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54:11
序论：在您撰写教育法律事实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如果说法律教育课程的缺失是因，那么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法律素养的缺失则是果。在对湖南各县市1000多名一线小学教师的法律意识的调查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分析结论，有50%以上的小学老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甚至有厌法、恶法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法律在教育中只是摆设。有高达80%的老师有惧法、畏法的心理，他们坦言不会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教学中的问题，这部分教师大多对于自身的教育权益的理解也是模糊的。只有20%的老师能够基本掌握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认为依法执教是今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千多名小学教师中，有100多名老师是小学校长，他们作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领路人，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师生的主心骨，其法律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现实工作及发展走向。但据调查显示，他们中有50%以上的人对于法律持观望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有10%的人对于法律很失望，他们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只有10%的校长有着良好的法律素养，能自觉运用法律的视角去透视和观察事物，很好地保障了依法治校在学校层面的开展。由此可见，小学教师法律意识淡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教师都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可能引发诉讼，他们对法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合法，用法律来考量教学行为更是鲜见的事情。一些教师甚至认为，正义的天平是倾斜的、是不利于教育和学校。当前小学教师乃至小学校长们对于法律的狭隘理解，对于法文化的无知和诉讼的错误观念应该让我们有一种现实的警醒，高等师范院校法律课程的建设已远远不能适应培养小学教师的能力需要。
二、师范院校法律教育的深层反思
(一)不断强化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博弈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依法治教和依法执教理念深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十章指出“推进依法治教”，“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可见，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一个主体，在当今教育法制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执法者，法律素养也成为了一名合格教师所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现实的需求与现实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这种缺失是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这其中，最让人不自觉但却最顽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宗法社会，形成了家族本位为主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伦理思想。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三纲五常”，“在中国这样一个“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缺乏个人及权利意识的观念。“天、地、君、亲、师”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等级观念，将教师置于高高在上，顶礼膜拜的位置，这种伦理价值观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并无意识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是不自觉的，这种文化的不自觉性“润物细无声”般地潜入人的思维之中，被理所当然地接受、认同并实践。教师与儿童的关系中，服从与被服从仍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关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依法治校如火如荼进行的今天，教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才会一如既往地漠然，在教育教学中体罚、变相体罚、殴打等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才会无法杜绝。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才会超越了老师所能承载的程度，尤其是农村小学，家长都会满怀信任地把小孩交付给老师，并嘱咐:“孩子要是不听话、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而这种信任实则是对老师违法教育行为的一种纵容。因此，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是要不断强化法治的观念，逐渐在与传统文化的博弈中占据上峰。
(二)构建综合性大学与坚守师范院校办学特色的取舍
综合性大学的号角一响，许多学校进行了合并重组，在合并的大潮中，师范学校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一是如何在综合院校中开展教师教育，保留师范性;二是留存下来的独立的师范大学和师范院校如何发挥这种师范特性。2005年袁贵仁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师范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三点: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面向社会”，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和综合性有机结合”。这三点明确指出坚持师范性是转型师范院校特色优势，立校之本。因此，对于师范院校如何保持住师范的论争是众多的。然而，在坚守师范性的同时，如何吸收综合性大学所倡导的多样、灵活、开放的价值属性往往被忽视了。要不剥夺，要不照单全收，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十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不是比规模、比大楼、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比内涵、比特色、比贡献。因此，正确地拿捏尺度，在巩固师范办学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综合性大学的积极元素，不断扩充师范院校的价值内涵，才是明智之举。一直以来，在学校教育中总是发生教师违反法律规定、践踏学生权利的事件，比如无视学生尊严，辱骂、伤害学生，偷看学生信件，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等等。究其根源，就是师范教育一直以知识、技能培养为本体而忽视了人文科学精神等价值内涵教育，而法律教育正是这种人文科学教育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环。师范院校是教育工作的母机，其培养的学生是未来中小学主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树立依法治教的观念，提高依法教育教学的自觉性，直接决定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成败。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师者本身具有必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法律综合素养，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具有较高法律意识的小学生，才能从根本上发扬和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因此，在师范院校中构建法律教育体系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三)法律教育的模糊属性与师范教育的融合
谈及法律教育，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的是律师、法官、诉讼等等。诚然，从渊源上说，法律教育具有专业属性，多代表法律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律师，属于一种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而在我国，法律教育的价值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普法教育是我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加之我国特殊的国情，法律教育除了法律精英教育之外，更大范围所需要辐射的是法律基础教育。正因为如此，曾经一度《法律基础》被作为非法律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然而，这门课程从开设之初就被定性为思想品德课，随着“两课”的合并，这种属性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虽然法律基础教育作为政治教育下的法律课程，有着不同于法律精英教育功能上的差异性，但从本质上而言，只要是法律教育就不能忽视法律本身的专业属性，这种专业属性包含了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精神内涵。在法律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既不能忘却了法律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和道德价值，也不能忽视对法律本身价值体系和价值内涵的解读。从深层次而言，法律基础教育较之于法律专业教育要更难，它需要通过对法律知识这一载体的讲授，把法律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法律性完美地结合。因此，我们首先要梳理清楚法律教育的属性，明确我们所谈论的法律教育是区别与法律专业教育或称精英教育的法律基础教育，这种法律基础教育的属性是多重的，既要体现法律性、又要体现思想性和政治性。而当这种法律教育与师范教育相融合的时候，又应当有所不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法律教育的内容上根据师范教育的专业特点，对师范生进行系统的教育法制教育，弱化法律教育的思想教化的属性，而强化法律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使得师范生能够在法律教育的体系中获得法律的认知，培养用法律处理实际生活和工作问题的能力。
三、师范院校实施法律教育的途径
(一)更新教学内容，突出针对性
法律教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突出它的针对性，改变目前法律教育“大一统”的模式，现在的法律基础教学，通常都是把所有的法律门类都一应俱全地在一名课程中予以介绍，几乎覆盖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部内容。想要让学生通过短时间掌握这么多内容显然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学生也无法通过对各个法律门类皮毛似的了解，树立起法律观念，因此，师范院校的法律教育亟待突出它的针对性。针对师范生的职业的属性，开设教育法律法规相关的课程，比如教育法学、行政法学、儿童权益、依法治校等相关课程。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突出实用性
法律本身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并非是一门单纯的知识性课程，它的价值是能够被应用来解决实际碰到的问题。因此，在课堂的教学中，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教育法学课程所涉及的法律条款就较多，如果单就这些条款逐个分析，一一细致讲解，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度会大大降低。这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应用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育中也不例外。然而对于师范生的法律教育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教学对对象是师范生，因此在案例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与他们的未来的工作息息相关的例子，这样更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共鸣。二是应用案例教学法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解决案例，而是要将案例教学法与启发性的教学相结合。比如，提出一个案例，要让学生充分的讨论，教师通过分析思路的提示来启发学生如何用法律的思维来看待现实工作中的问题，让学生在反复的案例教学法中不自觉地形成法律的思维方式。这个过程比案例分析本身更重要。
(三)形成法治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环境育人的强化作用
关键词 师范生 教育法律素养 教育法律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Survey and Research on Normal Students'
Literacy Situation of Education Law
LI Jing， GAO R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Abstract Education legal literacy is one of professionalism teachers should have， and is also one of professionalism normal students must have. Legal literac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growth of normal students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norm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weak literacy education laws， resulting i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law school of their education is not enough emphasis on literacy training.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relevant degree course，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teaching legal knowledge， the creation of good educ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normal students' self-improve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velop leg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normal students.
Key words normal students； education law literacy； education law
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1.1 问题的提出
“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也日益朝法制化的轨道迈进。“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经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①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教育环境下，像佛山市“女教师体罚小学生面壁磨嘴直至出血”、陕西省的“让50名学生轮扇耳光”等等这些教师体罚、变相体罚伤害学生，侮辱学生人格、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件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许多教师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一无所知。由此可见，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较低，教育法律素养欠缺。
笔者认为，教师职前法律素养教育的缺乏可能是导致教师法律素养不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此，笔者对师范生教育法律素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找到提升师范生教育法律素养的方法。
1.2 概念的界定
所谓教师的教育法律素养，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中认识、掌握和运用教育法律的能力或素质，其通常是通过教师掌握教育法律知识、具备教育法律意识和教育法律行为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教师的教育法律素养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教师的教育法律知识、教育法律意识和教育法律行为。②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师范生教育法律素养现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就读师范专业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笔者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例，选取了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体育教育四种师范专业大一、大二的师范生进行了调查。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笔者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设计问卷前，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研究，参考部分大学生法律素养的调查问卷，自行设计本问卷。笔者主要从教育法律意识、教育法律知识和教育法律行为三个维度来设计问卷，一共21道题，其中前20个为选择题，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
2.2.2 访谈法
笔者在教育见习活动中，针对学校里发生的一些日常违法行为，有意识地与周围师范生进行交流探讨，在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中，使得受访者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从而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访谈结束后，针对这些信息进行一定的整理，以供论文分析需要。
2.3 研究数据统计
笔者选取了杭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的本科学生作为调查样本共发放了180份问卷，回收了问卷17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49份，有效率为87%，符合样本数据要求，所得结果可以作为参考。获取数据后，运用Excel等相关软件进行统计得出相应的结论。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根据问卷、访谈结果，结合笔者的思考，得出以下数据分析：
3.1 师范生教育法律意识现状
3.1.1 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的评价
调查数据显示，61%的师范生都认为教育法律与学习、工作、生活关系密切，25%认为关系不大，12%的人不清楚教育法律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还有工作是否有关系，还有2%的觉得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见，师范生的教育法律意识有待提高。
3.1.2 师范生维权救济意识现状
在遇到侵权行为时，师范生想到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只有13%，且在19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想到使用诉讼救济，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与学校协商，把希望寄托在和解上，而忽视了法律武器。
3.2 师范生具有的教育法律知识现状
3.2.1 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的了解情况
数据显示，32%的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一点也不了解，59%的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了解一点，而9%的师范生对教育法律不太关心，不曾想更没有刻意去了解或是学习；“非常了解”比例为零。
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关注教育违法事件，大三占46%，大二占56%。其次是通过学校法制宣传，大三24%，大二22%。而出于自身需要积极主动了解的人数大三仅占12%，大二仅占10.29%。同样，通过学校开设的相关法律课程学习了解的比例也不高，大三仅14%，大二仅12%。可见，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的了解都非常被动，学校开设的法律课程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3.2.2 教育法律知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所占比重情况
数据显示，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中，老师把教育法律知识作为一个模块内容进行专题讲解的只有18%。65%的是提及稍许，还有16%的是完全没有涉及到相关内容。教育法律知识在这门课程中并非主要内容，学生从中所收获的相关知识也比较匮乏。
3.2.3 师范生对教师权利义务的掌握情况
在“对教师权利的认知”一题的调查中，只有14%的师范生能正确选出所有选项；58%的回答中包含了C选项这个错误答案，均认为老师“享有管理学生在校一切日常事务的权利”，其中6名同学只选了C项，说明这部分同学对老师的权利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剩下28%的同学虽然没有选择C选项，但是对教师的权利没有全面的认知。
在“对教师义务的认知”一题的调查中，65%的师范生答对了题目，选出了所有属于教师义务的选项；35%的师范生没有选对。且在这部分同学中，只选择一个选项的人数最多。
3.2.4 学校、教师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认知情况
教师与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明确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是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确定学校事故责任的法理基础。所以，正确理解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是师范生必须掌握的教育法律知识之一。
师范生认为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是监护关系的人数高达50%以上，尤以大三学生为甚，为57%。根据《教育法》及有关规定，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教育、管理、保护关系。但师范生对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并没有一个准确和明确的认知，而对这个关系理解的偏差，恰恰是导致很多违法行为出现的根源。
3.2.5 学校事故责任的认定与分担
学校事故，又称“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③
问卷中的案例事实很清楚：但是只有42%的同学选择了不需要承担责任，而45%的认为需要承担责任，还有13%的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笔者随意地挑选了选择“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被调查者进行访谈，发现有的同学是凭直觉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的同学是碰巧猜对。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清楚这一法律规定，明确这一法律事实的人并不足 42%。
3.3 师范生对教师教育法律行为的认识
3.3.1 师范生对日常教育管理行为的看法
教师“不下课”在中小学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数据显示，86%的师范生都反对教师“不下课”的行为，但并不觉得教师“不下课”是违法的。只有13%的师范生觉得这种行为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规定，教师课间“不下课”的行为已经违背法律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3.3.2 师范生对惩戒行为的认识
对于罚站、罚跑等惩戒行为，49%的师范生都认为这种行为已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利； 31%的认为这是常用的管理手段，是正常的；还有20%的认为这种行为不尊重学生，但是没有违法。“体罚”一词对于师范生来说并不陌生，笔者通过访谈也了解到大部分师范生也都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都相关法律规定了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一法律规定，但是对实际教学管理中的这些惩戒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还不是很清晰。
4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调查数据整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师范生的教育法律素养比较薄弱，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4.1 知法，不能悟法——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缺乏的系统、完整、全面的认识
一定的教育法律知识是提高法律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作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目前师范生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教育法律的基本常识，并不是完全的法盲，但是，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是远远不够的。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大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的认识还处于迷茫陌生的阶段，对教育法律只停留在对教育基本法的认识上，没有一个完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知法是守法和用法的前提，只有对教育法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较强的教育法律意识，才能更好的掌握教育法律知识，注重教育法律行为，运用教育法律武器。
4.2 明法，不能守法——师范生无意识违法行为较为突出
师范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育法律意识，大部分师范生都认为自己能严格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尽量不出现违法行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对存在于教学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师范生在潜意识里都能做出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这说明，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或多或少掌握一定的教育法律知识，明白教育法律的法治性和权威性。然而，当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们又会不自觉地做出违法行为，如害怕学生受伤，出于安全考虑就不让学生下课，或者是用罚站，罚跑这种变相体罚的惩戒措施惩戒学生等等。
拥有一定教育法律意识，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并不意味着就具有了相应的法律素养。素养的形成是个持续不断内化的过程，只有经过个人不断的内化和融合，并且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方面真正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素养。④师范生明法，却不能严守法律法规，杜绝违法行为，正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法律知识没有得到充实、教育法律意识没有得到形成，以至于教育法律素养得不到提升。
4.3 懂法，不会用法——师范生用法意识薄弱，护法精神不足
具备良好的教育法律素养不仅要具有敏锐的法律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能付诸于实际行动中。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师范生都能认识到教育法律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这表明师范生已经意识到了教育法律的重要性。但是，当遇到事情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师范生想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却非常少。这就说明，师范生的用法意识非常薄弱，他们不会利用教育法律这一强有力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也没能坚决勇敢地与违法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权威性的护法意识，护法精神也不够，体现出了教育法制观念的淡薄。或许是受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思想的影响，所以大家认为协商是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仅仅靠协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但会助长一些教育侵权行为的频发发生，甚至日益恶化，而且还会阻碍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不利于教育事业乃至社会的稳定发展。
笔者认为导致师范生法制素养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师范院校法制教育力度不够。师范院校对于提高师范生的整体素质、保障教育质量等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对师范生法律素养的培养方面，师范院校却同其他高校一样，都强行划一地只开设一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来应付“法制教育”，这对从事教师职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法制教育”是在教师忙于赶进度、学生疲于应付的过程中完成的，其效果是不能高估的。⑤正是由于师范院校对教育法律学习的组织工作不到位，才使得广大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不全面，甚至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也是导致师范生教育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素养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2）教育法律课程的改进速度滞后。调查结果显示，大二、大三教育法律素养的程度差异性不大。原因是学校教育法律课程的标准、教学的内容、教学模式都是一成不变的，教师在每一轮课程教学结束后，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改进，从而使得师范生的教育法律素养并没有随社会的进步而得到提升。
5 结束语
教育法律素养对教师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师范生来说，更是一项必备的职业素养。
（1）教师的教育法律素养是现代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合法实施学校教育管理和保障师生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⑥师范生作为未来的人民教师，具备较高的教育法律素养，有助于教育法律在今后教育活动中行动的切实落实，也有助于促进教育机制的法制化进程。
（2）教师的教育法律素养还具有示范作用，能够影响学生法律素养的养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教师是学生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学生 的模仿对象，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和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
（3）法律是一种制裁的手段，也是一种有力的自我保护的武器。师范生法律素养的提升，可以使其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对待学生管理班级时，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从而避免做出违法行为。同时，在面对自身问题上，也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论文为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初等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11JJD880033）；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基于初等教育视阈下师范生法律素养的培养”（B13JY0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孙战民，陈鹏.浅谈从认知到行动：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概念、意义和结构[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版），2010（2）：72-73.
②⑥张涛.论教师教育法律素养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J].福建论坛，2008.8：79-82.
③ 申素平.教育法学原理、规范与运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
④ 张新.浅谈师范大学教育法律素养的培养和提高[J].中国成人教育，2007.7：101-102.
⑤ 董爱玲.浅谈中小学教师的法律素养及其培养[J].教育探索，2008（8）（总第206期）：104-106.
参考文献
[1] 李叶欣.教师教育法律意识的缺失与教育法律素养的提高[J].教学与管理，2012（11）.
[2] 张周光.论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2（2）.
关键词：教师法律素养；教育惩戒；规范作用；示范作用
2019年4月开始，教育部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持续曝光，严厉查处教师违规违纪行为，深化教师队伍建设[1]。其中，教师违规惩戒问题成为了“常见”典型。值得反思的是，一方面，在国家的严查厉处下，中小学教育惩戒活动中仍存在教师“以身试法”的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教育惩戒问题的“过度关注”，也使得部分教师怯于行使惩戒权。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强调，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2]。教育惩戒步入法治化轨道，必然对教师的法律素养，特别是依法执教、依法施惩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厘清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的作用，充分运用之，也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教师法律素养的内涵与构成
法律素养是人的综合素养的一部分，教师的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为了从事教师职业，经过一定的学习和培养所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规知识、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思想观念、意识、态度等。可以说教师的法律素养是由正确的法律认知、丰富的法律情感、坚定的法律信仰和良好的法律能力构成的。其中，法律认知主要由公民基本法律常识和职业法律知识组成，本文对法律认知的研究主要关注教师职业法律知识，其中又以权利义务知识为核心。学界也有将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统称法律意识的，法律情感是初级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则表现为对法律权威的敬畏和对法律价值要素的认同，是较高级的法律意识。法律能力是教师在执教活动中可以合理地运用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处理问题，维护自身和学生法律权益不受侵犯，监督权利与义务运行的能力。教师的法律能力是教师法律素养的外在体现，也是判定其法律素养的根本标准，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将依法执教落实到各个环节，要求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良好的法律素养是支撑教师依法执教、履职的基础。教育惩戒作为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具体体现，将其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以便有效地规范自身的教育惩戒行为。
二、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具有规范作用
教育惩戒是通过对偏差行为施与否定性制裁，避免偏差行为的再次发生，以促进合范行为产生和巩固的一种教育手段[3]。学生作为发展的个体，其知识结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还不够成熟，学生的外在行为很难完全合理与正确，而在实践中，学生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往往与违规行为的发生频率成反比，学生那些破坏程度较低的违规违纪行为恰恰是发生频率较高的行为。《规则》中指出，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以当场实施必要的惩戒。教师成为了教育惩戒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教师所具备的法律素养将直接影响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的正当化、合法化。1.教师法律素养不足妨碍教育惩戒行为的正当性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性是指教师实施惩戒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得到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4]。一方面，伴随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权利意识的提升，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权利开始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强调维护学生的权利与尊严。部分教师因对教育法律法规的认知不足，对法律框架下师生间的权利义务不够清晰，对教育惩戒的法律限度了解不够等，没有意识或能力明确区分教育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性随之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个别媒体舆论的片面报道，放大了学生的权利，压制了教师惩戒权，部分教师因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律能力，在外部压力裹挟下，不敢、不愿行使惩戒权，以此来规避冲突。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后，教育部了《规则》，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以便指导和规范教师的惩戒行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教师基本法律素养是教育惩戒的底线法律素养良好的教师拥有相对完备的教育法律知识，能够有意识地用教育法律知识处理身边的问题，将法律精神贯彻到教育管理活动中，应用到教育惩戒实践中。首先，正确的法律知识可以让教师明确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掌握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教师惩戒权作为教师依法对违规学生进行惩戒的管理权，是伴随教师职业的产生而存在并得到了法律的授权，放弃行使惩戒权最终会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不利于学生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的养成。其次，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有利于教师恰当地保护和约束学生的权利。学生拥有国家公民和受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作为受教育者的各项权利。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应尊重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但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再者，拥有法律信仰的教师更倾向于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坚持程序正当。最后，教师良好的法律能力意味着教师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将教育惩戒的主体、客体、内容、依据、限度等各要素约束在法律边界内。因此，教师良好的法律素养是促使教师惩戒行为正当性回归的关键因素。同时，教师法律素养的高低不仅影响教师的惩戒行为，对学生行为的养成也同样重要。
三、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具有示范作用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学生是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发展起来的，教师劳动的示范性特点决定了他们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言行，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5]。教育惩戒出于教育改善的动机，通过积极管教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学生出现偏差行为的时候，内心会产生不安、愧疚、恐惧等心理状态，此时对其展开的教育更能影响学生的心理。教师教育惩戒中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对学生行为的养成具有“示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示范”，既有具有积极影响的正示范，也具有消极影响的负示范。1.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是以身作则的法治教育（1）教师法律知识的运用促进学生法律知识的掌握。教育惩戒的实施过程是关乎师生合法权益的活动过程，《规则》中也指出“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纪，明确学生行为规范，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通过对教育惩戒规则的学习，学生可以清晰地了解教育惩戒是有目的、有依据、有程序的教育管理活动，教师依法实施惩戒的行为会加深学生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2）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促进学生规则意识的养成。教师依法实施惩戒也会增强学生的法治信任感，当一个人认为通过法律的遵守可以获得公正的对待时，他才会自愿地遵守社会的规则。青少年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对于规范行为的纪律非常重要，这种信任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框架，影响学生对制度规则和惩戒的反应。一般来说，信任老师的青少年在学校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学生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与遵守规则的行为呈正相关。教师秉持“有权必有责、用权需担责”的基本法理实施教育惩戒，可以加强和深化学生的纪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3）教师依法惩戒的行为影响学生的问题处理方式。“法”只有从存在的制度形式转化为实践的行为状态，才能真正成为约束人的行为规则。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他者，教师的行为会得到学生的关注和有意无意的模仿。一方面，教师对教育惩戒中师生权义的准确区分会促进学生法律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对学生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提供直接的指引。另一方面，教师采取合法手段维护自身与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明确权利维护和救济的具体路径，会为学生合法行使权利、维护权利提供示范，对学生处理问题的思想和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学生行为模仿的对象。除此之外，在教育惩戒实践中，最让教师和学校“头疼”的莫过于因教育惩戒而产生的纠纷事件。纠纷事件不但会影响教育教学秩序、影响涉事教师或学校的形象，严重时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长久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纠纷的产生固然不是师生双方所期望的，纠纷背后的深层因素更应该引起重视。教师依法实施惩戒的行为会影响学生和家长对待教育惩戒的态度和做法。2.教师违规惩戒的行为对学生产生负面侵权“示范”（1）学生会对教师侵权行为进行效仿。教师作为依法实施惩戒的主体，其法律素养如何是影响教育惩戒效果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的惩戒行为不但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还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有些教师由于法律素养不强，在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存在着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现象，包括对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侵犯，前者主要包括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后者主要包括知情权、陈述权、参与权、申诉权等。班杜拉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在现实生活别是在行为习得上，大多数人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实现的，尤其是对榜样“示范”的模仿。对于教师的违规惩戒行为学生通常也会认为是合理的，进而运用到日常同学关系的处理中。（2）教师的体罚行为容易助长学生的暴力倾向。被体罚者及经常旁观体罚的学生会认为，“动手”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加之一些不良媒体肆意传播充斥暴力的不良信息，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风险大大提升，使得青少年在面对同学间、人际间的摩擦时，极易将暴力意识付诸现实来处理矛盾，这也成为了一部分校园欺凌的滥觞。体罚不但不利于教育惩戒效果的实现，而且会给学生带来直接的身心伤害，侵害学生人身权。我国多部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禁止体罚。在司法上，体罚适用于故意伤害罪[6]。过度惩戒行为极易给当事人内心带来严重创伤，使学生发生认知偏移，严重时可能产生人格偏执的倾向，逐步产生具有攻击倾向的行为。教师作为学生的行为学习对象，当其行为使学生产生了委屈或不服气的情绪时，学生也极易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以冲动的非理性状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深入考虑教师应如何通过教育惩戒实现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四、教师法律素养在教育惩戒中的体现
为了在教育惩戒中有效地规范自身行为，实现对学生“善”的积极引导，教师要将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能力的运用贯穿于教育惩戒活动的始终，遵循教育规律，遵循法治原则，坚守公平和正义，依法行使惩戒权。1.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树立正确的权义观权义观也叫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权利意识是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心理反应[7]。教师正确的权利观是指教师认知和理解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掌握如何自觉地在法律法规的规范内行使权利，避免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相应地，义务意识是指人们对于依法应履行以及如何履行的义务的认知和态度。教师正确的义务观是指教师理解其应履行的义务及其必要性，明确履行义务的方式及未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并能理解权利与义务相互统一的关系。与传统的师尊生轻的师生关系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师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的关系，也是民主平等的关系，权利与义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与法律内涵。因此在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地看待自身与他人的权利与义务。2.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惩戒行为于法有据教师要保证其教育惩戒行为的合法性，包括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即教师惩戒行为不但应该在教育法律规范的框架下进行，还要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设定理念相符合。具体而言，首先，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依据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惩戒权行使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惩戒规则以及已经公布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校规校纪、班规班纪等规章制度；其二是惩戒权行使的明确客体，即学生所缺失的特定义务[8]。教育惩戒有合法依据是其形式合法的必要前提。其次，教师惩戒权是教师职业自主性保障的权利和职责，不可以放弃，并且要对教师惩戒权的确立和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9]。《规则》中列举了教师可以采取的惩戒方式，同时也为教师惩戒行为列出了负面清单，明确了教师违规惩戒应承担的后果。教师实施惩戒时，对惩戒措施和惩戒力度的选择拥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教师保障教育惩戒的实质合法，把教育法律法规作为科学育人的有效抓手。3.依法施惩要求教师保障惩戒程序正当教育惩戒是个动态的过程，除了保证依据合法，还应保障程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保障，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必须用程序加以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行使的随意性，有利于保障公平正义。规范教育惩戒的设定和实施主体正当行使职权，保护受教育者的权利是将正当程序原则引入教育惩戒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10]。正当程序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相连接，具体表现在，教育惩戒中教师践行“正当程序”并推动“程序正当”。在教育惩戒实践中，教师作为主要实施主体，正当行使职权，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模式受教师法律素养的直接指引。当学生出现偏差行为需要实施惩戒时，从违规事实的认定、情节的判定、学生的申辩，到具体惩戒方式、惩戒时限和场合的选择、对学生及家长的告知义务都需要教师秉持程序正当。尤其是随着我国教育惩戒制度的不断完善，教师良好的法律素养将是保证教育惩戒程序正当，规范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的保障。4.依法施惩要求教师把握惩戒权的法律边界权利与权利的约束总是相伴而生，作为教师职业权利的惩戒权也不例外。权利都有特定的边界，划分并把握权利边界是避免权利冲突的必要手段。教师惩戒权的法理支撑、法律规制共同勾勒了其法律边界并表征在惩戒权行使的基本原则、惩戒方式的选择以及惩戒与体罚、惩戒与侵权的界限上[11]。只有把握住教师惩戒权行使的法律边界，才能保障教育惩戒价值与效用。教师首先要能够准确区分教育惩戒与侵权行为，特别是教育管理实践中常见的对惩戒与体罚、留置与侵害学生人身自由权、没收与侵害学生财产权、停课与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等的界分。《规则》中指出禁止“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以及“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等间接带来身心伤害的变相体罚。为教育惩戒和体罚的界分提供了参考，指出了课后教导、暂扣学生违规物品等方面的规定。但惩戒规则作为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是无法囊括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的。故实施教育惩戒还需要把握教育法律法规背后所蕴含的法律精神，主要指道德人文精神[12]。教育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性，而教育的独特性决定了教育法律法规相对于社会法律更具张力。教师对教育法律规范的运用在其职业道德调节下更具活力，促使教育惩戒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向作用，始终围绕“育人”而展开。综上所述，教师的法律素养对自身惩戒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对学生行为养成具有“示范”作用，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教育法律知识，增强对现实中法律现象的敏感度，在实践中提升自身法律能力。通过依法实施教育惩戒，实现对学生违规行为的改善和积极行为的引导，充分展现依法施惩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正义、育人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EB/OL].[2021-03-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EB/OL].[2021-03-29].
[3]劳凯声，余雅风.教育法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0：134.
[4]程莹.教师惩戒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23.
[5]李晓燕.中小学教师法律素养在法治教育中的师表作用及其实现[J].中国教育学刊，2018（03）：7-10+21.
[6]管华.教育惩戒权的法理基础重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03）：16-24.
[7]辛世俊.公民权利意识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102.
[8]秦涛，张旭东.高校教育惩戒权法理依据之反思与修正[J].复旦教育论坛，2019，17（04）：41-47+63.
[9]余雅风，王祈然.教师的法律地位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1）：49-58.
[10]刘明萍，张小虎.论我国教育惩戒权的两极化运行与理性化回归[J].复旦教育论坛，2020（01）：33-38.
[11]刘冬梅，程丽.论教师惩戒权的法律边界[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1）：84-92.
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作者简介：李莉（1964-），女，江西南昌市人，南昌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3－0033－02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1]。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2]。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关键词］义务教育 法律地位 教师流动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012－02
我国是世界上的教育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群体，一直以来我们都说“穷国办大教育”，并且要办公平的教育，要办惠及全国人民的教育，要通过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学上，国家花大力气通过财政拨款在边远山村建立起了很多的小学、中学，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建立起公平的受教育环境。
但是边远的山村、城镇毕竟不像大城市的环境，经济发达，科技进步。近几年，尽管有了国家的扶持与拨款建立起了很多的小学、中学，使得孩子们有明亮的课堂和宽阔的操场，一切硬件设施都达到了标准，但是惟独缺老师，好的老师都走了。老师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没有老师的学校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完全失去了办学校的意义。在边远的山村城镇，因为缺少老师，出现了所谓的“代课教师”。农村的老师留不住，他们都呈现一种单向流动的现象，只流出，不流入。因为这样，农村的老师越来越少。教师的这种流动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也就是本文所想解决的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局限性的问题。
这种现象出现在我国颁布了公务员制度、《教师法》以后。公务员法颁布后明确规定了何为公务员，将教师排除在公务员之外。教师法中明确指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专业性和神圣性。这两者颁布后，教师的地位有了法律依据，教师是专业人员，不是公务员，从而教师具有自由选择权。
而在公务员制度、《教师法》颁布以前，按照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教师职业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与执行国家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调配教师资源，不存在教师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也没有中国农村公共教育制度的危机。
一切的改变都在于公务员制度、《教师法》的颁布。然而《教师法》中所说的专业人员并不是确切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要解决好农村公共教育的危机，就要进一步解决好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问题。
一、我国教师的法律地位
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直接关系到教师的管理问题，关系到由谁调控，是市场还是政府。
（一）对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认识
教师的法律地位就是通过立法确立的教师的职业地位。在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以前，教师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用同一类人事管理制度，因此，教师的法律地位与公务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把原先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即“国家机关中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这一部分人员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问题。1993年我国通过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法律上确立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但“专业人员”一词在词条中的解释为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确切的法律术语，并不能成为法律解释，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
（二）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
义务教育教师法律地位根据《教师法》的解释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但义务教育有不同于非义务教育的地方，我国的义务教育是由国家举办，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所兴办的普及的学校教育。兴办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也是国家公共事务的一项。确切地说兴办义务教育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义务教育提供了公共服务，所以义务教育教师的服务具有国家公益性。从广义的国家公务员的意义上理解，义务教育教师也应是国家公务员，只不过是专业公务员。
二、义务教育教师流动的局限性
农村教师的单向流动严重，只出不进，形成农村师资流失严重，更大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没有得到很好的确定造成的。
（一）义务教育师资存在的现象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农村山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较为落后，由此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教育也形成了一种跟不上的局面。由于经济落后，致使农村的学校留不住老师。尤其是近年来，农村教师流动呈一边倒的局面，只出不进。他们大部分流向城镇的学校，流向重点学校。导致农村师资在数量上的短缺和质量上的下滑。有数据显示，2001年度，山东省农村中学调入专任教师4276人，调出6185人；农村小学调入专任教师13721人，调出18259人。两者合计，2001年度山东省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减少6447人。山东省如此，全国又将如何？
（二）“专业人员”的定位与义务教育教师流动的局限性
山东省乃至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多的文章都有分析，并大部分归结为教师的待遇问题，教师的工作环境、压力问题，教师的自身发展问题等等。客观地看，确实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主要根源。这个问题是伴随着公务员制度和《教师法》出台后产生的。在公务员制度和《教师法》出台以前，按照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教师职业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与执行国家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调配教师资源，不存在教师资源的不均衡发展。
所以，对于教师的定位问题成了解决义务教育教师单向流动的关键。当我们在《教师法》中规定教师为专业人员的时候，也就对教师的自由选择权取消了限制。无论义务教育的教师选择哪所学校就职，都是教师个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安排教师的去向。根据人们大部分都是“经济人”的假设，义务教育的教师会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也就是今天义务教育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
（三）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解决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
当公务员制度与《教师法》颁布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行政上直接干预教师流动的现象，依靠市场调节，使得教师能够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了优胜劣汰，竞争上岗的局面。
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更大问题，义务教育教师能否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摆脱政府干预达到满意的效果。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的情况表明了对义务教育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使之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
一方面，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的公共教育，具有公益性的一面，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和制约，所以义务教育的教师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由国家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不管是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只要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没有消失，何以在具有公益的义务教育上将教师的地位和身份一下子摆脱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脱离了国家控制。
三、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保障教师的合理流动，进而促进教育公平
针对义务教育教师不合理的流动现象，我们也推行了“教师轮岗”和“免费师范生”的政策，这些制度化的政策虽然可以从一方面缓解农村教师数量的短缺和质量的下滑，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向流动问题，并且因为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使得我们这些制度化、政策化的行政干预进行教师资源配置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正在建设法制化国家，一切都需要依法治国。所以在面对我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结构，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需要对义务教育教师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定位和身份。
（一）“教师轮岗”和“免费师范生”政策只能缓解，不能解决
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师资的匮乏，我们制定了“教师轮岗”的制度，本意是良好的，希望将名校教师轮岗到师资薄弱的农村学校，补充农村学校师资，带动学校师资的质量和水平。但是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成了教师换地方，换岗位，上一两年课就走人的走过场，更甚至是为了评优、评先、评职称而报名轮岗的。这样的“教师轮岗”是我们希望的吗？
再说“免费师范生”这一政策，就是鼓励刚毕业的师范生能够到农村去，补充农村的师资短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在教学上，他们是缺乏经验的新人，也需要跟随老教师的指导，不断学习积累教学经验。如果我们单纯地依靠免费师范生，无疑是将薄弱的师资配置到薄弱的农村教育中去，根本无法解决农村薄弱的教育。
（二）合理的教师地位和身份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对于如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师资匮乏，教师不合理流动的现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教师的法律身份主要有以下的几种类型：一是教师是公务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公立中小学教师都是国家、地方公务员，由国家税收支付工资，并由国家统一调配。二是公立中小学教师是公务雇员，以英、美为代表。三是教师虽不是公务员，但享有公法地位。四是教师是私人雇员。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以及教育领域内目前出现的情况，将义务教育教师归为公务雇员的身份，有利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公务雇员兼具公务员和雇员的特征，一方面，教师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任用，执行国家法律规定的教育公务，另一方面，教师和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约定除教育教学等国家立法规定之外的工作条件。通过对义务教育教师公务雇员法律身份的确定，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师资匮乏，教育发展城乡不平衡的局面。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对管理下的人事关系进行调动，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弥补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不合理流动的问题。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所说的，“要实现教育公平，就要实现教师资源合理分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合理配置更是重中之重。为了鼓励优秀教师服务农村贫困地区，必须把中小学教师转变为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一样的公务人员。同时结合教师本身的专业特点，将中小学教师定位为公务雇员这样的身份是最为合适的。
【参考文献】
[1]陈丽君.对教师职业的法律地位探讨[J].考试周刊,2009年,第51期.
[2]劳凯声,蔡金花.教师法律地位的历史沿革及改革走向[J].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9月.
[3]朱海文,邓霞.论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J].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第23卷,第2期.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和实施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好坏，也关系到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抓好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尤为重要。教师进修培训权是教师提高业务技能和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律赋予教师的一项权利。目前，在我国教师进修培训的过程中，学校与教师之间存在进修培训权的纠纷，由于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学校与教师关于进修培训权矛盾进一步激化，为此，教师应该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保障教师进修培训权利的实现。
一、学校与教师进修培训权纠纷的基本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在第二章教师的权利与义务第七条第六款中规定了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又在第八条第六款中规定了教师有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的义务，也就是说教师参加进修培训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然而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学校未履行应尽的义务导致教师进修培训权受到损害，因为学校作为教师进修培训的主要义务主体，学校与教师之间具有行政属性的管理关系，使得学校在管理教师过程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当这种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与制约时，就会导致滥用而侵犯教师的合法权益，因而教师参加进修培训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教师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案例一］陈某是某中学二级教师，参加工作十多年来从没有参加过进修培训。1998年9月，学校有教师进修培训的机会，因此陈某提出了参加进修培训的请求，学校以没有人替他上课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请求。陈某认为校长是在故意和自己作对，因而与学校发生矛盾，陈某经常缺课。从该案例看，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能否参加进修培训的问题。校方认为，由于学校课程的设置，陈某需要按时上课，而且没有其他老师替他代课，所以陈某没有时间参加教师进修培训;陈某认为，工作这么长时间，没参加过进修培训，这次应该有权利申请参加进修培训。因此双方产生争执，各执一词。诸如此类教师进修培训权得不到保障的例子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在实践中教师参加进修培训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教师对该项权利的行使，因此教师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现有阶段解决纠纷的主要法律途径及其存在的不足
教师要有权利意识，进修培训权是法律赋予教师的一项法定权利，教师只有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参加进修培训，依法要求义务人履行法定义务，当权利受到损害时积极维护自身权利，法定权利才能转化为现实权利。我国现有阶段对教师进修培训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主要法律救济途径为教师申诉、教育行政复议和教育行政诉讼。
(一)教师申诉
教师申诉制度是指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1］23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了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也就是说教师进修培训权是法律赋予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教师有权在其进修培训权受到侵犯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从目前《教师法》、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来看都确立了教师申诉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当教师权益受到侵害时，教师向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教师申诉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1．申诉受理部门不明确。《教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规定中没有说明教育行政部门、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具体是哪个部门，这说明教育行政部门和人民政府没有专门的教师申诉机构，因而也就没有专门审理人员。这表明我国教师申诉机构设置界限模糊，受理部门不明确，缺乏权力和威望，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申诉会因部门推诿而被搁置拖延，导致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教师的进修培训权因而得不到及时保障，教师权益也就难免受到损害。2．申诉制度程序缺失。《教师法》虽然在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程序、救济方面作了规定，但在教师申诉制度程序方面仍不完善，如说明理由、回避、听证等程序规范，尤为重要的是说明理由制度的缺失成为申诉处理程序的重大瑕疵，申诉部门对作出处理决定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与法律法规往往不作详尽说明，这就导致教师进修培训权受到侵害时教师提出申诉，申诉部门不能公正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纠纷。3．申诉制度救济渠道封闭。《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然而《教师法》中并没有规定教师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在实践中，如果申诉机关对此案不受理、或者逾期没有答复、或者教师不服申诉处理，能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这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教师申诉复核在实践中形同虚设，难以取得积极的救济效果，教师进修培训权也就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教育行政复议
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指教育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障其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定程序复查并作出决定的法律制度。教育行政复议是一项重要的救济制度，同时也是教育行政系统内部重要的监督和纠错机制，由于是利用教育行政体系上下级领导监督关系来解决纠纷，因而十分有利于复议决定的落实，再者行政复议不收取任何费用，对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教师而言，无疑是最佳的救济途径。然而由于复议是上下级领导关系，行政复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在:1．行政复议缺乏公开性。由于教育行政复议太过强调书面审查方式，忽略应有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因此当教师与学校发生进修培训权纠纷时教师没有办法享受到辩论、质证等权利，因而最终影响行政复议应有的权威性与公正性。2．行政复议缺乏独立性。我国教育行政复议机构是由教育行政机关直接控制，因此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免、财政补贴等等方面都受到教育行政机关的影响，在复议案件之时难免会受到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影响，会出现教育行政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先报上级教育行政机关然后再做处理，因此当出现争议后再经复议显然意义不大，无法确保复议过程公正、独立，因此当学校与教师发生进修培训权纠纷，复议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教师作用并不是很大。
(三)教育行政诉讼
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是指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或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予以法律救济，人民法院对教育行政机关或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维护和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矫正或者撤销违法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以保护的活动。［1］251与教师申诉、教育行政复议等其他教育行政救济制度相比，教育行政诉讼属于司法救济，前两者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体现了行政的自我监督、自我纠正的性能，其以“在确保行政效能的前提下寻求公正”为价值追求，而教育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属于外部监督，其以公正为首要价值。因此教育行政诉讼是对教育行政最为有力的监督，更由于法院的地位最为超脱，其对相对人的保护程度最高。此外，教育行政诉讼的法制化密度最高，其程序设置最为严格，其裁决最具权威性，教育行政诉讼是解决教育行政争议最重要的环节。［2］207－208教育行政诉讼是教育行政纠纷解决的最后保障，也是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屏障。从我国现状来看，教育行政制度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主要由于:1．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宪法诉讼是指以宪法为诉讼裁判依据的一种诉讼形式，即指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使用宪法来作出判断。宪法诉讼制度是公民直接援引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保障自己权利的最终救济途径。由于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宪法监督便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手段，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若运用部门法无法解决时公民将投诉无门。也就是说，当教师进修培训权受到侵害时，由于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导致教师诉讼无门。2．缺乏专门的审理机构。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教育行政纠纷日益繁多，但是现实却没有专门审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机构，对于教育纠纷现在大多数也是由法院直接审理，然而法官对教育专业化缺乏深度认识，难免会导致差错影响案件的公正性。因此教育法庭的设立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现有阶段的法律机制，保障教师进修培训权利的实现
由于我国现有阶段解决学校与教师进修培训权纠纷法律机制的不健全，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而亟待将法律机制规范与完善，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有效性。本文在对现实中的各种救济途径存在的缺陷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以期建立和完善学校与教师进修培训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一)教师申诉制度的完善
1．设立处理教师申诉的专门部门。处理教师申诉案件应该设立专门受理部门，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申诉委员会，申诉案件由申诉委员会的人员独立处理，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应该在组织和运行上确保申诉委员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切实保障教师权益免受侵害。2．教师申诉制度程序的完善。随着社会法制化的要求和案件日趋复杂，想要提高教师申诉案件处理的时效性，应该在原有立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申诉制度的程序:第一，教师认为学校的具体行为侵犯其进修培训权利，应该在学校作出具体行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教育行政机关申诉委员会在接到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果并告知申诉人，申诉人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逾期应向申诉委员会说明理由，请求申诉委员会许可。第二，申诉委员会对申诉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不管是否受理都应向申诉人送达通知书。第三，申诉委员会在处理案件时应利用说明理由、听证制度、回避制度等，并进一步明确这些程序的基本内容。3．教师申诉后救济渠道的完善。《教师法》中有教师申诉制度，这说明了立法者对教师权益的关注，同时也说明了教师申诉权利有其存在的必要。为了教师权益免受侵害，申诉不应该是唯一的和最终的救济途径，应该有完善的救济制度，正确把握申诉制度、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关系，建立完善的教师申诉救济渠道，确保教师申诉权利落到实处。
(二)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1．教育行政复议应具有其独立性。由于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直接受行政复议机关领导，因此在经费和人员安排上也受其制约，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很难公正和公平。如果在行政复议机关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使其承担案件的复议，并作出裁决，行政复议委员会由同级人大常委会规定组织机构、成员任期、身份保障等，使其保持独立性，行政复议委员会独立审理教育行政纠纷案件，无须请示行政机关，只有坚持独立和公正才可能树立行政复议的权威和公正。2．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因为教育行政复议是上级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监督，因而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审理程序实行一级复议。但相对复议来说的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所做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审理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和开庭审理。可以看出，行政复议是更为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因而当教师权利受到侵犯时，把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在教育行政系统内部使纠纷得到解决，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更为有效和全面。
我国《教育法》总则第6条规定，国家对受教育者进行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同时第43条又规定，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及学校的管理制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第五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中小学生中进行法律意识教育是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意识的起点，也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常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2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容
小学法制教育主要是使小学生初步了解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防拐骗、防猥亵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逐步培养其分辩是非、防侵害的能力，使其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观念，不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相对于中学已长大些的孩子要告诉一些防诈骗、防讹诈的知识；再大些的孩子要告诉他学会克制自己、避免冲动、被别人利用诱发恶性事件等方面的问题，让孩子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能为。当然，告诉孩子这些时，最好以平常说话或讲故事的方式，循循诱导，绝不要夸大事实，危言耸听。中小学法制教育主要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教育，使其了解法的作用和我国法治的原则，树立宪法权威和观念，树立依法享有公民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的观念。同时使他们懂得民主既受法律的保障，又受法律的制约，行使民利不可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要享受法律许可的自由。公民应依法办事，违法必须受到追究、制裁，从而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社会责任感。
3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途径
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构成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相互配合，协调进行。这里仅从学校、家庭、社会和学生个人的角度探讨一下具体途径。学校是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最重要场所。学校应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将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生活实际，通过开设专门的法制教育课程，组织和举办展览会、报告会、演讲会、法制教育讲座等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使其掌握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内容：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自觉地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从而成为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学习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更大，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家长的言行举止都起到示范作用。所以，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更应依法履行对子女的教育和监护职责，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德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子女，引导子女进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子女不良行为的发生。同时，应经常主动与学校取得联系，不断沟通交流，配合学校共同加强对子女的法制教育工作。社会各界应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洁净的氛围和空间，教育、文化、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应切实依法履行各自的管理、检查、监督和教育保护的职能，对于侵犯中小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和有害他们健康成长的社会现象，应依法坚决予以打击。中小学生应从我做起，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做到知法懂法，并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首先，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从点滴小事做起，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自身良好思想品德的培养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其次，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