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10:33
序论：在您撰写智能医疗健康管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要：目的：观察以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为主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疗效。方法：选择符合观察条件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8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40例，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治疗组给以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为主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及血肌酐（Scr）、内生肌酐清除率（Ccr）的变化。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Scr明显下降，Ccr明显上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结论：以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为主治疗本病有明显疗效，且无明显副反应。
关键词：慢性肾功能衰竭；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治疗
中图分类号：R6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8）10-0110-02
肾小管-间质纤维化（TIF）是终末期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之一，其基本特征包括肾小管萎缩、间质炎症细胞浸润以及细胞外基质沉积。早期控制TIF的发生发展对改善各类慢性肾病患者预后意义重大。我院从2003年2月~2008年2月间采用以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为主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CRF）40例，并设对照组对比观察，疗效显著，且无明显副反应，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来自我院2003年2月~2008年2月的门诊和住院患者，共80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0例，其中，男28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31±10.4岁；平均病程2.69±1.14年；CRF2期26例，CRF3期14例；原发病为慢性肾炎19例，糖尿病肾病12例，高血压肾损害4例，多囊肾3例，梗阻肾2例。对照组40例，其中，男26例，女14例；年龄20~68岁，平均34±13.2岁；平均病程3.05±1.27年；CRF2期24例，CRF3期16例；原发病为慢性肾炎17例，糖尿病肾病11例，高血压肾损害7例，多囊肾3例，梗阻肾2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因、病程、病情轻重度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纳入标准
诊断及分期标准全部符合《肾脏病学》相关疾病诊断标准［1］，且自愿参加本观察，排除：严重营养不良及多器官功能同时衰竭者；合并有严重心血管、肝脏及血液系统疾病者；精神病患者及孕妇、哺乳期妇女。
2治疗方法
2.1一般治疗
两组患者一般治疗用药相同，包括去除造成肾功能减退的可逆因素，优质低蛋白、低磷、高热量、高纤维素饮食，纠正酸碱及电解质失衡，加强营养支持治疗，如血清白蛋白＜2.5g/L时，及时补充人血白蛋白，严重贫血时，采用人重组红细胞生成素益比奥2000μ皮下注射，2次/周。
2.2治疗组
在一般治疗基础上，加用血栓通针剂（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生产），140mg加入5%葡萄糖250mL中，静脉滴注，qd，促肝细胞生长素针剂（北京四环制药厂生产），160mg加入5%葡萄糖中，静脉滴注，qd。1个月为1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
2.3对照组
在一般治疗用药基础上，采取EAA疗法，肾安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qd。尿毒清颗粒5g/次，tid，冲服。
2.4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及每1疗程结束时分别记录症状、体征、二氧化碳结合力、Scr、Ccr、血常规及药物副反应情况。
2.5统计学处理
治疗结果用±s表示，计量资料分析用t检验，计数资料分析用χ2检验。
3治疗结果
3.1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标准进行评定。显效：自觉症状减轻或消失，酸碱及电解质失衡纠正，Ccr增加和（或）Scr降低≥30%；有效：自觉症状、体征减轻或消失，Ccr增加和（或）Scr下降≥20%；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减轻或加重，Ccr、Scr变化未达到上述标准。
3.2治疗结果
3.2.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1。治疗组总有效率90%，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P＜0.01，**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P＜0.01.
4讨论
TIF是各种肾脏疾病发展到慢性肾衰竭（CRF）的共同途径［2］，积极防治TIF对延缓CRF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依据TIF的发病机制，目前对TIF的治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控制蛋白尿；改善肾脏炎症浸润；抑制细胞外基质（ECM）生成细胞的异常活化；刺激ECM的降解。我们以抗TIF为主治疗CRF，收到明显临床效果。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血栓通是五加科植物三七主根提取的三七总皂苷的灭菌水溶液，三七总苷具有抑制尿毒血清诱导的HK-2细胞表型转化，抑制胶原FN等ECM的合成，降低ECM代谢酶等MMP-1/TIMP-1比值，抑制TGF-β、CTGF的蛋白和基因表达，从而具有显著的抗TIF作用。体内外实验均证实促肝细胞生长素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减轻肾脏纤维化的程度：减少ECM过度产生：活化的系膜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是主要的ECM生产细胞，促肝细胞生长素通过抑制它们的活化而减少ECM的过度产生［3］；加速ECM的降解［4］；促进肾小管上皮增殖，保持其形态和结构完整性，防止肾小管萎缩［5］。
总之，TIF的病理机制有多环节、多靶点的特点，上述治疗方法尚不是特效的，特效的抗TIF治疗CRF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海燕.肾脏病学（第2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385-1386.
［2］罗海清，梁冬，刘华锋.肾间质纤维化的形成机制及中医药防治作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2004，5(7)：432-434.
［3］DaiC，LiuY.Hepatocytegrowthfactorantagonizestheprofibroticaction of TGF-betalinmesangialcells by stabilizing Smad transcriptional corepressor TGIF［J］.Am Soc Nephrol，2004，15(6)：1402-1412.
[摘要]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09年1月～2013年4月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骨科住院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的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患者72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每组各36例。两组患者均行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常规护理组予以围术期常规护理，康复护理组予以早期康复护理干预。两组患者术后随访12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患侧肩关节功能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的治疗总依从率为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72.22%）（χ2=4.60，P < 0.05）；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94.44%，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77.78%）（χ2=4.18，P < 0.05）；且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97.22%、94.44%、97.22%、94.44%、91.67%）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75.00%、77.78%、72.22%、75.00%、69.44%）（P < 0.05或P < 0.01）。 结论 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并能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
[关键词] 肱骨外科颈骨折；康复护理；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护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3（b）-0132-04
Influence of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shoulder joint recov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YU Xueli DU Miaojuan
Department of Surgical， Shangyu People′s Hospital， Zhejiang Province， Shangyu 312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e of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shoulder joint recov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Methods 7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who were treated with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ORIF） 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Shangyu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09 to April 2013，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nursing group （n=36） and recovery nursing group （n=36） at random.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ORIF of fracture of humeral neck. The patients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while the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early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weeks after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ffected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12 weeks′following-up， the total compliance efficiency of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91.67%，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2.22%） （χ2=4.60， P < 0.05）； the recovery good and excellent rate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94.44%，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7.78%） （χ2=4.18， P < 0.05）. Further，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service attitude， technical level， health education， patients caring and mental support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97.22%， 94.44%， 97.22%， 94.44%， 91.67%），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5.00%， 77.78%， 72.22%， 75.00%， 69.44%）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obviously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is favorable for the recovery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of fracture and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opera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recovery barrier of shoulder joint of patients， enhance the postoperati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buil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Key words] Fracture of humeral neck； Recovery nurs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肱骨外科颈骨折是临床较常见的骨折类型，以中老年患者多见，多为闭合性骨折[1]。由于肱骨外科颈为松、密质骨相邻部位，此类骨折靠近肩关节，术后常因疼痛、制动等原因，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和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引起肩关节纤维变性、僵硬，导致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2-3]。分析其原因除了与手术引起导致创伤及瘢痕挛缩有关外，术后缺乏系统性的康复护理干预训练也是主要原因[4]。近年来研究发现康复护理应用于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护理中取得了较满意疗效，也决定着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优劣[5-6]。本研究观察了康复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3年4月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骨科住院治疗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的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患者72例。所有患者均有手术治疗的指征，且均为新鲜骨折。采用随机数字表将72例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每组均36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致伤原因、骨折类型等方面基本相似，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纳入研究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常规护理组予以围术期常规护理，康复护理组予以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包括：①术前心理干预：与患者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赢得患者的信任，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予以支持、解释、疏导等针对性心理护理措施，消除其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鼓励患者树立对疾病治疗的信心，保持乐观健康的心理情绪；同时积极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讲解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的必要性和优点，治疗及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术后康复计划的要点，增强患者主动功能锻炼的积极性。②术后康复锻炼干预：术后1～2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的制动，可进行简单的握拳、屈肘等主动活动，以促进上肢的血液循环，消除手部水肿；术后3～5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的前屈、后伸等运动，但禁止行外展、内收功能锻炼，锻炼时动作宜循序渐进，角度逐渐增大；术后6～10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全面练习活动，配合适当的爬墙和环形运动促进肩关节的活动正常化；术后11～12周，当患者上肢肌力达到>3级可进行肩关节的抗阻力运动，可用哑铃、沙袋等练习患者肩部的抗阻运动以及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训练，如用患肢拧干毛巾、洗脸、刷牙、梳头等动作。两组患者术后均随访观察12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患侧肩关节功能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1.3 观察指标
1.3.1 治疗依从性评估[7] 根据患者依从性程度分为完全依从、不完全依从和完全不依从三类。完全依从：治疗中严格按照医遵执行治疗方案进行规范治疗的患者；不完全依从：治疗中基本按照医嘱执行治疗方案，偶有不进行规范治疗的患者；完全不依从：治疗中常不按照医嘱执行治疗方案或中断治疗患者。完全依从和不完全依从合计为总依从。
1.3.2 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8] 采用欧美肩关节评分系统Constant-Murley（C-M）进行评价。满分为100分，其中疼痛评分15分，日常活动能力评分20分，肩关节活动范围评分40分，三角肌肌力评分25分。优：评分85～100分，良：评分70～84分，一般：评分55～69分，差：评分0～54分。
1.3.3 护理满意度评估[9] 包括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和心理支持等五项内容，并计算各分项的满意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结果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治疗总依从率为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72.22%（χ2 =4.60，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的比较（例）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 <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的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94.44%，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的77.78%（χ2=4.18，P < 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比较（例）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 < 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P < 0.05或P < 0.01）。见表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交通事故、高空作业等因素增多，肱骨外科颈骨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大部分肱骨外科颈骨折采用保守治疗可取得不错的疗效，功能恢复满意[10-11]。少部分患者肱骨外科颈骨折采用手术治疗，但部分患者术后由于疼痛、长期制动以及患者承受疾病的折磨、精神和经济负担和日常活动能力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产生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部分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不良情绪，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导致患者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下降，引起肩关节周围肌肉的进行性萎缩，不利于关节功能康复出现肩关节功能恢复不良，术后出现切口感染、创伤性关节炎、肩周炎和骨折畸形或不愈合、肩关节功能丧失等并发症，从而加重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影响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及生活质量[12-13]。因此，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治疗的患者如何尽快促进其早日康复，提高患者术后功能恢复，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14]。
近十年来有关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治疗患者治疗依从性、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改善作用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探讨[15-16]。李惠玲[5]研究发现护理干预能促进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的恢复，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有利于提高术后疗效，提高患者对治疗及护理的满意度。吴鸿燕[17]研究发现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后患者治疗期间的遵医行为，提高患者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有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提高治疗的满意度，有利于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本研究结果发现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及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提示康复护理干预可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有利于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同时研究还发现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提示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
总之，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并能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占国.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治疗体会[J].中国当代医药，2009，16（7）：197-198.
[2] Gierer P， Simon C， Grad IG， et al. Complex proximalhumerus fracturesm anagement with a humeral head prosthesis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study[J]. Orth opade，2006，35（8）：834-840.
[3] 张季恺，宋成，李伟阳.老年骨质疏松性肤骨近端骨折的治疗方法[J].中国实用医药，2009，4（17）：68-69.
[4] 张敏.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后的临床护理策略分析[J].中外医疗，2008，27（10）：60-61.
[5] 李惠玲.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J].广西医学，2013，35（3）：370-372.
[6] 庄妹，王雪华.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康复护理进展[J].护理研究，2013，27（5）：1153-1155.
[7] 段清萍，朱琳，陈捷，等.从激励理论谈骨折患者的康复锻炼依从性[J].中国现代医生，2012，50（36）：142-143.
[8] 齐万里.两种方法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医学工程，2011，19（7）：112-113.
[9] 何秀云.舒适护理对骨折患者术后疼痛及满意度的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26（7）：116-117.
[10] Mihara K， Tsutsui H， Suzuki K， et al. New intrameduaallary nail forthe surgical neck fracture of the proximal hum-erus in elderly patients[J]. Orthop，2008，13（1）：56-61.
[11] 谢楚海，史群伟，郭剑鸿，等.35例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临床治疗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2013，11（23）：164-165.
[12] Hasenboehler E， Rikli D， Babst R. Locking compression plate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 in diaphyseal and distal tibial fracture：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2 patients[J]. Injury，2007，38（3）：365-367.
[13] 徐威，成锋，董黎强.老年性肱骨近端骨折的外科治疗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09，15（19）：2975-2978.
[14] 古波.老年性脓骨外科颈骨折的治疗进展[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34）：85-86.
[15] 于泉，崔明宇，李新钢.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手术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9）：67-68.
[16] 周璐.肱骨外科颈骨折29例手术后的早期康复护理[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07，10（9）：135-136.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自我管理教育；健康行为；肝功能
[中图分类号] R512.6+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8（a）-0144-03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与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传染病[1]，常见症状为乏力、厌油腻、恶心、呕吐、食欲缺乏和肝区不适等。我国是乙型肝炎的高发地区，约有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1.2亿人，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约3 000万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病程长，易复发，预后差，90％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心理问题，15％～40％的患者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2]。HBV的持续感染是我国肝硬化、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每年死于乙型肝炎相关疾病的患者约有30万人。乙肝问题是我国主要卫生问题之一。抗病毒治疗是目前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关键。口服拉米夫定是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方法之一，治疗效果与患者健康行为密切相关。笔者在2009年6月～2011年5月对本院肝病科住院的51例HBeAg阳性、口服拉米夫定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实施为期1年的自我管理教育，旨在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督导患者依从健康行为，促进肝功能的恢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9年6月～2011年5月在本院肝病科住院的HBeAg阳性、口服拉米夫定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02例。入选标准：（1）符合2009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2）ALT>2×ULN，HBsAg+，HBeAg+，抗HBe+，HBV DNA>1×105 copy/mL；（3）排除已发展至肝衰竭、肝硬化和癌变者；（4）有独立行为能力、自愿接受调查。
1.2方法
1.2.1 分组方法。将102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1例，其中研究组男38例，女13例；年龄35～60岁，平均42.9岁；病程2～25年，平均10.7年；病情轻度9例，中度34例，重度8例。对照组男37例，女14例；年龄36～59岁，平均43.3岁；病程2～22年，平均9.8年，病情轻度8例，中度36例，重度7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2 干预方法。两组患者均口服拉米夫定100 mg每天1次，疗程1年。对照组行常规健康教育，研究组给予持续自我管理教育，跟踪教育1年。
1.2.3 常规健康教育。住院时发放健康教育小册子，由责任护士对患者和家属讲解乙肝相关知识和复诊时随机指导。1.2.4 自我管理教育。（1）成立自我管理教育团队。成员包括：a责任护士；b肝病医生；c营养师；d患者代表。责任护士由护师以上职称、3年以上专科护理工作经验、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担当。（2）建立患者健康档案。内容包括：a患者肝功能、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HBV DNA定量检查记录；b拉米夫定抗病毒治疗记录；c知信行问卷调查记录；d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等。（3）拟订自我管理教育目标。内容包括：a遵医用药、按时复诊；b戒酒戒烟、饮食合理；c避免熬夜、规律起居；d心态乐观、情绪稳定；e适量运动、避免过劳。（4）开展多形式的自我管理教育活动。内容包括：a集体教育，由责任护士和营养师讲解相关健康知识，并请患者代表介绍成功的经验；b小组讨论，由责任护士组织存在同一问题的患者进行指导和教育；c个别指导，由责任护士以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为主，根据知信行问卷调查情况结合自我管理现状制定个性化自我管理处方，重点考评患者对教育内容的掌握程度和执行情况，并给予强化再教育。第1个月每周1次，第2个月每2周1次，第3个月始每月1次，持续自我管理教育1年。
1.2.5 评价指标。（1）肝功能ALT、HBV DNA定量及HBeAg转阴率。（2）知信行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情况等。该问卷由研究者根据有关文献[3]自行设计，并请经验丰富的肝病专家及护理专家审阅，证实其可行性。疾病相关知识（K）包含疾病的危险因素、治疗用药、保健康复等共计15个条目，每条有3个备选答案分别代表正确、错误、不清楚，将正确回答计1分，错误或不清楚的回答计0分；态度（P）部分包含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评价和对疾病的治疗信心2个条目，备选答案分4个等级，并由最佳到最差分别计4、3、2、1分；健康行为（A）部分包含遵医用药、及时复诊，戒酒戒烟、合理饮食，避免熬夜、规律起居，适量运动、避免过劳，心态乐观、情绪稳定等共5个条目，以二分类选项（是、否或有、没有）作为备选答案，正确回答计1分，错误回答计0分。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前，伴随着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已积累了部分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价格壁垒难以突破、信息孤岛劣势明显、多方主体合作不足、专业人才稀缺等现实问题。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中心、科技企业等多方联动，构建配套管理机制，从而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老龄化社会。
关键词：人工智能；老年健康管理；老龄化；养老问题
作者：向运华王晓慧（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国情，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的同时，空巢老年人占比持续攀升，独居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74.7%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近4063万，上门看病、康复护理等医疗健康类服务需求始终居于老年人各类需求首位。总书记明确指出“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健康老龄化成为健康中国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重要命题。
万物互联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资源获取方式和生活方式。AlphaGo大胜人类棋手，标志着人工智能已在某些领域走到了人类智慧的前列。以互联网为载体和AI为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正在逐渐形成，为社会各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现实可能。智慧健康养老由此产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大数据收集、需求的智慧决策与服务的精准投放。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强调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各地积极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打造“硬件环境+智能设备+互联网信息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养老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疾病预防、诊断、紧急救助、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如何有效联接医疗服务机构以确保老年人享受到更高效、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对于降低空巢老人独居风险，缓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一、立场博弈：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机遇与隐忧
（一）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起源于1950年“图灵测试”的理念，其首次被公开提出可追溯到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McCartney在美国会议上的报告。随后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1960年人工智能已能够理解自然语言、自动回答问题和分析图像图形等，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学习和认知能力。21世纪以来，物联网的加速普及、大数据的崛起、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高峰，逐渐形成了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的特征，开始具有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甚至自我创新的能力①。人类相继进入了网络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三者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②。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国际人工智能专家N.J.Nilsson将人工智能视为怎样表示知识、怎样获得知识及怎样使用知识的科学③。其后，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概念从类人、理性、思维与行为等四个方面着手定义，有学者进而从学科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解释，如国内学者吴汉东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综合诸多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基于人类的设定与要求，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或软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现存的生产、工作与交往方式。2016年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指出，AI系统在某些专业任务上的表现胜于人类。1997年国际象棋、2011年Trivia、2013年Atari游戏、2015年的图像识别与语音识别、2016年AlphaGo等AI产品的问世与应用，成为AI超越人类的里程碑事件，见证了AI的智能水平和社会意义。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于自动播插与灌溉、日常田间管理、采收与分拣、产品检验、虚拟在线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大大减轻了人类的劳动量④。工业领域，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家电制造等生产线，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服务业领域，微软“Cortana”、苹果“Siri”、联想“小乐”等智慧客服系统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所有股票交易员已被机器人取代，投资顾问、风险审查和安全防范监控监管都普遍智能化。公共服务领域中，人工智能亦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用人脸对比技术来筛查犯罪分子；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诊断与手术；人工智能用于智能评测、个性化辅导等等。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心理服务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已基本实现⑤。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机遇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物联网迅速普及，大数据快速积累，算法模型与运算能力持续突破，智能行业应用快速兴起，为我国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现实契机。从人工智能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工业4.0、智能农业、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与智能教育等，均得到了爆发式增长。我国正处于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峰，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达到96.61亿元，增长37.9%。据估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总值将达到1270亿美元，其中医疗行业将占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⑥。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生理参数识别设备和无线射频识别装置等智能采集老年健康数据，为老年人提供双向、互动的居家健康监测、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克服时空限制，将健康管理贯穿疾病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整个过程。人工智能时代为健康管理尤其是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模式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缓解医护人员短缺提供了现实可能。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欧盟关于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的基本规定是不少于8人，挪威以17.27人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别是9.8人和11.49人，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分别是7.6人和5.1人，然而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仅为2.36人。即使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5‰计算，我国护士缺口也多达350多万，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则缺口更大。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专职人员数量少且增长速度缓慢。民政部2009年开始统计社会服务职业技能人员中的养老护理员，截至2016年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仅8528人。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约为4063万，占老年人口数的18.3%，按照3：1的国际标准计算，我国需要超过1300万的护理人员。同样，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家庭签约医生覆盖率仍不容乐观。如何“以少足多”是摆在当前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化解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人工智能环境下，智能护理等机器的应用与推广，大大减少了老年人对护理人员的需要，虚拟医疗助手替代护士，在医生诊疗之外提供辅的就诊咨询、健康护理和病例跟踪等服务，既减少了老年人前往医院就诊的次数，又有助于提高护理能力。显然，这些对于缓解老年健康供需矛盾有积极意义。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一直以来，医疗服务效率都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医疗服务效率，即医疗机构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是医疗服务领域的核心命题与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各级医疗机构的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受制于传统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与民众期望仍有差距。新时代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制度的变革，也需要服务工具的革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化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降低了人力成本。医学影像占医疗数据的90%，而且这一数据仍在攀升，年增长率约为30%，而放射科医师数量的年增长率仅为4.1%，远不及影像数据增长速度。借助AI技术分析医学影像，将大大缓解医院缺少医生的压力。此外，语音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普及，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从日常机械式的医案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录入的效率，降低失误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在老年人某些特定的病种领域，几乎可以代替医生完成疾病筛查任务；智能手术机器人的应用既能保证精准定位，减少老年患者的疼痛，又能防止传统手术易带来的传染疾病等危险；人工智能参与药物研发，对于提高针对老年患者潜在药物的筛选速度和成功率，缩短研发时间与成本有实际意义。综上，人工智能的嵌入打破了以往医治全程医生亲力亲为的运作模式，智能机器的自主研判与决策能力，对于降低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医疗机构、医生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支出有积极意义。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多数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由于疾病通常在发病前期表征并不明显，到病况加重之际才会被发现。而且由于老年人机体形态的改变和功能的衰退，对于疼痛和疾病的反应变得不敏感、不典型，很多病症易被忽略或误诊，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其中有多数老年人即使不舒服也不愿前往医院进行诊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大缓解了这一状态。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的结合可以实现疾病的风险预测和实际干预，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参数，其双向数据传输、在线沟通、便捷有效的特点，一方面可帮助老年人实时了解与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服务，满足其健康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促进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和自我照顾，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前移和全民健康管理。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自我健康管理的实现延伸了传统医疗的覆盖能力，节省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间、空间成本及医疗费用，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带给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负担。此外，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能为卫生管理者提供健康数据，有助于建立完备、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应急体系的运转更为高效、准确。
（三）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隐忧
万物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同样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从诞生至今，其对伦理的冲击就不断被讨论。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对道德伦理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与人工智能的一般伦理问题相比，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表现得十分特殊与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更为加剧，二是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更显突出。
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体现在隐私泄露、社会孤立与老年人的“物化”三个方面。首先，为更好地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智能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和智能设备需要采集老年人日常起居全时段、全方位、无盲区、长周期的海量生理数据，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属于隐私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简单的分析和挖掘，就能得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信息，一旦被无意或有意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进行精准推销甚至精细诈骗等违法活动，这对于易受骗的老年人群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隐忧，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也不可小觑。《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对于弱势群体运用特别的隐私保护政策①。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尽完善，如有关病历资料保护的法律或文件（《刑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中多为宣示性条款，也尚无老年人隐私安全的针对性文件。如何保证健康数据在实时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数据应当被保留多久、谁拥有隐私数据的访问权等都是智能老年健康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隐私方面的具体伦理问题。其次，智能机器监护老年人可能导致减少老年人社交、子女的陪伴。关于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使用护理机器人的老年人易出现社会孤立现象，进而导致尊严受损②。过多的智能既会减少老年人外出和交流的频率，也使子女或亲朋责任感降低，对老年人的关怀止于虚拟问候，而不再是频繁地看望与聊天。有学者认为，健康助手功能会使原本亲近的护理关系转换为远程的虚拟的照料关系③。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空虚感与孤独感。如何缓解和调节老年人心理问题是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最后，老年人的“物化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具体伦理问题。所谓物化，Kitwood对其的定义是：像对待无生命物质那样对待人：推、拉、拽一个人，不把他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Astell曾认为辅助机器人可能会机械地控制使用者，并逐渐使其变得失去自主性④。智能护理机器人等操控式的服务过程有可能损害老年人自主意愿，老年人普遍认为不应该限制他们自主选择的权利，如他们不希望所有人知道他们在家中跌倒，因为某些跌倒仅是小事，自己可以克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应通知别人。然而这与智能护理系统一旦发现护理对象跌倒，就立即发送消息给亲人或医护人员的护理策略相矛盾⑤。机器人应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减轻其心理负担，维护其尊严，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方面。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问题都不容忽视。考虑到护理服务涉及人最基本的健康权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同，偏远地区、农村的互联网都不畅通，健康信息系统建设不到位⑥，老年人往往无力购买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健康管理机器，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如何在研发和推广智能设备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
二、现实考察：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216.9亿元，比2016年增长52.8%，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有望超过700亿元①。其中，“人工智能+融合医疗、金融、教育和安防等领域企业”位居全球人工智能目标市场行业首位，总计占比40%。国家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积极探索老年健康产品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先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为人工智能服务于老年健康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信息化与大数据推动智慧医疗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与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有效嵌入的基本要素，因此医疗信息化的实现和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壮大是推动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的重要基础。近几年来，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社区光纤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互联网逐渐向高龄人群渗透，60岁以上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率和应用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不断推进，早在2011年，老龄办和民政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启动试点工作，试点项目50余个，据统计覆盖老年人口仅3000多万；2014年民政部和发改委确定在全国选取了42个地区推进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加快信息平台建设。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远程医疗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院，支持高速宽带网络覆盖城乡医疗机构，建立互联网专线保障远程医疗需要。“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初具规模，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积累了大量老年人有关的数据资源，其中包括老年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建设，为下一步人工智能的嵌入奠定了坚实根基。
其次，国家高度重视，政策与法律建设不断推进，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为推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指导性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如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12月工信部公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2018年1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提出确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应用。各省市积极响应，出台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意见，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应用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为应对各类风险与危机，我国不断推出信息建设与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息治理层面的相关法规已有100余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预防和网络犯罪惩治等多个领域②。具体到医疗行业，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卫计委联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都着重强调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等，都指出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要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完成信息动态更新。这些直接或间接性文件的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最后，在技术与政策环境的激励下，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初见成效。从易得的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床、健康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越来越多智能设备参与到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近几年，房地产商、保险公司、养老机构积极推出高端养老项目，健康服务机器人也随即而来，其中天津哈士奇机器人作为全球首台健康服务机器人成为标志性事件。而后，机器人也开始应用在福利中心和养老机构，仅杭州就有70家养老机构和40家照料中心引进了“阿铁”养老机器人①②，机器人具备健康检测、健康顾问、紧急报警与陪伴逗乐四项主要功能。同时依托“互联网+”搭起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一是通过智能健康腕表随时测量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数据。相关研究表明可穿戴智能设备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显著效果，治疗费用、住院时间等都有所降低③④。二是“开心”等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通过人体感应、摄像头远程监护、声源定位、语音识别等系统为居家老人提供安全监护、用药提醒、数据分析等健康服务，约87%的受访者表示类似于“开心”的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会对空巢老人有用⑤。三是通过“互联网+”和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通过机械骨骼、轮椅机器人等助力老人康复⑥。从监护到治疗，人工智能在各种养老模式的老年人中的初步试水，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思维。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难题
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实现全过程健康管理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仅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从应用范围来看，价格壁垒难以突破，老年健康管理中人工智能缺乏动力。医疗行业本身就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已推行多年，但仍有很多问题为人们所诟病。人大代表罗卫红曾提出目前医养结合虽初具成效，但仍存在医养结合服务需求与承载力不对称、行业管理体制不完善、医养结合医保支付政策难以保障护理需求等问题。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为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设备造成的健康管理服务费用谁来支付、怎样支付，目前国内尚未达成共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智能健康机器人多出现在养老机构，而非居家老人家中。不可否认，在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非常重要，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尤其是对高龄老人、半失能老人与失能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无论是9064模式还是9073模式，绝大多数老年人是居家养老。针对居家生活老年人的健康监测、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和心理慰藉等服务需求亟需人工智能的嵌入，然而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智能装备价格较高，老年人个体往往无意愿或无力购买较为昂贵的智能感应设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后续健康服务能否持续跟进，比如一个智能腕表就价值几千元，如果后期的服务没跟上，老年人损失就会很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考虑各方支付意愿，其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推广的范围。如何围绕大健康战略来定位发展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健康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二，从信息化建设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的信息孤岛劣势明显。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推进医疗服务大数据建设，建设老年群体数据库与医疗服务信息平台，统一相关数据标准是基础。“人工智能+医疗”最大的问题在于数据的来源和质量，因为我国的医疗数据在医院与医院间、医院与家庭间存在信息孤岛，即使在同一个医院提取和利用数据仍涉及很多操作手续。与此同时，虽然各地政府一直在强调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但进程并不乐观，多数老年健康服务仅停留在通过社区门诊或体检获得数据，共享在街道一级，实现市级统一平台建设的省份屈指可数。除了技术条件的制约，更多的是缺乏全局的考虑与统筹规划，民政部门、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医院等多部门之间的责任模糊，各涉老部门缺乏沟通与配合；各地区各自为政，缺乏共享理念和共享动力，有效的沟通不足，相互之间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语义表示、数据库类型，乃至硬件管理平台上存在差异，医疗信息数据不能有效实现地区共享，阻碍了人工智能赖以为生的数据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既造成了数据信息资源重复建设，也限制了数据信息资源功能的最大发挥。可见，要想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积极突破数据壁垒势在必行。
其三，从健康服务相关主体来看，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不足。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服务机构本身不生产人工智能设备，而是通过引进人工智能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科技企业才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服务机构最了解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产品，而科技企业则在技术上独占优势。二者通过跨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明确研发内容，最大程度缩短研发周期，以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需要。然而目前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在该领域的开拓相对滞后，除了发达城市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高端养老基地，应用人工智能参与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了企业间的人工智能合作外，多数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跟进。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驾驭能力也离不开同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两者有效合作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提升。两者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
其四，从研发主体看，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制于稀缺的专业人才。人工智能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都依赖于人才，可以说其发展能力取决于人才数量。《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AI领域的人才缺口达到百万量级，2017年工信部发言人指出在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稀缺的专业人才资源是制约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落地的一大短板。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AlphaGo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设计者DemisHassabis本人就是天才棋手①。因此，人工智能老年健康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集计算机专业技术与健康养老服务行业实践于一身，才能研发出适合老年群体的智能健康医疗设备。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缺乏，且多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工作，虽然一些科技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取得初步的成果，但在医疗领域结合上缺乏深度，直接针对健康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更是不足，阻碍了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行。
三、未来选择：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关键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老年健康管理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时也对政府、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需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以促进适应时代诉求的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
（一）构建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的管理机制
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②。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迫切需要现有机制的突破与创新，当前必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具体工作。
一是形成专业的领导机制。人工智能科学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部署。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整合了此前散落在人社、民政、卫计委、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相关医疗职能，改变了“九龙治水”的管理局面，为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健康领域的嵌入提供了契机。在老年健康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应纳入医疗保障局的工作内容，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全方位部署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格局，从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健康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床、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从智能家居设备、养老服务机构智能设备，到智能医疗机器，从老年人健康数据建设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与护理等，培养一支兼具智能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新型领导队伍，确保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二是培养多元主体信息共享机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依赖于数据，因此，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一方面需要挖掘分析大量老年健康数据，以便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另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老年人等相互间的数据连通与安全共享，促使多方有效参与老年健康管理。加快健康养老信息平台建设迫在眉睫，要着力提升多元参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促进多元主体相互间协同配合，协调老年健康数据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实现数据信息的交互及供需的有效匹配，从而打破数据壁垒，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三是建构道德伦理矫正机制。享受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对道德伦理的挑战。首先，进一步完善信息保护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老年人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的担忧。其次，科学认识和使用人工智能。虽然现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但其工具性色彩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健康管理水平，而不是取代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儿女的关心、好友的慰问以及老年人必要的社交互动都不可或缺。最后应通过技术发展，为人工智能注入情感，促使人机交互更加和谐。
（二）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老年健康技术系统
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和各地养老机构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通过智能化处理系统和便捷高效的急救处理流程，即系统能自动采集老年人身体状况数据并进行分析，当发生意外跌倒或生命体征数据出现异常，智能呼叫相应的医疗机构，使老人及时、准确地获取医疗服务。为此，应重点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方面，建设针对老年健康管理的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化系统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强化老年健康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建设，有效整合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进程中的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如生物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虚拟等，提升人机交互过程中老年健康数据的处理效率，并以此形成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和知识获取等组成的老年健康管理系统，为提高老年健康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医疗流程。智能系统的生命在于应用，老年健康管理途径与方式的优化必须以智能处理流程的创新为依托。其一，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动检测，根据不间断、全方位的健康数据跟踪，智能评估老年人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智慧决策，确定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其二，智能系统要在识别老年人紧急救助需求的基础上，主动通知医疗机构，使老年人及时得到救助。至于医疗机构的选择应符合分级诊疗原则与就近原则。这对于减少老年人独居风险，为空巢老人提供“健康保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校—企—医/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机制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医疗服务机构与养老机构是老年健康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推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迫切需要三者的深度协作，以达到通识成材、借势运力、以智发展的目标。
其一，探索高校与企业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相比美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我国明显滞后。据领英数据显示，我国从业经验10年以上的AI人才占AI人才总数比例不足40%，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70%；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22.7%、37.4%和39.9%，而中国为3.3%、34.9%和61.8%，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科技企业需要高校的理论与人才的支持，而高校则可借助企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平台推进科研理论进展，将研究价值落地。因此，高校应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吸引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加强与科技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将技术教学贯穿到实训项目中，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与医疗服务领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将有助于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加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应用打开新局面。
其二，搭建医疗服务机构与企业合作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华为等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的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本身就涉及多重技术，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必然存在差异，加快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疗服务机构既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引入智能技术，又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智力优势，培育服务人才。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积极通过研发外包的途径，由科技企业打造契合老年健康管理需求的智能软件与硬件，加快老年健康管理智能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促进产品从监护提醒类、健康监测类，到医疗设备类、陪护聊天类，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注意开发心理健康护理机器人，实现智能产品的多元化与精准化。与此同时，医疗机构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提高本机构内部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
（四）构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产品的定价与补贴机制
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推行受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囿于无利可图与老人抱怨收费高现象并存。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既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能严控低价，应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与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以平衡市场主体盈利与老年人经济承受力来促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合理确定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的价格。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产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过高的价格会忽略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过低的价格又影响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与参与积极性，阻碍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任何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都由无风险利率和对所承担风险的补偿—风险溢价两部分构成，考虑到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合理的投资收益率应等于或略低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机制。虽然老年人收入来源更加多元，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能力购买健康管理设备，但价格仍然是影响其选择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受年龄、身体状况、收入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必要分地区、分群体进行大面积的调查统计，找到不同身体状况与经济状况的老年人有能力和意愿支付的平均价格。根据计算出来的市场价格与老年人可支付的价格，分类别分等级进行补贴，对于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要免费配置相应的智能设备。
此外，加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监管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整体还处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在认知能力、感知行为、风险对抗等诸多方面仍比较笨拙，应在加强人工智能嵌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科学评价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技术适用、服务质量等环节。推进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四、结语
关键词：远程监护；社区医疗；数据监测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
近年来，智能医疗的应用推广突显出政府主导、实施规模有限、标准缺乏等特点，但也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应用推广的趋势。通过对“互联网+”战略及我省医疗信息建设的调研分析，通过和社区医院合作，设置监测设备及终端应用与医疗管理系统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为老年人、慢性病人群提供优质的健康管理、医疗指导和服务，达到方便群众就医，减轻费用负担，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
二、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健康医疗”的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众了解和接受，一些国家和地区率先提出了建设智慧国家，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的发展战略。目前，尽管各大厂商已竞相布局互联网+医疗，但是我国目前还属于发展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各个模式也处于探索时期。
基于互联网的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主要是通过建立智能社区健康医疗服务平台进行健康医疗的系列服务，在一个宽松、自然的环境下持续监测社区民众的健康状况，并结合病历及健康档案相关数据对其提供医疗指导和服务。
三、项目实施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实施基本思路
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项目由线上线下两部分组成。
1.线上：主要由居民健康管理系统、随身携带监测设备、移动终端APP和医疗监测评估系统四部分组成。
（1）居民健康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社区医生可以同时管理辖区内的病人，系统主要包括慢病管理，高血压病、血脂异常、糖尿病、中医体质管理等几大模块。
（2）随身携带监测设备：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类似手环、手表之类的监测终端，通过这些终端家人可以实时了解老人身体情况，一旦发生意外，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家人或医院采取急救措施。
（3）移动终端App：通过App让家人及时了解患者或老人的身体状况。
（4）医疗监测评估系统：通过医疗查询和评估自身的健康状况。
2.线下：依托离居民较近的社区中心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为慢病患者及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数据采集及进行康复指导。
（二）实施方法
通过设置患者随身监测设备及家庭监测工具全程对其身体状况、药品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将监测和跟踪的数据结果回传到数据库分析系统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及时通知家属和医护人员，便于家属及时了解病人情况和医护人员及时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同时根据建立的居民健康管理系统，整合患者医疗信息，利用互联网与社区医院及大型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进行在线预约和双向诊疗，整个操作过程实现全程监控，保障患者资料保密性，做到“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有效为患者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减轻医患负担。
四、方案实施模式
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在部署上分为两部分内容，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署和居家部署2部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署。工作用电脑；医疗服务综合平台（包括日常诊疗、会诊、转诊等）；数据库系统和数据仓库；智能分析、数据处理系统；测量仪、体检设备；远程接收器（如电子腕带接收器）；老年人综合服务平台。
居家部署。居民健康浏览器；家庭健康监测手机；贴身监测装置，用于特殊人群（如腕表）；呼叫装置；老人异常行为监测装置和报警器。
系统功能与服务：智能社区健康医疗服务系统可提供全套的医疗管理和全过程医疗服务，它具有如下功能：健康查询和咨询服务；数据监测搜集；健康体检、评估和预警；服务选择和传递；应急救护；双向转诊；意见征询：定期组织客户回访，结合客户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服务的水平，提高医护人员的绩效和积极性。
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除能提供上述医疗服务外还可以提供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知识等提醒服务、监测老人活动轨迹对老人日常及生理出现异常情况的报警服蘸驼攵岳先伺阋剿驼铩⒕神抚慰的亲情服务等服务。
社区智能健康医疗服务系统的实施，实现了网络与医疗服务的有效结合，有效保证了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缓解了医院压力和患者看病难的现状，为社区居民及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服务。
人工智能对医疗领域的影响是开创性的、变革性的、颠覆性的。智慧医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数字化人体和数字化医疗等高度智慧化，部分代替了以往由人力完成的医疗工作，构建了从底层基因、中层病症数据，到上层诊断和手术的上下一体，人与机器互联、协作、共进的新医疗体系。
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医疗主要有四个发展方向。
第一个发展方向是基因测序。比如某公司打造了遗传病智能化解读系统，首先提取和处理DNA数据，然后进行测序分析，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完成对疾病的关联分析。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辅助诊断。通过让机器学习海量医疗数据、专业文献、医学教材，模拟医生问诊流程，采集、汇总和整理病人症状描述，与用户进行反复交流和多重验证，最终给出治疗建议。
第三个发展方向是医学影像。机器可根据病人拍摄的医学影像资料，对病人病情进行确认诊断。
第四个发展方向是药物研发。某公司依托智能分析技术，可以在分子结构数据库中评估出820万种候选化合物，减少了研发成本，并缩短了研发周期。
智慧医疗产业链主要由智能硬件、诊断工具、医联平台、自诊平台、健康管理、医药电商等环节构成。
在智能硬件方面，医疗智能硬件主要有手环、手表、智能鞋等运动健康类监控设备，以及血压、血糖、脑电等病患监测设备。
在诊断工具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前面文章所提到的IBM公司开发的沃森（Waston）医疗平台。
在健康管理方面，WellTok公司与IBM公司联合打造智慧医疗平台，以数据分析服务加强个人健康管理和改善生活习惯，还融合了医疗硬件、医疗保险、健康内容、健康应用等，丰富了平台生态。AiCure公司利用手机终端为患者提供按时用药的健康提醒服务。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智慧医疗产业的融合力度将不断加大，同时将进一步促进智慧医疗产业的整合提升，催生出一批提供集智能硬件、诊断工具、医联平台等于一体的智能云平台企业。
英国BabylonHealth平台计划整合Deepmind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患者在同医生进行文字、电话或视频交谈前，就提前预知自身健康状况。目前，BabylonHealth平台上约有100名医生，25万用户可通过月付或医疗保健的方式获取服务。
计世资讯推出的《2014～2015年中国智慧家居（健康产品）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提出，撇开喧嚣，溯本清源，健康产品是消费级智能家居市场当之无愧的“杀手”。兼具“高黏性刚需”和“用户基数广泛”特点，健康产品大数据应用如鱼得水，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具有饱满的想象空间。
可以说，健康产品不仅是智能家居短期发展的“急先锋”，更将成为未来长期市场的“中流砥柱”。
8万亿元健康服务业总盘子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关注，从发现疾病、治疗疾病向积极检查身体、预防疾病转变，并产生了对健康管理干预生活方式的需求。我国高度近年来将健康服务业的关注度提高到历史最高点，将其作为深化医疗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全民健康素质的重要举措。
2013年10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数据技术肆意驰骋
大数据技术是云计算、物联网之后IT行业又一颠覆性技术革命。在智能家居的健康产品中，积累了海量家庭用户的健康数据信息，这些包含有居民个人信息、生命体征信息且持续快速增长的健康数据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价值。智能家居健康产品中存储的信息可以说是“世纪金矿”。
利用大数据技术在云平台对这些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处理，可为消费者提供高水准的个性化健康管理、远程专家诊疗服务，这对于提升居民个人健康管理水平、家庭医疗服务机构诊疗服务水平具有突出价值。大数据技术将助推智能家居健康产品应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产品“先小而巧，后大而全”
伴随着我国对健康医疗行业的逐步放开，“拥抱互联网”已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