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6 10:33:49
序论：在您撰写市场经济的前提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诚信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生产自给自足，诚信不可能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虽然有能够满足和不能满足，即能不能达到预想目的两种可能，但基本上不会发生自己骗自己的现象。
为了维系商品交换、互通有无的秩序，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历来把守信用列为重要的内容。“人无信不立”、“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不轻然诺”等许多道德名言和许多著名的故事流传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些重要的道德观念和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信用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很快就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他就会站不住脚，处处碰壁，得不到别人的接受和支持，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这就是“人无信不立”的依据。
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使人的交往范围无限地扩大了，人们每天都要和无数陌生人打交道，每天都要使用各种不知道提供者来源的商品和服务。不守信用者感受不到不被信任的威胁。这对于企图获取非分利益者是一种鼓励。他们企图获得超过自己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所能获得的利益，或者根本就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于是，各种欺骗的手段就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好象市场经济就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强调道德，强调信用，就是不合时宜。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润，但是必须建立在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的基础上，必须以信用作为自己的道德前提。没有信用，商品交换就不能成立，更不能发展。卖出的是商品，换来的是假钞，何必要卖呢？买东西买到伪劣商品甚至有毒害的商品，人们何必要买呢？失去了信用这个基础，交换发展不起来，分工发展不起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也发展不起来，社会就会陷入停滞、倒退、混乱，市场也会瓦解，利润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现在少数人破坏信用的行为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利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是讲道德、守信用的，而又对失信者缺乏足够防范的大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每天打开自来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干净的水；拉开电门，得到的是稳定的电压；订的报纸定时送到，买的米面能够放心地吃。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都遵守信用的情况，使市场能够正常地运转。少数破坏信用者正是混在这个大环境中，利用了这个大环境，更利用了人们的疏于防范来破坏这个大环境，损害人们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否则就会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使社会失去活力，失去前进的动力。对付的办法，一是要加强法制，切实保护讲道德的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严厉惩处违法乱纪、破坏信用者，加强他们的犯罪成本，使他们得不偿失。但事实上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立法、执法都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不懈地长期做下去。二是加强道德建设，加强信用观念的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唾弃和抵制不守信行为的教育。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都必须具备的意识。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让失去信用者失去信任。许多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的发达国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在那里，一些信用记录不佳的人买保险，保险公司要收更多的保费；就业求职，到处碰壁；即使用欺诈的方式为本企业赚了更多的钱，还是要被辞退、被解雇。如此等等，都不是政府有什么强制性的规定，而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理由很简单：既然这个人在某个问题上破坏了信用，那就不一定有把握对我守信用。惹不起，躲得起，不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更安全。只要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任何失去信用的人都不会被人信任，他的活动就没有市场了。当然这也要有条件，就是能有办法了解到需要打交道者的信用记录。现在有的地方正在建设信用档案。当然查阅这种档案也要有条件，例如要征得本人同意，以免侵犯了个人隐私。
《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伴随着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是“市场”,它从来没有消失过。成为问题的始终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这是关于市场自由的一项基本原理。市场自由要求市场以外的社会生活不服从市场规则。哪怕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也会产生两类不良后果:(1)“消费者至上”(consumer sovereignty)原则对大众欲望的腐蚀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生活的衰败;(2)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最终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奈特的弟子阿罗在1970年代初期,以类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当市场将它的运行环境纳入市场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这里所说的市场环境,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法律、审计、会计以及信用评估与监督的其他手段。
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参与者们可利用的监督方式划分为三类:依赖于每一参与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监督”;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威胁能力的“第二方监督”;依赖于不参与交易的公正旁观者维持正义的能力的“第三方监督”。在真实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总是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某种混合,关键是寻求这三类监督方式的“最优”(成本最小的)混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
目前被卷入所谓“金融海啸”的自由市场的困境,归根结底,导源于下列三项因素的联合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自196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由“价值多元化”转变而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人生态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转变而来的“古典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态度,从而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伦理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指导西方金融秩序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基本信念以“个人主义”(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基于这一基本信念而产生的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混合体系,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信用监督出现“抽象化”过程,信用关系可在完全陌生的情境内被创造出来。这使市场参与者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延长的信用关系链条所涉及的真实情境迅速地复杂化,以致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的估计最终超出任何人脑或电脑的理解能力。
西方社会怎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上述理论,逻辑地意味着下列三种可能性:
――由于道德自律力量普遍减弱从而使得“第一方监督”成本太高,最直接的救助办法是依靠“政府力量”。但作为“第三方监督”的一种手段,“政府”的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长远而言政府规模受到民众的理性共识的制约――假如“法治”和“民主政治”不被损害到无法挽回的程度的话。
――倘基于理性共识所允许的政府力量不足以救助危机,那么,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就应极大地降低。这意味着,“金融深化”趋势必须逆转,意味着资本市场的总市值下降50%或更多。
――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其实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伦理。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失。
作为市场运行环境的一部分,并决定市场自由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良知(consciousness)。所谓“良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释的作为“公共感觉”的常识――sensus commus。“常识”这一语词的英文“common sense”的拉丁文涵义,指称的是五种私人感觉之外的公共感觉。当民众丧失了公共感觉的时候,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权术”――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从而全体陷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一、市场经济的特征与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新特点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及与其相适应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主要特点有：
（一）经济关系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就要积极做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监督体系和服务体系。
（二）企业行为自主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都具有进行商品生产经营所应拥有的全部权力，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从而能够自觉地面向市场，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行为自主化的前提是转变政府职能。在机构改革后，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职能交由企业依法自主管理的事项有两项：一是工业企业内部的标准化、计量、质量管理；二是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和检定方式。
（三）宏观调控间接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具体事务，而通过指导性计划和制定产业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经济杠杆，以市场为基础进行间接宏观调控，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经营管理法制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经营活动都按照科学而严谨的法规体系来进行，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管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面对假冒伪劣商品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来势猛、危害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了“铁腕打假”，采取了堵源截流、跟踪监控、扶优防伪、打防结合等对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重点及对策
（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落实和创新从源头抓产品质量
第一，要突出重点，取信于民。要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本地生产、加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尤其要突出食品、农资、建材等性质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产品质量问题，组织专项整治；对区域性制假售假问题，要及时组织联合行动，坚决解决一批假冒伪劣“没完没了”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扎扎实实的成绩取信于民。
第二，要改变方式，创新机制。首先要落实行政辖区打假责任制。在地方政府落实“打假第一责任人”责任的同时，将行政辖区分成若干个责任区，把打假的任务和责任逐级分解，责任到人，层层负责，层层落实，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地发生的生产、加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做到早发现、早打击、早控制，将假冒伪劣消灭在生产加工行为发生地，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三，要综合管理，全面履职。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职能，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对生产领域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量检定、认证认可、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认真组织实施综合管理和执法监督；要按照专项监督打假、执法检查、综合治理等任务要求，全面履行工作职责，并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行政执法工作。
（二）以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抓发展，加大扶优扶强力度
大力推进名牌战略实施。质监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地名牌发展计划，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帮助指导企业争创名牌；在做好工业品、农产品的名牌评价工作的同时，组织开展对软件产品的省名牌评价工作；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做好免检制度的宣传工作，指导帮助企业积极申报产品免检，扶持一批龙头和骨干企业。
（三）以强化质监基础性工作为突破口，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一是强化对标准化工作的宏观管理，积极推动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促进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二是进一步强化法制计量监督，突出重点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和管理工作。三是稳步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大力推进农产品、食品等产品认证和自愿性产品认证。四是建立长效和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营。
（四）以质量为切入点，促进诚信建设为灵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诚信保障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在诚信建设方面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构建质量诚信体系。推进质量诚信建设，首先要在建立、完善企业质量档案的基础上，实现对企业质量状况的动态监管。二是引导企业自律。企业是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主体。三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名牌战略的实施，推动诚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和发展环境。四是加大违法失信惩戒力度。加大执法监督，做好质量投诉的调处，打击、惩戒违法、失信行为。做好质量调处，帮助消费者解决消费中的质量投诉，充分借助新闻媒体，对质量问题严重的产品进行公开曝光，建立引导消费的机制。通过监督、查处、完善制度建设，在质量监督中推动整个社会诚信程度的提升，营造以人为本、充满关爱、相互信任的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发展环境。
在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动道德进步的同时,应当看到,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不道德现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看待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首先，我国正处于新旧道德体系的转换时期,由于旧道德的综合滞留，而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形成,使不道德现象产生。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应运而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从总体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当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骤然袭来时,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反而把封建社会的东西拿来使用,利用新体制的不健全,趁虚而入,取得栖身之地,从而泛滥成灾。因此社会中的种种不道德现象，恰恰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
其次，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需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就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好的东西可以进来，坏的东西也可以进来。不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拜倒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面前,丧失起码的社会道德。然而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会也会进一步的完善。
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迫切需要以新的道德体系来为市场经济提供有利保障。那么，新时期道德建设又该如何进行呢？
首先，集体主义道德的培养至关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上层建筑,在道德方面必然体现为集体主义原则。真实的集体是把社会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的时期，我们必需认识到集体主义的重要性，我们要追求集体和个人的不断完善。个人的不断完善就意味着是不断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集体的不断完善就意味着是不断努力消除集体方面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更加真实地代表集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努力成为一个道德的人,那么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就会实现。
【关键词】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当中的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国家――中国。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得不想到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应着相应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的财产所属制度，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主要的经济运行方式。
有人说，社会主义也有改革开放，有之后的市场经济。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因此，不能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区别作为区分两种政治制度的依据。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确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二者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分量的高低可以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从而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经济的分量不可能高于计划经济，公有制也终将不会被私有制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能够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既然经济制度是与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为何资本主义国家频频爆发经济危机？且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能涉及到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更是一直持续至今。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模式致使其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
对于08年的经济危机，准确地来说应该是次贷危机。这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产出过剩，供需不平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是不同的。所谓“次贷”，是指“次级按揭贷款”。“次”的意思是指与“高”“优”相对应的，形容较差的一方，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指的是信用低，还债能力低。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很多人的收入并不稳定，甚至一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都能贷款买房。购房者在前几年可以单单支付一定的低利率的利息，而在大约五年只有便要支付高额的还款金额。
虽然这次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根据当前消费者的需要出台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政策，本着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大肆地攫取金钱，只顾眼前利益，不为长远的发展考虑。同时，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将财富玩弄于指掌，即使在最萧条的时期银行家们仍能赚取高额的利润。而政府对此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督和管制作用，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与市场的需求和巨大的经济泡沫比起来太薄弱，只是在危机出现后，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款救济即将倒闭的银行。
与之相对应的，在社会国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力度比较强，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等行业中，国有经济起到控制作用。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力量。在这一点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不同，财产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也会相对较弱。
第二，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与经济制度相适应，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社会主义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并且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比如，对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次贷问题，也就是房地产问题上，国家的宏观调控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不会发生诸如银行为了赚取一时的金钱利益而劝诱消费者盲目借贷购房的事情，这也是中国暂时没有爆发跟美国一样的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政府出台的限购令，以及银行的加息政策，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房价，给市场降温。
市场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各自的需求和持有而自发形成的交易体系，不是某个集团或政府强行制造出来的。既然这样，为何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市场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度过危机？事实上，市场本身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市场本身有一定的缺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
试想，如果美国施行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经济危机不会那么快地爆发，影响不会如此之巨大。也许是美国人骨子里的自由思想作祟，他们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也被视为拥有良好信用的标志，再加上美国有比较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危机意识较弱，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如果能有效地加强政府的监管作用，对盲目过分借贷进行限制，也许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
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做法无不充满着社会主义的味道。为了阻止房价进一步下跌，政府甚至直接推出了为首套房屋购买者提供8000美元的财政补贴。再看私有企业，本来私有企业的成败兴衰均由市场来决定，但危机后这样的规律行不通了。以三大车厂为例，因劳动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在金融危机之下濒临倒闭。对汽车购买者，政府又鼓励民众旧车换新车，最多可以获得4500美元的补贴，最高可达新车价格的25%。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人口问题 人口战略目标 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