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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生态美学的美学观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生态理念设计已经逐渐成为校园景观设计的宗旨，目的是为了创造可持续的校园景观。阐述了校园生态设计理论与应用的现状，对校园生态设计原则与思想以及校园生态景观设计系统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生态美学；生态设计；校园景观；可持续设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改善高等教育环境迫在眉睫。大学校园越来越人性化，大面积的绿化改善了校园环境，提高了学校形象。在进行校园绿化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这不只是简单的绿化，还应该考虑到校园景观中丰富的生态性。
1生态美学
所谓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美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态思考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美学关系的研究与思考。
2我国生态美学理念下的校园景观设计现状
景观设计学科本身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在设计过程中很少有考虑到生态美学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生态美学理念方面来考虑，校园景观设计还处于盲区。现阶段的大学校园景观设计多停留在设计本身，也就是其形式、纹理、样式等，少数考虑到人在其中使用的，也都是浅显的并未深入到生态美学的层次。因为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不只要考虑物质文化的需要，也要考虑到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就是生态美学在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上的应用。
2.1生态美学在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美学中最首要的关系。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校园物质环境按照人的意愿进行改造，人是校园环境的影响者，人可以按照主观意识来改造校园。马克思曾说过：“人类可以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可以创造人”。环境对其中的审美者进行影响，审美者自身的心理及行为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从生态美学角度上来看，主要体现在校园自然文化（包括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方面。西方早期的大学多选址在乡村或者城郊地区，厚重肃穆的建筑和优美的乡村景色，给人以心灵的净化和宽慰。大学校园应该给学生营造一个安静的气氛，通过建筑与景观以及整体建筑风格和整体景观风格都应该统一，相互融合，也要结合校园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校园自然景观建设包括校园原始保留的自然风景、校园内的花坛草坪、景观雕塑等，自然景观是最贴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物质环境，以客观的存在展现美，具体可分为自然美和形式美，自然美是校园环境的基础，树木、石头、花草皆是自然美的表现，有些大学还保留着整体性景观的自然美。人文景观根据特定历史或人物背景，或者特定场景环境产生的景观，一般具有教育意义，如雕塑等。人文景观对于个体情感的思想展现具有很大作用，校园内的人文景观在结合了历史文化名人之后，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2.2生态美学在大学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生态美学理论，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其实就是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建设，用生态美学的方法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才可以为大学校园的全面发展提供帮助。在生态美学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和其自身的发展进步原则，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作为生态中的一部分，研究人自身也是有意义的，为了人本身的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美学关系。大学校园中，老师和学生是创造校园的中坚力量，老师和学生和睦相处也是校园生态建设的重要保障之一。
3生态美学在大学校园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生态美学在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方面，对校园景观建设都有指导作用，人与人自身方面则更偏重于哲学问题。在校园生态景观建设中，人与人自身关系的问题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主要考虑的还是人与环境、人与气候文化以及经济、人与生态的关系问题，校园景观的生态设计是基于如果校园内环境条件允许，可以利用自然力但不进行大规模破坏，尝试风能、水能、太阳能来发电。校园景观设计中的人文景观、可持续生态景观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教育意义，让学生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珍惜校园环境。除了以下这些总体的概念，还应考虑一些细节，比如，设计取材应多用当地石材和植物，减少资源消耗，节约能源，大面积铺装选择本地石材，少数非本地石材在选择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卫生及安全问题。
生态美学理念中，不仅包含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同时还包括自然与自然自身的发展问题，自然本身也具有能动性，当它遭受破坏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自我修复、自我调节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越大，自然环境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弱，所以，在设计校园景观过程中，应当尽量多保留现有的完整生态环境，才能使环境的自我发展得以实现，为广大师生带来一个和谐、美好、充满生机的大学校园。
参考文献
1余树勋.园林美与园林艺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审美；生态伦理学；艺术美学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虽然取得了众多理论创新，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对关系：一是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二是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关系；三是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关系。
一、生态学与美学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美学的关注，但是由于传统美学本身观念的缺陷，人们转而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美学观念进行改造。但是，当把生态学作为新的美学观念的基础的时候，生态审美如何可能便成了问题，它也成为生态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甚至是论证生态美学合法性的关键。
西方生态美学的先驱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中指出，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美学的参与。他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①但是，利奥波德这里所说的“美丽”并不是传统美学所谓的“风景”之美，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美学是幼稚的，“大概是因为美学上不成熟的标签，把‘风景’的定义局限在湖泊和松树上了”②。传统美学不但把对自然的审美看作是风景，同时还把审美的感官限定于视觉和听觉。其实，对自然审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观赏，而是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并需要包含对大地的理解和尊敬。因此，他认为：“发展休闲，并不是一种把道路修到美丽的乡下的工作，而是要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③他把自然审美与生态学、生态学伦理学紧密结合起来，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作出改造，建立新的大地美学。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当代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米克（Joseph W. Meeker）直接对西方美学理论中“艺术与自然相对”的传统提出挑战①，这一传统直接导源于柏拉图，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认为艺术是“高级的”“精神化”的人类精神产品，相反自然世界则是“低级的”“动物性的”。19世纪进化论的诞生，已经促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米克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把美学理论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上，并着重考察了艺术审美体验与生态系统、生物稳定性、生物完整性或生态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高博斯特（Paul H. Gobster）从森林管理的角度，看到了传统美学――“风景”审美与森林管理之间的冲突。他从“与人有关的因素”“与景观有关的因素”“人与景观互动的因素”“互动结果的因素”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风景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的十九点具体差异，并总结道：“在风景美学中，追求娱乐（情感）是首要因素，从观赏这个景观中得到这种娱乐而不考虑这个景观的生态整体性。相反，在生态美学中，娱乐是第二位的，它的前提是为了这个景观，并知道它在生态上是符合要求的。”②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生态美学研究中，他们都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进行改造，并使生态学成为他们构建生态美学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生态美学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1994年，李欣复在《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构建生态美学的构想。在此文中，他论述了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认识，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之美。他尝试着提出树立生态美学的三大观念，即：“树立生态价值是人类最高价值所在基础上的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的观念”，“树立时空统一高度上追求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协调发展美的观念”，“树立努力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的美学观念”③。在这里，李欣复不但提出了建设生态美学的构想，还试图从生态的角度提出新的美学观念。1998年，曾永成较早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了人本生态学观，为其后来提出人本生态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人的自然”，这恰恰证明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实践中，“由于人是自然的生成物，这种创造和解放必然在自然的生态制约之中，是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人而实现的自我超越”④。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其实是自然的自我意识。自然性或生态性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实践的本性，它更构成了人的审美活动的本原性特征。2000年，徐恒醇在《生态美学》一书中初步构建了以生态美为核心范畴的生态美学体系。他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⑤；并且，它c传统的美学观念不同，是在生态观念指导下的“生态的审美观念”⑥。
2001年，曾繁仁在首届生态美学会议上宣读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次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正式发表。文章一开始，曾繁仁区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生态美学观，他坚持广义的生态美学观，认为：“它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审美关系。”⑦在他看来，生态学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同样思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因此生态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环境，还包括人的广义生存；同时从世界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的发展而言，生态学的引入为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可以说，曾繁仁把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在世界生态美学研究中彰显了中国的特色。2002年，他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简单地将生态美学看作生态学与美学的交叉，以美学的视角审视生态学，或者是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美学，都是不全面的。应该从存在观的角度，把生态美学界定为：“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地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①
程相占在文章中集中阐述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其中就同时包含生态伦理和生态知识两个要点，但是二者不是并列的，生态知识是生态欣赏的内容，而生态伦理则是生态审美的基础。他指出：“笔者这里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可以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近似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所包含的‘爱物’的伦理态度可以简称生态意识，它是生态欣赏的基础和前提。”③另外，他在第四个要点中还突出强调了生态责任意识对人类审美偏好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偏好与审美风尚也在无形中浪费着自然资源，加剧着环境危机，比如，以皮草时装为高贵，以烟花爆竹为灿烂，等等。这就意味着，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来看，‘审美’并不一个总是光辉灿烂的词语，违背生态文明理念的审美活动比比皆是。”从主体的角度，“充分借鉴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相关成果，改造我们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态度，将是生态美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伦理学在他的生态审美四个要点中居于重要的位置。
生态伦理学为生态审美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克服了传统美学的形式审美偏好，突破了康德经典美学所奠定的审美无功利性，为生态美学的现实性品格增添了活力。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而言，生态伦理取代了隐含在背后的实践功利伦理，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但是生态伦理学的加入，同时使生态审美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特点。一旦审美带有了明确的功利性的时候，它还能否保持审美的独立性，则成了一个疑问。笔者甚至认为，虽然生态审美被看作是对传统无功利性审美的一种突破，但事实是，“功利性的生态审美既不利于保持审美的独立性，也不利于生态保护，存在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悖论”⑤。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恐怕这一结果也是生态美学在追求生态功利化过程中始料未及的。
三、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
生态美学因现实生态危机而起，自然环境美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方生态美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了环境审美的特点。同时，生态学的引入，也带来了生态美学观念的变革。如此，便出现了两种美学，一种是艺术美学，另一种是生态美学。二者能否沟通、融合，则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西方，生态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环境美学，因为它是针对西方艺术美学传统而提出来的。上文提到的利奥波德、米克和高博斯特在论述生态美学的观念时，都突出了自然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差异，另外从他们的环境美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1966年，赫伯恩（Ronald W. Hephurn）在《当代西方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的引言中指出，在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分析美学把美学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造成了对自然美的忽视。由此出发，他从分析美学的角度对自然审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的三方面的特点：介入性、无边框和不完整等。在他看来，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欣赏者是在环境之中的，并且是没有画框、没有边界的，也不像艺术一样追求意义完整性，这也开启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特点和思路①。瑟帕玛（Yrjo Sepanmaa）区分了艺术与自然审美的创作、对象和观察者三方面的十四点不同。从观赏者看，他认为：“观赏艺术品的场所是有限定的――但对环境而言，则是自由的；艺术品以考察者对它的距离和无利害关系为前提――环境的观察者是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直接接触；大多数艺术形式的作品是用一种感官来感知的――环境观察者通常由多种或所有的感官合作用而形成，并且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关的。”②卡尔松（Allen Carlson）区分了多种审美模式：对象模式、景观模式、自然环境模式、激发模式和神秘模式。其中，他认为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脱胎于艺术模式，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欣赏，他赞同自然环境审美模式。自然环境模式不同于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那种二维视野，而是需要把“自然作为一种自然环境来欣赏”，同时需要“借助已知的知识来鉴赏自然”③。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参与美学，指出了环境审美的参与性特征。他认为：“事实上，环境有可能看作是建筑美学的实现，尽管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因为就传统美学而言，要求我们摒弃所有的使用考虑并且采取静观的态度与艺术品保持分离。相反，环境引发并且象征一种与此不同的体验――人的参与，这一点其实建筑早已在实践中践行了。”④
在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既有与西方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很多中国生态美学研究也沿着西方生态美学的研究思路，提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美，在研究特点上也是与艺术美学相对的。比如，李欣复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的学科。徐恒醇虽然提出生态美范畴，但是在具体研究层面上则落实为环境。他认为：“它应该以与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审美活动为主要对象，即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审美为主。”⑤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他的《生态美学》一书的体系建构上，书的第四、五、六章讲的都是生活环境、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内容。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生态美学不仅仅是强调对艺术美学传统的反拨，更重要是对实践美学――“非生态”美学的强烈质疑与突破。因此，中国生态美学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把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严格对立起来，而是把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来进行研究的。陈望衡作为新时期实践派美学的重要代表，在生态时代到来之时，开启了从生态学对实践美学观念的改造。他指出：“生态美学虽然不是美学的全部，却必然是美学的基础。同样，生态美虽然不是全部的美，但它必然是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属于美的基本的性质。”⑥张玉能、徐碧辉等新实践派美学家都对实践美学观作出了生态改造，在坚持“自然人化”的同时，突出了“人的自然化”的一面。曾繁仁在参与生态美学讨论伊始，就把它定位为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观念和形态。2012年，曾繁仁专门撰文《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集中阐述实践派美学的理论渊源，即与德国古典美学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实践美学必将被生态美学所取代。他说：“实践论美学是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具有较强学术性的一种中国形态的美学，它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精神与改造自然能力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与满足了我国建国后，包括新时期人文主义启蒙的需要；它建构了包括‘认识论――人类本体――自然的人化――积淀’在内的具有相当的自恰性的美学理论体系，独树一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与弊端日益明显。”特别是在自然审美领域，实践论美学“只强调了人化的‘自然’的价值，而完全没有看到未经‘人化’的自然的价值。宇宙、地球与自然万物，其价值怎一个‘人化’与‘积淀’就可概括，它们是人类生存之源、地球万物之母，具有人类难以企及的价值”①。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应该走向更为适合时展、体现生态精神的“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
中国生态美学虽然强调了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差异，但是在理论资源上却都是来自西方的环境美学研究。比如，聂振彬在《关于生态美学的思考》一文中，不但认为生态美作为一种美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和艺术美，而且还从环境与心态、生命感与审美感、生态环境的功利性目的与超功利性目的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美的生成特点。他着重对比了生态审美与艺术审美的不同，突出了生态审美的功利性特征，认为：“康德所说的一切审美活动都超越利害关系之上，是不适用于生态审美活动的，即在生态审美活动中功利目的性和超功利性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②程相占在《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学界目前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的五种认识：“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在文章中，程相占明确把曾繁仁的思路归属于第四种，即“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而他自己儆诘谖逯郑即生态化美学③。即使如此，他仍然也是参照和借鉴环境美学的既有成果来建构生态化美学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会存在一个问题，环境美学对环境审美特点的分析，本身就是针对艺术审美而提出的，那么，当它作为一般美学观念的时候，能否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审美呢？其实，曾繁仁对这一问题早有警觉，他在吸收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时就曾指出：“的确，诚如柏林特所说，现代艺术向行为艺术的发展的确为‘参与美学’中眼耳鼻舌身等整个身体的‘参与’准备了条件。但是，当面对传统形式以及传统的艺术形式时，‘参与美学’的绝对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同时，他试图对之作出适当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参与’拓展为主体的积极参与，首先是主体审美知觉能力的参与，参与到审美对象的构成之中，当面对自然环境时则又包含着各种感官的参与。”④在这里，曾繁仁主要突出借鉴参与美学是为了突破传统美学的主客二分乃至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我们也看出了他对艺术审美与环境审美的论述是有分别的，也就是说，其间仍然存在着裂痕。在《生态美学导论》的序言《生态美学在当代美学学科中的新突破》中，这种裂痕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论述第四点突破――“审美属性的重要突破”时写道：“生态美学不反对艺术审美中具有静观的特点，但却着力自然审美中眼耳鼻设身的全部感官的介入，就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著名的‘参与美学’的观念。”①也就是说，生态美学所谓的突破仅限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在艺术审美的突破是有限的，甚至仍然是保持不变。
在西方，生态美学研究已经使美学研究陷入了两种美学形态――艺术美学与生态美学二者针锋相对的境地。比如，伯林特就指出：卡尔松“发展的自然美学仅仅局限于自然美。当他试图将之运用于艺术时，结果就很奇怪。”②那么，当中国生态美学强调它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强调它的一般性、适应性的时候，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精髓与传统哲学基本命题中，“天人合一”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学的主要探索问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首要的研究内容。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中对生态思维、生态意识、自然观等方面存在的分歧较大。在西方美学观念中，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过于顽固，提倡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则认为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应和谐共存，对生物圈中甚至是全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应共同繁荣和生存。自20世纪末开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矛盾，并日益的形成对立关系，使生态问题逐步的凸显出来，此时美学家和哲学家则开始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西方
美学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阻碍，但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则将其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来。本文对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对西方美学走出困境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一、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
自然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最基本的精髓，对“人”和“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人类来源于自然；人类应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是相同的；人和天应协调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于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思想中，是较为宏观的人和宇宙万物关系的理念，和谐则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含义。
按照不同的理论可以将美学分为智慧美学、知识美学、趣味美学。智慧美学是人类超越了知识的范围，提高到审美智慧的方面。知识美学则是对审美规律的概念范畴和知识谱系进行重视。趣味美学则是对人的感性审美趣味和经验进行重视。智慧高于知识，庄子的思想认为最高层次的智慧应该是将自我和天地万物进行遗忘，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自身，旷然无累，自我和天地万物和谐统一。所以当自我和人、自然和社会做到了和谐，则宇宙万物和人类生命之间将不存在界限。
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是一种生命美学的体现，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极大热情进行了凸显。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应做到和谐，对和谐的生命精神进行了提倡，并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自我的相交和谐、共同创化进行了重视。
二、 西方美学的困境分析
在西方美学观念中缺乏对宇宙万物生命的思想，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所缺乏的思想却被宗教所利用，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从而对万能的上帝进行崇拜和赞美。
在西方美学的观念中没有对事物进行结合思考，只是一味的在所谓的科学体系中和学科门类中存在自身的立足点，认为只需要一看分门别类的分析和研究便可以促进学科性、科学性美学的形成。
对立的二元论是西方美学的思维方式，通常将事物一分为二来进行思考，使两方面处于对立位置。并且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进行协调的，人类必须对自然进行征服才可以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类也必须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理念才能和自然的发展规律相符合，这样的思想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使自然成为了人们掠夺、奴役、支配的对象，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无端战争和激烈竞争的现象。
总而言之，二元论思维和理性分析备受西方美学的推崇，将构建相应的知识谱系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并且想以此作为西方美学能够走出困境的新方法。但是西方文化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代开始，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便对人类的科学意识进行了自觉性的培养，对人的理性分析精神进行了极度发扬，并将世界划分为分门别类的学科开展探索研究，曾一度获得了丰厚的成果。从此，人类辩证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的自我膨胀，促使了人类是宇宙万物主宰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西方美学则始终被这一思想所困，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虽然进行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创造，但是却无法对安康、幸福的生存进行享受，反而因为严重的破坏了生态系统，使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方面产生了危害，引起了西方美学家的反思。
三、 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对西方美学的启示
由于西方美学中存在的漠视生命、背离自然思想，使西方美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为了能摆脱这一困境，西方美学可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中借鉴一下几点策略：
西方美学应摒除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要树立以生态为中心的观念。由于西方美学中，以人类为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提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所以，所有的动物都是大阻燃为了人类生存而创造出来的。”等观念，这些观念的存在为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力量和理由，使西方人类和环境、文明、自然之间的恶化关系愈演愈烈。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中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形成的较早，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生存。老子的思想中认为人来源于自然，与苍宇相比，人就如高山中的一株树、一棵草而已。老庄思想也认为人要回到人类本身之中，要慎重的对到生存和存在，防止人类出现自我膨胀的观念，对人们追求和谐生存的观念进行了引导。以生态为中心的科学性观念通过生态学的丰富和发展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则是古典的生态美学中的一种，凝练了古代生态美学的思想观念。所以西方美学应从中国“天人合一”美学观念中进行养分的汲取，是走出困境的明智选择。
西方美学中的二元论思想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立，并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统治的事物。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中则是对和谐生命精神进行提倡，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交和谐关系进行重视，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生命和宇宙的和谐观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美学观应对知识谱系的建构进行转变，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存在进行接受，做到对自由创化的生命智慧和生命精神予以尊重和体悟。改变对美学的不正确看法，应将美学视为一种对人与自然之间、生命之间和谐共存的思想和智慧。
同其他相关学科一样，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它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在审美思维中的一种反映，是美学研究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灾难和危机的一种反思。人们认识到，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问题日趋严重，这不仅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而且与人类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社会中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格里芬说：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1|(P5)当前国内外学者正在从各个角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美学也成为人类这一自省运动的组成部分。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关注，对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进行反思，这是国内学者开展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起点。
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国内美学界为解决当前学术问题，摆脱美学研究困境所进行的一次积极尝试，是对既往的审美观念进行的全面审视。不可否认，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无论是实践本体论美学还是生命本体论美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美学研究中的形式化、技术化倾向日益明显，越来越缺少诗性魅力和人文蕴涵，美学学科同样面临着“生态”问题。因此，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即生态美学的出现就成为当代美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也成为重建人与自然新型审美关系的开端。正如已故美学家刘恒徤先生指出的：生态概念“能为美学启示出一种重要的新思维，使美学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性的虎虎有生气的活的美学，同时带给美学一种源头活水滚滚来的活思维的生动势态”，“一种新的具有生态性活思维的生态美学的诞生，对于新世纪的美学发展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一定能成为新世纪伊始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21把生态思想引入美学研究，以生态价值观来反思人类传统的美学观念，重新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多重审美关系，将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野，为美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观念
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美学的相关研究。据目前资料来看，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的论文是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十多年来，在国内诸多学者的推动下，生态美学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是国内第一部生态美学研究专著。他以生态美的范畴为核心，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生态审美创造为目标，在生态审美观的形成、生态美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做出理论探讨，初步建构起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生态美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这种生命关联是基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上的。由此也使人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和谐共生的必然性并唤起人与自然的生命之间的共鸣”13(P136)同时他还把生态美学的原理运用于生活环境的审美塑造、生活方式的审美追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为克服生态异化摆脱生态困境指明了方向。曾繁仁明确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在相关论著和一系列文章中，他全面论述了“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内容涉及生态美学的界定、生态美学的内涵、生态美学研究的意义以及生态美学与哲学、伦理学，生态美学与当代科技等一系列问题。在他看来，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让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
曾繁仁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生态美学产生于‘后现代的经济与文化背景下”，是对现代化弊端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反思。他认为，生态美学研究不仅显示出20世纪哲学领域进一步由机械论向存在论的演进，而且标志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系统统一，观念的转变。生态美学研究不仅实现了由实践美学向“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而且有力地推动美学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51把生态美学建基在存在论基础上，吸收生态哲学以及以往美学研究的合理因素，致力于改善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境遇。这就为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于培育生态观念，改善人类生存状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立元从当前国内外的生态状况出发，明确肯定生态美学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把生态问题与美学、文艺学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是必要的，“绝对是一个崭新的思路”，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研究“应当对解决我国和人类的生态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尽可能做出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具体研究思路上，朱立元主张生态美学的研究视野应该扩大，应该把文学艺术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阐释，“生态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重点应是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文艺活动外在条件和内在规律，而不是文艺作品描写的有关生态方面的内容据此，他认为‘生态文艺学和美学应当重点研究文艺创造和欣赏活动（作为精神活动）中的精神生态(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
袁鼎生则从美学观念演进的角度，考察审美范式的变迁。他在《审美生态学》中提出“审美场”概念和“审美生态学’思想。他认为，审美场是由审美活动、审美氛围、审美风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审美结构。在他看来，审美场的“生发是审美生态整体运动的起点和关键，影响和决定审美生态学的建构审美生态学“不仅仅是美学体系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美学主潮的变换，而更是一种新的美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宇宙精神的高扬”，审美生态学‘促成审美人生，造就审美生态场，规范审美主客体协同发展，汇入人与自然协和并进的滚滚大潮，使整个大自然达到更高程度的有序化，以实现人与自然更高的整体目的7(P17)吸收物理学中“场”的观念，把生态思想与美学范式的演变相结合，显示出生态美学研究开放的姿态以及向纵深拓展的趋势。
此外，王德胜认为，在生态问题上，美学要确立“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整体意识”，确立“人与世界关系的审美把握'他提出“亲和”概念，并将其作为审美生态观的核心。在他看来，要构建起这种审美生态观，人“首先必须培养自己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外部存在形式的亲和力，养成一种对于生命整体的直觉与敏感。
二、生态观念和生态美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显露，生态学观念逐渐渗透到其他学科并产生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正如法国学者J一M费里所说，“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
在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色彩和美学意蕴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庆西就敏锐地看到当时张承志、乌热尔图、邓刚和韩少功等人的作品中体现出的“生态学意识”和独特“美学情致”。他认为，“这是新时期以来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丁凤熙则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念出发，考察了韩国现代著名小说家黄顺元的《鸡祭》、《星星》等作品生态美学韵致。另外，刘捷的《莫厄特作品中的生态意i识>(《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3期》）、张鑫的《蒙昧、迷恋与亲和一<丁登寺旁>的生态美学解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等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内学者同时还注意到文学艺术与精神生态之间的联系。在叶舒宪主编的《文学与治疗〉中，李亦园、叶舒宪、鲁枢元、莫雷尔等国内外著名学者从人类学、宗教、精神分析、医学和文学活动等各个角度，考察了文学艺术与精神治疗之间的密切关系。丨121叶舒宪认为，文学能够满足人类“符号（语言)游戏”、“幻想补偿”、“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自我确证”以及“自我陶醉”等五方面的精神需要。鲁枢元的《艺术与EUPSYCHIAN》指出，文学艺术应当成为一种“独立自主、自得其乐、自我完善”的人生态度，应当成为“一种生存境界，一种留恋忘返，沉迷陶醉的高峰体验”。艺术本质上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保徤”。“文学治疗”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而且也为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范例。
当前的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映。要摆脱这些危机，以生态思想为指导的艺术教育也许是人类可以选择的重要方式。在《艺术与创生生态式艺术教育概论》中，滕守尧提出“生态式艺术教育’思想。艺术能够净化心灵，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加纯洁和高尚，但是“并非所有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对艺术的创造、接受和欣赏，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的素质，而获取这种素质的重要途径，就是徤康的艺术教育”。
生态式艺术教育，就是要“通过美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创造等多种不同学科之间的生态组合，通过经典作品与学生之间、作品体现的生活与学生日常生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互生与互补关系，提高学生的艺术感觉和创造能力”。从而改变各种知识之间生态失衡的状态，实现各专业、各学科、各类知识之间生态谐和的教育。其目标是要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化人”、“贯通而洞识的人”、“通达而识整体的人”和经常获得“芝麻开门”式智慧的人。113(P2&生态式艺术教育’在艺术课程的设置、艺术教育的方式及措施、艺术欣赏与批评能力的培养、艺术教育活动的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生态式艺术教育’克服了以往教育模式的缺陷与不足，明确指出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学者在现代生态观念的指导下为摆脱生存危机而进行的积极探求。
三、生态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研究
生态美学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影响，成为世纪之交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热点。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话语和生态智慧大有关联。当西方学者面对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重重弊病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化特有的生态理念。美国学者卡普拉就认为，老庄的阴阳学说就是“一种广义上的生态观”正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深入发掘并重新整理我们传统的文化思想，对于生态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叶维廉1998年在北大的讲演集《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可以被看作是探讨传统美学思想讨论我国古代生态美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代表性著作。他从跨文化和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道家的美学思想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他认为，道家思想是对“具体、整体宇宙现象和全面生命未受概念左右的世界的肯定”，是“把抽象思维加诸我们身上的种种偏、减、缩、限的感知、表现方式离异，来重新拥抱具体的世界”。在他看来，佩特、休谟、怀特海等西方学者以及庞德、罗斯洛斯、柯尔曼等美国现代诗人已经开始质疑和反思西方的传统理论。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道家美学起到“触媒，作用。
王先霈在;(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中着重讨论了陶渊明的生态思想，他认为陶渊明重视“个人精神的自由”、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得到的“宁静、恬适”以及“人的同情心、共鸣感对于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应当“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应当‘推动国民徤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161由张皓主编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关于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的第一套丛书。其中他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分别探讨儒家、道家和禅宗文化的生态思想，并就全球化语境下生态批评的特点、文学艺术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见解。1171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古代生态美学思想的论文还有:黎明《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生态美》(《广州大学学J报〉1999年第3期）罗移山《论周易审美思想的生态意蕴》(《孝感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王玉兰《简论中国古代天道观对生态美学的启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何悦玲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磊的《先秦时期的生态美思想——孟子、庄子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邓绍秋《论禅宗的生态美学智慧》(《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宜《对<周易>》的生态美学思想解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等。
对传统生态观念进行认真清理和发掘，不仅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深厚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当前国内学术界“失语’的尴尬处填为实现“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四、生态美学研究还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由于生态美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在一些问题上，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生态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生态美学研究的逐步展开，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生态美学学科的设想。针对这种看法，曾繁仁认为，“构成一个学科要有独立的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学科发展的趋势这样五个基本要素”，而目前生态美学研究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建议暂时把生态美学作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151朱立元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最终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立新学科的基本理念、范畴系统、逻辑推理、理论框架等等还不明晰、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拼凑新学科体系，显然是不明智的'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首先致力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理路、眼光、视角来审视、思索、研究、探讨文艺学、美学问题，应当是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选择。
其次，关于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徐恒醇认为生态美学要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统一，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他认为，“生态审美是人把自己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作为审美对象而产生的审美观照”，要“把审视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生态效应上’，生态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I3(P136)曾繁仁则认为，生态美学不仅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应当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础，同时应该涉及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构成的审美关系。因此，他把“生态美学的对象确定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动态平衡等多个层面”。151陈望衡认为，严格地说，生态美学并不是美的一种形态，很难独立存在。生态美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人类在内作为生态系统其生态平衡所显示的审美意义1181。刘恒徤指出，生态美学主张超越人与自然的两分对立，回归于人与自然浑然未分的一体化状态，主张在万物一体化的生态平衡状态中保护生态的整体和谐美。
我国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我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要的转型，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文艺学与美学的变化与转型，出现诸如网络文艺学、消费文化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等一系列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形态。我这里着重谈一下新时期之“新”与当代生态审美观之“新”的必然联系。
首先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时代的需要。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具体讲就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的产物。新时期三十年，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发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对于这种转型如何理解与阐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2004年4月，我国学者又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标志，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指导原则将逐步地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整体，由“战天斗地”转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等等。正是在这种重要的经济社会与理论原则转型的背景下，才使传统的以“人化自然”为其特点的美学观愈加显示其局限性，从而使新的生态审美观得以应运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建设在内涵上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新时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观念。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党的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掉了一切“左”的禁锢，为我们在包括美学与文艺学在内的学术领域的创新与借鉴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正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和更新生态审美观的内涵。事实证明，生态审美观的确具有不同于以往美学观的崭新内容。其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理论”，以此区别于传统的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理论。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从哲学观上实现由机械认识论到现代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论中的生态内涵并对其进行唯物实践存在论的阐释。并借鉴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论哲学家有关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在世关系的理论，代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在世关系理论。由此克服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绝对的“人化自然”的理论对美学的束缚。第二，在美学的研究对象上，克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将自然审美排除在外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观念，而将“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研究对象是与传统的“自然美”不同的。也是与西方环境美学中有可能外在于人的“环境”有明显区别的。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运用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对自然过渡掠夺的物欲加以“悬搁”，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这个事情本身，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理性关系，并导致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适度承认。由此，进入人与万物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第四，在美学观念上，明确提出生态审美本性论。一改完全从认识的角度对审美的阐释，而是认为人对自然的亲和与审美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它包括人的生态本源性，正视人来自自然并最终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以及人有亲近自然的天性这样的事实；人的生态环链性，说明人只有在生态环链中才得以生存，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环链须臾难分；人的生态自觉性，也就是人是生态环链中唯一有自觉意识的物种，人应该具有维护生态环链平衡与稳定的自觉意识，而且也只有人类具有破坏与保持生态环链平衡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优于传统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的，是新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得以长期美好生存的法宝。第五，在美学内涵上，与传统的“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相对，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美学观念。诸如，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美学批评等等。这些美学观念的特点在于不是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而是主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不是以认识的完善而是以人的生存的美好来界定审美，因而将人与自然的因缘协协调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所以在美学范畴上是全新的。第六，生态美学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所有的现代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而绝不是离开实际的坐而论道。这是生态美学区别于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它将生态审美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认为生态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人们的文化立场，使人们确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观念，确立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的观念。诚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伊所说环境问题归根揭底是一个文化态度问题。由此说明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而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环境教育则是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教育形式。由此彰现生态审美教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同时，生态美学吸收环境美学的某些内容，努力对于人类的生产实际、特别是生存环境的建设提出某些有价值的理念。 转贴于
新时期使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逐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的生态美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于新世纪，目前仍然处于建设完善阶段。它尽管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资源，但总体上还是产生于中国自己的土地之上，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当然生态美学具有国际对话的通约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通约性与特色性的共存正是生态美学的特色和我们的努力方向。其特色性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生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通常所说的“硬道理”。而且我国也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十分有限。因此，我国生态美学建设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为此，我们在生态美学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整体观的指导。力主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与环境以及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我们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放弃“战天斗地”与“人定胜天”的口号，走环境友好之路。同时，我们也不同意生态中心主义，不同意无限制地夸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对待西方的“荒野哲学”的态度上，我们承认“荒野哲学”的价值意义，力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但具体到中国环境资源空前紧缺的情况下，这种“荒野哲学”一般只具有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而难以变成现实。而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中，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提法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一般不使用西方盛行的“环境美学”的提法。因为“生态美学”更加强调其研究对象为人与自然万物共存的“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有可能外在于人并与人对立的“自然”。事实证明，环境美学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比较复杂的美学理论形态，对西方当代美学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参照。但不仅“环境”一词的模糊性容易产生其外在于人的主客对立的理解，而且“环境美学”也有“如画风景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全美”论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而这两种倾向的美学理论都是理论上不完善的，也是不适合于我国的。所谓“如画风景论”完全将自然环境看作人观赏与游玩的对象，甚至可以任意破坏，许多著名景点在所谓“度假环境周”所遭到的难以修复的破坏就是明证，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自然全美论”则从任何自然存在物[包括细菌]都是合理的着眼，论证自然的都是美的。这当然是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全面肯定，但自然全美与内在价值都是在保持生态环链稳定平衡的前提之下的，并非是无条件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共生理论，而不是无条件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自然全美论”如果在已经完成现代化并且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还可以说说的话，在我国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立场是生态整体论。第二努力吸收融合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首先应该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给予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估价。应该说，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的文明古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大国，我国古代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生态审美的体悟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并逐步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美学形态。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像西方那样以“模仿”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为其特点的美学难以找到的话，但却独具以“天人之际”、“生生为易”为其特色的生存论与生命论美学，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生态审美资源。《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居位正体之至美”；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位育中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法界缘起”、“善待众生”等等都包含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可以作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生态审美智慧毕竟是前现代的产物，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需要现代的改造与扬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同时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与国内的学术对话当中，生态美学的建设一定会更加健康，并逐步走向繁荣。
因此,生态美学兴起于对人类命运的美学关怀。它将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作为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将重建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作为最高的审美尺度和根本的价值理念。生态美学的出现由此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美学转向”。古典美学热衷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辨,近代美学侧重对艺术审美经验的分析。整个西方传统美学以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事实与价值等的“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20世纪初以来,现代哲学一直在试图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哲学将美学转向为对人的生命存在境界的思考,追求“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审美境界。生态美学将美学思考的重心落实在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关系这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上,将对生命存在的美学之思提升到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发展之“诗意”诉求,是自存在论以来的“美学转向”的深化发展。不仅如此,生态美学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自觉地寻求实现一种美学观、审美观的“革命”。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美学领域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生态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当代西方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超越了单纯的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态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寻求价值观念根本变革的社会思潮。“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类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谬误。因此,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建立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深层生态学一方面运用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强调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将人类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纳入到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中思考;另一方面向东方古老思想寻求价值观的支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终极价值指向,提出了“敬畏生命”、“生命物种平等”、“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生态自我”、“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等一系列观念。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来说,这些观念的提出无疑是一场世界观、价值观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美学观、审美观的革命。
当然,无论是“转向”还是“革命”都还是未竟的事业。坚持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出发思考美学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问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美育将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生态美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也区别于生态审美教育,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目的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美育首先是对生态美学独有的价值立场的坚守。生态美学的价值立场建立在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它以此为前提思考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中心的一切美学问题。生态美育将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方面使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内化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达到生态美学价值立场在审美观上的确立。其次,生态审美观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而且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美学思考从个体生存境界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因而,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生态美育可以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转向”。再次,生态美学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是一场价值观、审美观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觉,而必须内化为情感意识层面的建构,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因此,以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为核心的生态美育将成为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革命”的重要途径。
当然,无论是“转向”还是“革命”都还是未竟的事业。坚持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出发思考美学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问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美育将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生态美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也区别于生态审美教育,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目的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美育首先是对生态美学独有的价值立场的坚守。生态美学的价值立场建立在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它以此为前提思考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中心的一切美学问题。生态美育将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方面使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内化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达到生态美学价值立场在审美观上的确立。其次,生态审美观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而且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美学思考从个体生存境界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因而,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生态美育可以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转向”。再次,生态美学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是一场价值观、审美观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觉,而必须内化为情感意识层面的建构,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因此,以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为核心的生态美育将成为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革命”的重要途径。美学的主要话语资源,一是当代西方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生态观,三是以存在论美学为代表的当代美学理论。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对这几个方面的依附状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将这些方面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通过多重话语资源的平等对话、交流互补最终达到融通化合,从而构成有机统一的理想整体。而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正是生态美学多重话语资源对话、互补、融通的价值基点。
首先,作为生态美学的主要思想资源,生态中心主义自身趋向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生态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关系,它甚至把这种关系的确立称为“美学革命”:“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种“美学革命”首先表现在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对“自然美”的重新定义。“物体的美是其自身价值的一个标志。……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
其次,表现在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将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作为审美评判的惟一尺度。“任何事物,只是它趋于保持群落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3]但“美学革命”的真正实现需要在审美观上完成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深层生态学由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命题。所谓“自我实现”,是一个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是人类真正的自我。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交互关系中进行的,它实质上是一个不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也是生态中心主义逐渐在观念、意识中确立的过程。所谓“生态的自我”正是人、社会、自然一体和谐的理想境界的呈现。这种“自我实现”论的美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在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对话、交流互补中实现着现代价值转换。在西方生态运动从浅层生态学向深层生态学发展中,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念支持,它也由此构成了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蕴含着深邃的生态智慧,如道家的“万物一体”观,在与自然相融相契中追求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追求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审美境界。这些生态智慧与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价值观、审美观的核心层次。中国传统美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既有尊重自然万物的敬畏感,又有浓厚的万物一体的亲和感,始终视自然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这种始终保持着对现世人生的审美关怀的人生美学不仅极具美育况味,而且本身就是与美育融为一体的。中国传统美育以儒家“中和”论美育思想为主体,从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出发,进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其最高理想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内在具有着与生态美育的相通之处。在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与当代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断进行着平等对话和交流互补。但是,这种对话和互补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实现的。中国传统美学以此为切入点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从而实现着自身的现代价值转换。
复次,在生态美育方向上,发展生态美学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曾繁仁先生指出,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存在着一个“美育转向”:“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由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转为对美与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并认为这个“美育转向”其实从康德、席勒就开始了。[4](P577—578)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美学面对着人类生活比席勒所处时代更为尖锐、严重的“异化”问题,逐渐摒弃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美学和二元对立思维,走向存在论美学、人生美学,其中的核心问题正在于审美观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美学走出理性思辨的象牙之塔,向现实人生的审美存在转向,也是一种皈依人生美学的“美育转向”,与当代西方美学的整体走向是一致的。生态美学的提出就其对人类整体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来说,就其力图实现审美观、价值观的“美学革命”来说,不仅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而且是这一走向在价值观层次上的深化和向人类存在与发展高度的提升。
生态美育的核心问题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所谓生态审美观,是生态美学的价值理念在审美观上的确立,是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中始终保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这一美学视角对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一切审美问题的追问。因此,生态审美观的建构首先应基于现代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理念,其中的关键是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其次,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应该体现一种多元互补原则,融通化合多重生态智慧。此外,生态审美观建构还必须注意纠正生态主义极端化倾向。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追求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但这种纯粹的“万物齐同”论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在实践上也很难成立,生态美学离不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值得充分重视。深层生态学在其东方转向时对强调仁爱等差秩序和人的主体性儒家学说较少关注。实际上,“中国哲学也讲人的主体性,但不是提倡`自我意识'、`自我权利'那样的主体性,而是提倡`内外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德性主体,其根本精神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即不是以控制、奴役自然为能事,而是以亲近、爱护自然为职责。”[5]因此,中国哲学所提倡的人的主体性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儒家是以人为中心的,它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问题。但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并不等同`人类中心论',正好相反,儒家是`非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决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冲突之中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在同自然界的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确立人的价值的。儒学也很重视人的尊严,但人的尊严不是表现为人比自然界更加优越,而是在尊重他人、亲近自然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是以人的德性为依据的。这正是人文主义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即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中包涵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的丰富内容。”[6]这对于生态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实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应当成为生态审美观建构的重要内容。
在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平衡互动这一价值理念下,遵循多元互补、多重智慧参与的原则,生态审美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这里仅从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角度就其可融通的几个方面作概要论述。首先,生态平等观。“生态平等”是深层生态学“普遍共生”的重要原则,即指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享有生存、繁衍和自我实现的权利。生态平等观的前提是肯定生态存在物在内在价值上的平等。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并不因人的价值取向而转移。正是这种内在价值形成了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生态平等观意味着在审美观上要充分尊重生态系统中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学会欣赏自然生命的多样性、丰富性之美,这对于达到“普遍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生态同情观。“生态同情”是生态主义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孟子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仁民爱物”思想,深受生态伦理学家阿·施韦兹的称道:“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7](P72)所谓生态同情首先是指在生态平等观前提下对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充分尊重和敬畏。布里吉指出:“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要尊重它。”[8](P289)其次是强调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责任,提倡一种对于自然生命的关爱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对实现自然目的的伦理责任,将人的自我实现与自然目的的实现紧密结合统一起来,是这种关爱精神的充分表现。更为重要的,生态同情还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生命的亲和关系的审美体验。自然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而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亲和”是从“万物一体”观出发对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与和谐关系的情感体验,是“栖居”之“诗意”的展现。在这方面,强调“生生”哲学的中国传统美学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高精神生活的质量,是生态审美观基本内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 参 考 文 献 ]
[ 1] [ 法] J -M ·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 J] .文艺研究, 2000(5).
[ 2] [ 德] 汉斯 -萨克塞.生态哲学[ M ]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 3] 刘耳.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 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
[ 4] 曾繁仁.美学之思[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5] 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J] .新视野 ,2002(6).
[ 6] 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 J] .中国哲学史研究 ,2003(1).
[ 7] [ 法] 阿·施韦兹.敬畏生命[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1995.
[ 8] [ 美] R .卡逊.寂静的春天[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9. [ 9] [ 挪] A .内斯.深层生态运动的某些哲学方面[ J]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1987(8).
一
研究生态美学，首先应该回答“什么叫生态美学？”这个问题也是确定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王著对此有着明确的说明：“生态美学的任务可以被界定为，使用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的方法，研究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作品描绘的日常生活世界场景中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通过这种研究扩展对自然事物的理解，在主体性存在的框架中发现自然事物在物质性之外所具有的存在内涵。”①这里尽管是在说明“生态美学的任务”，但其实是在界定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就研究方法而言，王著明确提出是“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的方法”――这正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王著明确将之界定为“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作品描绘的日常生活世界场景中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王著在另一处更加简明地指出：“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它帮助生态美学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通过研究现实或者文学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阐释自然超越物质存在的丰富内涵。”①正因为作者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方法，所以她将自己的生态美学称为“现象学生态美学”，从而区别于国内外已有的生态美学立场。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生态美学观呢？上面引用的两处界定清楚地表明，作者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界定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的――这个研究对象说到底就是“自然”，也就是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与审美表达，用王著第四章第二节的标题“从现象学的自然美学通往伦理学”来概括就是，作者所研究的其实是“现象学的自然美学”。如果这个概括符合王著原意的话，那么，王著必然面对一个学术质疑：“生态美学”与“自然美学”是否能够等同？如果不能，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
众所周知，所谓“自然美学”就是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它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自然”上，从而将人类文化创造的产品（包括一般的审美文化产品和艺术品）排除在外。“自然”作为审美对象普遍地出现在古今中外的审美活动当中，因此，关于自然的美学理论层出不穷，比如，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自然审美理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当中也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美学理论。作者对此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然”，而这个问题又包含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自然？二是进入人类审美活动中的自然到底是什么，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事物、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本身，还是其他什么？王著正是通过论证这两个问题而把自己的“现象学生态美学”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美学”。
就这里思考的第一个方面而言，王著提出，我们应该带着“敬畏之心”来看待自然。王著非常精彩地论述了“敬畏之心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敬畏的来源也许有很多，当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的奥妙永远不是人类的理论所穷尽时会有敬畏之心，当普通人遭遇到人力所不能及之自然奇迹时会有敬畏之心，现象学提供给我们的则是理性在自我质疑、自我辩驳和突围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时产生的敬畏之心……现象学的敬畏是在经过艰苦的理性思辨之后，由理性自我逼问而达到的极境。正因为这个自我逼问的过程缜密而充满理性，其逼问的结果才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理性对于自身有限性有了足够清明的认知之后才能为敬畏之心的建立打扫出一片空地。”②众所周知，敬畏自然是当代生态伦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心存敬畏之心去欣赏自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自然审美，尤其完全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广告中所隐含的“自然美”的观念，它可以被叫作“生态的自然审美”。尽管王著并没有明确地采用这样的表述方法，但是，它对于敬畏之心的论述表明，它也比较清醒地将生态伦理视为自然审美的前提。
就上面提及的第二个问题而言，王著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如自然”概念，用来区别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事物以及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本身。王著提出，所谓“如自然”就是“好像自然那样的意思”，“如”借用了佛家用语“自然真如”消解自然实体性意味的内涵，它的提出恰恰是为了批评常见的“真实的自然”这一概念。王著认为，生态批评的直接价值不在于陈述任何一种保护自然的实践行动或者直接指向现实行动的指导观念，而是通过恰当分析作品中的“如自然”，精确恰当地陈述其中所隐含的自然理想、自然观念，帮助我们理解的不是所谓的自然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如何理解自然”①。
王著对于“自然”的上述两方面论述，有助于其“现象学的自然美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学”而走向“生态美学”。但是，笔者还是对此保持不同看法。笔者一直坚持从审美方式而不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界定生态美学，一直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也就是借助生态知识、立足生态伦理意识的审美活动②。“生态审美”的对象既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包括生态文学在内的文艺作品、审美文化产品等。也就是说，笔者一直重视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在构建生态美学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思路与王著有着明显的差别，王著明确提出它“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尝试从人文学科自身独特的思考脉络和思考层面上理解“生态”问题，“而不是将生态科学或者生态哲学方法直接拿来套用到美学和文学研究中”。王著对这些方法一直保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们无论在理解自然事物还是人类自身时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王著认为，它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生态美学研究坚持彻底的“主体性”一元论立场，认为自然事物以及生态问题只能从“人的存在”这个绝对基础出发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③。笔者认为，王著这里表达的学术信念和学术立场值得认真讨论，这个讨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学术问题：其一，在构建生态美学的过程中，应该怎样看待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其二，现象学与“主体性”一元论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二
由于王著将自己的研究主题确定为“现象学的自然美学”，它为自己设定的核心问题都与自然有关。比如：自然事物的主体性应当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主体性是同样的意义吗？生态整体的价值何以判定，是谁来判定的，人类自身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是否包含在生态整体的范畴之内？现代人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之感从何而来，“自然”如何能够重获现代人的尊重？在自然中的审美经验有什么现实意义？王著致力于对这些对问题的进行深入反思，从而确定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的身份。带着这样的写作动机，该著试图借助现象学方法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从而形成了全书结构的隐含脉络。王著进而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正是生态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其回答方式是具体研究代表性的现象学家，试图通过对诸位现象学理论的细致解读，来逐步展示生态美学理论的完整面目。从这种思路出发，王著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杜夫海纳以及英伽登等五位现象学家及其理论放置在生态美学（或生态批评）的问题视阈中，“在生态文化的问题视域中与现象学理论进行对话，构成生态美学理论的是这种对话的结果，而不直接是某个现象学家的理论”④。正因为这样，王著才将自己所构建的生态美学称为“现象学生态美学”。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采用现象学方法来构建生态美学呢？或者说，现象学理论可以为生态美学提供哪些借鉴呢？王著提出了如下四点：首先，现象学反对现代科学与哲学方法中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人和世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与生态美学对生态危机思想根源的批判完全一致，正是在对现代自然科学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过程中，生态美学和先验现象学获得了接近的可能性。第二，现象学凸显了研究的主体化视角，研究在人的主体性存在世界中出场的自然事物，研究存在层面上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这是生态美学与生态科学的不同之处。第三，现象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它们意味着现象学与美学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第四，现象学探索的是人和世界的对象化关系形成之前的原初联系，在这个原初存在的层面上来理解自然，让我们看到人与自然事物的存在关联远比生态科学教给我们的要深邃复杂很多，生态美学将和科学一起培育对存在的敬畏之心①。
客观地说，这四点都很有见地，的确都是生态美学构建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但是，王著对于生态科学的态度却值得深入辨析。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出版过一本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对于现代西方科学进行了严厉而深入的批判。王著之所以特别警惕“科学”（包括生态科学），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胡塞尔所批判的“欧洲科学”的具体所指及其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简单说来，胡塞尔所批判的科学是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这种科学思想将自然视为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一本书;其后的思想家们不仅将数理模式运用于自然，甚至试图运用于正式社会领域。自然被理解为自然事情构成的总体即自然界，它可以、也必须采用实证科学所通常使用的实证方法来研究。在胡塞尔那个时代，生态学尽管早已出现但依然比较幼稚，在社会上发生的影响也很微弱。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生态学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众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普遍借鉴的科学范式。特别是1935年出现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有力地揭示了生物圈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运行规律，甚至将地球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庞大的生命体。1972年出现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的核心思想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其提出者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说过“地球是活着的！”这些自然观与胡塞尔所批判的科学思想及其隐含的自然观有着根本差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轻易否定科学，特别是不能轻易否定生态科学。在笔者看来，王著所提及的“生态文化”也必须与生态学科学联系起来才能得以明确界定。所谓生态文化是指以生态学为基础、符合生态规律的文化;如果没有生态学，一切以“生态的”作为限定词的概念诸如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等，都无法得到清楚的界定。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现象学及其造成的所谓的“主体性框架”问题。王著明确断言：现象学的全部研究都离不开“人的生存”这个充满主体性色彩的框架，比如意识现象学研究的是在意识活动中事物的显现，存在论现象学研究的是在人的生存实践中世界的显现，身体现象学研究的是身体知觉如何呈现事物，审美经验现象学是从审美世界的层面来理解现实世界……总之，现象学在研究事物的时候绝不脱离“主体性存在”的框架，事物只有在这个框架中才能被呈现、被理解和被感知②。按照这种思路，王著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现象学不承认‘客观世界’，只研究事物在先在的‘主体性存在’框架中的显现”，王著将自己的立场称为“坚定的主体性立场”①。
在笔者看来，王著的这个论断值得进一步推敲。胡塞尔现象学特有的方法论步骤是“现象学的还原”，其基本方式是现象学的悬置。现象学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它看来，我们的自然态度预设了外部时空世界的实存，并预设了作为心理及肉身个体的我们自身的实存。现象学的悬置就是要把这种自然态度“放进括弧之中”。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加括弧”这种做法仅仅是对于世界的客观存在“存而不论”，以便更集中地探讨世界如何在意识中被给予、被体验，这绝不意味着否定世界的实际存在。即使这样，现象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很大分歧，比如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与他最欣赏、最忠诚的学生英伽登之间关于观念论（idealism）与实在论（realism）之间的论争。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认为，所谓的“真实世界”的存在与本质都依赖于先验意识，它只由于意识才得以存在，意识之外则是“无”。英伽登尽管极其尊敬他的老师，但是从1918年起，他直接或间接地抛弃并批判其师的先验观念论，这种批判甚至贯穿在他此后整个哲学研究工作之中。
我们这里无法详细讨论现象学阵营内部的观念论/实在论之争，这里只是提出如下一个生态美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否客观地存在一个由生态学所描绘的客观世界？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是如何向人显现其自身的？王著站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立场上，对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存而不论”，而是直接进入了第二个问题。笔者研究生态美学的立场首先是实在论的，然后才是现象学的观念论的，原因在于，笔者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对症下药”之论――它所针对的“病症”是生物圈出现的生态危机，只有首先承认生物圈的客观实在性及其生态危机的客观实在性，生态美学的时代使命与思想主题才能得以确立。现象学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重大启示在于，它让我们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客观世界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并非直接呈现其自身的，而是通过人这个中介才得以显现的。正因为这样，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显现客观世界的方式，才成为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的课题。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呈现自然的方式是其中最为深层、最为隐秘的。生态美学必须对此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判。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同意王著的如下论断：“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要基于人的存在这一主体性框架上展开对自然的研究，在人与自然事物的生存关联中研究自然。”②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