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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县安监局全心全意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杜绝后两个月各类事故的发生,近日,__县安监局深入县各重点行业实施边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培训，边在各重点行业生产经营现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深入县各重点行业宣传教育内容为学习《安全生产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新修订的《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履行安全生产义务，把法律法规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宣传到各类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使全社会关心、关注、支持安全生产工作，形成强大的法制氛围。
二是加强源头管理，落实好特殊气候条件下的安全防范措施。这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突出重点,涉及到生产经营安全、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等安全检查。认真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为重点，坚决取缔非法生产经营窝点；加强对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查，对重大危险源要实行24小时严密监控，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或关闭；加大对非煤矿山检查力度，坚决关闭取缔非法开采和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非煤矿山企业；对县产业集聚区园区内企业，对未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经安全生产“三同时”审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一律停产停业整顿；要结合实际，切实抓好各个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
教师是社会上特殊而崇高的职业群体，是传承人类文明的使者和凝聚、传播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理当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楷模。全面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意识和能力，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形势下提升教师素质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客观需要；既是大力推进依法治校、依法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教师职业行为的时代需要，又是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内在需要。
一、提高教师法治素养是落实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必然要求。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要求，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核心内容有三，即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些规定和要求必须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融入或渗透到学校课堂教学、学生生活和学生管理之中，最终要切实落实到教师身上，落实到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的神圣职责在于：既教书又育人。其中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重要职责，但更为重要的职责是以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培养学生良好品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名优秀的教师，一名受学生欢迎、让学生终身受益、终身难忘的教师，往往是在课堂的学科教学中和日常学生管理中善于挖掘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律精神并向学生传播的教师，往往是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师。让学生对教师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不仅是教师传授的知识，更是教师的育人作为，即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适时进行的思想品质、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律精神教育。最好的育人方式恰恰是寓于学科教学或知识传授之中的。教师的人格魅力、学术魅力，内在地包含着育人魅力，内在地包含着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法律精神。只教书不育人的教师是不称职的。目前，还有一些教师片面地认为：育人不是自己的份内事，只是德育课教师的事，自己只管教好书就行了。这是不称职的表现，也是不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表现。我国《教师法》明确规定的教师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由此可见，所有教师都有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法定职责，都应当把思想品德教育、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渗透或寓于课堂学科教学、学生生活和学生管理之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新形势下，在加强对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新任务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高度重视并着力提升教师的法治素养，进一步加强对教师的普法工作；教师应当自觉学习相关的法治知识，充实调整知识结构，提升自身法治素养，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更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
二、建立完善教师法治培训制度。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校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强对教师的普法教育，提升教师的法治素养，同样要以制度作保障，同样要建立完善教师法治培训制度。全国教育系统“六五”普法规划和教育部普法办《关于贯彻全国教育系“六五”普法规划进一步加强教师普法工作的通知》都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做好教师法制教育、培训工作，把法律理念和知识融入职前培养、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积极推动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增加法制教育课程，为教师普法工作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完善教师法律培训制度，在教师的任职培训、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国培计划’课程体系中，明确法制教育的内容与学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重要的和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要实现全员培训”。这些规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加强对教师的普法教育，建立完善教师法治培养培训制度。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高度重视教师普法工作，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高度，将教师普法教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为新形势下提升教师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要在师范院校和在教师培养的过程中，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增加法制教育内容，将宪法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列为师范教育必修或选修的内容，整体提升准教师的法治素养，为教师普法工作和为教师对学生实施公民教育、法制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要在教师准入即教师资格认定中，将申请教师资格者掌握相关法治知识、法律法规内容的情况，列为必要的测试或考核内容。四是要在教师的任职培训、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近两年启动实施的“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各种教师培训中，把法治知识、法律法规列为必要的培训内容，纳入培训课程体系，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同时，鼓励各地推行或试行教师法治知识合格证制度，将教师是否取得此合格证作为认定教师资格和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和晋升的一项条件。五是要明确教师普法教育或法制培养培训的主要内容。教师要深刻理解和掌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深刻理解和掌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要全面学习和掌握宪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精神，树立宪法意识、公民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要围绕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要求，学习和掌握国家教育方针、教育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六是要加强教师全员培训，即对已经颁布施行的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重要教育法律法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要组织教师切实熟悉和掌握教育法律法规的规范、精神和内容；对新颁布施行的教育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也要组织对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三、着力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意识和能力。虽然经过20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广大教师的法治意识有了普遍提高，法治素养也不断增强，但少数教师依法执教意识淡薄、个别教师侵害学生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现象仍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加强对教师的普法教育，根本落脚点就是要提高教师依法执教、依法施教的意识和能力，进而促进依法治校，促进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形成浓厚的学校法治文化氛围，全面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意识和能力。要通过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宪法、教育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明确教师依法执教的法定依据，即教师的法定权利、法定义务和法定职责。一要通过组织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使教师明确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并认真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和正确行使公民权利。二要通过组织学习教育法律法规特别是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明确教师的法定权利、法定义务和法定职责。我国教师法集中规定了教师的权利、义务和职责。教师的法定权利有六项，分别可以简称为教育教学权、学术研究权、管理学生权、获取报酬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教师的法定义务和法定职责也有六项，分别可以简称为遵纪守法义务、教育教学义务、思想教育义务、尊重学生人格义务、保护学生权益义务、提高水平义务。此外，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以及一些地方性教育法规，对教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也作出了一些明确规定，如有的地方性义务教育法规就明确规定：教师“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学生有偿补习活动，不得到校外社会办学机构有偿兼职兼课，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生参加校外社会办学机构举办的补习活动。”在推进依法治校的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应当进一步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师的法定权利、法定义务和法定职责，准确把握其内涵，并全面把握其他法律法规所作的禁止性规定，让教师充分行使法定权利，全面履行法定义务，自觉远离禁止性规定。同时，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熟悉和掌握学生的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熟悉和掌握学校、教师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以依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三要通过分别组织学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使各级各类学校教师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业道德规范，深刻把握教师职业规范的内涵，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教师应当把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心中的法律，敬畏之、尊重之、恪守之、遵循之，为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奠定良好的职业道德基础。四要通过组织学习教育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典型案例，明确作为教师应当禁止的违法行为。教师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应当知法懂法守法，应当遵循有关的法律规范，不得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得应当作为而不作为，更不得乱作为。教师应当熟悉和了解作为教师应当禁止的违法行为，以增强依法执教的意识和能力。常见的教师违法行为主要有：（1）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2）侮辱学生，主要表现为讽刺、侮辱、谩骂学生，致使学生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受到伤害；（3）侵犯学生财产权，主要表现为非法没收、罚款和乱收费等；（4）限制学生人身自由；（5）侵犯学生隐私权；（6）对学生进行非法搜查；（7）违法对学生进行负面宣传；（8）对学生进行害；（9）不作为或过失的失职行为，如对在校生未尽教育、管理、保护责任；（10）随意剥夺学生受教育权；（11）学术剽窃，等等。教师应当通过学法知法，准确把握自己的“权利边界”、“义务边界”、“职责边界”，摒弃一切违法行为。
四、着力加强法制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推进依法治校，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需要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法制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高等学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法学教师队伍，对师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师范院校除了在师范生的课程体系中应当增加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法治课程外，可以增设法制教育教学专业，为中小学实施法制教育提供师资力量。中小学校应当积极引进和培养专门从事法制教育教学的教师，或者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提高学校对师生进行法制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全国教育系统“六五”普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中小学法制课骨干教师、专任教师培训制度”，“对中小学负责开展法制教育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进行系统的法制教育能力培训”；“本规划实施期间，要采取国家和地方分级培训的方式，保证每所中小学至少一名教师接受法制教育能力培训”。这就明确要求，各中小学要落实专门从事法制教育教学的教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专职或兼职的法制课教师的培训，“六五”普法期间每所中小学至少有一名法制课教师接受过法制教育能力培训。此外，根据国家《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将法制教育与学校学科教学相结合，渗透到相关学科教学中”，“中小学法制教育要以有机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门学科、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为主”的规定和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中小学认真实施中小学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工作，并着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和水平。这既能提高教师的法治素养，解决中小学教师普法教育问题，又能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对学生实施有效的、潜移默化的法制教育，达到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双提升”的效果。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6-0082-06
一、美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美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从横向上可分为成文法与非成文法两类：成文法主要包括宪法和法规，非成文法是指判例法；从纵向上可分为联邦、州、学区等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同渊源和形式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根据美国各种法律等级效力的不同，与美国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五种类别。
第一，法律效力最高的联邦宪法。美国宪法中没有具体谈到教育问题，但宪法“第十修正案”的“保留条款”明确指出：“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因此，美国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各州的责任，致使美国50个州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系统，确立了分权的教育模式。但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税收政策等对各州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合理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第二，各州制定的州宪法。现今，美国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有些州宪法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州教育委员会。各州的教育法一般收录在各州的《学校法典》中，所包括的范围大致有：公立的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特殊儿童的教育、广泛的中学后的技术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社区服务活动等。州的法律一般也涵盖学院和大学教育系统。
第三，立法机构制定的相关法规。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其效力高于州宪法并对全国适用。州法规不能与联邦法律相抵触，也不能违背州宪法，其表现形式或是专门的教育法典，或是州宪法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国会加大了对教育的管理力度，制定了一些对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法规，如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法案等，其中大部分法律都是通过控制拨付联邦经费的方式对州教育施加压力。
第四，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如美国教育部、州教育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如1982年颁布的《美国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政府重点资助有关全局的、福利性的、紧急的培训，但对培训机构的具体运作则很少干预。
第五，由法院通过的判例法。判例法是一种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法律，但不能与成文法相抵触。判例法一般由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可作为后续案件判决的依据，或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给予权威解释，这是美国法律的重要来源。判例法一般不涉及学术、课程等方面的实体内容，只涉及学生和教师的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手续等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判例法的作用和地位等同于甚至超过成文法。
美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众多，既有由国会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法律、由各州立法机关和公共机关颁布的州宪法和法律法规，又有由法院产生的判例法。这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美国完整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有关教师的相关法律
美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教师法，但是在大部分的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教师资格认证、聘任、工资及教师培训与教育等具体内容，有力地保证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
完善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教师质量的重要保证。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始于1825年，至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各州情况不同，但各州法律对申请初任教师资格的规定大致相似，如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等等。在第二阶段合格师资认证方面，各州特别重视教学资历，一般必须具有2～3年的教学资历才能参加第二次认证。另外，为保证教师更好地适应教育的发展，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永久性的教师资格证书，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地推进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5月，全美教师资格审定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推行统一的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不仅为教师在各州、各校之间的流动扫除了障碍，使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成为可能，而且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全美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能。
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且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在美国，95%以上的学区实行单一教师工资体制，即中小学教师不分男女、种族，统一根据受教育程度和教龄确定工资标准并发放工资。教师工资晋升的依据是教师的学历和在职进修情况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另外，随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州和学区也开始以教师的能力、职务、教学绩效等为标准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聘任工作主要由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应聘者必须向学区递交申请书及相应的书面材料，经考核合格后，由选拔委员会向学区委员会推荐，并由学区委员会集体决定是否聘任，并签订聘约。同时，在各州法律中对教师的保护也有规定，除非教师触犯州的解约条款，否则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得随意解聘或不续聘教师。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对提高教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法规中对教师解约条款进行具体阐述，不仅有利于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法律地位。
关于教师培训，美国较早就在法律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如1917年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联邦政府和州分别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等事宜，并为职业教育和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供资金和培训”。此法案的颁布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
教师教育是提高教师质量的必然途径。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师教育的开端。1965年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专项拨款给学区，支持学区自己开展教师继续教育，使得学区教师专业发展在历史上首次摆脱高等教育机构的帮助。199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五款涉及教师教育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更多地关注教师培养方案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鼓励和资助各州、公立学校、其他后中等教育机构雇用、培训教师，并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降低了从事其他职业工作的人进入教育领域的难度，为职业教育的师资来源拓宽了渠道。
（二）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相关法律
进入19世纪后，美国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发展起来。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明确提出：在重视文化科学的中学兼设职业性学科的称为综合中学，仅设职业学科的工科中学、家政中学、商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称为职业中学。综合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兴起促进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综合中学现在仍然是美国进行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南北战争之后。186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多少分配给各州以国有土地，各州应当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收入，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的学院，并且每年必须向内政部长及其他同类学院书面报告发展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此法案开创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职业教育的先河，也开始了联邦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指导和控制职业教育的历史。之后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如1906年的《亚当斯法案》、1914年的《农业扩张法案》、1936年的《乔治―迪恩法案》、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的《学校与就业机会法》及各州的法律法规等都保障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在职业学校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定合理的办学目标和理念，确立一定的培养目标，既是推动职业学校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有关教育投入的相关法律
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基本上都涉及经费资助问题，并且都以大量的篇幅规定资助的项目及拨付经费的多少，以及如何分配、申请、使用、监督等内容。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建立起联邦政府拨款资助职业教育的制度，在以后的每次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联邦政府拨款的数额日益增加，资助范围日益扩大。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中学设立职业教育课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为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体制提供财政基础。1940年颁布的《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用1亿美元的专款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训。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强调联邦政府要提供1 500万美元的年度拨款。政府明确规定拨款的用途，同时合理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68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修正案》对拨款的用途从教研培训、残疾人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销售、家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等10个具体方面按财政年度逐一进行了详细规定。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逐渐加大了财政投资力度，如1991年通过了《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每年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总额达16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法律法规政策通过财政拨款，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如2006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关于预留及州拨款的规定，要求州教育部长对于每个财政年所拨款项应该预留0.13%用于资助边远地区，预留1.50%用于印第安土著人的职业教育项目。
美国不仅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比重，而且在一系列法案中明确规定了投资的主体、方向与目的。另外设立了监管部门，保证资金的落实，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起着引导、支持、鼓励和保障的作用。
（四）有关就业的政策法律法规
美国注重建立职业教育与就业的联系。1994年12月颁布的《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发展规划》要求“每个州创建一种全面的学校与就业机会相联系的体系”。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其宗旨是使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该法鼓励学校在提供学术教育的同时，教给学生具体的工作技能。规定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以及实地工作指导等，学校和企业必须一起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加强就业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沟通。
通过建立就业与学校教育的联系，能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满足岗位需求、适应职业需要的高素质操作技能型人才。
（五）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美国较早就重视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1937年颁布的《国家学徒训练法》就开始注重促进劳资双方与州政府的合作，建立学徒训练制度。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开展工读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该法案规定要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资助，并且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该法案的颁布促进了政、企、校三方的合作，通过财政拨款推动了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另外，197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八条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从此，联邦政府对合作教育的资助有了独立的法律条文，进一步保障了校企合作。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职业训练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此法有助于扩大校企合作的对象，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生源，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技术能力。
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旨在为低收入、无业和没有技术而又面临严重就业困难的青年和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培训，其实施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有企业共同支持、发展和管理。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政府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通过下放权力，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在联邦政府协调指导、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又能调动企业培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培养适合职业岗位的技术工人。
在众多职业教育法规的保证下，企业把职业教育作为“企业行为”看待，企业内有相应的生产岗位供学生生产实践，有规范的培训车间供学生教学实践，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充足的培训经费，更有合格的培训教师和带教师傅。美国通过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断扩大企业在职业教育及培训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且可以通过工学结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岗位需求的操作技能型人才。
（六）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法律法规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每年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万人接受职业教育。美国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进行职业教育是必须和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美国扩大职业教育对象，实现职业教育的全民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890年，联邦政府颁布实施了《莫雷尔第二法案》，专门加强了对招收黑人学生的赠地学院的支持。这部法案明确规定，拒绝向任何存在种族和肤色歧视的学校提供资金援助。此举不仅保证了不同种族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44年颁布的《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退伍士兵提供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免费教育或技术训练的机会（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4年），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具和生活补贴，使更多退伍军人能接受职业教育。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规定为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不能胜任职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开办职业技术训练课程；为适应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国防建设领域所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通过为当地居民和企业员工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接受特定的职业技术训练，还要使职业教育的对象从在校学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满足他们在工作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
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则打开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取消了对接受补助学生的年龄限制，扩大了联邦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尤其增加了对残障人士、单亲父母、学习困难者及受刑罚人的补助，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第一次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所有的人。
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实现职业教育大众化、人人化目标的过程，而且对象不只局限于毕业生，还涉及再就业的产业工人和退伍军人等有着职业经验的人群，生源的多样化势必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并推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七）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协作的法律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协作，是培养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于一体的高素质型人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自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颁布的职业教育系列法案，将职业训练纳入正规教育的规定，使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也相应地产生，即教育与实际脱节，妨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联系沟通，也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上世纪70年代的“生计教育”改革就是针对此问题的重要变革。1974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并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改革与立法所强调的重点；1988年颁布的《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化教育、训练法》强调职业教育训练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整合，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的一体化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是今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能满足企业和岗位需求的人才的必然要求。
（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
美国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法律法规，对职业培训、标准、资格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并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为职业资格管理创造了条件。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提出了新世纪国家六项教育目标，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其职能就是推动技能标准、职业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
美国对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是由政府和专业工程师协会共同承担的。对职业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考试等均由政府负责；专业工程师协会只负责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拟定、专业课程评估等工作，并对专业工程师的技能进行监督，专业工程师出现质量事故，由协会查实并告知所在州政府，建议吊销或中止该专业工程师的职业资格。通过政府和专业工程协会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共同管理，既规范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又保证了证书认可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九）职业教育的法制监督方面
美国也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机制，并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在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中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各种顾问委员会，对职业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保证了各项职业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美国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教育利益集团参与监督法规制定和执行；二是由法院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实行监督和调节。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也对职业教育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
二、对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重视立法的作用，通过联邦宪法、州宪法，联邦法规、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及判例法，以五个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能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而且能更快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并能及时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我国立法主体单一，法律建设进程较为缓慢，缺乏单行法律，并且各省在落实《职业教育法》时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应实现立法主体多元化，健全和完善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层次分明、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通过法制建设，加强各省颁布的法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教育投入规定的具体性
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的过程中，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投资金额，而且通过具体投资比重，合理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要求“预留3.5%的资金用于促进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以及8.5%的资金为单亲家长和失业的主妇提供帮助”。此法案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和全民性。另外，美国的法律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投资主体，即除了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外，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培训费用。而我国教育投入金额虽然也有明确规定，但落实情况不是非常理想；在投资比重的分配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导向性不强。另外，虽然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投资中的责任，但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因此，我国在各项政策法规中，应明确投资比重，引导职业教育有序发展，制定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惩罚措施。
（三）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
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包括完备的监督制度，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也特别注重监督制度的完善，在各项法律法规中，要求成立监督机关，并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如《史密斯―休斯法案》第十六条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而我国由于缺乏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措施，导致虽然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执法制度和较健全的执法机构，但整体的执行效果并不佳。我国应建立起一个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四）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为了保证和吸引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如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对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做出具体规定，不仅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通过企业参与课程设置、职业培训，能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中，虽然也有对校企合作的规定，但整体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该在各项法规中明确校企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各项法律法规中对职业资格认证有明确的规定。如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我国也下发了一系列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等相关法律法规，如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虽然对资格认证的主体、标准等有所规定，但认证主体和评价主体缺乏企业的参与，缺乏具体监察环节的规定和具体的监察机关部门。因此，我国在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时，应扩大认证主体，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职业资格认证的指导性纲领，同时对在行业内部和市场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职业资格认证进行国家性的认可，并在政策上促进用人单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人事聘用、考核、薪酬等结合起来。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提高对进入职业岗位的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保障认证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制定具体的资格认证标准，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为禄.高等教育法制的结构与变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5.
[2]陈蔚.美国残障者教育法律体系探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1（2）：93-96.
[3]杜晓利.教师政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4]刘冬梅.发达国家教师法律制度述要[J].教育评论，2002（1）：53-55.
[5]洪明.美国教师质量保障体系历史演进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Gordon，Howard R D.The History and Grow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merica[M].Massachusetts：Allyn &Bacon，1998：73.
[7]张惠梅.我国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性研究[J].科教文汇，2007（2X）：157-158.
[8]陈解放.美国合作教育的实用主义本质及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1（12）：35-36.
[9]崔正昀.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及其特色[J].教育与职业，1996（12）：31-34.
[10]杨延.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06（9）：46-49.
摘要：校企合作不仅要有丰富的内容，更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指导。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并未得到法律层面的充分认识。本文从分析我国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现状入手，指出我国校企合作法治层面存在政策文件多、法律法规少以及有限的法规内容欠缺等问题，提出在推进校企合作立法的同时，在明确校企合作的内涵和范围、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鼓励和强化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五个方面加强立法。
关键词 ：校企合作 法律法规 职业教育
课?题：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2013年立项课题“技工院校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体系研究”项目成果，课题编号：201323。
校企合作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应有相应的政策，特别是法律法规来调解、规范和推动。对校企合作的规范仅仅通过通知、决定、办法、意见等一般性的政策支持是不够的，对有些重要的扶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实训安全、企业接受学生实训等方面必须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才有强制性。将校企合作政策法制化，才能使政府、企业及行业、学校在法律框架内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一、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发展现状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相配套，而且地方各级政府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制定的具体实施条例还很少，没有从法律层面上真正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对校企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对各方利益的保护还不够。具体来看有如下两方面的表现。
1.政策文件多，法律法规少
目前我国倡导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不少，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文件则不多，而且涉及校企合作的具体内容也比较少。目前，我国涉及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六条，第三章第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三条，第四章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七条，分别规定行业企业有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实施的办法以及实施的保障条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条、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企事业组织应对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提供支持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鼓励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事业组织协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只对职业培训做了简单规定。而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法律法规通常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2.现有法律规定明显滞后于现实
（1）目前校企合作中，在学校与企业间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双方的校企合作协议。由于缺乏法律的强行规定，双方协议内容也多为原则性内容，对具体权利义务规定常常不明确也不具体。特别是学生与企业的关系十分含糊，一旦遇到学生安全事故，处理难度就会很大，还有可能会导致校企合作关系的破裂。同时，如果企业毁约的惩罚性条款也缺失，企业在缺乏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参与校企合作的热情自然不高。
（2）企业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企业从校企合作中得不到预期的利益，他们自然不会主动推进校企合作，校企合作也很难往深化发展。目前，我国法律层面，对于保护、鼓励校企合作中利益的规定少之又少，且多是原则性规定，没有配套实施细则，严重挫伤了企业促进校企合作实现共赢积极性的发挥。
（3）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必然涉及劳动者的权益。由于目前法规规定，顶岗实习学生与企业之间并无劳动关系，但是学生在实习中从事的工作，面临的风险与企业员工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学生实习中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劳动保护等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实中，有些企业打着为学生提供见习岗位的幌子，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严重破坏了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
二、几项立法建议
1.尽快制定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
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模式都是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政府在政策、财政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企业也全程参与其中，或以企业为主，或以院校为主，或以行业为主，校企合作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颁布了《职业教育法》《高等学校总纲法》《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等10多项法律法规，为德国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美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是通过建立大量职业教育立法，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关系，才使校企合作得到极大发展的。因此，我国应加大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建设。例如，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内容
（1）明确校企合作的内涵和范围。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才是校企合作的根本目的，校企合作应该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美国的“合作教育”，澳大利亚的“TAFE”，日本的“产学官合作”等先进的国外模式中，校企合作的核心都是使学生得到系统教育的同时又具备职业能力。因此，校企合作的内容应包括职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实习教学、教学评价、研究开发、招生就业和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
（2）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校的权利主要体现在通过校企合作获得相应的资助和政策优惠。学校的义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学校自身的义务，学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开展课程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应当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顶岗实习制度，制订可行的合作计划；学校因校企合作而购置的资产，应列入学校财产统一管理等。第二，学校对企业的义务，学校应设立专门机构协调企业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内容承担合作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与技能提升；对校企合作资产按照相关制度严格管理，使其保值增值。第三，学校对学生的义务，应在进厂实习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按照有关规定维护好学生实习权益，指派实习指导教师，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学生统一办理实习安全保险。
（3）鼓励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企业有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但它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如该法第六条、第十九条和第三十六条对行业、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和开展校企合作的义务、行为都有明确规定，但对企业未承担相应义务的法律后果并未做出规定，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对不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企业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这显然是不可取的，通过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确保有法可依。因此，我国应尽快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4）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鼓励，为校企合作提供政策倾斜和优先支持等。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校企合作，建立政府引导、校企互动、行业协调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引导和鼓励该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资源、技术、信息等优势，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估、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强化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促进学校与行业之间的紧密联合，实现资源共享。政府可以通过减免赋税、增加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学校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评价考核标准的制定以及招生就业工作，为学校学生实习和教师专业深造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把校企合作作为企业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5）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我国目前尚未确立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权利屡受侵犯。学生的权益只能依赖国家法律的外部强制力量来保障。第一，完善实习人员获取报酬的法规。目前，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实习人员是否该获取报酬做出硬性规定，各地方对实习生劳动报酬问题规定的也不全面，迫切需要相关立法出台。第二，完善实习学生人身伤害保障法规。学生顶岗实习中出现人身伤害的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国家法律法规层面还尚未对此类问题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明确将实习生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学校、学生的权益得不到维护，还会影响实习单位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我国应通过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意外伤害机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在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时，需要明确学校和企业的安全义务划分，要求学校或企业为学生统一办理实习伤害保险，在实习事故发生时可以有序处理，政府可以补助部分保险费用，以减轻学校压力。
参考文献：
[1]高山艳.法律视角下的校企合作制度[J].教育与职业，2010(3).
（一）县级教育行政执法是农村教育行政执法的保障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村教育是繁荣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重要途径，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范围更多地是乡镇农村基层教育单位，这就决定了县级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在贯彻实施我国农村教育法律法规方面要发挥关键力量，通过完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来完善农村教育行政执法。因此，加强和改进现阶段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我国农村教育行政执法具有重要价值。
（二）县级教育行政执法是整个教育行政执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行政单位中，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多、分布广，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也较紧密。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也是如此，其执法对象直接面向农村基础教育，与关系最为复杂的基层教育进行直接接触，有利于深入了解教育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教育行政执法问题解决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研究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对于整个教育行政执法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当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完善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和实现依法治教的目标。
（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尽管当前我国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很多，但都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法律法规，针对地方教育特殊性的教育法律则很少，尤其是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更不用说健全的法律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旧的教育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而新的教育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这给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外，我国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内容不够具体、比较含糊，且大都没有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可见，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县级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影响着当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教育行政执法的体制机制问题主要是指由谁来执法和怎样执法的问题。在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过程中，没有独立的教育行政执法机构，大部分是由县级行政执法机构来执法，可能会导致执法不够专业等问题。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甚至部分执法主体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执法资格却在行使执法的权利。另外，我国教育行政执法程序建设滞后，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执法程序；教育行政执法的责任也不明确，尤其是在过错责任追究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往往会导致部分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现象的发生。
（三）教育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是教育行政高效执法的重要保障。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教育行政执法的要求。部分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比较淡薄，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既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不强有关，也与执法人员自身思想观念有关。相比高层级的教育行政执法，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职业素质整体偏低，专业知识不扎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教育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尤其我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方式仍然比较传统，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行政执法的要求。另外，部分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思想作风不正，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思想严重，对本职工作不作为、乱作为。
（四）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
在现阶段，我国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和地位通常都由单行法律法规、规章确定以及授权或委托，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设置受制于教育行政和事业单位机构的构筑框架，所以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更加多元化。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执法主体职权的模糊性，而是相关执法主体的职权必须在教育法律法规的约束下使用。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主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欠规范的地方：一是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关系未完全理顺，有些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既受县级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的领导，还受教育局相关部门的领导；二是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规范，对于谁来决定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很多部门都可以授予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三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不清，学校既可以作为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作为教育行政主体实施相关行政权力。
（五）教育行政执法行为欠规范
目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存在执法行为欠规范的现象，这除了与部分执法人员自身素质偏低有关外，更多地是执法制度层面的问题。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很大，教育法不可能对每个地区的教育行政执法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机关执法人员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主做出执法行为的选择。另外，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程序操作性也不够强，有些地区甚至没有适合本地区的执法程序。在我国民族地区，目前仍然有很多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单位没有相关的执法程序，很多执法人员仅凭自身经验或习惯执法，而不能按程序规定执法。所有这一切，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改进，必将会影响到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质量。
（六）教育行政执法监管力度不够
由于没有权威的监管机构和完善的监督制度，我国部分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往往流于形式，很难起到对县级教育的监管作用。由于部分执法人员自律意识淡薄，又缺乏约束自己执法行为的制度，加上经不起各方面的诱惑，最终可能误入歧途，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监督力量也有待加强。社会监督、网络监督等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大，将直接影响到良好教育行政执法环境的形成。
三、加强和改进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策略思考
改进和完善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应从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教育行政执法体系建设、教育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及教育行政执法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努力。
（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1.强化立法机关教育法律法规意识，加大立法工作力度
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县级有效教育行政执法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化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法律意识，让他们明白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县级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强立法机关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县级教育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教育立法机关应根据教育环境的变化和各地区教育差异适时制定教育法律法规，并对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作出修改和完善，确保县级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提高县级教育立法质量，强化教育法律的威慑力
从我国县级教育的实际出发，提高县级教育立法的质量，可以为教育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我国县级教育立法机关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逐步提高教育立法质量。整个县级教育领域内都应该有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使教育行政执法“有法可依”。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要尽可能确保立法质量，让教育法律具备更强的操作性和严格的程序性。完善的教育执法程序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行为正当、合法的必要条件。因此，相关教育部门要强化教育法律的威慑力，提高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成本；明确执法权限，落实过错责任追究，为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起到保障作用。
（二）教育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1.加强县级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保障教育行政执法公平
高素质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队伍是保障教育行政执法公平的重要基础。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人员应该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熟悉教育和法学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具备一定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爱岗敬业。因此，要加强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提高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教育素养，确保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加大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强其对教育法律法规的领悟能力，提高其教育行政执法水平。
2.完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确保教育行政执法健康运行
完善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是加强和改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前提，能确保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健康运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当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一是完善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全国各地区相关部门要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做好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认定工作，确保执法主体的专业性和高素质；二是科学制定教育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并予以公开。县级教育相关部门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本县实际制定教育行政执法依据，并在媒体上公布；三是保障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经费。县级财政部门要保障教育行政执法的专用经费，保证执法活动能够有序开展。
3.规范教育行政执法行为，推行教育行政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
规范县级教育行政执法行为，推行教育行政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是确保教育行政执法质量的中心工作。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县级教育行政审批工作。各县级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制度进行教育行政审批工作并予以公示，确保审批公正；二是严格教育行政执法办案行为。案件的立案及查处工作要严格按照相关程序逐级上报，重大案件要实行案件备案监督制度，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三是规范教育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要具备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服务的意识，依法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利。
4.始终把基础教育行政执法作为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重点工作
县级政府部门要完善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有效地转变我国县级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努力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健全基础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对教育经费使用的审计监督工作；完善基础教育办学体制，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化格局；加强对学校的评价工作以及监督检查工作。此外，县级教育行政执法机关还要严格按照我国基础教育法律依法行政，对违法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并追究责任。
（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设
1.建立健全独立的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监督部门一般附属于县级人民政府或县级教育局，这受到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很大的束缚和制约，很难发挥真正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即使是监管活动，也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因此，要保证我国教育行政执法的高效，就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独立的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使得监督机构与被监管部门相分离，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提高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实效性。
2.积极推进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立法工作
当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监督法律，而缺乏权威法律依据的教育执法监督很难保证执法监督职能的发挥。国外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教育监督法律，如日本的《学校教育法》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监督做出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我国相关部门也应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教育行政执法方面的独立的监督法律，以推动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工作不断发展。
3.建立最广泛的监督体系，突出“全监督”的概念
建立最广泛的监督体系，突出“全监督”的概念，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监督力量，有利于实现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效果最优化。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监督可以分为教育行政系统内监督和系统外监督两部分。具体包括：第一，要强化教育系统的内部监督，如教育督导、教师申诉等形式；第二，要强化县级人大监督，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因此要强化人大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监督；第三，强化网络监督。要充分利用网络快速和便捷等特点来监督县级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第四，强化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等特征，因此必须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第五，要接受群众监督。教育行政执法的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利，因此必须接受群众监督。
（四）教育行政执法环境建设
1.加大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宣传和培训工作
当前，我国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整体偏低，尤其是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这直接影响到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的效果。因此，相关部门要重点加强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宣传和相关培训工作，不仅要求执法人员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更要让执法人员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执法问题。
2.加大对县级教育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关键词：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03-02
当前，校企合作正在从一般的公共问题演进到公共政策问题，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教育是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采取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训工作有机结合形式，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为目的的教育模式。2010年9月，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中国确定了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路径，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职业教育，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一、校企合作的重要作用
校企合作是世界各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经验，当前全国各地发生“技工荒”的形势下，更加彰显出它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校企合作既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与行业企业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组织模式，又是当前改革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教学模式、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更是把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进职业教育规模、专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重要的途径。职业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只有好的员工，才会生产出好产品，企业最终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同时学校不可能配备与企业当前正在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设备设施，单靠学校培养是不可能培养出适合企业需要的合格员工，校企合作办学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节约了资金和成本，解决了学校场地、设备、师资不足的问题，解决了设备、技术落后这一现实问题。
校企合作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零距离”，它有利于学校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纳人才，使培养的学生能够直接走出校门，进入厂门，缩短员工和企业的磨合期，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二、中国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概况
目前，中国校企合作更多处于民间活动状态，学校常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企业普遍把校企合作当成是发展的负担，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观念的滞后，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体系的滞后与不完善，国家没有明确、具体的专门针对校企联合办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立法由《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三部法律组成，但总体上讲，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多属原则性规定，权利边界不明确，程序性规定缺位，缺乏可操作性。
第一，《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的有关规定包括：企业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提供方便”的义务；再有就是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除了《职业教育法》规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关义务，而对于其有何具体义务，以及对于违反义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并没有做出规定。第二，中国《职业教育法》在第四章中，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缺乏政府相应的针对性的资金投入，对于国家、政府和企业各自所应承担的经费责任和义务，该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对企业参与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和鼓励，使校企合作的资金和经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中国为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也提供了一些优惠与奖励政策，如可以给企业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但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没完全落实。第四，由于现有的法律对顶岗实习学生的安全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使实习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伤害无法得到有效预防及有力的保障。
三、国外校企合作立法状况
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等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及严格的执行。
（一）德国的法律状况
德国政府制定了《职业教育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等法律法规来调整校企合作中多方关系，对企业、学校、学生三者的义务、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德国于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2005年进行了修改，该法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内容；明确规定了职业学校、企业、培训机构以及受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规定了联邦职业教育和研究所的地位、权力和责任。依据《职业教育法》，企业里的培训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在该法中规定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培训规章条例；企业作为法定的职业教育主体始终对培训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学徒在培训前须与企业签订条款明晰的培训合同，合同的形式内容及企业的责任和义务都已事先由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了，包括专业名称、培训年限、培训学校、培养目标、培训内容和考试要求等内容也必须是在《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中所规范的、全国统一的、国家认可的。按照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渠道是由联邦、州政府及企业分别承担的。企业的职业教育经费基本上由企业自己负担。企业除了负担培训设施、器材等费用外，还必须支付学徒工在整个培训期间的津贴和实训教师的工资等。
德国联邦政府于1981年颁布《职业教育促进法》，规定德国所有国营和私营企业，无论是培训企业还是非培训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中央教育基金，然后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该基金。中央教育基金规定，只有培训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才有资格获得培训资助。
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监控校企合作，法律规定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可免交部分国税。而对于违反条例者《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则都明文规定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
（二）美国的法律状况
从美国的法律发展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国会和政府对教育立法的重视。美国是典型的以法律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其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基本上是：法律出台后，紧跟着是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以此推动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美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制定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推进的。美国在职业教育系统化之初，企业就开始参与职业教育。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推动学校和企业合作。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力发展部分时间制的合作职业教育，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该法规定开展工读性质的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法案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要相互合作，并规定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支持。1994年，时任克林顿政府通过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更是把美国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学校和企业必须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职位以及提供实地工作指导，同时联邦政府拨出专项资金用以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在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方面，美国政府规定，地方学区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地方资助，主要是地方财政税收，占55%；州政府拨款占35%，主要来自于地方所得税，按学生人数拨款；其余10%，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的具体环节上，包括校企双方的责、权、利及实习生的劳动报酬、劳动保障等等，都有法律法规的指引和约束。
四、完善中国校企合作立法的若干建议
这些年，中国不少地方和行业企业在推进校企合作方面，已经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区域性的政策法规，宁波市首开校企合作的国内立法先河，颁布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但这毕竟只是地方性法规，不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无法对全国范围的校企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因此，参照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制，我们建议制定《校企合作教育法》，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在校企合作教育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应明确规定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践制度，规定企业在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老师实践中的相关义务，对于未能履行职业教育义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惩罚，明确政府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要强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信息、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责任。第二，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基金。应规定各级政府应当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并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额度以及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作出规定。第三，采取各项优惠手段，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给予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优惠，鼓励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对接收实习生和毕业生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并按接受人数减免部分企业所得税，允许企业适当提高职工培训经费提取比例，列入成本开支。第四，通过立法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发生意外伤害的机制，明确学校和企业双方的安全义务，要求学校或企业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从而为实习学生实习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免除学生、学校、企业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王梅珍.尽快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法[J].职业技术教育，2010，(9):25.
[2] 张明亮，薛梅，安荣.借鉴国外经验，切实搞好中国校企合作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10，(9):79.
摘要:在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之下，开展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能够革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校企间资源共享和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工作时间还不长，在学生的管理、教育等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结合我国法律的保障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人才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需要合理制定职业教育法律规范和校企合作的规范化条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高职人才需求的增大，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仅能促进高校对人才的培养，而且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具有深远意义。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是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但是连接教学与生产的必要途径，还是连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重要枢纽。通过完善和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体系，促进高校和企业共同分享有效资源，促进校企间的密切配合，一起为教育事业和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构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能够加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1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
1．1相关法律缺失
目前，校企合作已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展开，国家也制定了很多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但这些法律中只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内容做简要的概括和总结性表述，并没有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合作形式、合作管理以及合作的主要项目等一些重要的细节进行详细的介绍或规定，仅和校企合作的一般法律法规起相同的作用。通过详细阅读这些法规后发现，这些指导性的法律文件都是用一些具有原则性的词语来规定高职院校和相关企业间的合作事项的。然而一些教育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比如在德国这个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的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间密切合作，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具体内容和具体的合作管理等事项，再分别制定一部相关的职业教育法，规定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合作时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也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在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时的责任范围。此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还颁布了多种相关法律来配合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劳动促进法》《职业教育法》《手工业条例》和《青少年劳动保护法》等，明确规定高校与企业合作期间学校、企业，甚至学生、企业员工的负责事项及相关义务，这就比我国只以一部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实施校企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规定不完善，并没有详细规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校和企业分别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法律对校企双方承担的后果及权利义务主体的相关规定缺失，致使出现高校想合作而没有法律保障，而企业没有激情参与合作的僵持局面［1］。通过查阅《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得知，这部法律仅规定了国内各企业都有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义务，但并没有详细规定企业和高职院校的相关权利，以及双方不履行合作义务所要承担的后果，法律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主体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是校企合作出现诸多纰漏而不能顺利实施的最主要的弊端。
1．2校企合作内容缺失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以及支持高校职业教育的相关规定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是进一步建设教师队伍，在相关政策法规上明确规定: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职业高校可以根据高校发展状况，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可兼职担任教师，相关单位以及部门应进一步提供方便。这一条例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师资队伍方面，有义务向高校提供方便。二是教师和学生实习细节问题，《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事业组织、企业单位应该接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实习，对于上岗实习的学生及教师，企业应该提供一定报酬”。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法》对开展校企合作的有效保障。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过程中，要真正做到高校和企业之间长久合作，单单依靠以上两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过程中，在确定培养目标、制订教学计划、建设师资队伍、开展学生实训、指导就业等方面，都需要企业积极参与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企业不单要保障学生的实习状况，而且也要真正提高实习学生的实践能力。校企之间的合作更应该追求“互利双赢”的结果［2］。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不但要强调企业需要履行的义务，同时也应该从多方面保障企业的权利，比如企业获得合作院校的合作权利、学生实验不得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学生实验实训应该尽量减少成本等等。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中，只是强调了企业所需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1．3管理机制不完善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要是在政府部门的管理下开展的企事业单位与高职院校间的合作，这里所说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主要包括企事业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讨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事项，比如合作备案、合作管理、合作审查、合作监督等。但是首先，政府部门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相关管理机制，导致高职院校和企业间根本没有有效的制度规范，例如《驻场老师工作规范》《校企合作注意事项》以及《企业对学生的管理规定》等;其次，在校企合作期间，高校实习生和企业员工产生摩擦或实习生产中出现某些问题，也缺少“管理组”来解决双方纠纷，而“管理组”实际上可由实习生代表、企业代表、家长代表或学校代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成;再次，校企合作也缺少监督管理部门对实习生的实际实习表现进行全面的考核和评价。
1．4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职业教育是诸多教育阶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有所不同［3］，因此高校要不断变革其人才培养模式，适时改变课程安排，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形式。企业是对高校毕业生技能进行客观评价最具说服力的场所，是为高校传达时展信息的最佳平台，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对高职院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职业教育法》却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速度，缺少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很多法律依据也不能及时更新，导致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没有相应的法律条例作参考，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2关于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保障体系的创新
2．1在校企之间建立新的运营方法
唯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运营机制才能保障学校和企业之间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才能保证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人才。宁波市就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推动校企合作的全新升级，其主要的运行模式则包括: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高等院校的主动寻求参与、相关行业中介的加入以及企业的积极寻求促进校企合作;除了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校企合作的建设之外，还借鉴了其他地区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根据相关的法律条出规定，即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大力支持和鼓励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的有效合作，并且建立起合适的体系和机制，将校企合作所能产生的效果最大化，充分调动高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行业内部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优势作用;积极引导同行业的高等院校与企业展开有效合作;将同行业在资源、操作技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成立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校企合作、资源利用、校企合作所制订的项目进行审核和评估。
2．2为校企合作制定专有法律
一个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4］，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专用法律法规，最大程度地保障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时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当着眼于具体实践，要具有多样性，尽可能关注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能盲目地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种解决办法来解决和看待。考虑到我国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相关企业合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制定诸如《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细则》这样的法律文件，明确高职院校、企业及政府部门各自的法律责任，正确对待校企合作体系下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利及义务，由专门部门进行监督，从而确保校企合作能够合法开展。法律的制定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的影响，不与其他的法律条文产生冲突，并且要做到无缝衔接。而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任意性条款和强制性条款的平衡，任意性条款过多会使高等院校和企业操作的自由度过大，会让法规成为摆设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强制性条款过多则会捆住高等院校和企业的手脚，双方顾虑太多，使得校企合作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也会使法律失去其价值。教师和学生也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单一的法规不可能将所有人员之间的关系理清。企业在接收学生进行企业培训时应当和高等院校签署相应的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学生培训的时间期限、资历要求以及报酬多少都要明确，以保证在发生纠纷时，有明确的规定可依。
2．3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法律保障
经费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并不是简单的学校行为或者企业行为，而是学校、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的职责。因此，在为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各方必须明确各自承担的义务，当然这个义务里面就包含各方需要承担的经费，而且还需要明确的法律支持与保障，在法律上确定三方经费问题，不仅仅是为了约束三方的行为，同时也是明确三方要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经费问题必须有法律保障，用法律形式把企业、政府、学校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的法律关系确定下来。在实际执行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约束，企业、政府很容易因为其他事情忽略了职业教育培训，用法律的形式把学校、企业、政府三方绑在一起，三方必须履行各自的义务，才能很好地完成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能够保证校企合作的真正进行。
2．4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实时更新和完善
传统背景下所指定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在现有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的全新要求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新的法律法规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因此应当对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更新，更新时还应当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制定法律时应当顺应国家总体发展规划部署，及时调整学校的课程规划，让职业教育紧跟时代的脚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技术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次，应当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校企合作中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加以明确，对于合作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和场地都要做出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高校和企业的利益，并且将这一合作体系下所能蕴含的价值最大化，进而激发各自的参与积极性，让各个行业都认识到校企合作的益处。
3结语
校企合作机制的产生是实现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之间利益共享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应当明确其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校企合作持续、有效、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方聪慧．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6．
［2］崔青青．“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创新教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赵丽．从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现状看《职业教育法》的完善［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2，14(5):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