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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中亚国家；投资；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01—05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现状及特点
（一）中亚国家51资（FDI）概况
中亚国家独立后都经历了痛苦的“转轨”过程，经济大规模衰退，迫切需要资本投入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国内资本极度短缺；同时，中亚国家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资源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资源禀赋决定了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强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4.8亿吨（世界排名第10位），占中亚地区总储量的80%，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占中亚地区储量的56%。据哈央行统计，1993—2009年哈萨克斯坦累计引进外资（FDI）1080.46亿美元，17年来年平均引进外资63.5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2.73%。2005—2008年为哈引进外资的高峰，平均年增幅为112.5%，2009年哈吸引外资126.49亿美元，获得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的58%（2009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220亿美元）；1996—2009年土库曼斯坦平均每年吸引外资4.0629亿美元，2009年吸引外资13.55亿美元。相比之下，自然资源有限、高昂的运输成本、远离市场、潜在的政治风险导致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较弱。总体来看，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日渐增强。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现状及特点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始于20世纪，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钻井机械设备维修、化工、轻工、食品加工、农业等诸多领域；投资形式有合资或独资建厂、工程承包等；投资主体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缺入，我国对土库曼斯坦投资大幅提高，2009年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直接投资流量也超过1亿美元，达1.1968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很小，约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
二是投资企业增多，投资领域多元化：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石油勘探开发、加油站网络、农副产品加工、电信、皮革加工、餐饮服务、贸易等领域。
从中哈来看，目前，中哈之间投资合作项目最多，在哈萨克斯坦的中资企业有1500多家，哈萨克斯坦在华投资项目有70多个。目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较大型企业有：中国控股阿克纠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哈萨克斯坦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分行、中国一汽集团与哈萨克斯坦“纳伊扎”公司合办汽车组装厂、新疆轻工集团的“新康番茄制品厂”等。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投向油气开采领域，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中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40.825亿美元，中国为哈萨克斯坦第9大投资来源国。
从中吉来看，目前在吉尔斯斯坦注册的中国企业有500余家，正常经营的158家，中国企业（独资和合资）约占吉尔吉斯斯坦外国企业的10%。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以非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小，多在100万美元以下，新疆企业占到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企业的一半以上。其投资领域涉及轻工、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农业种植与养殖、矿产资源开采与冶炼、工程承包、通讯服务、运输、旅游等多个领域和行业。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较大的中国企业有：中吉合资的造纸厂、萨尔肯一乌苏啤酒厂、楚河禽业生产股份公司、新疆德斯果汁厂、新疆大成亚欧投资公司等。
从中乌来看，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灌溉、水电站建设、机电产品供应、化工厂建设、煤气表生产、油田作业开发、缫丝、小型拖拉机组装、电信等。在乌兹别克斯坦较有影响的中国企业有：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化工、电力、农业水利、交通领域等），华为、中兴、上海贝尔公司（电信领域），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机械、化工、农田灌溉水利修复等）等；同时，借助土库曼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一哈萨克斯坦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2009年竣工），乌兹别克斯坦利用中方贷款实施了昆格勒纯碱厂、德赫坎纳巴德钾肥厂以及在油气、土壤改良、电力、电信领域的大项目。2011年4月中国央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央行签署一项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合1.06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促进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塔来看，截止2007年1月，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各经济领域共实施近50个合作项目，有40多家中资企业在塔吉克斯坦开展业务。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以项目合作为主，中塔在通讯、农业、公路改造、输变电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成果显著。
从中土来看，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非上合组织成员国。我国对土库曼斯坦的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双方近年来在能源领域（天然气）的合作尤为突出。截止2008年8月，我国在土库曼斯坦注册的中资企业数量已达30家，正在落实的中方参与的投资项目49个，合同总金额12.849亿美元和14.783亿元人民币（约2亿美元），项目主要涉及油气、化工、交通、电信、纺织、建筑等领域。
（三）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及特点
1.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具备了一定对外投资的能力。如2005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1个，合同金额2 405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233万美元；2006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8个，合同金额649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333万美元；2009年哈萨克斯坦对中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240万美元。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主要以贸易企业为主，投资规模大多在百万美元以下。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有合资、独资企业或代表处10余家，涉及皮革加工、商贸和汽车维修等，2005年实际投资50多万美元，2007年660万美元，2008年464万美元，2009年325万美元。其他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相对较少。
2.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特点。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整体来看，中亚国家仍然是外资的需求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远大于投资能力。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及其他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加工工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比例失衡，这一特征揭示了为什么中亚国家对外投资仅集中于商贸、物流领域；中亚国家对外出口能源、矿产资源等原材料，进口轻工业品和食品等消费品，其他投资领域基本是空白。中亚国家对外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不足。
二是中亚国家中哈对我国投资最连续、投资最多，规模也较大。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对我国有连续的投资，但规模较小，起伏波动较大；乌兹别克斯坦对我国的投资不连续、规模非常小；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我国则仅有1—2笔小规模投资。
三是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即以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为主，中亚国家目前主要还属于资金需求国，多数国家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
除了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因素
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截止2010年底，在哈直接投资占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275亿美元，占哈引资总额的21.7%）；美国（204亿美元，16.1%）；英国（104亿美元，8.2%）；法国（74亿美元，5.8%），意大利（53亿美元，4.2%）。2010年中国（50.3亿美元，3.9%）对哈萨克斯坦累计直接投资排名从上年的第九位上升至第七位。对比部分国家（中国、荷兰、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国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这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2001——2010年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平均值为49.54%，表明哈萨克斯坦进行本国的经济建设中对主要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很高，尤其是对欧盟国家和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哈萨克斯坦FDI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占较大比重；欧盟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稳步上升，中国和俄罗斯在平均占比为4.0%，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较低。
对比中亚国家所获得FDI总量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后者仍处在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思考：第一，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应强化中美、中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战略部署，以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第二，中亚国家区域内宏观层面政策体制多变，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不规范或者缺失，导致其引资能力降低。与中亚国家合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其当地法律架构、行业规范、投资企业的当地社会责任的深入研究；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应高度重视对中亚国家投资总体战略的研究以及区位、行业选择、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从微观层面看，投资企业实体的资产总量规模，经营管理水平，风险防范能力较弱。为此应加强对东道国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深入了解，从而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
具体来看，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亚国家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从俄罗斯来看，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从政治、安全、军事到经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俄罗斯开始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同时，俄罗斯对我国在中亚的投资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投资非常敏感。俄罗斯力图从生产、输出等环节控制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建使得俄罗斯担心失去对中亚国家的控制。俄罗斯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仅仅看做是经济问题，还是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从美国来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对中亚进行了全面渗透。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一是对中俄实施战略包围，更牢固地控制住欧亚大陆；二是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三是遏制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也有赖于美国，希望得到其更多的投资和贷款以帮助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渗透，美国目前是中亚国家最大的投资者。美国在中亚的投资主要流向了哈萨克斯坦，用于资源开发。如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1993年至2010年美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04.46亿美元，位居第二（哈萨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是荷兰，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75.53亿美元）。美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投资国，是乌兹别克斯坦采矿、石油天然气、农业机器制造、食品和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
此外，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也积极向中亚国家投资。可见，大国在中亚国家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中亚国家投资环境欠佳，影响了其投资的安全性
投资安全是保障投资回报的必要条件。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欠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在中亚国家的投资安全，投资回报难以保障。一方面中亚地区是“”和恐怖活动猖獗的地区，虽然9·11事件后，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总体趋于稳定，但恐怖活动并未根除，在该地区投资仍然较高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中亚各国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如，哈萨克斯坦对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就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困难之一。自2001年起，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数量限制系统，该系统每年根据全国总劳动力数量限定发放许可的配额。据许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经营的企业反映，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一规定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中亚国家加大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增加了投资难度
近年来，中亚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提高了外资的进入门槛，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案例。2005年，哈萨克斯坦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注册地不在哈萨克斯坦但资产在哈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转让股份时，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批准。同时规定，国家不仅可以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还可以优先购买能对该企业直接或间接做出决策影响的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哈萨克斯坦的做法不仅对企业利益造成损害，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
（四）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影响双边投资合作
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中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安全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给自己带来伤害。这种复杂的心态已经影响了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深入。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在中亚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行程度胜于中亚其他国家，我国对中亚国家能源和资源投资的集中化，更助长了“中国资源”的气焰；担心中国“经济扩张”，使得中亚国家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中亚国家少数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劳务输出持偏激观点，使得中亚国家对中国心怀戒备。
三、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分析来看，目前双边的投资合作水平明显落后于贸易合作水平。因此，要提高我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就必须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发挥投资“助推器”的作用。
（一）明确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思路，确定投资战略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尚缺乏明晰的思路和总体战略。1994年4月26日，当时的总理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就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其中第三条内容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经济合作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原材料优势，使产品有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信誉好、有实力的大企业的作用。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去中亚投资的态度，确定了中国到中亚国家的投资原则。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采取合资、独资、联营等形式开展跨国经营，积极扩大海外投资。这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但这些原则和战略过于笼统宏观，较之西方等国家对中亚国家从经济、安全到人文方面，从宏观到微观，渗透式合作方式，我国有明显的差距。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态势均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发展方向不明朗。我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中亚地区在我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地位，做到海陆并举（海基以东部沿海地区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主，陆基可以包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以及中国向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延伸）；在国家层面上，面对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主动进行多极化、多层次的战略目标体系构建。
（二）增强政治互信，加大生产型投资
中国以能源开发为主的投资助长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流行，对我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增强双边政治互信，今后应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国家在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大对中亚国家的生产型投资，密切双边在产业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也希望得到中国对其生产领域的投资，如哈萨克斯坦总体纳扎尔巴耶夫2006年访华时，就曾正式要求中国向哈萨克斯坦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工业部门投资。
中亚诸国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并不仅仅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定位于资源与原材料输出国地位，也寄希望于发展结构完整的民族经济。因此，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过程中，需认真分析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思路，寻找更多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契合点，扩大合作领域。
（三）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区域投资机制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作用，为区域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如建立中亚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建立投资银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建立投资鼓励机制，改善投资引进国的环境；建立投资保障机制，保障投资安全。
近年来上合组织把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确定为“安全、经济、社会和人文合作”，在发展组织内部经济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经济和金融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的主要合作议题。
（四）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原则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要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的合作原则，实现经济互利，与中亚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经济关系。
国家层面双边经济合作过程中，深入分析双方的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相对竞争优势，以务实的态度，认识双方经济合作的互补特性，切实推动双方的经济稳健发展。地区层面多边组织间，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为首的多个地区性合作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俄白哈关税同盟）间的联系与沟通，关注中亚经济联盟（当前由“俄白哈关税同盟”形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的发展态势，做好相应的战略分析，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思维中予以重视。世界经济系统战略层面，发展中亚作为连接东西方、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和纽带作用，深刻认识今后一个时期中亚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平衡各方力量，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基金项目：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应对研究——基于金融合作与能源合作视角”（09BJL006）；2011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景气、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为东亚经济的重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则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面对21 世纪的挑战，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亚国家的重要课题。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本文第一节讨论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讨论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介绍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第四节讨论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最后是简单结论。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 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 年Plaza Accord 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致命一击？或，是“雁行模式”的致命一击，但却是东亚的救命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 plus 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节 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表1）。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China’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2000 ($US bil)
Total trade
China’s exports
China’s imports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一、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两岸四地同为中国人，彼此间的互补远大于竞争。作为腹地的祖国大陆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市场，多层次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两岸四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因而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选择。
二、以周边睦邻成员国为重点，积极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是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作为亚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谋求与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来看，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按既定目标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以此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坚实的基础；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探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方式方法。为此，应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定中有更多的发言，更加主动地倡议和提出各种富有战略型、前瞻性的议题，增大在重要合作议题上的声音和分量，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积极倡导建立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侧重加强次区域化经济合作，如环黄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等。
三、构筑多元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中国应谋求在亚太地区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转变。根据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的强弱，可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层次：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地缘、人文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层次：与我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条件一般。范围大致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这一层次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较弱。显然第一层次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而第二层次的东南亚经济圈处于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从总体看，中国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推进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南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区域圈；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西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四、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展与大国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欧盟的发展离不开法德两个大国的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促成的。两者都经历了由大国牵头，逐步扩大升级的道路。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应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十分复杂，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和紧张关系，而且都想在区域一体化中掌握主导权，这种基于本国利益而产生的相互猜忌和戒备心理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作为错综复杂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应首先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积极倡导互信机制。
五、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为提高。世贸组织的加入，为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提升到更高水平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示了其发展潜力。作为大国，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稳定器、推动器、加速器的作用。东亚各国在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同时，开始憧憬一个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的第三经济体系――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参与程度决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成败，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对此发挥重要影响。
1．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自身建设，参与和创造“多赢”的合作渠道
长期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推动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进口国和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极大加强了东亚地区内在经济联系。但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这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机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的程度，大胆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多渠道促进中国经济更大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把科学和教育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加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⑴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应当认识到其对于更深入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维持稳定良好的经贸环境的重要意义，根据有利原则、互惠原则，在经过充分的经济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论证之后，制定我国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战略。同时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要做到总揽大局，加速提高本国经济水平。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建设对我国利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力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创立，促进制度化的“10+3”合作，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促进东亚货币一体化
在东亚诸国经济复苏，不断走向繁荣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开拓国外市场，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利用本区域的整体力量与欧美相抗衡，争取尽可能有力的经济贸易环境。而且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东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产生了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要求。区域性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东亚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要享受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货币合作是一个不可少的手段，要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货币合作乃至货币一体化是东亚的现实选择。随着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东亚各国之间经济纽带联系越来越紧密，东亚各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东亚仍将是金融危机的高发区。东亚地区无核心货币，易使东亚金融与货币市场发生动荡，潜伏着金融风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对东亚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不让汇率贬值，其言行一致的大国风范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稳定和发展东亚金融市场，中国理应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强化金融监管，同国际金融接轨，加强自我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要参与东亚各国货币和金融合作管理，实行东亚统一货币的工作。“在美国看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种新的亚洲货币基金都不可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中国都有实力发挥东亚货币合作制度建设的领头羊作用。对于中国来讲，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消除东亚各国对中国的顾虑(担心中国大国主义和中国地区威胁)；二是中国必须致力保持物价稳定，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赢得国内、国际声誉。”⑵当然，单极领导的东亚货币合作难以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中国要联合日本、东亚多国共同努力、共同推进。
3、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巨大经济能力能够推进东亚各国共同事业的完成。在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是重中之重。“它包括南北两方面：在南部，建设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自由区，积极主导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克农运河”的开发建设，增进南线海路安全；在北部，将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为东北亚的产业制造中心和金融投资的中心，使中国的整个东部经济成为东亚经济体系的大陆桥梁和重心所在。”⑶
伴随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影响力明显增强，积极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积极开展同中南半岛各国就共同开发湄公河达成一致，由中国主导开发湄公河已成定案。中国同有关各国共建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和水陆交通，开发水力资源等，这将大大改善相关各国的经济地貌，推进这一地区新的经济地缘格局的形成。“克农运河”的修建将大大推动东亚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推进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对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在增进东南亚经济安全的同时，进而增进整个东亚经济安全。通过壮大东南亚地区的陆路经济与海路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环南中国海的经济圈。就东北亚而言，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核心在于建设“环渤海经济圈”，全面吸收日韩的产业资源和金融投资，壮大华北经济和东北经济，实现中国东部经济大发展，进而向西部渐次扩展，形成全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在于发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吸引日韩资金技术，使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托起中国华北与东北经济的中心，进而形成由中日韩共同参与的“环黄海经济圈”，使之成为西太平洋最发达经济地区。
4、中日合作是关键
中日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两国在资源方面有较强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有丰富技术和国际资源。日本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是通过和中国的互补关系来实现的。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中日两国应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中日合作不仅对双方都有益，对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只要两国互补经贸关系充分发展，完全可奠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中日两国关系的调整对东亚地区经济货币合作乃至一体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使东亚减少对美国依赖，若两国能像法德在区域货币合作中一样起双领头羊作用，将大大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中国一贯负责的经济政策、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已赢得世界多数国家的信赖，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坚力量。日本也应该正确认是历史，与东亚国家建立真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中日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达成共识，就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加快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非常重要。2003年，中国内地先后与香港、澳门签署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CFPA），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中华经济圈形成迈出可喜一步，这是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开端，也表明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内地的决心和诚意。推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地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再有，努力同东亚各国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合作，也必不可少。因为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是孤立的，它一方面有赖于政治上彼此信赖、军事上消除敌意、文化上互相交融，另一方面又可促进其他各方面要素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应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推动东亚合作，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全面区域合作，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一极。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⑴.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一般而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安排，这类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紧密贸易安排，签约方要按照要求相互开放市场，而且这种开放幅度相对较大。比如《曼谷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地区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第二类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邻的合作区内各成员的地方政府来推动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互补性，发挥地缘临近的区位优势，通过渐进方式探索潜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湾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增长三角等。第三类为相对比较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一类论坛性质的合作机制一般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对话、促进贸易和加强信息交流为主，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是从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始的，这是我们国家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论坛，也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始。由于当时中国集中精力于“入世”，所以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没有参与其他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曼谷协定》（现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则是一种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区域性贸易安排。而中国在2004年11月与东盟十国签署的旨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贸区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亚太经合组织。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性质，它的象征意义一直大于实际意义，各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单边行动中，关税减让水平也都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随着《贸物宣言》决定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大阪会议制定了实现这两个时间表的行动议程，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应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逐渐增大，尽管进展并不顺利，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亚太地区以APEC为核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开展了贸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已经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亚太地区在2002-2006年间贸易交易成本减少了5%；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2007-2010年间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时， APEC对投资便利化也正在进行理论上的准备，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的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已正式加入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推动投资谈判，争取尽早签署协议，确保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曼谷协定》。中国于2001年加入《曼谷协定》（后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从2007年9月1日起，中国根据《亚太贸易协定》第三轮关税减让谈判结果，对原产于韩国等五国的本分产品实施关税减让和优惠税率。具体而言，对原产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挝五国的1700多种商品实施降税，对原产老挝、孟加拉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殊税率。而原产于中国的部分机械电子产品、化工制品、塑料制品等商品，出口至上述五国时也享受优惠税率。
――次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确定了贸易便利化、投资、交通、能源、电讯、农业等九个优先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许多项目。目前中国也积极参与这个合作，使西部落后省份与邻近的周边国家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赢。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参与方主要是中国的吉林省和，以及俄罗斯、蒙古、朝鲜和韩国。目前参与各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衔接、跨境运输、跨境旅游、跨境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十多年的合作开发，图们江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一是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有效降低区域内各方的关税水平，促进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无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亚太经合组织，都对关税减让有具体规定，如亚太经合组织茂物目标中期评审就使得APEC成员平均税率从1989年的16.9%降至2004年的5.5%。通过关税减让，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成员方之间的贸易渠道变得更加通畅，区内贸易也大幅增加，直接推动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并促使中国成为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和地区贸易中心。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21730.22亿美元，同比增长23.4%。正是亚太地区这种繁荣的内部贸易，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发展，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在2010年中国――东盟相互取消自由贸易区内90%的关税，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也必将我国对外贸易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
二是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有效地实现了贸易市场多元化，保障了经济安全。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在客观上改变了原有的比较单一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对美、欧等国的贸易依赖有所降低，使得我国的经济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以中国商务部数据为例，2007年中国前十位贸易伙伴超过千亿美元贸易额的有7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占中国总贸易额比重差异正在缩小，而且亚洲国家和地区总比重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之和；同时需要指出，这7个贸易伙伴中既有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十国，这种合理的多元市场结构有效保障了中国的对外经济安全。
三是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国的边疆落后省份可以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助于改善地区差距。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西南地区和东北部省份的开发与开放，可以更好地落实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并推动这些省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四是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一定程度上克服目前多边贸易谈判僵局带来的困境，同时增强今后中国在贸易谈判时的话语权。目前世贸组织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原因在于多边贸易谈判中参与方多、议题多，同时还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重大分歧，以及发达国家间的分歧，种种问题交织，导致谈判步履维艰，影响了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所以各国纷纷选择区域经济合作或双边贸易协定作为替代，将多哈回合谈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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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被中亚国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独立以来，中亚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因为各国认识到以自身实力，无法解决远离世界市场、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缺陷，所以采取抱团取暖来应对困难。
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及相互矛盾决定了彼此间难以真正形成经济一体化，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性较高，但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并无多少需求，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力和中亚其他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其无力独自推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借助大国的力量。
目前，中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只有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不但已形成关税同盟，且于2015年将关税同盟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普遍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困难。就目的而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各国能否从中创造并获取经济利益。当前，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其传统影响以及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安全和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所决定的。
长远来看，中亚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供给、联系欧洲的通道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中国对其的战略需求并不相符，如不能建立与中亚国家的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在西部的利益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当前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考虑到上合组织存在与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亚国家紧密的经济往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尽管俄白哈关税同盟已建成并于2015年建成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相互间经济往来诸多方面甚至未达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现有经济基础是否足以支撑一体化程度的提升需深入研究。需分析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贸易结构，研究双方可实现双赢的经济合作的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以往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不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各国所得利益的不均衡和各国的政治考量影响了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很容易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中心一”效应并引发中亚民众的不满，而这不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
中国需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直接投资、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式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融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发挥了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要想在中亚地区顺利推进经济合作，必须取得俄罗斯的合作，为中亚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也与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及在中亚的利益重合。当前，中国在中亚并未发挥大市场的优势与作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制约了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通过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化解其对中国的担心，从而使中国能够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