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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Hymer)于1960创立垄断优势理论。[1]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它相对当地企业具有某种优势并足以抵消额外的成本,而且这种优势是与该企业所有权相联系的、不容易丧失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优势。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进了海默的思想,认为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等。[2]约翰逊(Johnson,1970)从知识资产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从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从产品的异质化能力、知识和技术等核心资产的角度,彭罗斯(Penrson,1976)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企业的垄断优势。[3]邓宁(Dunning,1977)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为“所有权优势”。[4]
垄断优势理论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市场并通过市场寡占获取超额利润。其理论集中在厂商特有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上,但后续的研究主流关注厂商特有优势,而对寡占市场结构的研究不占主流。
2.内部化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企业将国际交易内部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认为由于竞争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所以企业通过并购对方或新建子公司来使交易在企业内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汉纳特(Hennart,1977)、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配置资源的协调机制进行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化理论。[6]
内部化理论关注的是中间产品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基于企业所有权之上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的扩张。尼尔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认为对于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市场内部化未必是绝对的,它们可以通过信息与知识内化来获取大公司把市场内部化的价值。[7]但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内部化,而是知识上的优势,内部化只是保持企业知识上的优势的途径或方法。内部化理论的局限还在于它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难以适用于短期的投资行为分析。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1977)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并在以后不断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优势”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该理论认为国际生产的方式、范围和格局由企业的三种优势决定: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和区位优势(L)。
折衷理论的三优势中,所有权优势说明企业为什么(Why)要从事国际生产,内部化优势说明企业如何(How)利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说明企业到哪里(Where)从事国际生产。但折衷理论没有把时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没有说明何时(When)进行投资。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邓宁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寻求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资源(resource-seeking)、寻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寻求现成资产(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邓宁的区位优势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还包括:(1)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他们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2)以安哥多(Agodo,1978)、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奥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鲁明泓(1999)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3)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 & 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①
4.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Wills,1977)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8]他借用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标准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优势主要有:拥有小市场需要的小规模技术;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小规模技术论本质上属于“被动技术论”,此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使用“降级技术”,生产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的产品,这样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生产的边缘地带(鲁桐,1998)。威尔斯把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与母国市场特征之间联系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分析空间。
5.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
沿着威尔斯的思路,拉奥(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9]在拉奥看来,即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利用当地技术知识和要素价格进行跨国生产;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创新;生产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利用民族或语言的因素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拉奥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竞争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6.技术累积理论
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 Tolentino,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过程恰恰是其内部连续不断的技术累积过程,技术累积和国际投资深化是相辅相成的。[10]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处于国际化初期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创新活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信息、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还可以为本国技术累积和创新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基础,推动母国的产业发展。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以及技术累计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寻求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理论实质上是对垄断优势论的改进,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理论注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效应,而忽视了竞争效应,忽视了市场结构、竞争强度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
7.长期战略理论
鲁伯(Reuber)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的投资;市场拓展投资;政府倡导的投资。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略考虑。鲁伯的研究是实证的,其启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应论及博弈论模型的发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战后美国187家巨型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分析,发现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表现为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市场扩张,同行业的其它企业为了确保国内外的市场地位也竞相向国外扩张。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追随潮流现象也越明显。尼克博格把这种现象称为“寡占反应”。这种“追随潮流”的行动还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企业进入彼此的市场或第三国市场。[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对外投资中的“追随潮流”现象,并认为只有在对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国市场的收益时,才有动机实施寡占反应对外投资。[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所起的策略性作用――进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双头垄断模型量化了“交换威胁”型对外直接投资;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认为后进企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特定区位知识,而领导者企业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优势的消散。卞华顿和埃克尔(Bjorvatn and Eckel,2006)则认为尽管技术溢出在当地十分明显,领导企业还是有动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阻止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获得型对外直接投资。
9.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理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营活动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资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项目投资的可延迟性。在基于实物期权的对外直接投资思维中,企业拥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可以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其投资价值应当由两部分组成:项目未来收益的贴现现金流和项目投资机会的期权价值。把实物期权理论具体运用到跨国经营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国际化、跨国经营的灵活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科格特和库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拥有跨国性的商业网络,当环境变化时,跨国公司能够在网络内部提供转移资源、生产以及分销的灵活性,理论上这种转换期权能够提升跨国公司的市场价值且能够规避风险。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伦•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认为,国际投资开始时一般都是小规模的投资,然后再根据收益的大小来决定扩大或者缩减规模,这种根据未来新信息的调整能力可以增进跨国投资的价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认为,为了适应动态的世界经济,增进跨国公司的运营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赛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则认为很难提前识别内嵌在项目中的市场和技术发展机会,这会给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带来约束。[17]
第二,比较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运用实物期权来分析国际合资模式,并分析了合资企业中的一方收购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认为,当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越愿意选择灵活性的市场进入模式,即使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成本较高,但可能会有较低的总成本;当存在调整成本时,企业面对不确定性会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马上转换到其他进入模式。彭宁斯和斯留尾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计算了由出口转换为在外设立独资子公司、合作经营及许可生产的最优收益水平,认为最佳进入模式依靠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两国的税收差异,当地公司的成本优势、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决定。[19]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市场进入时机。相关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的延迟期权,他们认为在决策是否进入海外市场以及投资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里沃利和沙罗尼奥(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认为,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投资难以逆转,投资的延迟期权是适意的;否则,由于竞争者的压力,延迟期权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认为跨国公司的收益由母国和东道国的吸引力决定,这些吸引力在各个国家遵循不同的布朗运动,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临界值,并建议吸引力波动性越高,进入决策越需要推迟进行。[21]
通常利用实物期权方法探讨投资问题的文献都蕴含两个基本假设:投资机会企业独享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考虑竞争性,在实物期权理论中引入博弈论,就发展为期权博弈理论。西方学者运用期权博弈理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扩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研究,以及最优进入时机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题中,将抢先进入博弈模型与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双头博弈模型。并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时机均衡分析中,权衡了延迟投资的期权价值和先行投资的战略价值。[22]弗尔塔(Folta,1998)认为面对内生的不确定性,企业有动机进行阶段性投资,而面对外生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延迟投资。李晶和鲁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则认为进入模式不但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且还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库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需求和竞争对手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时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行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观理论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Vernon,1966)从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了比较优势和投资在国际间的移动过程,提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论点。[24]20世纪70年代弗农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将产品周期分为创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个阶段。其理论揭示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垄断优势的产业,为本国产品进入新一轮创新阶段作准备,从而使产品不断得以创新,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垄断或寡占优势。但该理论关于寻求低廉生产成本地区的观点有悖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2.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几乎所有取得国际性成功的产业,国内竞争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国内市场趋于成熟、饱和之后,出口和对外投资才会增加;在日本不属于强项的产业中,如建筑、农业、造纸等几乎不存在国内竞争,这些产业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优势。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和日本的实证分析,波特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先内后外”的顺序。
3.比较优势理论
小岛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纪50年～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将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25]他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边际产业理论。其理论的启示: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小岛清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行业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
小泽辉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为例,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顺序:阶段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阶段二,开始转向劳动力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三,转向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四,资本密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交叉发生阶段。其实,阶段一是利用现成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二是边际产业扩张阶段,阶段三是获取新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四就是资源整合阶段。[26]
纳楚姆、邓宁和琼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于本国(以英国为对象)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很活跃;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于本国比较劣势的产业中时,跨国公司主要凭借自身强大的所有权优势与国外资源结合,并认为英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发展日益独立于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
不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体现母国的要素优势和劣势,也会影响母国的经济和产业构成,因为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加强这一优势,而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利用国外资源优势。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1.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1986)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常为最贫穷国家,其“OIL”三优势欠缺,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二阶段,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有所加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逐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仍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三阶段,企业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加速发展,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第四阶段,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直接投资为正且逐渐上升。第五阶段,常为高度发达国家,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不断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急剧增加,净对外直接投资接近于零。
该理论以微观“OIL”范式为基础,又从宏观角度考虑了发展阶段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技术累积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托兰惕诺(1987)根据经验数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便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由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如果母国拥有某种直接诱发要素优势,他们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国没有而东道国拥有,那么母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国政府诱发因素、东道国诱发因素和国际性诱发因素。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直接诱发要素起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间接诱发因素起作用。
3.国家利益优先理论
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不具有垄断优势。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资源转移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国际收支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等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和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就是很有必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许多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战略性支持就更为必要。
四、结语
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因此,在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中,微观理论是主流。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则是从产业层次或国家宏观层次分析推动跨国公司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以垄断优势为起点,到国家生产折衷理论成为“集大成者”,但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对不确定条件下投资的动态变化关注得不够。即使折衷理论后来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增强了其动态性,但也无法解释投资过程的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备四个基本特征:(1)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3)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竞争性,即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或局部的竞争优势,但投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独占性。因此,基于实物期权的思想,可以把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各种机会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从而建立起更为准确也更为合乎逻辑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体系。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
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内容参考:鲁明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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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替代关系；互补关系
一、替代关系理论
Mundell（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标准国家贸易模型，提出了“替代关系理论”，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1）只存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2）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一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另一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3）两种产品中一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4）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只依赖于生产中投入的两种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变的规模报酬，即产品产量的变动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变动比率一致。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Mundell认为，当两国仅存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他们必然会展开贸易，并且这样的贸易会使得世界各国的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可是，现实世界很难达到前述的严苛的前提假设。而且现实中各国存在贸易壁垒，所以现实情况下，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产生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资本流动障碍也会产生贸易。所以Mundell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Vernon（1966）在对美国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生产分为三个阶段：（1）新产品阶段，产品刚刚被发明和生产出来，属于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因此该阶段由母国生产并以高价格出口到国外市场；（2）成熟阶段，国外市场需求旺盛，技术逐渐稳定，出现模仿品和替代品生产的竞争对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到需求量大的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和生产，出口减少，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标准化阶段，产品生产技术已经高度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并以此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原来发明创造的母国会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产品周期理论动态的描述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对外贸易。
二、互补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的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该理论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流动，是包括了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即从在母国已经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东道国具有显著或者潜在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开始转移。小岛清认为，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将母国比较劣势产业输出，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幅度，从而增加了贸易量并促进母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加速技术创新与扩散。
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当贸易障碍产生对外直接投资时，资源一般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贸易障碍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就表现为互补关系。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会带来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对外贸易大规模增加。
三、不确定关系理论
Patrie（1994）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将其分为三类：（1）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逃避东道国严苛的贸易保护壁垒，迅速占有东道国市场，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2）生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受到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产品可能在当地销售也可能出口到别的国家。（3）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贸易，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这三种源于不同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Head和Rise（200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直接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与投资是垂直方式还是水平方式有关。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但是，他们还发现，以垂直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以水平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替代的。
四、启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补，更多的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从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生产为导向，积极寻求外国廉价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此实现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 动因 优势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9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的资产，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执行增大了我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将美元计资产置换为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初级资源成为中国外汇投资的占优策略，这一目标需要由企业海外投资实现。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金融企业在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认真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并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创新金融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方式，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的支持下，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项目，签订了数十项金融合作协议和融资协议，支持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优势，为思考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约翰・邓宁在总结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于 1977年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将出口、对外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当代最完备、解释力最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核心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将所有权优势定义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所有权优势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这实际上是海默等人所称垄断优势的另一种提法。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对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从而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更多的潜在利益。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就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内部交换机制替代外部市场交易，以克服市场失效的能力。区位优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直接区位优势指东道国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间接区位优势指由于投资国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邓宁认为，如果企业仅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进行对外技术转让；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选择出口贸易是较好的方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的最好形式。
该理论是根据西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出来的，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对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技术、产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具备相当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的，近年来对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直接投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证明。在某些高科技行业中中国企业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在发达国家也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也完全可以到发达国家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比如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5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宁针对国际投资折中理论缺乏动态分析的严重缺陷，写下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提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关系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以人均GDP为例，邓宁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经济实力向国外输出直接投资，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国外也只有少量资金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为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经济实力，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总之，对外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取决于各自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 我国目前已达到第四个阶段，基本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这预示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三、小规模技术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出版了其专著《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用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特殊的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正来源于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威尔斯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一是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适合小批量生产，来源于实际生产工艺的某些局部改进，或者是引进国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后逐渐加以改造，使之适宜于小规模生产。二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工艺，并倾向于使用当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开发费用低，广告费用低，实行“低价格”战略。四是由于与本地市场联系紧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适应性非常强。
拉奥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适应小规模市场、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等，但这种技术却包含着独特的创新活动。他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如何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第一，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环境下要素的价格及供给条件都有极大差异，对技术的适应性改造是一种创新活动，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第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各地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业对技术加以改造，使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这种技术创新就可以形成竞争优势。第三，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适应性技术在当地市场比原有技术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第四，在市场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者的品味差别大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开发出与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企业不同的产品，仍然可以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国家之间在民族、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上述几种优势可能得到加强。
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直接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
四、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企业按优势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难以符合跨国经营条件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为了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得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投资者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从而取得由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资本收入，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投资者保持着对资本运行和使用的控制权，从而获得远比货币收益更广泛的综合效益。这在投资者是国有企业从而国家和企业利益有着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是综合性的，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源转移效果。投资国通过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不但可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间接地享受东道国当地资源供给和基础服务，还能吸取和传输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这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对于大多数投资国，一般向东道国进行“一揽子”要素转移的，也主要是国内较为成熟、产品供给相对富余甚至饱和的产业部门。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界的转移，则既保证了现有资产的应有价值，又起到了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作用。第三，国际收支效果。除了麦克杜格尔模型所显示的直接国际收支影响外，跨国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国际收支还产生若干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可概括为：直接创收外汇利润；带动和扩大产品出口，间接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带动和扩大劳务出口，增加和扩大非贸易外汇收入；境外企业进行反向投资以及联系介绍外商对投资国投资，增加国家的收入。第四，市场竞争效应。跨国经营企业的不断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对国内原有的竞争趋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一些率先跨国发展的企业，将会因为在国外取得了新的市场空间，或者取得了稳定的资源供给或新的技术信息，而大大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使自己的竞争地位发生跃升，从而使国内竞争对手感受到新的压力。这将迫使国内竞争者或者采取跨国发展的行为，或者改进经营，加强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应付挑战。显然，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对投资国竞争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力的增强发生积极作用。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对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John H.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drin，1981.
[2] 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为切入点
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FDI区位；资本输出；FDI目标国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杨德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10]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