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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1-0083-1.5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它深刻阐释了哲学最根本的奥秘――要“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①去理解和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哲学的这一基础性的理论的基础性前提就在于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如高清海老师所提出的，作为哲学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人对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以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根基与理论来源。那么，实践又是如何支撑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的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这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所要考察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哲学维度的考察要从“人”出发，离开了“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将是空泛而抽象的。那么，我们在谈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时，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
首先，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作为思维意识的主体，他应该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短小而精悍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篇即批判的指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缺点在于不理解“真正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②正是由于不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旧唯物主义只是直观的把握人的生命活动，而唯心主义则是抽象的理解了人的社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之为人的现实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其次，哲学正是在把人看作是实践的人的基础上，从而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批判地改造世界，最终实现解放人类，这也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所在。马克思在《提纲》中认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实践的本质在于实际的改造世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为了人的主体思维方式；是以人类解放的类主体思维方式；是超越的、创造性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正如《提纲》最后一条所提醒我们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主张：“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新世界观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借助实践的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从而建立起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远大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即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此为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的人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来解决人的最实际、最突出的问题――“改变世界”。
二、实践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
实践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不仅仅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更重要还在于实践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小的方面：首先，实践可以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又揭示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去超越两者的，他说：“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这就表明，如果没有以“人的感性活动”为理论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这一新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
其次，实践还可以构成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感性活动的总和。“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⑥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实践，实践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条件。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⑦这就更明确表述了实践不单是历史的基本前提，还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就足以证明了实践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从实践能够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一意义上来说，更加突出了实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础性意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棵大树的树根，它不但帮助树干抓紧坚实的大地，还源源不断的为树干输送营养。实践就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者，正是依靠着“人的感性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才具有其真实的理论内涵，才具有其真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才具有其真实的价值旨趣；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有了牢固的根基，才能够不断发展完善，才能够成为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实践。
【注释】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9页。
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⑤《历史唯物主义与的新世界观》孙正聿，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⑥《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23页。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人民出版社，第9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
［5］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10（5）．
【关键词】以学生为主体 关爱学生 激发兴趣 减负 高效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142-01
当代社会早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如何在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获取知识、技能和学习途径的社会把学生的心稳稳地留在课堂，让他们“想学”“爱学”、“乐学”呢？这是一个挑战。下面针对这一现状，就全国正在深入研讨大力倡导的有效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在初中生物教学中的落实谈谈我的想法、看法、和做法。
一、关注学生，关爱学生
有效教学和传统教学相比，不再侧重关注教师的教学活动，而是更侧重关注学生这个学习的对象和主体，关注学生做为一个“全人”，怎样促进进步和全面发展。古语云：亲其师信其道。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我认为，首先就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关注学生关爱学生。信任和关爱是走进学生内心的钥匙。作为传承者，教师不仅仅要在知识技能和做人道理的传授上做到毫无保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更重要的是从情感上，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虽然生物教师不比家长和班主任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多感情深，但是生物教师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体现情感教育人文关怀。比如，课上看见学生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生物教师可以嘘寒问暖，也可以派人陪同该学生去医院看病。毕竟，好身体才是学习的本钱。再比如，课上课下发现某些学生情绪很沮丧低落或者烦闷暴躁愤怒的时候，生物教师在课下也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交流，只有学生心理健康了，学生作为主体的学习热情才有可能提高。再比方说，看见学生因为午自习作业太多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下午第一节课打瞌睡的时候。生物教师可以拨三分钟让学生下楼用自来水清洗脸，通过上下楼的身体运动和水的刺激和精神上的打岔可以帮助学生赶跑瞌睡虫。如果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精神萎靡不振昏昏欲睡的时候，甚至可以干脆放5―8分钟让全班同学休息一下。与其让学生带着疲劳低效的学习，不如让学生休息一下，有精力、有感动的时候能更好地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多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着想，多给予学生更多的爱心细心耐心和宽容心。我认为，在情感上建立的这种良好关系，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只有当学生充分发挥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热情，才有可能事半功倍的促进学生作为一个“全人”的发展。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学生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自主式的探究性研究性的学习才有了一个坚实的心理基础。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呢？ （一）要通过调查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所在
比如，小学生刚入初中第一节课，可以进行问券调查：《科学》课有没有上，爱不爱上？有没有看过央视的《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科学探索》等节目，喜不喜欢看？学生喜欢哪些电视节目？喜不喜欢电脑和手机并用它们玩游戏？通过调查，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生物知识的基础，还可以知己知彼，了解学生的心理、爱好，方便在今后的生物教学中有的放矢。
（二）可以从细节的处理上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比如：1.讲到地球上形形的植物动物时，可以把书上静止的图片变成实物、模型或者多媒体动画。2.讲到一些枯燥的知识时，可以尽量与丰富有趣的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动起来。通过让学生听口令上、下、左、右、转动眼球，学生对眼肌作用的了解就更直观更感兴趣了。3.某些教材上难理解的知识点，不够全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视频，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拓展学生的视野。比如，讲到复杂精细的眼球结构，可以看国际知名学者的动画解析。讲到人的进化，可以观看央视的四集纪录片。4.尽可能多的开展实验。由于中学生还处在好奇又爱动的年龄，所以，几乎都是很喜欢实验的。作为农村中学，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灵活机动的开展实验。有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实验。比如经典实验《显微镜的使用》肯定要开的。再比如，观察花的结构，我们可以利用学校有桃树、油菜地、樱花树等条件，适时开展校内课外实验活动。只有抓住了学生的心理特点，研究教材，不断地发掘可以提升学生兴趣的点，灵活多样地采用适宜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就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的热情和动机。
三、在教学环节上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针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合法性”问题，柯亨便开始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柯亨采用了功能的解释方法使得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而这种功能解释的方法能够发挥效用是因为柯亨自己重新地定义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定义。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本质上是对哲学框架进行了重新的构建，在坚持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更加地清晰。
【关键词】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理论重建
柯亨是英国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学家。他的作品最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柯亨想要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简单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对其原理并没有深入的讲述。可是因为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很好地解释了他自己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使得有人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造成误解和扭曲，这些误解并没有能够正确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有些已经完全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了。所以柯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面进行探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可以得到化解。
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
1.1 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含义
首先，柯亨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生产力的概念。他提出，生产力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作品中词语的译文，而人们对译文已经深深接受甚至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可是柯亨同时指出，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是没办法真正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他认为生产能力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柯亨觉得生产能力这个词译得更加地确切，可是他同时也觉得生产力这个词的译文是依据马克思的作品语境来使用的，所以不可以把马克思作品中的所有的“Produktivkr powers”都译为生产能力。其次，柯亨认为生产力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使用原料，通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东西。也就是说，柯亨认为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物质性作用的东西是不能看做生产力。所以可以从中看出，柯亨的生产力是除去了社会特性的部分，让生产力变为纯粹的物质性的东西。
1.2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含义
柯亨对生产关系的组成和组成部件之间的联系进行重新的界定，从而阐明和澄清了生产关系的含义。他认为生产关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通过这两个部分来相互联接。要知道，如果只有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个生产关系就只可以联接至少一个人和最多一个生产力。柯亨指出，对生产关系的重新说明是为了剔除法律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定义。
1.3 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样，柯亨将经济基础界定为是生产关系的加总。他强调，马克思中的经济基础是没有包含生产力的。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澄清，柯亨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只是指出，上层建筑是由一组非经济的制度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法律这方面。那么，可以看出，柯亨是将艺术、道德等这些内容从上层建筑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话就大大地缩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2 功能解释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柯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域澄清是为了建立以功能解释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地位可以重新得到确立。这里讲的功能解释是指由解释它东西的作用来决定呗解释东西的特征。柯亨之所以在功能解释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要牢牢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联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保持这两部分的协调一致，从而保持了联系的稳定。柯亨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解释性的说明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使用的这些说明方法的深入分析与探究，柯亨猜测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构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要解释的东西分成两部分，然后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是，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马克思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对这种方法的结构进行一定的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影响机制，导致人们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产生误解与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方法，在柯亨看来，这些种种的解读方法都没办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做出一定的确切的阐明。他强调，功能解释在研究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柯亨的功能解释主要是以解释为基础，规定了被解释东西在解释中的排位顺序，从而保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可以更加地明确。在这样的前提下，柯亨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把人类历史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时代。柯亨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阶级社会必然包括了生产性和不是生产性这两大部分，而所谓生产性就是能够生产处超越自身价值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从而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在较前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仍然处在不是很高的水平下，而这种水平仅仅只能够维持人们的生存，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剩余产品可言的。而在较后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可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剩余价值，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这些剩余产品还是不够用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的。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中，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接下来的第四阶段就是后阶级社会，在这个阶段中不存在原始性，同时存在大量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了，而是可以将自己的剩余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生产财富的活动上去。
3 结语
到如今，柯亨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他通过使用功能解释的这个方法来清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矛盾与冲突。要知道，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可以发挥效用是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对基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柯亨的这种重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范围的新的界定，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得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1]王晶.范畴框架的改变：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01）
[2]曹玉涛.略论分析对的“重建”[J].哲学研究，2010（06）
[3]孟庆龙.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社会科学辑刊，2011（01）
摘 要：生态学以自然的批判性为逻辑前提，以生态学价值批判为方法、以自然与价值双重维度为尺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提出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
关键词：自然 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学
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自然的批判性存在
1、生态学认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前提是肯定并“复兴”经典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法思想，实现自然概念由二元对立向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转变，自然的存在在逻辑上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性存在为前提的，自然是社会的自然，社会是自然的社会。
生态学者充分肯定经典哲学中关于自然概念的辩证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理论之中重新阐释并加以提升，突出自然概念的辩证属性。
佩珀认为必须从马克思辩证看待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思想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的自然概念，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经济物品的原料，也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物品的固有价值的发源地，更不仅仅只是把自然当作一个濒临灭绝的生态系统，马克思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设想为是一种社会范畴，尽管自然具有‘客观性’，但它被自身的某一个组成部分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了，即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成人类社会。”也就是说自然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莱易斯则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思想。这些论述充分表达了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对自然概念辩证属性的肯定。“
2、自然概念是如何获得文化、价值属性的呢？成为批判性存在呢？
生态学认为，的各流派在这复杂时代面前已经失去应有的解释力度，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疏离；在研究对象上，存在自然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野，致使历史唯物主义局囿于狭窄封闭的社会领域，自然处于被漠视或悬置的状态；在研究维度上表现为自然与价值维度单面缺失。基于上述问题，生态学认为应当重建生态学的研究范式。
福斯特认为唯物主义有三种学说，即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唯物主义，前者突出的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后两者突出的是自然存在的独立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的是自然的异化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义应当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于是从中分别抽取价值属性和自然属性，加以改造，提升出生态学价值批判方法。所谓的生态学价值批判方法是指以价值作为评判人与自然的尺度，自然被赋予文化和历史性特征，成为可批判的对象。
自然成为批判性的存在之后，又将自然的双重属性，即自然的独立性和文化性返回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使自然之维与价值之维成为贯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交织而共生的逻辑主线。这样，生态学社会主义就完成并实现了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上的构建与超越，自然作为批判性存在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中获得核心地位。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展开与归宿：指认、改造与批判
以批判的自然存在为前提、以生态学价值批判为方法、以自然与价值双重属性为维度，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指认和改造，同时对资本社会制度展开内涵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生态批判，以此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空场”，在基本范畴上存在理论缺陷，不能适应新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因此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度和理论支撑。究其根本在于自然与文化维度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单面缺失。生态学哲学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造。
1、改造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基本范畴，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以自然与价值的双重意义。
生态学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关注物质生产活动的技术层面，没有注意物质生产活动还受文化价值因素的支配。他们过多地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而不是统一来分析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认为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本质属性在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在文化。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对立等同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将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忽视乃至割裂了自然之于社会文化的嵌入性关系，在自然之中发现不了文化批判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文化内容的客观性属性。在社会之中忽视文化的自然属性，即文化内容的客观性。文化既有主观意义，又有客观内容。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价值规范等都是特定的客观的历史性存在，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都受特定的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人类的历史具有自然化特征。
2、拓展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视域，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建立以使用价值、消费为主线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的范畴体系，突出消费、使用价值等物质要素的批判意义。
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大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注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商品价值的意义两个方面，致使这种分析的路径止步于社会意识层面而被悬置，难以深入到物质生产与生活之中，无法回应当代人类历史出现的新动向。这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当时资本主义异化并没有扩展到消费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逻辑展开，生态学抓住生产危机导致消费危机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逻辑根本，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从社会层面深入到物质层面，从对商品价值的分析转向对使用价值的批判。为此，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已经跟不上分析的需要，为了弥补其范畴的不足，生态学哲学家围绕消费和使用价值提出了一系列概念，丰富和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确立新的范畴体系，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是生态学关于自然的辩证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的继续和与其研究对象、范式保持逻辑一致性的必然要求。消费危机、生产危机作为一种表象，终极原因在于自然是有限的、生成的、价值的存在。对于自然的批判最终必将发展到对消费和使用价值的批判，自然和文化这一二重性对于消费和使用价值的批判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最后，用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构建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 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