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0:21:25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发展形势政策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总体情况
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复苏。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这两个季度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在4％左右，超过市场普遍预期。据经合组织的综合经济先行指数报告，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复苏信号在今年5月已经十分明显，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先行指数都指向经济发展周期达到顶峰或接近峰值。近期，众多国际组织纷纷调高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IMF在7月7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6％，比其4月份预测高了0.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6月9日更新版《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增幅均将达到3-3％，高于该行在1月份预测的2.7％和3.2％。
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不变，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在3―4％之间，达到危机前的水平。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编制的全球经济运行指数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显示，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可望继续增长，环比增长率达到3.2％左右，同比增长3.5％，仅略低于危机前增速；从绝对规模看，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将超过危机前(2008年第二季度)的最高水平。
从目前情况来看，因希腊引爆的欧洲债务危机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明显冲击，全球经济发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违约风险只发生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几个较小的国家，三国GDP之和不到全球的8％，危机最严重的希腊GDP仅约占全球的O.6％。今年上半年希腊财政赤字从去年的178亿欧元降到96亿欧元，同比下降46％，债务危机已经有所缓解。西班牙今年7月初发行了总额为60亿欧元的债券，获投资者2.4倍超额认购。希腊也成功拍出一笔短期国债，投资者认购踊跃，竞拍资金为实际发售总额的3.64倍。西班牙和希腊等国成功发售国债并获超额认购，表明投资者对这些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的担忧已有所缓解。
(二)全球经济复苏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性不强。各国刺激经济增长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已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美欧赤字占GDP比重已高达10％，远远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长期依靠财政刺激维持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欧元区在未来三年中赤字总体削减规模将在3000亿欧元左右，英德减赤幅度可能高达40％，欧元区财政刺激政策退出将动摇其脆弱的复苏基础。最近，美国将今年经济预期增长率下调至3-3.5％，比4月份低0.2个百分点。IMF也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3％，比今年慢0.3个百分点。
第二，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全球消费市场萎缩。美国、欧盟失业率已经连续数月维持在9―10％的高位，是危机前的一倍多；美国家庭储蓄率已升至6％，比危机前提高了5倍。今后一至二年，预计发达国家消费率将从危机前的70％降至6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外需增长依然面临较大的压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内需拉动是必然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是全球经济下滑的最大威胁。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经远远超过60％的风险临界点。欧盟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65％提高到了85％。美国国会近期的长期展望报告，预估2010年美国公共债务率为62％，已是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政府公共债务达到GDP的1.6倍以上。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年7月13日公布的国债状况显示，英国国债的实际数字比此前承认的高出3倍，达到4万亿英镑，高达GDP的2.8倍。
第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通胀压力较大。印度近期将4月份通胀率从原来的9.59％修正至11.23％，这意味着印度在整个二季度的通胀率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巴西6月份的通胀率逼近6.5％，连续六个月高于4.5％的官方目标上限。越南的通胀率在七个月内翻了一番，达到8.5％。阿根廷最近12个月的通胀率达到9.11％。据IMF最新预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2010年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到6.25％。
二、关于国内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7.3万亿，增长11.1％，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显示出了良好的回升势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将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调控重点将逐步转向“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最近，IMF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调至10.5％，比4月份高0.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9.5％，2011年将达8.5％。中国社科院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达10.5％。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步入了经济周期的稳步复苏轨道，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在9―11％之间。
(二)中国经济复苏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逐渐淡出，货币投放量下降，经济增长趋缓。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6万亿，减少2.7万亿。M2增长18.5％，M1增长24.6％，分别下降10和0.2个百分点。二季度，经济增长10.3％，比一季度慢1.6个百分点。专家普遍预测，下半年增速将放缓至9―10％，全年将回落至10％左右。
第二，居民消费启动依然缓慢。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不到9％，比经济增速低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2％，比固定资产投资慢6.8个百分点。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增长贡献35％，投资贡献59％，“投资重、消费轻”格局照旧。
第三，贸易条件自去年以来一直恶化，出口持续增长面l临较大压力。今年上半年，出口价格指数下降超过10个点，贸易条件比两年前的水平都要低。这种靠低价倾销的做法，导致中国在全球面临的贸易摩擦逆势上升。据世界银行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发起的贸易救济下降20％，但针对中国的调查却上升了50％，占全球贸易调查的80％。
第四，通胀预期压力依然存在。今年上半年，CPI上涨2.6％，比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农村上涨2.8％，比城市多0.3个百分点，食品上涨5.5％，比其他大类商品多2-3个百分点。下半年，同比往年10倍的农业灾害将进一步加大农村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此外，资源税改革等政策也有可能推动CPI走高。
第五，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两难”困境。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曾出现审慎紧缩的苗头，如央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紧缩房贷等。但在经济增速放缓、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进退”的
天平近期开始显露扭转的迹象。中央高层密集调研，西部大开发高调提速，房贷政策松动，又引发了“紧缩政策中止”和“二次刺激方案将出”的猜想。
三、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由过分依赖出口转向
扩大内需。发展消费型大国。
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29％，居民消费率仅35％，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相差10―20个百分点。据测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投资的5倍。目前，我国已出现产能过剩，投资效率明显下降，还不如十年前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起不来，扩大内需就是“纸上谈兵”。今年上半年，在11，1％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6，5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不到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我国应在未来三到五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达到40-50％。
(二)密切跟踪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球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未来十年内，美国将投资1500亿美元加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商业化，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商业规模，发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并开始向新的数字电网转换。英国计划到2020年投人1000亿美元，建设7000座风力发电设备。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比重高达80％以上，传统产业几乎是100％过剩。因此，我国如能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低碳经济等新兴产业，就能一步迈上世界产业发展的最高端，抢占发展先机，成为引领世界产业发展潮流的先行区。
(三)大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民营企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业多项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了抗逆性强的特点和应对不利环境的灵活机制。从国家宏观政策走势看，4万亿投资计划已基本落实完毕，预计未来两年政府投资比重将从45％降至不足30％。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光靠4万亿投资是绝对不够的，民间投资能否接力是要害。但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准入门槛依然受限。据统计，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投资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间投资的仅41种。电力、电信、邮政、金融、烟草、石油、航空、铁路等行业，民间投资占比都在10％以下。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每年增长20％以上，去年底已超过60万亿，其中，26万亿个人储蓄和34万亿企业和社会资本。及时、有效地将这些民间资本转化为民间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四)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率。
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仅贡献3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46，6％，仍落后于世界50％和工业化中后期60％的平均水平。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能增加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4个百分点。城镇化至少可以支持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全国过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只有北京、上海，未来十五年有60个150-500万人口的城市有望超过千万，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等短期内就能实现。我国应着力构建协调发展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一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的大城镇体系，走“卫星城+都市区”的发展模式，培育30－40个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若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至70－80％。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前五到十年完成城镇化进程。
一、加快支出进度，盘活存量资金
财政资金是政策实施的有效载体，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很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最终都需要通过预算执行、资金拨付和使用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支出执行进度的快慢，不仅体现了财税管理的水平，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也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管理，使财政资金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
加快支出进度。今年，省财政厅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下达预算资金。目前，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已分配下达197？郾70亿元，占预算金额的68？郾9%。各地在收到资金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早落实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并及时上报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同时，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快本级预算的批复和下达。总之，该下达的资金要尽快下达，该使用的资金要尽快使用，坚决不能因为预算执行环节的问题，影响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健全长效机制。加快支出进度、激发资金活力，短期靠督促，长远还得靠制度。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及时下达的长效机制，畅通从预算到执行、从政府部门到最终受益者的全过程的资金通道，特别是要打通资金落地“最后一公里”，避免“肠梗阻”现象。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优化资金审核流程，减少中转环节，有效防范资金滞留。完善支出进度通报制度，分部门、分地区、分科目、分业务处（科）室，定期通报预算执行情况。
盘活存量资金。全面核实存量资金基数，限期办理收回、交回手续，有效避免“资金供给不足与大量资金沉淀”并存的现象。对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资金，应制定任务清单和时间表，用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亟需资金支持的重大领域和项目。建立财政存量资金与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库款调拨等挂钩机制。将分散、沉淀在部门间的资金“唤醒”、盘活，变“零钱”为“整钱”，变“死钱”为“活钱”，形成集聚效应。
二、创新支持方式，加快建立产业基金
2014年以来，省财政按照“四单一网”建设和“两个一般不”的要求，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进一步厘清公共财政运行边界，专项资金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退出并不意味着财税对经济发展的不作为、不扶持，相反，应大力探索产业基金等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更积极、更有效地扶持。
与传统的专项资金相比，产业基金具有六大优势：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产业基金改变了以往专项资金“点对点”的直接扶持和行政性分配，遵循市场规律，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利于营造创业创新的氛围。我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大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很高，但也存在投资难、融资难等问题。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创业创新型领域，通过政府引导、示范，可稳定市场预期，缓解“两难”问题，从而更好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基金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杠杆效应，通过母、子基金传导放大，吸引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投入，最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基金变行政性分配为市场化运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项目甄选、资本运营、进入退出等方面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贴近市场，可有效解决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四是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以往专项资金项目过多、过小、过散，存在“撒胡椒面”和“九龙治水”等情况。现在把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设立产业基金，通过市场方式分配，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维护各项产业政策的延续性和协调性，同时也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五是有利于盘活存量资金。通过设立基金，将趴在账上的存量资金盘活，用于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支持经济发展，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六是有利于化解财政风险。基金可滚动、循环使用，实现财政资金积累，在价值形态上是客观存在的，相当于建了一个资金“蓄水池”和“风险池”，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等财政风险。
建立产业基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省财政将在20亿元信息经济创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扩大基金规模，并在全省积极推广运用产业基金模式，支持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7大产业以及农业农村发展。各地应从深化财税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改变“分钱分粮”的惯性思维，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积极盘活、筹措资金，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现状，加快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全面推进基金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专业团队寻找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在价值的企业或项目，形成省与市县共同参与、母子基金相互配套的良好局面，把基金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三、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服务也是生产力，环境也能创造效益。对企业来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有时比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更为宝贵。财税部门要科学把握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等财税政策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更应继续做好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两篇文章，以环境“高地”来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现有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财税审批事项。对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取消的审批项目，各级财税部门的初审事项和对应的审批项目一律取消；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未按规定批准的行政审批性质的财政管理措施，一律予以取消。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财政补助等政策激励，引导和拉动社会资本进入收费公路、城市供水供气、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市政公用领域，以及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大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优化财税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发挥财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优势，为纳税人精准“画像”，提供“店小二”式的个性化服务。组织开展十大“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建立“创业创新财税服务直通车”，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开展财税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等活动，收集企业需求，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新常态下服务新发展，除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工具外，还要有好的作风、好的状态。全省财税干部应当认清肩负的重任，强化为民服务、勤政廉政、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工作作风，积极营造努力干事、奋力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一要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给财税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分析新常态下财税领域的趋势性变化，正确把握做好财税工作的新要求，切实转变惯性思维和旧的路径依赖，以新作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转型；银行业；政策效果；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74-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本轮国家宏观调控，主流观点认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一是政策决策的及时性，政策的及时转向保证了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政策实施落实的及时性，确保了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天量的货币投放，以及通过银行的杠杆放大作用，靠投资和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埋下了风险隐患，如整体产能过剩、银行体系资金供需失衡等等。
现有相关文献对于银行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1969）开创了经济学领域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先河，之后大量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从金融结构（戈德史密斯，1969；金和莱文，1993）、金融深化（麦金农和肖，1973；菲斯曼，2004）和内生增长（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本西文加和史密斯，1991）等三个方面，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实证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奥德多库恩，1996；凯撒等，2003）。
国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他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国内对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多集中于近几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江曙霞、严玉华，2006；曾国平，2007；林毅夫，2009；庞清静，2010；钱水土、周永涛，2011）。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角度的相关研究较少（俞亚光，2010；崔滨洲，2011；刘仁伍，2011；孔小伟，2011等），主要是从经验层面对区域内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进行分析，注重实际情况和相关建议的分析，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银行业层面对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山东省为例，对后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银行支持政策不足，并探讨了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
二、研究设计及实证分析——以山东为例
（一）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 评价体系设计。本文依据重要性、科学性、可得性等原则，结合山东经济运行、产业结构特点等实际因素，遴选变量指标，构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三级，包括21个变量（见表1）。
2. 数据处理及评价得分。21个变量选取2008年第1季度至2012年末的季度数据。一方面针对部分指标存在缺失的现象，本文采用平均差值法或移动平均法对缺失位置进行补足；另一方面针对指标量纲的不统一，采用Z-得分对指标进行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处理。为避免人为指标权重确定时的主观性，在缺失值、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及各层级指标的权重，计算获得各数据基期下山东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山东经济发展转型效果。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综合得分越来越高，显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逐步升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二）银行发展评价体系
1.银行发展评价体系设计。银行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应该能够考虑银行的存量规模、结构特点、创新能力以及风险状况。本文拟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来衡量银行发展，该评价体系共包括14个变量（见表2）。
2. 评价得分。利用熵值法计算银行发展的综合评价得分，同时由于熵值法能够实现对分层指标的分解评价，故可以一并获得对一级、二级指标的分项得分评价。表3为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发展综合得分及4个一级指标得分的相关关系。
（三）山东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银行发展与经济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及4个一级银行发展得分视为变量，拟通过数理统计模型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1. 变量平稳性检验。采用PP单位根检验对上述5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Sc_score、St_score、In_score和Ri_score分别代表规模指标、结构指标、金融创新和风险指标。
PP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水平5%下，5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且一阶差分后平稳，即同为一阶单整序列I（1）。由此，保证可以运用历史信息来分析判断未来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效果。
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银行单纯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推动作用有限。银行贷款投向及利率结构能够对经济发展转型起提升作用。短期内银行产品服务创新引致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另一方面可能由于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力度不够，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实际需求。风险指标是经济发展转型的Granger原因，结合相关系数为负的结论，认为控制风险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2）式为VECM模型，描述变量间的短期调节作用。上述VECM模型的AIC和SC值分别为-62.14和-60.41，都比较小，模型整体效果较好。对调整系数进行限定约束检验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变量短期调节有效，能够使得经济发展转型与银行业发展达到均衡状态。
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山东银行业在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结论。
一是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短期有效，长期递减。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短期波动看，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短期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银行规模扩张对经济平稳发展和转型的作用边际效用递减，且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力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异化发展方向明显。
二是银行业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重要载体。从支持经济转型效果看，银行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模型可以看到，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无论是银行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银行创新还是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都对经济发展转型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与理论和现实都保持一致。
三是银行业要对经济发展转型“集约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得分间的相关关系为0.96，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之间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发展趋势一致，且银行规模的提升对经济发展转型支持力度较大，这表明目前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作用表现为“规模式推动”。
四是银行业自身发展与经济转型相互影响。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的调节作用看，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当二者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调节，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一方面当经济发展转型水平低于长期均衡水平时，在调整系数“负数”拉动作用下，短期内经济将会向较高层次的发展转型水平演进；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动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利于自身优化发展、提高创新能力、有效降低银行整体风险水平。反之将会拖累经济的转型发展。
五是要更加注重银行业的发展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放松信贷政策，提高货币投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此过程中忽视了银行本身的发展问题，银行产品服务创新由于时滞效应、创新程度以及不能有效对接需求等因素影响造成了风险的积累。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也掩盖了风险的形成，同时银行业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支持偏弱，也偏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因此，应该尊重银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优化银行贷款投向，降低银行风险水平，发展绿色信贷，支持循环经济，更好地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六是正确发挥银行业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作用。我国通过扩张型货币政策调节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物价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水平急剧增长。究其原因：其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货币不再大量进入商品市场，越来越多的货币被资本市场吸纳，使得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较大影响；其二，随着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流动，在财富效应作用下，过多资金投资于金融产品，分流了大量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银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的资金供应不足，对信贷传导机制形成一定阻碍作用，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信贷投放效率，解决信贷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三、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
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必须提高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性，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施制度创新，加快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操作环境。另外，还要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体系，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和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二）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金融宏观调控要引导社会流动性支持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全面提高经营水平。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充分利用信贷和利率杠杆，使信贷逐步退出“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行业，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信贷资金配置，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加大对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产业信贷政策引导。通过信贷结构来影响和支持产业结构变革，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支持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优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
山东省提出了推动扶持蓝黄经济带的发展，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提出支持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鲁南经济带、鲁南临港产业区及省会城市经济圈的重点区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规划，主动谋划自身的地区发展战略，在信贷投向、网点布局、人员配置、资源投入等方面向国家重点经济规划地区倾斜，在支持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战略布局，这也有利于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四）加大银行业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获得金融资源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却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融资，造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拿着廉价资本向上下游蔓延，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因融资渠道受阻而异常困难。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繁荣经济、推动创新和稳定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商业银行必须积极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重视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对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进行准确明晰的定位和规划，创新服务模式，再造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关注和防控金融风险的蔓延
银行业必须增强对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敏感性，防止各类风险的发生。首先，进一步做好信贷结构调整基础性工作。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从行业入手，着力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次，建立行业预警机制。要形成分层次的监控预警体系，密切监测贷款资金走向和各行业、企业的效益走势，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避免金融局部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第三，进一步健全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分析制度。各级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金融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以及理财产品等的监测分析，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体系，为进一步做好金融宏观调控、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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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经济,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经济走势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问题
(一)世界经济走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进入2008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继续向纵深发展。受其拖累,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短期内将明显走低,世界经济也会有一定反应。第一,次级抵押贷款中仍有较大部分要在2008-2009年期间视贷款的风险情况调高利率(次级抵押贷款利率是可调整的),由此将引起一定的贷款违约行为,加剧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第二,次级抵押贷款及衍生产品的资金链条很长,随着其影响的逐步传递,衍生产品投资者的损失情况仍在发展中,近期开始在不少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年度”报表中较为集中地暴露出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在“次贷”等问题影响下,美国经济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房地产市场疲软,市场预期总体悲观,先行经济指标持续走低。2008年1月份美国新开工房产许可证数量环比下降3%,同比下降33.1%;全球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先行指标综合指数2008年1月份为135.8,比2007年6月份下降了2%,是2001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银行信贷收缩,金融市场信用紧缩问题依然突出;根据美联储2008年2月对国际主要银行的调查显示,有近70%的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授信标准。第三,财富效应支撑的消费增长放缓。第四,对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的担忧,国际资金流向开始调整。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外国政府投资美元资产的规模大幅下降,其中投资美国国债的规模还出现较大规模的负增长。在美元持续贬值和美国国内需求增长放缓的双重作用下,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面临缩减压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世界经济预计将有明显反应。
同时也要看到,受多方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新兴市场国家高增长的支撑,世界经济将呈现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出现全球性持续萧条的可能性依然很小。第一,美国采取了降低利率、减税、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有望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振荡,推动美国经济逐步恢复。第二,受美元持续贬值的拉动,美国对欧盟、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内消费者信心回升,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07年12月份的75.5上升到78.4;就业整体保持平稳,单位小时劳动工资还有小幅增长,这些情况为经济恢复提供了支撑。第三,流动性紧缩主要由市场信心引起,而不是货币供给不足,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美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为6.6%。只要房贷市场的信用危机不再大规模向其他领域扩散,随着美、欧、日等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松动,流动性紧缩状况有望得到较快改善。第四,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速增长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最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综合判断,美国经济增长短期内(2-3个季度)将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世界经济也将有明显反应。但在刺激经济政策作用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长支撑下,世界经济发生持续回落的可能很小。
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贸出口和资本市场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走低、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的直接影响开始显现。1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仅为5.4%,从2007年10月以来持续走低(2005、2006和2007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0.4%、24.9%和25.7%),1-2月份外贸出口总额的增幅为16.7%,增幅明显降低。第二,美元贬值迫使我国出口商压缩利润空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离岸价格)2003年12月到2008年1月,提高0.4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美元对人民币则贬值13.24%,我国对美出口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第三,在美国经济走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国际游资涌入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可能会推动流动性过剩问题发展,并影响股市、房市等资本市场的稳定。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需要密切关注。
(二)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恢复对经济走势的影响分析
雨雪冰冻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1、对部分地区和部分月份的价格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对全年价格总水平产生明显影响。预计会对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部分地区的市场价格上涨产生较大压力,对全国价格总指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雨雪冰冻、春节和价格翘尾等因素综合影响下,2008年1、2月份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可能超过7%,扣除其中的价格翘尾因素(1、2月份分别为5.8和4.7个百分点),雨雪冰冻、春节因素等带来的新涨价因素为1-2个百分点。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集中在局部区域和全年的少数月份,因此估计对全年价格走势不会产生全局性影响。
2、对经济增长水平既有降低也有推高的作用,重点需防范以灾后重建名义铺摊子、上项目的
问题。此次灾害发生在南方,但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影响很小,主要对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农业、林业、电网、工业等造成一定影响。根据各方面的初步数据,导致的农业损失为500亿元左右,林业损失570亿元,电网损失200多亿元,工业损失200多亿元,加上旅游业、电信业损失,总计在1600亿元左右。如果不考虑灾后恢复的作用,仅从农业成灾面积和其他行业直接损失对产值的直接、间接影响分析计算,对全年GDP增长率的影响为0.59个百分点。如果考虑灾后恢复的作用,例如农业方面通过补种等措施扩大种植面积,工业方面通过提高开工率水平补回产值损失等,则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明显减小。综合这些分析,考虑到我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估计此次灾害对2008年经济增长水平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灾后重建。如果仅考虑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在此次灾害中受到的直接损失,并以此作为恢复重建的投资额,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率提高0.28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部门,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不仅是以上计算的程度。考虑到2008年是各地新一届政府班子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面对诸多加快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容易借灾后重建的名义,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据有关部门的信息,在灾后重建项目申报中,不少地方显示出大思路、大手笔,要打造某某中心、某某基地等,都是大项目。这一苗头一旦蔓延起来,很可能引起行政主导的投资反弹,需要高度重视。
(三)价格涨幅将出现前高后低的变化趋势
2008年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既有国内外成本推动,也有统计指标包含的翘尾因素,还有因大面积雨雪冰冻与春节旺销而导致的季节性价格上涨,特别是全球性气候异常导致国内后续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增大。从稳定价格的有利条件看,伴随改革逐步深入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我国物质基础和企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投资、出口等需求增长趋稳,房市和股市交互推动、持续升温的态势有所遏制,部分农产品短缺下半年可望明显缓解。随着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逐步减弱,预计价格涨幅将出现前高后低的变化趋势。
1、猪肉、鲜蛋、食用植物油等部分食品供给短缺在2008年会发生转折性变化,对价格上涨的影响将明显减弱。从这些农产品生产的周期特点看,价格上涨和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刺激作用,预计在2008年年中左右将集中显现,供给会明显增加,其价格水平也将出现明显回落。
2、国内外成本推动因素对消费价格上涨会有一定影响,但总体看影响不大。随着国内油料作物生产的增加,预计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会有所降低。此外,价格监管措施也会发挥稳定作用。因此,即使大豆、豆油等产品进口价格提高,预计影响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的幅度会小于2007年。就农产品而言,由于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不大,而需求刚性较强,因此,要素成本增加会在长期内持续推动农产品价格呈现攀升趋势。但从农产品生产周期性变化看,2008年年中一些短缺农产品供给数量会明显增加,在供求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预计成本上升因素通过价格上涨释放的空间将明显减小。就工业品等非食品类产品而言,由于其需求弹性较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较大,且近几年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增加,上下游企业的成本消化能力较强,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有利于遏制工业品提价冲动。
3、总供求关系趋向好转,对价格上涨的压力将减小。从供给方面看,随着新一轮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增强,粮食连续4年丰收,基础行业供给紧张情况逐步缓解,总供给增长潜力扩大,这是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和较低价格的基本条件。预计2008年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状况将趋于改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将趋于回落。根据我们对投资和生产资料价格周期性波动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2007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2006年上半年投资增幅提高的滞后表现,由于2006年下半年投资即开始趋稳,因此从投资增幅回调趋势的滞后带动效应看,2008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有可能随之回落。
4、正确估计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影响。当前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国内价格涨幅明显提高,因此,推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需要相当审慎,以防加大涨价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在国内外资源性产品价格倒挂的格局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很难正确发挥,不仅难以刺激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供给增加,而且会促使本已不足的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输往国外,加剧供求紧张矛盾。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低估,也非常不利于促进社会各方面努力节约利用资源。在供求平衡,竞争趋于激烈的环境中,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整引起的成本增加,通常会迫使企业设法加强管理、降低消耗、创新技术等,进而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适时平稳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不能回避的。
5、翘尾因素对2008年上半年价格涨幅的影响较大,下半年将明显减弱。根据我们计算,2008年消费价格累计翘尾因素为3.4个百分点,是2007年翘尾因素的两倍。就是说,即使2008年没有一点新涨价成份,仅仅翘尾因素,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同比上涨3.4%。从全年来看,各月消费价格的翘尾因素基本呈前高后低的态势:6月份以前会超过5个百分点;6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逐月下降,9月份以后会下降到2个百分点以下。
模型分析表明,考虑翘尾因素影响,若不采取相应措施,2008年消费价格涨幅将达到6.3%。中长期看,我国工业品价格涨幅呈现回落态势;农产品以及食品价格呈现攀升态势,但不会十分剧烈。综合模型预测及以上因素分析,随着部分短缺食品的供给增加,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关系的改善,竞争会更加充分,国内外成本推动因素估计较难通过涨价释放,在调控好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长的前提下,考虑到资源价格改革的因素,预计新涨价幅度可能保持在1.5%左右,加上翘尾因素,消费价格全年涨幅可能控制在4.8%左右。全年价格上涨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四)高度重视股市、房市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发展,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日本、泰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看,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都难以避免资金过剩问题,并进而导致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严重泡沫化。我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合理的一面。从股市看,前几年股指偏低,存在价值低估现象。2006年股市的上涨带有较强的恢复性增长特征,而对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预期,也为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提供了持续的心理支撑。从房地产市场看,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用地结构扭曲和住房需求持续增长,是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但是应该高度关注,我国 的股市和房市正在出现相互推动、交替跃升的局面。由于股市的财富效应,大大刺激和吊高了居民的购房需求。房价看涨预期又强劲推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票价格,这样开发商就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在股市上筹集巨额资金,从而不惜以高于底价数倍的高价竞相购地,结果必然推高地价和房价。而房价上涨和开发商土地储备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开发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涨。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从而拖累实体经济,造成金融和国民经济的风险,导致经济较大波动。
进入2008年以来,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股市、房市交互推动、持续升温的态势开始改变,这是十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要注意股市、房市交互推动,持续向下波动的可能,警惕其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的影响。住房和汽车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其中住房的作用更加重要。近年来购房需求快速扩大与房价加快上涨相互推动,使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不断升温,是推动经济增长高温趋热的重要因素。如果房市出现相反的变化,则也是引起经济增长向下调整重要因素。2008年以来,住房交易量在明显缩小,在信贷受到较严格控制,企业上市筹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近期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明显紧张,降价售房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市场房价下降,将改变预期,引起持币待购的现象。购房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与房价下降相互推动,导致房价进一步下降、需求进一步缩小。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速度将逐步减缓,对经济增长将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抑制作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预计经济增长将出现较长时间的回调。
股市吸纳、筹措资金的功能和财富效应对房市的影响主要是:股市收益率高时,会分流购房资金,减少房市的需求;房地产企业通过股市可以筹措到运营资金;股市的赢利可以增加购房需求。从这些影响看,当前股市的变化,一方面可能增加购房的需求(资金从股市流向房市),另一方面也可能减少购房需求(资金被套在股市,家庭金融资产减少);同时,会减少房地产企业的筹资数量,缩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总量和购置土地、进行开发的能力。综合看,是起着引导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开发收缩的作用。
总结以上分析,当前房市股市的变化,潜伏着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因素,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的波动出发,对这种可能性要高度重视。
二、近期经济走势分析
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比较复杂,综合这些因素的影响,把握未来经济走势,还是要从三大需求的变化着手。
(一)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有可能减缓,消费需求增幅有可能趋稳
近期市场购房需求增长可能放慢;受成品油价格提高,用车费用增加以及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发展,购车需求也可能增长放慢;受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增幅可能放慢。综合这些情况,未来一段时间消费可能由持续趋旺转为趋稳。当然,在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和消费领域扩大、消费预期改善的大背景下,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持续扩大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近期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影响。
(二)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当前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需要注意到,在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以及加快发展的条件较好的大背景下,投资增长潜力始终很大。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的变化,预计不会对近期投资增长形成明显影响。所以,重点需要警惕新的投资反弹。
(三)出口增长可能平稳回落
受外部因素影响,考虑到国内控制不合理出口增长的税收等有关措施,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的影响,预计出口增长将逐步减慢,但在一系列支持出口增长的中长期因素作用下,预计总体仍会保持较高水平。
综合三大需求的变化,在消费趋稳、投资有可能趋升、出口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增幅可能变化不大。因此对近期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不明显。调控的要点宜协调好投资与出口需求的消长变化,注意保持总需求增长的稳定。房市股市的变化,主要会影响到更长期的经济运行态势,需要综合考虑,妥善调节引导。
综合以上分析,在合理调控各项需求的前提下,近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高位稳定态势,一季度GDP增长率可能在10.5%左右,CPI同比涨幅在7%左右。
三、政策建议
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缩性的,也有扩张性的,既有影响当前的,也有关系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针对这些问题,政策的基点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视问题的发展,择机出台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宜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在消费结构升级、稳定农业生产和食品供给、资源价格改革、资本市场建设、投资调控方式完善等方面出台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措施。
(一)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发挥好财政政策支持薄弱环节、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宜以结构优化为中心,根据恢复重建项目的环保、资源利用、技术水平、安全等方面情况,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合理选择项目,重点推进重建基础上的优化升级。要继续控制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但应该尽可能少用额度控制办法,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针对美元利率不断下调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较大等情况,利率调整宜更加谨慎。
(二)继续控制不合理出口增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当前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外贸企业既是严峻考验,也是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机遇。宜加强这些方面的政策研究,通过改革相关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继续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抑制不合理出口增长,鼓励资源性产品、关键适用技术设备进口,同时采取综合措施推动与外贸相关的产业加快改造升级,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三)积极引导住房、汽车方面的合理消费
在提高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预期、注意按照资源环境方面的要求,引导节能省地环保型的住房、汽车消费,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房价变化对预期和需求的影响,促进形成稳定房价和购房需求的市场环境。为此,一方面应继续落实近年来抑制不合理购房需求的各项政策措施,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另一方面,应密切监测,深入分析房价和预期之间的关系,以及预期与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积极采取稳定预期的措施。例如可以考虑从信贷资金方面对房地产企业符合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予以必要的支持,适度降低其对售房款的依赖,提高房价的稳定性。
(四)找准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引起当前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要高度警惕非食用农产品需求过快扩大,以及总需求加快增长的苗头。稳定价格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短缺产品供给方面,同时注意控制非食用性农产品需求增长。
在我国发展 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应当密切关注价格上涨的客观压力。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和体制转轨型因素,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审时度势,深化改革,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和相关的公共规制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通胀因素加以治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总需求管理的各项措施,主要目标宜集中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延伸影响,我国在货币政策、总需求调控政策方面,宜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以利于适时适度加以调整。
(五)注意防止食品价格和农产品生产出现较大波动
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两类因素,一是由于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推动的趋势性攀升;二是部分农产品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为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价格,要把完善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刺激农产品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比较集中的时期,应注意其对当期和下期的不同效果。注意监控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把握好各项支持政策的力度,努力减小当期供给与下期供给之间的波动。
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农业扶持政策体系,促进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平稳调整,包括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健全疫情疫病防控体系等。我国人均农业资源有限,特别在国际能源与农产品价格开始建立联系的形势下,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益,更要坚持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粮食和与吃饭相关的其他农产品,应该主要立足国内平衡。由此出现的效益损失,宜通过农业扶持政策予以补偿。
(六)注意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综合考虑2007年价格翘尾因素和2008年新涨价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可能推高消费价格,既要坚持完善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又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把握好价格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并应着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资源价格改革为例,随着部分食品供给不足得到缓解,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回落,可适时平稳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
一、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由改革前期的投资拉动型转变为以消费和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市场自发调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日益市场化、理性化，货币需求的内生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长机制不断加强。从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看，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幅度减弱，但依然是影响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
(一)工业增加值：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工业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对整个GDP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模型分析的核心，并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作为决定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将产成品资金占用作为反映商业周期的指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1995年以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是消费和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即总量关系已由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2）技术进步因子低于1，即其他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抑制作用。这一方面说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技术进步速度较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抵消各种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抑制作用。（3）产成品资金占用是反映短期经济运行变化趋势的重要先行指标，其由较低水平恢复持续上升，表明经济增长将恢复上升趋势。
(二)投资需求：投资行为市场化，政策调控影响弱化，且财政政策的效力大于货币政策
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因素，包括前期投资的惯性影响、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其二是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形成的约束，包括贷款、财政支出、外资流入等；其三是外部环境变化，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化等。为了全面反映各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我们以企业利润率和贷款利率作为反映投资收益和融资成本变化的替代指标，以中长期贷款、财政支出、企业利润和利用外资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指标，并加入价格指数、政府调控政策（虚拟变量）、时间趋势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利用外资、财政支出、中长期贷款等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对投资形成有拉动作用，企业利润率是影响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对投资增长有双重作用，当期价格水平的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12期价格水平的下降（或上升）所产生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预期，将引致投资增长下降（或上升）；贷款利率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重要程度在各因素中列第六位；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处于第八位，刺激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会引致投资增长0.0034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情况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之后，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已基本市场化。同时，如果将财政支出和利率变化分别归类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则财政政策对投资增长的直接影响要大于货币政策。
(三)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呈现刚性，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日趋增强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包括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价格变化以及消费政策等。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的替代指标，以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滞后变量、工资性现金支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股票流通市值以及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作为反映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和居民储蓄倾向的指标，再考虑价格指数和消费政策两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惯性是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消费行为惯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很高的贡献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刚性。（2）经济增长状况及由此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需求，还会通过预期对未来消费产生影响。（3）随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股票流通市值的不断增加，由此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已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增长日趋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股市波动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增长，还会对未来消费产生长远影响，因此，股市的稳定发展对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4）近年来持续的通货紧缩现象对消费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5）消费政策的变化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控作用，其刺激力度增强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001179个百分点。（6）供求结构、消费环境等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近年消费需求增长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是出口增长的基础，技术进步、价格优势和贸易政策是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影响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国际市场需求、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内需求缺口形成的出口压力、汇率的变化以及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我们以国际贸易出口、前期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人民币汇率、价格指数以及贸易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时间趋势因素，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需求是决定我国出口增长的最基本的因素。（2）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波动会影响到实际汇率和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价格水平的波动对出口增长有重要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够拉动出口增长0.0016个百分点。（3）人民币贬值对促进出口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我国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其对出口增长的实际刺激作用有限。（4）贸易政策的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贸易环境的改善等外部因素对促进我国出口增长至关重要。
(五)进口贸易：国内需求和加工贸易出口是影响进口增长的基本需求因素，贸易条件和贸易政策的改变能有效地限制进口增长
影响进口的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国际贸易出口形成的压力、国内价格水平、汇率、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进口增长的因素中，国内需求和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进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或人民币贬值对进口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控制进口增长的贸易政策对限制进口增长是有效的。时间趋势系数为正，说明进口增长有很强的递增趋势。
(六)货币需求：货币需求的内生性很强，利率调整和价格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
我们将影响货币供求的因素确定为：货币供给增长的惯性、经济增长产生的货币需求、利率变动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以及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对相关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货币需求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自身增长的惯性和经济增长对其所产生的需求，这说明我国货币需求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性。（2）利率调整对M0、M1和M2作用方向不同，但其影响均是显著的，说明通过利率调整货币供给的政策是有效的。（3）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短期内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引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从较长期看，由于利率基本稳定，价格上涨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到未来收益，价格上涨对存款增加及货币供给增长有抑制作用。（4）由于存款是居民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M1和M2表现出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的趋势。
(七)价格水平：物价走势存在很强的惯性，需求、货币供给及其流动性对价格波动有重要影响
根据相关价格理论，我们将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确定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惯性、需求和货币供给三大方面，分别对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1）居民消费价格：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贡献(本文中贡献的涵义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即解释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引致的被解释变量增长的幅度)为0.9682个百分点。其次是货币供给M0，其综合贡献为0.01个百分点。第三是消费需求，其贡献为0.0871个百分点。（2）生产资料价格：在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综合贡献约为0.94个百分点。其次是投资需求，其贡献为0.1105个百分点。第三是货币流动性，其贡献为2.0118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T的系数均为负，说明1995年以来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趋势。
二、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了近年来GDP增速前高后低的运行趋势，出现了小幅加速增长势头，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GDP增长8％，上半年GDP累计增长7.8％。引致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即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改善；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在内部经济增长活力不断增强和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下，总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并拉动GDP加速增长。
(一)工业增加值：投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恢复上升的主要动力，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长
根据工业增加值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对2002年上半年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因素作出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剔除生产资料价格因素后，1～5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32.6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2.03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17.37%。（2）在剔除居民消费价格因素后，6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4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9.34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79.85%。（3）上半年出口累计增长14.1％，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1.44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前期出口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滞后影响，出口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综合影响为0.738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6.31%。（4）产成品资金占用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综合影响为引致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0.27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比重为-2.33％。（5）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引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0.005个百分点。（6）其他因素和系统误差为-0.135个百分点。
与2001年同期相比，200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拉动作用提高0.975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0.536个百分点；当月出口（累计值）的拉动作用提高0.536个百分点，考虑前期出口的滞后影响——200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较大幅度下降，出口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1.187个百分点；产成品资金占用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0.418个百分点，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下降0.0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加速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拉动的，而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二)投资需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是拉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根据投资需求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固定投资增长的惯性拉动投资增长13.13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07个百分点。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增长3.9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利用外资拉动投资增长2.3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中长期贷款拉动投资增长1.3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引致投资增长0.02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波动的综合作用拉动投资增长0.0125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05个百分点。政策力度弱化引致投资增长下降0.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15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引致的投资增长和系统误差为3.64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投资惯性对投资增长拉动作用大幅度提高是2002年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说明自2001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而其他因素对2002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影响有较大幅度提高，估计与国债投资资金到位较早有关。
(三)消费需求：储蓄倾向提高和股市财富缩水抑制了消费增长
根据消费需求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上半年各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1）消费惯性拉动消费增长8.5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2）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增长0.128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56个百分点。（3）上半年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导致消费增长下降0.276个百分点，同比多下降0.022个百分点。（3）消费价格下降引致消费增长下降0.0086个百分点，同比降低0.012个百分点。（5）储蓄存款余额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增长2.687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015个百分点。（6）股票流通市值引致消费增长0.13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41个百分点，即股票流通市值下降产生的财富缩水导致消费增长下降。（7）其他因素引致的消费增长和系统误差为－1.74个百分点，同比减少1.38个百分点。
比较各种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可以看到，除消费惯性外，2002年上半年对消费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和股票流通市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财富缩水效应。
(四)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波动是影响我国进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政策调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
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因国际贸易数据公布时间有较长滞后期，目前我们只能对一季度出口增长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析。根据出口总额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一季度各主要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月份出口增长的惯性影响为0.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15个百分点；国际贸易出口的影响为-3.17个百分点，同比降低4.3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02年一季度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出口总量同比下降9.15％；名义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为7.49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206个百分点；国内价格波动的综合影响为-0.006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082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微弱升值的影响为-0.00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0.022个百分点。因此，2002年一季度出口增速（9.08％）比2001年一季度增速下降5.53个百分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即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了硬性需求约束。从上半年已知国内因素看，前期出口、工业增加值、价格波动和汇率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比2001年同期提高，但总体影响只有1个百分点，据此可以作出的判断是，上半年出口的较快增长（增速14％，比2001年提高5.2个百分点），应主要是由国际贸易恢复较快增长和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出口退税等）拉动的。
从影响一季度进口增长的因素看，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是一季度进口增速相对下降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91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相对下降也减少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23个百分点；前期出口的贡献影响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从6月份的影响因素看，工业增加值的贡献比2001年提高0.55个百分点，出口增长惯性影响相对下降0.07个百分点，如果假定上半年国际贸易出口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则2002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只能归于政策调控措施增强。
(五)货币需求：引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实际影响很小
根据M0、M1和M2的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得到的结果，2002年上半年M0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比2001年同期下降，其贡献同比降低了0.31个百分点；价格波动和利率调整的影响很弱，消费价格水平的综合贡献仅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下调仅引致M0增长下降0.0021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M1增速比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4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下降也起到一定作用，其贡献同比降低0.2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对M1增长的贡献为0.002913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同比下降0.00565个百分点。M2的增速与2001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同比提高1.43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同比下降0.09417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的贡献同比下降0.001017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000485个百分点。总之，影响2002年上半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影响虽然是显著的，但由于利率调整的幅度有限、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它们对货币需求的实际影响很小。
(六)价格波动：前期通货紧缩趋势增强引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
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为99.2，比2001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根据消费价格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前期价格指数的惯性影响为82.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2.84个百分点，主要是5月份价格指数较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M0增长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影响为0.0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39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拉动6月份价格指数增长0.745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导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1.387个百分点，比2001年增加0.15个百分点。常数项和其他因素（AR）为16.62，系统误差为0.58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消费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由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和时间趋势负作用所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消费需求增速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因素中，前期价格的惯性影响为91.5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55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微弱下降的影响为1.9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56个百分点；投资需求的影响为9.7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178个百分点；包括常数项和系统误差在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为6.3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21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降低的主要因素是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固定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对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趋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三、2002年下半年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与分析
从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长相对下降以及通货紧缩趋势增强等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趋于增强，经济增长出现了小幅加速趋势。受这种加速增长趋势的惯性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但从目前的发展环境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确和国内政策调整会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近期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很高，而财政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要。考虑到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下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在单方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单方程联立并加入内联方程，建立了包括80个方程、80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的《月度宏观经济形势计量分析模型》，并根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汇率、国际贸易出口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外生变量的不同变化趋势，设计了四套预测分析方案，对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作出了预测分析。总体看来，在全球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和国内调控政策不发生大幅度转变的情况下，2002年经济增长7％的计划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6～7.8％。
方案1：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不变，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维持中性(此处政策中性的含义是下半年（预测期内）不会采取对经济增长各指标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政策，即将下半年政策的作用视为0，但以前已实施政策的滞后影响依然存在)
央行对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乐观
央行对当前经济的判断，从“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的积极变化”，转变为“经济增长呈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在对未来经济发展展望时，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转变为“动力依然较强”。并仍然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这一基本判断。
在谈到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时，央行在“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传统表述后，并未强调侧重点。意味着央行将从三季度“稳增长”为主的政策导向过渡到三种目标相对平衡的政策导向。另外，“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物价大幅波动可能性的担忧。最后，“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则表明下一段工作中央行将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并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信贷趋势在货币当局稳健政策指引下平稳增长
总体来看，货币供应量呈加速上升的态势。2012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0.9万亿元，同比增长6.5%。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5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全年现金净投放3910亿元，同比少投放2251亿元。在货币当局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下，“稳增长”取代去年的“控通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在微观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M1和M2的增速保持稳健和适当加速是为了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留出空间，划出底线。另外，在债券融资和同业往来方面，在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同业平台业务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情况下，其他方式如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开始减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讨论的货币存量，货币乘数有了小幅回升，比上年高出0.07，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出现活性增强的特点，显示出非金融类企业信贷需求开始缓慢回升。
在存款方面，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4.3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1.6万亿元，同比多增1.8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1.7万亿元，同比增13.3%，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2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8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金融机构存款增速呈周期性波动。与往年相比，为了业绩考核和表外业务发展而在季末突击揽存的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外币存款增速异常迅速，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5%，显示外贸及工业企业“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趋势开始形成，这与人民币兑美元远期NDF的升值预期开始形成有关。资本市场和实体企业仍旧看好人民币升值对汇兑损益的对冲作用。从存款主体来看，居民增速开始加快，呈现出历史上不多见的企业存款增速低于居民存款的现象，显示“提高居民收入”出现成效。不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民存款的增多也有可能是通胀抬头挤出一般消费需求的缘故。在通胀预期与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及货币当局将更加注意权衡和平衡。
在贷款方面，2012年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6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1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数据显示贷款增速稳健上升。在审慎性原则的指导下，前高后低的信贷投放机构相对合理，与往年类似，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住户贷款高于企业贷款近6个百分点，差额接近近年来新高；同时，中长期贷款增速回升，住房抵押贷款成为贡献最大的分享。结合上述两点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带动居民消费及居民长期贷款提升利于货币存量的活性及银行信贷风险的下降，并带动相关如家具、汽车、装修建材等劳动力相关度高的自生行消费的增长。在票据融资方面，由于近期银监会对票据融资入表政策的约束，自去年三季度起增量下降较多，余额开始萎缩。民间企业倾向于短端贷款的趋势并未改变。最后，外币贷款在改善出口结构，扶持出口等政策指导下，增速较快，目前，国内主要政策及商业银行均有与外贸相关的专项贷款出现。
货币政策具体做法中强调“创新”和“市场”的力量
下一阶段，社会融资总量将从“平稳合理增长”变为“平稳适度增长”，预示央行在2013年将对社会融资进行总量控制，并依据实体经济发展具体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在货币工具运用方面，引入“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表明央行将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或运用其他货币工具时将运用买卖国债等创新手段调节流动性。
在信贷资源配置方面，加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支持”，表明央行除在未来继续对“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强金融支持外，对关乎国家民生的国有中大型项目投资更加重视。
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新增“坚持市场化取向”“支持中小企业多种渠道融资”“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表明在下一阶段金融创新时，将重点强调中小企业债在企业融资渠道中的重要程度，预示信用债市场将加速扩容。并且，除信用债市场，定向融资工具，私募，中小企业专项贷款都会逐一成为企业多种融资渠道中的一部分。
央行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及中长期结构调整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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