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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市场准入；市场
由于目前我国尚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建立相关的市场准入门槛及相关行业规则，因此其市场竞争较为自由，同时缺乏一定的公平性。市场准入规则作为防范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环节，一旦缺乏对此环节的有力监控，将极易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为后续的有效监管增加难度。因此，在法律层面围绕互联网金融市场建立多角度的市场准入机制迫在眉睫。
1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主要包括P2P网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大数据金融等6种发展模式[1]。本文将主要以P2P网贷以及第三方支付作为对象展开相关研究。十四中全会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兼重形式与实质的法治国家。自此，法治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网络及报端。法治与人治相对应，指一种极为理想的社会组织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的运行应建立在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人民应普遍尊重并且服从法律。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次：首先，建立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民众普遍服从法律[2]。法治国家作为一种极为理想的社会状态，有助于充分保障国家及公民的利益。我国建立P2P网贷平台的要求较低且手续简单，成立P2P网贷平台，仅需成立人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并依照相关法律登记，再去工信部申请经营许可证，并将经营范围选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类，最后换领营业执照便可开展网贷业务。随着新版公司法的出台，成立公司的条件随之降低，仅需一元钱便可简单注册一个开展金融类业务的公司。尽管成立P2P网贷平台公司与成立普通公司的操作类似，但仍具有独特性与新颖性，使其区别于传统金融行业，不必接受传统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的严格监管。因此，P2P网贷行业乱象丛生，严重损害了公民与集体的利益，e租宝便为典型案例之一。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银行为主要监管机构、相关法律政策为主体的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就P2P网贷行业而言，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近年来，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迅速，并快速在我国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且推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难以满足维护第三方支付市场金融安全的需求，且无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显然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相违背。由此可见，应尽快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市场准入机制进行明确规定。综上所述，从法律层面尽快对以P2P网贷、第三方支付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市场准入进行规制已极为必要。
2当下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不足
2.1P2P网络借贷平台市场准入法治缺陷
2.1.1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有所欠缺目前，我国就P2P网贷平台行业尚未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尽管P2P网贷行业已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但此前该行业长期处于欠缺相应市场准入规则的状态。申请建立P2P网贷平台的标准较低、且注册程序简单、资金成本低等因素均导致P2P网贷行业的不稳定性不断累积。此外，由于P2P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较低，且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我国对于进入P2P网贷平台资金的管理较为宽松，导致P2P网贷行业各大网贷平台质量良莠不齐，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极易引发各种金融风险。
2.1.2平台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我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P2P网贷平台的全部信息数据及运行情况皆应及时报送相关监管机构。其中，审计报告由P2P网贷平台自行聘请会计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获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在该披露制度下，对P2P网贷平台缺乏相对严格的监管，导致P2P网贷平台所披露的数据及信息指标极易产生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况，从而引发道德风险[3]。因此，该披露制度并不具有充分的可行性。此外，部分平台为获得较好的评级而进行信息伪造，甚至可能在审计过程中出现欺瞒欺诈行为，导致监管部门对该平台的市场准入资格的评估并不准确。
2.1.3监管主体的身份有待明确P2P网贷平台行业尚处于兴起阶段，其经营主体及性质尚不明确，P2P网贷平台在作为普通工商企业的基础上，由于其经营货币资产业务，因此具备部分金融机构的性质。由于其经营性质尚未明确，导致P2P网贷平台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尽管我国已于2017年将P2P网贷平台明确规定为一种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并明确规定其监管主体为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但由于P2P网贷平台在区域及市场发展背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银监会对该行业的监管标准仍需进一步修改。
2.2第三方支付机构市场准入法治缺陷
2.2.1准入条件设置不科学尽管我国已针对第三方支付市场初步制定了相应的市场准入规则，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第三方支付行业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加之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先前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则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效用，且逐渐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非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仅对非金融机构的业务以及最低注册资金进行了划分，且仅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简单分为两个等级，上述区分方式并不具有科学性。按照我国现行的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可选择从事的业务种类包括三种，申请机构可依据自身的实力状况选择一种或多种业务种类同时开展。由于不同形式的业务种类所需要的经营成本以及发展方向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业务种类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预付卡业务本身可自行形成一个封闭的资金循环系统，而网络支付涉及多个主体，其中包括交易双方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显然，网络支付相对于预付卡业务而言更具有风险性，更易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4]。因此，在确定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注册资本时，应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经营类型纳入考量标准。
2.2.2公众守法意识较薄弱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与我国金融市场的构成存在缺陷以及相关主体守法意识的缺失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且其业务形式更加多样化。因此，出现了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经营业务超出原本市场准入规则所规定的范围的现象，更有甚者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出现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用户备付金的数额巨大，普通人难以抵制其诱惑，外加市场监管的缺失，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其次，我国关于守法方面的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利用法律漏洞为自身谋取利益等行为，甚至存在利用法规漏洞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因此，在建立并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宣传，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守法意识的宣传。总体而言，我国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相关体制的完善仍需长时间的努力。
3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改进建议
3.1完善市场准入法律依据，填补法律空白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网贷办法》为针对P2P网贷行业的市场监管制度而设立的。而P2P网贷机构的成立可参照《公司法》以及《投资基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在《网贷办法》的修订过程中，首先应明确界定P2P网贷平台市场准入规则，以及相关风险监控机制、注册资金以及人员比例等方面的标准。而地方的监管机构应根据中央出台的法律制定相关的网贷平台监管制度，并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既满足中央要求又适应当地情况的监管标准。其次，应加强P2P网贷平台的自我监管意识，制定相应的自律规定，明确其市场准入资格，实现P2P网贷平台设立的规范化，提高P2P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进而实现整个P2P网贷行业质量的提高。完善P2P网贷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准入规定在保护金融市场方面的作用，为P2P网贷行业的规范监管奠定基础。完善P2P网贷行业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步骤：第一，应加快完善互联网金融业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尚未对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且其相关规定分散在各个针对传统金融业的法律体系中。为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为互联网金融业的监管提供依据，政府应结合互联网金融特征，及时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定。就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言，可根据《公司法》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与普通企业进行明确划分，规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款。第二，应在刑法中设立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监管惩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市场准入规则漏洞进行投机犯罪的行为。P2P网贷平台时常出现非法集资以及诈骗等犯罪行为。因此，应将上述行为列入刑法监控范围，在刑法中明确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或单独对此设立相关的法律条文。目前，P2P网贷平台尚未在我国实现大规模发展，因此不应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拓展过程中将其扼杀，在制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的法律条文时，应降低对P2P网贷平台的打击力度，避免出现影响互联网金融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情况。
3.2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信用评价体系
强化信息披露力度，可帮助降低因互联网信息不对等导致的风险。投资主体只有在充分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时，才可帮助投资主体作出正确的判断以及正确的投资行为。因此，应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力度，实现信息透明化，对于未按规定及时作出披露或未能如实作出披露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进行严厉的惩罚。此外，可充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进行有关风险的提示。同时，P2P网贷平台相关的信息披露以及风险评估应立足于真实准确的数据，充分体现平台的真实交易情况，维护投资者知情权以及财产安全。最后，应强制P2P网贷平台定期披露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对于进行审计工作的会计事务所，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同样应对其加强监管，确保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以便为大众披露准确、真实的P2P网贷平台交易数据及财务指标，实现网贷平台的信息透明化，从而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之外，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监管力度的不足，导致线上虚假交易以及诈骗现象频频出现，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导致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危机愈发严重，若不加以监管，互联网金融将难以实现长远健康的发展。因此，应及时建立互联网信用体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帮助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并结合云计算技术快速高效地整合数据资源以及信用信息，以便后续进行深层次的数据解析，推动互联网信用体系得以完善，帮助互联网金融业提高信用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通过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在规定时期内及时公布各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评级报告，有助于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有效监控。此外，监管部门应加强与P2P网贷平台协会的合作，共同建立P2P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机构，或聘请专业机构对P2P网贷平台进行风险评估，并及时向公众披露评估结果、风险预警，帮助公民更好地了解各个平台的发展现状。
3.3明确P2P网络借贷法律层面监管主体
由最新的网贷办法可以发现，今后应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在中央部门层面，应主要以银监会为监管主体进行监管，地方层面则应由银监会派出的机构及地方财政司法部门进行监管。此前，在网贷办法中并未对市场准入监管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具体进行监管时可根据监管主体进行变通。此外，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监管方式对P2P网贷平台进行监管。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形成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保证网贷平台的高质量发展，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3.4设置科学的第三方支付分级注册资本标准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机关混淆了注册资本与运营资本，但实际上维持一个机构正常运营的重要支撑为运营过程中的持续性资本。因此，可适当降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门槛，在设定资本额度时，应将第三方支付机构所经营的业务类型以及地区因素纳入综合考虑。我国现行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的成立主要根据经营业务的种类确定最低注册资本金，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金同样可参照此标准实施。例如，经营单一的预付卡业务的机构可降低准入金额，而对于经营多种业务或经营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业务的金融机构可适当调高准入资金门槛。此外，我国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要求始终处于静态层面，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风险以及经营范围将随着整个行业的变化而变化。对此，国家应及时建立一个动态的资金要求机制，如保险金制度。建立保证金机制，有助于用户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时，可向相关机构索取保证金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建立行之有效的保证金制度，需引进一定比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自有资金作为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额度应根据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种类及范围进行调整。
3.5加大第三方支付机构与用户守法宣传力度
为真正实现第三方支付机构市场准入的法治，机构自身及使用者应自觉建立强烈的守法意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一个法制国家不仅要求国家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而且要求全体公民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守法意识的宣传力度，促进全社会公民树立法治思想，以便更好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外，立法者应及时更新立法理念，以保证出台的政策法规适应时展的需求。因此，对于立法者而言，其自身首先应具备较高程度的专业素养，以确保所立法律条文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对于执法者而言，应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共同打造一支专业的公务员队伍。而身为司法者，则应明确司法标准，努力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帮助公民树立守法意识。就普通民众而言，可采取社区讲座等方式对其进行法律宣传，且应确保宣传的内容紧跟时展趋势，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关键词】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监管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93-01
外资银行的进入一方面促进国内银行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金融风险通过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进行传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如何维护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安全将成为我国外资银行函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认识
（一）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界定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业务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际化趋势，进而导致了国际银行(IniernatinnalBanks)的出现。“所谓国际银行，通常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从事跨境货币信用业务的企业。①这类银行，一般以一国为基地，在多国从事银行经营活动。”
“市场准入(MarketAccess)”原先普遍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其“作为专门词汇最早见于1970年代末期所签订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②”原意是指一国或地区产品进入另一国或地区市场所应遵循的该东道国或地区对其所作出的规定。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sonTariffand肠ade，以下简称G户口T)到wTo，市场准入问题一直都是各方关注与讨论的焦点。
（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兴起原因
随着通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国际银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资金需要拓展海外市场，迫切要求各国不断减少对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而为了更加便利地引进外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希望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这一切都促使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产生，以及金融风险复杂和扩张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原有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显然己经不能适应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减少外资银行准入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都面临着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重建问题。
二、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由于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相对滞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比较完善的《外资银行法》面世。对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监管的法律依据也只有《条例》及其《细则》。但是《条例》仅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立法层级和效力等级不高，法律权威性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人员监管工作的开展，使其无法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行为进行规范。
（二）审慎性措施的利用上有待加强
WTO关于审慎性监管措施的相关规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的条款是根据不同服务贸易领域的特点和需要而制定的，其附录是对GATS基本规则的有效补充。GATS金融附录第二条a款特别授权成员方可以基于审慎的目的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这些措施不受GATS金融自由化条款的约束，处于最优先适用的地位，构成WTO框架下的审慎例外条款(Prudential。arve一。ut)。具体到外资银行市场准入领域，审慎例外条款赋予了成员方基于审慎原因，超越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具体承诺而采取额外审慎性监管措施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市场准入监管法制的建议
首先，在立法价值的取向上，应当遵循我国的入世承诺及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规定，避免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或特别保护。具体而言，应该协调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具体规定，通过《商业银行法》或者专门的市场准入监管法规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进一步细化市场准入的程序性规则，对审查与批准的具体程序加以补充。
其次，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体例选择方面，目前有两种体例可供选择:第一是将现有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相关制度进行系统化整理，直接纳入《商业银行法》，使中、外资银行的相关规范统一。第二是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系统规定在有关外资银行或外资金融机构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中，使中、外资银行分享两套独立的法律文件。这两种立法体例各有利弊。应该从现实出发，考虑目前世界各国银行法有关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立法趋势，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
注释：
①卜佳:.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研究[DB].万方数据库.2007(4):42.
②温树英.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7.
参考文献：
[1]蔡奕.跨国银行监管的主要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钟鸣.WTO与中国金融法律体制的冲突与规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陈安.国际经济法论丛第7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张汉林.经贸竞争新领域-GATS与国际服务贸易[M].经济出版社,1997.
一、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概述
（一）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概念。所谓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指关于一国是否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银行市场，以及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后，申请进入的外资银行应具备哪些条件、以何种组织形式进入等问题的一种制度。
（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现状。自1979年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以来，我国逐步有序地对外资银行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7月末，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184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监管当局新批准37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批准12家外资银行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
（三）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1、从一般层次来说，整个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是否稳定密切相关。因此，有进行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而银行监管是金融监管的一部分，外资银行又在我国银行市场中占据一定份额。因此，有必要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而市场准入监管又是外资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进行监管是理所应当的。
2、外资银行市场准入问题关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鉴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进行了相应承诺，更多的外资银行今后会陆续进入我国，若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不力，可能会造成外资银行充斥我国市场，必将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而这会对本来就和外资银行竞争力有一定差距的内资银行造成冲击，有可能导致我国银行动荡，但也可能会出现外资银行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这与世贸组织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相违背，也使中国不能较好吸引外资。
二、现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法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虽然其中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规定较之以前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相关规定从表面上看仍然与世贸组织规则存在差距。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在有关服务贸易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中是联系在一起的，给予一国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必然可允许其进入本国市场。但实践中并未真正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而是出现了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的问题。
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明显地区别了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准入问题，而且银行体制还从一些具体业务的准入上区别对待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此种倾向还呈加强趋势。
（二）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立法层级不高。我国《商业银行法》第92条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纵观我国《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比较而言，更多是原则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由国务院的，在立法层级上显然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立法层级有待提高。
（三）现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立法有许多不足，存在立法空白
1、申请和批准程序的相关规则存在不足。（1）缺乏设立机构许可的修改和撤销程序。从立法逻辑而言，规定申请和批准程序以后，修改和撤销程序的规定更是必不可少的，从我国其他法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2）申请和审核的程序相对封闭。纵观从申请到审批的整个过程，主体主要是申请人和监管机构，在一定条件下，经监管机构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在正式申请中参与专业性问题的审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序的封闭性。
2、存在立法空白。（1）突出了对外资银行新设机构准入的规定，疏忽了对外资银行通过收购股份进入我国银行市场的问题进行规定。（2）许可费用制度呈现空白。监管当局进行许可必然要有人力、技术等的支出，这必然需要申请人缴纳相关的许可费用，但我国目前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法规中没有对其进行规定。
3、在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相关立法规定不甚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在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中，还应体现《巴塞尔协议》的“综合监管”原则，需要在市场准入相关法律条文中更加明确规定进行国际合作。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立法，逐步实现真正国民待遇，完成与世贸组织规则的真正接轨。世贸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规则中，将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作为一项具体承诺的义务，而不是一般性义务，允许各国在谈判的基础上确定其承担该义务的程度。我国目前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法律规定未达到和体现真正的国民待遇也是我国灵活运用世贸规则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通过谈判确定各国承担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义务的程度这一问题上，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要求的程度也未必就低于真正国民待遇的要求，而且国民待遇和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都要求各国渐进实行国民待遇，这样有利于整个国际金融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该在不断提高内资银行竞争力的同时，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立法，改变对外资银行实行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与国际接轨。
（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监管法》。也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进行修改，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规则规定在其中。鉴于目前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规立法层级低，有必要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法》，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规则囊括其中。
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监管法》也可实现提高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立法层级的目的。如果认为没有必要单独对外资银行进行立法，那么也可以修改《商业银行法》，将相关市场准入的规则规定得更具体、操作性更强、更完善，真正实现其中第九十二条规定的目的，这样也可以体现我国对内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
（三）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立法的具体规则，填补立法空白
1、法律文件中应该补充规定核准的修改和撤销问题。由于实践中可能出现申请人的申请及对其进行的核准存在错误或者因事实或环境变化而导致核准不符合实际，有必要规定核准的修改和撤销问题。
2、在申请和审核的程序规定中，应增加真正掌握申请人真实情况的个人或机构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这样此制度的设计就会相对更加合理，监管机构也就能了解到真实情况，真正实现客观、公正地进行审核。
3、外资银行通过收购股份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立法中进行规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应对外资股权占有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这是因为这种进入不同于新设机构进入，它规避了一些限制，另外它的进入可能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4、对许可费用制度进行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应对收费的标准、收缴费用的机构和交纳费用的时间等进行具体的规定。
一、对市场准入限制的认识
（一）市场准入限制的原囚
国际银行、跨国银行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反过来又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然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意义，恰恰相反，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力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并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各个国家来讲，只有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无论是还是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民族利益仍然是决定民族国家行为的首要根据，而包括民族金融业在内的经济实体，是民族利益的具体体现。设在一国境内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代表该国的民族利益。跨国公司的投资固然可以为受资国带来资本、就业机会等好处，但由于资本技术等的所有权属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收益属于母公司，子公司的行为必须符合母公司的利益，它决不可能为了维护受资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或母公司的利益。在民族利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丧失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手段——市场准入限制，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此，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利益。在强大的跨国公司等外国经济实体的竞争下，对民族金融业不适当加以保护，反而会使民族金融业难以生存。
由于金融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和为民族利益寻求必要的保护，各国在开放本国金融业的过程中给予本国金融业一定的保护已成为国际通用做法。新力0坡在1969年5月宣布开放国内银行业市场时，明确提出开放的前提是本资银行在国内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今天的美国借其强大的实力，到处挥舞威胁的旗帜胁迫他国开放市场，而在19世纪初，当时还不是强国的美国也是竭力要求保护金融业的。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经营到期后，国会投票时以一票之差否决了经营良好的第一银行重新注册的申请。原因在于：“在公众眼里认为最危险的事实是，该银行股票差；万多四分之三为外国人所持有。虽然外国股票持有人没有投票权，但公众怀疑这种做法会导致外国控制美国或金融业”（保罗·霍维慈，1974）。即使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普遍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其目的也在于以本国市场换取广大发展家的市场，然后凭自己的金融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拥有2／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员的GATF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特定承诺方面，以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市场。
（二）市场准入限制的
各国对本国金融服务的保护主要是制定有关竞争或市场准人的限制性法规，根据其规定的内容在实质上是否与本国服务及本国服务提供者相同或相当，我们可以把这些限制性法规分为两类：
第一类：歧视性限制，即明文禁止或限制外国金融服务的规定。如下列一系列限制条件：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敷量；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总额；限制服务经营或服务产业的总量；限制具体服务部门的雇佣人员总数；限制服务提供者的经营形式；限制外国资本的最高份额。
第二类：非歧视性限制，即表面上没有对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但在实施效果上却可以有效地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或使之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如金融防范规则中涉及的专业和技术质量标准，专业人员资格要求，这些限制是出于规范行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融体制的稳定而非贸易的需要。此外，国内限制投资和支付的法规，有关移民和外国人出入境的规定，虽然目的不是限制金融服务贸易，但由于外资银行这种商业存在的服务贸易方式必然和投资及人流动相关联，它们也可能构成服务贸易的限制或障碍。
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制度
我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接受了WTO有关法律制度约束，其中包括该组织的基本法律制度，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包括两个附录）、《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协议》。它们将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我国银行法制的革新，尤其是我国所做出的人世承诺中有关银行业务方面的内容则更是修改现有法律的基本依据。从我国现有银行法制来看，有关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简称《细则》）、《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中。综观这些文件，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人世承诺相抵触的内容，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修改这些制度。
（一）在法制层面上，按照承诺撒出针对外国银行的地域限制安排
我国在人世文件中在地域限制的撤出方面作了一系列承诺；针对外币业务，自加入之日起便不得有任何地域限制。对于本币业务方面的地域限制，将按照以下安排逐步撤出：加入时，开放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珠海、北京、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披、沈阳、西安；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我国现有的制度与上述承诺有很大的差距，如（条例）在列举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合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时，并无一项直接列出了人民币业务，而是在最后一项指出“经批准的本币业务”。
（二）设立许可方面的非审慎性限制应按承诺要求清理和废除
设立许可方面的限制性措施，是客观上限制外国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内资银行的竞争优势，往往都采用许可措施来限制外国银行的进人。我国也大量使用了这一措施。如（条例）要求设立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的“申请者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
（三）在人存在方面与承诺相抵触的限制需要修改
自然人存在方面，我国承诺：除水平承诺所列出的以外，不得有其他限制。虽然自然人限制措施并不是我国限制外国银行进入市场的主要手段，但是现有的制度有个别与这一承诺相抵触。（外国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更换或增减代表、副代表、外籍和港澳台工作人员，应提交由外国金融机构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以及被任命人员的身份证明和，由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行批准，并由该分行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备案。”这种批准程序实质上是起到限制自然人存在的作用，但是我国人世承诺在自然人存在方面并无限制的保留，新（细则）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如“外资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限至少2年”。
三、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
（一）投资主体的经营状况限定
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各国对进入本国的外国金融机构都规定有一定的条件，旨在引进实力雄厚、经营业绩良好的外国金融机构。为此，我国的（条例）设定了一个“总资产”的标准，作为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条件，此外，申请设立分行，申请者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关元，申请设立外资、合资银行其申请者前—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在这里，仅“总资产”一项量化指标过于单一，且要求时间上只“前一年”，会给投资者以可乘之机，可能导致临时凑足资产数额以达到这一标准。笔者认为应作一些调整，对投资者的经营实力应从资产与资本两方面进行要求，以资本总额为主要标准，在时间上也应延续到对前三年的考察。例如，我国地区要求设分行者资产或资本的排名应居世界前100名之内，90年代后放宽到500名之内；新加坡则要求排名世界200名之内。
（二）投资者母国监管制度的动态考察
《条例》对申请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国申请者均明确要求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实施细则》则补充要求他们提供其母国金融体系情况和有关金融法规的资料，以及母国监管当局的推荐意见。这种规定主要是因为在健全良好的制度中从事活动的经营者—般是遵纪守法、健康运作的经营者，他们进入本国金融市场不会带来过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可以为本国的日常监管提供原始信息，使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合作变得容易和方便，从而严密有效地监控跨国银行的跨国经营活动，共同维护东道国和母国金融体系的健康有序。但是，在执行上述措施时应从动态的角度考虑，考察在这种制度下能否真正产生合格的，令东道国足以信赖的投资申请者。因为，静态的完善制度与单个金融机构受到实际监督有可能是脱节的，当严格和严密的监管制度与作为被监管者的金融机构之间不能实现良好的动态平衡时，该金融机构在貌似完善的监管制度下逃脱实际监管是很容易的事，尤其是母国监管当局有意纵容本国金融机构规避监管以鼓励其海外扩张时，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可能成为毫无实际效果的空间标准。所以，在具体操作中应只准许那些受母国实际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当然，如何证明和确认是实际和有效的，其途径和方式有待进一步拓宽。如加拿大要求申请者有母国监管当局的有利陈述或批准；意大利则要求总行提供安慰信。我国的（实施细则}对此规定母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出具意见书，但应对其所包括的要点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其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该国同业公会或评级机构的评价等途径来考察申请者受其母国实际监管的状况。
（三）投资者对注册资本的数额承担及缴纳
摘 要 我国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在法律上并未明确地规定,都是由各部门根据法律的有关精神制定的部门规章,需要在法律的层面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对于食品来说,更应加强政府对其的规制,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由政府实施强制性检验,同时,将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有机结合起来,用定期监督检查来建立质量评价指数的样本总体,用统一监督检查或专项监督检查来对存有质量问题的一类产品进行行业性整治,用监督抽查来及时发现存有质量问题的商品。
关键词 食品质量 市场准入 免检制度
一、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需要法律层面的完善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指,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的监督制度。因此,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一种强制性规定。2005年7月9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国家对生产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米、面、食用油、酒类等直接关系人体健康的食品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进一步明确了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为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市场准入制度包括三个内容:(1)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即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环境条件、生产设备、加工工艺过程、原材料把关、执行产品标准、人员资质、储运条件、检测能力、质量管理制度和包装要求等条件进行审查,并对其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对符合条件且产品经过全部项目检验合格的企业,颁发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允许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2)对食品出厂实行强制检验。(3)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管理。即获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其生产加工的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经出厂检验合格的,在出厂销售之前,必须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标注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并加印或者加贴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并以“质量安全”的英文名称Quality Safety的缩写“QS”表示。
从2001年开始,我国质检部门开始试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但此项制度只是由质量监督部门一家实施的,存在诸多的局限性。目前,规制食品市场准入的还包括《食品卫生法》,由卫生部门负责;《动物防疫法》,由农业部负责;《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由商务部门负责等。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在法律上并未明确地规定,都是由各部门根据法律的有关精神制定的部门规章。因此市场准入制度需要在法律的层面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二、企业产品免检制度存在的弊端
企业产品免检制度是我国在市场准入制度中的一个特例,它是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将质量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产品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确定为免检产品,其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免于各地区、各部门、各种形式的质量监督检查的一种制度。应当说,这一制度的实施在提高企业质量监督的效率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树立和培育了一批龙头骨十企业,如海尔、格力等。
然而,近期出现的以雀巢奶粉碘超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现行产品免检制度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怀疑。
我国目前免检制度有三个最严重的弊端:
第一,门槛太低,《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免检产品是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质量长期稳定的产品。然而事实上,对很多产品来说质量很难达到长期稳定。三次抽查合格代表不了其它批次的产品质量一定合格,甚至有些产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前检测为合格的产品可能存在很大的瑕疵。
第二,免检产品监督管理存在弊端。首先,《办法》规定在3年期限内,免检产品免于任何部门的监督检查。这样在免检期间内,对免检产品的监督则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其进行的社会监督。然而,对于有些产品,单凭消费者有限的认识能力很难发现质量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社会监督职能就很难发挥作用,造成政府在免检产品上的监督真空。其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免检有效期满,产品需要继续免检的,免检制度规定企业应当重新提出申请,对其进行重新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坚决取消资格。作为免检制度的一项事后监督机制,这一规定是存在逻辑缺陷的:免检产品不可能只是在重新申请时才出现不合格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了,这一规定又有什么意义?产品免检制度保护的又是什么样的产品?
第三,产品免检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申请产品免检的条件之一是产品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在本行业内排名前列。这使得本行业内规模大、资本雄厚的企业的产品获得免检的机率将远高于业内的中小企业的产品,本来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就要弱于大企业,产品免检制度的设立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建立一种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而且,由于这一制度事实上造成一种假象,即免检产品的质量一定优于非免检产品,而成立不久的企业或中小企业的产品在短时间内很难申请免检,这就有可能在存在免检产品的行业造成市场准入的障碍。
三、企业产品免检制度的完善
企业产品免检制度的缺陷使废除这一制度势在必行。而对于食品来说,更应加强政府对其的规制,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由政府实施强制性检验,同时,将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有机结合起来,用定期监督检查来建立质量评价指数的样本总体,用统一监督检查或专项监督检查来对存有质量问题的一类产品进行行业性整治,用监督抽查来及时发现存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对于产品不合格问题,一应加大监督检查的频率;二要按期对监督检查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复查;三可采用跟踪或专项监督抽查的方式对其质量进行重点整治。
参考文献:
关键词：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
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商品贸易通过海路运输进行，经海路运输并在世界各地的港口装卸的货物占全球贸易价值的70%以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可见，海运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以下简称GATS）上签字。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须遵循我国的入世承诺。因此，在法治的框架下促进我国航运服务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在源头上规制好海运服务贸易无疑意义重大。
一、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基本问题界定
（一）服务贸易及海运服务的概念
服务贸易，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具体包括四种方式：（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海运服务涉及领域较广，主要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运输服务以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其中，运输服务可以分为国内运输和国际运输，GATS所规范并努力促使其自由化开放的仅指的是国际运输范畴的海运服务。在WTO的第MTN.GNS/W/120号文件《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1] 中，将"海运服务"（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列入第十一类"运输服务"（TRANSPORT SERVICES）中的A项，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旅客运输（Passenger transportation）；货物运输（Freight transportation）；船舶及船员租赁（Rental of vessels with crew）；船舶的维护和保养（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vessels）；拖驳服务（Pushing and towing services）；海运支持服务（Supporting services for maritime transport）。这六项内容，前两项是海上运输服务，后四项是海运辅助服务。由此可见，GATS所指的海运服务应是海上运输和海运辅助服务两类。
（二）GATS框架下的海运服务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根据GATS的第16条规定，作为GATS中的一项特定义务，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GATS允许各成员方根据其本国情况对不同服务门类的市场准入条件作限制，分步骤进行服务市场自由化。在海运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在海运企业实力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有关海运服务的市场准入，各成员方可根据本国海运服务情况，对本国的海运服务市场准入作限制规定。由于在GATS中，市场准入被列入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这即表明市场准入并非成员方的一般义务，其具体承诺范围需要成员各方根据自己的实力特别承诺其开放领域，经多边谈判来协定。[2] GATS第16条规定，成员方一旦准备承担市场准入方面的义务，开放国内市场，则它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根据其承诺表中所同意和规定的期限、限制和条件。市场准入制度实质是成员国许可外国商品或服务的进入，其目的在于促进服务贸易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一种限制。在海运服务贸易中，实现海运服务市场自由化和开放，才是GATS中对于市场准入规定的重要目标。
（三）法律规制的概念
"规制"（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来自西方的政府规制理论。在西方，政府规制理论是近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机构如何利用政策、法规对微观经济行为进行规制和制约。目前，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政府规制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3] 英文单词"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在我国被翻译为"规制"或"政府规制"，是指有规定的管理或是有法律规制的制约。"规制"作为西方政府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学界对它的理解看法不一。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失灵）为目的，政府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对企业）活动的行为"。美国学者斯蒂格勒认为"作为一种规则，规则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所以，规制是指政府（广义的政府，国家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规范和制约。[4] 从规制的这一定义可引申出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定义。所谓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制是指国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海运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进行的规范和制约。
二、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分析
（一）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现状分析
1、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承诺范围。我国在海运服务贸易方面对WTO的承诺主要体现在国际海运服务、海运辅助服务、集装箱服务、海运服务和国内航行权等方面，承诺的基本内容如下：（1）国际海运服务：海运服务提供商可以在中国设立合资的船运公司；外资公司的占股比例不得超过49%；合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必须有中方人员担任；（2）海运辅助服务：国外合作方只能以合资形式进入这一部门，但是允许外资占有超过半数的股份；（3）海运服务：国外合作方只能以合资形式进入这一部门，外资占股不得超过49%；（4）国内航行权：国外的船只能在通往港口的航线上航行。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关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做出的承诺已经属于较高的开放水平。
2、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我国目前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海商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港口法》、《国际海运条例》、《船舶登记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航标条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员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我国有关国际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承诺通过《海运条例》第32条加以体现，并在商业存在形式中增加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海运服务方面，《海运条例》第33条规定，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商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投资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为其拥有或者经营的船舶提供承揽货物、代签提单、代结算运费、代签合同等船舶业务，而不是仅限于合资企业的形式。由该条规定可见，我国有关船舶服务实际开放程度要高于承诺。此外，《海运条例》将无船承运业务和国际船舶视为两种不同的海运服务，对无船承运是否向外资开放未作规定，而我国在入世承诺表中也只是针对国际船舶做出了开放承诺。[8] 除《海运条例》外，我国对外资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定还有：（1）交通部《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航运市场的指示》，该指示规定通过双边协议，在对等条件下允许外商在华设立独资子公司办理航运业务；允许外商在华设立航运合资企业；（2）交通部《关于深化改革屯扩大开放、加快交通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依照对等原则，经批准允许外国船公司开办独资或合资航务企业，从事自有船舶的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海运业务合同；允许外商以合资形式经营装卸、仓储业务；（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国际海洋运输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允许外国船公司开办独资或合资航务企业，从事自有船舶的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海运业务合同；目前国内船公司无力开辟的航线或班轮不够密集的航线依照对等原则吸引外资班轮挂靠我国港口；（4）交通部《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规定允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经营我国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规定了新申请成立的企业经营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限制条件。[9] 以上行政指导意见及工作通知，在法理上虽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仍可体现我国对海运服务市场践行有序开放及逐步自由化的努力，这些制度对我国海运服务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存在问题分析
纵观我国有关海运业的法律法规及指导政策，发现我国的海运服务市场管理法律规制还存在以下问题：（1）法律规制对民族海运企业扶植力度不够。世界各国对本国海运业扶植的主要措施有货载保留、货载分配和补贴政策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取消了货载保留和造船贷款优惠等措施，导致我国船舶航运成本远远高于外国船舶，我国船舶占有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承载量比例下降，导致许多企业到国外造船或挂方便旗。这样直接导致了我国税收流失，并影响造船业、船检业的发展。按照GATS的规定，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渐进的过程，市场开放的步伐迈的过大，超越民族海运业的承受能力，反而会阻碍民族海运企业的发展；（2）海运管理立法不足。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海运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行业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是面对海运业的逐步开放与挑战，海运管理的法律体系仍需要丰富完善。除了在立法数量上不足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效力等级上仍然不足，目前我国有关海运立法大多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法律效力层次较低，而且大部分法规制定的时间距今已较长，未能适应海运市场出现的新问题，使得问题难以及时应对。如有关海运服务方面的法律规范至今仍是空缺，海运服务的发展随着海运业的繁荣也逐渐蓬勃，海运服务的形式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海运服务作为海运服务中的重要部分，对于海运服务的规范和约束也应受到相关立法、行政部门的重视。由于立法进程过慢，容易导致我国海运市场管理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不利于我国海运服务业的市场的有序发展；（3）法律法规冲突。我国的立法模式实行分级立法的模式，地方立法机关及政府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法规、规章。就海运服务业而言，沿海开放地区的对外贸易及海运服务发展较快，有关法规规章制定的步伐也较快，从而容易出现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出现冲突，尤其是外资的鼓励和优惠措施方面容易出现冲突的现象。对此，国家应予高度重视，及时清理并废止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避免损害我国法律的有效性、统一性。
三、完善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体系
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已处于较高的开放水平，在海运服务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内法律规制与GATS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定的契合，是目前完善我国海运服务市场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美国、欧盟、北欧国家和日本等国，对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十分重视，要求我国扩大、深化海运市场的开放，并且这些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与这些国家就海运服务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也应该借鉴他国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规制，健全我国有关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规范，建立系统的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在全球海运市场逐步开放中，保障我国海运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为了更好地规范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市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我国海运业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借鉴并超越世界海运大国，我国需要逐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并顺应时展需要的海运服务法律体系。在完善我国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的过程中，制定科学可行的海运服务立法规划，完善与海运服务立法相关的各个环节，建立一个分类明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容全面的国际海运服务法律体系。从法律政策上加大民族海运企业扶植力度，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海运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协调立法过程中各部门利益的平衡，统筹兼顾船方、货方、港口方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关系，根据WTO及GATS相关规则要求，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航运管理体制。此外，还应注重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与衔接，避免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规范与其他部门法相冲突、矛盾和抵触，并及时完善其他海运服务配套法律法规。如海商法、海事诉讼与海事仲裁方面法律的更新与完善。
总之，我国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应当以海运服务市场管理法为核心，结合调整海运服务中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海商法、海事诉讼与仲裁法律制度，构建一个在形式上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在内容上门类齐全、相互连贯的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从而践行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具体承诺，推动我国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我国海运服务立法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相信我国的海运服务立法会随着海运服务的逐步开放，而日益完善、健全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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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epublic of Kore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GATS/SC/48， 1994-4-15.
[8]唐颖峰、寇宁、朱冰冰. 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开放与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1（6）：31.
[论文摘要]较高的利息和不稳定的借贷环境，不仅对借贷人发展企业不利同时也对放贷人收回本金没有较为可靠的保障，这样就使得建立民营银行迫在眉睫。文章从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谈起，对民营银行的事前监督准入问题和事中运行过程中的监管做出了分析，并对我国民营银行进入金融市场的法律规制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民营银行 必要性 准入 监管
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大量的民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在民营企业发展中，正规的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对其提供的贷款所占比重甚少，这就使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资金的来源目光投向民间，但民间借贷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所以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并对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民营银行呼之欲出。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来源。在我国，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组成，并各自从事不同的业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原本设计上为国有企业准备的国有银行明显呈现其不足之处。私营经济占我国经济比重的逐年增加，而国有银行对其资金的支持却很少，这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制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此时民营银行的产生就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产物。
什么是民营银行？笔者认为民营银行也就是私营银行，是指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民营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它根本上的不同是其资本全部来自民间而非国有，在日常运作上最大限度地不受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市场化运作，以灵活的自主性和私营性为其最主要的特征。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首先，民营银行可以弥补和完善银行业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在我国实际上因国有银行其特殊的身份与优势的地位占据了整个银行市场的绝对多数份额。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发展，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大。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使我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辐射面、渗透力和适应性日益增强。
其次，将民营银行引入我国金融制度可以有利于各类银行的竞争和发展。即使是民间借贷的利息高于国家银行上限仍然十分活跃于民间资本市场，这也是民营银行未来的巨大的市场。引入民营银行为银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得中小企业看到贷款的希望，这也促进了金融业更好更快的竞争发展，同时加快促进金融业的体制改革。
第三，现实状况也使得建立民营银行迫在眉睫。在温州等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地下“钱庄”。这些“钱庄”长期存在必然是有它一定现实原因的，但地下“钱庄”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虽然暂时起到了一些银行借贷的作用，但它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已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放任不管，就会使得地下“钱庄”愈演愈烈，例如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城市，一旦出现资金断裂或者其他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如果我们使它正规化和合法化，就会使它的益大于弊，它似乎可以看作是民营银行的雏形。
（二）建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性
民营银行在职能上的优势是国有银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为中小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提供贷款服务。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民营银行自身在银行业更具有竞争力。在银行的功能上民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的空白点，它可以设立在县、乡一级，这样在地域上可以说覆盖性更为广泛。而在这类地区往往很少有国有银行，也可以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现有的银行体系不足以抵抗。而民营银行有着其自身的优点如：市场灵活性、自主性和私营性等特点，即可以自主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有效地辅助现有的银行体系一起抵抗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有效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笔者相信将这一经验运用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现中国金融业企业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做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 。
二、民营银行设立的困境分析
我国民营银行的物质基础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资本中不容小视，所以在一些垄断行业上，民间资本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与之相竞争。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资本的加入。
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的最大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但这并不等于放松对民营银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而是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和严格地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
（一）准入标准的困境
银行业因其自身具有高风险性、指标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营业性以及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为了使其能够长久的经营，对其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仅是对民营银行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一，对民营银行准入门槛的设定。首先，不应对民营银行设定的注册资本过低，而应当比照《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定，但相对的可以适当降低。这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过低，就会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增加对公众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的过高，又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不能起到建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民营银行发起人经营能力的考察。民营银行有其自身的私营性和资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对聘用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金融师并不多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银行的负责人要有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经营能力，并对其高层的管理人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防止一些不具备从业资格和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机制监管的困境
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直都是企业生存的法则。我们不仅要为民营银行制定其准入的监管，更要为其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从保障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入手，从而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安定。对此我们不光要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破产机制，更要发挥政府的功能，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优势对其进行重组等，使其稳着陆。对于此时的民营银行制定的退出机制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即一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也就是说以成本最小化为处置目标。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就有了两个途径：一是市场处置，即关闭、破产或被动并购；二是通过强力组织撮合，即政府参与金融风险化解。
三、民营银行的立法建议
由于民营银行主体的特殊性，使其不能完全借用《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但是还是可以借鉴其中很多规定和制度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专门制定一部《民营银行法》。笔者认为可以在《商业银行法》中加入对规范民营银行的规定，对二者有区别的对待，这样可以改《商业银行法》为《银行法》，在制定“民营银行”的规定时可以参考《巴塞尔协议》等相关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