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39:15
序论：在您撰写宏观经济增速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国家统计局20日公布了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第三季度增长9%，为4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经济增速有加速下滑的势头。交通银行研究报告认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导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和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我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善，经济增长正由依靠外需向内需拉动转变。”
对此，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9 月份名义消费虽继续高位加速，但仍未能有效缓冲净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去年同期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鉴于房地产持续低迷、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等因素，未来消费将难以继续保持当前水平。
预期明年增长继续下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任若恩表示，从第三季度的数据看，下一步下滑速度会加快，因为全世界面临的衰退风险也比原来预计的要糟糕。任若恩估计，今年全年GDP增长大概在9.5％左右，明年则会继续下滑。如果按支出法计算，明年的GDP增速可能在8％左右；如果按国家统计局运用的生产法计算，明年下半年GDP的增速可能会降至8.5％左右。
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彭程在分析报告中指出，花旗银行将2009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之前的9.4％下调为8.8％。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保8”，因而8％的增长率被业内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不过，任若恩表示，由于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方法在2004年进行过调整，按目前的计算方法，如果GDP的增长下降为9％，居民和企业面临的实际痛苦会与1998年时经济增长下滑至8％相当，因而明年将经济增长保持在9％以上的速度，非常重要。
不过任若恩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明年“保9”会很困难，因为从全球环境来看，虽然金融体系的问题大部分已经爆发出来，但是实体经济的恶化才刚刚开始，实体经济受影响会有多大，目前还不明确。如果明年9％的增长率保不住，中小企业经营者的日子会很难过，产品卖不出去，又贷不到款，许多企业会破产；普通老百姓则会感觉自己的收入减少，尤其是企业的就业者，收入下降会很明显，就业也会出现较大的问题，首先受打击的是农民工。其次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大幅下滑，农民的收入也会减少。
对于CPI数据，任若恩指出，很明显，目前通胀已经不是问题，下一步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出现通缩。任若恩指出，今年年底CPI有望下降至2.5％～3％，今年全年CPI大概在6％～7％，到明年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初，CPI同比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分析师诸建芳则认为，明年CPI会大幅回落，个别月份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是全年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全年CPI涨幅可能在2％左右，甚至更低。花旗银行预期，明年中国的通胀水平可能在2％左右。
宏观调控转向“保增长”
从预期的经济增长形势来看，宏观调控转向迫在眉睫。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已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未来我国出口前景不容乐观。投资方面，由于房地产销售持续下降、房价开始回调，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开始显示出下降的趋势。交行预计，如果房地产投资下降20个百分点，则将导致我国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专家分析认为，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体现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扩张倾向，“若以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解冻部分央票等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将发挥最佳效率”。
交行研究部同样认为，在近期央行连续两次“双率齐降”之后，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已经开始转向“保增长”这一目标。未来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放松信贷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来刺激内需增长，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潜力和弹性。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时已明确指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在当前通胀压力逐步消除后，政府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的可选择余地大大拓宽。
首先，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将更加灵活。近期，央行已连续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利息税也被暂停征收。在通胀得到有效控制后，未来利率与准备金率调整空间加大，偏紧的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宽松。当然，在银根由紧缩转为放松过程中，尤其需要增加对中小企业以及农业的贷款，以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财政政策有望由稳健转向积极。回顾历史，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在面临冲击力更强的美国金融危机时，财政政策仍堪当重任。而且，我国目前的财政实力较10年前已大大增强，仅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就达34808.19亿元。尽管进入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放缓，同时面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大笔支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很大施展空间。比如，在必要情况下，国家可以加大国债发放量，增加基建、农业、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投资，同时配合适度的减税政策，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取消股票红利税等，可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速 失业率 CPI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3）08-62-04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但这四个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经济增长较快不利于物价稳定，物价较低不利于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会形成贸易逆差，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矛盾的四边形。具体到城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形成了矛盾的三角形。
从北京经济的发展来看，却出现了与上述规律相反的特征，表现在：
1.1999～2007年，北京保持了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1999～2007年，北京GDP连续9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达到12.3%，但失业率（本文为登记失业率）在2005～2007年持续高位运行，其中，2005年达到2.11%，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CPI低位运行，1999～2007年年均增速仅为1.3%。
2.从2008年起至今，北京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经济增速不断波动下行，2012年GDP增速降至7.7%，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08～2012年GDP年均增速为9.1%，比1999～2007年低3.2个百分点，但同期CPI年均增速为2.9%，比1999～2007年高1.6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达到5.6%，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1）。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失业率不升反降，由2008年的1.82%降至2011年的1.39%。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升高，2012年，在对1570家服务业小微企业的调查中，63.5%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上升快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远高于市场需求不足（36.6%）和原材料成本上升（32.4%）所带来的影响。
1999～2007年北京为什么能保持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2008年至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的特点？这给政府调控带来了哪些挑战？本文以潜在经济增速为突破口，探讨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就业之间的关系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不同经济学派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各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失业率达到“非自愿失业”，社会产出达到最高水平时的经济增速。第二类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给定实际约束条件和不引起通货膨胀改变时的经济增速，实际增速围绕潜在增速上下波动。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正缺口，当实际经济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负缺口。
由于物价和失业率相对经济增速是滞后指标，因此当增速缺口为负时，经济体中就有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劳动力市场就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现象，这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这种要素不充分利用尤其是非自愿失业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反之，当增速缺口为正时，生产要素处于过度使用的状态，由于要素的稀缺性，市场竞争会导致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就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因此，在短期，通过比较潜在经济增速与实际增速的缺口，可以估测通胀压力和就业形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度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长期，只有以潜在经济增速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才能达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北京潜在经济增速的测算
本文分别使用H-P滤波法和对比法来测算北京潜在经济增速。
（一） H-P滤波法
以1978年北京GDP总量为100，对同比可比价增速进行H-P滤波分解（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建议，取λ=6.25），得到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见表1）。
（二）对比法
对比法是将北京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作对比，从中找出规律来判断北京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方便国际多边比较，本文采用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在国际上权威性和公认度较高的麦迪森世界经济史数据，以1990年的麦迪森国际元为计量单位进行比较。
从发达城市经验来看，它们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3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中国香港从1963～1994年经济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7.7%，1994年人均GDP达到2万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5～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3.5%，比前一时期下降4.4个百分点。新加坡从1963～1997年经济也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8.7%，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5.3%，比前一时期下降3.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人均GDP已达到19764国际元，197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10.5%。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根据发达城市的发展规律，北京经济增速将下降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2011年和2012年北京GDP增速分别为8.1%和7.7%，比前期（1978～2010年）年均增速分别低2.4个和2.8个百分点，符合上述规律。对比发达城市的经验，未来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比1978～2010年年均增速低3个百分点，为7.5%左右。
根据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判断，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为7.9%，2013～201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7.5%左右，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
三、从潜在经济增速分析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关系
1999～2012年，北京和全国的GDP、CPI同比增速及失业率（数据截止到2011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72、0.77，这表明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城市，上述三个变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北京这些变量的变化包含全国经济形势对其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变量与北京自身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北京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并不完全由全国经济形势来决定，需要深入分析。
由于潜在经济增速是经济运行中各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增速，因此，当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就有可能引发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1978年以来，北京CPI六次出现峰值，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形（见表2）。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下降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0年北京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3.4个百分点，1981年失业率比上年下降0.32个百分点；1983～1984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失业率在1983～1986年间连续4年出现下降；2006～2007年、2009～2010年实际增速都大于潜在增速，当期失业率也随之下降。
反之，当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即增速缺口为负时，就可能出现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1978年以来，北京CPI五次出现波谷，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况（见表3）。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上升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1～1982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82年失业率为1.62%，是1979～2004年的最高点；1989～1990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91年失业率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05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0.7个百分点，当年失业率达到2.11%，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决定物价、就业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的差值，即经济增速缺口，而不是实际增速本身。1999～200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12.1%，是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与实际经济增速（年均12.3%）基本一致。这是本时期内北京经济呈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之，当潜在经济增速较低，并低于实际增速时，即使实际经济增长较慢，也可能会引起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2006～2007年，北京实际经济增速已连续2年超过潜在增速，2008年尽管实际经济增速下降至9.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1%，是1998～2008年的最高点。2010年北京实际增速为10.3%，高出当年潜在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 2011年尽管北京实际增速仅为8.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6%，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4）。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这一时期北京经济呈低增长、高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的新挑战
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表明，从长期看，北京经济增长将下降一个台阶，这同时也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了新挑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一）政府宏观调控“进”“退”两难
2011～2012年，北京经济年均增速为7.9%，这说明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2013～2015年年均增速要达到8.1%。但是，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未来增速则在7.5%左右，因此，要实现“十二五”目标，2013～2015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速要比潜在增速高0.2～0.6个百分点，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提高经济增速，要求“进”。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根据上述分析，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时，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宏观调控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方面“进”“退”两难。
（二）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北京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刚性支出迅速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北京在民生社保、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出还将继续提高。同时，政府要实现“十二五”期间8%的增长目标，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客观上都要求政府财政收入需保持较快的增速，以满足财政支出日益扩大的需求。
财政收入要保持较快收入，要求经济增长保持较快增速，而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必将拉低实际经济增速，缩小政府财政收入提升的空间。在政府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三）投资“质”“量”两难
投资是通过投资乘数对总产出产生拉动作用，投资乘数即新增单位投资带来总产出的变化，投资乘数越大，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越明显。投资乘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增速缺口成反比的。增速缺口越小，投资乘数就越大，投资的效率就越高，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反之，增速缺口越大，投资乘数就越低，投资的效率就越低，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弱。
当前，投资依然是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使得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实际增速必然要超过潜在增速，投资乘数和投资效率会迅速降低，进而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只能加大投资的数量，回到“量”大“质”低的低效发展方式。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得投资的“质”和“量”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稳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世锦、许伟、刘培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窗口测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2]韩蓓，《北京市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与HP滤波平滑参数探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张连成、韩蓓，《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其应用》，宏观经济，2009年第3期。
[4]王煜，《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5]统计报告，《2012年北京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发展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3年27号。
2003―2007年，中国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围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既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避免了出现大的起落。
2007年下半年，根据当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压力较大，价格上涨的压力较为突出，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双防”目标，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通货膨胀。
进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国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内接连发生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特大地震灾害和洪水灾害，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适应形势变化，7月份中央及时提出了“一保一控”方针，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尽管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多的不利影响，但由于我们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较好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价格涨幅趋缓、结构有所改善的较好态势。
但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蔓延加深，对我国经济影响逐步加大，外部冲击使正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步伐较快。经济增速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2.7%下降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10.1%，下降了2.6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只有9%，下降近3个百分点。从年度看，可能下降2个多百分点。
对此，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又不要反应过度。这既是挑战，又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的大好时机。
二、关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
预计2008年全年中国GDP将增长近10%，增幅比去年全年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据估算，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50%左右，约拉动GDP增长5.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53%左右，约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可能是负数。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仍在进一步发展，2009年的世界经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9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仅为3.9%；该组织7月份的预期增幅为4.1%。IMF还将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3.9%下调至3%，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IMF将美国2008年经济增长预期由7月份时的1.3%小幅上调至1.6%，将2009年美国经济增幅预期由之前的0.8%下调至0.1%。IMF将欧元区2008年经济增长预期由7月份的1.7%下调至1.3%，并将2009年经济增幅预期由1.2%下调至0.2%。IMF预计，经物价因素调整后，日本经济今年将增长0.7%，低于7月份预计的1.5%，IMF还将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1.5%下调至0.5%。IMF将对中国2008年GDP增长率的预期维持在9.7%不变，但将2009年增幅预期从7月份时的9.8%下调至9.3%。
受次贷危机影响，2008年及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内需将进一步下降，进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根据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近期数据（2002―2007年）粗略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减速的程度。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受次贷危机影响，如果2008年美国GDP增速下降到IMF所预测的1.6%，则2008年中国出口增长率将比2007年下降3.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2009年美国GDP增速下降到IMF所预测的0.1%，则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率将比2008年下降7.8个百分点左右。
初步判断，2009年虽然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只要我们宏观调控措施及时得当，在外需增长显著减缓的条件下，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稳定投资，适度增加非生产性投资力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关键性领域改革步伐，则2009年GDP增长率虽然可能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以上的增长，同时可以把通货膨胀控制在5%以下。
三、采取灵活审慎的态度搞好当前的宏观调控
在新形势下，为了促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应采取灵活审慎的态度和方法搞好当前的宏观调控。调控的重点应由主要防通胀转为主要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为此，财政政策要从稳健转为适度扩张，货币政策要由从紧转为适度放松，并注意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作用。防通胀虽然仍是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但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当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过高时，通货膨胀率会上升；相反，如果要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降下来，通货膨胀率肯定也可以降下来。但是，在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快，因此，我们只要能够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即可，不必苛求把通货膨胀率过快降下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实际情况来看，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较为合适。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会加剧许多结构性矛盾，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过低不利于增加就业，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可能引发通货紧缩。在充分吸取以往历次宏观调控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今后我们应更好地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保持经济适度的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第二，处理好农民增收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必然要求。近几年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今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
受石油价格高企推动的谷物燃料化、新兴国家粮食需求上升、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2007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已显著上涨。虽然近几年我国粮食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在限制粮食出口等政策的作用下，目前我国粮食价格仍然显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粮食食品价格上涨有合理性的一面，有利于农民增收。我国农产品价格显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为我们进一步理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提供了外部条件。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兼顾消费者承受能力和生产者利益，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在通货膨胀压力趋缓时，逐步提高粮食价格。因此，要处理好粮食涨价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粮食涨价后，对城镇低收入者的影响可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来解决。
第三，处理好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今年初开始实施的价格管制是应急的措施，对成品油、电力实施的价格管制以及对食品、钢材、水泥等商品实施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于短期抑制高通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长期持续的价格管制，不仅不利于消除通胀压力，而且还会导致供给短缺与资源配置不当。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相当于我国对全世界的补贴。从长期来看，一旦通货膨胀压力趋缓，应抓住机遇，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机制。
理顺资源要素价格、逐步消除价格扭曲，是实现节能减排的内在要求。当前，要处理好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通货膨胀压力趋缓时，应继续有步骤、分阶段地理顺电力、煤炭、液化气、天然气等资源要素价格，不断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外，在防止经济增速过多过快下滑，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时，还必须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较为充分，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增加较多，许多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被掩盖下来。当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过快发展时，即使总量供给能够满足需求扩张的需要，结构性供需矛盾也能产生通货膨胀问题。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加剧而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将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使原先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下来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减慢是解决经济增长过快时期积累的问题的机遇。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增速减缓时期价格涨幅同时减缓的条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减慢具有积极意义。
在目前外需有所放缓的条件下，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系具有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关键词：联立方程 经济增长 2SLS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中通常占50%~60%左右，国外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一般高达70%~80%左右，美国、英国甚至高达85%以上。投资主要由企业及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组成，企业及个人投资仍然主要取决于销售，取决于消费。政府投资的适当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依靠财政收入的政府投资毕竟是有限的，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仍然与消费密切相关。可以看出，消费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有必要对经济增长的消费结构进行统计分析。
吴巧云等（2007）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效果分析》一文中通过实证检验，指出利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控效果不理想，并进一步建立模型分析发现，调控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有:央行对利率的管制，导致利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不确定;我国当前投资收益偏高，使投资主体对成本不敏感；行政控制力或货币政策对货款的直接作用，也使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不显著。杨江娜等（2007）在《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指出，理论上贷款利率的高低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低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有刺激作用，高利率对固定资产活动有抑制作用，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在相关模型的构建上通过数据分析同样得出了实际贷款利率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从而重新构建模型，最后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模型设定
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人均国民收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等。GDP是国际公认最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以及经济实力和增长的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一定时期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本文用GDP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研究GDP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之间的关系。
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由于人们消费心里因素等原因，最终居民消费决定于上期的产出水平，同时它又是同期产出的一个部分，因此必定受它的影响，故应将总产出滞后项列为解释变量。同时，通常情况下税收水平会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最终消费，因此，考虑到相关因素，最终建立消费方程为：
其中Ct为最终消费，Yt为总产出、用GDP表示， Tt为税收水平，β0、β1、β2、为对应系数。
投资发展水平取决于上一期的经济规模和利率影响，由于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滞后性，上一期的效应往往会传递给下一期，利率相当于资本的价格，直接影响着投资。据此，建立投资函数（虽然下文我们剔除了利率这个因素，但这里为了使得问题的周全，暂时可以实际贷款利率这个因素考虑进来，这不会对本文的分析造成影响）：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税收水平决定于一国的经济规模，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税收快速增长，因而，建立税收函数：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净出口受经济体整体水平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最后确定的净出口方程为：
根据模型可识别的阶条件，构建的模型都是可以识别的，虽然阶条件只是模型识别的必要条件，但是在Andrew Harvey的《The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Time Series》的第二版指出，阶条件通常已足以保证可识别性，虽然当心秩条件是重要的，但不去验证它，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综上所讨论，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为：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其中： C：消费支出，，Y：收入，I：投资，T：税收，G：政府购买，r：实际存款利率，u：干扰项，NX：净出口。
模型中的内生变量是C、I、T和Y，而前定变量是G（政府购买）、r、Yt-1 。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运用1990~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实际存款利率的数据根据相关利率加权而得）。
样本数据是将现价数据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后的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用GDP缩减指数换算；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和税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由于1991年前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是没有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用199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 （991=100），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为（1991=85）。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利率已经是实际贷款利率了，所以本文没有对利率再进行处理，相关数据都保留了两位小数。
实证研究
运用Eviews 6.0对所构建的联立方程进行参数估计，用到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方法。联立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整体上除了投资方程中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都是合理的，进一步验证了利率对固定资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联立方程进一步构建成以下形式：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投资方程剔除利率后的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联立方程的构建是合乎人意的，各个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调整R^2=0.999DW=1.42
税收系数为0.45，表明税收增加1亿元，消费将增加0.45亿元，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的消费支出大于居民的消费减缩，从而使得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正的效应。
调整R^2=0.937 DW=0.19
前一期的收入对当期的投资有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上一期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了当期投资的基础，对当期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R^2=0.953DW=0.28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说明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反过来影响收入（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调整R^2=0.713DW=0.54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由此可见当期消费对净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当期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净出口增加0.24元。
为了进一步研究前定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估计出关于模型的简化式。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所以构建了政府购买和经济总量滞后一期的计量模型，结果为：
调整R^2=0.999DW=0.60
由于模型的简化式参数表述的是前定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总和，因此可由简化式模型的参数找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每当期政府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当期的产出增加0.57元。
结论
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投资和税收都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即经济的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税收的增加；政府的税收用于购买与个人因税收而减少消费相比，政府的购买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消费抑制。前期的经济总量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具有正的作用，因此要想未来投资具有更大的规模，必须在现阶段增加经济总量；与人们观念不同的是消费反而增加了净出口，说明消费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国内生产的，这使得国内的产业有条件扩大规模并间接地带动了净出口；在适当的程度上，应该加大政府的购买力，以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占风，袁知英.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9
2.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格利高里・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张斌,杨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联立方程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6）
关键词: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性
在去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延续了前年以来的回升走势。然而，由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在不断的改变，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国内环境来看主要包括：目前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不断削弱、对国内外的市场的需求结构所进行的调整力度不足；分析国外因素主要是：当前欧洲作为债务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等。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十分缓慢，除此之外，还使得我国有关宏观调控部门对于接下来的预测和抉择造成困扰。我国的经济研讨课题组主要针对最新的有关宏观经济类问题所关系到的对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决策层面中短、中、长期经济适度性增长的根本体制，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且具体地对其增长速度的适当性进行一般性分析。这一举措对于完善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一、概述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模式是否健全，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并且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话题。目前对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进行判断；推断其是否符合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于此同时，也吸引了世界经济组织的高度重视。对于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科学，并且根据原有的数据和经验进行总结，主要从有关我国经济增长速率的比例中具体归纳出以下几点标准：
(一)根据经验数据进行推断分析
这种方法通常情况下是根据原有的经验进行预测，因此常参入人的主观想法。
(二)加权预测方式
通常情况下根据往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率，分别为它们配备不同的权数，然后再对下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预算。
(三)对GDP的增长率进行预算
根据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相结合对其进行具体预测。
(四)对于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的规范
有很多学者主要从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方面来确定经济的发展方式。
二、政府在判断经济增长速度时的经验与内在逻辑
我国的经济能否又好又快的发展，与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的成败有关，并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改善。对于这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具体进行阐述：
(一)短期层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征
通常情况下，我国每年年末必定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一会议的过程中，对于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做出相应的预测和判断。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方式来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地快发展。然后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同时构造相应短期的交集，这对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政府长期坚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政策转向的灵活性。
(二)中期层面：建国以来的“五年计划”和“规划”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具体现实情况，我国相关政府已经对短期增长速度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及目标和策略的制定。不过对于中期的增长速度规划具体应该怎样制定或以什么为依据来进行制定，这就是目前中国所制定的新的五年计划，并将它作为较为理想和科学的奋斗目标。
(三)长期层面：关于党的历次会议中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特征
通常情况下，我们称十年或者十年以上的计划为长期计划，在此我们以十三大“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以及十四大、十五大还有十六大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策略为依据，来对我国适度的经济增长进行全面考察。
(四)我们从凯恩斯与古典学派探讨的问题比较短、中、长期
短期策略主要是通过执行计划来实现；而中期目标是对长期策略进行具体划分，以便应用于实践；长期策略是对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战略目标进行具体合理的规划。三者的内在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结束语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本文主要通过对经济学者们关于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性的探讨以及政府对于短、中、长期目标的制定进行考量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根据国情而言，各国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性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我们应该正确衡量现实与理论上的总体经济运行态势，切勿急于求成；最后，正确处理短、中、长期策略，将它们有效的糅合后具体付诸实践，以便于我国实现宏观经济适度性增长。
参考文献：
[1]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解读从紧货币政策[N].理论导报,2008,(4)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以保险业因素为切入点，探索宏观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的动态关系，运用实际总保费收入和我国实际GDP数据对两者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这与之前研究得出结论不一致。本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原因，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保险 经济增长 协整 格兰杰因果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有序拓展金融服务业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对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要求，纲要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强化保险机构的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内控能力，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提高资金运作水平”。
既有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业方面，保险业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理论探索，实证研究更少。在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中，银行作为流动性来源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环，对真实经济有深远影响。
然而保险作为特殊的金融中介，承担着风险转移分担功能，对于真实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不能忽略。本文研究结合当前中央工作重点，集中于我国的宏观实证数据，以期对我国保险业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目前阐述保险业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主要研究成果认为，保险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保险业是否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与国别特征有关；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功能的发挥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用名义值与实际值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时候却发生了分歧：以名义值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保险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反之不成立；而以实际值检验的结果说明两者之间互不为格兰杰原因。
考虑到保险业与经济的互动作用与监管环境、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有关，所以本文主要以我国为例，利用我国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
实证检验分析
（一）基本关系
1.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保险的基本职能是转嫁风险和补偿损失，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外部性，能从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两个方面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保费提高还可降低逆向选择风险。
保险作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Lemond（1994）认为，保险投资一方面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另一方面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Levine和Zervos（1996）则指出，保险通过资本积累使资金流动性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能够提高保费收入。消费方面，经济增长会带动消费增加。Outreville（1996）认为，GDP每增长1%，会带来超过1%的非寿险需求增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后，保障性需求的增加会使人们更多的购买储蓄性保险产品。对生产方面来讲，GDP的增长会带动企业的新增投资，新增投资部分的保险需求会增加社会的保费收入。
3.我国保费收入同GDP的联系。饶晓辉、钟正生（2005）认为现阶段保险市场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才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原因。但从近年保险业市场迅速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保险市场正在逐渐发挥其转嫁风险和风险补偿功能，金融抑制现象也有所改进，社会主体在考虑消费和投资行为时会更多的考虑保险因素，因此，保险业发展对于GDP增长的正向冲击可能越来越明显。我国经济增长对于保险业发展的解释力可能依然较强。
（二）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两个宏观经济变量，即代表保险业发展的总保费收入和代表经济增长的GDP，选取实证研究常用的VAR模型。下面是两变量的VAR模型简化形式：
y1t=α(L)y1t+β(L)y2t+ε1t
y2t=γ(L)y1t+θ(L)y2t+ε2t
本文涉及的两个宏观经济变量具有典型的非平稳序列的特征，需要先进行协整分析，VECM表达形式如下：
φ(L)Yt=C+AB`Yt-1+εt
协整关系分析要求样本量较大，因此本文利用2000年1季度-2010年3季度的实际总保费收入（PI）季度数据作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利用同时段实际GDP季度数据（RGDP）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水平，共43个样本。
（三）模型检验
1.单位根检验。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6.0完成。由于是季度数据，设定最大滞后阶数为8，采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通过检验发现，两个序列都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可以确定PI和RGDP都为I（1）序列。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确定PI和RGDP两个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两者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获得协整向量的估计结果（即矩阵B`），得到均衡误差B`Yt-1，进一步得到VECM系统的估计结果。利用“Lag Order Criteria”来进行滞后期数的选择，结果显示所有信息准则和似然比率检验法均指向6，按照“多数原则”，协整分析应该建立在VAR（6）的基础上。在EViews6.0 VAR模型滞后期数的判断结果基础上，得出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一般来说，迹统计量的结果更加可靠，因为迹统计量实际上是一个联合显著性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迹统计量关于协整向量个数为零的原假设p-值相当接近10%，因此本文依然认为我国保险业实际总保费收入与GDP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分析还得出了标准化的协整向量为B`=(1.000000，-1.139381)，则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方程为：
PI-1.13938RGDP=0
(0.14272)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4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总保费收入是实际GDP的格兰杰原因，而实际GDP却不显著为实际总保费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利用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间的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结果出现明显的不一致。
但RGDP对于PI的Granger casualty接近10%，同时RGDP对于PI的理论解释力较强，可以认为RGDP对于保费收入有一定的解释作用。而PI对于RGDP的Granger casualty在5%的水平下依然显著，可以认为PI对于RGDP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于前面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并且得出了一个协整向量，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观察当PI与RGDP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发生偏离时，两个变量如何对其进行反应。下面是根据Johansen协整分析所得出的结果：
PIt=-0.290967zt-1+ε1t
(0.12117)
RGDPt=0.227861zt-1+ε2t
(0.12885)
这表明，在RGDP的t期不变情况下，PI在t期变化消除前一期29%的非均衡影响；在PI的t期不变情况下，RGDP在t期变化增加前一期22.8%的非均衡值。
结论
GDP和保费收入两个经济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即保险业的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具有持久上升发展趋势。协整关系分析说明PI和RGDP之间存在明显协整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大致为实际GDP每变动一个单位，实际总保费变动1.14个单位。随后进行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表明PI对于RGDP的解释作用明显，而RGDP对于PI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保险业发展历程以及新一轮五年规划期间（“十二五”规划）对保险业的具体要求，总结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整体政策上对保险业的关注与支持，建立健全保险体系。由于保险业的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具有持久的上升发展趋势，国家对保险行业的政策支持，有利于社会资本和财富面临的风险得到释放，投资和消费将得到更强的信心支撑，也利于充分发挥保险业的金融中介功能，发挥经济增长对于保费收入增加的显著积极作用，与宏观经济的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积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鼓励发展适合投保人需求的多样化险种，满足市场需求。既然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表明实际总保费对于实际GDP的解释作用明显，那么宏观经济增长与保险服务领域拓宽带来的保险业务量增长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发展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开拓巨灾保险，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的经验，探索新的发展形式。同时理性处理政府与市场定位，充分发动政府普及保险知识的作用，利用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在市场方面，可以通过联合基金等形式，将商业保险机构与政府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促进保险体制创新，推动保险业务改革。目前保险体制更新较慢，保险业务形式不够新颖，阻碍保险业务的拓展，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利作用。
我国目前五大传统社会保险正在不断完善，但存在社会保险资源分配不均等困难。保险体制优化与创新，一方面应该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同一管理，改变政策统筹不够全面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商业保险思想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作用，灵活运用社会保险执行方式，加大保险制度建设的激励。
第四，强化保险业风险控制能力，从保险机构自身风险内控和外部监管体制优化这两方面入手，提高保险机构的资金运作水平。协整关系分析说明RGDP与PI的长期均衡及其逆向解释同时成立，那么保险机构资金运作水平的提高对于保险业整体风险的控制，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具有关键作用。
保险机构自身风险内控可以从保险风险证券化入手，提高保险风险的量化能力与精算水平，合理厘定费率、建立准备金。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06）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随着保险业的金融深化，政府应该通过总结这一进程中新的问题，进一步强化银监会等职能部门的本职功能，覆盖更为广泛的保险监管体系。
综上所述，过去十年间保险业的发展已经为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和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形势，保险业也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与发展。“十二五”规划期间，将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五年，保险作为重要的金融因素，其健康发展对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计量分析与政策解读，提出政策建议作为参考，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参考文献：
1.饶小辉，钟正生.保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12）
2.Goldsmith Lemond,1994,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
3.Levine, R.,S. Zervos,1996,“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Long-Run Growth”,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
4.Outreville,J.F.,1996,“Life Insurance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Patrick,H.,1996,“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关键词] 高速公路 经济因素 交通量增长 预测模型 蒙特卡罗
交通量是决定高速公路项目经济效益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过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对交通量的预测大多数采用了神经网络预测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分析影响某条高速公路所在地的国道、县道等历史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学者也利用影响交通量的其他因素直接对交通量的大小进行估计。分析过程中很多不确定因素只能依靠预测者的主观猜测，因此，找到影响交通流量的宏观经济因素是十分必要的，而得出一种基于宏观数据的准确预测模型更是迫在眉睫。
一、影响交通量增长的经济因素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影响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收费公路本身的一些物理参数（比如：隧道和桥梁的数量，这一地区受洪水、山崩等的倾向）；二是国家的经济指标或者地区的经济指标。
Matas（2001）的研究模型是建立在1981年～1998年的72条公路的数据的基础上回归而得出的。Matas利用GDP作为国家经济指标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显示交通量变化的百分比直接受国家经济指标变化的百分比影响。与他的研究相符和的是，一些学者利用地区经济指标的变化量作为影响交通量的变量。影响交通量的地区经济指标包括：失业人口，就业人口，失业率，工资，零售量，税收收入，CDP和人口数。
Ash and Bazile 在2004年做过的相关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交通量增长近似等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而Matas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交通量变化的最显著因素是地区经济变量中的失业人口。因而，本文的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口总数，地区失业人口作为影响交通流量变化的经济因素。
二、交通量增长预测模型
1.回归预测模型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的回归方程模型为:
Yit=β0+β1iEIt+μit
其中Yit表示在第t年，高速公路的第i段交通量增长的百分比。
EIt表示第t年，经济指标的增长百分比。
μit表示误差项。
回归选定的经济指标因子包括:GDP,地区人口总数，地区失业人口数，分别用这些经济指标的年变化百分比进行计算。
2.数据的选取与回归结果
交通量的数据是建立在1996年～1999年西安―宝鸡高速公路的10条支线，1997年～2000年杭州―宁波(杭甬)高速公路的5条支线，2002年～2005年京津塘高速公路的38条支线的基础上。各个经济指标的数据是在分析各条支线所属市的基础上。利用的统计年鉴包括河北经济年鉴2003、河北经济年鉴2004、河北经济年鉴2005、河北经济年鉴2006、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3、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4、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5、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6、河北经济年鉴2003、河北经济年鉴2004、河北经济年鉴2005、河北经济年鉴2006、河北省2003年各市生产总值及指数统计。
回归结果:
a.Predictors:(constant),X2,X1
b.Dependent Variable:Y1
a.Predictors:(Constant),X2,X1
b.Dependent Variable:Y1
a.Dependent Variable:Y1
回归的结果显示，影响中国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的经济指标包括：地区失业人口和地区GDP,地区人口总数为不显著因素，回归方程为：
Y1=-0.023X1+0.867X2+0.086
其中Y1表示支线交通量的增长百分比，X1代表地区失业人口变化百分比，X2表示地区GDP变化百分比。
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对Ash and Bazile在2004年做过的相关研究的一种验证，与其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我国(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交通量增长近似等于经济增长的水平。
3.蒙特卡罗模拟
蒙特卡罗(Monte Carlo)方法，是一种基于“随机数”的计算方法。它实质上是利用服从某种分布的随机变量来模拟现实系统中可能出现的随机现象。通常使用专门的风险分析工具来进行Monte Carlo模拟分析。利用蒙特卡洛进行交通量预测的步骤如下：
(1)确定影响交通量增长的表达式,在上节中已经回归出Y1=-0.023X1+0.867X2+0.086这一方程。
(2)分析确定方程中各个风险因子的概率分布模型。
(3)应用计算机软件产生各个风险变量的随机数并带入风险模型中计算出预测年度交通量增长的幅度。
(4)重复模拟100000次，求得100000个值。
(5)对这100000个值作概率统计计算出其概率分布曲线。
三、案例分析
1.预测参数
以福建省某条高速公路项目为例,对该项目某年的交通量增长进行预测。利用福建省1995年～2006年的失业人口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1998》、《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6(劳动就业篇)》)进行分析，确定失业人口增长百分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分布函数为:N(0.0764,0.141)。利用福建省1952年～200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地区GDP增长百分比服从正态分布,分布函数为N(12.9,4.6)。
2.分析结果
根据影响因素的概率分布,利用分析软件,得到福建省某条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曲线,见下图:
可见该条公路年交通量增长最大可能在6.22％～16.98%之间，在这个增长幅度内的概率为82%，而且这条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增长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本文通过回归首先指出了影响中国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增长的经济因素，最主要的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失业人口，长期的交通量增长近似等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进而得出中国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的预测模型，并给出了蒙特卡罗方法在交通量增长预测中的案例。试图从客观的角度和量化的角度出发，得出中国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的一般预测方法。
参考文献:
[1]Matas,Anna,2001,The demand elasticity on tolled motorway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1～25
[2]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西安至宝鸡高速公路后评价总报告，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