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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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2069
国内刊号：11-3952/F
邮发代号：82-791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宏观经济研究》（月刊）1998年创刊，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理论刊物。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并配合国家计委的中心工作部署，反映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及理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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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寨经济;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Granger)检验
一、引言
2008年山寨制造以铺天盖地之势闯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最为流行的话题;如今山寨经济也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已经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山寨经济最初兴起于深圳市的手机行业,之后又不断地往其他行业领域渗透,特别是最近两年山寨经济的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深圳山寨制造已经从手机行业蔓延到各个消费电子行业领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山寨电子产品,以及山寨服装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费品也大量出现,并且这些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很受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欢迎。本文将从深圳宏观经济出发探析应该如何对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深圳市消费和GDP的回归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选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为响应变量并以各年的消费总量为回归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分析。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Y=a+b*c,以此模型为基础,用GDP代表总产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用y表示GDP,以x表示消费,假定两者存在线性关系,设回归函数为y=a+bx+ε,利用Eviews5.0分析并检验。
2、OLS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对相关数据统计,得到模型的估计函数式为:
=76.42001+3.530735X
(1)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2值非常接近于1,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这意味着深圳市的GDP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通过模型99%的解释,两者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假设成立,深圳GDP与消费是线性相关的。
(2)模型及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取显著水平а=0.01,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0.01(1,19)=8.18,1193.83>8.18即F>F0.01拒绝原假设,F检验通过。
t检验
取显著水平а为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为t(17,0.025)=2.0930,而x的t统计量值为34.55184,34.55184>2.0930,所以拒绝原假设H0,即x对y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3)自相关性检验――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
由上文知DW=1.724367,趋近于2,所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OLS估计是有效估计,t检验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预测精度没有受到影响。
(4)总结
根据以上检验分析,可知解释变量(消费)能很好地线性表示回归变量(GDP),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而且方程的拟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该方程可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序列中的平稳性还没有检验,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两者有共同增长的趋势,所以应该运用协整检验在加以验证。
(二)深圳市消费与GDP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Granger)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GDP和消费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并运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GDP和C(消费)两组数据取对数,通过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来,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消费)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就是说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说明深圳市GDP和C(消费)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EG检验法即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从残差的散点图来看,残差围绕0波动,而且没有时间趋势,所以,对残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时,设定回归式中不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s5.0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也就证明了lny和lnx是协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结论和检验结果可知,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而且两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这仅仅是表明了深圳经济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两者具体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总体经济引起消费增长还是消费拉动总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还有可能两者互相因果关系。通过对lny、ln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虚拟假设Lny不能格兰杰引起lnx发生的概率为0.87175,即lny能够格兰杰引起lnx的概率值为0.12825,根据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绝该假设。即深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深圳消费的增长。而虚拟假设lnx不能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趋近于0,相对应的是lnx能够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趋近于1,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二者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检验,深圳经济和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二者是协整的;此外深圳市的总体消费和总体经济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消费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深圳消费的增长以几乎100%的可能性拉动其GDP的增长,而其GDP的增长对其消费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主要地位,积极寻求消费动力以确保和实现其总体经济在长期中稳定持续地增长。
三、深圳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一)深圳市社会的消费现状
1、消费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费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说是呈现波动性的阶梯下降的趋势。1990-1997年为第一阶梯,1998-2001年为第二阶梯,2002-2004年是第三阶梯,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动。其中1990年最高为38.9%,在一阶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1998年虽然有所回升为27.3%,但是在二阶梯又持续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从31.0%下降,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总体上,消费率比较低,消费的作用在弱化。
2、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以C表示消费,ΔC表示消费需求增加量,则我们可以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公式表示为: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ΔC/ΔGDP×100%(ΔC为消费增量、ΔGDP为经济增量)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对数据的计算可发现,消费的贡献率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但整体上,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总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较稳定。相应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间波动,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拉动作用。深圳消费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如果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深圳的经济会得到很有效的增长。
3、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
分析可知,消费性支出随着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幅度始终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截至2005年为0.74,2007年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费,而是有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进行各种投资,说明居民对未来的期望持观望态度,因此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未完全释放。
(二)深圳山寨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1、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改变消费现状并能挖掘新的消费空间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但人均仅有6751元;统计公报同时还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对于消费,一直以来,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所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即使有对品牌产品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除去基本生活开支,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时说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结构决定了山寨产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市场需求空间。
2、山寨制造能够创造就业拉动深圳GDP,稳定深圳社会消费的基础
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一般减少2%;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深圳从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从业人数为601.17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36%,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盖的所有人数以25万计算(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如果没有山寨制造,那么将增加25万失业人数,此时,失业率为6.51%,下降4.15%。运用奥肯定律,实际GDP百分比的变动=3%-2×(6.51%-2.36%)=-5.30%,表明实际GDP将受到很大影响,并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山寨制造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深圳市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束语
深圳应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扶持山寨经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山寨”行业制定行业准则,对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规范,保护消费者权利,严厉打击披着“山寨”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参考文献:
1、尚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2).
2、何育静.青海省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4(12).
【论文摘要】: 文章对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转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出口下降、热钱冲击、房地产波动、物价上涨等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雪灾、地震等两大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的势头，增长速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仅略有放缓：200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0619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1%，较上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得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也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在一系列数据面前，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确保排除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阻碍。
1. 经济发展方式处在关键的转变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主要以出口带动增长，以低成本、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是原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转变势在必行。2008年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由增长向发展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就包含诸多要素的重新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许多矛盾暴露了出来，需要我们在经济运行中逐渐缓解和改善。节能减排，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先发展步骤。
2.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实行了弱势政策，国际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美欧日的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国际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国，导致我国出口衰退、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有了小范围的升值，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有所下降。但这一波段能够持续多久，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转迹象明显，则人民币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贬值的风险，这是我国当前潜伏的最大金融风险。因此，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应对此有所防范。
3. 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经济增长点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当前通货膨胀率仍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利用过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时，当前部分资金在以“投资”做掩护的名义下，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增加了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此，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应该充分利用税收调控机制来控抑制投机和投资，通过差别征税法和惩罚性征税来减少投机的比例。
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用出口带动增长。在世界经济良好运行的时期，这一模式极大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我国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出口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失去了原有的效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找到经济发展的另一增长点，维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势头。
在投资和出口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开发度还不到一半。随着今年以来股市和楼市的走低，居民存款回流银行，并由此带动了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的大幅上扬。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649万亿元，同比多增1.5774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上半年共增加2.2070万亿元，同比多增1.3798万亿元。统计显示，在1-6月份的新增存款中，有超过44％的存款是由居民储蓄存款贡献的。如何将居民存款转化为消费的动力，值得深思。据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报道，我国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达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其资金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1.5%。这一利好消息极大的刺激了股市、楼市，若股民、基民能够在后续发展中解套出来，居民的观望心理得到改善，则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大大增加。
4. 防范热钱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热钱是指短期的投机性游资，中国社科院研究表明，当前已有1.75万亿热钱流入我国。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我国股市、房市形成反复的冲击，是股市、房市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数据表明奥运开赛后的一个星期热钱已开始撤离中国。但热钱撤离的结果是使我国的奥运经济无法拉升，股市大跌。国家对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场经济办法来应对，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国务院副总理）。
防范短期热钱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对热钱的流入和流出，不仅要形成有效的监控和预警机制，还要形成对热钱流动的有效制约机制。如严格限制境外个人购房、放缓美元汇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热钱流动。近段时间美元汇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缓解我国热钱的流入，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绑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对热钱的处理要注意时间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奥运后的某一特定时段，与其他经济措施的重叠将会导致极高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因此对热钱的反击战要打一个“时间差”。
5. 房地产市场处在整合调整时期
房地产价格要平稳，不能有太大波动，暴涨和暴跌都将直接损害经济的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3.5%，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仍然维持在100点以上的高位。这表明房地产开发的繁荣景气格局尚未改变，或者说房地产开发存在时滞效应，累积的繁荣具有延续性。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环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场观望氛围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的增长速度，房价的高位运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对房地产企业的调控和金融支持，要继续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实施对房产企业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另一方面要对房产企业实施区别对待，对竞争力强、信誉高、开发及时的企业，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优先提供贷款，保证其平稳过渡。以此加强土地监督，整顿开发商囤地行为，加快开发进度，淘汰部分竞争力弱的中小房产企业。
6. 平抑物价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现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涨了6.3％，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第三个涨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涨了10.0％，涨幅持续扩大，达到了自1996年以来的新高。“一升一降”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已初步见效，但未来物价仍存在上行压力，抑制通货膨胀依然不能放松。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物价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经济过热。对于通货膨胀的防治，不仅要在国内严格控制物价，还应采取对外统一定价策略，提高我国在国际原材料定价中的话语权。
我们既要正确面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相信我们能妥善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大战略奠定基础，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居民储蓄加速反弹，成新增存款主力[N]. 上海证券报. 2008-7-15.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6]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