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16:09:23
序论：在您撰写高中历史基础大全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2.“十二铜表法自从定下来之后，……有些条款甚至一直保留下来，到罗马后期仍然有效。罗马人后来对这一古代法典有一种引以为傲的感情。十二铜表法的语言也成为后世法典语言的典范。”这段论述表明《十二铜表法》 （ ）
①适用于整个罗马帝国 ②成为罗马成文法的起点 ③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 ④标志着罗马法体系形成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③④
这是新课改以来江苏高考历史卷中对重点问题、主干知识——“罗马法”的第三次考查了，前两次分别是：
（2008·江苏历史·13）从《十二铜表法》开始，古罗马制定了严格的债务法规，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这表明罗马统治者 （ ）
①注重保护私有财产 ②重视维护平民利益 ③被迫改善奴隶处境 ④力图缓和贵族与平民矛盾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2010·江苏历史·14）“法律条文没有作出规定的，法官就不能受理。譬如有公民的奴隶被人拐走或偷跑掉，此公民要求法律受理就要找法官，向他申明：根据某某法律，我认为此奴隶应归我所有。法官确认后才能受理。”这一描述主要说明罗马法 （ ）
A.重视法律程序 B.保留习惯旧俗
C.强调法官至上 D.体现人人平等
五年三题，2008年从罗马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方面进行的考查，2010年从引用法律原文揭示法律原则的角度进行的考查，今年则引用《罗马史纲要》中关于“《十二铜表法》的制定”的一段评价，考查考生对《十二铜表法》地位的理解。可以说，五年中，相同的考点，不同的精彩。
从2008年到2012年，对“罗马法”知识点的考查给我们今后学习有哪些启示呢？
一、立足基础
根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科《考试说明（选修科目）》建立教材相关知识的严密体系。如果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帝国”两个时期、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两个阶段，“成文法”又经历了“《十二铜表法》—“公民法”—“万民法”—“《民法大全》”几个阶段，再理解了每个阶段相应法律形成的背景、目的、内容特点及评价，在解答2008年与2012年的两道“罗马法”题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
二、着眼能力
首先是着力培养“获取和解读信息”的基本层次能力。“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与解读信息的能力”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课程目标”提出的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目标，也是历史科《考试说明（选修科目）》四个考核目标与要求中的第一个目标与要求。新课改背景下，江苏卷所有高考题都是以“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来考查大家的，因此，把“培养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渗透在学习中是必须的。实践中如何操作呢？下面以“罗马法”为例，谈三点思考：
1.选材构建（这项工作通常由老师来完成，稍作介绍旨在让大家更清晰了解历史题目构建中的玄机）。史料浩如烟海，选择的原则是什么？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科《考试说明（选修科目）》，紧扣教材，服务于教学是选材的基本原则。命题老师一般从一些史学方面的经典名著里节选能服务于教学的材料，如可以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杨共乐的《罗马史纲要》等史学著作里去选择所需的材料，找准材料后进行合理构建以追求效果的最优化。
2.有效引用。高三复习时更通常的做法是对成题的引用，鉴于高考题的正规与科学，对各地高考题的引用是首选。今年高考中考查“罗马法”知识点的除江苏历史卷外，新课标全国文综卷与安徽文综卷中的两道题也出得甚为精辟，值得引用。
（2012·安徽文综·19）西方古典作品《阿提卡之夜》记载，“一个审判官或仲裁官，受命于出庭辩论时［审讯案件］，而他们被揭穿在［这个］案件中接受金钱贿赂”，依据《十二铜表法》第九表第三条应被处以死刑。由此判断，制定这一法律条文的目的是 （ ）
A.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充分保护平民权益
C.确保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D.限制贵族滥用权力
（2012·新课标全国文综卷·34）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记述过一个案例：有人砍伐了邻居家的葡萄树，被告上法庭，原告虽提供了确凿证据，却输掉了官司。原因是原告在法庭辩论中把“葡萄树”说成了“葡萄”，而《十二铜表法》只规定了非法砍伐他人“树木”应处以罚金。该案例说明当时在罗马 （ ）
A.不重视私有财产的保护 B.法律具有形式主义特征
C.审判程序缺乏公正性 D.审判结果取决于对法律的解释
构建新题或引用原题使我们有了锻炼的机会。题目的功效能否发挥最佳还在于析题水平。
3.科学析题。新课改以来，高考试卷文综单科题量不大，具体到某个知识点的题量更是有限，因此，用好每道高考题显得十分重要。充分用好高考题的第一要素是在完成练习后应进行科学析题，析题时应点明考查的知识及要求。下面以今年新课标全国文综卷第34题为例试作说明。
其次是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更高层次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课程目标”提出的学生能力培养的更高层次目标，历史科《考试说明（选修科目）》把它阐释为“‘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述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目标与要求。这种能力在实践中又该如何培养呢？下面还以“罗马法”为例谈两点感悟：
1.辨析理解。所谓辨析理解，即辨别历史事物和历史解释；理解历史事件，分析历史结论。如我们通过练习2009年高考辽宁文综卷“罗马法”题来具体阐明。
29.罗马法规定：当事人若不向法庭提讼，法庭即不予受理；一个人除非被判有罪，否则即是无罪之人；一个被控有罪的人，可在宣判前为自己辩护；法官审判应重证据等。这些规定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下列各项中，符合上述规定的是 （ ）
A.法庭立案与否皆取决于案情 B.被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罪
C.被告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D.证据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
辨析材料提供的“罗马法”四段原文，即不告不究；非判无罪；判前自辨；重视证据。综合理解，我们能得到“被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罪”是唯一正确的结论。经过这样的训练再来解答2010年高考江苏历史卷第14题时，答案一目了然。
关键词：新课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目标；遵循原则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2-167-02
教学目标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学任务的具体反映，是实施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评价课堂教学的基本标尺。而近些年的中学教学中，应试性的教育使教师的教学目标完全围绕高考考纲进行，这与新课标背景下的历史课程格格不入。在新课程标准下，如何确定和实现历史课堂教学目标，已成为新课改下，我们广大历史教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在教育部制订颁发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其中，“知识与能力”是课程学习的最基本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的古今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具备最基本的文化素质；“过程与方法”则强调学生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以及如何得出相关结论，注重学生的自我参与和体验，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新理念，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而“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在学生感知历史、合作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其形成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生活、学习、做人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与以往的历史教学目标(即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相比，历史三维课程目标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它特别重视学生在历史学习、探究过程中的参与、体验、感受和实践，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地探求知识，掌握学习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德育渗透，力求通过“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的教学过程来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提升学生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品位，引导学生学习为人处世的能力。因此，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教学目标的确定和实现过程中就必须要依托相关学科知识，创设多样化、开放型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使其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让他们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综合能力。
我们都曾经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而漠视学生的主体参与，将“教学目标”视作来自官方的、传统的教学安排，认为学生没资格提出置疑和探求，他们所要做的就只是接受和记忆，课堂教学的唯一任务就是落实这个目标。特别是由于升学的压力，一线教师往往围绕考纲进行教学，“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是一种普遍现象，于是在教学中就容不得学生置疑和探求，他们只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和记忆教师按照教参要求预设好的东西，课堂教学的任务就是完成来自官方的权威的“教学目标”。而新课程改革则承认并重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那么，教学目标就应该面向和针对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于每堂课的教学内容不同，所教班级具体情况不同，每堂课的教学目标也就不可能一样，因此，要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围绕课程总目标，确定课堂教学目标，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发展需求，构建的学习模式应该是发现—探索—运用—创造，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而构建新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根据教材和教参确定教学目标，而不顾及学生的基础和实际状况，以新课程理念来看，这种设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教师和学生都是课程教学的主体，课堂教学目标必须依据《新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设计，而且设定过程除了要考虑教科书提供的内容及其所能训练的历史能力体系，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将学生作为设计目标的主要依据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了解学生，准确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和认知水平，尤其是要以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而设定目标。课程目标是既定的，但教学的具体目标则是生成性的。所谓生成性就是说既定目标要在实际教学过程由师生相互交流而逐步形成，并不是模式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因为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倘若我们只是以完成教学目标为目的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压制或抑制学生的积极思考性与自主探究能力，这种以牺牲学生的情思活动为代价的方法，即便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也是削足适履。因此随着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对教学目标进行适当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其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取决于有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与热情。就像下围棋，棋手总是“胸有大局”，不拘泥于一子的得失，总是根据“盘面”的具体情形，随时灵活地调整每个棋子的落子方位。比如他想在“此”布一小局，可由于对手的干扰，不得不调整到“彼”布局，教学也是如此。“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仅占一生中所学知识的10%，这就说明学生绝大部分知识的养成是来自自我的学习，那么学生就必须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应该给学生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树立“教是为了不教”的理念，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中具备获取技能的方法。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我认为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的总原则是：依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当然设定的过程既要考虑课程提供的内容，但是最主要的是考虑学生的状况，必须“以学生为本”，准确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和认知水平，紧紧围绕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而设定目标。日本著名数学家米山国藏曾指出：“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在进入社会后，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应用……然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唯有深深钻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精神、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和着眼点等，都随时随地地发挥作用，使他们终身受益。”这段话耐人寻味，值得我们深思。
从教数年，我自己在教学中也深深烙下了传统教学的印子，自从实施新课改以来，我也在思索，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应该怎样确立和达成，就此，我依据教学实际粗浅地谈谈在设计课堂教学目标中应遵循的原则：
1、学生主体性原则。学生不仅是教师的施教对象，更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为了他们的未来，如果课堂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存在，学生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学目标又怎么能够实现？因此，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引导学生主动地学习、探究和合作，帮助他们在学习活动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2、教学开放性原则。如果说创新是现代教育模式的灵魂，那么开放性就是其必然的表现形式。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塑造学生的完善人格。因此，课堂教学目标不但要目中有“史”，更要目中有 “人”。课堂教学的本质是发现和交流，多提供史实，少给或不给结论，提供方法和敲门砖，尽量不给学生设置思维围墙。当然，教师的“导”也不应忽视，即使是放羊也应把羊引到水草丰茂处，而不是贫瘠的盐碱地，更不是把他们围在水泥场里。“导”就是启发、点燃。
3、目标多样性原则。虽说教学的终极目标一致，由于施
教内容不同，施教班级的具体差异，每堂课的教学目标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其实，就是同一堂课教学目标也应是多样的，同样的班级在同一堂课中，不同的学生相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也不应相同，承认差异，因材施教；因人设标，分类推进，才是科学教学之原则。
4、渐进性原则。教育部颁发的《历史课程标推》无疑是历史教学的“纲”，是历史教学的总目标，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弹精竭虑。但是这样一个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一堂课的目标不能定得太多、太高，否则是曲高和寡，白费功夫。因此，课堂教学目标也有一个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分类实施的过程，“高大全”式的授课定会弄巧成拙。
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中图分类号？演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9-0057-06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科技史内容，历来是教学中较难处理的内容之一。而如何恰当、科学地处理科技史内容的编写问题，也成为教科书编写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提倡全球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教科书中关于科技史内容的阐述，应力戒俯视其他文明成就的倾向。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有效地避免以往讲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时，由于分寸把握不好，无意中使学生产生虚骄自大情绪的弊病，这一点非常重要。”①
遗憾的是，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内容的编排和处理，有所欠缺。在必修（III）第6课中，有关中国古代某项科技成就领先西方、欧洲多少年和世界最早之类的表述，共计11次之多，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天文和数学领域。这样的史实叙述方式，一方面加重了教材内容的空洞化色彩，给教师的课堂教学带来不小的难度；同时也很可能带来分析不清晰、结论不客观等问题。某些所谓的比较，实际上根本就缺乏可比性。例如，该课中提出我国发现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的内容，比西方早了约500年。即使中国真的在西周初年（文献解读另论）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现象，难道就能得出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早500年的结论吗？这是两种性质不同、历史影响迥异的成就。中国古人仅仅是发现了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而毕氏则是完成了对该定理的完整证明，二者如何进行比较？此外，诺伊格鲍尔等人在对两河流域出土的泥版文书普林顿322（不晚于汉谟拉比时代，约为我国夏代时期）做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后，发现巴比伦人在公元前1600年以前就已经记录了一系列符合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数组，其中最大的一组直角三角形三边数字为：12709、13500和18541。②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较之我国的“勾三股四弦五”，都要先进的多。如果按照我们的命名标准，勾股定理应该被称为巴比伦定理，才算公正。
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应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就要求教材的编写首先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在涉及科技史的领域，不止一种历史教科书存在史论脱节、立论不严谨和人为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问题。本文拟就岳麓版必修（III）第6课天文学史部分的三处表述，结合中外天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予以严肃的学术商榷，以期有助于学界同仁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也使学生在文化多样化的氛围中领略中外科技成就的辉煌。
一、张衡地圆说领先西欧
1000多年说辨析
岳麓版教科书认为张衡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欧洲人早了1000多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混淆概念之嫌。此种观点可能源于地理大发现背景知识的表述，在14、15世纪，关于地球为球形的地圆说，已经为西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相信向西一直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而张衡生活于东汉中期，因此张衡关于浑天说的史料，就被用来佐证中国的地圆说早于西欧1000多年的结论。其实，张衡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思辨色彩，而且具有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张衡关于大地球形的观点，在《浑天仪》和《灵宪》中的表述明显不一致。在《灵宪》中张衡认为：“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表明他又认为天地结构是天圆地平。①此外，张衡提出地圆说和西欧人相信地圆说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大关心大地的具体结构之类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用色彩并无相通之处，中国古人明显缺乏探究此类问题的兴趣和动力。
更为关键的是，关于大地为球形的见解，西方人早在张衡之前500年就已经提出了，计算之精准，论证之详备，是后来的张衡所无法比拟的。下面，就西方关于地圆说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也由此可窥岳麓版教科书表述之不严谨。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60―前480年）注意到月食时大地投影到月球上的影子也是圆形的，所以他可能是第一个明确指出地球是球形的人。毕氏对此的解释是：圆形、球形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所以天体都必然是球形的，并且在正圆轨道上运转。②
作为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其著作中专门论及大地的形状，并对大地为何呈球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论证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大多符合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球是完美的、对称的，因此天体和地球应该是球形；压力导致地球的诸组成块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会压成球形；观测方面的证据为：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总是圆形，人们在向北或向南旅行时，会看到北极星的高度变化和星空变化。③即便是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亚里士多德在观测方面的论据和论证方法，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前23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日心地动说。他在《论日月的大小和距离》一文中提出如下观点：日地距离为月地距离的18～20倍，太阳直径为月球直径的18～20倍，而为地球直径的6～7倍。④虽然他的结果很不准确，但他关于太阳、月球和地球三者关系和大小的天才思考，在古代非常难得。
此后，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6―前195年），利用同圆中圆心角与所对应的弧长成比例的原理求出了地球的直径约为25万希腊里，合今值39600千米，⑤与赤道的实际长度之间的误差约为1%左右，较之我国唐代一行的测量值要精确得多，原理和方法也比一行的方法更为科学和简单。需要说明的是，在初中数学教科书和不少数学教辅书中，都有埃拉托色尼测量赤道长度原理的相关知识介绍，但我国中学生鲜有将此知识和历史教科书观点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和探究的尝试，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之缺失，确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与张衡约处于同一时期的托勒密（约90―168年）是古希腊天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此后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在《天文学大全》中指出：“我们宣布天层是球形的，并且在旋转；地球也是球形的，并且位于诸天的中心，像一个几何中心一样。”⑥虽然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是错误的，但大地为球形的观点在其著作中被明确无误地提出，当不容置疑。因此，所谓张衡地圆说早于西欧人1000多年的观点缺乏史实依据，违背了论从史出的治史和编史原则。
当然，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天主教的影响日隆，科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欧洲的科学，包括天文学陷入长期的停滞和倒退之中。到文艺复兴前夕，欧洲的天文学发展水平与中国和阿拉伯相比，已属明显落后，即便是与古希腊时期的发展水平相比，也呈现出绝对的倒退。再加上异端裁判所对学者和异端思想的干涉与迫害，地圆说一度成为科学研究的。1327年意大利的阿斯科里认为地球是球形的，就被用火烧死。①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也是不准传播的。正是在这种强烈和令人窒息的神学氛围中，原本较为先进的儒略历竟然在欧洲沿用了将近1500年，实则是欧洲天文学发展史上的耻辱。由于天文学发展的滞后，1500多年所造成的累积误差到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改历时竟然达到10天之久，这在世界诸文明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中国传统数学和天文学在明清之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并不能说明欧洲学者在张衡之前没有提出过地圆说，相反，古代欧洲学者关于大地为球形的观点，就提出时间来说远早于张衡，在探讨的深入程度和和结论的可靠性上，也比中国同期的认识水平丰富和科学的多。建议教师在讲授该部分内容时，能够结合中外天文学发展的具体史实，引导学生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
二、一行首次发现恒星的位置变动说辨析
在介绍黄道游仪时，教科书提出了如下观点：“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683―727年）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客观地讲，这也与史实明显不符。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不是中国天文学家，而是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约公元前2世纪初―前127年）。中国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现象――岁差的科学家，也非一行而是东晋的虞喜。
由于地球是一个三轴椭球体，赤道半径略大于两极半径，在日月和其他天体的引力作用下，造成地轴进动，引起春分点沿黄道向西退行，每年退行约50″.2，大约25800年退行一周。这种退行现象被称为岁差，它造成回归年比恒星年短的现象和所有恒星的平位置随时间而变化，冬至点在恒星间逐渐改变位置，约71年退行1度。古希腊的伊巴谷是最早发现岁差现象的天文学家，他毕生从事天文观测，获得了丰硕的观测资料。“他把自己测得的恒星位置和约150年前阿里斯提尔、提莫恰里斯的观测结果相比较，由此发现了岁差现象，并定出了岁差的数值”。②而在中国，东晋的虞喜（281―356年）在公元330年左右提出了“岁自为岁，天自为天”的结论，冬至点每50年西移1度；祖冲之也提出了“冬至所在，岁岁微差”的科学结论，他所编订的《大明历》第一次考虑了岁差因素，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此后，隋代的刘焯、唐代的李淳风都在岁差的研究上有所前进。一行、梁令瓒通过黄道游仪的研制和使用，使岁差现象能够在天文仪器上体现出来。在黄道游仪的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够仿照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由上可知，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现象的，是古希腊的伊巴谷，中国的虞喜、祖冲之等天文学家对岁差现象的认识，也早于一行和梁令瓒。准确地说，应该是先有中外学者对恒星位置变动现象的发现和岁差周期观测的逐渐精确，才有一行将岁差现象在黄道游仪的研制中加以体现，而不能将此混同为一行等通过黄道游仪首次发现恒星位置的变动现象。
三、《授时历》回归年精度辨析
岳麓版教科书提到：“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日作为一年，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应该说，这种叙述同样是不准确的，与史实和天文学常识有一定出入。当然，不独岳麓版教科书，不少科技史著作中也将《授时历》中的回归年长度误认为中国古代颁行的历法中精度最高的一部。在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宣焕灿在《天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地球自转的长期变慢，日的长度在十分缓慢地变长，于是一回归年中的日数在逐渐减少。据研究，在公元前14世纪，一年约为365.2424日；公元1世纪，一年约为365.2423日；而现在，一年约为365.2422日。”①也就是说，回归年的长度（我国古代称之为“岁实”）有古大今小的变化趋势，我国宋元时期的学者曾用“消长法”对回归年长度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同样一个岁实，在不同的颁行年代，它的实际误差并不相同。郭守敬《授时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与理论值的误差为26秒，与现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完全相同。因此不少论者将该值作为评价《授时历》精度的一个主要标准，这与宋元时期的历法发展史并不相符。首先，《授时历》的岁实值取自南宋杨忠辅编订的《统天历》，这个领先欧洲400余年的科学荣誉应该授予杨忠辅才算公正。《统天历》于庆元元年（公元1199年）颁行使用，该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其次，尽管《授时历》与《统天历》定的岁实完全相同，但两部历法实际颁行时的岁实与理论值之间的误差并不相同，存在少许出入。纽康根据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发明的原理而提出的，现今仍在使用的回归年长度计算公式：T=365.24219879-0.0000000614t（初始年为1900年，之前的t取负值），《统天历》误差仅为20余秒，而由于回归年长度的不断变小，同样的岁实值到《授时历》颁行时的误差就已经是26秒了。故此就回归年的精度而言，《统天历》实则优于《授时历》，笼统地认为《授时历》的回归年长度在中国古历中最为精确的观点并不准确。
当然，考虑到郭守敬等人编订《授时历》时所进行的精密观测、改进天文仪器等举措，再加上《授时历》沿用时间超过300余年（明代的《大统历》实为《授时历》），说《授时历》是古代中国人编订的最为精密的一部历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授时历》的编订过程中，郭守敬等人在全国27个地点进行测影和和测量北极星高度的活动，取得了一大批较为翔实的数据；编历过程中又吸取中国古历之所长，朔望月、近点月等值取自金重修《大明历》，回归年长度取自《统天历》，接受了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观点并将其加以改进；彻底废除上元积年法而以实测值为历元；创立三次差内插公式处理天文数据等，②所有这些，都使《授时历》精度进一步提高，登上了中国古代历法的第一个高峰。之所以要强调“中国人编订”这一限定，也是考虑到立论的严谨，要严格地以史料为立论的依据。清代颁行的《时宪历》的精度无疑高于《授时历》，到明朝晚期，《授时历》的误差已经越来越大，多次出现交食预报不准的情况。与徐光启、汤若望等人使用的西法相比，中国传统历法之术明显处于劣势。1643年编订的《崇祯历书》和依此编撰的新历因随后明朝灭亡而来不及行用，传教士后将其改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廷，此后钦天监和清代的历法编订几乎完全被耶稣会士所把持，中国传统的天文体系完全被欧洲第谷体系所取代。《时宪历》虽然也属于中国古历范畴，但其系西洋传教士所编订，所用之术也非传统的中国历算之术。因此，较为公正和稳妥的说法应该是：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是古代由中国人所编订的最为精密的一部历法。建议教师在课堂上不宜过多地渲染误差仅有26秒的回归年长度值，因为该值与此前杨忠辅《统天历》的误差相比，已经逊色不少。
四、余论
课程标准就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①学生历史意识的培养和形成，首先要做到尊重历史，追求真实；了解其他文明的辉煌成就，才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教材关于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的基本理念，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当然，要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并非易事。首先，应当依照课程标准编写和提供给广大师生优质、科学的教科书，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和主要载体。其次，世界意识、历史意识和创新意识是有机的统一，只有将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放在诸古典文明的总体框架和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和定位，才是真正的历史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过分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刻意贬低中国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质，教科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或阐述不当之处，在所难免，针对此种现象，笔者建议教师在备课、讲课过程中注意以下三点：
1.提倡教师要有质疑精神
“教材不是圣经，它只是对《课程标准》上的某个具体内容的一种阐释而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不应该成为教材的奴隶，要将教材用活，为自己所用。”②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领域，着重点并不在具体的史实和现象上，因此留给教师加工、调整和反思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也正是课程标准不同于教学大纲的最为鲜明之处。在提出学生要有质疑精神的同时，教师首先要有质疑的精神。现在是一标多本，教材内容并不与考试内容、答题要点严格地一一对应，答案简单、直接来自于课本的试题在高考中非常罕见，应该说教材对师生的制约作用已远不如昔，这给教师钻研教材，部分问题上超越教材，以自己的史学素养彰显史学魅力、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较大的可能。因此，教师并非完全是教材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具备敏锐的眼光、批判的意识，理性地对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声音（限于对教材硬伤的质疑），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断促进历史教科书编写水平的提高。长期担任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工作的王宏志先生就指出：“作为教科书的编著者，我们常说，教师对课本钻研之透彻，往往胜于我们。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从众多的教师来信里，亲身感受到的。”教师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也是教学资源，甚至是教材的主要内容，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水平和使用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历史鲜活起来，使史学的魅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
既然新课改强调教师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那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思考，在部分问题上超越教材，应该是一种境界更高的教学方式，是对课标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理念的生动诠释和践行。有一位教师在高一历史导言课中充满激情地指出：“他们能够编书，我们难道连鉴别和表达自己独立观点的能力都没有吗？上节课我给大家看过，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对历史教科书提出自己的观点。”③言语不多，掷地有声，广大师生当以此言共勉。
2.突出主题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贡献和地位阐述上下工夫
“既然课程标准不强调对古代中国哪些科技成就概述，而强调认识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那么教师就可以抓住这个主题思想，对教科书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和增补，大胆剪裁设计”。④这当然对广大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借助于教师用书、史学论著和网络资源的基础上，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科技史领域，吴国盛教授的高级科普读物《科学的历程》和中国科学院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本）等书，立论严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叙述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有趣，可以作为中学教师讲授科技史内容的重要参考读物。
一般而言，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概述，多属于识记内容，而强调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讲授时教师对教学内容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也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教师才能将历史讲活。因此，马执斌等人明确主张教师将重点放在“贡献”这一层面上，通过具体而又贴近生活的例子，加深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除了十进位制、赤道坐标系、古代杂交技术的现代价值等事例外，指南针对世界航海业和西欧海外殖民扩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火药将战争推进到热兵器时代进而导致欧洲骑士阶层的消亡；作为古代最为重要和高效的传播煤质和手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促进中国文明发展和东西方发展格局的改变所起的作用；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体系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现代价值（可结合吴文俊院士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成就加以讲解）等，也是较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切入点。在这方面，国内外出版的科学社会史的相关论著，有助于教师的科技史教学。
3.适当增补相关知识，优化讲课内容
科技史作为历史学中既古且深，甚至是最为偏、难的内容，历来是教师讲课的难点。由于中学生几乎没有接触过较为系统的天文学入门知识，因此要将浑仪、赤道坐标系、牵星板等内容讲清楚，更是难上加难。而对于勾股定理这样的内容，蜻蜓点水式的一掠而过，又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能结合自身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适当兼顾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补充相关知识，对教材内容进行再加工和拓展，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方面，将会有所改进和突破。例如，教师可在阅读相关数学史论著的基础上，向学生适当补充域外文明的知识，强调巴比伦人、中国人和希腊人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该定理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学者将其称为勾股定理时，诺伊格鲍尔等人对普林顿322的解读尚未被学界所知晓和接受，因此对勾股定理的称呼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约为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学者陈子也已经提出了完整意义上的勾股定理，略晚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这也说明在提出一般原理的勾股定理方面，我国学者的工作也不算晚。此外作为数学中最为重要的定理之一，勾股定理历来是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之一，迄今已有近500余种证明方法，这其中我国的赵爽和梅文鼎给出的证明方法别出心裁，简约而富有美感，赵爽弦图（见人教版数学八年级下册封面）还被选为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徽。此外美国总统加菲尔德、法国皇帝拿破仑，以及爱因斯坦等人的证明方法也较为新颖和独特，鼓励学生课下去搜集相关资料，拓展和加深对勾股定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