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6:07:43
序论：在您撰写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有利条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3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我国制订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一、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将迈向1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通过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迈出“低水平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二战以来，只有少数的后发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转变，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速
我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业结构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根据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继续深化，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逐步加快。
（三）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深度城市化趋势凸显
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按照阶段划分，已经进入中期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逐步适应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处于向城市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阶段推进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度城市化趋势日益凸显。
（四）商品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基础，产品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仍然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生产要素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主体权属和功能存在根本问题；土地生产要素属性存在内在矛盾；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远没有形成市场配置的基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五）经济开始重塑内外平衡，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
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经济“再平衡”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的情况，过去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如何实现依靠内需和外需双向引擎拉动经济发展，即扩大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将逐步加快，经济转型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将逐步凸显。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总体贫富差距、区域收入差别和行业收入差别扩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社会矛盾将空前尖锐，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规模实力较为雄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英、法、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渐进加快，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各类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明显下降，由过去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服务为主的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其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适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最后，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也将明显提高。这些发展都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需求条件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四）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能满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目前社会总储蓄率在4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将趋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仍将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水平。在投资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国际优质资金供应依然充足。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外资持续流入，能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09年我国科研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一，科学论文数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各年龄层次入学率不断上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明显提升，科技教育对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能源、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世界第二，其中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力和油气输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迈上了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框架。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前列，国家高速公路网快速推进，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专业化的码头，民航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为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和优良的物质条件。
（七）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近几年，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一定进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管理等社会管理，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潜在的制度红利仍然很大，将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因素
（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第一，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消费率已经不足5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费水平低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还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较低，信息化应用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还存在着质量水平不高和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整体产业的加快转型和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存在着区域差距大和区域分工不协调的问题，地区间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人口结构出现特征性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
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总抚养比的下降可以较好地从人口结构层面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到2013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结构将发生转变，劳动力供给将开始减少，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将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衰减，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软约束的资源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之后，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近几年递减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倾向，而自主创新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国自主技术供给能力还比较弱，培育与发展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国外技术外溢效应消退的情况下，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接续，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
（四）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利益矛盾进入激化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约40%，而同时资本所得明显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二是人群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0.4，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属于较高的程度。城乡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比1985年扩大近一倍，同时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别扩大，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倍，扩大到目前的2～3倍，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明显高出合理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对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形成了障碍。
（五）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制约条件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投入，200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依靠国际市场又面临着种种风险，资源约束明显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较大，当前很多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我国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四、加快推进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来十年，从国内发展条件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内部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适度调整。归总而言，面对新的内部发展条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以下几个层面的调整。
（一）战略思路由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过去30多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依据要素禀赋的特点，遵循比较优势的理论原则，实施适度赶超的发展战略是这个阶段我国主要秉承的战略思路。然而，随着劳动力等充裕要素供给速度放慢，我国固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要素禀赋关系变化与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将弱化并最终改变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以劳动力充裕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阶段已经正在走向尾声。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战略思维，通过技术创新等内生路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加快提升要素的总体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资本存量质量，推动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为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逐步转变“低端”生产角色做好战略储备。
（二）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都追求一个“快”字，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我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实施了赶超战略的增长目标，单纯追求 “快”的数量型增长，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战略目标。这种发展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如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单纯追求数量型的增长目标导致了我国经济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片面追求“快”的数量型增长的战略目标必然要走到尽头。因此，必须重新设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包容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战略模式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形成了“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模式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种战略模式实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我国需要对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发展战略模式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即由过去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向提高效率转变，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和城镇化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战略要素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如上所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战略要素条件是低成本的资源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因此以资源环境消耗为战略要素的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层面。鉴于此，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然而，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资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资源民族主义”上升，中国获取资源的成本将逐步提高；同时，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由此，我国战略实施的要素方式应该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增强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经济赶超的我国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经济导向型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特别是我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显著提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社会领域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现阶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一五”期间至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基本任务、前景展望和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05，（11）.
[2]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因素分析与展望[J].资本市场，2008，（4）.
[3]刘世锦，高全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格局与面临的重要挑战[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7）.
[4]林光彬.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与未来的道路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2）.
[5]吴涧生.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及面临的主要风险[J].宏观经济管理，2009，（7） .
[6]毕吉耀，张一，张哲人.“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J].宏观经济研究，2010，（2）.
[7]张志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2） .
[8]王一鸣.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
[9]黄范章.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0，（17） .
[10]卢中原.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J].当代经济，2011，（5）.
[11]刘世锦.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J].财经界，2011，（7）.
关键词：安徽；非均衡发展
一、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非均衡发展理论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后来在区域经济领域，为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区域的状态，非均衡发展理论就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
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而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
增长极理论忽略了时间变量，威廉姆逊首次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论，即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趋于非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点之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区域间趋于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将会缩小。
二、从安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安徽亟需非均衡发展
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发展速度较快，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2.8%，高于全国GDP增长率10.5%，在经济总量绝对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达到了10062.8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2.9%，成为全国第14个跻身“GDP万亿俱乐部”的会员。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这十年里增长了两倍多，从4779元人民币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币。以上的数据都充分的说明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本身来说，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是相对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与其相邻的江苏、浙江两省相比，只有江苏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苏的37%，浙江的37%，全国的64%。
同时，就安徽内部经济，南北经济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南富北贫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区，包括亳州、宿州、阜阳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镇、怀远、凤阳、寿县、霍邱六县面积4.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0万，分别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区的生产总值2169亿元，仅占全省的21.6%。与皖北形成鲜明对比的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称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72万人，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6733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虽然南北经济的差异已经显示出了安徽经济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但是，皖南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皖江城市带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皖江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安徽经济来说，是一次发展的重大契机。皖江城市带，作为我国最为活跃的长三角经济圈的腹地，不仅具有非常有利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佳区域。而且具有产业基础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综合优势，在资源方面，皖江城市带具有突出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岸线资源丰富。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作为增长极的地区和产业，通过其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设立皖江城市带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借鉴中，安徽需要非均衡发展
作为与安徽最为相邻的两个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苏，从他们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经济的高速的发展，都是以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为代价。
将江苏按照苏南（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徐州、淮安、盐城、宿迁和连云港）分为三大区域，从人均GDP看，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苏南和苏北，1990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6倍，到2000年达到3.6倍，2009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将浙江按照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浙西南（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分为两大区域，其人均GDP的差异显著，在1990年浙东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达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东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过皖苏浙三地区的近几年来的人均GDP与GDP总量比较（见表1），不难看出，安徽的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与苏浙地区。从这两省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借鉴，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浙的区域差异还是相对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上，都还没有达到江浙地区的发展水平，更谈不上经济上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安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不遗余力的发展非均衡经济，加速培养区域经济增长极，通过大力发展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阶段，安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也是安徽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上飞跃发展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1、王成周.安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探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3).
2、姜炎鹏,沈玉芳,贾利娜等.安徽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战略选择[J].中国集体经济,2008(3).
3、程必定.按主体功能区思路完善我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探讨[J].江淮论坛,2008(4).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纵观历史，雷伊·达里奥认为，这两个影响因素已经改变了国家的竞争力和负债水平，进而引起了相对财富和实力的变化。雷伊·达里奥补充道，不同的经历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倾向，而不同的心理倾向又进一步导致不同的经历。这些普通的因果联系主导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实力和影响力的典型发展循环。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国家通常会在发展循环中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家会很穷，连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很穷。
在这个阶段，该国人民的收入会非常低，大部分人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他们不会浪费任何的金钱，因为他们觉得金钱很宝贵。他们也不会谈论债务，因为储蓄紧缺，没人希望借钱给其他人。这是未充分发展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国家会快速富裕起来，但国家的人民仍认为自己很穷。
在这个阶段，该国人民的行为和他们处于第一阶段的行为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虽然有更多金钱了，但仍然希望储蓄，他们的储蓄金额和投资金额会飞速上升。因为这些人通常是经历了贫困阶段的那些人，同时又因为这些人在一个金融体系缺乏保障的年代成长，一般会对金融类事物保持警惕，所以他们仍然会a）努力工作，b）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c）实行固定汇率，d）大量储蓄和e）继续在他们看来有效的投资——产能、黄金和房子这样的固定资产、还有其它国家具有储备能力的债券。
第三阶段，国家会继续富裕，人民也觉得他们富裕了。
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因为他们之前对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了回报。同时，社会心理也会改变，从a）更强调努力工作和大量储蓄保护自己免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改变成b）为了享受人生的成果放松下来了。这种社会心理改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经济不景气的新一代人取代了在不景气年代长大的旧一代人。这种心态的改变可以从一些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比如说工作时间下降（通常会从六日工作制变成五日工作制），休闲和奢侈品相对于必需品的支出会大增。
第四个阶段，国家开始变穷，但人民仍认为自己很富裕。
这就是不断提升杠杆（负债）的时期——比如说，相对于收入的债务水平会不断地上升，直到不能再负债了。杠杆提升背后的心理改变是因为，生活在前两个阶段的人已经绝大部分死去，同时主导生活的一代人已经习惯了美好的生活方式并继续保持这种生活的行为方式，他们并不担心储蓄不足带来的痛苦。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赚取的薪酬很高，消费支出也很高，他们的人力成本变得昂贵，同时因为他们喜欢大手大脚，所以他们会经历一个真实收入增长水平变缓慢的时期。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放缓的真实收入水平一致地限制自己的消费支出，他们会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增加他们的负债水平，以走捷径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消费习惯。因为他们的消费支出会继续保持强劲，他们看起来会继续保持富裕，尽管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情况不断恶化。然而，因为他们对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水平下滑，他们的生产效率增速也会下滑。他们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相对与前两个阶段会变得陈旧而且缺乏效率。他们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恶化，这是作为他们国际竞争力下滑的表现。他们更多依赖于他们良好的声誉而不是国际竞争力，获得融资支持他们的贸易赤字。在这个阶段，他们通常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国防事务上，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利益，他们会花费巨资发起战争。通常，虽然不一定发生，这个阶段进一步发展，国家会出现双重赤字——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
在最后一个阶段，国家通常会经历一个去杠杆化和国力相对下滑的过程，但人民对这个现实的接受速度会很慢。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节约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5-02
一、对循环经济的科学认识
循环经济是针对工业化以来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而提出的。环境问题根本上讲也是资源问题，是资源利用不当的结果。传统经济中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二是资源利用强度过大，争抢和浪费严重；三是资源的物质单向流动普遍，没有形成循环利用，环境压力巨大。以上问题，一方面是技术问题，一方面是观念和认识问题。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可能主要在于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式使用和对环境价值的漠视则主要是观念和认识问题，也是当前资源环境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传统经济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而循环经济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体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必须实现生态伦理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冯之浚先生提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冯之浚，2005)。对自然的崇拜反映了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及对其赐予的感激，体现了古人自发的朴素的自然中心伦理观。而工业化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指导下，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生产和消费中把自然界看成是原料箱和垃圾箱。结果是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自身，在把自然推向绝境的同时也把人类自身推向绝境，在消灭自然的同时也将消灭人类自身。在价值观上，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对科学主义的颂扬和对人本主义的蔑视，传统工业化的资源利用方式折射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颠倒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误求。循环经济把经济系统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彻底扭转人与环境的对立，实现的是生态伦理观的否定之否定。
工业化以来出现的资源环境危机实际上是资源利用方式的危机，所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重塑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要返本求源，通过建立新的资源利用方式来实现。发展循环经济正是这样的一条转变资源利用方式，重建和谐生态的光明大道。作为一种物资闭环流动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即所谓“3R”原则。其中，减量化原则就是要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并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和物品尽可能多次、多种方式地使用，防止其过早废弃；再循环原则是指对废弃物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再生资源重新进入经济过程。
循环经济的实质并不在于循环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对物质资源进行零打碎敲地循环利用一直是我们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有效做法，但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实现对物质循环利用的社会性安排则是前所未有的，无异于一场资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循环经济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资源利用机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把对循环经济认识的重心放在循环上，则必然出现理论上讲不清，实践上行不通的结果。首先，经济系统不是一个物质自循环系统，由于时间、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要在经济系统中建立物质的完全循环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其次，会使循环经济丧失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针对性，无法解释循环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无法说明环境治理及保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无法解释包括节约型社会在内的未来循环经济发展形态。因此，本文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定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错误的资源利用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以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目标对资源利用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循环经济的本意正在于此。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必然性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既有各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共性需求，也有经济发展目标和现状的国情特性。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我国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是在经济发展低水平上出现的并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资源环境问题。原因有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少的因素，有经济超速发展的因素，也有技术水平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资源利用方式及环保意识差的因素。生产中粗放增长、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消费中用后即扔、盲目攀比、过度消费等加剧了资源紧缺状况，生产和消费中只排放、不控制、不治理导致愈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已经不再具备实现工业化的资源和环境优势，在寻求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不能更好地珍惜和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环境和资源问题将更加严重。当前，我国水、电及煤炭、原油、有色金属矿等重要工业资源都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噪音和垃圾等环境问题特别严重，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对立，就难以解开当前中国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困局。
尽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且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当前并不具备。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循环经济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是多层、叠加、交叉的立体、网状资源利用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国家里也存在着不同区域、不同企业差异巨大的资源利用状况，要在社会范围内构建循环型的资源利用模式，就目前来看困难是不可想象的。在当前的循环经济发展中也确实存在诸如观念滞后、技术短缺、动力不足、范围有限、制度缺乏等诸多困难，而且应当看到，我们目前只是处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循环经济的显效应当表现在资源紧张状况的总体改善和环境优化的整体效果上，显然，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
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任务，一是消除累积的环境问题，二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央提出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正是适应我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环境现状，重在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一项务实的重大战略抉择。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既符合循环经济的实质精神，又能充分体现节约精神，切合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国情，针对性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发展的必然性。节约型社会是对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定位，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的必然指向和中国式循环经济发展的特色阶段。
三、中国式循环经济之路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西方各国如德国、日本等大都确定了循环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不是自发的经济形式，应当自觉推进。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设立目标并确定阶段，有利于深化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为不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探索切合实际的方案和路径。根据对循环经济在我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合理预测，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是从末端治理出发，经过节约型社会、循环型社会最终发展为生态型社会。当前处于末端治理向节约型社会的转变中。
末端治理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其基本理论依据包括庇古税、科斯定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贯彻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最初都来自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刺激，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着力点首先在对环境进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积极有效的，但末端治理仅是治标之策，如果不能有效减少经济中的资源投入数量，环境问题则治不胜治。
环境问题来自于资源利用问题，解决现实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实现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就我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压力不断加强，而循环经济的深入推进又存在现实的困难，因此，缓解资源困境必须采取更直接的路径，走节约型道路。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成为我们在循环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作出的现实选择。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将使人们更新观念，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资源节约利用的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得到实质性推进，为循环型社会的建设奠定基础。
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循环型社会所强调的还是在经济系统内对资源的处理，与生态型社会相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具有狭隘性。而生态型社会实现了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全转变，呈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随着我国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对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的研究将变成现实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 王文忠.循环经济认知误区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6，(4).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从“增长”到“发展”，一词改变有何深刻的内涵？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讲深化改革也包含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首先,世界经济将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由于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爆发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机,其深远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经济金融危机,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和格局,引发全球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经济也将进入恢复性的低速增长期。
一是世界发展模式深度调整。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试图改变消费模式,提高储蓄率,减少贸易赤字,提出5年内贸易翻番,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这将迫使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转向内需发展,并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多发和升级。中国外贸出口已占世界份额的9.6%,离10%的天花板相距不远,面对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全球贸易份额的形势,我们必须改变外贸出口方式,学会运用WTO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二是实体经济重新得到重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谋求经济转型和“再工业化”,推动产业回归和振兴制造业,围绕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性减弱,加快“走出去”投资,实行低成本扩张,建立跨国的研发中心、资源基地和营销网络等正当其时。
三是气候极端变化催生新技术革命。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将成为具有国际性约束的硬指标,这一方面会催生以发展低碳经济为重心的绿色工业革命,促进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工程为标志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市场加快形成,并成为各国抢占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对中国及浙江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生产能力、限制“两资一高”产品的出口等形成更大压力。
四是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人民币在实行新一轮汇率改革的同时,加快发展跨境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加快建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有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对此,毗邻上海的浙江加快发展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面临历史性的机遇。
其二,中国经济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但这个转变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大调整大布局大建设实现大优化大发展大提高。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人均水平还很低,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还不强,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着力解决或缓解长期存在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失衡问题,由此释放更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换,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仍是中心任务。从市场需求和政策取向看,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转换将构成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一是内需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有13.25亿的人口,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人均GDP按照世界银行最近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间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的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国尤其是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及浙江已进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重要阶段,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的普及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转变,对住宅、汽车以及公路交通、各种家用电器、高档食品,教育、文化、旅游,以及品牌和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增长,由此必然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二是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城乡结构加速转换。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人口、产业和高端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6.6%,浙江城市化率为57.9%,正处于城市化由30%到70%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是农村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等快速向城市集聚的阶段,也是城乡由分割向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去年,全国城市投资占投资总额的86.3%,城市消费占67.9%。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余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届时,则无论国际市场怎样风云变幻,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可以拉动浙江经济走向由内需主导的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
三是新一轮区域经济布局构筑新的发展格局。区域非均衡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序幕。90年代末以来,国家逐渐形成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完整布局。从2009年起,中央又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区域发展格局,陆续将13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陆续划定。7月中央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出把西部地区“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最近,中央又对经济特区采取重大支持政策,深圳特区面积由现在的395平方公里扩容为1948平方公里,扩大了4.9倍,接近香港面积的2倍;厦门特区的面积由131平方公里扩大到1573平方公里,厦门特区“长大”11倍;珠海特区也扩大到全市,扩容了7.5倍。总体上看,将来沿海省市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滨海新区、特区等“沿海地区”;西部省市区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地域广阔、资源富集、人口稀少的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区。这样,就构成了中国未来5年及更长一段时间各省市区“比、学、赶、帮、超”的发展格局,无疑会推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据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和人口分布将面临重大趋势性调整。
第三,浙江经济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不转型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会落伍的严峻形势,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空间十分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缺少国家资金投入、缺少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一路奋起直追,由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创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奇迹。然而也要清醒看到,以“轻、小、民、加”为主要特征的浙江发展模式是阶段性的,随着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浙江的发展模式也必然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资源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和问题,既是浙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浙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经济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会退。转型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面对国家提出的长三角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率先”的目标,面对“十二五”各省市区加快转型发展的竞争态势,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浙江有能力也有条件谋划好新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空间。下一步,应着力打造“三个浙江”,开辟浙江发展的新天地。
一是抓住浙江作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的机遇,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再造一个“海上浙江”。浙江虽是陆域资源小省,但却是海洋资源大省,开发海洋潜力巨大,这是未来浙江与其他地区相比的独特优势。2010年7月,浙江列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建设港航强省、发展海洋经济迎来历史性机遇。根据国家试点要求,浙江将规划打造我国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世界级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先行区、海洋综合开发体制改革试验区、全国清洁能源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如果实现这些目标,浙江就能把潜在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完全可以打造一个与陆域经济总量大致相当的“海上浙江”。
二是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大建设”的决策部署,科学规划发展产业集聚区,再造一个“陆域浙江”。扎实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不仅是浙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抓手,也是浙江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和竞争优势。“四大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大平台,如果没有发展集聚区这一大平台,就很难推动大项目,形成大产业,培育大企业。因此,要选择交通条件优越、产业导向明确、建设空间条件较好、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若干重要区块,纳入省级层面统筹规划,精致开发。如果浙江能科学规划建设10余个大平台,每个大平台在100平方公里以上,就可腾出1000多平方公里的建设空间,换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等“好鸟”。如果这些大平台按照杭州“大江东新城”每平方公里将创造100亿元的产值测算,再造一个“陆域浙江”是完全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