but the cost has dropped from a greater group. Hence,it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individuals to grab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Second,the central bank did not carry outthe excessive loose monetary policy,but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motes the excessive credit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credit continued to decline. As a result,we are faced with systemic credit risk and the continuing pressur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and dra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the trap of low interest rates. Third,it is necessary to withdraw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rstly,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then withdraw loose monetary policy,and carry out structural adjustment,promo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reform.
Key Words:public investment,excess liquidity,macroeconomic regu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3-06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象“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但是,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2月.
[2]Lowi,T.,1964.“American Business,Public Policy,Case Studies,and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16: 677-715.
[3]Meltzer,A.,and Richard,S.,1981.“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 914-27.
[4]Roberts,K.,1977.“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 329-40.
[5]Romer,T.,1975.“Individual Welfare,Majority Voting,and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Income Tax”,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4: 163-85.
[6]Safire,W.,1978. 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New York: Random House.
[7]Shepsle,K.,and Weingast,B.,1981.“Political Preferences for the Pork Barrel: A General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5: 96-112.
[8]Shepsle,K.,and Weingast,B.,1984.“Political Solution to Market Probl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8: 417-34.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2004年第10辑。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 可持续性 经济结构调整 政策影响
目前全球衡量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是GDP。但GDP除了衡量经济产出总量，无法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市场需要一种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本文以美国2012年经济运行为背景，结合美国经济所处经济周期，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及政策影响进行评估。
建立指标体系
本文在指标体系选取上具有以下特征1：一是采用美国官方的原始数据，涵盖经济活动主体（工商企业、个人）、供给面及需求面，对这些指标进行组合、分解，挖掘其中最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部分，组成新的指标体系。二是这些指标单独出现时通常不具有先导性，经适当组合可具有先导性。三是指标选择注意对应性、平衡性，避免单一、倾向性及可能产生的误导。四是对每组指标建立基准，作为评估其状态的标杆。五是力求指标体系简洁、直观、实用，可为广泛市场人士所理解和采用。六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估标准是资源要素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合理性，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评估标准是未来2-3年内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内在驱动力和条件，同时也考虑长期结构性因素。
（一）美国GDP相关指标
1.核心GDP
从美国经济发展来看，包括个人和工商企业的私有部门支出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和贡献度越大，则GDP增长率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越高，增长也越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据此，可将美国的GDP划分为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三个层次（采用2013年2月28日第二次修正数据，参见图1-2）：
层次1：整体GDP；
层次2：全部私有部门GDP= {整体GDP-政府支出}；
层次3：核心GDP，即全部私有部门最终销售GDP={整体GDP-（政府支出+私有部门新增库存）}。
各GDP指标与美国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状态做如下概述：
一是经济衰退之初，三大GDP指标均大幅加速下降，其中核心GDP降幅领先；但自2008年底开始，三大指标均进入减速下降，其中核心GDP降幅减小速度最快；自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复苏以来，核心GDP季度环比增速始终领先于其他指标。核心GDP/整体GDP在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回升，并在2011年第一季度超过历史平均水平80%，在2012年第二季度回升到衰退前的水平。
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整体GDP增长率为0.1%。但全部私有部门GDP增长了1.5%，而核心GDP增长了3%，并且核心GDP/整体GDP达到了经济衰退以来甚至是历史最高位81.9%。
2.政府支出/GDP
政府支出/GDP及其变动趋势是GDP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国防类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挤出效应，会挤占效率更高、更能带来扩大再生产的私人投资支出和资源配置。因此该占比上升往往预示失业率上升、GDP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下降；反之则相反。自2009年第三季度复苏以来，美国政府支出/GDP大幅下降，在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降到长期平均水平20.25%以下，而2012年第四季度则达到衰退以来最低点19.2%。国退民进，表明美国经济质量和可持续性在改善（见图3）。
3.全部最终销售
全部最终销售=整体GDP（含私有部门和政府支出）-私有部门新增库存，它是反映GDP中最终实现价值的主要指标。在本次周期中，最终销售滞后于整体GDP复苏，在2010年第一季度才开始恢复增长，但随后增长稳定，增幅波动性小于整体GDP，并且在2012年第四季度实现了1.7%的增幅。但其增幅仍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3.17%。
4.人均GDP
就业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带来GDP总量增长，所以GDP增长幅度必须超过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增长。人均GDP、就业人均GDP持续增长，比GDP总量更能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美国的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均滞后于GDP总量，其中就业人均GDP更加滞后。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包括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都在持续增长，而人均劳动小时数却在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长滞后的原因。就本次周期看，人均GDP在衰退期降幅大于GDP总量，而在复苏期增幅却小于GDP总量；就业人均GDP在衰退期降幅没有GDP总量大，但在复苏期增幅却滞后于GDP总量，主要原因可能是制造业劳动时间减少导致了人均产出下降。但不论什么原因，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长滞后于GDP总量，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应该说是负面因素（见图4-5）。
5.潜在GDP及其缺口
潜在（或自然）GDP是在考虑了资源要素制约条件、生产可能性前沿等因素后，对GDP最大可持续增长幅度的一种定量判断。它由美国国会预算署（CBO）阶段性地评估和公布。美国的GDP在2007-2009年低于潜在水平，2010年以后超过潜在水平，并且预期在未来两年内会更大幅度地超过潜在水平。当然，国会也可能随后上调该潜在水平，但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增长超过趋势水平的概率正在上升（见图6）。
（二）美国工商企业及供给面相关指标
1.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
本次周期中，企业利润在经济衰退中降幅小于GDP，并且领先GDP复苏增长，处于相对健康状态（见图7）。
2.公司现金流及其与非居住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在本次衰退期间，公司为了避险，普遍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持有现金。在复苏阶段，这一状态并未改善，现金余额增速仍高于固定资产投资，表明公司对固定投资前景依然心存疑虑。但值得庆幸的是，公司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软件和设备类的投资明显加速上升，增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表明许多企业正在为扩大再生产作准备。
3.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曾指出：生产率不能代表一切，但从长期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小时产出）在本次衰退初期曾下滑。随后随着企业大量裁员，工时投入减少，小时产出随之回升。但主要由裁员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10以后美国就业恢复增长，同时劳动生产率也继续增长，这种伴随劳动投入的生产率增长更多是由于软件、设备等技术类投资大幅增长所致，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可持续性。
4.生产能量利用率
美国的生产能量利用率在衰退后曾大幅下滑。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随着经济复苏，该指标也稳步回升，在2012年12月达到78.8%，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80%，更低于饱和分界线84%，表明工业产出来自供给方面的制约较低，持续发展空间较大。
（三）美国个人和家庭及需求面相关指标
本次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调整。以下指标集中反映了美国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整体财务状况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可持续性的影响。
1.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
对近40年的数据分析，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和储蓄率之间有0.62的正相关，二者之间的健康关系是储蓄率随收入和财富增长而增长。如果储蓄率上升的同时收入、支出下降，则是一种不健康的储蓄增长，它往往表明个人资产负债表处于修复期，这种状态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衰退初期出现的储蓄率大幅上升但同时收入和支出大幅下降，是消费者普遍修复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的反映。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收入、支出和储蓄率再次一道增长，储蓄和收入、支出的关系恢复了相对健康，开始了良性循环，也表明美国个人资产负债表修复初见成效。
2.家庭净资产/可支配收入
在该比值中，收入通常相对稳定，净资产波动性更大。在这次衰退前，随着美国家庭净资产大幅升值，家庭净资产（存量）/年可支配收入（流量）的值曾上升到6.7的高位，远超过历史平均值4.5。该比值上升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提升了财富效应在家庭消费支出决策中的作用。衰退发生后该比值随着净资产下降而大幅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到4.6，处于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对历史数据分析，当该比值低于5.5时，家庭通常会减少支出和负债，同时增加储蓄使该比值恢复到5.5以上。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这一过程会导致财富负效应，影响消费支出。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随着家庭去杠杆化和经济复苏缓慢回升，该比值也在2012年第三季度回升到5.4，超过历史平均值5，接近财富效应基准5.5。这表明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效果良好，财富效应正在重新发挥作用。
3.家庭负债率
美国家庭每月总负债支出/可支配收入在衰退前大幅上升，达到历史高位18.8%。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随着家庭削减负债，该比值持续大幅下降，在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15.7%，已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17.4%。这进一步表明了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初见成效。
4.个人/家庭信贷类负债
随着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初见成效，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在储蓄率继续上升的同时，家庭除房贷以外的循环和非循环信贷类负债开始回升，家庭去杠杆化步伐放缓，资产负债表再次出现负债敏感特征。在负债敏感出现后，低利率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更容易通过增加家庭负债支出而传导到实体经济。
美国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恢复健康，财务状况改善，意味着经济增长进入相对健康和可持续的状态。
美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情况分析
在本次经济周期中，各国都认知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存在，并开始采取措施向再平衡回归。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失衡在于消费者支出在GDP增量中占比及贡献度过大，而投资和出口占比太小。相应地，降低消费占比，增加投资和出口占比，成为美国后危机时代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但自复苏以来3年多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一）消费依然在GDP中独占鳌头，并且有上升趋势
消费支出/GDP在衰退初期曾下降，但在复苏期回升并维持高位，在2012年第四季度达到71%的历史高点，不仅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65%，也超过了衰退前的69.3%。同期私有部门投资支出占比则下降到13.2%的历史低位，不仅低于衰退前的17.8%，也低于历史水平16%。
（二）出口增长乏力，难以达到5年翻番目标
2010年初，美国政府制定了在未来5年（2010-2015年初）出口额实现翻一番的计划。然而时间已过半，美国实际出口增长和目标之间的缺口却在扩大。基于这一缺口以及2013-2014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前景，可以预见美国如期实现目标的难度相当大。到2014年12月，实际出口额可能只有2474亿美元，低于2874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就在美国出口减弱的同时进口却未相应减少，结果导致净出口为负值，出口一项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度或者很小或为负值。总之，美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长期可持续增长前景不如近期明朗。
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及政策影响评估
（一）总体评估
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自2010年底以来明显改善，其标志是：
1.核心GDP增长领先于整体GDP，核心GDP占比持续上升，政府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国退民进，经济复苏增长的内在动能开始累积。
2.工商企业非居住类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软件和设备类投资回升速度明显领先于其他部分，企业正在为扩大再生产做准备，这有可能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来增加就业和个人收入及支出。
3.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初见成效，去杠杆化减速，负债率下降，财富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信贷类负债开始增长，负债敏感重现，这些对消费支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美国整体GDP在2012年第四季度仅增长0.13%，但就上述各项指标看，该季度是复苏以来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季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历史上最好的季度。美国经济在未来2-3年内具有持续增长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结构性调整难度较大，所以目前看来长期高速增长的根据似乎尚不充足。
（二）政策影响
1.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正在累积，企业现金和利润状态良好，扩大再生产蓄势待发。而最大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已经从私有部门转向政府部门。关于财政支出对美国201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由于个人税率上升，可能影响消费者支出。但由于个人和家庭负债支出增长，财富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支出的内在动能累积，则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种负面影响。二是政府开支缩减，特别是国防开支缩减。从近期看会对整体GDP造成负面冲击，但由于个人及企业财务状态好转，这种冲击相对有限；从中长期看，由于此举让出了经济资源，有助于提高核心GDP增速及占比，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
2.货币政策
2011年以来，美国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下降，直至成为负值，而这一状态在2013及未来几年内可能延续，因此美联储将尽量长时间地维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
（1）利率政策
美联储在2012年12月决定将零利率维持的时间与失业率6.5%及通货膨胀率预期2.5%的域值挂钩。这意味着零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15年中旬。评估低利率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基于工商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所处的周期状态。从衰退到2010年底的这段时期，是美国工商企业特别是家庭大幅去杠杆化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期。其表现为：增加储蓄同时缩减负债。这种结构性调整使得资产和负债对利率十分不敏感：低存款利率无法阻止储蓄增加，低贷款利率难以促使负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低利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反而使个人和企业在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值。2011年以来，工商企业和家庭的信贷负债需求明显增长，同时银行惜贷状况改善，放贷标准松动，低利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凸显。美联储在通货膨胀率低于2.5%的条件下，尽量长时间地维持零利率既有了可能性，也更具必要性。
（2）量化宽松政策（QE）
关于美联储退出QE的时机则是一个更加不确定和有争议的问题。从退出顺序看，QE退出必定在利率上调之前。因为QE计划将长期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提升短期利率会进一步压缩银行息差，甚至造成倒挂。这意味着美联储必定会在2013-2015年中旬的某一时段开始退出QE计划，但具体时机和程序则是未知因素。美联储只指出了退出时机的定性标准：就业增长，但从未给出任何定量指标域值。就2013年来看，关于QE退出时机的分歧较大。而从最近的经济数据看，美国的财政支出缩减，税收增加，同时经济增幅过慢，以至于无法使仍高达7.9%的失业率大幅降低，这些因素都为美联储提供了延续QE的根据；而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改善，财政悬崖等不确定性影响下降，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等正面因素，为缩短或结束QE提供了根据，并使得这一政策的走势更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从理论根据看，美联储之所以采用QE，是为了延展已触及零底线的利率工具：通过大量购买中长期资产，强压中长期利率下降，直至成为负值；同时采用货币供给工具配合利率手段，加大货币宽松的剂量。在此过程中，美联储逐渐认识到货币供给以及名义GDP作为货币政策松紧基准的作用。根据这种认识，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不仅是利率政策，还有名义GDP水平。在名义GDP低于基准水平5%时，意味着货币政策仍不够宽松。而在利率触及零底线的条件下，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渠道是增加货币供给。QE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应用。而自复苏以来的2010-2012年，美国名义GDP都不到4%。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空间，或者说QE还有继续实施的必要。从货币供给看，2012年M2增幅上升到8.6%，超过了名义GDP；但其流通速度却下降到1.57%，低于历史水平1.8%，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并未随流动性增加而上升，这些则在很大程度上从正面支持了美联储延续QE计划。
然而随着市场关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加速增长的预期上升，长期利率也出现了上升趋势。美联储持续大规模购买长期资产反而可能导致长期利率继续上升。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美联储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终止或减少QE资产购买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时间则取决于未来季度的经济数据；但在2013年中旬以前即终止该计划的可能性则较低。并且在QE计划终止之后，为了避免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很可能主要采取继续持有到期而非市场出售的方式逐渐缩减其资产负债表。
注：
2002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放眼世界，在欧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泥淖，新兴市场国家正遭遇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加剧的双重压力，世界经济徘徊不前。而一个西部民族自治区是怎样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有效遏制经济下滑趋势，使经济逐渐回升，并好于预期的？有人将内蒙古的高速发展归功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将因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放缓，甚至引起经济的倒退。那么，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不是这样？同样是资源大省的山西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像内蒙古这样的经济增长呢？这不得不让学者们重新思考这种特有的“内蒙古现象”。因此，我们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依托，其增长的动力源自何处，是否可持续？倘若不能持续，它又该如何调整其产业结构？解决这些疑惑变得非常迫切。
目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而大多数学者仅分析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因素，少于聚焦宏观层面分析整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影响因素角度来讲，我们很难从宏观层面具体了解到哪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很难据此研究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这个地区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关于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方面，冯丽英、李海霞（2011）依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确定是生产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内蒙古经济增长。张璞、张北（2010）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并分别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认为，虽然索洛模型能很好地分析是资本、劳动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但索洛模型的诸多假设条件很难满足，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不成立，因此，使用该模型解释经济增长的可靠性是值得思考的。国内外关于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王思斯等利用模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第二次产业的经济增长会拉动能源的消费，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本文亦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但不注重分析某个领域对我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分析三次产业整体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产业发展的相关可行性产业发展政策。
在上述产业现实和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当前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产业贡献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时滞影响，也可近似地表示为GT=ΔYT/YT-1;其中ΔYT表示产业增加值。根据不同产业分，ΔYT=ΔY1T+ΔY2T+ΔY3T，而YT-1=Y1T-1+Y2T-1+Y2T-1，因此有：
其中ΔYiT(i=1，2，3)分别表示T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ΔYiT-1(i=1，2，3)分别表示T-1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一般将上述公式称为三次产业各自对GDP增长的百分点贡献，计算值与GT相比，则称为百分比贡献。由此可见，某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第T期该产业的增长速度；二是该产业T-1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公式中所分解出来的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称为产业贡献度。理论上讲，产业贡献度的大小是由各个产业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而增长方式与各产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状况密切相关。
三、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将对内蒙古近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样本进行测算。如图1。
图1 1980—2010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
如图1所示，其中，GDP表示全区生产总值，PRI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SEC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TER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区经济飞速增长，其中第一、第三产业上升较缓慢，而第二产业上升势头强劲。根据自治区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在我区GDP中的占比，如图2。
图2 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如图2所示，其中，X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从图2可以知道，1980—2010年间内蒙古三次产业在GDP 中的占比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整体来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占比有一个先减少后持续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占比基本与第二、三产业保持相同水平，之后渐渐让位于其他产业。
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我们得到，第一产业的贡献度波动最大，1981年我区第一产业的贡献度为95.8%，而1989年其贡献度为-5.1%，1990年贡献度又升至88.2%，而后逐渐下降。第二产业贡献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67%。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凸显，说明我区已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贡献度呈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的6.5%增至1986年的67.9%，又大幅回落至最低点-1.3%，之后有起有落，至2011年其产业贡献度为24.7%。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内蒙古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就不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而言，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论断，但其产业贡献度以及劳动力情况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理论等不符，下文我们将继续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其中，Y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图3 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四、定量分析三次产业与内蒙古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