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39:00
序论：在您撰写和谐社会的本质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是“社会不和谐”，后者有其特定的含义。社会和谐不是说社会不能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会存在种种矛盾。有四对基本矛盾是任何国家或任何社会形态的任何时期里都会存在的。一是不同人群之间因占有或实际享有社会财富多少而产生的矛盾（即贫富之间的矛盾）；二是不同人群之间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三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思想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四是社会公共管理组织（包括以前的氏族组织和后来的国家组织）的应有权威同社会每个成员应是国家主人的矛盾。有些重要矛盾并非普遍存在，如种族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种族或民族单一的国家里就没有。“社会不和谐”的特定含义是指：由于以上一些基本矛盾得不到合理的处置和正确解决，因而发生重大对抗，以致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人们的幸福、文明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那样一种社会状态。由此亦可看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现实状态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这里所说“重大对抗”、“严重影响”，既是不确定的，因为“重大”、“严重”具有相对性，人们的认识与判断也有差异；但又是确定的，因为“对抗”、“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可以就此形成某种共识。
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和历史的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里，都有社会和谐与社会不和谐之分。但它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是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它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出现以后的产物。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近期目标，也是长远目标。在我国当前及未来一个长时期里，主要应解决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发展。就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而言，它应该是一个人人自由、个个平等、大家富裕、彼此和谐的社会。
一个国家需要社会和谐，整个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共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虽然已成过去，但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里，不同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对抗所造成的苦难触目惊心。霸权主义与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处的矛盾令人十分担忧。和谐社会的概念与理想，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是息息相关的。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符合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与根本利益。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又需要人们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随着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极大提高，和谐社会的逐步实现勿容置疑。但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们自由与自觉活动的产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牢固地树立起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坚定不移地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处理各种矛盾、指导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是十分重要的。
当代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古代中国社会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古代西方重“分”，古代中国重“合”，各有优劣。古代中国社会和谐的理想与追求，是我们今日可以继承发扬光大的优良文化传统之重要内容。在21世纪人类文明已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我们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已具有了完全新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意义，也是解决现时代各种社会冲突与对抗的根本出路。
和谐社会是事物属性的本质特征。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基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千差万别。但是，大到整个宇宙，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国际社会，小到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同一事物诸多构成要素之间，不同事物相互之间，都处于彼此影响、制约和依存之中。在任何社会里，各种矛盾虽然普遍存在，但发展为对抗，并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旧的落后的某种社会关系，应是人类历史长河定时期的特殊手段。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一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和谐共处应当是一种常态。
和谐社会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社会要发展，文明要进步。这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为的过程。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客观内在根据是事物自身存在的“对立与统一”。其中矛盾是动力，同一、统一、和谐、协调也是动力，因为事物是彼此依存又相互制约与促进的。
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也是它的必然归宿；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将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经济与社会只有得到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这种发展才有可能做到健康、平稳与持久，才能避免出现诸如贫富差距拉大，干群矛盾加剧，环境资源恶化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持久”，重点与难点在“协调”，这同和谐社会的要旨“和谐”，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
[关键词] 社会资本；政治治理；和谐社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之道应该是以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为其根本目的，而和谐社会的形成依赖于有效的政治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然而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秩序无法有序、有效运行。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种支撑政治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目前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关注，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对于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之道、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的渊源及意涵
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解析力的概念，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近十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阿里简德罗·波提斯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涂尔干对群体生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区分。[1]尽管社会资本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但运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把社会资本界定为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探讨，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交往者所拥有的资源，同时也是交往者的社会结构，从而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奥斯特罗姆则将社会资本分为狭义的社会资本观、过渡的社会资本观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他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与制度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而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贡献则在于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展开来并运用于政治学领域，使这一概念成为众多学科的流行术语。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民主政府在面对强力的公民社会时更负责任、更有效，与等级制的零碎组织或委托人结构相比，超越社会分裂而依水平状态组织的自愿社团更可能培育较广范围的社会合作，加强互惠关系，并因此更容易“使民主运转起来”。[2]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社会资本概念的各种界定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社会资本是指保证社会运转效率和社会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制度性的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影响与治理理论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的治理理论是“一套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思想体系”[3]。西方治理概念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多中心化，由此引发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的诉求。其产生的背景是，“面对全球化的国际事务，以及日益活络的社会互动和高度复杂的公共问题，过去强调政府角色、国家干预的‘统治’典范，己然无法充分回应人民的需求以及有效地因应危机的发生，因此，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学架构……的‘治理’典范就在理论与实务压力下酝酿而出”[4]。治理是相对于“统治”提出的概念，现代意义的“治理”是“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表的报告中面对非洲国家公共治理的危机而提出的，后来成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理论基础”[5]。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一个任何组织、公与私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和责任要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社会各单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
对公民社会的关注已成为治理方面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世界银行最近立场的最有新意的部分就是关注公民社会对于发展的意义。“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其基础就是公民社会。”[6]“公民社会基本被定义为非政治性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民间团体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其共同性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7]任何一种治理都要结合规则和契约。“建设一个世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要求我们自觉地制定共同的规则，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基础越具有契约性，就越能体现共同生活的愿望。”[8]公民社会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构筑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的平台和确立起了独立个体性、个体自创性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原则。[9]“契约在其自身不断发展、]进的过程中，逐渐凝炼成了具有平等、人格、独立、自由、人权、诚信、协作等人文精神的契约理念。”[10]
通过对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的内涵进行解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都是强调一个实现良好治理的公民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参与、信任、互惠、美德等等是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所推崇的基本理念。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二、转型期中国和谐社会建构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在寻求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治理之道。然而，几乎全球范围内的每一种治理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失效或政治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政治权威的流失与合法性不断遭到质疑。社会阶层冲突与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传统意识形态的定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日益疏远等。而治理危机最核心的表现是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困境：社会资本的缺乏或者供给不足。就连堪称现代民主国家之典范的美国也出现了标志社会资本衰退的“独自打保龄球”现象（罗伯特·帕特南语）。当代中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最直接的内涵应当是良好的政治秩序或有效的政治治理。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些薄弱环节，随着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诱发了政治不稳定因素。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利益多元带来了社会分层问题。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利益的分化必然会形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的加剧就会危及社会的政治秩序。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差距仍然会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差距拉大强烈要求政府的有效政治治理。
其次，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导致政治参与失序。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自由畅通地表达自己对价值分配和公共利益的意愿和选择，从而介入政府的政治过程。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社会冲突就会发展成为恶性积累，最终给政治体系形成压力。我国当前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一旦参与渠道被阻，各种挫折感和不满感就被强化而导致政治失序。
再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弱化了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的非“帕累托最优”效应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感到不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使其成员相应产生挫折心理，可能出现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并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从而给政治秩序带来负面效应。
最后，转型时期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导致道德失范，影响政治稳定。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结构趋向丰富和多样，必然会形成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现阶段各利益群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整合，降低了社会内部的有机性程度，妨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大量涌现正是社会资本危机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社会资本危机。如何化解危机，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也是和谐社会构建能否成功、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培育社会资本是当代中国实行治道之变的前提，也是治理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
社会资本有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的特征，它一经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各内在结构要素中去，也必然能推动政治的有序运行。福山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序就低。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就能维持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社会资本有利于公民形成价值认同，培养起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不同群体和集团之间就不会形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当争议发生时，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妥协；社会资本能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渠道，成为影响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实践已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仅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还取决于连接个体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而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停止，还可能倒退。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社会资本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互相促进与相得益彰
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引发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增加，对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使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治理因其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强等优点，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管理，治理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没有一个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和谐社会里的治理理念就成了空中楼阁。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二者是一种相互制约和依存的关系。“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联系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12]丰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为政治治理创造了优良的土壤和环境，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培育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加强相互信任和合作，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
首先，社会资本的信任是政治治理的支撑点，良好的政治治理是社会信任和合作的持续保证。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共同体内其他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与政治关联密切，通过控制人们行为来整合社会资源，有利于政治制度的架构，并且维系着政府治理行为趋向规范而强制，确保政府绩效。但这种信任不是靠政治统治通过自上而下的野蛮的强制手段来获得，而是公民以社会组织为单元，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因为相互信任的合作便于减少交易成本和解决集体运动的困境。专制的政治统治则不依赖信任和认同的秩序，一方面铲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打击和取缔社会中间组织，使专制政治权力直接监控臣民行为和猜忌，人人自危。此外，政治治理能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保护公民权利，激活社会组织的自治力和独立性，从而促进公民的社会信任，扩大公民的参与网络。
其次，社会资本中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是政治治理的前提，良好的政治治理是互惠、规范的正式制约机制。由互惠形成的规范是一个相互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整体秩序，反映了群体内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规范涵盖着爱、忠诚、奉献、尊重、友谊以及恨、愤怒、恐惧和嫉妒等复杂情感，所以，“人们都是在基于社会认同的权威性规则来行动、思考、感觉的自我组织”[13]，从而有利于增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预测性和组织的凝聚力，容易取得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认同，政治必然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但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形成的秩序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需要政治权力的有效参与来协调社会组织间的关系，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来捍卫正常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反映着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强固了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再次，社会资本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政治治理行为优化，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有利于健全和扩展公民的社会交往网络。每个个体、群体、民族等都有自我膨胀的本能，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性。政治权力同样会形成自上而下垂直的惯性势力直接渗透到社会底层，除非遇上外在抗阻力，而作为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则随着组织活动在水平运动方向自主扩大，二者因运动路径和作用力大小各异而不断相互冲突和倾轧，从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形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要确保社会群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自由、平等、独立不受侵犯，国家有义务维系社会组织间的协调发展和增进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格和能力。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通过公民参与的网络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深度，均衡其实施强度和监督其运作宽度。同时，优良的政治权力运作，更可能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健康发展，增加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它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低成本而高效地运作，它在社会层面的目的是维持共同的安全和稳定，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自治，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在相互冲突和合作中成长；在公民个体层面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力和权利，着重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以及公众对政治国家的义务。
四、以培育社会资本为向度实现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
良好的政治治理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而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则在政治治理的引导下才能积极向“善”发展。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累积的结果，也是政治体系刻意安排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尽量为政治的运转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症结真正的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14]当代中国培育社会资本就是要把公共生活的秩序重新奠定于社会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基础之上。
第一，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从而界定政府治理的边界，实现多元主体的政治治理模式。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行政无限扩展的“全能政府”，政府职能囊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所以，就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来说，迫切需要政府摒弃权威主义治理理念，树立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治理理念。重点是处理的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的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即从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建立健全社会各阶层制度化、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机制，推动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高。这可以促使政府及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谋利益，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增强政府及其官员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由此，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自然会得到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亦将树立，因此也有助于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
第二，以社会资本理念，催生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和谐社会还须具备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要素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和合作的心理基础。社会资本催生公民意识，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这些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合作的心理基础，在政治合作过程中，各政治实体普遍遵循着彼此认同的互惠规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反复博弈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反复博弈的过程必然能够培养各自政治实体之间的宽容妥协精神，这种宽容妥协精神对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它能促进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在一个狭隘和封闭的社会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节约社会交易成本，但从现代社会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利于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我国在体制转型时期出现了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当下必须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社会最基本的规范体系。
第四，加快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健康发展，促成“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参与型的有效政治治理。社会资本的土壤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汉斯·科尔曼认定：“社会资本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的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民间组织体系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发展的表征。为此，面对我国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种种问题，要加快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政府要放松对民间组织的管制，要看到其在公共事务和实现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快规范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引导民间组织合法、快速、规范发展；再次，民间组织内部要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参考文献：
[1] A.Portes，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Rev.Sociology， 1998，p. 2.
[2][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6，203-204.
[3][4]陈钦春.治理的语言与转折：系谱学观点之剖析，铭传大学2005国际学术研讨会[ED]mcu.edu.tw/department/ pubaffair.
[5]张康之.公共行政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p.346.
[6]俞可平.引论：治理和善治[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
[7][14]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1).
[8][法]皮埃尔·卡蓝默.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2005.60.
[9]Obert leach，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M].New York: Palgrave， 2001
[10]杨解君.契约文化的变迁及其启示（下）：契约理念在公法中的确立[J].法学评论.2005（1）.
[1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96，380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重大转折，是历史的进步。过去我们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现在把社会和谐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表明社会主义不仅应该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而且也应该是和谐的社会，这四个方面缺少哪一个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认真理解、深刻把握。
第一，和谐社会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所谓“应然”，是指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我们说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说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更高更好的民主，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的民主已经非常完善了；同样，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并不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具备了理想的和谐状态了。就这一点而言，和谐的社会同富强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一样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谓“实然”指的是，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换言之，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立足于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之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既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社会状态，也不是那种低水平稳定和均衡的和谐社会。
第二，树立积极的和谐观念。和谐社会是一个存在差异的社会，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没有差异就谈不上和谐。主体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存在不同利益的市场主体，交换才成为可能，市场才得以存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政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社会差异基础上的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多样性、选择性和差异性。这些都是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一种积极的和谐观。尊重差异实际上就是认同社会的进步、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树立动态的和谐观念。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矛盾总会存在，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会一劳永逸地消除矛盾，而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重要的是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总而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要从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入手。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甚至是原来不曾有过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要求。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和解决好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内容。在现实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贯通，一直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旗帜。
二、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据2013年12月23日新华社电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为了三个层面，首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其次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最后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一）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发展农村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重要着力点。从总体上看，由于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在接受相关的文化建设时，不容易融入其中，使得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不但制约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也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制约和障碍。
例如，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 年，4. 9 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文化的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的占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个百分点。因此，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进一步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环节。
（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滞后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端于山东，二十年来，已经遍及全国。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实践发生了变巨大变化。在进行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国还有很多的农村的社会事业建设处于最低水平。
2003年度372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均销售收人不到1.3亿元，份额很低，竞争力差。此外，农村相关的科技人才和医技人才极度缺乏。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最大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加坚强有力的需要。基于上述原因，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是不能够推动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步伐的。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推动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
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是现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着眼于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农民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发扬我国的优良传统，努力进行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建设相应的文化制度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以文化活动和文化的力量带动农村社区的发展。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增强农村社区内在凝聚力的核心。
例如让政府出资解决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文化馆、文化站由于经费紧缺不能正常开展业务在问题，使县级电影公司得以正常运转，县级剧团正常演出，用以进行文化交流和宣传，调动农民积极性。
（二）深入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
例如可以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联系1-2户群众。在活动过程中，领导干部、党员自找对象，主动上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依靠科技致富的经验，解决困难户的实际困难，听取群众的意见，把党的温暖直接送到家中。
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党性。法律法规要加快完善，特别要革除一些原来带有社会歧视性质的不合理不公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让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平等。在社会管理的纪律制度等方面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体现农民的要求。
四、结语
[关键词] 公司治理 社会资本 和谐
一、引言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的和谐发展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强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站在物质资本的角度,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企业的社会资本,这必然引起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阻碍公司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重视社会资本,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对公司治理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公司治理现状评析及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1.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在1932年就指出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及由此而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两者之间是典型的委托―关系。张维迎(1996)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本文认为,公司治理就是指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和相应的组织机构设置,来保证公司和谐发展,进而使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
2.公司治理现状评析。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如下:(1)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妥善处理委托―问题,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不融洽,进而降低公司治理效率。(2)忽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委托―关系中,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不可能完全控制人即经营者的行为,并且委托人也不可能像人那样掌握公司经营的各种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引起人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由此可见,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很多问题需要靠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交流、良好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来解决。
3.社会资本理论概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80)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社会网络被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行为主体通过其建立在信任、合作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资源的集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行为主体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质量,二是行为主体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
三、公司和谐治理的提出
公司和谐治理就是指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和相应的组织机构设置,来保证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谐、合作互利,保证公司和谐发展,进而使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
企业社会资本就是指企业通过其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资源的集合。“企业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结,并能通过这些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在公司和谐治理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备性,公司的正常运行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行为者的自觉、道德、信誉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企业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公司和谐治理的必要条件。
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基础,是协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信任、互利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促进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
四、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公司和谐治理研究
1.和谐治理的目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契约理论和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本文提出了公司和谐治理观。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各利益相关者分别向企业投入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并非构成企业的惟一要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构成企业的重要要素。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最终目的不是参与公司治理,而是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公司和谐治理的目标是公司通过其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保证公司和谐发展,保证各利益相关者都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
2.公司内部和谐治理。公司内部和谐是公司和谐治理的基础,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都是围绕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1)股东与经营者。公司治理中的问题不可能都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和签订契约来解决,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和谐的关系网络会进一步促进委托人与人之间信任,并且通过声誉、道德方面的强化也会对人产生非制度的自我约束。从社会资本角度考虑,只有人与委托人形成信任、合作、互利的关系时,人才可能在此关系基础上获得最大的资源集合。对委托人来说也是这样。因此,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增殖,委托人与人建立了信任、合作、互利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增殖也会促进两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加深。由此可见,基于社会资本的公司和谐治理可以极大地改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并能降低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公司和谐发展。(2)员工。企业能否和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努力和部门间的合作,即取决于员工的社会资本能否积累并发挥作用。由于员工职位的高低和所属部门的不同使得员工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而员工不同的利益取向使得关系网络更加复杂。
要使员工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转变为社会资本,必须培养员工之间的交流、信任、合作和互利意识。为了培育员工的社会资本并让其在公司和谐治理中发挥作用,企业应该重视员工精神情感方面的需求。企业应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产生对企业的责任感,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并促进团队精神的形成。精神情感方面的满足会促进员工之间和谐关系网络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员工的社会资本才能极大地发挥作用并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员工关系网络有助于公司制度、政策的贯彻,有助于融洽关系的形成,也有助于良好工作氛围的形成。
3.公司外部和谐治理。当把企业看作一个行为主体时,就会发现企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体地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会。(1)企业与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之间通过签订契约来节省频繁的市场交易成本,但契约不可能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企业与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和谐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解决许多契约中未说明的问题。诚信是企业间和谐关系网络形成的基础,没有诚信就谈不上信任与合作。为了构建和谐的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企业必须在与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长期的经济交往中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企业信誉。良好的企业相信誉有助于降低企业间的搜寻信息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监督和执行成本,有助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累积。(2)政府凭借行政权力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向。政府与企业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充分运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是实现公司外部和谐不可缺少的条件。为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企业首先应熟悉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政策法规,并了解政府的运行机制;其次应加强与政府的人际联系和信息沟通,树立企业在政府部门良好的形象。(3)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应该为影响社会和环境的行为负责。社会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会把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企业首先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升企业的信誉度,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其次应加强内部管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五、结论
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司治理,大大拓宽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视野。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契约理论和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本文提出了公司和谐治理观,并对公司内部治理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公司外部和谐关系网络的构建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公司和谐治理的思路。公司内部和外部建立在信任、合作、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极大地促进公司和谐发展,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进而保证各利益相关者能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
参考文献:
[1]Berle and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 New York:Macmillan, 1932.122
[2]Jensen and M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Vol.3:305-306
[3]张维迎:所有权,治理结构与委托关系[J].经济研究, 1996.(9)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社会复合治理;路径分析;思路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7]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评价尺度
在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中，民主法治是居于首位的要求和目标。其中，民主侧重于从社会本质意义上规定和谐社会的性质，法治侧重于从社会现实意义上规定和谐社会的状态。民主与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而言，都是一种全局性、整体性的要求和目标。
民主政治表明了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民主或者形象地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内在于和谐社会之中，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表达。
民主政治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将民主政治纳入和谐社会的要求与目标之中，也就意味着人民民利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意味着社会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来治理，能够体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
民主政治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社会是否和谐、和谐的程度如何，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的重要尺度。和谐社会是一种秩序良好、发展协调的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状态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表征和谐社会的进程，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评判尺度。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开放的制度体系，为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提供了整合、妥协、平衡的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基础和保障。
民主政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取向，而民主政治是一种否定等级特权、促进社会公平的政治。民主政治通过宪法确立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地位，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政治通过建立在机会和发展面前人人平等的竞争机制，实现人与人之间机会与发展的平等；民主政治通过司法公正的原则，维护社会公正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配都是通过严格的程序来解决的，这就避免了因政治人物的主观随意性而带来的秩序混乱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民主政治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和谐社会是允许差异存在的社会，又是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但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的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也势在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反映各种民众意愿，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才能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
民主政治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前提，和谐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从当前社会冲突的根源来看，相当多的因素来源于民主的沟通渠道不畅，或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不高。民主政治通过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范，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同时，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这样的政治有利于化解因政治不信任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民主政治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人民群众建设和谐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则有赖于民主政治。只有当人民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中的民利得到切实保障，人民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者时，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说，和谐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民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有步骤地发展民主政治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发展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诉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改革和完善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确保民众利益表达的畅通无阻，避免利益主体之间的误解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对政府的信任。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保障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民主必须奠基于法律之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重新审视现行的法律制度，对没有法律规定的民主诉求要进行补充，对没有到位的法律规定要具体落实，对不准确不适当的法律规定要进行修改，对已经过时甚至有悖于和谐社会要求的法律规定要进行清理。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做到民主执政。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当前，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