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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132-02
如何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机结合一直都是困扰全世界的难题。在这方面国外累积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以入职一定年限的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研究
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之一即是其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但这一点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检验，因此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以毕业多年以后的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研究项目。例如在英国，Kate Purcell（2005）等人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项针对入职一定年限的毕业生的纵向调查研究。课题组从全英38所大学里分别毕业于1995年和1999年的两个大学生群体中随机抽取了代表性样本，采取邮寄自陈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于前者分1998年和2002年两次采集数据，后者则于2003年采集数据，同时还辅以深度访谈了解毕业生们的想法和感受，总计调查了17000多人次。研究者详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准入资格、大学生的可雇佣性、毕业初期的工作情况、影响求职的因素、初期工作经历所带来的收益、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优劣形势、继续教育的必要性、完成大学教育所需的经济条件以及从高等教育中所能获得的总体价值等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研究者证实了在“大学生工作”（graduate job）（注：指以获取高等教育经历为条件的职业，后者相反）和“非大学生工作”（non-graduate job）之间的确存在各个方面的质性区别，例如准入资格、所需技术、责任与义务等。另外，欧盟也完成了两项类似的研究，一项是从1998年到2000年开展的名为“高等教育之后的职业：一项欧洲研究成果”（Careers after Higher Education：a European Research Study，简称为CHEERS）的项目，针对来自于9个西欧国家、2个中东欧国家（挪威、捷克共和国）、1个亚洲发达国家（日本）的超过36000名已工作四年的大学毕业生收集了调查数据，以此探索这些地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并进行地区差异的比较；另一项名为“知识型社会中的灵活职业者”（The Flexible Professional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简称为REFLEX）的项目也针对欧洲各国2000年毕业的大约40000名大学生在毕业五年以后的职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该研究项目以“灵活职业者”（the flexible professional）为核心理念――即知识型社会需要的是拥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意而且能够承担哪怕并非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挑战的“灵活职业者”――探索了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大学生所需能力方面的作用及如何解决高校、企业、大学毕业生三方关系中的矛盾等问题。这些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基于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在解决如何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运作的问题方面做出了前瞻性成果，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大学生国际就业形势的数据。
二、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
相对于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研究而言，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实施难度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而且这样的研究项目往往与前者不同步，因此难以综合二者的成果。综合起来，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个特点：一是实施主体日趋权威化，包括各所大学监管本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部门乃至一些国家公共机构。如VanderHeide（2008）调查了298名企业雇主对加拿大MacEwan大学毕业生的评价，又如Peter D.Hart研究协会（2008）为“美国大专院校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持的针对301名企业负责人的调查。二是研究内容日趋深入化，由于多种调查方法的运用，许多研究在质性分析与量化考察方面皆备，因而其研究结论非常有深度。如Purcell等（2002）受“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的委托对分属于英国七大地区的87所公司企业进行了质性研究。总的来看，企业的需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数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
三、研究前景和展望
纵览当前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第一是打破传统问卷式调研方法的局限，通过长期性的、参与式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和掌握某一企业甚至行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准确定位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在这方面，研究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政府的大力倡导、企业的通力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已成为一种产业化链条。第二是加强大学生可雇佣性培养的教育模式研究。大学生可雇佣性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及素质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在国际教育领域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道德品质及灵活的适应性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仅在发展个体的基本知识及技能方面有较为突出的成果，因而还需深入探讨如何改革教育内容及方法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第三是加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国际化合作。从上述国外成果来看，外国研究者在国际合作方面已取得了较大成就，而我国的许多研究尚处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阶段，因而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缺乏权威性和应用性。通过扩大该领域的学术交流，我们可以在诸如毕业实习、社会实践项目的操作以及如何将大学生可雇佣性培养融入课程教学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有益经验。
总之，目前国外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要将其借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还需要更多本土化的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Purcell，K.，Elias，P.，Davies，R.，& Wilton，N.The class of '99：A study of the early labour market experience of recent graduates （DfES Research Report No.691）[Z].London：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5.
[2]CAREERS AFTER GRADUATION - AN EUROPEAN RESEARCH STUDY （CHEERS）[EB/OL].2007.http：//uni-kassel.de/incher/cheers/index.ghk.
[3]Jim Allen，Rolf van der Velden.The Flexible of Professional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REFLEX Project[Z].The Netherlands：Research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Maastricht Univerity.2005 .
[4]VanderHeide，T.Employer survey report[Z].Edmonton：Grant MacEwan College.2008.
[5]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Inc.（2008）.How should colleges assess and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Employers' views on the accountability challenge[Z].Washington，DC：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博雅教育、近性人文主义和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等阶段，以人为本的核心渗透了现代教育思想，语言教学也不例外。二十世纪是人文语言教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学思想从教师为中心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涌现出大批的人文主义教学法，具体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学生的自我实现。
一、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与发展
在古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平衡发展而健全的人。古罗马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教育上着重于利用文化来陶冶一个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兴趣原则”、“亲身经历”、“适应个性”和“社会竞争”等教学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维多里诺及荷兰的伊拉斯谟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导博雅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的人。20世纪下半叶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和创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张“课程人本化”，“强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的心理气氛”，提出“学校为学生而设，教师为学生而教”的学生中心理论。
在“人本化教育”逐渐走向极端并受到社会舆论质疑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概念：“科学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关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实现［1］。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没有变。目前，中国提倡素质教育，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二、 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法
1、人文主义与语言教学结合的基础——认知与情感的需求
语言教学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义跟英语教学的关系由来已久”［2］。16世纪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语言教学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认为，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就是用文学去铸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来，拉丁文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精华，而且语言风格优美典雅，是铸造儿童心灵的最好的材料。
当代科学研究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认知是情感发生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实证研究表明，诸如记忆、思维等人类认知加工过程都受到各种情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约翰·舒曼，情感和认知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戴马西也断言： “我们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 所以，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极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语言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来对待，既要扩展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加强情商的培养。
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情感因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在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和气氛，学习者只有在放松和协调的状态下才能最有效地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语言活动中认知与情感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认知结构的科学和心理的研究，现代语言学家积极推动人文思想与语言教学的结合，产生了不少人文主义教学流派。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流派
人文主义教学思想认为，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全身心的参与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罗杰斯在1969年就于《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概括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与之势［4］。
较明确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出现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论，开创了听说法。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外语教学中学生本身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强调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最典型的教学流派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罗的“沉默法”，美国的教育家库兰的“集体语言学习法”，保加利亚人罗扎诺夫的“暗示法”等。虽然他们所提倡的教学形式和课堂活动全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学生看成既有智慧又有情感的完整个体，重视学生自我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常被统称为“人文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教育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能力，90年代则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主义心理学、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便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根据教授观点的差异，人文主义教学流派又可以分为浪漫人文主义和实用人文主义。
浪漫人文主义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学生发展自我。课堂教学应主要关注学生情感，经历和观点。学生要学的东西就在他们自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即是所有的教学活动的目标，无论是语法练习，考试和翻译，都是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当教学过于关注学生个人经验，学生接触到的语域和语体相当有限，所以这一教学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实用人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态度，调整自己教学方法。教师应让学生发展和展示创新与合作能力， 学会表现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协调。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教师对学生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还认为，过分强调人文方法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关注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决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即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技巧的掌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学生最重要的还应发展语言能力、记忆、动机和认知能力。
现代外语教学实践中，人文思想已经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许多教学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认知教学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具体操作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实用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现。
三、人文主义语言教育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过大学英语一直以大班为主，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考试为目标，尤其是全国性的
四、六级考试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风向标。这造成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标准过于理性化，教学过程重知识传授，轻学生需求，尤其是个体发展的需求。这与人文思想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外语教学中提倡人文教学势在必行。
加强课堂教学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语教学的瓶颈，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加强人文性，要注意：
（1）正确理解人文教学法的含义。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指导作用必不可少，课程目标不能取消。人性化与语言教学不是格格不入的。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在个体主观意志的调动下积极地语言习得。
（2）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教师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观，指导学生意识到个体发展的需求，既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3）恰当组织课堂教学。教师要勇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提问，变被动为主动。课堂形式要多样化，促使学生动手又动脑，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商和情商。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得到表现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 Edgar Faure et alLearning to Be [C] Paris: Unes
co， 1972.26。
[2] 范琳，试论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1):58-62。
论文关键词：IPO短期抑价，信息不对称，行为金融学
新股发行的短期抑价，是指新股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定价较低，而在股票首日上市交易时价格较高，投资者认购新股能够获得超额报酬的一种现象。Reilly 和Hatfield（1969），Stoll 和 Curly(1970)以及Reilly（1977）等学者首先研究了IPO问题。他们通过研究发现，IPO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格相对于发行价格而言出现了系统性的上升，且上升幅度远高于同期的基准收益率，即参与新股发行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出市场正常水平的超常回报，从而产生了短期抑价。IPO抑价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国IPO市场。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新股发行抑价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中几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还足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都存在着显著的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因此又被称为“IPO抑价之谜”。有关IPO短期抑价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破解这一“IPO抑价之谜”行为金融学，国内外的学者们给出了许多的理论，包括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方面的解释等等。本文拟从现有的各种解释IPO抑价的理论及对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研究两方面对国内外的IPO抑价研究加以综述。
一、国外关于IPO抑价现象的理论解释
对于IPO抑价现象，自从Ibbotson(1975)因不明其理而以“谜”称之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会融学家纷纷投入大量的精力，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IPO抑价的行为。国外学者对于“抑价之谜”归结出以下假说：
（一）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
1.胜利者的诅咒假说
Capen、Clapp 和Campbell (1971) 首先提出 “胜利者的诅咒”概念，他们认为，在任何拍卖活动中，拍卖物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胜者通常是对拍卖物定价过高的人，所以，拍卖物的收益通常低于正常收益。Rock(1986)提出定价过高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发行人陷入“胜利者的诅咒”。发行公司对IPO的市场价值不确定，但是又必须确定发行价格。在有信息的投资者和缺乏信息的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与有信息的投资者的报价相比较高，其认购 IPO的机会大于有信息的投资者，这就将面临“胜利者的诅咒”。为了吸引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发行公司必须使IPO定价偏低。所以，IPO上市后的市场价值越不确定，IPO定价偏低程度越大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2.市场反馈假说
Benveniste 和 spindt(1989)假定发行人使用簿记机制收集投资者需求的真实信息，如果需求强烈，发行人就会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发行底价。如果潜在投资者知道其表示支付一个较高价格的意愿将导致一个较高的发行底价，那么他们将要求得到回报。为了让投资者显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发行人必须提供更多的股份并以适当的折价来激励表明愿意以较高价格认购的投资者。发行人给予投资者的抑价就是为了得到潜在投资者真实意愿而付出的补偿。
3.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
Baron（1982）提出投资银行的买方垄断假说。他假设承销商与上市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承销商比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有关发行定价方面的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委托人)不能很好地监督承销商(人)在股票发行过程中的行为，这样承销商就会利用他们对市场的专门知识低估发行的股票，减少承销商在承销该股票时的风险，树立较好声誉，获得客户的青睐。Muscarella和Vetsuypens（1989）发现当投资银行自己发售时行为金融学，他们同样会低估股票，而且低估程度和其他相似的IPO公司一样多。
4.信号假说
由Allen和Faulhaber(1989)，Welch和 Grinblatt 和 Hwang (1989)分别建立了各种信号显示模型。这一模型是基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这一模型中，假设上市公司了解其自身价值高低的有关信息，而投资者无法知道公司的真正价值，优质公司为了把自己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必须向投资者传递一定的信号，因此他们会采取抑价发行新股以吸引投资者。IPO低价发行的损失可以在等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正价值后的后续发行中得到补偿或者在后来增加分红来得到市场的认同；而差的公司要模仿高价值公司，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因为若开始采取低价发行的方式，在随后的发行中将得不到补偿，即业绩差难以在以后的增发中高价发行。
（二）基于制度的解释
1.诉讼回避假说
承销商承销股票的过程中，为了使发行成功，保证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往往倾向于保守定价，造成新股抑价发行。Tinic(1988)指出，由于法规要求发行人及其上市的中介者必须充分地披露公司的有关信息，但又没有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而且监督核查的成本很高，难以充分实施，这就使承销商承担的风险较高。因为只有那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才会提起诉讼，为了避免上市后股价跌破发行价带来的市场压力，承销商有意识地低估股票的发行价格，确定较低的发行价格以减少他们的法律责任。Hughest和Thakor(1992)又提出了几个与法律诉讼威胁相关的定价模型。而 Drake 和Vetsuypens (1993)的研究表明法律责任考虑并不是大规模 IPO 抑价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法律诉讼并不明显，但其抑价程度却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得多。
2.价格支持假说
认为新股折价并非发行人事前有意为之行为金融学，而是事后价格支持行为所造成。新股定价于市场的期望价值，然而新股上市后如果价格有可能跌破发行价，则投资银行介入市场操作以支撑价格，这样造成一个平均超额首日回报的假象。
3.税收利益假说
Rydqvist(1997)研究了税收政策对IPO折价的影响。Rydqvist发现，税收政策可以解释瑞典的新股首日超额回报现象。瑞典在1990年以前，工薪收入的税负比资本收入要重。为了避税，企业倾向于分配给员工资产以代替工薪，抑价的新股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1990年，瑞典政府要求与抑价相关的收入纳税，这一政策导致新股抑价从1980-1990年的41％下降至1990-1994年的8％。
（三）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1.攀比假说
Welch（1992）提出从投资者心理的角度来解释IPO溢价现象，他认为投资者普遍有很强烈的从众心理，即在做投资决策时常常会观察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并做出相类似的行为决策。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无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对此IPO拥有信息上的优势，他也不会认购；如果一个投资者发现有人愿意认购IPO，即使该投资者缺乏对此IPO的信息，他也会认购。为了避免由于缺少投资者购买导致的IPO发行失败，发行商通常会降低IPO定价，以便吸引第一批潜在的投资者，产生攀比效应。
2.所有权分散假说
Booth和 Chua（1996）认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才会有助于其价格发现，而流动性需要通过大量投资者交易该股票才能实现。发行人故意压低新股发行价格，为的是造成投资者对新股的超额需求，从而使公司拥有大量小股东，这种分散的股权将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从而防止公司被收购，降低公司外部对公司管理层所造成的压力行为金融学，提升企业的价值。Brennan和Franks（1997）认为通过低价发行使投资者对股票产生过度需求，可以避免上市公司股票的大部分被少数人持有，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程度越低，其股权分散程度也就越低。
3.投资者情绪
Ljungqvist，Nanda，和Singh(2004)认为，存在卖空限制的新股市场，乐观投资者决定了股票价格。乐观投资者对公司的前景和后市的发展抱有非理性预期，从而愿意付出高于股票内在价值的价格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发行人通过机构投资者将股票售于分批到来的乐观投资者，而因为发行价存在高估，持有股票存货是有风险的，抑价销售是对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补偿。
4.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的解释
Loughran 和 Ritter(2002)认为，在新股发行时，发行人将其参考点锚定在注册时上报字文件的中点。如果上市日收盘价高于此参考点，则由于发行人通常继续持有大股份而感到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发行价低于上市同收盘价归结为损失(因为，可以上市日收盘价发行)，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则发行人会感到心里满足，从而对销商对新股的定价感到满意。而承销商通过折价创造超额需求，会导致机构投资者为申购到更多的股份而进的寻租行为。机构投资者的寻租行为往往给承销商带来更多额外收入，因此，承销商通常倾向于抑价发行。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理论研究
（一）西方抑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杨丹和王莉（2001）选取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发行的225只新股为样本对Rock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新股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发行前的市场状况等变量，均具备显著的解释能力行为金融学，即我国的股票发行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胜利者的诅咒”假说在我国市场是有效的。Liu Ti（2003）对“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市场反馈”假说和“攀比”假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样本选取1999至2002年发行的354只新股，结果证明“胜利者的诅咒”假说、“信号”假说和“市场反馈”假说在中国股市上并不具备实用性，“攀比”假说对新股超额收益现象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认为我国股市的超额回报现象主要是二级市场价格过高造成的。靳云汇和杨文（2003）将1996年至2001年期间沪市新股以发行机制不同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检验了新股发行的先验不确定性假说、投资银行家的买方垄断力量假说、信号假说、投资者情绪假说等理论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每个假设仅取一个变量），发现各种折价假设的解释能力在不同的发行机制下存在显著差异；并考察了模型结构的差异性，结论是，新股折价解释模型在三个阶段经历的结构变化是由发行制度的变化引起的。但其仅通过模型在不同机制下的解释能力不同来说明结构的变化，实证验证结果的使用性并不理想。
（二）我国股市IPO抑价的其他理论解释
王晋斌（1997）用一元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新股超额报酬的因素，认为传统的解释变量,包括风险(股票上市后价格波动的标准差)、股利、发行规模、公司规模、宏观经济景气(用股票市场指数衡量)、中签率以及承销方式等 ,都与新股申购的超额收益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认为新股过高的超额收益可能?怯捎谥泄特有的发行制?(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审批制度)等引起的。陈工孟、高宁(2000)认为A股市场的发行溢价是企业经营者的有意策略，溢价幅度与上市滞后风险(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未来发股票与否显著相关，信息不对称及其他风险因素则并非主要的解释因素。汪宜霞（2007）为解释我国IPO的首日超额收益及其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她认为IPO首日超额收益可分解为一级市场抑价和二级市场溢价。一级市场抑价是指由于发行价格低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二级市场溢价是指上市首日收盘价格高于内在价值而带来的收益。信息不对称和发行监管会造成发行抑价，而在卖空限制存在的情况下，噪声交易者带来的市场无效性会造成二级市场的溢价，利用这两种因素共同解析上市首日超额涨幅及其股市长期表现不佳的现象。
参考文献：
[1]赵林海.股票IPO抑价问题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9)
[2]王晋斌.新股申购预期超额报酬率的测度及其可能原因的解释[J].经济研究,(12):17-24.
[3]陈工孟,高宁.中国股票一级市场发行抑价的程度与原因[J].金融研究,2000 , (8).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摘 要：按照西方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的研究，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财政学专业建设应以对政府行为及活动的研究为中心，兼顾对学生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公共财政；财政学专业；国外理论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向社会延伸的方案设计与实施”（编号：686）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阳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沈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2014-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教学理论研究。
一、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有两个：资源的运用和收入分配。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称他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如小政府的观点，轻税的观点，税收公平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也对后来的财政学教学和课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被视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雏形，内容非常全面，现代的政府支出理论、税收理论、公债理论、国家预算理论等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痕迹。另一位财政领域的巨星，现代宏观经济学创造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凯恩斯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失业严重，解决的办法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猛烈砰击凯恩斯。当国家大量投资时，经济没有刺激起来，物价反而上涨迅猛。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象，人称“滞胀”。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后，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公共财政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道尔顿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更有别于其他人的观占，认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标志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学与政治学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二、财政学本质研究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按照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一些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会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政府的目标是以各种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效率增大。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财政学，主要在于发现财政活动的规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政府应向私人学习”的解释，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产业部门，只不过其具有特殊性。
三、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新的财政学科，新的课程建设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课程出现过三次改革浪潮，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为第三次改革。总体来说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称为“作为学科知识的科学”时期，目标是培养科学家，课程设置的导向是为新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课程改革的焦点是学科知识的现代化、结构化。第二次改革称为“作为相关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将科学作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课程改革的焦点是理解理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改革称为“作为不完善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缩小计划课程与实际实施课程之间的差距，其焦点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对科学知识形成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斯巴达国王男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时，国王说：“他们应当学习他们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说明西方国家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渊远流长。日本京都大学校长Kazuo OIKE在谈及课程建设目标时表示希望“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认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让优质的资源拥有者采取措施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卡内基梅隆自2002年就启动了“开放学习项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过建设一个共享的平台改造传统的课程。
四、总结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财政学科经历的这种漫长的演变，使财政学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全新的时期。按传统经济理论，财政学产生原因的是政府为筹集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资源的配置、充分就业、保护环境和稳定发展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的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
财政学课程建设问题的研究是资源运用的范畴。从学生角度来看，就是如何用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学这个平台发挥自已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 教学改革 研究现状
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理论
就业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和现代就业理论。
（一）传统就业理论
传统就业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传统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非自愿性”的真正失业。因此，传统就业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要素市场调节，这种观点在现实世界显然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
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会就业平衡经常处于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拉动需求，以实现促进生产、提高就业的目的。
（三）现代就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滞胀”现象引发了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批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失业问题与30年代有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量失业，而是一种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业。为此，提出应实行积极的人力政策，重视对劳动力的再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以及通过多种综合治理政策增加就业需求。
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研究
1.群体特征。作为一个受过较长期教育的特殊群体，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受个体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与大专生、技校生相比，大学生在知识的深度、广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有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有一定工作经验或参与实际项目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求职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考虑未来发展方面，与高中毕业时相比，大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对职业发展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因而求职目标更为明确、心态也更成熟。最后，随着我国高考制度对学生年龄限制的放宽，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需要考虑家庭、婚姻等生活上的现实问题，受婚姻家庭等牵绊的压力较大，这也限制了他们在就业去向上的一些选择。同时，由于投入了较多的教育成本，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比较高，这主要表现在：对单位性质、薪水待遇、工作岗位、专业的对口度、就业区域等方面要求较多。
2.个体特征。大学生对自身认识定位不足，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着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学生总是拿身边同学的就业标准来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单位非常适合自身发展，但因与他人选择的单位做不必要的比较后，也会彷徨放弃。事后却又后悔不已，导致一些毕业生落聘。第二，自负心理，一些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所从事的工作也应是社会中高层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从基层做起。这种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学生择业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诱因。第三，功利心理，许多大学生把追求优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业发展机会、社会人文环境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自己择业的首选目标，对县以下和西部地区则持漠视态度。在国家需要、发挥个人专长与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之间存在两难选择时会不知所措。
（二）大学生就业现状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大学生就业的整体形势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需求旺盛，从长远来看整体就业形势好，如屈百达（2004）通过对中美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美国的大学生就业己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大学生失业与滞后状况加剧，越来越多的新毕业大学生不得不从事低层次简单劳动。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要好得多，不过某些学科、专业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现就业难的苗头。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高校本科毕业生普遍性就业难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2.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和行业流向的研究。宁小华（2002）指出，大学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在学校所在地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大学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对比较少。另外，在行业流向上，大学生的就业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学历层次的金融单位为主，国有单位依然是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吸纳单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非国有单位就业已经逐渐成为今后的趋势。
3.关于大学生择业观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择业和择业期望值都比较高，而且他们的年龄较大，已经是成人，有些还存在婚姻、家庭问题，因此择业心态也更为复杂。还有学者指出，当今大学生择业观出现了趋于功利化的现象，许多人对功利标准的追求强于对事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的愿望，过分突出自我，片面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忽视对社会的贡献，注重经济效益，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大学生就业市场研究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变过去“统包统分”的分配体制为“由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由此确立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王春莉（2007）指出，大学生就业市场看“实力”不看“标签”，即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在选用人才时不单要看学历和身份“标签”，更要求应聘者具备企业所需要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主体发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资机制不健全、运作不规范等问题，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发挥市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人因素，由于自身学习周期的加长与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比较高，从而影响到个人就业。第二，学校因素，重视专业教育，忽视思想教育；忽视与用人单位的联系，缺乏必要的就业指导，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学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价值观会对对大学生的择业观产生较大影响，一般来讲，家长文化程度愈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进就业或者人才流动方面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大学生就业所造成的影响。
（五）大学生就业政策建议研究
关于就业政策建议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实证研究，通过对部分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因素，给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纪军、杨鹰（2008）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几个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六）大学生自主创业研究
“以创业促就业”的大学生就业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学生具有“心理素质趋于成熟；社会阅历丰富；拥有一定的启动资金；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等优势条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高层次人才的创业将成为我国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能力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国外高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教学改革措施
（一）英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英国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一直走在国际前沿。他们研究得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个体影响因素方面，所学专业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专业的就业差异非常显著。专业对进入工商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影响不如对学术单位的影响大。其次，所就读的院校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如牛津、剑桥是英国传统的名牌大学，其大学生就业前景比其它大学好得多。大学生所获得的学位级别与其就业机会也有关系。再者，大学期间所学的学位课程实用性较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适应面就广。
（二）美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美国的大学生教育体现为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与培养目标多元化相对应，美国大学生培养模式也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专业式、协作式和以课程学习为主的教学式三种。专业式适用于培养教学科研型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协作式适合于应用型、开发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教学式则适合于专业学位教育及研究生课程教育。三种模式相互补充，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此外，由于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加之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大学同企业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强，美国一些高校改革大学生培养模式，把教学、科研与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工商界所需各类人才，毕业后直接进入其合作企业中就职，或与企业界建立教育联合体，合作培养研究生。斯坦福大学就是通过与市场、企业紧密协作，创造了“硅谷”奇迹，成为高科技时代大学与产业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日本的大学也敏锐地意识到，在21世纪，人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科学技术与人类之间的接口问题，单靠对科学的探索和高新技术的开发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人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科学新思想的支撑，因而探索并创造了一种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垒的跨学科教育，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工学研究生院。该院以“创造人类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的社会”为理念，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群”为研究对象，以“新的理学”、“新的工学”为特色，创设了新的专业与课程体系，着力于新领域开拓。总之，该院毕业生输送到社会中，已不仅仅限于谋取一个职位，而是能够通过其理念与研究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为全球作贡献。
结论
从上述研究内容来看，关于我国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相关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方面为主，对大学生就业缺乏系统性、逻辑性与前瞻性的认识。虽然也对个人、学校、社会三方面作了分析，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思想教育工作者关注的是大学生择业观念的变化；日常管理者关注的是大学生培养质量与就业的关系；就业指导工作者关注的又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等。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把大学生就业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总体对策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及时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科学地提出应对方法，不仅对于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促进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充分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刺激本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大学生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非常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屈百达，白瑞林.美中理工科研究生就业对比及其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1）
2.宁小华.“极点”对大学生就业地区流向的影响[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2（8）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1.1 组织绩效水平与高管继任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