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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民族文化多样性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作者简介：吴惠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卢遂茂，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2003级学生，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82―04
今天所说的西部，是一个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分布的综合性概念，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个自治州：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P2)。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朝鲜、黎、畲、赫哲和高山等9个少数民族外，其他的46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部，西部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2(P3)，46个民族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使西部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一)多民族造就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国西部共有46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占西部总人口的30％。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依据自己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积累，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交错并立的共生地带。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仍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古朴原始的遗址、蜿蜒起伏的长城、雄伟恢弘的王都、苍凉浑厚的城址、绚丽多姿的庙宇、巍峨壮观的建筑、精美绝伦的石窟、瑰丽神秘的墓葬、古拙粗犷的岩画、浑然天成的彩陶；尤其是异彩纷呈的民族节日、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鸿篇巨制的民族史诗、轻曼刚健的民族歌舞、色泽艳丽的民族绘画、独特的民间戏剧、丰富的民间文学、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民俗文化等。
(二)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的地域使民族共同体产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地域也是民族自我意识和风俗习惯形成的自然前提。因此，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该地区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南北两个亚区。西北亚区深处欧亚大陆腹地，地貌多为沙漠、戈壁，其中间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绿洲、河谷，气候干旱。西南亚区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组成，高原上横亘着多列山脉，山脉间有大大小小的河流，广泛分布着高山草原、高山草甸、河谷平坝；除了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等气候外，尚有典型的立体性气候。西部各少数民族根据特殊的自然条件，采取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并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下面，我们以云南地区为例，研究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大部分分属横断山脉的延伸，山脉的河流纵列，相间分布，地势起伏大，形成复杂的地理环境。云南地区各民族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居各处，其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如居住在山区的苗、瑶、布郎、拉祜等民族多从事山区旱地农业；同样居住在半山的哈尼族又从事山区高田稻作农业，并形成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梯田文化。居住在河谷、平坎的白族、壮族、部分彝族、布依族等从事稻作农业；藏族等民族既从事牧业，又有小面积的草原农业。云南各民族采取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去适应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并不断调整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食、建筑、服饰、节庆、人生礼仪、等人文景观，丰富了云南文化的内容。如纳西族“东巴文化”、白族“建筑文化”、彝族“火文化”、哈尼族“梯田文化”等等。
(三)民族文化多样性是西部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结果。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民族经过迁徙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不同民族间的双向互动、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的过程。西部地区每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下面，我们对甘宁青地区的文化形成过程作一探究。甘宁青地区属于山地高原区，正好处于我国最大高原――黄土高原，最高高原――青藏高原和最干旱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边缘和交汇地带。甘宁青地区一直是我国古代农牧民族频繁迁徙的主要场所。多路径、多方式的民族人口的迁徙、移动，使大部分民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长期的交错杂居，致使各民族间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来往，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当然，这中间既包括自然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无强制手段的民族融合，也包括统治者实行的强迫性的、灌输式的民族同化。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传统文化积淀较少、人口规模小、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高的民族，其融合速度快一些；而传统文化积淀较多、人口规模大、人口中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低的民族，比较容易保持其民族特性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凝聚力，其融合速度相对缓慢。这样，原来的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并存，其文化特征更显多样性。
(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帮助其发展，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健康繁荣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并且举全国之力收集编纂民族文艺志书等，在整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编纂了多部民族文化志，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得到保存和推广，各种民族节日也更加流行，更具特色。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并动员各种力量抢救、保护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以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民族古籍文化的管理工作等。同时，国家还培养了一批由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工作研究队伍，从事研究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保护和弘扬，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为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状
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日益发展，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他们在传统的原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利用先进文化技术来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再加上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使西部不仅民族文化多样性得到保持和发展，也丰富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
(一)传统多样的民族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经济重点向西转移，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孕育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生成环境也随之变化，这意味着这种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民族文化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庸俗化，各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被同化以及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退化的危险。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影响。现今，西部很多地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和农村建筑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或拆毁；现代化设施建设以占用毁坏古迹遗址为代价；不法分子以兜售文物为生；地区以开发民族特色旅游景区为名对传统的文化景点等进行改装。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一些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等原因，一些民族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以致无法进行辨认。
(三)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工业型社会。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被作为经济利益的工具，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西部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既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要保持多样性的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发展，以致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在现代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道路依然在探索中发展。
三、保持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西部乃至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保持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加强西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我们可以在西部地区开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使西部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高度重视并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除了采用大张旗鼓的宣传手段外，营造有利于保护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主体应该是西部各民族群众，因此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应重视西部各民族群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民族语言教学、民间技艺传习、民族历史文化讲授等多种渠道，加深西部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和激发各民族群众自发保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进实施文化保护的行动效果。我们也可以利用传统师徒相授、现代学校教育或传统教学和现代教育结合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培养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才，以实行文化项目的活态保护。我们还可以通过办培训班、鼓励在职自学和脱产进修等方法，努力培养和扩大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队伍。总之，我们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手段，使教育成为西部地区保持、扩大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制度。
(二)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要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立法是关键。建国以来，国家和各地政府曾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多侧重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物方面，而民族器物和大部分的民俗类文化资源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规定。需要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与法规。另外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区一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地方政府的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在这方面，西部各级政府必须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以下机制：
1.建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保障机制。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首先要解决民族文化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要加大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才能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得以真正落实。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内容包括经费划拨、机构设置、人员组织、项目确立、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设置，以及奖励和惩处措施等。
2.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机制。普查和专项调查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收集。西部各地区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制度化、规范化。
3.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卓有成效，必须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对濒危文化遗产，应该重点予以扶持。对于濒临失传的民间绝技，政府一方面要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另一方面给予民间艺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传艺。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国家采取重点扶持政策。建议对一些既无历史、又无文化的名城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摘帽制，每两年检查一次，对保护不力、名存实亡的各级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机制。西部地区风景迷人，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至今还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对西部文化遗产进行修复保护，划定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护区。基本要点是维持少数民族文化赖以产生、传播和传承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生态环境，提供相对稳定的局部生存发展条件，维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干扰破坏，以此恢复和增强其自身再生机制，尽可能延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周期。同时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创办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传习馆，切实搞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
(三)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在社会中失去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实践也证明，许多文化事象之所以消失、文化资源之所以枯竭，与其长期闲置、利用不够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用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要实现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必须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在利用中实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多方面被利用。经济方面，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成为一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开发旅游，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使各族人民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开发保护民族文化，这是可行的。这种开发应突出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杂居，共建家园，形成了西部地区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挖掘、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产业化的基础与前提，文化产业化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逐渐过渡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从而使文化变成一项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习惯于让文化成为商品的附属，过去西部并不看好文化的经济意义，认为文化就是花钱的，就是向政府要钱的，所以特别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西部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改变这种观念：文化不但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在更高的层次上，文化完全可以唱主角，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云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独具特色，取得的成绩与影响是公认的，近年来，云南省通过不断的努力，打造出《云南映象》及姐妹篇《香巴拉映象》等在场文化，通过舞台形式，为保护云南的文化多样性，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将云南这种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创作与全力发展民族文化产品的实践道路，概括为“党政领导，战略布局；职能部门，统一运作；专家论证，观念突破；科学决策，试点先行；群众参与，保持特色；市场运作，机制创新；立足本土，拓展海外；文化兴邦，产业富民”3。广西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无论是已打响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还是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开发，以及《妈勒访天边》等一些文化艺术精品的打造，都凸现了广西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应立足于西部的基本区情，立足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出路。这不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也能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建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单纯的保护观，是一种保留、传承、发展观。
当然，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这一工程的伟大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其整体性，防止片面性、局限性。既要追求经济的增长，又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面对西部丰富的民族文化，我们需要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发挥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特色优势，实现西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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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多样性；世界格局；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上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回顾人类文明史，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拥有的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共识。
1.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现代许多国家民族都大力保护民族文化，培养统一的民族文化意识、民族文化自豪感，以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1.1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精神纽带。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化，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和独特文化气质。是该民族在发生和发展中所有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多层面的完整复合体；是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创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道德习俗的历史积淀和知识系统；代表了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趋向，铸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精神纽带。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民族精神，强化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1.2民族文化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是一个国家、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后续力量，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民族文化在未来的国家发展中又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民族文化产业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可持续地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所以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护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
1.3民族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族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这个民族步入文明、发展文明的特殊路径。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文化软实力，对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发生起着深刻的影响。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能在国际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纵横驰骋的国家，历来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具的国家。而现实经验表明，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2.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对抗文化霸权主义
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和综合国力的优势，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从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全面输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秩序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体制和规则的扩大和延伸，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色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是一种压力，是对传统民族特性的冲击。面对西方经济霸权、政治强权和强势文化的刺激，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以民族主义来抵抗，特别是中、小国家由于受到自身实力所限，不能借助某种国际机制来抗拒这种压力，民族主义便成为唯一有力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文化之间的竞争具有了战略意义。
2.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经济、政治等综合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文化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关于全球政治的一个共同认可的假设是谁赢得文化，谁就将赢得世界。也就是说，谁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在全球赢得更多人的认可，谁将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因此，推广传播各自的文化成为当代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战略目标。
2.2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民族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权利的分布。19世纪以西方殖民主义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利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利的日益增长，却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那些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正在自我伸张。
3.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减弱民族冲突
伴随着日益紧密的国际、族际交往，关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减弱文化民族主义冲突的有效途径。当今世界上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都与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关。由于认同所造成的异差而产生的民族、种族、文化上的歧视、纷争与冲突比比皆是，其中很多国家及地区发生地缘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等不安定因素大都可以从政治文化或政治亚文化的变异上找到原因。这些冲突往往或者是由权力观念、、民族特质的狭隘利己性、排他性所引发的，或者是由于存在着对其他文化不平等的态度而导致的。正因为当今时代此起彼伏的国际地缘冲突和动乱事件中，常常显现文化的动因、文化的矛盾，所以，人们认为当今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入了“文化的时代”，而关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则是减弱民族冲突的有效途径。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别的优长之处，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成果。文化繁荣更需要宽容、兼容、包容。如果世界文化趋于一元化，人类文化繁荣就无从谈起。因而，尊重和保存不同民族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是认识与尊重文化多样性。而尊重文化多样性，就要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文化能趋同，文化亦可立异。这既需要各民族在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更需要理性地面对其它文明。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各国各民族必须要遵循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多样并存，共同繁荣。
4.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重新配置世界格局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者说规模有限。大约自公元1500年始，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征服、殖民，决定性地影响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与一个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巨变，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
冷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亨廷顿指出，从此“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认同于部落、种族、宗教、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这是因为：首先，冷战的结束使民族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主宰国际秩序的局面，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独立和，使其有可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使一些民族摆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在此时获得了释放的机遇，因为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被两极对峙的需要所压制。其次，冷战的结束，使民族主义对国际战略力量的配置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依据共同的历史传统结成联盟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那种用意识形态来组织联盟的方式结束后，政治集团的形成主要寻求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那些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的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他们的利益，寻求反映他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这一政治需求刺激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 云南民族文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的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一个省份，少数民族达25个。云南这块神秘的土地，它独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十分广博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涵，保护和开发这些民族文化，对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民族文化与植物
云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使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仅把植物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赋予植物不同的文化内涵，使植物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人们除了利用植物为人类生存与生活服务外，还人为地赋予植物许多来自人类自身思维活动的文化内涵，使植物成了文化的载体，这样的一些植物，称为文化植物。云南文化植物的形成与云南的区位、宗教文化、开发历史和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长期以来，居住在云南的26个民族，根据各自所处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云南原始的宗教和文化，在原始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创建和积累了许多与植物相关的精神和文化产品，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和鲜为人知的云南民族文化植物。云南的文化植物具有文化植物的多样性、文化植物起源的古老性 、文化植物区系组成的复杂性、文化植物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特征。
二、云南民族文化与动物
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把有的鸟类视为“神鸟”。如傣族把孔雀敬为“柳鸟”，从不猎杀，并养在寺庙中，作为观赏，加以保护。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普遍有跳孔雀舞的习俗，意为赞赏其美丽，博取人人爱护。阿昌族把美丽的白腹锦鸡视为“市鸟”，在山上拣到羽毛，姑娘们将它作为头饰，以示娇艳。白族、傣族和山区的汉族，也把鹤作为“神鸟”加以保护。
在少数民族的观念中，蝴蝶是美的象征，也是美好生活的征兆。蝴蝶以其特殊美的魅力，而从纯粹的自然界，迁飞入人文化了的自然中。这种人类文化的演变，在少数民族的服饰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如云南的彝族、苗族、白族、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中，一些直接描摹的蝴蝶图案频繁出现。在全身上下，帽饰、衣饰、腰饰、裙裤、鞋子上，都没有出现过蝴蝶的形象。苗族的蜡染、白族的扎染、彝族的挑花、傣族的织绵，蝴蝶图案屡见不鲜。在云南，无论是生活在高山或是水边，山居还是坝居的少数民族，无一例外地都喜爱蝴蝶，并以之作为服饰图案的组成部分。五彩缤纷的云南生态环境启发了人们服饰构形的想象力和色彩想象力。
不仅少数民族如此。蝴蝶也早在汉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甲骨文中的象形绘画是丰富而多样的，从太空中的日月星晨，到地面上的草、木、虫、蝶、鸟、兽、鱼和水土田畴、阴阳雨雾等等，都依类象形，一望而能辨别。庄周梦蝶中“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舆”的慨叹，哲理深奥，也引发一场“人生如梦”、“物是人非”的争论直至如今。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艺术意义上的主客体相互移情，更道出了艺术的真谛，与少数民族图案服饰所隐含的深层意义异曲同工。宋代诗人谢逸所写的诗句“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流传千古，把蝴蝶的飘逸风姿写得出神入化。此外，哀艳缠绵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终以男女主人翁为爱情献身，化蝶飞升为结局，留给人们无穷的想象。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处于大自然中的人，把自己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活动使自身的生态环境得到更充分的改善。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和劳动，使生物多样性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文化的烙印，大大丰富了美丽的自然界。
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有机交融，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画卷。无论是图腾崇拜的传统文化，还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俗，对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都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然而，云南各民族文化中，也存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内容，如狩猎习俗。在森林和野生动物日益减少的今天，过度捕猎必然会导致某些动物的减少甚至绝灭。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木柴做饭和取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一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如傣族，乃至于汉族对神山、水源山的禁忌，哈尼族保护森林以培育风水等等，正在被主流文化所淹没，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各民族文化中许多优秀传统，也将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而消失，这种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保护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分，不但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有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弘扬各民族文化，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首先要加强各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其次，各地文化部门应大力发掘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有利于当地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传统文化；再次，逐步改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伐木做饭取暖的生活方式等。近年来，昆明动物研究所配合林业管理部门，对全省中、小学教师和各族民众进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宣传和教育，培训林业管理干部，提高了民众对野生动植物物种的识别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林业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大大地扼制了盗卖野生动植物的不法行为，使云南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参考文献：
[1]陈灵芝: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护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1－20
【关键词】缅族 同一语系 不同语族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1-0015-02
一、缅族概况
缅甸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0多个民族(1983年缅甸政府公布缅甸8大主要民族外,还有其支系,总共有135个民族),主要民族有:缅甸族、掸族、克伦族、若开族、克钦族、钦族、孟族(亦译“汶族”)、克耶族等8大民族。缅甸族人数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缅甸语是缅甸族的母语。1948年缅甸联邦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后,新宪法规定缅甸语为缅甸联邦的通用语。现在使用缅甸语言的人口约5400万左右。
二、缅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渊源
1.缅民族与汉藏语系的关系
汉藏语系,也称为“藏汉语系”,包括汉语和壮侗、藏缅、苗瑶三个语族。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语系之一。而缅甸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族缅甸语支,由于使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又有极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在汉藏语系语言中除了汉语、藏语外,缅甸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对研究汉藏语系诸语言和汉语的历史,以及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为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奠定了基础。
2.从缅语发展与变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缅甸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个重要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约有2500万。其中可以看到,缅甸语言在近一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随着对缅甸语历史演变的不断研究,不仅发现了缅甸语言本身发展的规律,也为研究亲属语言的同源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有力依据,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策略研究水平的提升。
(1)语音变化:①辅音韵尾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经过对缅甸语中的辅音韵尾变化的研究,发现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变化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与汉语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变化规律极为相似;②“弱化”是另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与汉语中的轻声有很多相似之处。汉语的轻声是:说话的时候,前字音又长又重,并带出后字音,后字音又短又轻,简单说就是短平快,很轻、很短,如汉语“子、头”等后缀词和“了、着、的”等虚词都读轻声;还有些双音节词的第二个字也读轻声,如“地方”和“大夫”两个词中的“方”和“夫”都读轻声。而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除少数送气音外,其他辅音做声母时一般都变浊,实际音高变弱;而绝大部分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只要是弱化音节,无论韵母是单元音或复元音,一律变成央元音[ə];也都变成轻声。
(2)声调变化:缅甸语通过声调的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这是一种形态变化。我们可知,缅甸语的有表达语法关系、改变词性、语言的补偿、区别词义和词义强弱,以及事物的程度的作用。当然,声调主要的作用还是区别词义,这与汉语相似。
(3)词类变化:①缅甸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基本词多为单音节词,由词首辅音或辅音丛加上一个单元音或双元音构成。主要的构词方式是附加(包括前缀、后缀)、插入、重叠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改变词性和词义;②人称代词有男用和女用、尊称和卑称之分。其中缅甸语代词中的疑问代词,在句子中必须与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搭配使用,如果没有后面的语气助词,就不能单独表示疑问,这与汉语的疑问代词不同。而疑问代词与表示疑问的句尾助词结合后,有时并不表示疑问,而是表示强调作用,这又与汉语相同;③量词与汉语量词相似,数量很多,往往应用事物的形状、物体的形象、事物的名词或以容器的名称来作量词,但数词和量词的结合方式却不相同,如汉语中说“一亿”,而缅甸语中习惯说“十个千万”或说“一百个百万”。另外,量词分为动量词和名量词,在缅甸语中动量词较少,如叹了口气、白了一眼、拉一把、砍一刀等中的量词。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动量词,而在缅甸语中却用同一个动量词“tɕhε?”。还有就是月份的名称、公历借用英文,而缅历却有单独的月份名称来表示,一星期的每一天也都有固有的名称,不像汉语中那样月份和星期用基数词来表示;④助词是藏缅语族中最有特色的词,也是缅甸语中极为重要的词。在缅甸语中助词,本身既没有实在的意义,又不能独立存在,总是跟在其他词或词组后,在句子中起着句子成分作用,属于虚词。在每个句子中都有一个识别标志,就是“助词”。这样就容易确定其前面的词或词组在句子中的地位或所起的语法作用,也就知道说话人所表达的语气。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助词来确定句子的成分,使得缅甸语就不像汉语那样需要特别强调词序的重要。
(4)句子变化: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句子中各成份之间的各种语法关系和感彩主要通过助词来表现,如汉语“我吃饭”,缅甸语“我(主语助词)饭(宾语助词,往往省略)吃(谓语助词)”;或“饭(宾语助词)我(主语助词,常省略)吃(谓语助词)”;这些方面有些和汉语相似,也有不相同的方面,如但相比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两者之间却是有着相同和相近之处。
3.缅语所体现的文化
(1)同源文化。在藏缅语族的各种语言中,我们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语言有着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还包括具有许多同源词,以及共同的语法规律和体系。如我,缅甸语ŋa,藏语ŋa,白语ŋo;死,缅甸语fiɕi,藏语ɕi,白语ɕi等。可以知道,缅甸语中不仅有许多藏缅语族中的同源词,而且在语音的变化规律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2)亲属文化。从缅甸语的语音发展规律和汉藏语系有关语言,发现了古汉语中复辅音的存在,正是利用了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进而研究了汉语本身的发展,使得汉语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3)词语文化。我们从语言谱系可知,缅民族的起源是源于中国,而缅甸文字的起源却受到印度古文的影响。因此,缅甸的语言和文字,正好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如“du”,缅文词义是“筷子”,但是,这不是缅甸词,因为缅甸人吃饭时不用筷子,习惯用手抓饭,用勺舀汤。很明显,“筷子”一词借用了汉语,这也可以看到中缅两国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再如“paq?phɔ,”“胞波”一词,缅文原义是“同胞兄弟”,但由于中缅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从种族上又有血缘关系,因此缅甸人专门将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胞波”。
三、缅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
1.汉缅民族成语对比
成语不仅是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现象,还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更是各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精神产物。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感情、思维方法、生活和风俗习惯等,也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融合。如汉民族成语井底之蛙,缅民族成语nə khwε?thε:kapha:(牛蹄印里面的青蛙);汉民族口念佛手作孽,缅民族pa:sa?aphəja: phəja:lε?a/ ka:ja: ka:ja:(口佛佛手胡作非为)等,从词的组成和成语,以及句子的寓意,我们可知,缅民族除了借用了汉民族语言,还因中缅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条件和环境,所以两个民族的成语和句子是如此相同。
2.汉缅民族称谓对比
缅民族的姓名和许多国家的习惯不一样,只有名字没有姓。我们可以从缅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婚姻制度等发现,缅甸的母系社会的影响很深,缅民族不像我们,特别强调宗族关系。如汉民族女姓一旦嫁到男方家,就没有了自己的姓名,只能跟男方的姓,而在缅民族就没有这种夫权思想,因为缅民族并不强调宗族、传宗接代等的思想,男女比较平等,况且男权之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也不像我们那样严重。
3.汉缅民族人称对比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同样长期受封建社会统治的汉民族和缅民族来说,这种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人称代词上,尤其是表示第一人称的词很多。如汉民族“奴才”,是一种谦称,而在缅民族是从完全符合其身份的人自称的词,到变成了自己的谦称,即使是作为统治阶层的人,为了表示谦虚也可用此词。这与汉民族有着相同之处。
四、结 论
通过同在汉藏语系下,汉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之间诸多相同处,充分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背景,从三者在语言文化、历史渊源、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对比,以缅民族为主体,分析和研究了在同源性和差异性上的相异点,挖掘和发现在云南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优势条件,积极应用有效的教学策略。最终,能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水平、教学实验、学科建设、文献研究的提升,也为云南省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汪大年.缅甸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 民族民间文化 文化生成环境 文化自觉 文化多样性
民族民间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又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保护和传承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在现代化程度日益强烈、范围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对全世界日益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关照，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灾难”的深刻反思。所以，在社会文化变迁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尊重与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各族人民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关键是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成环境
要保护和传承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关键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有好的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成环境。要保护好民俗这块土壤，必须让民众从民俗活动中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快乐和乡情亲情，让他们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的文化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有了这一点，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都会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东南27公里的苗岭腹地有个美丽的村寨——郎德苗寨。这个村寨和周围的一些寨子都保持着非常浓郁的本地传统的民俗文化，其中很多民俗活动都离不开鬼司，他们至今仍沿袭着传统的祭白虎神（自然神）的仪式。传说白虎神给了他们这片土地和吃的粮食，寨民们许诺要世世代代年年供奉白虎以保平安和丰饶。本寨的鬼司经常在一些丧葬、取名、结婚、占卜、建房等活动中被邀请去寨民家中做法事。
笔者曾经见过朗德苗寨的鬼司主持的祭白虎神的仪式。这种仪式通常在某人或某家有了什么灾难时进行，鬼司如果认定是因为触犯了白虎神，便会举行仪式，用供品向白虎神告罪。在这个过程中，鬼司会不断的念密语，意思是与白虎商量、讲道理，让白虎神帮助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毁坏。鬼司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培养的，除了要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感知力，还要具有身心的超敏感能力，村寨的人对寨子的鬼司都很敬重，参加这个仪式的人都很虔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场景。
现在很多比较原始的地区还沿袭着这种祭祀的活动，如果用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去解读这种文化，朗德苗寨的鬼司肯定会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化的宣扬者，祭祀活动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的糟粕，这样的活动肯定是要予以破除的。然而，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化事相，苗寨寨民的日常生活意义都深刻的根植于这种祭祀仪式之中，一个简单的仪式蕴涵着苗寨人对天地人神的理解和认知，也是解决个体和家族之间矛盾纠纷复杂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不夸张的说，这种被现代人视为荒谬的仪式，正是维系着苗族人千百年来繁荣有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朗德苗寨的日常生活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祭祀仪式渐渐消失，那么其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逐渐丧失了。所以，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要保证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土壤和载体，各种民俗一旦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和主流文化所同化，那么人们也就不再会有这样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需求了。
一种文化的生成环境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一种民俗活动也会随着社会的、文化的变迁而产生变异。政府、媒体、以及权威机构的评价和态度是影响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会促成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文化传人就有了显身手的空间和发展传承的条件，反过来，民间文化生成的土壤也自然有了富足的养料，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关键是强化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先生提出来的，先生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
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地处黔东南州雷山县，被誉为“苗族民族文化艺术馆”，是苗族文化历史研究的“活化石”。西江苗寨的寨民们也曾经受到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纷纷拆掉自家传统的土木干栏式建筑，而改建成砖瓦水泥房，寨民们认为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才是好生活的体现。政府部门还曾经计划“改田造景”，把大片的梯田改造成庭院楼阁等颇为现代化小高层建筑景观，把中原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移植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让西部落后地区共享中原经济发展地区的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在很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严肃考据和强烈建议下，政府及时调整了改造方案，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需要，避免了破坏性建设导致的文化灾难。“新西江改造”充分考虑到寨民的生活需要，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了苗族文化的生命力，很多外出打工的苗寨青年纷纷返乡建设村寨，原来很多苗寨青年都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都不愿学习手工刺绣、蜡染和苗歌等传统艺术文化，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可以供养他们的生活手段时，日渐消亡的苗族文化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生机，现在的西江千户苗寨已经成为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一张王牌。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是否要强调文化的本真性。无论是官方机构、大众传媒还是民俗学者，大都把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来强调。事实上，这样的倡导是违背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民俗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不同的时空下，传统民俗文化总会发生变化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传。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苗寨13年一次的苗年祭祖仪式，从最初只是自己村寨的一个内部活动演变到现在，已经成为由政府主办，有众多民众和媒体参观的一个大型表演活动。这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对本真性和原生态的过分宣传和渲染，造成的大众对民族文化原生态的盲目追求所导致的。笔者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缘文化的过度追捧主要是出于一种务实的策略，它实际上变成了多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共同参与、共谋利益的一项运动。
三、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确认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和文化之间，美德和美德之间如果要想去除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独断性和单一性，可以借助一种“想象力的洞见”，理解的“进入”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正是“人之为人的东西”使得这种自由选择和沟通成为可能。在不同的文化和冲突的价值体系之中自由选择是“进入”对方的前提，而理解和沟通承认了各种价值存在具备同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使得我们可以，从多元的比较中，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差异和个性并不一定构成我们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一系列评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拢聚着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文化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既有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共性，又有每一个民族的个性。
价值观是不能强加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前提是尊重传承文化的主体价值，而不是以客体的价值尺度去强加的同一性。我们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属于非主流文化，表现出文化性，而非政治性，与我们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没有冲突。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有许多在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还没有很好的发掘。在昔日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经过学者们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今天人们已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意义。抢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更积极的关注。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原生态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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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要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间频繁地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因此，无论在各民族成份的构成上，还是在宗教、民俗、衣食住行、歌舞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熔铸出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特有的宽容开放精神，促成了滇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存。
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融合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 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今“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英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磨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磨些酋长之间建立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磨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一一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滇西北，既有称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滇西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长期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比如，滇西北不少民族中都是本土和外来宗教并存，如纳西族，既普遍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东巴教和民间巫术，同时远至唐时始就将吐蕃的苯教文化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本土宗教中来，后又将一些藏传佛教、汉族道教的文化吸收到东巴教中，形成了东巴教这种以纳西本土文化为主，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独特的民族宗教形态。明代，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积极倡导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派）在今丽江、维西、迪庆纳西族和藏族地区得到蓬勃发展，该教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和十世活佛先后到丽江，促进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在滇西北的繁荣。产生了著名的噶玛噶举“滇西十三大寺”。佛教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与纳西族的本土东巴教和民间巫术一起在民间流行，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民间各有影响。丽江过去每逢甲子年举办甲子会，各种宗教的教徒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举行法事，各有信徒，和平相处。有时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同时登场为民众举办法事。在丽江甚至出现了诸教寺庙融和一体、不同宗教教徒同堂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如有的寺庙前院供佛、住和尚，后院供道教神、住道士。一些民间盛行的寺观节庆，不论它是属于哪一种宗教的，都会有各种宗教的僧人、道士和信徒一起来参与，共同欢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