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15:45:04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治理的本质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执法为民最基本的要求是政法机关立足本职，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在当前形势下，政法机关全面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还要重点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就是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乱作为、不作为现象，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现实问题。乱作为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和干警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定，滥用执法权力。不作为往往表现为不勤政敬业，工作缺乏热情，有警不出、有案不立、案件久拖不决等现象，这实质上是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予理睬。乱作为和不作为都有悖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全体政法干警要努力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二)甘当公仆
政法干警作为人民公仆，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政法机关行使管理职责的根本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管理行为只是手段，而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对此，绝不能本末倒置。当然，也不能因倡导服务，就放松管理或不敢管理，对于越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普遍利益的领域和事项，越是要严格管理、强化管理。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服务热情，多为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加麻烦。文明执法，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文明执法，还必须注意执法者的警容风纪。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印象和评价，往往来自对执法者本身的印象和评价。执法者举止文明，待人平和，仪容整洁，群众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信任感，每一位政法干警都应加强自身修养，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举止文明，也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自律，真正树立起政法队伍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四)清正廉洁
践行执法为民理念，政法干警必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为民理念是确保政法干警清正廉洁的思想基础。只有坚定地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并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经受住金钱、权力、人情和各种利益的考验和诱惑，确保清正廉洁。
[关键词] 社会资本；政治治理；和谐社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之道应该是以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为其根本目的，而和谐社会的形成依赖于有效的政治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然而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秩序无法有序、有效运行。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种支撑政治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目前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关注，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对于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之道、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的渊源及意涵
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解析力的概念，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近十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阿里简德罗·波提斯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涂尔干对群体生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区分。[1]尽管社会资本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但运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把社会资本界定为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探讨，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交往者所拥有的资源，同时也是交往者的社会结构，从而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奥斯特罗姆则将社会资本分为狭义的社会资本观、过渡的社会资本观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他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与制度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而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贡献则在于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展开来并运用于政治学领域，使这一概念成为众多学科的流行术语。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民主政府在面对强力的公民社会时更负责任、更有效，与等级制的零碎组织或委托人结构相比，超越社会分裂而依水平状态组织的自愿社团更可能培育较广范围的社会合作，加强互惠关系，并因此更容易“使民主运转起来”。[2]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社会资本概念的各种界定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社会资本是指保证社会运转效率和社会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制度性的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影响与治理理论的出现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的治理理论是“一套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思想体系”[3]。西方治理概念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多中心化，由此引发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的诉求。其产生的背景是，“面对全球化的国际事务，以及日益活络的社会互动和高度复杂的公共问题，过去强调政府角色、国家干预的‘统治’典范，己然无法充分回应人民的需求以及有效地因应危机的发生，因此，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学架构……的‘治理’典范就在理论与实务压力下酝酿而出”[4]。治理是相对于“统治”提出的概念，现代意义的“治理”是“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表的报告中面对非洲国家公共治理的危机而提出的，后来成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理论基础”[5]。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一个任何组织、公与私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和责任要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社会各单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
对公民社会的关注已成为治理方面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世界银行最近立场的最有新意的部分就是关注公民社会对于发展的意义。“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其基础就是公民社会。”[6]“公民社会基本被定义为非政治性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民间团体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其共同性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7]任何一种治理都要结合规则和契约。“建设一个世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要求我们自觉地制定共同的规则，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基础越具有契约性，就越能体现共同生活的愿望。”[8]公民社会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构筑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的平台和确立起了独立个体性、个体自创性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原则。[9]“契约在其自身不断发展、]进的过程中，逐渐凝炼成了具有平等、人格、独立、自由、人权、诚信、协作等人文精神的契约理念。”[10]
通过对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的内涵进行解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都是强调一个实现良好治理的公民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参与、信任、互惠、美德等等是社会资本与治理理论所推崇的基本理念。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二、转型期中国和谐社会建构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在寻求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治理之道。然而，几乎全球范围内的每一种治理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失效或政治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政治权威的流失与合法性不断遭到质疑。社会阶层冲突与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传统意识形态的定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日益疏远等。而治理危机最核心的表现是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困境：社会资本的缺乏或者供给不足。就连堪称现代民主国家之典范的美国也出现了标志社会资本衰退的“独自打保龄球”现象（罗伯特·帕特南语）。当代中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最直接的内涵应当是良好的政治秩序或有效的政治治理。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些薄弱环节，随着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诱发了政治不稳定因素。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利益多元带来了社会分层问题。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利益的分化必然会形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和摩擦的加剧就会危及社会的政治秩序。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差距仍然会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差距拉大强烈要求政府的有效政治治理。
其次，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导致政治参与失序。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自由畅通地表达自己对价值分配和公共利益的意愿和选择，从而介入政府的政治过程。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社会冲突就会发展成为恶性积累，最终给政治体系形成压力。我国当前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一旦参与渠道被阻，各种挫折感和不满感就被强化而导致政治失序。
再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弱化了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的非“帕累托最优”效应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感到不满，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使其成员相应产生挫折心理，可能出现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并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认同，从而给政治秩序带来负面效应。
最后，转型时期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导致道德失范，影响政治稳定。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结构趋向丰富和多样，必然会形成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现阶段各利益群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整合，降低了社会内部的有机性程度，妨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大量涌现正是社会资本危机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社会资本危机。如何化解危机，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也是和谐社会构建能否成功、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培育社会资本是当代中国实行治道之变的前提，也是治理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
社会资本有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的特征，它一经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各内在结构要素中去，也必然能推动政治的有序运行。福山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序就低。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就能维持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社会资本有利于公民形成价值认同，培养起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不同群体和集团之间就不会形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当争议发生时，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妥协；社会资本能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渠道，成为影响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实践已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仅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还取决于连接个体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而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停止，还可能倒退。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社会资本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互相促进与相得益彰
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引发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增加，对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使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治理因其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强等优点，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管理，治理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没有一个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和谐社会里的治理理念就成了空中楼阁。社会资本与政治治理二者是一种相互制约和依存的关系。“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联系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12]丰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为政治治理创造了优良的土壤和环境，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培育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加强相互信任和合作，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
首先，社会资本的信任是政治治理的支撑点，良好的政治治理是社会信任和合作的持续保证。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共同体内其他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与政治关联密切，通过控制人们行为来整合社会资源，有利于政治制度的架构，并且维系着政府治理行为趋向规范而强制，确保政府绩效。但这种信任不是靠政治统治通过自上而下的野蛮的强制手段来获得，而是公民以社会组织为单元，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因为相互信任的合作便于减少交易成本和解决集体运动的困境。专制的政治统治则不依赖信任和认同的秩序，一方面铲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打击和取缔社会中间组织，使专制政治权力直接监控臣民行为和猜忌，人人自危。此外，政治治理能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保护公民权利，激活社会组织的自治力和独立性，从而促进公民的社会信任，扩大公民的参与网络。
其次，社会资本中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是政治治理的前提，良好的政治治理是互惠、规范的正式制约机制。由互惠形成的规范是一个相互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整体秩序，反映了群体内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规范涵盖着爱、忠诚、奉献、尊重、友谊以及恨、愤怒、恐惧和嫉妒等复杂情感，所以，“人们都是在基于社会认同的权威性规则来行动、思考、感觉的自我组织”[13]，从而有利于增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预测性和组织的凝聚力，容易取得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认同，政治必然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但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形成的秩序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需要政治权力的有效参与来协调社会组织间的关系，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来捍卫正常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政治治理反映着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强固了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再次，社会资本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政治治理行为优化，而良好的政治治理则有利于健全和扩展公民的社会交往网络。每个个体、群体、民族等都有自我膨胀的本能，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性。政治权力同样会形成自上而下垂直的惯性势力直接渗透到社会底层，除非遇上外在抗阻力，而作为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则随着组织活动在水平运动方向自主扩大，二者因运动路径和作用力大小各异而不断相互冲突和倾轧，从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形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要确保社会群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自由、平等、独立不受侵犯，国家有义务维系社会组织间的协调发展和增进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格和能力。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通过公民参与的网络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深度，均衡其实施强度和监督其运作宽度。同时，优良的政治权力运作，更可能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健康发展，增加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它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低成本而高效地运作，它在社会层面的目的是维持共同的安全和稳定，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自治，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在相互冲突和合作中成长；在公民个体层面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力和权利，着重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以及公众对政治国家的义务。
四、以培育社会资本为向度实现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
良好的政治治理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而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则在政治治理的引导下才能积极向“善”发展。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累积的结果，也是政治体系刻意安排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尽量为政治的运转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症结真正的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14]当代中国培育社会资本就是要把公共生活的秩序重新奠定于社会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基础之上。
第一，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从而界定政府治理的边界，实现多元主体的政治治理模式。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行政无限扩展的“全能政府”，政府职能囊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所以，就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来说，迫切需要政府摒弃权威主义治理理念，树立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治理理念。重点是处理的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的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即从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建立健全社会各阶层制度化、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机制，推动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高。这可以促使政府及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谋利益，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增强政府及其官员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由此，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自然会得到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亦将树立，因此也有助于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
第二，以社会资本理念，催生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和谐社会还须具备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要素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和合作的心理基础。社会资本催生公民意识，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这些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合作的心理基础，在政治合作过程中，各政治实体普遍遵循着彼此认同的互惠规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反复博弈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反复博弈的过程必然能够培养各自政治实体之间的宽容妥协精神，这种宽容妥协精神对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它能促进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在一个狭隘和封闭的社会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节约社会交易成本，但从现代社会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利于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我国在体制转型时期出现了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当下必须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社会最基本的规范体系。
第四，加快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健康发展，促成“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参与型的有效政治治理。社会资本的土壤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汉斯·科尔曼认定：“社会资本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的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民间组织体系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发展的表征。为此，面对我国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种种问题，要加快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政府要放松对民间组织的管制，要看到其在公共事务和实现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快规范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引导民间组织合法、快速、规范发展；再次，民间组织内部要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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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 作用
一、社区治理的发展过程
治理是指通过特定的方式，协调政府工作的一种方式。随着治理一词的引进，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成为社会政治领域非常重视的话题。在经济发展趋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及规范体系的建立，这就要求社会在进行公共事务处理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另一方面讲，治理的理论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它可以弥补政府失效性的制度提供一种有效性的服务，人们通过在治理中发现，妥善的治理计划可以协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因此，治理理论成为各国发展以及强化政治力量的重要研究理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成熟，社会生活的一些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的改变，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因素。因此，社区治理的理论已经在社区的建设及发展的过程逐渐被引用，并为政府基层的管理工作带来的新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现代化的治理理念重建社区管理的制度。在传统的社区公共管理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政府的管理过于单一化，而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管理工作存在着一些缺陷。当然，在一些社区的公共管理制度中，由于一些管理制度不合理，造成了一些社区居民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参与团体活动的意识并不强烈，这些情况都会在客观上影响社区治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要实现社区治理的规范性，就应该建立多样化的管理办法，可以通过网络的协调实现国家与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公共管理制度可以维持互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离不开规范性的社会制度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信任与互惠，通过这三方面的相互协调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的本质工作，而社区规范化管理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促进发展的基础，从而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合作。因此，在社区的治理问题中，应该引进先进的经验及技术，更应该着眼于网络技术的应用。
二、社会资本的阐述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大多数学科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往往会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经济中的现象。而社会资本的提出，更是将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会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皮埃尔和布迪厄先后提出的，后来经过科尔曼以及詹姆斯的发展和总结，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社会资本概述，而更多的人会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形态，可以通过信任和网络规范来表示，从而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诠释。首先，社会资本的形成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才可以达到，从而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及发展观，这一环节的关键主要是要让人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信任，理解他人。其次，社会资本主要是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及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推动社会行为的发展，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促进共同利益发展的社会形式，对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主体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在微观的角度讲，社会的资本就是将社区中的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网络关系从而获取信息，因此可以称之为人体中的社会资本，这其中包括信任，互惠及信仰。而在中观的角度上分析，在社区组织与社区网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关系网，通过技术能力的相互协调形成一种组织社会资本，而在这种模式中所包含的是规则、信任以及在组织中发起的各种联系。最后在宏观的角度上分析，就是指在社区的整体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 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公共性，进而可以将其称为群体社会资本。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相互依存的，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区的治理主要是对社区人们的政治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这其中关系到国家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合作。其中，公民的意识以及精神是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人们的不断合作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目标，在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建立规范化的网络管理模式，将社会资本紧密的与社会管理融入到网络的社区管理化模式中，在网络的互动过程中，让缺少社会公德心的成员成长为公益感极强的社会成员，在提高居民公共意识的基础上提高整个社会的公众意识，为促进社会资本社区化的治理理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1.社会资本可以解决社区中的公共意识薄弱问题，促进合作的发展
社区往往都是由个体成员组成，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形成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心理与情感上的认同感。而治理作为一种管理的方法，通过活动的举办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根据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在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经过协商与合作提高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实现社区的自主管理能力，从而推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共同解决社区的困境找到有效的管理手段。
通过解决社区中的集体治理的困境，可以协调和谐化的发展，让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互结合，从而有效地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果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十分的丰富，就可以在很大的意义上加强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会在持续交流过程中促进社区成员的和谐发展。同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网络结构的有效形成，促进邻里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普遍化的互惠管理模式，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很好的形成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可以更加方便地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问题。
2.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区的经济化管理
社区的治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分不开的，社会资本分布的是否均匀，会严重的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而言，各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相互之间不信任，社区的活动参与较少。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在社会资本的治理模式中加强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的基础上，增强社区活动的设立，让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促进和谐社区的有效发展。因此，应该通过合理的治理，增强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提高社区管理的新景象。
在社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激发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以及发展社区的非盈利组织，通过这两者的相互协调为社区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激发公共精神的过程中，应该先提高居民的公共意识，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可以将公共意识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贯彻指导思想，通过一些制度的宣讲，活动的实施，让人们提高公共意识，通过相互合作的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工作，加强邻里之间的情感培养。对于社区中非营利的组织的建立而言，在丰富的社团组织以及网络环境的管理过程中，可以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强互惠的交易行为，推进社区的规范化治理。因此，在社区的生活模式中，经常举办一些制度化的活动，可以丰富居民们的业余生活，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成员们在沟通中激发起合作的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动员的能力，让社区治理的水平得到规范化的发展。
3.通过信任、互惠等精神能够促进社会治理的网络化服务
通过社区管理机构的网络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会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功能，每一种社会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的资源。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到社区的内部资源，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管理为社区的发展带来动力。因此，可以在相互信任和互惠的前提下找到发展的方向。在社区网络的管理模式中将信任、互惠与社会资本相融合，通过它们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构建一个社区管理的基础。社会的资本往往包含了社区居民和其在网络的基础上参与活动，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管理模式，而是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而居民在参加网络的培训的过程中，增大了互惠的规范，在整个过程中，居民通过网络的相互协调沟通完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意愿，因而为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了可能，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逐渐增长。居民们在网络的构建中，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了合作中的成功，为合作提供了新发展方向。在居民的网络合作过程中，通过集体的行动拓宽了参与者的主管意向，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在社区人民的共同交往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流形成了一种互惠的模式，可以形成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让社区成员之间形成一种认同感。在利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的时候，可以通过依赖感的形成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妥协，而在相互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信任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可以产生相关的社会声望，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这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是十分有效的。因此，在社区的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互惠的制度模式，可以为社会参与网络的构建模式提供基础，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区和谐环境的建立与社会资本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通过社会资本，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意识。在网络服务的帮助下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的管理工作在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模式下顺利展开，从而提高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与凝聚力。采取有效的社区治理手段，建立健全社区管理制度，在和谐社区建立的基础上，可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有效进行，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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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4-0065-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很快，现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24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0万家，基金会2500家，初步形成了数量增长较快、领域分布较广、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发展体系。
但是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需要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体制严重滞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监督管理手段缺失；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社会组织公信力不高；社会组织作用不大。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勇于探索，采取先行先试的许多做法突破在体制、机制、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大力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努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它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
一、突破双重管理的体制障碍，探索建立统一直接登记的新体制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是一种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负责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是双重的准入门槛，这会限制一部分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正态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业务主管单位对业务主管对象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其是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致使一些草根社会组织很难获取信任；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其业务范围亦日益复杂，这使得社会组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内很难找到对口的主管单位。因而，这种滞后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很难跨越准入门槛，破解合法性困境。因此，自2011年初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陆续宣布在体制上先行先试，采取各种方式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
2010年7月，北京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2011年起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无需再找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上海2012年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制”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广东省自2012年7月1日起除教育、卫生等须前置审批的少数类别外，对所有社会组织实行民政统一直接登记，大大降低了社会组织合法化的门槛，为依法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并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体制保障。
因此，确立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这不仅仅表现在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直接登记管理体制使其能够进行有效登记，从而获得合法身份，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并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从制度上给予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二、转移政府职能，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
现阶段，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参与机制和途径。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但是相对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政府对于公共管理职能的让渡则稍显滞后，使得一些具备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社会组织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这不仅造成了社会组织无法获得充裕的发展资源，也影响了我国公共服务专业能力的整体提升。因此，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
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2012年3月，中央财政拿出1.9424亿元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和能力建设。2013年民政部还将继续投入2亿元左右的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开展试点。2012年，广东省将原有的400多项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同时政府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为此，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正式以政策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即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并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形式，吸引市场主体参与投资。
上海、北京的区级政府每年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预算都已近亿元。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展至今上海市机关各部门和个区县政府每年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高达数亿元，其中包括财政预算、专项业务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采取项目发包、公开招标、费随事转等多种形式购买服务。北京市于2009年即确立了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09年和2010年分别支付1.5亿元和1.7亿元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2011年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细化了购买服务的类别，分为五方面、40类以及300个公共服务项目，并采取全部购买、部分购买、奖励的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
因此，让渡政府公共职能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开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要退出社会管理的部分领域，让渡出一定的空间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接；另一方面就是要与社会组织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协商机制，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相互竞争、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整合各自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优势资源，更好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建立孵化机制，形成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支持体系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本身的发育不良直接影响了其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表现在：规模较小、活动范围有限、管理能力不强、专业能力建设不足、创新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性较弱、发展不平衡等。特别是其内部缺乏一支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单纯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不能有效保证服务提供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社会组织孵化机制和支持体系，以有效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上海、南京、深圳等地方政府近年来探索建立公益组织孵化机制，通过政策诱导、项目支持、培育指导、登记注册等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育和快速成长。上海2007年在浦东建立“公益组织孵化器”，2010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筹建“社会创新孵化园”，旨在通过跨界合作打造一条公益产业链，培育新型公益组织。南京建立了政府与NGO合作培育的社会组织孵化模式，于2009年10月由南京市民政局、建邺区政府和爱德基金会联合筹办了“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从而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优势，跨越观念、资金和制度缺失的障碍。2012年3月，广州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正式成立。2012年5月，深圳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正式挂牌。
可以说，建立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归因于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社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社会的，社会性是其首要特征，它服务于社会，同样其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公益组织孵化机制不仅吸引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参与，一些走在前列、发展成熟的社会组织亦逐步成为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发展还离不开企业、社会大众的支持、各种传播媒介等的支持。因此，社会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包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传播媒介之间跨界合作的体系。在这种社会支持体系之下，可以为社会组织拓展出更多的社会资源，一方面建立与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与企业合作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亦可以利用各种媒介的宣传，建立起一个有效吸引社会大众的捐资平台，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增量发展。
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党委领导下社会协同的多元生态
虽然社会组织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组织形式而出现，但正因为此也决定了社会组织一开始的定位就比较模糊，即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合理的定位。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还不能进行合理定位，这就使得社会组织无法找寻到适合自身发挥的空间，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通过尝试性地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党委领导下社会协同的多元生态是发挥社会自组织社会管理职能的有力举措。
目前在重庆巫溪、辽宁鞍山等许多地方，基层党政部门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注意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农村的村民互助会、村民维稳协会、拆迁矛盾调处协会、积案化解协会，以及城市社区的秧歌队、书法会、环保队、垃圾分类协会、流动人口读书会、菜农工会、保洁员工会、城管促进会等等。重庆巫溪党委政府通过扶植村民自主组织“乐和协会”、引进专业从事乡村社会服务的公益机构，组成了由村支两委、乐和协会和公益组织三方组成的乡建联席会，形成了村级治理的互补共生的包容性模式，即“村支两委领导、乐和协会协同、公益机构助推”，各方相互借力亦互相监督，和而不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辽宁鞍山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印发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文件，探索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2+1+X”鞍山模式。铁西区通过组建、扶持和规范一批民间调解组织，例如卢大姐民间义务调解中心、繁荣街道谈心屋，并于2011年年初成立了辽宁省首家“民间调解协会”，并在铁西区11个街道成立了民间调解分会、41个基层社区成立了民间调解工作站，从而构建了民间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四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因此，促进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协同是基于探索一种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形成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社会组织通过对群众的社会需求进行吸纳，并将之输入到政府，一方面可以提升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敏感度和切实性，另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满足群众的社会需求，并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及时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这必将有利于加深政府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理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沟通机制。
五、加强评估问责，建立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表现为：政府监管的责任不清、力度不够；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缺失；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和覆盖面不够。其一，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责权不统一。登记管理机关虽然对社会组织具有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撤销登记或取缔等权力，但明显表现为其无“力”进行监督；而对业务主管单位则并没有要求其具有明确的监督职能，也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而进行合法、合理监管。再加上即使要求业务主管单位进行监管，但会由于其与社会组织之间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而使其难以进行中立、客观的评判。其二，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还未建立。我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刚刚起步，很多社会组织还未建立起内部评估机制，再加上行业内还未形成一个业内监督机制，这使得社会组织的自律功能稍显薄弱。其三，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和覆盖面不够。其中，由于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不够，因而还未建立起有序的公众监督；虽然各种传播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对社会组织的行为进行关注，但由于其往往是一种事后发现，而使得其监督较为滞后。为此，应当吸引多方主体加入到对社会组织的评估问责中，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民政部和各级政府登记管理机关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评估工作。2011年3月1日，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开始正式施行。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了以行业协会、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为主体的评估工作，各地基本建立了“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北京市、广东省等许多地方党政部门通过发展枢纽型组织推动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北京市通过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将业务主管单位职责赋予“枢纽型”社会组织，由其对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管理、提供服务。云南省探索民政部门与外事部门协调配合的境外在华社会组织双备案制度，于2009年底颁布实施了《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通过“组织身份备案”、“项目合作备案”等方式，将在华社会组织全部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给予境外在华社会组织在云南开展活动的合法性身份，努力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此外，媒体和新媒体带动了全社会参与的问责体系建设，对增强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即是要在以民政部为代表的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在各种宣传媒介的带动之下，构建出一种发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问责和评估体系。这个问责和评估体系的建立首先是基于增强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考量，其次则是通过问责和监督机制的介入不断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从而完善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建立、公益品牌的运作、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整体水平。
一、理论基础
1.社会资本理论
近20年来，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工作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于7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在员工相联系的基础上为组织提供资源支持。随着学者们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从不同视角出发，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今在国际社会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个体/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研究者较多集中于个体“个体中心网络”的有关指标，包括网络的规模、结构、密度等，以及关系人的具体特征与关系的强度等；而在集体/宏观层面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使用的指标则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连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综合可知，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网络联系，通过这些联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知识、技能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社会资本对知识型人力的影响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来研究其对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影响。
2.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思想起源于对人的经济价值的研究，但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才凸显出来。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教育所带来的成果、个体所具有的知识、能力和健康。贝克尔则认为人力资本除知识、技能、经验外还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本文认为知识型人力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1）专业化水平高，即具有某项特殊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特殊专业知识的正规教育或在职培训，对应的社会分工角色是专业人员。具体可以划分为技术型和管理型。（2）创新性水平高，即具有社会稀缺的创新能力，可以具体分为战略创新型、制度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对应的社会分工角色分别是战略家、管理创新人员和技术创新人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它将逐渐成为主要的人力资源基础和重要的生产要素。
二、基于社会资本的知识型人力资本影响机理
人力资本是依附于个人而存在的，组织中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员工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不尽相同，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生产活动需要有各种不同类型知识员工的共同协作和努力。组织内部不同员工之间的相互合作，知识共享、整合有利于盘活组织人力资本存量，激发人力资本潜能。本文从结构维度（网络联系和网络稳定性）、关系维度（信任和规范）和认知维度（共同的语言和符号、共同的愿景和期望）三个维度（六个变量）对员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描述，探讨社会资本与知识型人力资本之间的影响机理。
在结构维度中，网络联系：指个人在组织中工作联系的范围、数量大小。员工在组织中工作联系的范围越广泛、联系的人员数量越大，员工构建的网络联系就越宽广，员工通过这种网络联系获得他人在工作中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网络稳定性：指已经形成的员工网络中，网络成员的变化情况。
在关系维度中，信任：指相对熟悉的社会关系中，员工之间衍生出来的彼此信赖，通过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信任，可以帮助员工从其信赖的工作伙伴那里得到自己想获得的工作中的指导。同时，因为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隐形知识的流转成为可能。员工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彼此之间进行知识、技能和经验交换的几率越大。员工们借助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获取所需要的资源。规范：是指组织中的管理制度。比如薪酬制度、奖励制度，通过制定鼓励员工进行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规范，使得员工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进行流转。这种规范既包括程序上的规范，也包括分配上的规范。员工在有序的规范约束下，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益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员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可能。
在认知维度中，共同的语言和符号：是指员工在进行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沟通，能听得懂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更容易分享彼此的经验，为相互之间知识的流动提供了前提。共同的愿景和期望：是指对组织未来发展目标的认可，员工之间有着共同的组织发展目标，有着对组织共同的期盼，这种对组织的发展的认同和期望，使得员工更有可能与组织其他员工分享并交换不同的资源，能促进人力资本的转移、消化和利用，增强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可获取性，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最终实现共同的目标。
在组织中知识型人力资本有着其特殊性，首先，由于知识、技能和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源和权力，所以个体通常不愿意与其他成员分享，所以人力资本就有其隐含性的一面。但是，社会资本的介入可以促使人力资本流动，因为成员间彼此良好的关系、亲密的友谊使得他们愿意与他人分享个人人力资本。其次，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工作主要是一种思维性活动，往往伴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组织不希望有太大的知识型人员流动，而社会资本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一种联系，组织中的个人会由于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而继续留在组织中，一方面在这个组织中良好的成员关系使得工作氛围很和谐，人际关系非常融洽，所以因为情感难已割舍，而继续服务与组织。另一方面因为这种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带来学习提升的空间，所以继续留在组织中。再次，社会资本使得成员之间彼此信任，互相关心、精诚合作，这就使得组织中的个人可以通过和他人的交流学习，而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整合组织成员的知识资源，更好的服务于组织，提高组织绩效。
在影响机理的演绎中，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在组织中构建良好的内部氛围，这种良好的组织内部氛围为组织中人力资本的流动（知识、技能和经验）提供了良机，而知识的流动使得人力资本的潜能得到最大实现。
三、社会资本与知识型人力资本的数理分析
任何组织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组织内部的行为也不是杂乱无章的。对组织来说，组织中的人才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由于知识型人力资本依附于个人而存在，使得其价值的实现具有自发性。与非人力资本不同，以能动、理性和有创造性的人为载体的知识型人力资本，无须外力作用，无须成为行为目标，本身就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以通过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和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型人力资本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绩效。
毋庸置疑，社会资本无疑是最具有能动性的影响因素。组织通过社会资本所形成的良好工作氛围可以促使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使得潜在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通过社会资本可以有效促进公司的制度建设，联想公司所遵循的有效沟通、全面思考、团队精神和融合多样文化等准则为其技术研发提供了可靠保证。
同样的环境，由于不同的社会资本，知识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就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与知识型人力资本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社会资本越高，知识型人力资本在量上和质上都会越好，在（1）式中表现为对社会资本变量求一阶偏导数，函数值大于等于零，即 ≥0。并且组织中知识型人力资本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提高组织绩效。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设定一个未来社会的模式，也没有过早的描述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更不愿意凭空猜测无法预知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个轮廓和方向，它没有为后人设计社会主义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命运是他们著作的核心内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一个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论断，任何国家从事社会主义普遍遵循的普遍原理。二是运用比较对照的方法以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状况作为参照而提出来的观点和看法，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最初的、不一定成熟的理论和设想，也就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与现实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并显示其生命力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各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更不可能设计一个现成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机械的加以重复教条化，而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行动的向导。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将来会采取哪些措施，这完全应该由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可能为后人制定一整套具体的行动计划。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仅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的根本原则。因此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设想，就成为者冷静思考和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统一
一般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关系的理论抽象，指明了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要求。但是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转化为每个国家的现实过程中，受到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济形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一时期的各个不同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型上，还表现在每个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诸多特殊方面。二是同一类型的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三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甚至并存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形态。等等，正因为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才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要使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各民族都要走社会主义这一必由之路，但其具体的走法只能根据各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征去选择。
而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只有通过各国各民族的特殊发展形式才能表现出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历史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前进。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不同的经济形态。三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每一个相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
所以我们要善于把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既不能以一般规律否定民族特点，也不能以民族特点否定一般规律，不承认一般规律，民族特点的区分就会失去准绳，不懂得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就无法理解纷繁复杂和迅速多变的社会现象。当然也要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看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种只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点，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本国特色谈本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是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个性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又贯穿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共性与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度。作为方法论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论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开创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都必须实现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所谓的普遍原理，也就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性时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因而这些普遍原理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我们只有把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摸索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列宁指出：“的精髓，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曾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普遍发展的规律与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而是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开创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中，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把共性与个性割裂开来的倾向，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作为普遍真理，它提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出发点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有意义。而教条主义的特点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从狭隘的实际经验出发，轻视理论，轻视普遍性，常常把局部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他们从实质上都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关系。
总之，把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重大转折，是历史的进步。过去我们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现在把社会和谐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表明社会主义不仅应该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而且也应该是和谐的社会，这四个方面缺少哪一个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认真理解、深刻把握。
第一，和谐社会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所谓“应然”，是指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我们说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说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更高更好的民主，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的民主已经非常完善了；同样，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并不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具备了理想的和谐状态了。就这一点而言，和谐的社会同富强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一样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谓“实然”指的是，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换言之，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立足于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之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既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社会状态，也不是那种低水平稳定和均衡的和谐社会。
第二，树立积极的和谐观念。和谐社会是一个存在差异的社会，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没有差异就谈不上和谐。主体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存在不同利益的市场主体，交换才成为可能，市场才得以存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政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社会差异基础上的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多样性、选择性和差异性。这些都是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一种积极的和谐观。尊重差异实际上就是认同社会的进步、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树立动态的和谐观念。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矛盾总会存在，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会一劳永逸地消除矛盾，而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重要的是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总而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要从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入手。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社会问题，有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甚至是原来不曾有过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要求。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和解决好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