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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输变电工程；贝叶斯网络；蒙特卡洛模拟；概率推理
0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用电需求高速增长，电网发展不断提速，对输变电工程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供应紧张，国民经济要求加快电力建设，而投入的资金有限，工程造价又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和合理地预测输变电工程的造价已成为电力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能生成最佳预测结果的模型，能结合现有工程对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工程给予指导性意见，而不是最适合历史数据、最能解释历史数据的模型[2-4]。最适合历史数据的模型不一定是最好的预测模型，预测模型可能很适合模拟历史数据，但预测结果仍然欠佳，这说明模型的内在和外在的正确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结合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年度范围内竣工投产的110kV变电工程的决算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测算各分项费用及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密度，并利用典型技术方案，指导测算之间的联合条件概率分布，通过建立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了预测，为今后类似输变电工程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1 某地区110kV输变电工程概况
2013年期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范围内竣工投产的11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共收集单项工程样本28项，其中，新建变电工程14项，变电容量为1510MVA，静态投资55143.62万元，扩建主变工程4项，变电容量为276MVA，静态投资为3608.69万元，扩建间隔工程10项，静态投资为1643.42万元[5]。由于新建变电工程往往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占比较多，因此，选取110kV新建变电工程作为分析预测的对象。
通过统计本期主变台数、单台主变容量和配电装置型式可以得出2013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110kV新建变电工程主要有如下6种技术方案，如表1所示：
2 贝叶斯网络模型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是一个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由代表变量节点及连接这些节点有向边构成。节点代表随机变量，节点间的有向边代表了节点间的互相关系，用条件概率表达关系强度，没有父节点的用先验概率进行信息表达[6]。
贝叶斯网络具有形象直观的表达形式，不仅可以结合概率统计，对已有的信息要求低，可以进行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情况下的推理预测，具有良好的可理解性和逻辑性；而且可使现有典型工程技术方案与计算机实验模拟相结合，在预测的过程中就加入已有工程数据的经验情况作为主观指导信息，对预测结果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7]。
由于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与其各分项费用本身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即各分项费用的投资多少受工程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而各分项费用的投资波动，又往往对最终的造价水平产生一定的浮动，因此，本文将各分项费用的投资花费作为父节点，最终建设工程静态投资总额作为子节点，则用于预测的贝叶斯网络构建如图1所示：
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变量，节点之间的有向弧线表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弧线连接的则表示条件独立。
3 实证分析
在建立完贝叶斯网络模型后，对各分项费用的概率分布拟合，并根据统计样本数据，得出各自的先验概率表；然后再分析现有测量不确定性的研究方法，选用合适的静态投资测算方法，对其进行估算，得出其先验概率表；最后根据已有的新建变电工程及相应典型工程的历史数据，测算联合条件概率，为最终的静态投资预测做好基础。
3.1 各分项费用的先验概率测算
根据统计2013年110kV输变电工程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数据（共计14组），采用水晶球软件进行各分项费用数据的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柯尔莫哥罗夫-斯米尔诺夫检验可知，当柯尔莫哥罗夫-斯米尔诺夫值小于0.03时表明紧密拟合，故选取最佳K-S值的分布作为各分项费用的分布函数，由图可知，建筑工程费服从Min=533.39/Max=2375.23的BetaPERT分布，设备购置费服从shape=6.06/σ=1971.04的Weibull分布，安装工程费服从Scale=48.33/Shape=6.42的Gamma分布，其他费用服从Min=411.08/Max =1505.73的Beta分布，则各分项费用先验概率分布情况如表2-表5所示：
3.2 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测算
由于各分项费用对最终静态投资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对应确定关系，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成一定概率性的相关关系，因此，为了更好的得到静态投资的概率分布情况，选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以随机抽样作为理论基础，模拟之间的随机性。
根据历史数据、蒙特卡罗模拟和前面的拟合结果，可以得出静态投资测算模型如下：
其中，按照前面的拟合结果，S1为建筑工程费，服从BetaPERT分布；S2为设备购置费，服从Weibull分布；S3为安装工程费，服从Gamma分布；S4为其他费用，服从Beta分布，各分布具体参数如前，在置信水平为95%情况下，模拟结果数据如图3所示：
则110kV新建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先验概率分布表如表6所示：
3.3 各分项对静态投资的联合条件概率测算
受建设规模的影响，一定的静态投资和一定的各分项费用总是相关的，故首先考察2013年110kV新建变电工程中14项工程的静态投资与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的散点关系，并利用MATLAB软件CFTOOL工具箱进行散点拟合，选择最优拟合曲线，如图4所示：
而拟合曲线总与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以建筑工程费为例，通过将14个工程的静态投资代入拟合函数，求得与实际建筑工程费之间的误差情况，并运用SPSS进行配对P-P检验，发现误差水平符合Gamma分布，如图5所示：
上述检验意味着，当静态投资为一定值时，通过拟合曲线的估算，得出的建筑工程费估算值总会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但对于该拟合函数的估算，具体误差值的多少符合Gamma分布，并结合典型技术方案的情况，通过蒙特卡洛进行500次的随机模拟，证明了误差分布的可靠性，如图6所示：
因此，结合2013年14项110kV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与建筑工程费关系，并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情况的统计，得出拟合曲线测算时不同大小的误差发生的概率，即在一定的区间下，其实际情况在这个区间内发生的可能性，如表7所示：
x
同理可得静态投资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的联合条件概率表，此处不再赘述。
3.4 对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的预测
从之前分析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状态都会对最终静态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先前历史资料可得到各分项费用的先验概率，即P（x1）、P（x2）、P（x3）、P（x4），以及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的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P（y）。并且，通过静态投资对各分项费用之间的联合概率密度分布的测算，得到了在已知一定静态投资的条件下，各分项费用投资多少的概率分布，由此，通过贝叶斯学习的过程，即贝叶斯公式：
可获得在概率条件下的各项费用与静态投资之间的对应参考关系以及对未来工程建设的费用预测。以当各分项费用发生区间划分，以其所对应静态投资最大可能区间统计（表中概率均为其所有情况中最大可能发生的情况所占概率），结果如下所示：
以设备购置费为例，如表9所示，当设备购置费为1000-1400万元时，静态投资在3000- 3400万元的可能性最大，为78.33%；当设备购置费为1400-1700万元时，静态投资有23.08%的可能性在3400-3600万元；而当设备购置费在1700-2000万元时，静态投资有52.22%的可能性在3500-3800万元；当设备购置费在2000-2400万元时，由于此时随着静态投资的增加，设备购置费处于下降低谷，即此时设备购置费的增加不是静态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故此时静态投资的增加幅度出现断点，跳至4800万元开始，故测算有18.80%的概率在4800-5200万元。
4 结论
贝叶斯网络预测不同于传统预测方法。传统预测方法在预测过程中只利用过去的数据信息，建立统计预测模型，产生常规预测结果，以纯粹的机械形式将输入信息转化为输出信息，因此，经典的统计预测方法不能处理异常情况的发生。
而本文建立的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模型，在预测过程中不仅利用模型信息和样本数据信息，还利用了典型技术方案信息，不仅在预测过程中可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发生，而且概率化预测结果，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采用贝叶斯理论进行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更具有实际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史雪飞，赵彪，陈立，等.2010年输变电工程造价分析[J]. 能源技术经济， 2012， 24（4）： 44-48.
[2]胡六星.基于时间序列的建筑工程造价预测研究[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2，43（6）：706-710.
[3]史雪飞.输变电工程造价与变化趋势分析[J].电力标准化与技术经济，2008，20（3）：50-52.
[4]陈小龙，王立光.基于建筑设计参数分析模型的工程造价估算[J].同济大学学报，2009，37（8）：1115-1121.
[5]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造价分析报告（2014年版）[R].河北：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2014.
[6] 陆宁云，何克磊，姜斌，等.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故障预测方法[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2：87-92.
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前身是南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体制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14年5月，集团成功晋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企业。目前年产值160亿元。集团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产业，从设计到施工、从建校到劳务、从传统信贷到布局产融结合，特别是从研发到生产环节，近年来不断投入，2012年我们集合了优势资源组建了江西中恒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做为配套，2013年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们投入1200万建立了占地面积30余亩的中恒科技研发基地。2015年12月更名为江西中恒地下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准上市公司，从成立至今已申请获得100余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参编了江西省第一部国家建设行业标准《组合锤法地基处理技术规程》、与国家级工法《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桩施工工法》。其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长螺旋设备采用节能环保、先进高效的产业升级自有核心技术，具有质量稳定无沉渣，节能环保无泥浆，绿色施工无噪音的优势。我市象南邻里中心项目已现成效。作为集团产业板块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计划打造江西第一个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争2020年实现企业IPO,公司年总收入实现15亿元，实现纳税约1亿元。在技术研发领域中恒科技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浙江大学 —— 中恒地下空间科技合作中心”，在机械智能化领域中恒科技已诚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武藤佳恭教授莅临公司进行指导。
集团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昌县企业，一直不忘初心，努力为南昌县建筑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扎根南昌县，用心做科研、努力求发展，在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位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发展迅速，技术专利和业绩逐年增新高，但企业发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颈，主要是研发与经营分处两地协同效果差、研发基地场地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需求。我集团决心把中恒科技作为准市的科技型企业打造，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其科技研发、核心先进设备制造的能力，决定把该公司研发基地从景德镇回迁到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把中恒科技建设成生产、经营、研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可以为千亿建筑产业园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团总部，加大协同效应。目前急需解决办公研发基地。
集团经研究决定整合内部产业资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2004年购置的65.14亩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产、经营、研发用地（具体规划见：附件）。
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
【关键词】 头颈部； 自动跟踪； 手动触发； 计算机体层成像； 血管成像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automatic tracking and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in head and neck 64-slice spiral CT angiography.Method：100 patients underwent CT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50 cases in each group.Group A：when the mean CT 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ROI） determin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reached the threshold preset value（threshold 90 HU），the computer started a scanning automatically.Group B：after contrast injection，when the contrast appear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the scan was started manually.Analyzed the image quality，recorded the time from contrast injection to scan，excluding the unsuccessful and poor display of images.The mean CT value of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the C5 segment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the C1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Result：The image quality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6.205，P=0.044）.The monitoring time in group B was （13.32±1.63）s，it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14.24±1.73）s i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7）.The average CT value of aortic ar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A（P0.05）.Conclusion：The satisfactory images can easier obtain using the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than automatic tracking，and save tim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Automatic tracking； Manual trigger technolog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hai City，Beihai 5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5.009
随着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技术的发展，使头颈联合CTA成为现实，可一次完成从主动脉弓到头部的扫描，完整地显示从主动脉弓至头顶的血管图像，为临床诊断颈部动脉起始部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及脑血管硬化、狭窄、闭塞、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在64排螺旋CT中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与手动触发技术两种启动方式在头颈联合CTA中的应用价值，为满足诊断需求提供满意的图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2月临床拟诊为头颈血管疾病行64排CT头颈联合CTA成像的患者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A、B组各50例，A组为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阈值设为90 HU），B组为手动触发组。A组50例患者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36～79岁，平均（61.62±11.64）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2.12±6.39）kg。B组50例患者中，男33例，女17例，年龄37～79岁，平均（64.64±10.43）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0.22±5.61）kg。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扫描设备 （1）飞利浦Brilliance 64排CT机（PHILIPS 64 Brilliance）；（2）双筒高压注射器（MEDRAAD STELLANT）。
1.3 扫描参数 管电压为120 kV，管电流为200 mA，球管旋转1周的时间为0.5 s，探测器准直宽度为64 mm×0.625 mm，螺距为0.891。经右肘静脉以5.0 mL/s速率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普罗胺（370 mgI/mL），对比剂注射总量=[体重（kg）×0.7]mL[1]，随后以相同的速率“无缝隙”注射0.9%生理盐水30～40 mL。
1.4 成像方法 扫描头颈部dual像（冠状、矢状双定位像）；选主动脉弓层为监控层面，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FOV为5.0，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A组）阈值设定为90 HU，达阈值后自动触发，触发后使用自动最小延迟时间（Automatic minimum delay，多数为3.6 s）启动扫描程序。手动触发组（B组）根据监控层面主动脉弓层对比剂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从支气管分叉起，由足侧向头侧扫描至顶骨内板下2 cm；经右肘静脉以速率5.0 mL/s注入对比剂。（在头颈CTA中，右臂注射对比剂比左臂注射可提供更高的图像质量[2]。）
重建层厚为0.9 mm，重建间隔为0.45 mm。将数据传入后处理工作站，进行3D容积重建（volume reconstruction，VR）和曲面重建（cured planar 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显示血管，进行分析。
1.5 数据采集 观察时间-密度曲线，记录监控时间（Time since injection）即从注射对比剂到触发扫描前所用的时间。图像质量判断标准：将头颈联合CTA图像质量分为3级：1级为血管显示良好，边界清晰，无运动及对比剂伪影，可明确诊断；2级为血管边缘模糊，对比剂欠佳或有轻度对比剂伪影（如颈静脉和大脑静脉窦回流静脉污染等），但可以诊断；3级为血管模糊，对比剂充盈不良，运动伪影或对比剂伪影严重，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剔除不成功及显示欠佳的图像，分别测量主动脉弓层、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大脑中动脉的平均CT值。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两组图像质量比较及各部的CT值的分析进行t检验；对监控时间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监控时间的比较 B组的平均监控时间（13.32±1.63）s明显少于A组的（14.24±1.73）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见表1。
2.2 两组图像质量的比较 手动触发组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6.205，P=0.044），见表2。
3 讨论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SCTA（螺旋CT血管造影）是检查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DSA为金标准，但其为创伤性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一般不作为首选。SCTA安全性好、费用低、定位准确、可靠性高、检查时间短，可作为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首选方式[3-5]。而且头颈CTA在提供血管形态学资料的同时，能清楚地显示钙化斑块和软斑块，为临床诊断头颈部血管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据，故SCTA这项技术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6]。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Bolus）是目前CTA检查的主流，但该技术易受ROI标记的误差、触发阈值的不确定性、对比剂注射速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阈值、注射速率确定的情况下ROI的精确标记是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成功的关键[7]。本研究A组中有3例的图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其中1例是由于患者在监控过程中头部偏移，致使ROI大部分面积移出监控层面，导致触发延后；另1例是由于技术员把ROI错标在监控层面夹层动脉瘤的假腔内，导致触发失败；还有1例是由于ROI标记的部位疑似钙化，导致触发过于提前，扫描失败。触发过于提前或过于延后会导致自动跟踪触发成像的失败。手动触发技术则无需标记ROI，不受是否达阈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只需在对比剂开始注射后观察监控层主动脉弓层对比剂的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此技术有效避免了提前或延后触发。从表1、2可以得出手动触发组的成功率及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而且缩短了监控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但此技术要求技术员对成像过程熟练，操作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触发应对及时。
文献[8-9]报道，血管成像中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对比剂浓度的CT值约为370 HU。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导致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CTA检查对血管壁斑块的敏感度很高，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邻近管腔狭窄的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估[10]。CTA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血管管腔内造影剂浓度高低，这主要由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决定[11]。本研究是在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表3说明两组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的平均CT值非常接近370 HU，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践证明，在头颈联合CTA成像中，自动跟踪与手动触发技术均能获得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见图②、④），但手动触发技术获取图像成功率更高，50例无一例失败，而且监控时间更短，可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没有经验的技术员可采用手动触发与自动跟踪相结合的方法，先按自动跟踪方法设计好程序，注射对比剂时，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而ROI的CT值尚未达阈值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图③）；如判断失误，未能手动触发也可等ROI的CT值达阈值时自动跟踪触发扫描（图①）。
参考文献
[1]叶佳国，方华盛.64排螺旋CT头颈联合CTA扫描方案的优化[J].淮海医药，2013，31（6）：484-485.
[2]臧晨宏.左臂和右臂静脉注射对比剂对头颈部CTA图像质量的影响[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0，16（4）：667-668.
[3]张丽君，王金勇.颅脑血管病变的SCTA与DSA诊断价值对比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33）：93-95.
[4]方传刚，武红斌，许成岗.64层螺旋CTA与DSA在颈内动脉狭窄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1，8（25）：108-109.
[5]梁长虹，赵振军.多层螺旋CT血管成像[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37.
[6]周康荣.螺旋CT CUJ[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257-258.
[7]陈平，吴发银，郑庆生，等.64层螺旋CT在头颈部CTA扫描方案中的优化设计[J].安徽医学，2011，32（4）：504-506.
[8]费晓璐，李坤成，严汉民.冠状动脉CTA成像中高对比剂增强效果对狭窄成像准确度影响的量化评价研究[J].中国医疗设备，2008，23（10）：144-147.
[9]崔燕海，黄美萍，梁长虹，等.64层螺旋CT冠状动脉CTA对比剂浓度选择优化[J].临床放射学杂志，2008，27（12）：1753-1757.
[10]钟俊锋，李云霞，钟兰生.64排CT在头颈钟CTA中最佳扫描时机探讨[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12，28（3）：579-581.
事实是，在今年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各种不确定性远超预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季度能够获得7%的增长，已属不易。这绝不是一个很差的数据，而是在中国经济现有的各种制约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漂亮的数据。无论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期，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还是金融危机演化的基本逻辑而论，当前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7%以上，是一个现有的经济增长潜力下中国经济可以达到的很高的速度，如无水分，应该为这种速度喝彩而不是沮丧。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而是7%的速度能否持续！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困难。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专栏文章中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难题”，而不是增长本身，境界和视角远高于国内很多就事论事的专家。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的确不是速度本身，而是在旧的引擎逐渐熄火的情况下，经济缺乏新的拉动力。
从数字看：其一，制造业仍然处于调整状态，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涨幅只有5.6%，增幅创下最低纪录，远低于1到2月份6.8%的低点。和过去几年比，这个数字几乎腰斩。其二，作为中国经济风向标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同比名义增长只有13.5%，低于去年13.9%的增速，创下14年来的最差表现。其三，尽管政府对房地产采取了强有力的救市措施，但房地产投资、销售继续滑落，3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8.5%，多年来第一次跌破两位数的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暴跌18.4%，而商品房待售面积64998万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其四，进出口同比下降6.0%，其中三季度出口更是暴跌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出现了9年内的最低增幅，同比名义增长只有10.2%。最后，“克强指数”表现疲软，14日的金融数据显示，3月末，M2同比增长11.6%，较2月末和去年末低0.9个和0.6个百分点;更能反映经济活力的M1同比只增2.9%，较2月末和去年末低2.7个和0.3个百分点。而铁路货运量1至2月份累计同比下降9.1%，已经连续15个月下跌;用电量增速继续下滑，2月中国全社会用电同比下降6.3%。这些数字意味着，尽管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无论是楼市，还是投资、出口，以及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都尽显疲态。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无论政策的鞭子如何抽打，都已经跑不动了。无论如何修补，希望靠投资、出口、房地产以及尚未升级的低端制造业拉动中国经济这架巨型飞机继续飞翔，已经属于不可能的任务。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