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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经济形势好于预期
针对外贸外资的形势，中央及时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税等应对措施，鼓励出口，我国外贸外资状况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在上述各种因素拉动宏观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考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两个明显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民间投资明显改变了往年缓慢增长的状态，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规模几乎与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等量齐观。与此同时，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等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从2007年前三季度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即使国债投资保持零增长，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去年。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民间自发的、更具市场经济色彩的投资力量，将在以后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2007年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一是住宅、汽车等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2007年上半年，汽车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均超过14%，居工业行业之首。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取得明显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工业产销率为97.6%，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困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
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部门估算，明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末失业人员和国企下岗人员各有600万人左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有关分析显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难超过80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加快，资金、技术含量的提高，使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改革的深化，企业不断裁员，就业总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由此看来，就业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2、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3.3%；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6%，增幅仅回落3.8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放缓，支出钢性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考虑到以往几年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税收上的功效难以长时间持续，以及当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税赋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过快等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样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一个时期内，财政收入增幅很难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应当视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资增幅较上年提高较大，预计明年将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稳定下来，今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率加快，预计明年消费增幅将会保持稳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据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分析，明年国际经济形势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国内出口退税力度将有所减弱，今年出口基数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综合各项分析，明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将保持今年以来的良好态势，全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让预期最终变为现实，还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难题，使宏观经济步入更为良性、协调的健康发展轨道。
首先，继续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与潜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如不维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产生诸如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通货紧缩趋势加剧等困难。
其次，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达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减缓通货紧缩压力的双重目的。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部分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利用近几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时机，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加快转移。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建设的部分，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困难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河南省 宏观经济运行 VEC模型
一、引言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经验研究中，主流的方法是使用结构性方程――联立方程模型来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许多研究者在传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开始吸收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成果。如郑超愚(2002)的CMAFM模型，何新华(2004)的China－QEM模型，高铁梅(2003)的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都运用了协整的理论和方法。考虑到联立方程模型的一些缺陷，如不足以对变量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估计和推断都较为复杂等。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运用非结构性方法如VAR模型和VEC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如吴绪亮(2002)运用VEC模型，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和消费相互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讨论；高铁梅(2002)运用SVAR模型对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的动态冲击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河南省1978－2005年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用VEC模型来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及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过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如下：第一步，对变量两两间的协整关系加以检验，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判断变量两两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步，进行多元协整检验并建EVEC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效应。第三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外部冲击对河南省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78－2005年河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C)，资本形成总额(I)，净出口(EX)。为了将序列的指数趋势变成线性趋势，对经平减后的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得到4个新序列：LNGDP，LNC，LNI，LNEX。
(一)Granger因果检验
用EG两步法，对这4个时间序列数据两两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均存在协整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1，定义显著性水平为0.05。
结果表明：(1)净出口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因此，河南省经济属于内向型经济；(2)投资是GDP、消费和净出口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河南省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且GDP的增长对消费的推动不明显。
(二)VEC模型
对变量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选择协整方程仅有截距且观察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这一类型，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经反复试验，选择滞后期为3，结果如表2。
由结果可知，有2个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变量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则在置信水平为99％的条件下，LNGDP、LNC、LNI、LNEX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CE1：LNGDP＝1.050931LNl－0.220122LNEX+1.496430
CE2：LNC＝1.148596LNI－0.432997 LNEX+1.154045
这表明，从长期看，河南省GDP和投资、净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河南省消费和投资、净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河南省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受到CE1和CE2的约束。河南省投资对GDP的长期弹性为1.05，对消费的长期弹性为1.15，再一次证实河南省的消费和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的影响，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将这两个协整方程构造成误差修正项vecm1和vecm2，可以得到4个VEC模型，模型中各参数的值见表3。
结果显示：GDP、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4个变量前1期的变化对本期自身的变化都有促进作用，消费和净出口的前2期和前3期的值的变化仍然对本期自身变化有促进作用，投资对上述4个变量的影响主要是在第2期和第3期得以体现，这说明河南省投资的滞后性较为明显。在4个VEC模型中，净出口的各期滞后值的系数都很小甚至接近于0，Jo－hasen(1990)证明，对于协整向量来说，各期滞后值较小的变量如净出口是弱外生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VEC模型中，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机制对变量变化的修正作用由两个符号相反的误差修正项共同完成。这说明在河南省宏观经济运中，保持GDP与投资、净出口的均衡关系，对各变量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保持消费与投资、净出口的均衡关系，对各变量的增长有抑制作用。
(三)脉冲分析
考虑到净投资对河南省宏观经济系统来说，是近似的弱外生变量，因此，脉冲分析只对GDP，消费和投资三个变量进行。
脉冲分析显示：GDP和消费的波动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波动影响明显。消费的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将会对GDP和消费的均衡值产生永久影响；消费的正向冲击对GDP的影响一直是正值，投资和净出口的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GDP和消费的均衡值影响很小。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关键词：宏观经济；运行；隐患；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于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建立在投资拉动、政府主导以及粗放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必然会危及到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供给失衡的视角出发来进行阐述。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是通过供给之间的匹配实现的，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供需失衡这一层面，具体分析如下：
从供给方面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供给过剩，我国众多产品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例如水泥、钢铁、纺织品等等，产能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意味着供大于求，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目前我国在上述行业的投资力度依然没有减缓，这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一旦产能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供给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失衡，即我国社会产品的产出结构失衡问题极为严重，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即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属于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依赖能源消耗，其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鉴于资源的有效性，如果不尽快进行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需求不足是制约当前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是依靠投资、消费以及外贸这三驾马车，而从发达国家的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往往占到一国GDP的7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3左右，外贸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内需额不足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一旦外贸以及投资出现波动，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外需急剧萎缩，就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在消费需求方面的不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缺位、房价高企、通过膨胀等，都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与稳定。
二、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策略探讨
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控经验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遭遇瓶颈，未来宏观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的原因。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践证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加强科技创新，让科技引领经济发展，国家应从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优惠支持，让企业、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的主体更加积极地去进行科技创新，从而实现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可持续性，减少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资源以及环境的危害。
2.采取措施扩大内需
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现状，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提升社会的消费能力：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样能够缓解目前我国储蓄过高，消费不高的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消费的顾虑。二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着力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这样能够为内需的提振夯实基础。三是鉴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高企，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这一问题，国家在未来应将通货膨胀的降低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这样能够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少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四是尽快解决目前房价收入比过高的问题，房价过重的制约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威胁到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3.调整我国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比例，第三产业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如果说第二产业主要是依靠投资形成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在我国已经是弊端频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问题严重，那么第三产业就是依靠消费拉动的，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可以减少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的调整产业结构，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动地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辩证的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阻碍，但是这些不稳定因素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一个机遇，我国应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彻底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加以破除，从而实现宏观经济在未来一个阶段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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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增速较去年同期的11％到12％出现理性回落，经济过热风险部分得到释放。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也有所缓解。但是，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体系出现全面下降，反映经济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下降0.67点，反映当前经济基本走势的一致指数下降0.30点，滞后指数下降0.65点。其中，先行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幅度逐月递增。先行指数降幅的增大，意味着宏观经济已经开始降温，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针对宏观经济出现的新变化，政府调控政策的基调开始进行调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保增长将压倒防过热成为宏观经济的关键词。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运行将可能呈现以下态势。
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下行程度并不悲观
对于本次经济下行，笔者认为次贷危机、石油和粮食价格危机、全球性的通胀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外部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较为深刻。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达60％。在经常项目下，我国实体经济已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资本项目下，大部分项目已经放开。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必然反映。当前，发达经济体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印度、越南等几个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问题，拉美一些国家也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由此，我国经济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出现下行不可避免。而且，下行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有观点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中期调整和短期低谷，这个低谷可能是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是这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还不应该太悲观。那么，经济下行会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幅度不会太大，经济增长率大致能维持在8％以上。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依然比较稳定。尽管人们对出口的担忧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从历史数据看，政府调控对投资增速有明显影响，在经济下降通道中，投资将更多地凸显增长支柱的角色；消费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最近的消费数据表的确令人振奋。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将有望达到实质性进展。尽管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出口企业带来了困难，但从国际经验看，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经验表明，在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化压力为动力，才有强烈的加快技术升级和促进产品优化的积极性。那些低附加价值企业的困难和倒闭，有可能促进高附加价值的企业和产业建立起来，真正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进程。
通胀压力有所缓解，PPI对CPI传导有限
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上涨7.9%，7月份回落至6.3%，延续了5月份以来的回落势头。这表明宏观调控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预计下半年CPI将继续回落，全年有望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是，PPI和企业商品价格总指数却持续攀升，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最为明显。受此影响，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幅提高。不过，随着国际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的回落，PPI上升压力将有所缓解。面对CPI持续走低和PPI的走高，有人认为，PPI是对CPI的领先指标，PPI的上涨压力最终会传导到CPI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压力会增强。笔者认为，从教科书的理论角度，该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由于我国目前PPI和CPI两项指标构成和主导因素基本不同，主导CPI的主要是食品价格，而主导PPI的则是钢材和能源价格。观察本轮通胀中PPI和CPI月度走势，CPI上涨缘起2007年5月猪肉价格带动整个食品价格的上涨；PPI上涨缘于2007年10月新一轮铁矿石谈判导致钢材价格上涨和原油期货价格带动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因此，PPI对CPI传导作用将比较有限。
固定资产投资将有所增长，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将继续下滑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各类价格指数7%至8%的上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回落较大。从产业构成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为846亿元、26322亿元和312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5%、26.6%和26.2%。显然，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速较大；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显著下降，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6月份制造业投资累计完成增速为31.4%，比2007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从投资主体看，从紧的政策已导致中小企业投资速度下滑，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速度也明显下滑。6月份，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速比去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个体经营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了10.1个百分点。从近期调控政策变化看，未来一段时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稳中有升，以贯彻和支持保增长的政策要求，年内可能保持在27.8%～28.3%的水平。其中，中央项目投资增速会进一步上升，这与中央支持地震灾区重建有关。估计银行贷款也会有所增加。尽管监管部门对银行信贷继续实施规模控制，但最近中央银行已经增加了5%的贷款规模，而且放开了对外资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
进出口有望反弹，对外贸易谨慎乐观
今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6.4%。其中，出口增长22.6%，比去年同期低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31.1%，比去年同期高11.6个百分点，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237亿美元，同比下降9.6%。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目前，业界和舆论对下半年进出口形势仍有担忧，但商务部官员依然持乐观态度，认为下半年我国进出口将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因为国家已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做了政策调整，自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虽然只回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其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国家依然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由此，笔者认为，进出口有望反弹。但是，在世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出口增长的空间尚难预料，因此，只能谨慎乐观。
消费增长缺乏持续性，消费预期可能继续减弱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水平节节攀升，5月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3.9%，6月达到15.9%，7月更升至23.3%。消费的持续增长似乎将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有力支撑。但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和资本市场萧条等短期因素的干扰下，消费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消费继续增长的持续性值得怀疑。其一，今年的消费增长得益于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中央财政有关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医疗、环境治理支出的大幅增加，一些地方对“三农”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出台和调整，都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支持。但是，在现有的制度格局下，这种政策支持效应缺乏持续性。其二，经济的减速和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放缓，有可能抑制未来消费的增长。今年，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挫，一季度、二季度同比仅增长3.4%和6.3%，增幅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5%和14.2%。同时，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33.27%，个人和政府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成为消费增长的制约。其三，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使居民的财富效应受到损害，打掉了居民的消费预期，未来一段时间的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其四，物价的持续上涨直接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汽车和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可能继续降温。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市场结构发展失衡
上半年，金融运行总体上比较平稳。一是货币供应量增幅平稳回落。6月末，M2余额为4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M1余额为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4.19%；M0余额为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8%。二是各项存款增长较快。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4%。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3.9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5%，增加了49649亿元，同比多增15774亿元；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638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增加了30亿美元，同比少增23亿美元。三是各项贷款增速趋缓。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0.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17%。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外汇贷款余额为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48.63%，增加了553亿美元，同比多增388亿美元。四是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1～6月共增加2806亿美元，同比多增143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运行基本上达到了调控政策的预期。但是，从结构上看，市场结构有所失衡。一是长期贷款增长较快，短期贷款增长放慢；二是大企业贷款增长速度较快，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贷款集中化问题突出；三是信贷市场增长较好，资本市场加剧萧条，特别是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市场秩序混乱，已经开始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四是商业银行盈利状况良好，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盈利情况堪忧。
房地产供求失衡，市场需求不断下降
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房地产市场供求失衡明显：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土地开发增长速度依然较快。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3196亿元，同比增长33.5%。二是商品房建设增长平稳，竣工面积增速高于往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的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4.1、19.1、13.8个百分点。三是受从紧货币政策和对后续政策出台的预期，居民对购房采取谨慎态度，整个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全国商品房销售量下降明显。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2%，销售额同比下降3%。四是全国房价涨幅出现高位回落，不少大中城市房价开始下跌。上半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持续回落，各月的环比涨幅分别为：0.3%、0.2%、0.3%、0.2%、0.1%、0。五是个人房贷增速减慢，部分城市出现少量断供现象。受货币政策紧缩和市场销售低迷的双重影响，上半年个人房贷增速明显放缓。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个人按揭贷款增加1734亿元，同比增长1.9%，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54.7个百分点，与2007年全年相比下降86.5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运行对银行业的影响
今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的确前所未有，这些困难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到银行业上来。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银行业风景独好，经营业绩持续强劲增长。统计显示，大型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长达到60%，中型银行增长110%，城商行增长120%。造成这种悖论迷思的原因大致有六：生息资产的增长，净利差和净息差的扩大，中间业务收入较快增长，成本收入比明显下降，计提拨备对净利润的侵蚀不大，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使银行有效税率大幅降低。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情况下，经济的下行风险必然会对银行业的业绩造成负面影响，银行业的盈利前景可能谨慎乐观。
存贷业务继续增长，但中间业务发展放缓
企业存款的定期化趋势将被强化，居民储蓄存款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增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势下，M1的增速将可能进一步低于M2的增速，人民币企业存款的定期化趋势可能被强化。从企业存款增量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会继续提高，所以，企业存款的增幅会趋缓。从居民储蓄存款看，鉴于未来一段时间股市难有实质性回调，房价的回升也比较艰难，所以，人民币储蓄存款会不断回流到银行系统，回流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
依托资本市场的中间业务发展将继续乏力，传统的中间业务发展将保持稳定。近年来，各家银行都将大力拓展中间业务作为经营战略转型的重点，中间业务发展非常迅速。从业务增长的情况看，类、承诺类、咨询顾问类和托管类业务的增长比较快，而支付结算类、银行卡类、担保类、交易类和其他类中间业务增长相对稳定。其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银行的基金销售、保险销售、理财产品销售、基金托管和第三方存款业务迅速增长。同时，信贷规模的控制，使得银行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业务和与信贷控制相关的财务顾问业务增长较快。随着资本市场的萧条，银行的业务和托管业务急剧直下，这部分业务的下降对银行中间业务的增长构成致命影响。同时，随着信贷政策的趋松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列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业务将转化为正常的银行贷款，所以，这部分业务也会萎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间业务的发展可能主要依靠支付结算类、银行卡类、担保类和其他类的中间业务。
资产质量可能恶化，银行经营风险加大
银行资产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反应，在经济上升期，银行的资产质量通常表现较好，这不仅是因为贷款规模扩张带来的稀释效应，更因为企业效益良好所产生的良好还款能力。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的资产质量通常表现欠佳，不仅呆账坏账会增加，而且，贷款的逾期情况会比较严重。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出口导向型中小型企业大面积破产，同时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开发商贷款经营压力和个贷还贷压力，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不良贷款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未来2～3
年银行业不良率有可能上升80～200个基点。
经营效益高增长的势头将扭转，银行盈利能力将回归自我
200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业绩持续爆发式地增长，盈利能力已经高于其长期增长潜力。笔者认为，随着政策性因素的释放和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银行的暴利时代将告终结。
其一，由于从紧货币政策基调没有改变，尽管贷款总量控制目标会有所突破，但信贷资产规模仍会受到限制，这从总量上制约了银行收益的大幅提高。其二，银行净利差缩小趋势加强。目前，存款定期化及贷款利率上浮动力减少是净利差减少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存款回流银行明显，多家银行存款增速大大高于贷款增速，加之存款呈定期化趋势，更加大了银行利息支出。其三，受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市场回落的影响，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受到压力。上半年，银行的证券、基金等业务收入同比全部出现大幅下滑。在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我们相信这部分收入的增加难有起色。其四，宏观经济下行将使企业效益下降，而企业效益下降将使银行业息差收窄、信贷成本上升，进而使得ROA回落。
流动性压力依然较重，流动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近年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17.5%的世界最高水平，给商业银行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压力，目前许多银行的存贷比率超过了70%。比较而言，负债业务增长较快的银行，流动性压力相对舒缓；相反，负债业务增长速度不够快的银行因为流动性被紧缩，会感觉流动性压力比较大。总体上看，银行业目前的流动性风险还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目前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其他影响银行流动性的不利因素也不少，比如，股市的兴衰与银行储蓄增减密切相关，当前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直接决定了银行负债业务也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年内信贷总量的适度放松，贷款投放规模增加；或是企业效益下滑，不良贷款上升，贷款到期难以收回等，都是对银行应对流动性管理能力的挑战，流动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金融创新任重道远，创新能力将加速银行经营的差异化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波动特征 波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相应的有着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于把握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及难点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传统“谷一谷”划分法,参考各种文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长率(%) 谷值增长率(%) 峰谷落差(%) 持续年数 上升阶段年数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5个周期,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在运行过程当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首先呈现出周期的不规则性,周期发生频率高,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波长、峰(谷)值差异、峰谷落差,5轮周期都极不均衡;其次,从图1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经济周期波长拉大,上升阶段延长;再次,波动幅度减小,呈现微波化。通过图1看出, 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 。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首先,我们从内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和周期的变动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供求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型和抗跌性,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其次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发展。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模式开始适应现代信贷制度,消费结构向着享受型消费发展,购买力增强 。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还有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调控功能 。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这种转变也使经济周期波动更平稳健康。而从外因上看,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与“八波”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不无关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同样,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处于高速上升状态,并且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呈现微波化。这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国际经济影响的双重结果。掌握规律使经济发展向着快速稳健的方向发展是未来宏观经济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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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成本优势;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2]杜健，顾华.《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技术溢出研究述评》[J].《财贸经济》，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